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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1
在此书前面，有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的《序》说：“存明在别人研究的‘误区’中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非常有价值的，难能可贵的，显示了存明的学术探讨的勇气与锐气”。（P2）作者在书的《后记》中谈到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与意义：“我开始的想法是对灵感思维做一次历史发生学的探讨，并以此作为理论体系，透视出原始文化产生的思维机制，分析中国文明的特征，并勾画从原始宗教灵感向艺术灵感转移的作为审美文化的历史过程。”（P347）
原来这本书探讨了一种“灵感思维”的形式，并把这种思维作为文明创造的基础，详细分析了灵感思维表现出的文化智慧，并根据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剖析了中国灵感文化的谱系学。
在10年前，我写作博士论文时，就仔细研究过这本书，对书中阐发的思想观点感到震惊，今天重读此书，感慨万千。作者在书中阐发的思想并没有过时，经过20年的沉淀反而使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更加凸显。此书对我们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极大的启发作用。下面分三点加以解读。
一、一个历史之秘的求解
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有O大的创造力，这个创造力与人类的思维密切相关，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现象的概括与反应过程，一般认为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灵感”思维。钱学森说：“除抽象（逻辑）思维之外，还有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
关于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已经有大量的人在研究并且基本上建立了一套可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模式。但是关于“灵感”（顿悟）思维的认识就不同了，从古到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灵感思维与原始文化》一书，不畏艰难，从人类文明的长河中，追溯了“灵感”说的来源并分析了对其存在的误解，从中外哲学史、美学史上对灵感问题的探讨中寻求“灵感”观念产生的轨迹，并把其放在人类的宗教史、文化史、心灵史上加以考察。作者认为“灵感”是原始人一种独特的思维，是原始人认识世界、观照世界、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不同于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第三种思维”，而且是前两种思维的基础。灵感思维不仅仅是一种心灵活动，而且渗透于原始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者的这一立论，是建立在大量实证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我们看到作者从古希腊的灵感说，追溯到现代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的考察上，并根据哲学史、思想史、美学史的发展把其概括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是古希腊的“神赐灵感说”，18世纪以后以康德为代表的“天才论的灵感说”，20世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流行以后的“潜意识天性论的灵感说”。
经过作者这样全面地全方位对“灵感”的追踪，灵感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就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灵感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有自己的一些特征，主要表现在这种思维带有极强的感彩，并通过幻想的表观运行方式来进行，带有直觉性、感兴性的特征，往往是在神秘的文化氛围中被激活；带有信仰的痕迹，往往通过宗教的仪式及神圣体验而得到确认。今天经过科学理性的分析、过滤掉“神秘主义”的灵光，灵感则成了经过长期努力探寻，在潜意识领域形成的观念成果突破进入了意识的领域并被心灵所捕捉，就是一种心灵的顿悟与开窍，思想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澄明之境。由无穷无尽的灵性闪光而形成的创造性，便形成了人类文化创造的大海。
二、灵感的文化谱系
灵感既然是一种最原始的思维方式，并且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母体。那么灵感的根源就扎根在人类极其古老的文化之中。著作认为灵感思维的原型体现在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观的信仰中，柏拉图的“神赐”灵感学不过是远古一种思维形式的遗留物。
《灵感思维与原始文化》一书，深入地研究了思维与文化的对应关系，并且揭示了文化史上原始宗教、神话、图腾、巫术、祭仪等在灵感思维中表现出的文化智慧，透视出福柯知识考古学所描绘的中国古代灵感文化的谱系，这个谱系就像一棵参天的大树，在不同年轮的枝杈上会生发出不同的支系及枝叶。
作者在论述灵感文化的谱系时，广泛吸收了学术界的成果，如作者研究了泰勒《原始文化》一书中的“万物有灵观”，弗雷泽在《金枝》中的巫术观念，吸收了法国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的学说，探讨了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卡西尔的“神话思维”等理论成果，并把这些理论成果消化后把原始人的思维概况为“灵感思维”，通过对灵感所形成的原始文化的探讨，把巫术、宗教、神话、仪式、艺术等创造活动，都放在了灵感思维的框架下进行分析，揭示了人类原始文化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原始文化表现出来的谱系结构。
长期以来，对原始文化的研究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中进行，人类学家研究的内容涉及一些人类早期最神秘的东西，灵感思维理论的建立，在人类思维学的基础上，揭示了原始文化存在的思维基础。著作对从神秘主义到科学的兴起，从宗教灵感到艺术灵感的演化的探讨，使我们看到了文化演化的谱系，诸如从巫术到医学，从占星术到天文学，从炼丹术到化学，从禁忌到道德，从神话到哲学与文学，从图腾信仰到原始兴象，从宗教仪式到戏剧的起源，从神话思维到艺术思维。
