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范文1
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在县民政局和镇民政所的领导、支持和关心下，在社区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社区的民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具体工作汇报如下：
一、认真做好低保工作，确保低保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二、尽职尽责做好社区的残疾工作
社区的残联工作始终紧密围绕着：“关心关爱残疾人，以人为本”这一主题，而开展了一系列关爱残疾人的活动。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爱，社区的温暧。社区成立残疾人协会，总支书记任协会主席。今年上半年，在上级部门的关心下，对社区57户残疾困难家庭进行了走访摸底，社区通过多种渠道解决他们的生活及就业问题，把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怀及时送到他们的心坎上。积极组织社区的残疾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上半年共推荐7名残疾人到县党校进行残疾人技能培训。例如社区的肢体残疾人夏新德等同志，就参加了县党校组织的技能培训学习;及时掌握残疾人的困难，建立了各种困难残疾人登记台帐：如子女入学情况登记表、住房情况登记表、就业情况登记表等。社区残疾人雷运涛年卧床不起，我们及时把他的情况上报到县残联，为他争取了一辆轮椅，并亲自送到他的手里。
5月份，为迎接省市民政部门的相关检查，社区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认真部署，安排专人，对相关的台帐资料进行整理归档，更换了新的社会救助工作橱窗，将社区所有低保户的照片、姓名、住址、享受的救助金额公布在橱窗内，体现了社区民政救助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
总之，在过去的半年中，我们社区的民政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上级领导和广大居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今后，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真抓实干;发扬优点，振奋精神、团结协作、扎实工作，把社区的民政工作做得更好。
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范文2
(一)消费增长的稳定性提高
图1 1978～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比价增长率变动情况
观察图1,1997年以后,消费增长率的走势明显趋于稳定。消费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最低和最高点的差异),1978～1991年为24.8个百分点;1992～1996年为6.2个百分点;1997～2001年为2.04个百分点。呈现不断减小的态势。
(二)消费结构变化速度加快
1978～1991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0.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0.85个百分点;1992～1996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1.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0.33个百分点;1997～2001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1.83个百分点。消费支出中交通通讯的比重,1992～1997年城镇居民年均提高0.5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年均提高0.29个百分点;1998～2001年城镇居民年均提高0.7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年均提高0.75个百分点。居民用于买房和建房的支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作为投资统计,因此住房支出的增长在消费结构中没有表现出来。随着住房货币化改革,近年来住房支出增长也是非常快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1998年以后从一位数提高到两位数,2000年以后持续保持在20%以上。住、行开始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同时,医疗保健、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也提高较快。消费结构进入新的快速变化时期。
表1 1992～2001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年份食品衣着
年份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与服务
1992 52.86 14.08 8.42 2.48 2.64 8.82 5.96 4.74
1993 50.13 14.24 8.76 2.7 3.82 9.19 6.63 4.52
1994 49.89 13.69 8.82 2.91 4.65 8.79 6.77 4.47
1995 49.92 13.55 8.39 3.11 4.83 8.84 7.07 4.28
1996 48.60 13.47 7.61 3.66 5.08 9.57 7.68 4.35
1997 46.41 12.45 7.57 4.29 5.56 10.71 8.57 4.44
1998 44.48 11.10 8.24 4.74 5.94 11.53 9.43 4.55
1999 41.86 10.45 8.57 5.32 6.73 12.28 9.84 4.96
2000 39.18 10.01 8.79 6.36 7.9 12.56 10.01 5.17
2001 37.9 10.05 8.27 6.47 8.61 13 10.32 5.35
表2： 1992－2001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年份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与服务
1992 57.55 7.97 5.56 3.66 1.86 6.64 15.92 0.84
1993 58.06 7.19 5.8 3.53 2.26 7.59 13.88 1.7
1994 58.86 6.92 5.45 3.15 2.36 7.39 14 1.87
1995 58.62 6.85 5.23 3.24 2.58 7.81 13.91 1.76
1996 56.33 7.24 5.36 3.71 2.99 8.43 13.93 2.02
1997 55.05 6.77 5.28 3.86 3.33 9.16 14.42 2.12
1998 53.42 6.2 5.15 4.28 3.82 10.02 15.07 2.04
1999 52.56 5.83 5.22 4.44 4.36 10.67 14.75 2.17
2000 49.12 5.75 4.52 5.24 5.58 11.18 15.47 3.14
2001 47.71 5.67 4.42 5.55 6.32 11.06 15.97 3.3
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编制。
(三)最终消费率提高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1990～1997年,最终消费率从62%降低到58.2%。1998～2001年这一态势出现了转变,最终消费率从58.7%提高到59.8%(之间虽有波动,但总体呈提高态势)。这意味着GDP使用中消费的比重提高,投资的比重降低,经济增长对消费的依赖度提高了(消费在GDP中比重变化的情况,参见表5和图5)。
