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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1
关键词：中国古代；手工业；利润分析；思考政策
一、引言
1.选题背景――以史为鉴，谈古论今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本世纪以来，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其发展迅猛，其作用有目共睹，它们为我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为什么会这样？在我们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对吗？
历史是一座知识宝库，人类进步离不开借鉴历史，先民们的成功与失败是对我们的引领和警示。历史上，私营手工业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一直是社会经济中最有生命的、最活跃的。因此，我国发展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经济体是完全正确的，是中央的英明决策。
2、有关利润的探讨
利润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会计学都对其下了不同定义。（1）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是资本家在销售商品后所获得的超过其预付资本的余额。”①马克思说：“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可见，马克思关于利润的定义有强烈的阶级色彩，是一种狭义利润的定义。（2）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般将利润分为正常利润和超额利润两类。其中，“正常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价格，也是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入。它包括在成本之中，其性质与工资相类似”。“超额利润又称纯粹利润或经济利润。它是指在企业利润中超过正常利润的那部分利润。”并且，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利润中通常还包含对机会成本的补偿。（3）在会计学中，认为“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通过对以上三种利润定义的介绍和分析可见，会计学的定义较好地撇去了阶级立场，以“利润=总收入-总成本”这一基本范式定义和计算利润，是一个较好的广义的利润概念。下面，我将把会计利润作为衡量中国古代手工业中利润的标准。分别分析其收入和成本，以求得出“中国古代手工业中到底有没有利润？”这一问题的结论。
二、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的利润
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究竟有没有利润？这主要通过中国古代手工业中成本和收入的对比来回答。中国古代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本文将对这三类手工业分别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分析。其中，在对收入的分析上，本文将通过市场的繁荣程度以及一些史料来说明；在成本方面，则主要是分析成本的构成，包括原材料、税、缴纳的管理费用等。
1.中国古代手工业种类及其发展简述
中国古代手工业主要分为三类：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1）官营手工业：手工业由官府统一管理，工匠集中在官府设立的作坊内，使用官府供给的原料，制作加工官府指定的产品，产品不进入市场。官营手工业工匠有世袭的传统，世代服役“（官府工匠）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②（2）家庭手工业：家庭手工业是农户的一种副业，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和交纳赋税，剩余部分才拿到市场上出售。在中国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家庭手工业占有相当的比重。随着土地兼并的集中，汉代出现田庄经济。（3）私营手工业：独立的私人手工业，大致产生于春秋时期，战国时“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③。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与政府政策有很大关系，很多朝代采取了“官有民营”的方式，如先秦的“官山海”等；但西汉中期的“盐铁专营”和元代“匠籍制度”等则打击了私营手工业。明清以来，私营手工业快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官营手工业。
2.官营手工业的利润和成本
（1）收入分析
官府手工业的存在，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巩固统治的政治、军事需要，因此其生产部门包含着矿冶业等基础民生部门。以西汉的官营手工业为例，汉代的官营手工业主要是煮盐业、冶铁业、铸钱业、漆器业、丝织业、酿酒业等。其中，冶铁业、制盐业和铸钱业是政府最重要的三大官营手工业。
汉武帝于元封元年置盐铁官，实现了盐铁官营，“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顾盐铁家富者以为吏。”④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所有盐铁的生产和运输一律收归官营。关于铸钱业，西汉的铸钱业从景帝时起完全为官营，汉武帝时，决定“更造钱币以用，以摧浮并兼之徒。”表明这次币制改革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抑制商人的兼并。
依靠盐铁的垄断专卖和铸钱业的垄断，武帝政府解决了财政困难，还从经济制度上找到了一个抑商问题的办法，铸钱业的垄断更是使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这一史实可以推测，官营手工业，特别是关乎基础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部门，确实存在着丰厚的利润，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
（2）成本分析
官府手工业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官府直接垄断的各种自然资源，或以土贡、坐派、科买等超经济强制手段取之于民。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有军工匠、役工匠和雇工匠。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官府手工业的生产营运几无关系。可见，单从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要素方面来说，其价格较便宜，成本较低。
但另一方面，官营手工业不仅垄断着国计民生等高收入、低成本行业。它还要满足奴隶主贵族、封建皇室与官僚集团的寄生性消费。官营手工业主要提供中央政府和皇室的用品，汉代如丝织业、漆器业等。这一类产品并不进入市场，也就没有收入。因此这些产品是对财政收入的纯耗费。《汉书・贡禹传》中关于丝织业耗费的记载云：“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⑤关于漆器业的描述中：“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
可见，按生产要素的价格而言，官营手工业的成本较低，但其大量产品不进入市场流通，所以官营手工业的大量部门是作为政府财政的负担存在。
（3）官营手工业的利润
官营手工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盐、铁等政府垄断且进入市场流通的部门，成本主要产生于仅供皇室贵族享用和军需部门。但官营手工业的大部分产品是不进入市场流通的，且除特殊需要外，随着朝代的推移官营手工业的封闭性越强，也就越不可能产生利润。利润长期为负也是它明清时期被民营手工业超过的重要原因。
3.家庭手工业
家庭手工业，一般说来，农民家庭从事手工业生产，只是作为种植业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或缴纳赋税所需。他们偶尔将一部分产品投于市场，主要也还是为了换取他们自己不能制作的生产或生活用品，是以小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变换过程，而不是出于商品生产的既定目的。
可见，家庭手工业并不是服务于利润而存在的，其生产目的决定它不生产或只生产少量利润，可以视为家庭手工业的零利润。
4.私营手工业的利润和成本
（1）收入分析
私营手工业一直伴随着官营手工业出现和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着以商品生产为主的小手工业，《孟子・梁惠王上》谈到：“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彤琢之。”由此可知，当时有很多人从事玉器制造业，它成为一门常见行业且有利可图。《史记》中曾提到战国时因煮盐、冶铁而致巨富的大商人，如“猗顿用盛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⑥