三、中国的灵感文化
作者从灵感思维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研究了中国文明的特征，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的历史根源的探讨，著作提出了“中国灵感文化”的概念，并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古老性，而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在现代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人类社会不断现代化的今天，中国文明不是逐渐衰亡，而是在新的形势下有重新复兴的历史趋势。
研究中国灵感文化，对于认识中国文明的特征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以及今天的一些学者认为，构成中国文化根底的是儒道和后来传入的释家，该书认为这都是文明蔚为大观以后的事，中国文化在其原始阶段，就是一种灵感文化。因为儒、道都源于一个更古老的民间巫术礼仪文化，中华民族在其整个历史发展中，不是排斥远古的文化，而是在新的文明中保留了其古老的因子。
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欧洲园林；生成期；比较
1 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从殷商至秦汉，中国古代社会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园林形式是“囿”，是阶级分化之下统治阶级享乐的产物。中国古典园林是封建农业经济、封建集权政治的产物，而欧洲园林主要孕育在奴隶制阶段，除了古埃及，欧洲的经济更多地依托于贸易、航海等方面。客观地理环境导致了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冲突、契约式政治以及文明的相对独立。在中央集权的政体之下，中国和古埃及的宫苑、祭祀性园林都有明显的中轴线并相互对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都有极强的扩张性和好战尚武的特征，在联邦政体（主要指古希腊）以及民主思想的共同作用下，古希腊没有出现东方那种等级森严的大型宫苑，但是由于数学和美学的发展，古希腊和古罗马园林也强调均衡、稳定的规则式园林布局。
总体而言，殷周时代，奴隶主贵族的宫苑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滥觞，也是皇家园林的前身。秦汉整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大帝国形成，相应的，皇家宫廷园林规模宏大，气魄宏伟，成为这个时期造园活动的主流。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造园主流也是宫苑和贵族的园林。
2 园林分类和艺术风格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逐渐富裕，园林也逐渐由帝王专有向文人和贵族延伸，并最终形成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相辅相成的格局。但是，中国的古代城市建设自周代确立了“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后历经千年，都保持规则式、对称式的布局形态，而园林景观却是自然式的，由单纯的宏观粗放发展为以精致的微观为主，创作的方法由单纯的写实逐渐发展到写实与写意相结合、最终以写意为主；早期的园林以“自然化”为主，逐渐发展为“人工化”，最后被“诗化”、“画化”所取代。在园林的人工要素与自然要素的关系中，早期园林的建筑物是简单地散置在山水环境中，发展为自觉地把建筑布局和山水环境联系起来求得二者的融合，但园林的自然要素始终占主导地位。
欧洲的园林基本由宫苑园林、宗教和祭祀性园林、贵族花园、公共园林几类构成，初期有明显的实用性，如果蔬、香料的种植，后期逐渐加强了园林的观赏性、装饰性和娱乐性。欧洲的园林传统中，尤其关注对自然的“人工化”处理 ，建筑、水体、园路、花坛、行道树、绿篱等，无不展现出井然有序的人工艺术魅力。
由于“民主”和“公共”的传统，欧洲的公共性园林种类丰富，构成了欧洲园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覆盖了体育公园、音乐厅、图书馆、室外花园、学术园林等。中国到了魏晋以后，名山大川、寺庙大多成为文人墨客追寻之所，不论是出现的时间、开放的程度、民众共享度，和欧洲都不能同日而语。
3 继承发展
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晚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但是保存的最为完整的。孔孟传统、老庄精神以及后来的佛学思想，彼此促进，相互借鉴，常演常新，一脉相传。虽然历经春秋战国以及秦末农民战争等战争以及分裂，但是很快就是走向大统一，从整个中国历史而言，统一是主流也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古希腊、古罗马处于西方古代文明的高峰期。事实上，经过武力手段极度扩张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罗马帝国疆域达到顶峰之际，已经表现出维系的乏力，而另一支更强大、更持久的全新力量――基督教则在精神层面接替罗马完成了统一欧洲的任务。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各自有巨大的文化惯性，再加上渗入其中的日耳曼“蛮族文化”，导致它们在艺术上的融合长达1000多年。一场文化的大起大落之后，西方近代文明于对中世纪文明的激烈批判中产生，从而诞生了既继承古代文明又继承基督教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故而，中国园林没有出现欧洲园林那样风格剧烈、复合变异的现象，而是不断传承、缓慢发展。而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像中国皇家园林那样壮丽恢弘的宫苑，却只有以实用性为目的的寺院园林和简朴的城堡园林。
4 总结
由上可知，中国园林和欧洲园林的风格特征都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生产条件上产生的，是宗教风俗、文化传统和人们生活方式的综合反映。总体而言，中西园林在生成阶段，绝大多数都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园林的主流是封闭的，都以追求视觉的景观之美和精神寄托为主要目的，并没有自觉地体现所谓的社会效益或环境效益。造园工作也大多由工匠、文人、艺术家来完成。最终，形成“规则式”和“风景式”两大风格，“规则式”园林在布局方面讲究几何对位关系，着重总体布局的人工图案美，甚至花草树木都要按几何关系修剪成型，实质是一种人为控制的、有序的自然和理性的“自然”。“风景式”风格即中国园林，造园规则中没有明显控制自然的痕迹，着重显示自然的天成之美，表现一种顺乎大自然风景构成规律的缩移和临摹。