二、消费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我国消费增长的两个阶段和影响因素的变化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从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理论出发,消费与储蓄倾向、财富效应也有密切联系。此外,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消费增长与价格波动也有一定关系。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对1978～2001年的消费和与之相关的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了以下回归方程:
方程1:1978～2001年现价最终消费额
ZZXF=
5.5800×CZSR+2.2102×NCSR+2.6928×RJCX+42.9819
(13.6999)
(2.4260)
(11.0002) (0.2390)
AdjustedR-squared:0.9997 F-statistic:23887.33 Durbin-Watsonstat:2.2963
方程1中,ZZXF代表GDP中的最终消费额,CZSR代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NCSR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RJCX代表城乡人均储蓄额。均为当年价总量指标。括号中是对应的T检验值。方程通过了计量统计检验。
方程1给出的关系表明,消费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储蓄额增长有显著相关关系,后两项指标对消费增长的解释程度很高。这表明我国消费增长是收入和财富的函数。由于消费与收入和储蓄的关系中,已经包含了储蓄倾向的内容,因此方程包括了影响消费活动的主要因素。从计量分析的结果看,收入和储蓄是影响我国消费活动的两个基本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价格因素没有进入方程之中(T检验值通不过)。而从我国经济运行的过程看,价格对消费是存在影响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分阶段对消费和相关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价格对消费活动是有影响的,而且在不同阶段影响是不同的。这一情况给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我国消费增长存在两个不同的阶段,而且影响消费增长的因素也有变化,这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独自特征。
方程2:1985～1995年不变价最终消费额
BZZXF= 2.8742×BCZSR+7.4704×BRJCX+28.0316×CPI+2165.2481
(2.4102)
(4.1929)
(3.0382) (3.6592)
AdjustedR-squared:0.9990 F-statistic:4658.044Durbin-Watsonstat:2.0877
方程2中,BZZXF代表不变价最终消费额,BCZSR代表不变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BRJCX代表不变价城乡人均储蓄额,CPI代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于方程将价格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所以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最终消费额和居民收入、储蓄等指标中的价格因素进行了剔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85年开始编制,受其限制,回归只能从1985年开始,样本数受到一定影响。方程通过了计量统计检验。与方程1比较,方程2中价格成为消费的解释变量,T检验值达到了标准。表明这一时段上价格波动对消费活动有明显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方程2表现了价格与消费同向变动的关系,即从总的态势看,价格走高,消费活动趋于活跃。深一层分析,是这一时段供求关系特点所决定的。1985～1995年,我国生产与消费关系中,总的看是供不应求的状态。生产和供给是主导方面,其增长状况决定消费的增长状况。在此格局下,价格水平总体是较快提高的态势,并由此刺激生产和供给增长,使供不应求转为供求平衡状态。生产和供给的较快增长则同时支持了消费增长。因此,总体看价格和消费呈同向变化。价格与消费活动的这一关系,反映了短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供给对消费的特殊影响。生产和供给,是考察这一时段消费活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方程3:1992～2001年不变价最终消费额
BZZXF= 8.7573×BCZSR-90.6690×CPI-1145.2319
(62.3993) (-3.2578) (-1.4286)
AdjustedR-squared:0.9990 F-statistic:4658.044Durbin-Watsonstat:2.0877
为了保持必要的样本个数,方程3与方程2在时段上有部分重叠(1992～1995),但方程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方程3反映了新时段消费的特点。与方程2比较,方程3中价格对消费活动仍然存在明显影响,但方向从同向变为反向。深一层分析,仍然与供求总量关系有密切联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的供求总量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供不应求转为供求平衡和部分的供大于求。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消费成为主导方面。消费的内容和水平决定着生产和供给的增长。在供大于求的格局下,价格水平总的趋势是走低的。短期的价格走低,会给生产者减少生产和投资的信号;而长时间的价格走低,则会形成普遍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改善生产和供给,提高竞争能力。我国经济总量关系格局的改变是长期和根本性的,形成的竞争环境迫使企业不断提高竞争能力,转变发展模式。这一过程会不断改善生产和供给的状况,一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收入增长,供给改善、价格水平降低为消费活动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得消费的内容和水平不断丰富和提高。这样就形成了价格与消费相反的走势。
方程2和方程3表现了价格与消费在不同时期的关系,这也是对整个时期进行回归分析时价格因素不明显的基本原因。这一情况表明,分析我国消费活动除了要依据经济学关于消费的一般理论以外,还要考虑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环境,注意考察生产与消费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特点。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关系格局的变化,我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从生产和供给水平决定消费,转变为由消费水平决定生产和供给。这一变化非常深刻,包含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从消费者接受一切,转变为消费者选择一切。为此,生产必须在竞争和创新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消费发展,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认识近年来我国消费的特点,必须以此为基本背景。
(二)近年来我国消费特点的成因分析
由消费与各相关因素的分析,可以讨论近年来我国消费特点的成因。这也是探讨当前消费活动机理的一个重要角度。
1.供给约束解除是消费增长稳定性增强的基本原因