汉代时，《史记・货殖列传》日：“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在这一记载中，雍伯却因贩脂发了千金之财，张氏以卖热水饮料赚了上千万的钱，浊氏靠产销胃脯却可以富到车马成行。
唐宋元以来草市、夜市兴起，抑商程度有所减弱，商业的发展带动手工业的发展。消费市场扩大，需求大量增加。唐代私营手工业涉及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等，宋代私营手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是制盐业和冶铁业，元代制瓷业大多是民营。
明清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民营手工业蓬勃发展，中期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成为明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⑦苏松一带丝织业出现了两种经营形式：一是机户开坊，雇佣机工；二是散放原料，收取成品，计件付资。可见，明清时手工业已十分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从以上历代手工业的致富情况及私营手工业的逐渐繁荣可知，经营私营手工业的收入较高，且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收入不断增加。
（2）成本分析
私营手工业的成本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税负和管理费用
生产要素主要有：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等。私营手工业经营的大多是关乎民生的轻工业，如茶、醋等，原材料价格低；小手工业者劳动力多为自家人，雇工经营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低。总之，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生产要素成本较低。
私营手工业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税负：以元代为例，宋代的醋息钱既多且滥。后，两税之外包括醋息钱在内的杂税多如牛毛。“有所谓月桩，有所谓盐产......有所谓醋息钱，又有所谓科罚钱，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随所在，有之不能尽举。”⑧元代制瓷业，官府以“二八抽分”收取20%的产品税。窑户还要缴纳多种杂税，所以瓷课的实际税率超过20%。
（3）私营手工业的利润
私营手工业与官营手工业不同，它的产品是为了销售，它的经营是为了盈利。私营工商业所经营的产品大多是人人所必需的日用品，并且价格便宜，因而有广大的销售市场。虽然总是存在着政府对私营手工业的打压和高税负，但私营手工业的旺盛发展暗含了大量的需求。所以经营的人往往大发其财，甚至成为富商大贾。
5.结论
中国古代手工业主要分为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其中，（1）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为了满足王公贵族和军工的需要。这一目的决定了官营手工业不参与市场流通，也就无法获取利润。虽然官营手工业在汉代也发挥过获取利润，增加政府财富的作用，但历史上大多时候官营手工业是对财政的一种耗费。（2）家庭手工业是作为种植业的一种补充，满足小农自给自足的需要，不存在或只存在少量利润。（3）私营手工业直接以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虽面临繁重的课税负担，但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
在发展的时间脉络上，官营手工业在明清之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具有市场封闭性，利润一直为负制约了其发展；私营手工业因为政府重农抑商政策和课税政策等早期发展有所受限，但巨大的利润空间是其增长的动力，在明清时期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手工业中确实存在利润，且伴随着农业、手工业技术的提高和商业的逐渐发达，利润逐渐提高。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大多时候官营手工业是对财政的一种耗费；家庭手工业不存在或只存在少量利润；私营手工业消费市场广大，发展日趋繁荣，存在巨大利润。
三、对经济发展的思考
1.手工业的发展和农业、商业的发达程度息息相关。首先，农业是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为手工业提供原材料。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家庭手工业有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从而产生了小手工业；农业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其次，通过商业贸易参与市场流通是手工业利润的来源。官营手工业长期利润为负，且因为统治者的支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社会经济而言，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中国古代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抑制了商业的同时，也打击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2.从政策的角度看，“重农抑商”政策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人为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孤立地去发展农业，打乱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结构的自然平衡，农业发展失去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刺激，本身也很难得到繁荣。
3.从官营、私营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历程可见，中国古代手工业民营优于官营。民营要尽量节省成本，利用价值规律，在市场上优胜劣汰，然后进行原始积累，逐步扩大实力，做大做强，最终给社会提供廉价的丰富产品。但经济的官营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需要，以奢侈品为主，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不计成本，垄断经营，缺点是明显的。所以从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工商业的官营弊大于利，而民营则利大于弊。
4.从当前的经济政策来看，这些政策符合历史发展，很有科学性，其意义是深远的，其作用是巨大的。我国发展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有利于搞活社会经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治国之上策。只有将所有国民都调动起来，把所有经济都参与进来，社会经济才能够活起来，国家才会国泰民安！
注释：
①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上）.
②《管子・小匡》.
③《盐铁论・复古》.
④司马迁《史记・平淮书》.
⑤《汉书・贡禹传》.
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⑦白寿彝.中国通史09卷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⑧蔡戡.定斋集卷K'论州县科扰之弊札子'.
参考文献：
[1]刘花章.两汉手工业商业的官营和民营.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2]陆文静.宋代私营企业管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6月5日.
[3]赵玉琳，郭连强.究竟什么是利润的源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纵横》.
[4]李建毛.浅论届周私营制陶业――兼及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的起始时间.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5]沈济.浅析明代的社会经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
[6]王文书.宋代的榷醋和醋息钱.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第36卷第2期，
[7]王绪栋.西汉时期官营经济再探.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15日.
