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行政论文范文1
关键词：行政法律责任法学研究方法法律学规范
一、语义分析：被泛化了的行政法律责任
从一般法理学（Generaljurisprudence）的角度看，法律权利、法律行为和法律责任三者有机地构成了各种法律制度的本体要素，它们是对法律进行实证研究的重要范畴。以控制行政权力为基本功能的现代行政法亦以行政权力、行政行为和行政责任为基本结构，由此构成了“行政权力-公民权利”、“行政行为-行政程序”和“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的基本范畴（注释1）.对这些基本范畴的清晰诠释，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根基和起点。然而，作为行政法基本范畴的行政法律责任概念，在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学研究中却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其主流观点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应承担或应负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根据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分类，其中包括行政主体的责任、公务员或行政人的责任以及行政相对人的责任；与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力的价值取向一致，学者大多将研究重点置于行政主体的责任，一般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因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违反其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这种意义上的行政法律责任不仅包括行政损害赔偿责任，在责任形式上，它几乎囊括了所有行政违法、行政不当及瑕疵导致的不利后果，行政行为的确认无效、撤销、变更均是重要的责任形式。更广义的行政法律责任甚至包括行政法律规范要求行政主体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履行和承担的义务，它包含了“岗位责任”和“行政责任”两个方面（注释2）.这种责任观实际上将责任等同于义务，使责任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它更接近于大众语境中的责任涵义，例如，当人们说“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责任”时，实际上是指政府具有某些义务。
在西方各国以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中，行政法上的责任与侵权法中责任是一致的，它的涵义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因其公务活动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域外的行政法学著述以及行政立法几乎不用“行政法律责任”这一称谓，而是具体化为“行政损害赔偿责任”、“政府侵权责任”、“国王责任”、“联邦责任”等（注释3）3，它们分别是各国（地区）国家赔偿制度中的核心范畴。
与域外行政法上的“行政法律责任”相比，中国行政法上的责任是一个包罗万象、被泛化了的概念，其涵盖范围的扩张导致其精确程度的下降。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法律学的发达程度往往取决于其基本概念的精确程度，法律学研究应该从最基本的法律概念的正确分析着手，而后才能着手构建理论体系，阐释某些基本法理。（注释4）4就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而言，对行政法律责任这一基本概念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作出精确诠释是十分必要的。
“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必须要将表示该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注释1）5因此，语义分析是我们认识责任概念的起点。在现代汉语中，责任通常有两种涵义，一为“应尽的职责”，即“分内应做的事”；二为“应该承担的过失”。（注释6）6在日常大众语境中，责任一词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即“义务”、“过错、谴责”、“处罚、后果”。日常生活中责任一词的含义具有包容性，根据场合，“责任”可能仅指“义务”或“谴责”或“后果”，也可能包括“义务”和“谴责”双重意义，甚至包括“义务”、“谴责”和“后果”三重意义。（注释7）7由于责任一词在大众语境中的多义性，法律学规范语境中责任涵义的确定应以此为基础进行选择。现代汉语、日常生活中责任的部分含义-“分内应做的事”、“义务”已被法律学中的基本概念“义务”所吸收，因此，法律责任的涵义应建立在责任的“剩余”涵义-“应该承担的过失”、“过错、谴责”、“处罚、后果”上。否则，就可能导致法律学中的两大基本概念-“义务”和“责任”的混同，从而使精确的法律逻辑、法律推理失去根基。中国行政法上广义的责任概念正是简单地将大众语境中责任涵义等同于规范语境中责任涵义的结果，忽略了法律责任作为规范科学概念的本质。
确定法律责任概念的语义，只是对行政法律责任概念进行诠释的一个起点。通过前述分析，法律责任语义被确定在“应该承担的过失”、“过错、谴责”、“处罚、后果”之上。然而，这一分析结果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个中内含了错综复杂、相互勾连的事实与价值。如，“过错、谴责”就涉及到价值评价的问题，即应当以何种标准判断过错或进行谴责：“处罚、后果”则可能与法律上的强制这一事实要素相关；而“过错、谴责”又可能是“处罚、后果”的前提。法律责任概念语义的复杂性决定了它无法象“权利”、“义务”概念那样成为法律学上的“元概念”，易言之，法规范语境中的责任概念可能由一系列在逻辑上相互承接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而不是象权利、义务概念那样由几个相对独立法律关系“元形式”（法律关系的最低公分母）构成。（注释8）8那么，在法律学的语境下，我们应当怎样诠释行政法律责任概念的这些复杂的内在构成因素？这关系到法律学研究方法的思考。申言之，法律学意义上对基本概念的诠释路径甚至关涉到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法学作为一门规范性质的独立科学，其“自治”或“自主”的根基即本体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注释9）9
二、方法：诠释行政法律责任的三种路径
刑法学者冯军认为，任何一种责任制度，如果完善的话，都应当包括“义务指定”、“归责要素”和“负担形式”三方面的内容。（注释10）10冯军对法律责任构成要素的界分以一种十分明快的方式道出了法律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以认识论上的界分事实与价值为前提。自从英国哲学家休莫提出事实与价值的二元界分命题从而开创人类认识论的新纪元以后，近代法学出现了二者在学说上被分开的趋势（以休莫、韦伯、凯尔森、拉德布鲁赫等的观点或立场为代表，尤其是新康德主义的所谓“方法二元论”）。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法的构成要素界分为逻辑构成、价值和社会事实。责任制度中的“义务指定”主要指向责任规范的逻辑结构，即责任规范的适用以指定义务的违反为逻辑前提，并由此展开一系列在逻辑上相互承接的法律关系，责任在法的逻辑、形式意义上表现为特定的法律关系：“归责要素”
指向责任规范中的价值评价，即应当以何种标准作出价值判断，使责任归属于违法义务的行为人，从而使责任制度获得正当性；而责任的“负担形式”则解决了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以何种方式实现责任的问题，（如赔偿的方式、惩罚的方式），指向责任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这也为我们阐释行政法律责任提供了基本线索。
1、责任关系：行政法律责任的逻辑形式意义
对行政法律责任逻辑形式意义的探究须运用传统分析法学的研究路数。分析法学在剔除了法律中的价值因素后，认为法律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实证的法规范，法律学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法律家在法律推理、适用的过程中提供基本的认知模式，因此，法学研究的要义首先在于对基本法律概念、法律规范的逻辑形式构造进行精确的界定。尽管传统分析法学对法律价值、社会事实因素的忽略遭到了后世学者的诟病，但它却为现代法律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合理内核”。在这种方法下，行政法律责任（而非道德上的责任、政治上的责任）的意义须从法律的形式意义上得以说明，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在于法律关系，这些相互链接的法律关系必须满足以下标准范式：1、在一个法律关系中，特定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设定的义务，即侵犯了权利；2、有权利则必有救济，由于权利被侵犯，必然导致另一个救济权法律关系的展开，责任的实现依赖于这个救济权关系的实现。在剔除了价值、社会事实因素后，纯粹逻辑、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就是这个救济权法律关系，亦可称之为责任关系（注释11）11.这为我们展示了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的核心结构，也奠定了法教义学意义上对行政法律责任的认知范式，从而将行政法律责任从道德责任、社会责任中剥离出来，成为法律学的基本概念。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行政法上的责任概念进行某些反思。许多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都是行政主体的责任形式。在法的形式意义言之，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所涉及的是行政行为效力要件的缺陷，这几种情形实际上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法律行为所意欲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败，在行政行为的内容在事实上被实现以前，并未构成对相对人权利的侵害，因此无法导致一个救济权关系的展开。例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罚款5000元的处罚决定，实际上是通过一个行政处罚创设了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主体有权要求行政相对人缴纳5000元罚款，行政相对人具有缴纳5000元罚款的义务），如果该行政处罚被撤销，则意味着行政主体创设的这一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败，只要行政相对人未缴纳罚款或被强制执行，这个被撤销的行政行为并未构成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侵犯。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实质上是对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法律行为进行设权活动的矫正和纠错机制，它们本身并不是责任的形式。这一认识和侵权法上的责任理论是一致的，因为如果将其视为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那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也必然产生民事法律责任，从而引起侵权法理论的混乱。这种做法也与将行政法律责任定位为行政主体承担的“不利后果”或“消极性后果”的概念自相矛盾，难道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就一定对行政主体“不利”吗？基于法治的立场，我们可以说撤销或变更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是纠正了行政主体的错误，这无论对于行政主体、相对人或是社会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一个行政法律行为的效力要件是否具备，这是一个法律逻辑、形式层面的问题，它是“价值无涉”的；而“不利后果”或“消极性后果”则是一种价值评价。将这两者相混同用以阐释行政法律责任，在逻辑上是难以自洽的。
2、强制和责任方式：行政法律责任的社会事实因素
在逻辑形式意义上，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是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然而，逻辑并不是责任规范的全部，离开责任规范中的社会事实因素，我们将无法完整地解读行政法律责任概念。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与民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一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行政主体可以和行政相对人协商解决行政侵权损害赔偿，从而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救济，行政相对人也可以通过行政赔偿诉讼实现救济。在法教义学的意义上，只有进入公力救济，在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保障救济权实现的行政救济法律关系才能被视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这和较为成熟的民事责任理论是一致的。（注释12）12这涉及到对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社会事实因素的诠释。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社会事实因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强制执行，在大多数场合，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影响和支配能力，强制执行这种迫不得已的制裁措施只是法律最后的选择。（注释13）13例如，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法院判决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司法权的强行介入，此时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已转化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如果被告自动履行了判决内容，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仅仅表现为对被告的影响和支配力，如果被告拒绝履行判决，法院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公权力的强制作用才直接体现为制裁。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的强制作用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实力装置-通过事实上的对人的心理施加压力、影响或者直接施以物理上的力发挥作用的机制，它并不是规范语境中的存在，因此，它属于法律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
二是责任方式，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责任人以何种方式实现责任的负担形式，这是法律责任制度中最为直观的事实表象。行政法律责任的责任方式和民事法律责任的责任方式基本一致，主要有停止侵害责任形式、恢复性责任形式和补救性责任形式构成。（注释14）14而这些责任形式在实证法上又具体表现为赔偿、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
3、归责：行政法律责任的价值评价机制