消费增长稳定性增强的主要原因是供给约束解除,生产与消费关系发生了改变。在生产和消费一般关系的范畴内,特定的经济环境决定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具体特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放权让利的过程,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从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比例看,1978年为31.6∶17.9∶50.5,1994年为10.9∶19.5∶69.6①。居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了19.1个百分点。根据比例的这一变化计算,1978～1994年居民收入(可比价)年均增长12.07%,比同期GDP年均增长率(9.85%)高2.22个百分点。在收入支持下,长期低消费蓄积的消费需求能量快速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以生产资料生产为主的重型生产结构,满足消费需求的供给能力不足。这就形成了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总量格局,使生产和供给成为决定消费变化的主导方面。在这一格局下,生产和供给的规模一方面扩张很快,另一方面波动幅度也比较大。1978～1995年期间,GDP增长率的落差最大达到10个百分点以上(参见图2),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受外汇支付能力的限制,进口增长波动幅度也比较大(参见图2)。在生产和供给主导下,消费的波动幅度必然也较大。
图2 1978～1995年GDP增长率的轨迹
图3 1979～1995年进口增长率的轨迹
当生产与供给能够充分满足消费需求时,如前面指出的,消费成为决定生产和供给的主导方面。此时,决定消费变化的主要是收入、预期和财富效应。1998～2001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提高了。与1992～1997年比较,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波动幅度为3.5个百分点,降低了2.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波动幅度为2.2个百分点,降低了2.2个百分点(参见表3和图4)。居民储蓄存款则持续增长(参见表4和图5)。与此同时,随着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些方面对居民支出预期的不利影响逐步减弱;而收入持续稳定的增长则改善了居民收入方面的预期。居民预期逐步趋于正常。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消费增长的稳定性必然提高。
表3 1992～2001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表3： 1992－2001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 9.65 9.53 8.51 4.88 3.89 3.42 5.77 9.31 6.41 8.5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 5.92 3.18 5.04 5.3 8.99 4.59 4.3 3.79 2.11 4.2
图4 1992～2001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轨迹
表4 1992～2001年的城乡人均储蓄存款额
图5 城乡人均储蓄存款(可比价,元)
2.居民收入和家庭财富持续增长,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使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
消费结构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变化的。这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是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原来的消费水平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很长时间内,消费的扩大主要集中在基本消费①领域,而且还受到生产和供给能力的约束。这就使消费结构变化的速度相对较慢,受供给情况的限制,还出现了一些反复的波动,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出现过下降以后重新提高的情况。在收入持续增长、生产和供给能力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城镇居民在90年代中期,农村居民在90年代末期基本消费需求总体上得到满足。城镇居民粮食、猪牛羊肉的消费量减少,家禽和水产品的消费量增加,特别是在外就餐的支出增长很快;消费支出中衣着的比重则不断降低。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量下降,肉、禽、蛋和水产品的消费量增加,衣着的支出比重不断降低。在这一基础上,一方面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储蓄水平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城镇居民户均财产达到22.5万元,其中金融资产达7.98万元);另一方面消费环境不断改善(包括住房制度改革、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开展消费信贷、延长假日等),供给水平不断提高(企业针对市场需求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与国际市场接轨程度提高,价格水平较低等);这就将居民推入了改善住、行、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生活,具有更高价位的商品和服务消费领域。这一变化必然导致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应该注意到,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总量的扩大是相互影响的,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也推动了消费的较高水平增长。
3.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是最终消费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供给约束的解除,标志着生产和消费关系的重大改变,即从生产和供给约束消费,转变为消费约束生产和供给。这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从粗放转为集约,从数量型转为质量效益型。在前一个时期,供给对消费形成了强制性约束,相应提高了储蓄和积累的比重。供不应求引起价格水平不断提高,加之高储蓄和高积累,支持了投资和经济的高增长。这些在GDP使用中就表现为投资率提高,最终消费率降低。在消费约束生产和供给的情况下,一方面消费品和服务供应充裕,质量不断改善提高,价格低廉,必然促进消费更快增长;另一方面,价格走低,市场竞争激烈,对生产投资活动会形成一定的抑制,资金剩余和利率下降,对储蓄和积累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GDP使用中就表现为最终消费率提高,投资率降低。
生产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两个基本环节,形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在消费约束的情况下,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从市场终端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对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无疑非常重要。但最终消费率并不是越高越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必须符合特定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决定。各国工业化的经验表明,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结构变得更加“迂回”了。在总需求中,中间需求的比重提高;在中间需求中,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比重下降,制成品需求比重提高。因此投资率是决定一国工业化速度的决定性因素①。目前我国社会资金和资源存在一定剩余,劳动力供给充裕,市场空间广阔,因