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2
[关键词]明清；地域结构；社会结构
本文城市结构主要包括地域结构与社会结构，地域结构主要是指城市各个功能区的分布特点，社会结构主要指社会各阶层的构成特点。
一、明清城市的地域结构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城市自唐朝开始从传统的里坊式向开放的街巷式转变，在城市地域结构特点上，宋朝的城市开始开始突破方形的束缚，出现了不规整的形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元朝。元朝末年，由于连年战乱，商品经济遭到破坏，许多城市也遭到损毁，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专制皇权大大加强，在城市地域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又开始将宋以来城市的城垣内缩，使城市内部更加紧凑，并将城市重建为方形。
明朝中后期之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数量也在增多，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商业街市逐渐向城外的关厢发展，而且在城市的周边出现了新兴的城镇。这样一来，城市结构又有所突破，从当时城市自身发展来看，一方面当时社会形势比较安定，这使得各城市在建设方面并不一定要建成棋盘式规整的城市布局；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和水陆交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城市向交通便利的方向延伸；这都使得城市已经不再可能向以往一样等面积、平均安置各类功能区，而是向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以明朝的一些城市为例，曹州府、大名府、南宫县等，均采用了四门十字街的规划，但是城内已经不再划分为方形的坊区，街道也是以长街短巷定子型交叉的布局为主，类似元大都的胡同。大名府没有设计成方形十字街式的城市结构，而是沿着卫河河道展开，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也未改变，这时大名城的建设也的确只有东关和南关外与卫河之间的地区不断发展，而北门、西门始终萧疏空旷。所以，明代城市是有意识的没有给地方城市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大名城是具有明代地方城市特色的典型例子。
清朝一项突破传统城市地域结构的突破是清代满城的建立。满清为了利用较少的兵力控制全国，从清朝初年开始就实行了八旗驻防制度，即将少量的八旗军队驻扎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同时也多少带有用八旗驻防军队控制、监视数量占优势的绿营军队，对全国进行监控的意思。满城在驻防城市的选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建于所驻守城市之中，将城市的一部分筑墙分割出来，大部分满城都属于此类；另一类是在驻防城市的另建立新城，专用于驻扎八旗军队，也称满城。这类满城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内地以宁夏、潼关为典型。八旗的营区通常都用围墙封闭起来，官兵家属也生活在被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军营里，围墙也把他们与汉人隔离起来。满城的设计思想不仅是为了防范被统治的民众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而且也可以防止旗人的汉化，随时保持战斗力。八旗驻防的城市随着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大致在乾隆时期开始稳定。清代满城的规划给中国王朝最后阶段的城市地域结构又带来新的变动。
二、明清城市的社会结构
中国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吏、地主、商人和一些手工业者。明清的城市比之前代大大发展。首先表现在城市数量的增加，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的经济意义也日益突显，城市规模扩大，街道增多，各种设施也愈益齐全。如湖南湘潭县“城外沿湘十余里皆商贾列肆”[1]，“自前明移县治以来，杨梅洲至小东门岸帆樯云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2]。而且由于商业的空前繁荣，也带动了与之相关的服务性行业在城市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人口也大大增加，城市社会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
城市人口不仅以其本身数量的增长，而且其内部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以明清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为例，特大市镇之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人口已占绝对少数，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居民人口职业专业化程度更高，从事运输服务业的居民人口占有更大比重，这些市镇又集中了一批从事封建宗教文化活动的人口，还吸引了大批无职业的纯消费人口集聚其中。江南市镇人口在职业结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居民人口的地域构成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市镇形成之前的村庄行集发展阶段，其内部人口基本上属于本地居民，然而当村庄行集发展为市镇后，其内部的外籍成分就逐渐增多。而在江南市镇人口结构的演变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内部阶级构成的变化，除了市豪行霸及地主官吏作为统治阶级，一般工商业者及少量农业居民作为平民阶级，从而组成城市的基本阶级结构。明朝中后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即“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就导致了城市中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即早起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这对传统的城市社会结构产生了冲击。
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商帮是在古代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流通范围在本地狭小范围内满足不了需要了，因此就需要结帮联伙走出去采购或者是推销。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即便是“儒风独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3]。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商帮的出现以及商人地位的提升，是对我国明清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这就使得商人在城市人口构成中占得比重加大，地位提升。明清虽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商帮，但是依附于国家权力的商业行为只是促进了官与商的结合，形成所谓绅商阶层，他们经商所得都投资于土地买卖，商业化的浪潮并没有孕育出一个具有独立政治意识并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商业资产阶级。
三、 影响明清城市结构的原因分析
明清城市史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皇帝意志以及行政权力的观念对城市结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县治所和军事要塞。财政收支由政权把持，经济活动受到政权的主导和官僚阶层盘剥。城市结构往往随着政治变迁而变迁，政治变动和战争常常导致城市迁移和兴废。明清时期的城市在无论在地域结构还是社会结构方面都首先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比如明朝初年，明太祖推行“高筑墙”政策，因此明代的城市一般都筑有城墙。就湖南地区而言，无论是府城、州城，还是县城，都被城墙包围着。又如明朝初年，山东、河南、河北历经元末战乱，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这不可避免的会对城市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其次，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也对城市结构起着重要作用。
皇权以及行政权力虽然对明清城市结构的形成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冲击这种行政权力之下的城市结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使城市功能突破原有的分区，改变城市的阶级构成。比如明代城市的工商业十分发达，店铺众多，除经常性的店铺贸易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流动摊贩和一些定期的庙会和集市。一些边远的县城也出现了夜市。如黔阳县新路市，“货物日以繁富，贸迁者多久焉。开夜市灯火贸易，三更始罢”[4]。晚明江南地区则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工商业城镇，这对城市社会结构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总的来说，明清是我国古代社会城市发展的最高峰，明清的城市一方面继承了以前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有所发展，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无论是在城市地域结构还是社会结构上都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性。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控制，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向近代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以及对工商业缺少立法方面的保护，使得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缓慢，城市更多的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通过对明清城市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对近代城市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清光绪《湘潭县志》卷六《赋役》
[2] 清光绪《湘潭县志》卷十《货值》
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3
【关键词】会计；古代；制度；发展历程
我国会计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记录计量到单式簿记再到复式簿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沿革过程。
1 起源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绘画记事、结绳记事、刻契记事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