上述研究路径在逻辑形式和社会事实层面上解决了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的内在机理，但这仍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人们应当基于何种理由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国家公权力强制介入某个法律关系为被侵犯之权利提供救济的正当性、合理性是什么？”这些具有价值评价性质的根本问题。因此，为了求得对行政法律责任规范完整的认识，导入某种价值分析的路径是必要的。行政法律责任的价值因素集中体现在归责这一要素上。在较为成熟的大陆法系刑事责任理论中，“特定意义的刑事责任”研究是对责任中价值评价机制的阐释。“特定意义上的刑事责任”是指行为的有责性（注释15）15，它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在本质上，它是指法律基于特定的价值标准对实施侵害之行为以及支配该行为之主观心理状态所作的“道义非难”和“社会非难”。对这种评价机制中的价值标准的研究，就是刑事责任理论中“责任的根据”，这是对刑事责任价值本原的认识。当然，这种价值分析并不是哲学意义上追本溯源、形而上学般的追问，它必须立基于法规范的限制范围，以寻求价值标准的客观化。于是，刑法学导入“罪责”这一规范机制，从而使抽象的道义性、社会性非难转变为对行为人主观过错（故意、过失）的探究，实现了价值评价的客观化。在民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中，与“罪责”相对应的概念是“归责”，“归责”实际上也是法律责任规范中价值评价的客观化机制，由此产生的是
民法、行政法中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归责方式。
在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过错责任”是其根本性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的本质是一种道义性的价值评价，它是基于伦理的立场，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的否定评价。过错意味着行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恶，因而具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行为人因过错致人损害而承担责任在道义上是正当的。随着侵权法理论的发展，现代行政法上的“过错责任”出现了“过错客观化”的趋势，从考察行为人主观的心理状态转向考察客观的行为状态，行为若不符合某种行为标准意味着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可推定“过错”的存在。在各国行政法上，行政机关违反法定职责（我国行政法上的各类行政违法），均可作为判断过错的客观标准。
“无过错责任”是行政法律责任中的补充性归责原则。在各国实证法上，“无过错责任”具体表现为“危险责任”、“特别牺牲责任”等（注释16）16，它们无不主张在责任的评价机制中，排除对“过错”的考虑，完全基于损害补偿等功利性因素进行归责。因此，以这种理论为根基的行政法律责任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论”，它所蕴含着的价值内涵可以归结为“利益均衡”，即在发生侵权损害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共政策）权衡冲突双方的利益，以达到合理的损失分配。
三、思考：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之研究方法
上述分析大致展示了规范语境中行政法律责任概念完整的构造，从中折射出作为规范科学的法律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认知模式。笔者认为，西方法学与中国法学对行政法律责任认识的差异在本质上是研究方法的迥异。从总体而言，目前的中国行政法学对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认识是混沌的，她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作为规范科学的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一点在行政法律责任的阐释中尤其明显，一些学者往往将大众语境中的责任与规范语境下责任相混同，导致行政法上责任的外延无限扩大。上述分析也引发了一种关于行政法研究方法的思考，对于年轻的中国行政法学而言，这或许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在通盘考虑法的各要素的前提下、逻辑中心主义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探究，又必须从构成它的“元方法”及其研究对象着手。
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行政法现象由行政法规范、行政法意识、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关系组成。（注释17）17从现象学的角度，还可对行政法现象作更为细密的分类，上述行政法规范、行政法意识、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关系与其他任何部门法现象一样，从本原上说，无不由价值、事实和逻辑三大要素组成，由此构成了行政法现象的“元要素”（也是其他部门法现象的“元要素”）。分别以这三个要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组成了法学所有的流派，并构成了完整的法学（行政法学）研究方法，成为法学研究方法的“元叙事形式”。法现象所包涵的价值因素是自然法学（或其他价值取向的法理学）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广义的社会法学则以法现象的事实因素为研究对象，它包括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和历史法学等学科；法现象所包涵的逻辑因素构成分析法学赖以成立的基础。对上述法学三大流派的理解，应从本体论（Ont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两个层面着手。从研究方法的层面上看，分析实证方法、价值分析方法以及社会实证分析方法构成了完整的法学研究方法。
用分析实证的方法研究行政法学，应注重从逻辑和形式上分析实在的法律概念和规范，运用以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为基础的系统而精密的法律分析方法，通过概念的分析与建构形成规则，通过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形成超越具体问题的形式合理性。如果没有这一点，行政法学将不成其为法学，因为作为法学者和立法者，尽可能地将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概括至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系统中，这是他们的天职，也是法治的要求。萨维尼指出：由一门严格的科学的方法所保障的确定性才能根除任意专断。以分析法学为主要方法的法律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出现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其社会功能在于对专制权力的制衡。（注释18）18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分析实证方法是行政法学的本体研究方法，它使行政法学在知识上成为作为独立学科的法律学之分支成为可能。似乎是受到“重学轻术”或“褒学抑术”的古代学术传统的影响，当下中国的诸多行政法学者非常热衷于一些宏大叙事式的研究（比如，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法的范式转换、21世纪行政法的发展趋势等等），但在另一方面，作为行政法学根基和研究起点的一些基本概念（譬如，公权力、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行政责任等等）却未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得到清晰的阐释。如果说民法学者王涌倡导的分析实证民法学可以使相对成熟的中国民法学获得反思能力，改变无批判地继受他国民法理论、并“纠缠在一些抽象的他国法律问题之中”的被动局面，从而可能给中国的民法学研究提供“一个关于法律分析的一般方法论基础”，（注19）19那么对于根基不深的中国行政法学而言，分析实证研究路径的引入则可能为中国的行政法学殿堂打下坚实的基础和起点，因为对行政法基本概念、基本规范的逻辑、形式分析正是传统的分析法学方法的“拿手好戏”。20世纪初美国分析法学家霍非尔德对权利概念精致的逻辑分析至今仍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研究范式（注释20）20，从中引出的“法律关系元形式”理论亦为中国行政法上一些聚讼纷纭的基本概念、基本规范提供了精致的分析框架。
如果说实证分析法这所注重的是法的形式、逻辑意义，那么传统的价值法学所关注的是法的内在价值或实质价值，它将法学视为一种正义与善之术，认为法学的功能不仅在于揭示实在法的共同原则，而且应当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就来自于自然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标准。随着现代实践哲学的兴起并在法学研究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具有古典自然法学派余风遗韵的研究方法已成为“稀有物种”。现代价值法学在方法上不再主张固有价值观念的不可质疑，而在于寻求法律准则如何能够证实和具体化的问题。（注释21）21当代英美世界自由主义法理学的代表人物德沃金提出了“阐释性伦理学的法律观”，认为法律制度是与道德具有一致性的巨大的智识和实践结构（注释22）22，在方法上则主张法律并非是描述性的科学，而是要用解释性的方法探究道德和法律难题存在的唯一正确答案。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卡尔。拉伦茨的价值法学则主张运用法律诠释学的方法以探究“不能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加以证明”的价值判断的客观化。（注释23）23现代价值法学的研究方法为法律解释学的发达作出了巨大的智识贡献，就目前中国的行政法而言，行政法解释学无论是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现代价值分析方法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将为其提供一个新的知识增长点。
在社会实证分析方法的路径上考察行政法现象，实际上是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视野中，所关注的是行政法现象的社会意义，将行政法现象放进社会领域联系地加以研究。因此，社会实证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诸多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统称，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这标志着其他学科对法学的全面渗透，由此而形成的是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多种
交叉学科，如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历史法学等。严格地说，这些学科已经不是规范性质的学科，而是事实性质的学科，它们只是经济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的分支，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的分支。但是，正是这些交叉学科的存在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外部动力”，并且深刻地揭示法的社会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注释24）24社会实证的方法的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的运用，是行政法学朝向社会生活关系的面相。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一个前无古人的社会转型期，变动不拘、斑驳陆离的社会生活事实为中国的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学术“富矿”。社会实证路径上的戮力耕耘，也许为中国的行政法学作出智识上的贡献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以上是根据行政法现象的“元要素”（事实、价值和逻辑）在研究方法上所作的分类。由于人类认识的“确定性之墙”上始终存在“裂缝”，绝对地区分事实与价值是人类认识论上的一个神话。因此，在研究方法上绝对泾渭分明地界别上述三种路径也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研究路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现代法学研究方法出现了综合、统一的趋势。现代法律学在历经了法学史上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的激烈的争论后，逐渐出现了方法上的“超越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倾向，（注释25）25主张法律规范是法律学的本体研究对象，法律学应以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为基础，处理规范所内含或指涉的事实，在对待价值的问题上，不仅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主张价值是法规范的有机部分，价值可以客观化为法规范，成为指引、评价行为的标准。本文对行政法律责任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统合：责任关系的研究体现了分析法学着重于法律的逻辑要素、逻辑关系的路数，其中将公权力的强制因素视为责任规范的构成要素贯彻了社会实证法学关注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勾连的要旨，而价值分析路径上对归责的诠释则表现了现代法律学追求价值客观化的基本立场。
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应以法规范为其核心研究对象，法律实证主义（分析实证法学）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它着重于法规范本身的逻辑及形式层面的阐释，致力于对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精益求精的追求，它为法律生产精致的“零件”，为司法推理提供基本的逻辑方法，但它同时又不排斥法律中的价值考量，在实证规范的约束下寻求价值的客观化，从而避免沦为极端的法律实证主义。另外，行政法学还应该是一门具有教义性质的学科，（注释26）26它要求研究者的认知过程必须受到预置规则的限制，而不能流于形而上或本体论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探究。因此行政法学研究不能忽视基本的研究规范和传统理论而任意地自行创设，否则只能导致理论研究中的混乱和无序。（注释27）27中国大陆行政法学将行政法律责任“泛化”的研究倾向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忽视了这一法律基本概念的“教义”性质，从而将责任的规范研究导向非法律学的歧路。
注释：
1，现代行政法的这一特征可从西方行政法的基本结构中窥见，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德观点精辟地概括了这一特征，他认为，行政法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行政机关所具有的权力，二是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要件，三是对不法行政行为的救济。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著：《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参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页。
3，参见L.NevilleBrown，JohnsBell：FrenchAdministrativeLaw（FourthEdition）ClarendonPressOxford1993.pp172-175.