此,在积极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加快解决阻碍企业自主投资增长的体制问题,提高消费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实现社会资金和资源的充分利用,形成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要求的积累和消费比例。
表5 1978～2001年消费在GDP中比重变化情况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GDP中居民消费比率％ 48.6 49.0 50.7 53.3 53.1 52.8 51.3 50.1 49.8 50.6 51.4 51.2
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 43.0 44.6 47.4 48.3 48.5 48.0 47.1 48.0 48.5 48.7 49.8 47.9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GDP中居民消费比率％ 51.2 49.9 48.7 44.6 45.2 46.9 48.1 48.4 48.6 48.9 49.3 47.6
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 44.7 43.6 41.3 36.0 34.8 35.3 36.5 36.7 37.2 37.9 38.2 39.2
图6 1978～2001年消费在GDP中比重的变化
总结以上分析,近年来我国消费活动特点变化主要是由于生产和消费关系的改变,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生产和供给约束解除,在收入持续增长和家庭财产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我国消费活动进入加快升级过程,并推动消费总量持续较高增长。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要继续改善消费的诸相关条件,积极鼓励消费;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解决抑制投资增长和效益质量提高的体制问题,改善消费对生产投资的带动作用。
三、经济政策对近年消费活动的影响度分析
前面分析表明,现阶段影响我国消费活动的主要因素是收入、财富效应(储蓄额、股票市值的变化)、居民预期(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此外供给方面的因素,包括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消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对消费活动也有影响,但与生产和供给约束时期比较,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分析扩大内需政策对消费活动的影响,主要应从分析政策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入手。
(一)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了居民收入增长,消费信贷提高了居民的购买力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有很密切联系,特别是1992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增幅都低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但1998年以后,居民收入增长开始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走势也与经济增长不同(见图7)。分析原因,主要是支持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发挥了作用。
图7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曲线比较
1999年开始,加大了财政支持居民收入增长的力度。当年7月1日起,确定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水平、失业保险金水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30%;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一次性补发1999年6月底前拖欠的企业离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内的养老金;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标准。2000年6月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企业收入分配实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科技人员工资激励机制、职工持股分配工资和集体协商制等6种办法,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内部的分配机制。2001年,再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的工资,增加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此外,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管理,清理整顿涉及农民、企业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管理,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清理整顿农村电价、农民建房收费、农村中小学收费、结婚登记和计划生育管理收费;取消对一批外来务工人员的收费项目,包括暂住费、暂住(流动)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企业管理费等多种收费项目。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的调整,也带动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的相应提高,对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城市三条保障线(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失业保险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费)水平,清理各种收费项目,对城市低收入居民、农民的收入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居民
收入增长与政策支持的联系,使用月度经济指标分别对1994～1998年和1999～2002年两个时段的居民收入增长与财政支出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比较两个方程,可以发现1999年以后财政支出增长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增强了。
方程4:1994～1998年居民收入增长(月度数据回归)
LOG(LGZXZC)=0.7019×LOG(LCZZC)+3.2064
(18.102) (10.4440)
AdjustedR-squared:0.8284 F-statistic:324.3676Durbin-Watsonstat:1.9696
方程5:1999～2002年居民收入增长(月度数据回归)
LOG(LGZXZC)=0.7278×LOG(LCZZC)+2.9191+〔AR(1)=0.6498〕
(49.6124) (22.6054)
AdjustedR-squared:0.9849 F-statistic:1375.157Durbin-Watsonstat:2.1440