奴隶社会形成了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
2 发展
春秋以至秦汉，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
战国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
秦汉时期，中国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
秦王朝一直在法制建立中重视确立财计方面的规范，并十分具体地涉及到会计方面的内容。它从经济集权出发，在财计规范建立方面充分体现了创新。秦律体现了以具体而严格的规范对财计实行分环节控制。秦律是中国财计法律制度史上的光辉的一页。
3 兴盛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经济的繁荣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代继续实行前代的计帐户籍制度，所谓计帐，就是根据户籍资料和国家规定的收入项目，归类计算，是一种具有预算性质的会计账目，是检查和落实财政和赋役项目情况的基础措施。
唐代会计的另一个突破就是《长行旨条》的颁布，这是我国财政史上最早的财政预算制度，同时也是中式会计史上最早的全国统一会计科目。著名的“四柱结算法”也在唐代中后期得以确立。这里的“四柱”指：“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余）。“四柱结算法”是在“三柱结算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三柱的好处在于，划清了本期收入和上期余额的界限，克服了三柱的片面性。
唐朝的《元和国计簿》是我国第一部财计著作，分析了唐朝的财政经济状况，由史官李吉普所写。
宋代，经济更为繁荣，中式会计在机构设置、账簿的组织、结算方式的改进方面都比前朝有所改进。宋朝在中央设“三司”，管理国家财政大权。神宗设立三司会计司，总考天下财赋入出，总理会计核算事务。全国自下而上逐级汇总核算上报，有会计司统一进行勾考。会计司是我国政府机构首次以会计命名，也是会计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第一次尝试。
宋代的会计账簿的设置已有“草帐”、流水日记账、总账之分。草帐是一种按时间登记各类经济事项的底本；流水日记账，则是分类按时间登记各类财务收支情况的账簿，反映某一方面的经济业务；总账是在各流水日记账的基础上，按国家规定的收支项目归类汇总的账簿。
4 衰弱
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
至明代，政府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被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帐向复式记账的转变。清代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和付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
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册）[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2]冯巧根.中国会计制度的变迁与发展[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3]葛家澍.关于我国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问题[J].会计研究，2001，（1）
[4]葛蓓.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历程和任务[J].武汉生物学院学报，2010（1）
[5]黄晓兰.上计制度思想的兴衰[J].集团经济研究，2006（8）
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4
关键词：城市 发展模式 带状放射
随着中国城镇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农村人口及土地进一步向城市转移，城市面临规模扩大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态势。
工业化初期，国外有很多学者都对城市发展的模式作过理论上的探索，比较具有代表性有：空想社会主义、田园城市、卫星城、工业城市、带形城市、广亩城市、有机疏散理论、区域理论、簇群城市、生态城等。我国古代形成了完整的城市布局制度，而近代没有自创的城市发展模式，只是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进行探索式的建设，甚至出现像“三线建设”时期的“逆城市化”过程。
我们先来看看现在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发展现状。
首先是北京，北京的城市建设在原有基础上规模不断扩大。环线从二环、三环发展到五环、六环，地铁线路的蔓延，暗示着进一步扩大发展的态势，是典型的“摊大饼”模式。
上海，上海市的发展没有呈现出“摊大饼”状发展过程，而是围绕中心区呈片状向外发展和建设。同时由于其对城市空间利用率的需求，也呈现出在我国较有代表性的向垂直空间发展的城市形态。
广州，广州是在老市区附近，通过将附近的小城市划入广州市设区，呈片状发展。重庆、武汉都有或多或少的这种发展历程。
而成都、沈阳、西安、郑州等内陆省会城市，由于其交通上的优势，往往都是沿铁路方向发展，而后逐渐呈现圈层式发展。
于是便发现，经过一定规划后形成的城市中，但凡大河穿越的城市，大多以片状向外蔓延，比如长江上的重庆、武汉、上海，珠江上的广州等。内陆城市在铁路导向的作用下，沿主要交通方向蔓延，大城市一般都位于一定范围的交通枢纽上，因此铁路的延伸方向呈放射状，出于城市功能、结构等的要求，形成了圈层式的发展形态。
从外部看过这些城市后，我们再来看城市内部的功能布局。
北京继承了明清“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影响，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城市：城市的几何中心为行政区，在这个中心东南西三个方向距离不远处为商业中心——王府井、东单、西单等，北面为少量的居住和景区。再向外一层为商业的延续，交叉着居住用地，还有占较大面积的就是文体教育用地。再向外一层为以居住为主体的用地，也有较多的文体、教育、娱乐用地，较大面积的城市绿地和部分小型工业。然而绿地和小型工业并没有阻止住城市用地进一步扩大，继续向外层蔓延，为了降低工业对城市环境和城市发展的影响，于是大型工业被搬到城市外下风向的郊县。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能力的人们在城市极度膨胀的压力下，向城市外部寻求良好的生活环境，于是远离城市污染，又有便捷的交通条件下，城郊高档居住区又诞生了。随着这些居住用地使用率的上升，又带动起一片新的城市用地。就这样周而复始的蔓延，城市用地一圈接一圈的吞没着周边的郊县。
显然，上述发展模式是不健康的，田园城市的模式并没有控制住城市的恶性膨胀。早在1922年，翁温在他的《卫星城镇的建设》就提出了建设卫星城的理论。然而我国时至今日，也没有解决这种“摊大饼”的问题，卫星城的建设也没有成形的规模或体系。究其原因，一个避免不了的问题就是人口过剩，这也是我国在这一个时期必经的阶段；然后就是经济建设，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要拉动经济增长，不可能离开城市。这两点决定了当前城市规模的扩张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如何让城市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里，怎样的模式才是适合当今我国城市发展的模式呢？
城市居民一方面离不开城市便利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一方面又渴望良好的休闲空间。正是由于这种需求矛盾，造成有足够能力的人向城市外面走去，其它的人留在城市继续相互拥挤。随着城市周边用地被侵占，原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有了更多的可能走进城市内部，使城市更加拥挤，导致城市膨胀。怎样既能解决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求心理矛盾，又能解决城市膨胀的问题呢？没有人的地方是不会产生城市用地的，最容易使城市产生膨胀动力的就是居住用地，往往一片居住区建成后，其它各种用地都会一起繁荣起来。相对而言，工业和文体教育等用地因使用和需求有鲜明的时间性和单一性，所以这些用地对城市发展的导向作用不大。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居住用地。怎样能让人们即享受良好的环境，又有方便的工作条件呢？
由莫斯科的绿楔想到，居住用地是否也可以呈楔状深入城市呢？或者沿交通线呈带状向外放射？中间用楔状或宽广的带状绿地分割，同时这部分用地也可以用来发展城郊游憩活动，保护这部分的生态环境较少受到城市的影响。既然绿环不能控制城市向铺展，那么就让其由中心向外放射，这样，城市不仅解决了“摊大饼”发展模式，又有了充分的居住用地，节约出更多的城市中心用地来做商业和公共绿地。在便捷的快速交通（如地铁、轻轨）保证下，这样的市中心就不会出现欧美国家曾经历过的城市中心衰落现象。这种模式更加有利的是在有目的的引导下对形成卫星城有极快的促进和发展作用。通过这种带状放射，连接周边低一级的城市，也能较快的形成区域城市网，许多领域的学者都指出，现在的中国呼唤建设真正的、形成规模的、高质量的城市群、大城市连绵区，这样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的飞跃发展。
现在许多大城市在地上交通系统日趋完善的情况下，也已经建成了很丰富的地下交通系统，却仍在进一步完善，许多省会城市也都在修建地铁或轻轨，如沈阳、南京、成都等，以沈阳为例，看看如何依托交通线发展城市和区域意义上的城市群。
沈阳作为东北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铁路线从大的范围来看，主要是贯穿南北方向的交通，从辽宁省内来看，东西方向的铁路线也是在这里穿越。1990年代，在省内大规模的修建高速公路，沈阳是中心枢纽，相继建成了京沈高速、沈大高速、沈抚高速等重要的省内运输通道，并初步形成辽中南区域经济圈。随着大连城市品牌的成功树立，辽宁形成了以沈阳和大连为两个中心的发展态势，两个城市相互扶助，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能，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成功拉动了辽宁的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又开始修建地铁，近期的线路有2条，其中一条的端点延伸到了抚顺西部的经济开发区，该开发区与沈阳接壤，两个城市中心通过高速公路仅有1个小时的车程。随着地铁线路的建设，必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辽宁中部这两个城市的关系，于是“沈抚同城化”又被提上日程。
沈抚同城，将两个城市合二为一后，城市有明显的沿浑河（辽河一大支系）方向片状发展的迹象。交通线由发展城市的动力变为联系城市几个片区的通道，这既是城市带状放射的结果，又是基于卫星城理论下的城市功能优化。两个城市在市场、交通、信息、能源、环境、产业、科教等方面都有着互补互助的作用。
另外，沈阳与周边的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六个城市结成合作联盟，共同签署了《辽宁中部城市群（沈阳经济区）合作协议》。于是这个巨大的城市圈，又向南直通大连，寻找出海口，打通海上交通。
这样，沈阳市的扩张问题也就解决了，将城市的诸多引力分散到周边“卫星城”中，不仅疏散了市内的拥挤，也繁荣了周边城市。
综上所述，即使是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城市的恶性膨胀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由沈阳城市发展，或者说是辽宁省的发展规划来看，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大的区域来看待其中某一个城市的发展。由某一个中心城市向外，沿交通线楔状或带状确定以居住用地为主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它们来联系周边低一级的城市或城镇，使它们形成这个中心城市的卫星城，降低中心城市的首位度，达到稳定和健康的发展状态。这样的城市模式既是适合现阶段国情的，又是尽快解决城市恶性膨胀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1]《城市规划》 谭纵波