参考文献
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3
文明史观认为，整个世界发展呈现出整体多元化和区域统一性的重要特点，在发展研究过程之中，不仅仅应该注意到人类整体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相同性，还应该注意到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发展同时又各具特点，且为人类整体文明发展做出贡献。在文明史观研究过程之中，对于不同类型文明的交流非常重视，尤其是在不同类型文明进入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极为重视。
二、文明史观构建高中历史教学内容
（一）农业文明时期
文明史观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则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阶段。在这两个文明阶段过程之中，政治、物质和精神发展都囊括其中，同时也是高中历史教材必修课程的重要模块。新课标要求当前高中学生在准确把握文明发展过程的历史脉络同时，要求学生了解中外文明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人物、重要事件和关键制度，同时也应该逐步学会利用历史知识阶段现实。当前，新版本的历史教材都是以文明史观的角度便编排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之中，历史教师完全可以利用教材编排顺序为主线进行课堂教学活动，并适当进行调整。在学习农业文明时代阶段之时，以下两个要点必须注意：第一，着重关注中国古代文明。必须承认，世界文明发展的多元性非常突出，不同地域、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出当前精彩纷呈的世界文明。但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于农业文明时代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没有中国传统精彩异常的古代农业文明，同时也就没有雄伟异常的当代中国文明。在学习中国文明过程之中，既要深入了解到古代文明对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不同民族在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在新版本的历史教材编排内容之中，每个文明主线非常明显。历史教师在课堂实践中应该以这些主线为基础进行讲解。例如，历史教材必修的政治文明分为部分，其中政治制度建设就涉及到五大部分，因此历史教师完全可以以此为教材主线。历史进程发展和政治制度演变，促进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当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容之中，主线则应该转变到生产力发展和民族思想文化传播上面。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文明史观涉及到的各个知识点必须精确，简明扼要。例如在政治文明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包含的内容就包含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监察审查制度、国家权力制度以及官员选拔制度等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之中还需要从历史背景、阶段特征、创新改革以及历史意义四个部分予以重点讲解。
（二）工业文明时期
在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笔者对于书本体系进行稍微整理，重新构建。在当前历史教学过程之中，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在相互对比中展开的。在农业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文明后面，意在强调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对于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文明前面，旨在强调西方文明发展对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影响。当然，在大部分的历史教材之中都是按照这一方式进行编排。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利用文明史观编写教材内容，能够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展现出来。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之中，中华文明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高峰，且长期领先于世界；西方文明则在1500年后开始崛起，成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典型，并与近代至今领先于全球。将中西方文明相互对比，进行了解，分析两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之中的碰撞以及代价，更能使得学生了解文明进步的艰辛。其次，文明史观对于比较不同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异同点非常重视。将中西方两种文明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认知知识的同时，深刻的了解到两种不同文明发展过程之中的联系，以更好的诠释两种不同文明的内涵和本质。
三、总结
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4
关键词：早期城址；城市类型；史前及夏商时期