上面方程中,LGZXZC代表银行工资性现金支出,在月度指标中近似代表居民收入(基本是城镇居民收入);LCZZC代表财政支出,其中包括了增加居民收入的有关支出。两个方程都通过了必要的统计检验。从方程的回归系数比较看,1999～2002年期间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增强了。
与收入政策具有相似效果的措施还有消费信贷。1999年2月,人民银行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允许所有商业银行开办所有消费信贷业务。当年末,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达1100亿元。经过试点,助学贷款已扩大到所有商业银行。到2001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达到5598亿元;汽车消费信贷余额达到436亿元;助学贷款余额达到32亿元。消费信贷占各项贷款的比重由1997年的不足0.3%提高到6%。消费信贷的发展,对于住房和汽车消费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逐步改善对居民消费预期产生了积极影响
图1的曲线表明,199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比价增长率从上年的13.24%陡然降低到9.32%。虽然有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的影响,但也有预期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城市困难企业增加较快,企业倒闭和职工下岗分流力度加大。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转入低谷,由于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变,务农收入增长缓慢。这些情况对居民的收入预期必然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城市福利经济的模式加快转变,居民对未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前景存在种种担忧,这些对居民的支出预期也必然产生负面影响。预期因素是此时消费增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对照,1998年以后着力推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住房制度改革等则对居民预期产生了不断增强的正面影响,是消费增幅逐步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1998年5月14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从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两个确保)发放起步,开始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1998～2002年6月份,全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2600多万人,90%以上进入了再就业服务中心,能够按时领取生活费,并由中心代缴社会保险费。同一时期,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年均增加150万人,总数达到了3100多万人(2002年6月末),共发放基本养老金8296亿元,补发历史欠帐215亿元。1998～2001年,中央财政对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的两个确保资金给予了1286亿元的专项补助。在这一基础上,失业保险加快建立,覆盖范围目前已经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职工。2001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达到1.03亿,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由1998年底的58万人增加到312万人。1999年,国务院又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开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2年,全国所有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全部建立了这一制度,享受低保的人数达到1930万。与此同时,加快建设养老保险制度。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范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和程序;将铁道、电力、邮电、石油等11个行业的养老保险统筹移交地方,实行属地化管理,理顺了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增强了省级统筹的功能;积极推进社会化管理,实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由社会服务机构发放,到2002年6月末,社会化发放率已经达到99.2%。建立基本养老金调节机制,1998～2001年,企业离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水平从413元提高到579元。1998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到2002年6月末,覆盖人数已经达到7920万。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国务院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并选择辽宁省进行试点,目前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一方面直接增加了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居民的预期,对支持消费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住房制度改革在1998年以后加快了步伐,目前大多数城镇居民都购买了住房,福利分房制度已基本结束。住房货币化进程一方面加快改善了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带动了房地产业、建材产业、以及与居住环境相关的各类消费行业加快发展;另一方面也稳定了居民的支出预期,促进了居民即期消费的活跃。
总体看,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对改革居民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消费增幅提高的重要支持因素。
(三)改善消费环境的政策促进了消费增长,分流储蓄的政策对消费增长作用不大
改善消费环境和供给水平的政策,例如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加强消费品,特别是食品等直接影响人身安全产品的市场进入管理,规范旅游行业的秩序,改善服务质量,调整消费的有关政策等,对消费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分流储蓄的政策,其效果则需要讨论。前面指出,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看,储蓄和财富水平对消费增长是正向影响。因此,鼓励居民减少储蓄、增加即期消费的政策,从一个较长时间看,对消费增长不具积极影响。
综合看,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及住房制度改革、改善消费环境的政策等对促进消费发挥了显著作用。是近年来居民消费活动趋于活跃的重要原因。
将影响消费的政策编成政策变量,并使用月度宏观经济指标,建立了不同时段的关于消费的回归方程。
方程6:1994～1998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
LOG(LXFPLS)=0.8843×LOG(LGZXZC)+2.1232×LOG(JMCKSUM(-1))
-
(12.9142)