[2]《城市发展史》 刘易斯?芒福德
[3]《城市规划与城市化》高毅存
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5
关键词：历史商业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学方法；学科特点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028-07
一、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特点
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从学科从属关系看，它属于地理学中经济地理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它的发展历程看，它又远远早于经济地理学的产生而产生，是古代地理学中最早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之一。
商业地理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公元15世纪左右，它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因素。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及重商主义的刺激下，欧洲许多国家不断进行海外殖民，商品的对外输出量增大，商业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区，有关世界各地商品生产、销售以及运输路线和贸易市场等情况的了解，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快的海洋型国家中，商业地理的研究逐渐兴起。当时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各国、各地区的物产及资源分布、集散中心、贸易关系、城市港口以及运输线路等与商品生产有关的地理因素的描述。在当时它丰富了世界商业地理的知识，同时也标志着古代地理学的分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1889年英国G.G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被称为经济地理第一书，然而，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其回答的是何地可以廉价购进和高价售出何种物品，严格来讲，它是商品地理，而非商业地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方面的推广与应用，使许多国家的农业与工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含量增高，其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产生，综合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逐渐取代了商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消费、贸易、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综合研究，商业地理学成为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有所削弱。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计量革命”，它成为20世纪地理学的头等大事，将数理计量方法与学科理论相结合，并带入到具体的实证研究当中去，产生出各种以模型分析为基础的空间行为理论模式。如农业地理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地理学中的工业区位理论，而30年代初，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学说，则进一步奠定了商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中心地学说主要阐述了聚落与市场分布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空间分析，强调人类活动与空间组织内在的关系，这就使商业企业空间分析方法得到强化，市场空间分析理论在商业地理学中加以运用。商业地理学逐渐走出对商品产销关系的简单描述，进而转向对市场空间关系的分析，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商业地理学再次复兴，并由近代商业地理学开始转变为现代商业地理学，领域不断拓展，理论不断加强，形成独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进一步出炉，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使得地理学研究形成多元结构，商业地理学首当其冲，随着二战以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日趋显著，对于城市零售区位结构的研究，如贝里（Berry B.J.L）对于商品流、市场中心和零售商业的研究；墨菲（Murphy R.E）对中心商业区的研究；对新商业中心的规划，分析区际商品流及市场网络系统等等，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注入到市场的空间分析当中去，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形成今天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也不断熔入区位论、数量方法以及经济学、行为科学乃至社会学的方法，出现了大量有关商业、服务业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商业地理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它曾经历过从商品地理到商业地理的发展过程，中间也几经周折，至今仍有人强调可以用“商业活动的地理学”或“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地理学”或“市场地理学”等名词来代替商业地理之名词。但从整个学科研究对象与范畴来讲，我们可以说商业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比较成熟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基本得到地理学者的普遍认同，这对于规范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历史商业地理学的概念、理论与研究内容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脱胎于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商业活动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
人类的商业活动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还具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商业市场分布与商品流通格局所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往往具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地理要素的空间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因此，探求历史时期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网络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释当代商业景观与区域分布的历史成因，尤为必要，也是历史商业地理学所应回答的问题。中国的文明历史悠久，各地区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影响深远，而在中国传统史籍中又从来不缺乏有关上述商业活动的历史记载，这对我们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已对中国主要商品的产销区域和运输路线作了记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人口、经济、物产、交通、商业和城市的分布及地区差异，也有详实的记载和评论。司马迁十分注重人类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强调国富民强，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地理环境往往又是经商致富的源泉，范蠡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助句践雪会稽之耻，以后“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里司马迁明确强调朱公经商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强调朱公之所以能够19年之中三致千金，以“天下之中”的陶为贸易基点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历朝历代，大到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小到地方层面上的州县方志，对于地方物产与市镇结构也多有详细的记录，不论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亦或偏远落后的西部省份，可见历代统治阶层对于地区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那么，我们说历史商业地理学究竟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一）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
商业地理紧紧围绕着市场与流通的空间特征而展开，而商业市场与商品流通都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基础——商品。商品生产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商品生产，由此构成劳动的地域分工，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马克思在1857年论述交换与流通时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反之，“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历史商业地理虽然研究的是以往时代的商业活动，但所要回答的同样是市场结构与流通体系之关系这样的命题，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商业地理问题，首先就要阐述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