4，参见陈裕琨：《分析法学对行为概念的重建》，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5，「奥汉斯。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6，《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50页。
7，参见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6页。
8，参见「美W·N·赫菲尔德：《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陈端洪译，资料来源：/chendhhuofeierde.htm.
9，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一门学科的自治程度或成熟程度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独特的、稳定的研究对象或特有的研究方法。以“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并不仅限于法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在“法”的研究中作出了独特的知识贡献，于是，法学是否具有本体方法论就成为一个关系到法学能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宏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对法的理解，它决定了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研究进路，乃至法学流派的形成，波斯纳看到了哲学中的阐释学和语言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以及其它学科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因此他得出了法学不是一个自治的学科的结论。（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540页“法律作为自主学科的式微”）德国学者卡尔·拉仑兹对法学方法论作了精微湛密的阐释（当然，他所指的法学方法论是一个不能与法学研究方法相等同但又与之相关的概念），他的观点自然与波斯纳大相径庭，他指出：法学的本质是法学方法论。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二章“导论：法学的一般特征”。
10，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5和33页以下。
11，参见朱新力主编、余军副主编：《行政法律责任研究-多元视角下的诠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六章“行政法律责任的实证分析”（陈裕琨撰）。
12，大陆法系民法学的通说认为，责任随债务而发生，二者须臾不可分离。债是指应为一定给付之义务，而所谓责任则是指强制实现此义务之手段，亦即履行此项义务之担保。债与责任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债为当为，责任为强制；债是责任之前题，责任是责之结果。债永远存在，但责任超过诉讼时效则不再存在。债与责任之间的转化，可以侵权行为为例来说明，侵权行为发生后，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之债，仍属“当为”性质，但是如果侵权人拒绝履行此债，受害人诉之法院，法院判决并强制侵权人赔偿损害，此即由债转化责任。可见，侵权行为的第一结果是债，对债的违反，进入公力救济，才产生第二结果法律责任10.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王涌著：《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174页。
13，在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中，法律制裁仅仅意味着强制执行和刑事处罚。参见参见「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14，参见朱新力主编、余军副主编：《行政法律责任研究-多元视角下的诠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李春燕撰）。
15，参见洪福增著：《刑事责任之理论》，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3页。转引自陈兴良著：《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8页。
16，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十七章。
17，这一分类参考了日本“京都学派”宪法学家关于“宪法现象的逻辑构造”的认识。参见林来梵著：《从规范宪法到宪法规范-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8，参见王涌著：《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第235页。
19，参见注18王涌文，第一章。
20，如当代法理学、宪法学巨擎Alexy.Robert在他的巨著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中以霍氏的权利理论为研究起点所作的精辟分析。
21，参见「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22，参见「英韦恩·莫里森著：《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
23，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一章“现代方法上的论辩”。
24，马克思：《序言、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
25，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版，第129-151页，“超越自然法和法实证主义”；「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章“超越实证主义和自然法”。
法学行政论文范文2
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巨大进展，行政法制建设与行政法学研究的成果尤为引人注目。行政法律、法规、规章每年以千件以上的数量递增，很多带有全局性的，对国计民生将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法律法规，有些已经颁布，有些正在加速制定。依法行使职权正日益成为行政管理实践遵循的基本方针。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两项法律制度基本建立。与此同时，行政法学研究空前繁荣。行政法学及行政诉讼法学教材、专著已超过百部，论文数量更可观。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使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正处于黄金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必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
回顾行政法学的十年发展，我们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即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行政法学发展的源动力。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肇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它的迅速发展与繁荣，与改革开放、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形势同步。行政实践为行政法学理论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丰腴土壤。几年来，广大行政法学理论工作者紧密结合实践，辛勤劳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社会主义行政法制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正召唤着有志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行政法制建设事业的行政法学者加倍努力，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做出自己的贡献。理论源于实践，理论又指导实践，这是展望我国行政法学前景的基本立足点。
构建行政法学新体系
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80年论界的最大贡献在于，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体系。尽管学者们对体系的构成、范围甚至理论基础仍有较大分歧，而且这些争论仍将继续下去，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一法学体系的建立对于奠定现有的行政法理论支柱、开创行政法制实践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有论著所主张的行政法学体系见仁见智，不一而足。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一是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中心线的“法律关系体系”，二是以行政管理过程为中心线的“过程体系”。由于两大体系出发点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们在具体构成上有一定相似之处。近年来有互相吸收对方长处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90年代行政法理论界对体系的探讨将更加深入，新体系的建立指日可待。强制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维护行政效率的同时保护公民个人权益将成为建立行政法新体系的宗旨。而行政主体及权限、行政行为及程序和行政诉讼将成为新体系的主干部分，其中行政行为的份额要加大。至于行政权为核心的法学体系能否有生命力，行政法是否必须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部分加以研究，行政法律关系体系可否恰当解释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以及行政立法、司法监督中的法律关系等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行政组织法理论亟待深入
近几年来，行政组织法理论得到一定发展。有关行政组织法的研究成果对于丰富行政法基础理论，影响并促进国家机构及人事制度改革起到重要作用。就理论而言有以下建树：（1）行政组织法不仅规范行政机关和机构，而且还规范行政编制和公务员。（2）对行政机关组织法、行政机关编制法和公务员法的具体内容、基本原则、以及完善行政机关组织法、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和公务员法等问题分别作了研究。（3）就行政法学而言，行政组织应该是行政法主体的一部分，行政法研究组织的同时，还应研究与行政组织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4）行政法主体、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组织等用语之间的差异得以明确。
我国行政组织法的研究始终紧密结合我国的行政实践，从观念上看，“政府在管理好社会事务之前先管好自己”，用法律规范提高行政效率、控制行政组织混乱、膨胀，保障公务人员履行职责已成为实务界共识。从具体做法看，修改组织法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些中央部门正在尝试制定本部门组织法，编制法也正在酝酿之中，公务员法的出台已势在必行。
当然，行政组织法并不满足于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行政诉讼及依复议制度的完善，理论界仍面临许多新的挑战；（1）在政企分开的原则指导下，如何重新确定行政机关的职能权限，如何解决行政机关企业化、企业行政化问题，如何划分行政性公司的双重职能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课题。（2）应确立哪些制度与原则，使行政机关设置更科学，运转更高效。（3）对目前实践中运用很广的法律授权、行政委托问题，理论界应及时研究并解决。特别要对委托组织、临时组织、派出机关和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从理论上加以明确。（4）在组织法的系统建设上，理论界应提出一项现实可行的方案，既要注意行政组织间合理的权限分工，又要保证行政组织内部精简统一、运转高效。即在统一的大组织法指导下逐步完善各部门各地方的组织法。目前公务员法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法律制度。
行政违法与责任——亟待完善的新理论
80年代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违法和责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对立法活动产生了接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1）对行政违法的内涵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初步明确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民事违法及其他违法行为的界线。（2）对行政违法的外延达成共识，行政违法可以包括行政机关及公务员违法和行政相对人违法两部分，目前行政违法一般仅指行政机关和公务员违法。（3）对行政违法的构成要件进行了一定探索，有些文章对违法和过错的关系也有所研究。（4）确认了行政法律责任的特殊性，使之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及纪律责任区别开来。（5）责任形式逐步确定。学者们对责任形式进行了多种概括和总结。最具代表性的是将行政法律责任分为惩戒、补救、强制三类。（6）加快了行政违法与责任的立法规范化进程。促使很多立法部门重视对责任条款的规定，使法律的执行获得有力保证。
回顾数年来违法与责任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感受到，仅仅强调公民法人的违法行为和对行政机关承担的责任是远远不够的，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和承担的责任应当被视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违法和法律责任的主要组成部分。90年代行政违法与行政责任的问题将是行政法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需要研究行政违法的种类、认定违法行为的具体条件及标准，行政责任的具体形式、内容、适用原则和途径等，此外，行政责任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行政责任的系统化；机关责任与公务员责任的协调；行政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免责，减责条件；违法是否包含过错；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重合处理等也将成为理