(2.8071)
0.03289×XXFPLS(-3)-18.7565-0.0436×T
(-0.2735)
(-2.5583)
(-2.7017)
AdjustedR-squared:0.7584 F-statistic:46.5322Durbin-Watsonstat:1.9193
方程7:1999～2002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
LOG(LXFPLS)=1.1239×LOG(LGZXZC)+0.9996×LOG(JMCKSUM(-1))
(74.9980)
(2.6517)
+0.01702×XXFPLS(-3)-11.2766-0.0056×T
(1.6529)
(-2.8702) (-1.7508)
AdjustedR-squared:0.9933 F-statistic:1450.496Durbin-Watsonstat:2.0567
上面方程中,LXFPLS代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LG?ZXZC代表银行的工资性现金支出,JMCKSUM代表储蓄存款余额,XXFPLS代表消费政策变量。比较方程6和方程7,可以发现,消费政策变量在1994～1998年不能够对消费增长进行解释,T检验值很低,通不过计量检验。1999～2002年则能够对消费增长进行解释,T检验值明显提高,通过了计量检验。从方程7给出的数量关系计算,1999～2002年期间,政策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直接影响为0.24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政策对收入、储蓄等
变量的影响,则政策对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度将更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比价增长率从1997年的9.32%到2001年的10.97%,提高了1.65个百分点,其中政策支持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未来消费活动的发展趋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当前决定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是收入、预期、储蓄水平、政策等因素。从当前情况看,2002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提高较大,农民收入增幅大体保持稳定。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总体看提高了。储蓄水平也提高较快。由于宏观经济稳步向好,居民预期将继续改善。支持消费的各项政策力度继续增强。特别是目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新的消费热点开始启动。综合这些情况,预计未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活动将进一步活跃,消费增长率将稳步提高。针对这一形势,政策应该注重以下方面:
———继续保持对中低收入居民的支持力度。随着经济增长和财税增长,大体同步地提高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和城镇三条保障线的水平。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巩固两个确保,加强三条保障线的衔接,按照产业升级的规律,认真作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认真总结城镇社会保障试点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社会化,加快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建设。
———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疏通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渠道,继续清理限制农民外出打工的法规和条例,规范城市相应的管理和服务。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范文3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范文4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范文5
一、扶贫救弱，做好社会救济工作。
2、重点帮扶，做好临时困难的救济工作。在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针对个别家庭因病或突发事故而造成困难的情况，有重点地帮助和扶持，开展临时困难救济。今年1-10月，通过镇民政专项经费救济（助）临时困难家庭的有166户，救济（助）金额109464元，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将体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5.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十项民心工程》的决定，为了做好危房改造工作，成立了第三期危房改造领导小组，对全镇的低保户做好调查、摸底工作，经建设部门鉴定，确定对33户低保危房改造，切实帮助低保家庭提高住房防灾抗灾能力，危房改造建设经费市镇财政共投入140多万元。在6月中，低保户危房改造全面通过验收，33户低保户喜迁新居。
二、全面落实优抚政策。
1、落实义务兵家属优待。今年3月已全部拨款发放享受优待金对象47户，每户每年8000元，总金额376000元。
3、做好xx年年度退役士兵的安置工作。去年退设士兵共有25名，其中6人经我办推荐安置到公安分局，其他从镇财政领取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一次性就业补助金4000元/人。
4、做好迎接省双拥模范城检查的各项准备工作。巩固加强双拥模范城的各项基础工作，深入到村到户,督促检查双拥工作落实。镇分管领导带领我办和武装部同志,深入到义务兵和优
三、加大力度，依法做好各项社会事务工作。
我办根据职能的要求，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将残联、村民自治、老龄办、红十字会、慈善筹款、婚姻登记、区域勘界、地名管理和收养等工作,都按照上级的部署, 认真把各项工作做好。
民政低保年终工作总结范文6
关键词: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城镇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率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1-0081-04
一、现状与问题
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国家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既源于消费,又回归到消费。消费率,也称为最终消费率,是指用支出法计算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正确认识河北省当前消费率情况,有利于促进河北省经济健康发展。
图1是1978-2007年河北省最终消费率与全国最终消费率变化情况。
从图1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及全国的最终消费率整体走势均是先上升然后下降,下降的过程中也有波动。而河北省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51.0%逐年上升到1981年的58.0%,比全国消费率始终低了大约10个百分点。河北省消费率在1982、1983年出现了短暂下滑,1984年又出现反弹,后开始逐年增长,直到1988年达到历史最高点。而后,1989-2006年呈现上下波动、震荡的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河北省最终消费率始终低于全国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仅在1988年的时候差距较小,但也有2个百分点的差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最终消费率水平为78%~79%,相对于全国水平和世界水平,当前河北省最终消费率始终是偏低的。