从商业地理的产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早的商业地理学主要就是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地理，如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重点即在告诉人们何地有什么样的商品生产，又流通到哪些地区。在今天来讲，人们对于各地商品性生产的重视程度更有过之，大到全球尺度，中到国家尺度，小到地方尺度，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有人以为，经济地理的产生，可以更加全面地研究各地生产的配置与地域分异，完全可以取代商业地理学中的商品生产。其实不然，无论从农业地理还是工业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地区生产布局，都无法取代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地域格局，因为三者在地域生产中所关注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商业地理学所关心的生产是商品性生产，换言之，与商品无关的生产并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这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生产与农业、工业地理学相关研究存在的最大区别。在农业与工业地理学中，我们只需区分各地的地理条件与资源分布作用下的生产，而商业地理学则需进一步区分各种生产的商品性与自给性问题。
历史时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受各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与地区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地区差异很大，它为历史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研究
商路是沟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生产的畅旺与商业市场的兴衰。从市场分析的角度来讲，由商业交通网所联系起来的港、站、码头、枢纽的分布走向，是形成商业网点、商品集散中心、贸易中心的前提与条件，它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构成区域市场分布格局的骨架。就商品流通来看，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交易路线。商品经过运输，不会增加使用价值，还会产生损耗，又要支付运费，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商品的地区流通必须通过交通运输才能实现和完成。尤其历史时期，传统交通工具简单，车拉马驮，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流通的畅旺。据李吉托·尤恩《日记》第1卷中说：“中国的陆路交通费用高于水上交通的二十至三十倍。”从今天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北方地区，优越的水上运输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明代陕西的陕北与关中两区来看，仅在棉布差价上即有数倍之差，也是由于交通道路追加的运费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区域道路交通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是商业地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商路同驿路的分离与商业地理区划问题
驿路在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多由官方开辟或加修，为官方信息往来的交通主干道，从秦始皇修筑“驰道”与“五尺道”，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驿路交通的维护，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研究也极为丰富。但商路与驿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吻合的，这样，根据商人经营贸易的需要，有关各地商路的记述也不断见诸史籍以及民间文集。诸如《天下水路驿程》《通商便览》，民间商书有关内容也不断增多，而商路往往是联系市镇间往来的桥梁与纽带，研究驿路与商路的分离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商品交流的地区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以之窥测古代社会政区区划与商业地理区划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2 商路改变与市场结构性变迁
由于商路对于市场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商路改变经常会引起市场的变动。中国古代商路包括陆路交通、水路联系等多重纽带，水、陆交通的开辟直接会促进一个地区商业市场的繁荣与商业市镇的兴起。明清京杭运河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直接与交通相联系，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
商业市场是商品流通的载体与承担者，“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现代商业地理学在分析研究商业地理过程中往往以市场研究为起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同样要抓住此点。
市场往往包括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两个方面。城镇市场依托商业城镇，是各经济区主要的商业中心，是在区域内担负区内外商品交换中心作用的大市场。它辐射性强，具有商品集聚性、服务开放性等特点。同时，它又分层级布设，有区际的、省际的乃至各经济小区的，不同层级的商业中心影响范围不同，吸引的门槛值有别，然而往往都是大的商业中心城市依托中小商业城镇，实现和扩大自己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现代社会，商业中心城市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区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历史时期商业城镇都经历过一个成长、演替的发展过程，与区域间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商业城镇在时间上有从北方向南方集中、过渡的发展趋势，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这种分布形态。商业城镇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受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双重作用，考察区域商业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分布规律是了解一定区域内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杠杆，因此，对历史时期一定区域内商业城镇分布的研究是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研究过程中，大体应注重两个方面的研究。城镇市场的空间发展与演变过程是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城镇市场空间结构的分析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也是联系城乡之间、市镇之间以及农村本体的经济中心地。中国传统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广大的农村市场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大，因此研究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作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1 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
商业中心是担负一定区域商业活动中心职能的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是由经济条件、交通网络、城市腹地等等众多因素促成的。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是通过对一定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的分析，来深入理解商业中心的成长经过及其影响因素，商业中心可以是一个单体商业都会，但在许多地区也会出现复杂复合的商业实体，这些结构组成各异的商业中心往往受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多重作用。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心往往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而成长，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都会，贯穿北方，雒邑位于秦、齐、楚、赵之间，被称为“天下之市朝也”。陶（今山东定陶）地处中原主要水运航道济、泗二水的交会处，为诸国“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濮阳（今河南濮阳）为战国时卫国的首都，也是地处水运要冲，是可与陶相媲美的商业都会，史书常称“富比陶、卫”。齐国都城临淄更是战国第一大商业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韩国旧都阳翟、燕都蓟城等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组成与结构虽与当时诸侯王国的地域结构有一定关系，但其发展与北方经济区的开发程度也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商业中心一般与行政中心相一致，但在许多时期、许多地区，商业中心又常与行政中心相背离，这种商业中心的分布格局组成一定经济区内特殊的经济景观。唐都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可谓国际大都市。中唐以后，伴随南北运河的开发，长江下游以及南方经济的繁荣，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成长与商业繁荣。尤其扬州，作为运河水运交通的枢纽城市，政治与经济地位空前提高，逐渐成长为全国第一商业都市，所谓“扬一益二”成为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因此，唐代后期，中国商业中心与政治中心是南北分离的。明清以后，随着全国性工商市镇兴起，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各地区、各省区均出现一定数量的发达的商业市镇，经济发展程度超越其所在府县，如明代的“四大聚”，佛山、北京、苏州、汉口，其中除首都北京外，均不是地区行政中心，佛山与广州，苏州与南京，汉口与武昌，构成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当然，除此之外，有些地区还出现几个商业市镇共同构成大的地域商业中心，如明清时期的西安、泾阳与三原县就是一例。这些均是历史商业地理学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另外，历史时期城镇市场的布局具有一定规律性，尤其是作为区域商业中心城市，商业街区布局、专业市场兴衰往往受区位选择规律的制约，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统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城市市场分布格局，可以充分理解封建时代商业发展与城市经济两者的互动关系。历史时期区域商业中心的研究与现代不同，历史时段变换，社会形态差异，以及交通道路改变均会影响到商业中心的成长，也会造成商业中心位置的递嬗。因此，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就成为历史商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2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问题在今天的商业地理研究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无论从带状环形布局、扇形结构、楔形结构还是多中心结构，无不围绕着商业中心而展开。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内部的市场区位选择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所能够了解到汉长安城存在“九市”；唐长安坊市结构的中规中矩的“东、西两市”结构；北宋东京城市场结构突破坊巷限制，进一步发展为沿街、沿河的市场景观；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市场由点状分布到具有中心地结构的市场与庙市分布等等；虽为都城，但却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而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仅只体现在都城一个层面，大到府、州，小到县、镇无处不在，尤其明清以后，由于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突破城墙、突破关墙，关城面积的扩大、关外沿河市场的崛起以及由市场扩大进而加筑城墙而引起的城套城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城镇发展的外在表象，实际上无不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与制度发展变迁的内涵，有些甚至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与风俗相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