我国早期城市的出现是聚落形态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也是一定阶段社会变革的表现形式。早期城市大规模的发现始于上世纪王城岗城址的发现，史前城址的大量发现与确认大大的推动了有关中国古代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对早期城址的研究，前辈学者也多做出了贡献，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阅读前辈先生的著作之时，笔者看到这样一个趋势：不同学者在文章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到早期城址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没有展开较为详细的论证。因此，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一简要说明，不确之处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
城是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防御性设施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1]。在古汉语中“城”的含义较为复杂，既可指城市或城邑，也可包括城堡在内，甚至可以特指墙壁如长城等[2]。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防御设施，同时也并非所有的有防御设施的聚落都是城市，我们判断城市与否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内涵而非外在形式。
城市的概念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不过有学者提出“中国以商业为主体的都市，要晚到宋代以后才兴起，唐代之前还未形成”[3]。而中国早期城市的政治性与军事性的色彩均比较浓厚，经济色彩淡薄，因此，谈论中国早期城市不应当刻意强调经济色彩。另外在田野考古发现上，我们首先把握住的是有无城池建筑，而非被城池围绕着的聚落的功能[4]，这便为我们探讨中国早期城市界定了一个范围。
目前为止发现这一时期的早期城址数目较多，前辈学者已有专门的研究性文章[5]，但这些文章发表时期都比较早，新近考古发现的城址没有收录进去①。从已有材料来看，至少可以从以下平面形状、建筑技术和城址出现的主导原因等三个方面初步看出我国史前及夏商阶段各地[6]早期城址具有明显的不同，即上文所谓的三种“城市模式”，亦即城市发展类型。
二
我们按照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进行分析。
（一）平面形状
从形制上看，最初阶段，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或者内蒙古地区都普遍的发现有环壕聚落，其平面形状以圆形为主，如郑州西山[7]、湖南澧县城头山[8]等目前最早的城址都是圆形，较晚阶段多呈现方形，似乎存在一个由圆到方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最为典型的是中原地区，西山之后，除孟庄城[9]平面呈平行四边形之外，郝家台[10]、古城寨[11]、平凉台[12]等都呈矩形；
北方地区的山城都是随地势起伏修建的，平面多呈现不规则形[13]。这与中原地区的方形城址规划没有直接联系[14]；
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以天门石家河城址及其遗址群最为典型，呈不规则的圆角方形[15]。此外，澧县鸡叫城[16]、江陵阴湘城[17]、走马岭[18]等平面形状均呈不规则形，未见到方形城址；直到盘龙城[19]才出现近方形的城址；
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城址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周围，迄今已发现最少六座早期城址[20]。这些城址多数呈长方形，也有不规则形的[21]。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最近发现我国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其平面形状呈圆角方形，墙基处堆有石块[22]。
综上所述，在城址平面形状上，以中原地区的早期城址最为规整，且经历过由圆到方的发展过程，而同时期的其他地区的早期城址这一过程则表现的不是很明显，至少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将城址由圆到方这种现象制度化起来的是在中原地区，并且成为日后中国城市的基本形状。
（二）建筑技术
从筑城技术而言，我们也可以将早期城市分为不同的发展模式。概括的讲就是：中原地区主要采用夯筑，北方地区主要是石块砌筑，而长江流域的早期城址主要是堆筑而成，三者之间区别明显，很可能代表了三种形式不同的城市模式。
中原地区的早期城市较早发展了相对成熟的筑城方法。例如西山古城发现有基槽，这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所见最早的有基槽的城址[23]；时代稍晚的王城岗[24]、郝家台[25]、边线王[26]等城址都发现有基槽的存在。除此之外，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建筑技术也比较先进，甚至采用小板筑技术筑城，如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这些成熟的筑城方法为后世所吸收；
长江流域的城址多采用堆筑方法筑城，延续至商周时期还有继续使用。因为堆筑的城墙坡度较缓，需要的壕沟等设施辅助防御，这也是长江流域早期城市的一大特色；
北方地区的山城因城址多数分布于山前，就地取材，用石块和土坯砌筑城墙。
（三）城市出现的主导性原因
不同地区城址出现的主导性原因也有区别。
北方地区的山城普遍远离可为农业生产提供较好条件的平坦地带，而着眼于选择山岗等有利防御的地理地貌单元，同时在修筑了防卫安全的工程设施，设防护卫的色彩较为强烈，集中的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应当是原始社会晚期矛盾加剧、征战迭起的一种反映[27]。这批城址集中的出现在中国北方气候敏感带上[28]，人们对自然的依赖性大；同时，城址的军事色彩浓厚，可以认为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变化、资源紧张和争夺加剧是北方地区城址出现的主要原因。
长江流域的城址多数出现的原因是防洪的需要。我国早期城址出现最为集中的时代就是龙山时代，结合考古学、古环境学、古地理学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成果：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确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洪水灾害[29]，一座座龙山时代城址的出现当时人们大规模治水活动的产物[30]，但是同时也不能排除具有战争防御以及躲避凶猛野兽的功能。