论界关注的焦点。
行政立法——挑战和机遇同在
行政法学刚刚起步时，行政立法就成为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经过近十年的探索，目前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立法理论，这些理论在指导立法实践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接受了“行政立法”这一概念。尽管对立法的范围（即哪一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才称为立法）还有诸多争议，但在该理论指导下的实际立法工作已获得长足的发展。经过长期的立法体制之争，多级立法体制的观点逐步占了上风。即广义上行政立法体制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四级。狭义的仅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二级。行政立法技术不断规范化、立法程序统一化。《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颁布后，各地和各部门先后制定了本地区本部门的法规、规章制定程序。行政规章的地位得到确认，行政诉讼法颁布后，规章冲突问题得到部分解决。行政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也有所提高，重大立法出台前征求相关人意见的制度正在形成。还有很多学者对立法体制、规范冲突与协调，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
与此同时，行政立法实践中也暴露出大量问题，亟待理论界予以解决。这些问题将成为90年代行政法学的研究重点之一。（1）必须解决立法体制问题。现有立法体制是政治经济的组成部分，深受政经体制的影响，同时也随着政经体制的变革而不断变化着。因此立法体制的改革不仅直接影响到政治经济体制，而且也影响到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的关系。我国现有立法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各级政府立法权限划分不清楚；制定规范与制定规章权限划分不清楚；人大与政府权限划分不清；以上各权限划分不清导致规范适用冲突。明确划分我国行政立法权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新体制的建立必须紧密结合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在保证行政立法的合宪性、合法性基础上进行。摒弃过去那些应急立法、随意立法，各级机关争夺立法权，越权立法，忽视立法效果的旧习。（2）加强授权立法研究，应当对授权主体、授权范围、层级、内容及法律后果等问题深入探讨。（3）改革完善立法程序。在注重立法规划的同时，保障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注意将“听取意见”等形式逐步制度化，统一化。革新立法技术，加强对“成本——收益”分析方式的介绍和引进，使得90年代每项立法都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提高法律的执行力。（4）解决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地位问题，设立调整规范冲突的法律机制，保证行政法律规范的协调适用。
行政执法——未来行政法学的重头戏
行政行为理论是近几年行政法学研究中成果较为显著的部分，因为行政行为的实践尤其是行政执法的实践本身就是最活跃、最丰宣、最复杂、最富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内容。几年来，许多行政法学者深入实际，努力从我国纷繁复杂的行政实践中理出基本线索，总结我国行政行为的运作规律，行政行为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并对行政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由于行政执法行为直接影响国家、集体和公民的权益，而行政执法行为本身又极为丰富和复杂，因此，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深入研究，仍将是90年代行政法学的重点所在。研究的方向是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从中国行政执法行为的实践总结出理论，以推动我国行政执法行为向更为完善的方向发展。研究的重点是：提出解决行政执法疲软、“三乱”盛行等问题的法律对策，保证行政执法效率的同时避免给公民权益造成的损害。同时对行政执法的性质、范围与分类，行政监督检查、行政许可与确认、行政义务、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执法监督等具体执法形式问题加以认真研究，特别要研究执法权的设定问题，哪一些机关通过什么形式的文件有权设定诸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处分、行政收费等行政职权；又有哪些机关可以规定本部门本行业采用许可制度、确认制度。此外，还应该研究各种执法形式的原则、具体程序、效果及可诉性问题，如行政处罚过程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解；多机关交叉处罚、重复处罚的解决方式；处罚证据的收集验证；现场处罚的程序特点；处罚决定的执行（包括特殊处罚决定的执行、如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小额罚款）；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行政强制的性质；行政强制措施与执行措施的关系；行政强制执行的可诉性等。在解决执法疲软的同时，还应当集中精力对目前我国存在的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乱发许可证等现象加以分析，尽快提出良策、减轻企业、公民负担。
除此之外，还应当研究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实体法之间的关系。必须承认，行政诉讼法的出台与行政行为理论探索的深入有一定关系，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又大大促进了行政行为的研究。在实体法尚不够完善的条件下，先抓程序立法，以程序法促实体法是法制建设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民事诉讼法与民法通则曾是这样，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实体法也是这样。行政法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其实体法和程序法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加快行政程序法的研究与立法实践，结果又将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或许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实践中孕育成长的行政司法理论
行政司法理论的发展令人瞩目，目前理论界已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接受“行政司法”的概念，特别在行政司法的范围、程序及司法行为的可诉性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行政司法实践发展迅猛，行政复议制度已初步建立。行政仲裁与行政裁决制度也取得有益经验。
由于实践的迫切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行政法学界对复议及行政司法的研究将会有新的突破，因为不断丰富的实践已经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对学者们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1）关于行政司法的性质争论将会继续下去。（2）对行政司法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研究将成为行政司法规范化、统一化的一个突破口。（3）行政复议的范围会在争议推动下逐步扩大，行政复议的一些具体制度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解决特定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判制度将引起更多人的兴趣（4）行政仲裁制度研究将以《仲裁法》出台为契机取得新进展。仲裁机关与法院的协调问题、仲裁效力及仲裁形式等问题将逐一得到解决。
走向程序化——行政法治的希望
行政程序法制化是近几年提出的新课题。随着近年来改革开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尤其在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行政程序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公民法人权益的保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行政程序开始引起广泛的注意。理论界对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联系，行政程序法的地位，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意义和作用，行政程序的构成要素，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以及某些重要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则，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与补救等等，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其中有些观点已在学术界形成共识，有些甚至有新的突破，已在实践中发生作用。国外行政程序法的介绍和比较工作也已展开。行政程序涉及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问题。如何保证行政职权得到充分、正确的行使，从而提高行政效率，使国家意志在行政实践中得到强有力的贯彻，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活动和合法权益有充分的保障，是行政程序法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当前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如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形式主义泛滥、互相推诿、随意增减办事程序，严重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等，已经或正在损害人民政府的形象，影响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建设的进程，某些方面甚至为不正之风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也从反面促使我们必须重视行政程序法的研究，尽快完善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今后应当着重研究行政程序法的范围、基本原则和制度，以及程序违法的处理。由于行政程序涉及面很广，我们的研究力量又很不够，因此，可以结合立法实践从具体的、单行的程序，如行政规范制定程序，行政许可、奖励、处罚、强制执行、复议、裁决等程序入手进行研究，这将是一条比较切实可行途径。此外，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差异极大，我们还要了解、介绍和比较外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和实践。同时还应当重视普及和宣传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知识，使程序观念逐步深入人心。需要强调的是，我国从来就有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行政实践中又形成了许多不很合适的程序规则，因而，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点出发，结合实际情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程序制度，无疑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
行政诉讼法——行政法学的新台阶
行政诉讼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民主与法制发展的成果。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特殊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建立起以保护人身权财产权为基本宗旨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后，依法行政已成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普遍接受的行政法制观念。行政复议制度也应运而生。行政赔偿制度已初步建立。此外，对行政法制带有全局意义的一些法制规范，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也已提上立法日程。
行政诉讼法对我国行政法学和诉讼法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例如，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外部行政行为与内部行政行为的划分，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的规定；关于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关于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适用法律法规、参照规章的规定；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等等。有些进一步肯定了行政法学与诉讼法学方面的理论，有些使长期模糊不清的观点得以澄清，有些则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依据。可以说，最近几年行政法学的繁荣和发展，与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我国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毕竟都是新兴的学科，行政实践本身又存在许多不明确、不规范的地方，因而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必然要向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提出许多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预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这将始终是一个吸引众多研究者的领域。例如，关于对行政诉讼的作用的认识；关于合法性审查原则的例外情形；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界定；关于防止和处理对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严重干预；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受案范围的规定，包括内外部行政行为的界限、具体和抽象行为的界限；公安机关的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界限；关于不作为行为的认定；关于公证、批准行为的可诉性；关于法定经营自的理解；关于民事纠纷中的被害人或主张权利的人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诉讼原告的问题；关于派出机构、派出机关、临时机关和机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被越权的行政机关以及与行政机关联合执法的非行政机关的被告资格问题；关于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及范围；关于条件；关于撤诉问题；关于行政诉讼证据与行政行为证据的标准问题；关于举证责任的理解问题；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据；关于法律适用中的规范冲突问题；关于一审判决中各类判决的具体标准；关于什么是程序违法和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关于行政判决、裁定及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问题；关于行政赔偿的具体化问题；等等，都有待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并作出回答。