3 边疆区、边缘区与过渡地带的市场结构研究
边疆区的市场发展往往受外在因素影响更多，市场的兴衰起伏剧烈，市场结构也较为复杂，受国家政策与制度性因素影响较大。明代长城沿线市场的空前繁荣，完全受军事驻屯的影响，形成长期的军事供给与军事消费市场，市场出现超前发展的状况，这种军事消费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时的，经常会随着军事防卫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的历时性不高，但是有些时候它的作用与影响又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远及当代。边缘区的市场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话题，可以是农牧交错地带，可以是两种地貌的过渡带，其市场的结构均呈现出与中心地带极大的差异性。这些研究都会丰富我们对传统市场结构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貌条件是如何影响市场发展的。
4 商业中心与城市腹地关系研究
城市腹地研究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称商圈，商圈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结构、人口规模、地貌特征，交通道路、文化背景等等。城市腹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地间的商贸联系，大到全球尺度，近代以来世界主要海港与贸易中心及其腹地结构；中到国家尺度，古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贸易与空间扩张，陆路与海上交通线的开拓与区域商业空间的拓展，贸易与国家间的空间控制等等；小到地方尺度，从一定地域，一定省域，乃至某个县域出发，研究其腹地的结构。商圈不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跨县域、跨省域、跨地区的现象时常存在，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也很突出。明清时期，陕北地区与山西省的商业联系远比省会所在的关中地区紧密得多。陕南地区的商贸联系则主要针对湖北与四川，这些受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影响的商业区的形成，及其与中心商业城市的结构关系往往也有一定的历史承袭性。
5 市镇兴衰的诸要素分析
中国古代市镇的兴盛多是由市场主导发展起来的，而市场在一定区位的设置与选择又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并受各种要素综合作用。明清时期是中国地方市镇普遍发展的历史时期。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过去一直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案例来分析。近年来，随着各方研究力度的加大，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从区域开发的角度人手，对市镇兴衰起伏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各市镇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转换，更提醒我们对各市镇的兴衰条件进行微观分析，近年来许多学者沿此方向做过诸多有益的尝试。制度因素影响市镇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话题，一些市镇成长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粮长制与明代市镇成长的关系等等课题均值得我们思考。另外，随着历史地图学与GIS的应用，更加方便了我们对区域市镇发展作长时段与空间模拟，突破县界、府界乃至省界进行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分析成为可能，这些都为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与学术视野。
6 农村市场形态研究
农村市场网络结构分析是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强调以农为本，在广大的农村中，农民成为封建国家最主要的支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为小农经济，这也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是封建社会市场中商品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分布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商品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农村市扬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因此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分布规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传统农村市场大体包括农村集市与庙会市场两种形态，两者均作为定期市担负起农村商贸往来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两者的作用与影响截然不同，在市场层级中所处地位又有所不同。在施坚雅的市场体系中，庙会市场是被完全排除在市场层级之外的，那么对于中国传统庙会市场的历史定位又是怎样，在边疆地区、边缘地带庙会市场的作用又非它类市场可以替代，中国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与民族格局差别非常大，多元市场格局表现明显，影响农村市场空间发展的要素研究是商业地理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区域商品流通格局与商贸区研究
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是对整个区域商品的流向与流通格局的分析考察，是在地域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所作的商品流通地理分异的研究，是研究商品产地与销地联系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古代地方志物产卷中大都保存有对各地“货属”的记载，它们既包括流通于本区内的产品，同时也包括售出境外的商品，这种商品的流通古来即有，且各地区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这些内容都为区域商品流通格局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商品流通格局，进一步划定商贸区提供了可能。商品流通格局受地区自然条件限制，交通与市场结构影响了商贸区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地区的商贸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制约都会影响到商贸区的转变，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商贸区地域格局及其与行政区划划定、文化区的形成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历史商业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中要面对历史时期各种商业经济现象。商业活动的空间差异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性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指标的衡量，需要以商业经济学的方法为依据。商业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商业地理学，如区位论、空间价格、区域成长理论等，时常被商业地理学所采用。但是，商业经济学与商业地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商业经济学是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以商业为媒介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其中包括商业结构、商品流通形式、商品同市场相统一的运行机制等。两者均研究市场，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共性。但商业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侧重于市场机制与供求关系；商业地理学则研究市场的网络结构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分析商品市场的同时总是结合地区条件，并且是以地区流通为中心，联系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布。因此，两门学科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历史商业地理与商业史的研究同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历史时期商业发展问题为总的研究对象，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两者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从时间角度说，历史商业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主要研究商业活动在历史时期中的空间过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围绕着商业活动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区域分布同环境的关系这个中心，这样一来，历史商业地理研究所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地理条件下商业活动运行的机制与发展规律问题，发达地区商业活动的运行机制、欠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制约机制，均属它的研究范畴。