中原地区的早期城市出现的原因较为复杂，除了上面的防洪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阶段[31]出现了目前为止最早的城址——郑州西山，张玉石先生认为：“（城址出现的原因）……危险首先出现在规模和城址相当乃至更大，且内部结构大致相同、却无城垣建筑的附近村落之间的可能性甚大。[32]”这种观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
综上所述，从城址平面形状、建筑方法和城址出现的主导性原因等三个具体不同方面分析，我们将我国早期城市划分为三种城市发展类型（模式），中原地区在城市起源问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区。
城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新的聚落形态，是社会内部严重分化和战争冲突频繁的产物，某种程度上也是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的产物。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其《城市革命》一文中提到了十条标准可以将最早的城市与之前和同时的任何村庄区别开来[33]。从这十条标准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早期城址还具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和社会本质：早期城市以其物化的形式反映出超越一般社会成员的公共权力的形成；大型中心城市具有高出普通聚落的物质条件，经济实力较强，具有明显的产业分工；精神文化也相应的繁荣起来，特别是出现了成组的文字和宗教祭祀遗存。
在早期城市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心区域，这种文化的领先地位一直延续到夏商时期，主要表现为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史前城址的作用和意义应当予以重视，不仅仅是探讨城市起源与发展问题的重要线索，同时还是考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学者做出相应努力[34]，因此，对早期城市的探索成为文明起源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35]。
综之，至迟在公元前3000年中叶，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了大批早期城址，并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分别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和早期城市的发展类似，可以区分为三种地域文化，这或许就是文化的继承性吧。（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① 最新的资料未收录到前辈学者的文章中，但对本文所欲探讨的方面已提供了足够的考古学依据，新进的发现成果进一步证明所要划分的三种城市模式。因此，新发现的城址材料不再列举。
参考文献：
[1]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8页
[2] 钱耀鹏：《史前城址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文博》1999年第6期
[3] 杜正胜：《周秦城市—中国第二次“城市革命”》，《古代社会与国家》，允晨文化公司，1992年，第722页
[4] 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页
[5] a、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b、同[1]；c、同[4]
[6] 目前学界对早期城址的研究主要是分为大的地理单元，在各单元内进行相关研究，这一点也可以算作是不同城市模式的一个方面原因。a、同[5]a。任先生提出这些城址分布地域可以划分为四大区域：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和河套地区；b、张玉石：《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文中将早期城址分为两大区域五个小的地理单元：河套城址群、中原城址群、海岱城址群、川西城址群和江汉城址群；c、同[4]。区分为中原地区、山东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d、同[1]。区分为黄河中下游、内蒙古中南部、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等五个地区。综合各家观点，我们再次暂时将早期城址的发现划分为三个地方区域：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
[7] a、张玉石等：《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城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b、杨肇清：《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8]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2期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3期
[1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11] 蔡全法等：《龙山时代考古的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0年5月21日第一版
[1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3] 同[1]。见第23页
[14] 同[4]。见第32页
[15] a、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b、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16] 同[8]
[17] 荆州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
[18] 张绪球：《石首市走马岭屈家岭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
[19] a、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b、湖北省博物馆等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20] a、《成都平原发现一批史前城址》，《中国文物报》1996年8月18日第一版；b、《成都史前城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9日第一版