从直接控制到间接引导——行政合同（契约）的兴起
行政合同的理论源于西方，是西方行政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行政合同，与主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行政合同相比，在性质、范围、特点等各方面，又有许多差异。目前我国实践中存在的以行政权力随意干预承包全同，或者过分强调合同双方的对等性，都与我们尚待完善的行政合同的理论和制度有关。如果说，当前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农村的承包问题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那未，行政合同的研究与深入，将为推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法律依据。近几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在从事此项研究，他们对行政合同的本质与特征，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和行政命令的关系，我国行政合同的形式与种类，行政合同的缔结方式与程序，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行政合同的补救等，都作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形成了一些共识。但从总体上看，研究的深度显然不够，加上研究力量单薄，宣传不力，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充分重视，也未形成一整套实践中共同遵循的规则。毫无疑问，由于实践的需要，行政合同制度必将成为90年代行政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除经济方面的行政合同外，目前我国内大量出现的，诸如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合同，治安承包合同，计划生育合同等，是否也属于行政合同范围，有什么特点、意义和作用，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行政监督——永恒的行政法话题
行政监督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同步的。近几年来，有关行政监督、行政法制监督、行政监察等概念性争议趋于平息，人们已经就行政监督体系形成共识。即行政监督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最重要的行政监督形式为行政监察、审计监督、上级监督和人大的执法监督检查以及司法监督。在监督理论的推动下，行政监察、审计及一般的执法监督检查实践都获得长足的发展，监督组织进一步健全完善，独立性加强，确立其权限和工作规程的法规、规章陆续出台，监督效果也得到加强，举报、社会曝光等群众舆论监督的威慑力增强。
监督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是今后行政法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1）需建立广泛、完善、严密的监督体系。行政监督体系相当广泛，涉及众多部门，这些监督机关如何相互协调共同起到最有效的监督作用，应是理论界首先予以回答的问题。（2）监督程序和方式的规范化问题。监督涉及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如何保证行政监督正确、有效地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有一套程序保障。现有程序不规范或不统一的造成监督不力或侵权的主要原因。（3）监督权限的合理划分问题。行政监督主体众多，如何使内部监督与外监督、一般监督与特殊监督的权限得到合理划分，不致越权、失职、重复监督，是今后一项长期任务。（4）监督效果问题，即监督部门在建议处分，直接处分及转移管辖权方面职责必须明确，使得行政监督管理发挥最佳效果。今后，行政监察的职权问题将会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行政监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监察机关在接受申诉，处理行政内部纠纷方面的监督裁决权的性质是什么，范围有多大，如何注意保护被处分人的合法权益等等都是理论界必须及时回答的。
呼之欲出的国家赔偿法
行政法学研究刚刚起步时，学者们就十分重视国家赔偿问题的研究，短短几年，已取得丰硕成果。国家赔偿的权利观念已开始深入人心，人们渴望尽早建立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国家赔偿制度。赔偿实践也初露端倪，关于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区别、赔偿原则、范围、请求权人及义务机关、经费、程序等问题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在赔偿理论研讨基础上，赔偿立法实践取得长足的进步。《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国家行政赔偿责任及赔偿程序。人们期待已久的“国家赔偿法”也呼之欲出。
近一个时期以来法学界在国家赔偿法一些具体内容上展开了热烈的争论。首先是国家赔偿的归责问题。许多同志主张国家赔偿应以合法与否为标准加以确定。还有同志认为应以违法失职或违法与明显不当为归责原则。关于国家赔偿范围问题，学者们也各抒己见，特别对国家赔偿与补偿的关系、立法行为、司法行为及自由裁量行为造成的损害是否赔偿、赔偿主体及追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学者们还对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程序等问题作了大量比较研究，同时提出了国家赔偿诉讼的许多特殊程序规则，如国家机关先行处理赔偿事件，请求赔偿人负“初步证明责任”，设立司法赔偿统一基金等。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我国公有公共设施的致害赔偿是否属于民法范围的问题。赔偿经费的来源问题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许多同志提出了以财政预算或罚没收入作为国家赔偿基金或采用投保方式，由保险公司给予赔偿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法学行政论文范文3
xx 一、行政宪政化背景 行政宪政化源于新宪政论，因此需要回顾新宪政论的理论背景及其创新观点。 新宪政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一些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主要基于反思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潮起潮落而提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西方社会在内政外交上矛盾重重的景况，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西方政治学家检讨传统的研究方法，结果在“纯科学”观念主导下，行为主义政治学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二战后在美国风行的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但到了60年代，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疏离于古典政治科学传统，成为脱离政治实践检验的政治科学，导致其最终没落，因此20世纪70、80年代正是尝试一些新的理论或赋予旧思想以新形式的大好时机，新宪政论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作为新宪政论的主要推动者和鼓吹者，美国马里兰大学政府和政治学系的埃尔金教授和索乌坦副教授在90 年代创设了“美好社会政治经济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ood Society，简称PEGS），成为了新宪政论的主要研究机构。PEGS历经十余年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目前已拥有世界各国委员83人，大都是知名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诸如：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卡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等等。（注：详见PEGS的网页http://www.bsos .umd.edu/pegs/board.html.） 归纳新宪政论的观点并不轻松，因为作者们的表述各有不同，甚至观点相左，但他们 却都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判断和批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新宪政论十分重视公民的作用。“应将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关注及其对于揭示我们集体生活的潜在现实的关注，转变到一个建设性的重点上——从设计者的观点进行分析。”设计者是谁呢？从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应该是公民，因为索乌坦说 “负责地行使权力也是公民的任务”，“必须从设计者的观点出发建立一种较广泛的社会科学来补充理性重建的不足。”（12）这一视角的转换说明了公民不仅要关注自身人权得以保障，而且他们也渐渐开始关注并参与权力的有效运用问题，“他们也试图改进制度。改进的取得部分地来自使制度进一步摆脱操纵，部分地来自对制度中隐含的理想作更全面的阐述。”（7，21）在新宪政论的框架下，公民不再是消极的防御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在这一点上，新宪政论者无疑吸收了后现代法律的主体观念，认为政治、法律不应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应成为真正大众的实践活动，公民要广泛地参与到国 家的政治活动当中，以实现主体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第二，新宪政论的理论基础源于社会控制要素理论和多元民主思想。在多元民主思想家中，林德布洛姆的社会控制要素理论和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对新宪政论者产生了重要影响。（31）在林德布洛姆看来，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是人民大众的福利取决于由握有政治权力的少数领导人作出的决策，但是这些政治家们考虑的仅是范围有限的选择。因此他认为市场和企业也是制约权力的重要要素。达尔认为，以往的民主并非人民的统治而是社会精英的统治，他的多元民主理论主张对政治权力实施真正有效的控制应是市场和社会，宪政设计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利益集团、自治组织以及社会多元化的状况。宪政制度的设计不仅要考虑政治权力领域，更要考虑经济和社会领域。这种思路的转变是当今世界中市场和社会发生变化要求对宪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必然结果。 此外，新宪政论的某些理论还受益于“福利国家”的思想。对于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 ，人们已经无须再行争论，统一的结论就是以往宪政下的那种消极政府的作用已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这一结论与“福利国家”的某些理念大致吻合，但新宪政论者并没有盲从，在他们看来，福利国家之所以会在以往运作中出现合法性危机，是由于它们涉入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那部分权力没有受到宪政的约束，要克服这一危机，应当 将这部分谋求社会福利的权力限制在宪政制度框架的约束之内。 第三，与经典宪政论相比，新宪政论不仅仅强调对权力的规约，更试图构建一个受约束的有效政府。经典宪政理论家们大都着意于设计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它提供一个使公民们在其中管理自身事务的框架。社会问题大都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来解决，法律和市场 使这种互动成为可能。社会福利的增进是通过私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的。”（39）然而，这种状况显然无法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民主的政府现在不仅要维护正义，这是私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而且要制定政策，干预经济。所以，“新宪政论不否认在宪政制度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件好事，但它需要表明民主政府怎样能够既是受到制约的又是能动进取的——也就是说，既能积极促进社会福利，与此同时，又不陷入仅仅在其组织得最好的公民之间分配利益的专制之中。”（39）新宪政论是主张规约政治权力的，但又超越了这一原则，“宪政政体必须不止是限制权力的政体，它还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权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的福利。”（156）这样，积极的有效政府对宪政的制约能力当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而林德布洛姆主张，把限制政治权力作为控制过程的分析而加以重新阐述；宪政设计的一般问题就是构造一些手段，通过这些手段，领导人能够彼此制约，下属能够制约上级，追随者能够制约领导者。