二、河北省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图2是河北省1997-2007年的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趋势图。
从图2可以看出,河北省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变化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但是政府消费率水平基本平稳上升,政府消费反映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支出及向居民提供转移性支出的情况,这些支出主要集中在公用事业、卫生事业、教育事业、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综合技术农林地质服务业、行政机关及其他行业等七个领域,而居民消费率从35.4%下降到28.8%。可见河北省居民消费率迅速下滑是河北省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造成河北省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份额下降,收入差距拉大。根据《河北省经济年鉴》(2008)数据资料统计显示,1997-2007年河北省人均GDP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如图3所示。
从图3看出,1997-2007年河北省GDP年均增长率13.46%,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率为7.0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9.29%,相对于GDP总量的高速增长,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比GDP增幅分别低5.46和4.17个百分点。由于河北省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导致居民收入份额下降,这是河北省消费率偏低的直接原因。
河北省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降低了整体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增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增幅较小,是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根源。随之而来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失衡,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因此,问题的解决在于增加农民收入。
2. 农村居民消费率快速下降。如图4所示,1997年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为13.27%,1998年城镇居民消费率稍有下降,但仅下降0.6个百分点,从1999-2003年城镇居民消费率一直上升,但上升幅度也不大,2004年下降到了14.75%,从2005-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又开始上升,从18.22%上升到19.04%。可见从1997-2007年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率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虽稍有波动但波动幅度不大。1997年河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率为22.12%,高于城镇居民消费率,但其后农村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到2007年已经下降到了9.77%,可见,河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并且是迅速下降。2004年以前,农村居民消费率一直高于城镇居民消费率,但是,从2005年开始农村消费率迅速下降,低于城镇居民消费率,因此拉低了居民消费率。所以,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是居民消费的主要拉动力,是居民消费率的一个较稳定的支撑,而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3.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偏低。图5是河北省及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比较图。
从图5中可以看出,从1997-2007年河北省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相差不大,而河北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比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低得多。1997-2007年河北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一直低于全国水平。河北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居民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具体说就是农村居民的支出与收入预期,收入预期不稳定,支出预期却在增加,收支预期不稳定降低了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所以河北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偏低也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就支出预期来讲,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居民在以下几个基本方面的支出不断提高:因健康意识的增强和收入的增加而造成的医药费的增高;因养老问题而考虑的未来消费(储蓄)的增加;因教育产业化而产生的子女教育消费的增加等。由于上述预期支出的增加加重了广大农民阶层的负担,河北省收入增长的幅度又偏低,他们不得不增加储蓄来应付无可奈何的预期消费,从而导致了河北省当前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较低。
4. 城市化水平滞后。城市化水平落后一方面会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抑制了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扩张。另一方面,城市化水平落后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以及农村保守的传统消费方式,从而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和消费结构的升级。目前,河北省的城市化水平比较滞后,2007年占全省人口60%的农村人口的消费额占居民消费总额的比重仅为33.9%,40%的城镇居民人口的消费比重为66.1%,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较低。因此,城市化滞后降低了居民消费的总水平,是造成河北省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深层次原因。