[21] 同[5]a，城址详见第9—10页
[22] 《良渚遗址发现5000年古城》，《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5日，第一版
[23]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7年第7期
[2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2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26] a、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b、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第三版
[27] 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
[28] 这一条气候带大致与我国200毫米等量降水线重合，是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农牧分界线。历史时期，不乏游牧民族因气候原因而南下掠夺农耕民族的事例。由此推之，内蒙古地区出现的这一批城址出现的较大可能的原因就是气候影响。
[29] a、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b、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环境变化信息》，《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大象出版社，2003年；c、王青：《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文物》1999年第7期
[30] 张应桥：《我国史前人类治水的考古学证明》，《中原文物》2005年第3期
[31] 原报告判定的时间是仰韶文化晚期，但有学者认为此时期应为仰韶文化中期偏晚阶段。详见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5页注释①
[32] 张玉石：《西山仰韶城址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界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
[33] [英]柴尔德：《城市革命》，见《考古学导论》，安志敏，安家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5
一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
古代文明发展的特征范文6
[关键词]吴城；青铜文化；分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江西赣江流域青铜文化，主要指以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为代表的吴城青铜文化，分布于赣江中、下游和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赣中地区。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赣江流域青铜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商时期长江以南的文明中心。关于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青铜器的年代判定始终是最关键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正如马承源先生所言：“青铜器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其中首位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这些器物铸造的时代，时代解决了，才能放在其应有的历史环境中去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对于出土青铜器的年代认识不一，就必然导致对青铜文化内涵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赣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年代问题对于南方地区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历程、南方文明与中原文明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遗址自然类型上看，吴城文化的遗址主要有河岸台地型、台墩型遗址两种。吴城遗址发掘以来，经调查的吴城文化遗址有200多处，经正式试掘和发掘的有樟树吴城遗址、筑卫城遗址、樊城堆遗址，新干湖西遗址、牛头城遗址、中棱水库遗址和商墓、大洋洲商代遗存、九江神墩遗址、龙王岭遗址、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檀树嘴遗址、德安石灰山遗址、陈家墩遗址、黄牛岭遗址、猪垅山遗址、蚌壳山遗址、万载仙源墓葬等。”笔者将主要以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商墓为例，通过对两遗址地层、遗迹、实物标本等的分析研究，找出长江流域地域性青铜文化的发展渊源，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当地文化性质与内涵提供良好的条件。
关于吴城青铜文化的相对年代和分期，1975年由彭适凡、李家和先生执笔的《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发表。在《简报》中学者们“根据两个典型探方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的不同特点，将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划分为一、二、三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殷墟前期和商末周初。大多数学者把此三期视为前后相继的关系。此后，李伯谦先生肯定了《简报》所述的分期成果，并认为吴城青铜文化“主要因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商文化存在明显区别”，进而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般原则，李伯谦先生首次提出了“将以吴城遗址为代表的这类遗存命名为吴城文化，并归纳了吴城文化的特征，提出了吴城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他认为“吴城文化可分三期，第一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商代早期，第二、三期相当于殷墟商代晚期。”