索乌坦则认为，新宪政论的制约特点应是“它要求在实质、程序的和形式的考虑之间求得平衡。在程序方面，我们需要有效的民主和有效的市场，二者都是公众监督的工具。在形式方面，我们需要对国家的制度和功能加以更广泛的法典化。”（109） 综上，新宪政论与旧宪政论并非彻底对立，二者对于人权的保护和个人价值的尊重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新宪政论更为突出对全体公民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保护。此外，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旧宪政论的主要差别在于政府是有限的还是有效的。经典宪政理论认为，宪政就是“有限政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宪政观。而有效政府的提出则是在为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福利烘托气氛。但为克服其在以往运作中出现的合法性危机，新宪政论则要求涉入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行政权力受到宪政的约束，即行政宪政化。 二、行政宪政化界说 现代国家在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国家安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福利社会、保护自然资源、应对突发事件等重大背景下，急剧扩张了行政权力和政府职能。然而，通过经典宪政理论关于“有限政府”的反思，对“权力的担心”有增无减，在现代宪政中如何既能规范行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又能保证“有效政府” 呢？新宪政论提出了行政宪政化，欲将谋求社会福利的行政权力限制在宪政制度框架的约束之内，并将其作为是合法和良好政体的主要特点。（注：美国新宪政论代表学者西奥多·J·洛伊即把行政宪政化作为评判美国政体的合法性的主要特点。其观点详见《新宪政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1-211页。）但论者并没有在概念原理上和制度设计上就此问题充分展开论述。 行政宪政化是源于新宪政论的概念和理论，因此，以上新宪政论与旧宪政论的比较成 为研究行政宪政化所必要，新宪政论的创新突破使研究行政宪政化成为可能。基于此，笔者认为，行政宪政化本身是一个由诸多变量构成的复杂的系统概念，其目的是通过限制行政权力范围和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使得行政权力良好运作，从而保障公民权利、为公民服务、增加公民参与机会、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因而，行政宪政化应当考量的重要因素包括：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政府管制与自由市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效率 与正当程序，职权与职责五对关系。具体而言： （一）树立有限政府理念，以公民权利为重 宪政论的基本问题就是立宪和限制的问题。在宪法的遗产中，限制和自我约束是坚持的理想和愿望。宪政把自我约束的概念首先适用于政府，然后适用于它在任何地方可能发现的重大权力机构。过去二百年中，有限政府一直是宪政主义者们的最基本的要求。自古典时期思想家们主张限制政治权力以来，至今天新宪政论的核心依旧是减少专制。尤其是现在，行政权力随着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弱小到强大的演化历程，简单讲，就是从“一个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到“从摇篮到坟墓”全方位管制的变化。行政权力这种不断扩张的趋势，成为其最为典型的外部特征之一。（注：这种扩张甚至打破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的传统界限。行政机关不仅扩大了自己传统的权力阵地，还逐渐享有过去所难以想象的行政立法权、行政司法权，其权力行使的手段和方式也更加复杂多样。同立法权、司法权相比，今天的行政权力已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而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力，容易导致如下后果：（1）行政权力的扩张与其运行方式的灵活、外部范围的不确定性相结合，极易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2） 行政权力的扩张易于造成行政 专制、独裁，乃至不受“羊皮纸做的栅栏”（注：詹姆斯 ·麦迪逊以此比喻由于权力扩张而对宪法漠视的担心。）的束缚。（3）权力与腐败具有共生性，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更是为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所以今天， 人们对行政权的认识日趋科学、清晰，行政机关必须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 同样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以公民权利为重。公民个人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有一系列的基本权利：政治自由权利、财产权利等。这些权利的存在是公民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享有作为人的自尊以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即“权利盾牌”。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不仅负有通过国家的力量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义务，同时还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性，享有对公民个人的支配权，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公民个人无法与之相抗衡，往往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极易受到侵害。行政权力的无所不在，使得公民很难对其造成的损害作有效的防卫，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最终，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损伤公众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215，217）所以，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政治权力的侵犯。（161）德沃金甚至主张，如果某人享有权利，政府要剥夺就是错误的，即使有利于一般利益。总之，控制行政权力以防止其滥用和越权行使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手段，而将行政权力控制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之内，并使之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行使，既可以防止行 政权对公民权利的不法侵害，又起到保障和促进公民权利的作用。 （二）清晰服务政府界限，以市场自由为先 由于急剧现代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事务剧增，作为执行法律并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和组织的行政权力的日趋扩张成了必然趋势，其范围不再限于作为“守夜人”时代的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全和征缴税收，还更多地从事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等过去所从未涉及的领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产业规模的激剧扩张也要求政府承担许多私人所无法独自完成的经济事务。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反而使得行政权力在今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这就加重了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利的现实危险性，所以更加要求行政权力必须有明确的职权范围，而腐败也只有在权力界限的地方才能停下来。 单从经济角度来讲，更要划清政府干预与企业市场、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的界限。在市场领域，除了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以外，应当以市场自由优先。正如凯尔森所讲，自治和他治成为了公法和私法区分的根据。政府代表公权力，行政法是公法，必须与私法领域中的自治活动相区分。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中说，政府的职能是“弥补市场缺陷”，（注：弗里德曼认为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因此，绝不能让政府成为市场的主角，而是要在权限之内成为调控者，在权限之外当好服务者。以许可权为例，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许可权极度膨胀，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许可泛滥成灾，以至到了每办一件事动辄要许可、步步要审批的地步。这些行政权力构筑的关卡已成为经济活动主体不可逾越的障碍，严重地影响了当前正在进行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调整、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阻碍了廉政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建立。这也就是《行政许可法》出台的重大背景。另外，我国1993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9年宪法修正案又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之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要求减少行政手段（包括行政许可）在干预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中的含量和作用，使市场在社会主 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 （三）构建福利政府核心，以公共利益为本 20世纪以来，福利政府或服务政府思想发达，尤其是近期，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公众日益关注人类健康和安全及自然环境遭受的威胁，更是促成了新的行政机关和调整目的的设立。所以，研究行政宪政化的目的就是要阐明与制度有关的积极行政的能力，即控制能力和发展能力，最狭隘、最陈旧的宪政论把重点放在用合法的标准制约政府上。现在的宪政，正如弗里德里克的界定：“一个对政府活动施加有效的规范化的制度化体系”。（102）这样的行政机器被认为具有三种职能：治安、传统对外职能，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基于这样的假设，政府也可能是一部增进整体福利的机器，是积极、决策型的政府。 （38）所以就宪政政体而言，必须不止是限制权力的政体，它还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权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福利。（156）必须授予行政机构广泛的特殊权力，因为他们必须履行某些特殊职能，完成其福利政府的任务。如美国宪法的核心虽在于承认个人权利，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同时也承认政府具有一种被称之为“警察权力”（police-power）的固有权力，并把这一权力定义为为维护公共秩序、安全、道德规范和公共福利而对私人权利施以限制的权力。 （9，572）当然唯有一个分权的社会能够容许同一性和致力于公益，以防止政府陷入私利的冲突中。（578） 允许福利政府享有相应权力，但却极有必要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划分某种界限。立法权的界限，是止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司法也不能不考虑公共福利、卫生和生态问题，而只重视个人权利。（586）毫无疑问，行政的界限亦在此。因而，问题就转变为福利政府固有的特殊权力依赖的公共利益的标准是什么？但即使在美国，虽然占支配地位的是多元论，也不可能就权衡公共利益问题采用一种划一的标准。正如庞德在《社会利益概述》中曾对社会利益中6种鼓励的利益进行“利益评价”，发现要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调整，并确立长期有效标准，是无益的。所以，关于价值论问题的结论必然是暂时性的，自由、安全、平等，这些价值又应当服从有关公益方面的某些迫切需要的考虑，而赋予公益的范围和内容则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中相去甚远。（12）因此，衡量公共利 益既要重视价值的实现，又不能忽视紧迫性因素。 （四）注重效率政府作为，以正当程序为基 经济学上认为，效率（efficiency），其意思是指以价值较大化的方式利用资源和获得满足。经济分析法学家认为，科斯定理提供了根据效益原理理解法律制度的一把钥匙，也为朝着实现最大效益的方向改革法律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福利政府中的一个特点是，行政机关受到如此频繁的委托来处理如此多样的社会问题，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其管理程序的极大灵活性和高效率。行政机关较之法院、立法机关，拥有若干体制上的实力，能够据此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拥有具有专门才能的工作人员，此外，由于特定的机关负责公共政策的某一有限领域，该机关便得以通过不断的接触那一存在问题的领域而发展所需的专长。行政机关也可变通其管理方法和决策程序以解决手边的问题，如各种机关可以通过要求取得从事具体活动的许可证来控制某一领域的发展；他们能够规定标准、裁断违法行为及决定处罚；他们能够批准拨款、补助或其他奖励；他们能够制定最高和最低费率；他们还能够通过多种多样的非正式方法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控制国家权力只能是部分的解决办法，我们也需要使它更有效地运作，效率政府是现实和理论使然。 但是，这些效率也会被视为是对其他重要价值的一种威胁。行政的“灵活性”可能只 是未受制约的权力的伪装，况且人们传统上一直对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抱有无可非议的极大的怀疑。