而商业史的研究则与此明显不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出发点，研究其逐渐发展、发达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受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内容的限制，它在许多时候需采用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空间分析方法，这与商业史的研究方法比较是不相同的。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和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商业地理学的发展，使之迷失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更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这使前些年商业地理学研究走入一个瓶颈期。而历史商业地理学同样如此，历史地理工作者在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历史时期手工业与工业布局的研究同时，对于主要集中于流通领域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如何定位并形成体系，一直表现出认识上的模糊与学科领域的不明确，对于它的学科内涵亦少有人问津，理论规范与方法总结非常欠缺，这些都阻碍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上讲，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是促进历史地理学学科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在今天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商业空间网络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研究地域商业格局形成的历史成因，就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基础，与商业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其重视商业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以区域研究为主体，关注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波基础之上，突出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有史以来，商业发展的地区性规律与发展特征以及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分析亦可提供多元的分析方法，因此，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补商业史研究之不足。
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范文6
一、打破教学常规，突破生存困境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技术理性与实用主义走强，文学日益式微，文学教育亦日益边缘化。作为文学教育的重要分支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困境重重；商科院校人才培养与市场直接对接，教育中的工具理性价值观导向更是加大了这种生存的严峻性。困境亦源自于现当代文学课程自身。长期以来学科化、制度化带来的教学的知识化取向、文学教材跟学生现实生活世界的疏离，造成了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单一、内容滞后。在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本有着其他课程所不具备的开放性与永远在场的“当代性”特质，以及相应产生的现实关怀的特点。但这种生机勃勃的“当代性”特质从文学教材和授课现状来看却并未能得到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讲授自五四至当下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授课内容普遍采用六大模块式:现代文学三个十年、建国二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可以看出教学主体内容安排为20世纪当代文学上，新世纪文学一般不进入课堂；即算将下限延至新世纪文学，现当代文学教材基本采用精英文学的一元化格局，台港澳文学长期处于教学“附录”的地位；通俗文学、青春文学、新媒体文学等“在场性”文学生态未能有幸被大学教材吸收进去；新世界文学“多元共生”的新格局基本没有得到呈现。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教学相对保守与滞后，既滞后于文学发展现状，也滞后于学术发展现状。新世纪以来文学在日新月异的新发展，还有学术界相应的丰沛研究成果，未能及时在我们的课堂中得到呈现。现当代文学教学内容一直沿袭旧有的精英一元化的格局与谱系，新的研究成果很难及时进入课堂；教学内容的前沿性明显不够。教师对于作家作品的把握墨守成规，甚至延安讲话以来意识形态思潮对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定位几十年一贯制，导致教学理念的落后。再加之在教学过程中，过多强调“史”的介绍而忽略作品的阅读，过多强调理论对作品的肢解而忽略作品的感性体验，不少学生因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厌学情绪。基于上述背景，将商业文学纳入到现当代文学教学实践中来很有必要。作为以商业经济活动为主要题材，以商人形象为主人公，致力于彰显商业文化理性的商业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早就有相关创作表现，只不过是一直被正统文学史所有意忽略，弃于边缘地带，或者是被并入到其它题材小说中提及，没能获得自己独立的文学史地位。直到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相应反映商业经济生活的文学创作也日益增多，并形成了如火如荼的发展趋势。商业文学通过对商人形象的成功塑造，揭秘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商业形态，再现社会转型期商业生活画卷，关注商战风云中个体生命价值，成为文学形象谱系中不可或缺且独具魅力的组成部分。商业文学创作以如火如荼之势在文坛兴盛，这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近20年来商业文学创作是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文学现象。近年来很多学者把自己的学术热情积极聚焦于文学与商业（经济）的关系研究，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并且还有数部专著出版；商业文学研究也成为近十年来高校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和写作的热门领域。鲜明体现新世纪文学新风貌的商业文学，与正在进行的现实社会的关系密切。将在场的商业文学纳入现当代文学课堂，突破教学成规，有效对接当下文学生态，纳入经济视角，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内容对正在发生、发展的社会及时地做出反应，将文学现象置于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在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上，合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现实性的特色。而作品阅读分析实践与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有助于商科学子进一步认识我们商业时代的社会现实，激发他们的现实关怀的热情。另外，现当代文学传统教学方式是以教师的文学史知识讲授为主，对于已经经典化的文学作品及其权威解读，学生除了接受基本已成定论的教学内容外别无他选，于是听课的任务主要就是记记笔记，考前把它背下来，拿走学分。这样一来学习主动性肯定不是很高，课堂气氛也难活跃。商业文学作为一种正在进行的文学创作现象，目前社会与学术界对商业文学还持褒贬不一的态度，尚未形成文学“共识”。这为研究性学习、讨论性教学这些在传统文学课上难以真正开展起来的教育方法提供了方便之门。作为文学最新现象，学界本无定论，没有权威的压力和定论的束缚，学生可以各抒己见、大胆质疑，教学过程中阅读、讨论、争议、再解读，教学开放、自由的思想交锋与惟新的文化姿态，必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商科专业教育的文化读本
文学是对历史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形象反映，某种程度来讲是社会的“书记员”。商业文学以社会经济运转为背景，以描述商业经济生活为主要内容，渗透于其中的丰富的商业文史知识，构成了作品独特的认识价值。商贾小说《白银谷》作者成一在后记中曾经说过：“我这部小说，不是写一个富商群体，也不是写一个地域传奇，而是取了一个广角式的视角：将票号作为一个带传奇色彩的金融制度、商业制度来写。”①为了将中国历史上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金融制度、商业制度进行“还原”式的展现，成一历经十余年整理相关历史资料。应当说作家以一种“小心求证”的严谨和求实的态度，在《白银谷》这部书写晋商文化的长篇小说中，真实再现了清朝末年晋商的商业活动、社会关系和民众生活，翔实的史实依据与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相结合，展示了山西票号的辉煌业绩，重现了一种伟大的金融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风采。在小说中，中国早期金融业的出现、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得以全景式地呈现，因而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小说中大量生动的商业历史故事，包含丰富的金融知识和票号经营策略。深入挖掘作品中丰富的商业文化资源，可为商科专业课程如《金融学》等教学提供大量生动的典型范例，某种角度来说是商科专业教学生动的好教材。还有被当作职场必读指南或经商教科书的现代商战小说，创作素材源自于作者商界职场生活的亲身经历。作者往往把自己在商业领域参与的实际市场运作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来的、经过实践证明极为有效的经营技巧和职场生存规则融入商战故事叙述中，成为商界人士的经商指导。如以IT行业商战为素材的小说《输赢》不仅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而且在故事中巧妙融入专业知识和销售策略———“摧龙六式”，并附有“摧龙六式”的光盘；这样一来读者不仅可以获得愉悦的阅读体验，还可以轻松了解超级销售战法。《正道诡道》演绎了一系列商战故事，其中生动展示了大众传播、分众传播、广度营销、深度营销、事件营销、品牌壁垒、公关危机、间谍、反间、消费心理学、商业联盟在具体商战中的应用；小说还将《孙子兵法》、SWOT矩阵、BCG矩阵等知识融会贯通于全篇；阅读这部作品，即便是一个从未涉足市场的新手，也会从对真实商战的形象感受中领悟到营销策划之道的精妙。在《输赢》、《正道诡道》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小说被注入了“实用商战”的新鲜血液，承担起了“企培案例”的专业重任。这类小说似乎有一个共同的逻辑与心理起点：世界需要去理解，商业必须去学习。以文学形象的方式去致力于开展商战培训、成为销售指南，与其文学审美价值相比，商战小说的认识价值似乎更胜一筹。由此来说，商战小说完全可以成为商科专业教育的文化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