至此，吴城遗址的三期划分也就成了吴城文化的三期划分，三期文化的下限也剔除周代，定在商末。近年来随着江西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考古学者在吴城文化一期下发现更早的地层，因此彭明瀚先生在“三期说”的基础上提出“四期说”。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为赣江流域青铜文化年代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新干商墓这一大型墓葬的发现绝非偶然”，“这一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远在3000多年前，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然而对于新干大洋洲商墓的断代，则面临更大的分歧。“由于没有地层关系，只有依据其文化内涵，尤其是依据青铜器和陶器的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后作出推定其年代。”目前关于新干商墓的年代有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上层期、殷墟早期偏晚阶段（稍早于妇好墓）、商代后期早段即殷墟早中期（相当吴城二期）、殷墟晚期、商末周初、西周中期后半段和春秋早期等诸多观点。
目前，吴城遗址已有几个碳14年代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吴城二期、三期两个标本的测定，经树轮校正分别为距今3760±180年和3590±135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验室对吴城三期三件标本的测定，经树轮校正为3400±165年，3400±155年，3160±130年。“新干大洋洲遗存已经有三个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最早一个数据的测定年代为距今3620±140年（未经树轮校正），最晚的一个数据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110±330年，用烟炱测定的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360±160年。这些数据都不晚于殷墟中期，这是判断大洋洲遗存年代时不应当无视的材料。”
关于吴城文化的上限，有三期说和四期说两种。三期说认为是商代中期，四期说认为可以早到商代前期晚段。从器物特征上看“吴城一期常见的鬲、豆、罐、盆等器物，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同类器物较为接近，吴城二期的鬲与安阳殷墟早期的鬲近似。”“吴城三期的扁体瘪裆鬲与西周初期的典型瘪裆鬲基本风格一致。”唐兰先生根据上述推断进一步指出，“第一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时间为商代中期，第二期相当于安阳殷墟文化的早期和中期，第三期约略相当于殷的晚期，可能延续到周初。”
关于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物的年代，经过诸多研究讨论，学界普遍认为新干所代表的青铜文明延续时代较长，早的可到二里冈上层期，晚的则可至殷墟时期。由于新干商墓中出土大量陶器和原始瓷器与吴城二期文化同类器物一致，且依照目前的认识，吴城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当于殷墟前期，故大洋洲墓葬的年代也不可能太晚，所以学者们将新干商墓年代下限“拟定在商代后期早段，大体相当殷墟早、中期，这和有关碳十四测定数据也基本相合。”
由上述研究可以得出，赣江流域青铜文明是一支与中原殷商文化及周边诸文化关系密切但性质互异的独立文化。通过分析各方观点，笔者认为学界对于赣江流域青铜器年代问题的
分歧大致根源于以下几点：首先是南方地区出土青铜器自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其二，类型不同，时代各异。以新干商墓出土青铜器为例，基本可划分为土著型、中原型和融合型，且各类型又分不同时代；三，不同程度的地域特色，无法与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青铜器相比较，也难以确定一个可供断代的准确的标尺。此外，中原中心论思想一段时间内对于南方地区早期文明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吴城文化虽然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编年框架，但仍有相当数量的遗址自身分期比较粗疏，或不太准确，以往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有不少方面尚未充分展开，对江西商代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缺乏横向与纵向的全面分析与比较，不利于研究工作深入展开。笔者认为在此后对于南方青铜文化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对已有资料从时、空两条线索进行细致梳理，并从文化内涵上予以仔细辨析，结合以上具体来看，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注重对于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研究的方法，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将南方地区青铜器研究和南方地区古代文明谱系研究两者结合起来，注重全面性和综合性。对于吴城青铜文化的研究，也必须将其放入到江西地区甚至整个南方地区文明谱系研究中去。
考古材料及文献材料表明，一种文化对于另一文化的传播或影响，它所传播或影响对方的，往往是最先进、最高级的东西。在铜器时代，青铜器制作工艺是当时技术和艺术的代表，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文化因素。因此考察文化年代，需要从长江中游青铜文化与中原青铜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探寻。对于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研究，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将南方地区青铜器研究和南方地区古代文明谱系研究两者结合起来，注重全面性和综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