三、提高消费率的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当前河北省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其中政府消费率比较稳定,因此造成最终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率太低。造成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因素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居民消费率快速下降;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偏低;城市化水平滞后。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和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受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趋势。为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成为政府首要任务。要抓住当前扩大内需的时机,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是河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对提高河北省最终消费率提出以下建议:
1. 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率就要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居民收入增长率等于或稍高于经济增长率,至少应接近经济增长率,即两者应大体同步增长。(1)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搞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重要保障。例如,加强水利,改善灌溉条件;通过农村电网改造和电费调整等具体措施,不断提高农村电气化水平;加大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规范教育收费,努力减轻农民的子女教育支出负担;加大对农业科技开发研究、推广应用和农村科技教育的投资,如大力开展“科技下乡”活动等。(2)结合部分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链,注重农产品深加工。结合河北省的地理环境特点,发展农业产业集群。(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职业教育,提高城市人口就业率,以提高城市广大中低阶层的收入。广大中低阶层的消费倾向较高,在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大力增加他们的收入,会有效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
2. 减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会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拉低,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从而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1)完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适当调整企业内部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再分配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改变城乡有别的再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最低保障线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积极开拓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失业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如城镇健全,导致农民不敢花钱,所以更应该注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这样消除了居民对未来生活的顾虑,防止居民产生悲观预期,以提高居民当前消费倾向。(3)积极发展个人消费信贷。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当居民消费进入结构升级阶段时,居民的“积累型消费”模式将逐渐转变为“信用型消费”模式。消费信贷是启动当前消费的杠杆,是抵消流动性约束对当前消费限制的有效措施。第一,政府要尽快建立起居民个人消费信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明确居民、银行的责权利,为开展消费信贷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第二,政府应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完善的居民信用评估体系,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必要的政府担保。第三,政府应加强宣传,改变居民消费观念,逐渐在河北省城乡居民中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消费观,使人们逐渐做到敢于消费、善于消费。第四,提供信用的金融机构应加快金融创新,设计好消费信贷的品种,简化手续和环节。推出小额短期信贷、中长期优惠信贷及各种专项信贷等一系列灵活多样的消费信贷组合,鼓励个人融资,倡导合理超前消费,并且积极在农村开展消费信贷业务。第五,销售产品的厂商应加强银企合作,以取得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时注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3. 提高河北省城市化水平。(1)建设环渤海城市群。依托沿海优势,加快秦皇岛、黄骅等港口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以点带面,成辐射性扩展,优先发展交通便利、经济基础好的县市,逐步形成特色突出的环渤海城市。(2)建设省会城市群。完善省会城市的综合服务职能,全面提高石家庄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依托石家庄省会城市的优势,整合周边县市资源,打造省会城市群。(3)现有城市化模式下的户籍管制,使进城打工的农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所以要改革河北省城市化模式,加速人口城市化进程。
4. 有选择地扩大政府消费。政府消费是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消费是构成总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有选择的政府消费能够带动居民消费不断扩张。(1)扩大政府对消费品的直接购买。政府对消费品的直接购买,可以给居民消费起到积极的诱导作用,政府对新产品的大量消费必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河北省政府应不断扩大在科技、教育、通讯、以及办公用品等方面的采购,从而扩大政府消费,直接拉动消费需求,提高最终消费率。(2)增加政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包括增加社会保险支付、医疗保险支付、退役金和服务补偿、失业补偿、食品券、住房和医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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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ause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Low Current Consumption Rate in Hebei Province
Zhao Yan1, Zhao Jie2, Chen Guirong1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Hebei Univeri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China Unicom,Beijing 10014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