因此，要把程序法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行政程序法包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也包括其他机关对行政机构的监督程序，其中最主要的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程序。行政程序是行政程序法的主体部分，行政程序的根本政策问题就是如何设计一种制约制度，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无端和超越权限的危险，又可保持行政部门需要的有效采取行动的灵活性。行政程序主要包括行政决策程序、规章制度程序、行政裁判程序和行政赔偿程序等。而听证又是所有这些程序中的核心，听证的权力和职责、举证和证据、裁决等，都应当作专门具体的规定。在行政程序上采用这种英美法系上的传统做法，甚至于将行政程序事实上类似司法程序，（305）其目的在于保证行政决策和行政规章的制定不侵害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不歧视任何利益团体或故意给予一些利益团体优惠待遇；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在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的行为受到侵害时，能够及时获得赔偿和补偿；保证行政机关有效运作，避免和减少主观专断、越权和滥用职权，避免浪漫和减少失误。力求使实质的、形式的和程序的考虑相互平衡是法治的核心任务。（107）当代制度设计中达到的自我制约，大部分是以这种方式赢得的：即通过程序性标准和通过来自权威的论点赢得。（104）因此，行政程序法所涉及的就是用来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制约。当然，行政法制并非单单依靠程序控制来确保政府官员令人满意的各司其职。它还期望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监督 机关的实质性活动。 （五）突出责任政府形象，以权责统一为要 > 现代行政，不止是消极的维持秩序，保护个人自由而已，还要积极地增加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但不论消极行政抑或积极行政都要对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无论是民事的、行政的乃至刑事的。宪政原理认为，职权与职责对等，违法就要追究责任，损害必须给予救济。如戴雪所言，当公共机构干预私人权利时，一般应有法定的救济方法。[5 ]（164） 行政责任，广义讲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法律的行政责任”（accountability），一是 “普通的行政责任”（responsibility）。前者是公务员违反其义务时，法律上课以制裁。民主政治系以责任为基础，故政府官吏应就其职务上的行为，对人民、国家及其主管上级负责。政府官员负政治责任，公务员负民事、刑事及行政责任。公务员若违反一般民法或刑法的规定，则由法院依据民法或刑法予以惩罚。公务员如果违反行政法规所定的义务或职务，则由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机构根据行政法予以惩罚。此种惩罚称为行政责任的“行政处分”。所谓“普通的行政责任”，不涉及正式的法律问题，也不涉及法定地位与权力，仅及于高度的人性及道德观念。法律的行政责任是属于个人的，旁人不能为之分担或互换。至于普通的行政责任，则系就职责而言，乃是一种道义观念， 没有法律的含义，公务员之间是可以分担的。 行政责任的救济，主要指法律的行政责任救济，包括两个方面：损失补偿和侵害赔偿。行政上的损失补偿，是由于行政权的行使，对于没有责任的特定人，造成经济上的特别损失，或将加以损失时，国家以补偿其财产上损失为目的，所负的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行政上的损害赔偿，是当公务员执行行政职务的时候，违法地侵害公民权利，国家对受害人损害所给的赔偿。但我国目前的行政责任领域在这两方面都具有重大缺陷，如在房屋拆迁引发的行政补偿案件中，拆迁是以拆迁房屋为名为由，实际上却是剥夺老百姓对土地的使用权，如果在国外，在谈判协议达成之前，不能侵犯所有人的权益。而在我国，政府先征地，然后把责任转嫁给了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让双方自行协商、评估，到最后无论是否达成协议，这块地上的房屋都是要拆。（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教授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的评论。详见《规范行政行为 缓解拆迁矛盾》一文，载2009年09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且由于补偿的极大不公平和不合理，造成了对公民合法利益和正当权利的严重侵害。（注：随着各类开发性质的商业行为的增加，拆迁居民利益被忽视甚至被侵占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引发了大量的拆迁纠纷和群众上访，甚至在强制拆迁中发生流血事件。为此，2009年12月4日建设部公布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其对城市房屋拆迁估价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为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的指导意见增添了被拆迁人可投票选择估价机构以及初步结果需公示7日等条款。该《意见》已于2009年1月1日实施，这对保障拆迁居民权利有所助益。）关于行政赔偿的矛盾更加突出，实践中赔偿程序复杂、赔偿范围狭窄、赔偿金额过低、赔偿费用不足等问题，使得国家赔偿法“形同虚设”，如2001年陕西荒唐的“处女嫖娼”案中，一个清白的农村姑娘，先被诬蔑**，后被说成嫖娼；被限制人身自由23小时，其间还被铐在篮球架上；案件审议期间被迫做了两次处女检查。如此粗暴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给公民精神造成严重伤害的案件，受害人仅仅获得赔偿款74.6 6元，（注：详见宴扬《屈辱的74.66元》一文，载2001年5月23日《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见人民网“陕西荒唐‘处女嫖娼案’”专栏。）该案极大地震动了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 三、结论 我们通常将宪政的内容理解为以宪法为标志、以限制政府权力为目的的一种政治体系，这是不完整的。因为正如弗里德里希将“宪政”理解为一种建立在超验的正义观之上的政治一样，宪政首先不是一套技术，而是一套价值，（注：技术是权宜的，不能触及人心。一套缺乏价值支撑的技术体系即便能够对公共权力构成十分有效的制衡，这套技术体系也不能贸然称之为宪政。因为宪政的最终目的并非制衡公共权力，而是构建一种公共生活。或者说为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提供一种长期的合理性，即政治合法性（legality）。宪政主义认为，制衡公共权力是构建一种良好公共生活的必须。）这就是对新宪政论的概括。行政宪政化则是在当代错综复杂、变幻更替的行政法背景上，对行政权、行政管理、行政立法、政府决策以及行政机关与其他权力机关关系的重新考量中，所反映出的新宪政对政府的规束。尽管行政宪政化的关注和 探讨以及评价会因人而异，仁智各见，但核心问题是追求宪法价值的全面实现，保持“设计者”意图在立法、执法、司法中的正确体现。这无疑是系统问题，是需要沟通的课题。最后，行政宪政化源于新宪政论，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目标层面上，它也是对依法行政（注：当下，“依法行政”日益变成一个流行话语，它表征了多重主体的不同价值维度。现实中会发现：多重主体话语的视角迥异，并未对“依法行政”形成一个统一的、彼此能够接受的法律共同体，即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利益冲突调整模式。“依法行政”被恣意滥用，迫使不得不思索中国行政权赖以成长的社会关系背景，不得不追问行政与法治、宪政的关系，不得不给出“依法行政”的基本内涵和制度架构。否则， 脱离宪政和法治基础的“依法行政”只能导致行政专制主义。）的内涵从宪政角度进行的提升和深化。
法学行政论文范文4
管理学发展至今表明，管理学包括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融汇各学科领域的知识成果才能完善和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如今，随着“新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和传统公共行政学派的衰落，公共管理学包括行政管理学在更广阔的定义和更强的使命感的召唤下，必然要追求价值的多元化。作为展现柔性技能知识的行政管理学只有具备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才能产生行之有效、富有开创性并具有影响的理论。所以，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演绎或归纳，而是采用各学科知识后的综合发展。行政管理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着其必须运用多种学科知识成果和分析方法来应对。行政管理学教育离不开处于高级知识层级且与之紧密联系的法学方法论的支撑。我们发现，西方在管理思想发展上颇有成就的大师，同时也在法律思想上有着不朽的建树，知识的融通和多样性发展说明二者在学科的哲学思维上一脉相承。法学方法论具有规范性，法学的研究和法律的适用都必须进行严格谨慎的推理。具体到可被借鉴的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法律方法上，行政管理学教育应当建立用法律思考行政管制问题的思维，以法律中的程序正义为追求，树立用法律衡量事物的标杆，还应当深入思考事件和决策的法律意义。其次，还应在追求法治的价值角度上，让学生学会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冲突纠纷的法律技能。服务型政府的管理理念预示着行政管理学需要不断借鉴和参考法学方法论。即不仅在政府的行政管理，而且在企业的行政管理中都开始运用法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行政管理学摒弃了静态主义研究模式且面临更多待解决问题的今天，其与法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追求民主科学的价值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者需要依赖实体规范。他还认为，公共管理者在做出不可避免的行政自由裁量决定时必须理解其行为的命令精神。可见，政府的施政追求，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目标不再仅仅根植于效率和效能，其应当与要承担起捍卫人民、个体尊严、社会公正的责任的实践呼应起来。在不断强调民主科学的行政管理的今天，行政管理学教育应当借鉴法学不断追求从程序性问题上展开思考，让学生理解在行政管理的绩优性之外还要理解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利义务的合理性。
二、理论知识的融合
在行政管理学教育与法学理论知识的融合方面，最容易想到也最具直接互补互促性的当属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知识的互动。虽然处在不同的学科划分体系，但是行政管理学教育中必须有行政法学理论的参与。因为从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各自的完善对于彼此的发展程度都有着很大依赖，社会对于行政管理活动的要求与兼顾法治与管理、公平与效率是不谋而合的。在“法治化行政管理”成为重要课题的当下，行政效率的提高不能离开法律的控制框架。具体而言，行政管理学研究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安排，如何管理内部行政人员以及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行政法学知识的渗透则为行政管理学在保障基本权利上完整覆盖社会公平的含义，行政法学从着手阐释行政权限的范围、行政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行政侵害的救济。余敏江、杜文娟指出行政程序的合理设计、公共管理的司法审查问题及公共管理的行政法治化问题等都是可以从法律思维角度思考的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公共管理问题。随着时代的变革，传统政府与社会开始呈现划分模糊的趋势，而同时诸如协会、行会等介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第三方机构”的出现都需要行政法对相应机构的地位性质、权力来源以及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给出答案。
在新公共行政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不断被提及和参照的今天，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权力”的多方行使已经日益明显而迫切，也都为法学视角下的行政管理学提供了契机。因此，在行政管理学教师队伍结构中有一定比例的法学教师参与，提供包括公法原理、行政法学在内的相关法学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公务员法等作为必修课程是非常必要的。唐桦指出，应当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建立以行政法学为主，以调整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在内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学科为辅的公共管理法律知识体系。在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已经采用法律思考途径开设课程的影响下，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更应思考将符合中国政府体制的法律理论体系作为公共管理学教育的有益补充。通过法律思维的培养和法学基础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养成通过法律途径思考行政管理活动的合法性和在法律基础上分析公共政策的思维模式，并且懂得以程序和规则依法行政的重要性，这对于培养具有扎实理论知识的行政管理人才至关重要。除政府行政管理之外，企业行政管理也应在行政管理学中有一席之地，企业行政管理教育同样离不开法律角度的研究和实践。首先，作为企业管理者不仅要有管理内部组织的技能，还需有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这包括关注外部的法律制度，使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外部的法律制度相适应;其次，法律制度制约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的范围和作用，管理的决策不能忽视对法律制度的研究。目前，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已经运用法律方法展开了研究和实践，当代管理者愈加离不开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在未来，企业模式的转变将为企业管理包括企业行政管理与法学的互动带来挑战。因此，企业行政管理教学不能只注重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还应在教育中融合包括法学在内的多种知识，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以适应企业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的需要。
三、实践的多重性
在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注重用法律思维和应用法律技术对行政管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相对于单纯灌输法学理论知识而言，实践课堂注重讨论、发言甚至辩论的形式，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作用，这有利于学生真正学会从法律思维角度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的精神和技能。同时，在实践中，学生亦可应用管理知识于法律，多角度的思考立法的科学性和效率。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项目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实践一样，难以突破形式大于内容的瓶颈，更难以看到培养具有实践能力人才的效果。在完善高校行政管理学教育实践教学模块时，在建立和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的同时，也应将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互动关系纳入考虑。李邵平，何晓华在谈到面向公务员的MPA教育中指出的一些理论关注点，值得在行政管理学实践教育中有所思考。比如，多重主体的执法问题、相对集中处罚权问题、职能交叉的执法问题等，必然都不是只有在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闭门造车又自说自话的情况下就能得到答案，也不会在纸上谈兵中得到解决。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学科的复杂性必然带来其实践的复杂性，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也许更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创新。因此，在行政管理学教育实践项目中，应当综合思考理论和实践的焦点和热点，设计有利于此类问题解决的社会实习和社会实践。
四、总结
法学行政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中国近代；行政法学；诞生；法律史
行政法学，是随着近代国家权力的增强，政府管理活动的日益加重与频繁，行政立法活跃，对行政法研究的逐步展开而萌芽、诞生的。
在西方，行政法学最早诞生于法国，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推出了一批比较系统、完整的总论和分论的著作。[1]在日本，行政法学起步于明治末年织田万（1868-1945）、美浓部达吉（1873-1948.）、佐佐木物一（1878-1965）等人的研究业绩[2].在日本行政法学的诞生过程中，一方面，一批行政法学科带头人如清水澄等人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另一方面，织田万主持编写了《清国行政法》这一六卷本的巨著，对中国清末之前以及当时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作了系统梳理与研究，从而导致了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诞生。
一
从1902年东京译书社出版第一本中文版的行政法专著《比较行政法》（浮和田民日译、白作霖汉译），[3]到1907年，中国共出版行政法译著有10余种。随后，中国学者自己撰写行政法著作也开始陆续面世。至1949年，共出版的行政法专著、译著、教材等约450种。[4]在大量出版行政法专著、译著和教材的同时，学术界还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行政法学论文、译文约120篇。[5]
与西方行政法学著作引进、国内行政法研究的展开同步，关于行政法的教育活动也开始兴起。在1906年创办的京师法律学堂的法律专业课程中，第二学年开设了行政法，由日本法学专家冈田朝太郎主讲，其讲稿经熊元翰整理后于1912年由安徽法学社公开出版。在随后兴办的各个大学法律系以及各个政法专门学校的课程中，行政法都是一门主干课程。如国立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是放在第三学年讲授，私立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是安排在第四学年讲授，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是放在第二学年作为必修课开设。
在上述行政法研究著作与论文的相继面世的情况下，在行政法教育的日益展开的基础之上，中国近代行政法学得以诞生并迅速成长，至20世纪40年代终于基本定型。
二
在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诞生与成长过程中，如下几部代表性的著作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引入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行政法体系、概念、原则与制度，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构造了一个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学科大厦。
《行政法》[6]一书，由设在东京的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湖北法政编辑社，于！%$&年作为“法政丛编”第三种出版。
全书由总论、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行政监督、内务行政、财务行政、军务行政、外务行政、司法行政等九编组成。根据“例言”得知，本书是以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的讲义为基础，补以日本法学士松本顺吉的讲义而成。编辑者认为，凡讲学，无论何科，其学理必有一定之根据，而本书的根据就是宪法。编辑者指出，行政法者，就一切行政上设施而见之事实者言，故论学理处甚少。此有别于行政学及政治学，请读者参考之。
由于本书的原著者是日本学者，故其讲述的都是日本行政法的内容。又因为它是一本讲课笔记，故范围虽广，涉及的面也很宽泛，但论述十分简单。我们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作评介。
1.行政的意义
所谓行政，学者所论并不统一。从日本宪法上讲，是于统治权作用中，在立法、司法之外而独立者。行政与立法之关系，可以理解为行政是依立法权支配所生之结果，或所谓行政者，系执行法律之机关也。行政也可以独立于立法机关而行政命令，甚至受立法机关之委任而行使部分立法权。行政与司法之关系，作为两个并列之统治机关，其权限发生争执时，由行政裁判所裁决。当然，两者的联系也很紧密，如司法部门也有行政管理事务即司法行政，也与行政权发生关系，而司法机关，不仅要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要适用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或命令。
2.行政机关
在行政机关中，首先必须提及的是行政组织，分官治组织和自治组织。官治组织，以官厅为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事务；自治组织，以自治团体为行政机关处理事务。此外，还有特别行政机关，大体依地方区域而定，如警视厅等，兼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而定其权限。
在行政机关中，处在中央一级的为中央官厅。在日本，最为重要的是内阁总理大臣，接下来是各省的大臣，有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文部、邮政、农商务等九个省。总理大臣和九个省的大臣组成内阁，行使国家行政管理的最高权力。中央官厅中还有枢密院。
地方官厅，依地方区域而划定，有第一级与第二级。第一级为独立官厅，受上级命令，而非其辅助机关，如府、县知事，警视总监等。第二级地方官厅，如郡长等，统于府县，亦为独立官。
行政官厅的成员为行政官吏，其任命等均有法律作出规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与资格，如要有公民权，品行良好，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等。出任官吏之后，他就享受一定的权利，如领取薪金、退休金、退官赐金（罢官以后所领受到的薪水）、遗族抚养金、临时补助、丧葬费等。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义务，如服从上级指挥、保守秘密、保持品行良好、诚实信用等。官吏如违法乱纪，将受到各种形式的处分，直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行政机关中，地方公共团体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指以土地为要素兼公法人而为地方团体，依法律而设置，如府、县、市、町、村的管理机关等。
3.行政监督
行政监督中首先必须提及的是行政诉讼。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违反法律或滥用权力的事例，这种事情如果不予处理，往上就是违反了国家的宪法，往下就是侵害了公民的权利。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予以监督，允许人民进行诉讼。在日本，出于这一考虑，追随大陆法系的传统，建立起了行政法院系统。
行政法院的组织有长官1人，评定官11人。开庭审案时必须有5名以上评定官参加，作出判决时，以多数为原则，如5名评定官审理的案件，至少要有3名以上出席者的同意。
根据日本宪法第61条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要件是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为违法，这种行政处分侵害了当事人的权益，而对此提讼为法律所允许。同时，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必须以书面的方式，必须在受到违法处分的60天之内。
在行政监督中，除了行政诉讼之外，还有行政诉愿。它是针对不当的行政处分而提出的。按照日本诉愿法第1条的规定，诉愿的范围被框定在租税及征收手续费、租税缴纳迟延之处分、营业许可之审批等6类事件之内。
曹履贞编辑《行政法》一书，是中国最早引入的日本行政法著作，尽管它论述比较简略，如关于行政行为，只涉及行政法规和行政处分问题等，而且天皇至尊、国家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加上当时我国台湾省处在日本侵占之下，书中经常以“台湾总督”为例来阐述问题，因而在阅读时心情总是不太舒畅，但本书阐述西方行政法的原理和知识，对当时中国法学界，无疑有借鉴意义。
（二）白鹏飞著《行政法大纲》
白鹏飞（1870-1943），字经天，广西桂林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历任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广西大学校长等职。除本书外，还著有：
《行政法总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宪法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法学通论》、（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等。《行政法大纲》一书，上下两卷，！+#，年由北京好望书店出版。受篇幅限制，我们仅就上卷行政法总论部分，略作评述。
1.行政法
行政法，是国内公法之一部分，是规定行政权之组织，并明示行政权主体之国家及公共团体，
与其所属人民之关系。其法源主要有制定法和非制定法（习惯、条理）。在西方，关于行政法，主要有三大法系：法国法系，有独立之行政法院，以保护行政权；德国法系，行政权虽然也独立于司法权，也有行政法院，但其理念与法国不同，是为了对行政权作出法律上的限制，设定其行使之界限；英美法系，行政法尚无独立之地位，行政诉讼均放在普通法院内审理，行政法实不过是指一般法中之适用于行政者的总称而已。在中国，原本采德国模式，在普通法院之外，另有行政法院。南京政府建立后，进行了官制改革，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故行政法院也已失去独立性质了。
2.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是以行于法规下之行政权之公的意思表示，或类似于此种意思表示之精神作用为要素，而发生某种法律的效果。广义的行政行为，泛指行政权之一切作用，与行政作用无异。如修路、建桥，设立大学，乃至拘束醉酒者，捕杀狂犬，以及国有财产的拍卖，政府采购物品等，均是。狭义上的行政行为，就是由行政权之公的意思表示而成之行为，如行政机关的行使职权的行为（行政处分、任免官吏与接受外国人入籍等公法上的契约等）。
行政行为的效力，一般有三种：拘束力；确定力；执行力。关于拘束力，需要强调的是行政行为对于政府也有拘束力，不得违反。确定力，原创自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即判决一经生效，不得更改。后扩张到行政行为上，指不许用上诉等手段来变更行政行为，如申诉异议、诉愿和行政诉讼等。执行力，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如是命令人民负担某种义务者，倘相对人不履行其义务时，即以强制力实行之。行政行为因越权、未得到应配合之机关的同意、法律上不能为、内容不确定等原因而归于无效。
3.行政上之损害赔偿及损失补偿
因行政权之作用，而令人民受财产上之损失，且其责任不在人民，而在行政权之主体者，则根据正义原则，国家或公共团体，当然须负损害赔偿，或损失补偿之责任。其偿金之性质，分为两种，一为民法上的损害赔偿，二为公法上的损害赔偿。损害赔偿，一般由行政权的侵权行为所引起；而损失补偿，则往往是因公益上之目的，给相关当事人造成了损失，因而作出的。
4.行政组织
行政组织，分为几个层次。最高层次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如总统、内阁等；下面层次为一般行政机关，如总统内阁之下的行政官署以及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等。在分类上，有行政官署、咨询机关、监察机关、企业机关、辅助机关、执行机关。其中，最为重要者，当然是行政官署。
在民国，现行的官制为：在中央，国民政府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院组织之，为总揽治权之最高机关。设主席委员一人，委员12人至16人，以由此等委员之合议体处理国务。其各院的院长及副院长，由各委员分任之。
行政院，共设十部三会：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海军部、财政部、实业部、教育部、交通部、铁道部、司法行政部、蒙藏委员会、劳工委员会、禁烟委员会。
立法院，设四个专门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外交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
司法院，由两院一会组成：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官吏惩戒委员会。
考试院，设一会一部：考试委员会，铨叙部。
监察院，设监察委员十九人至二十九人，以行使弹劾权。
在中央之下，设地方行政官制。主要有省与县两级组成。介于省与县之间，还有市政府，它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辖市，归中央管；另一类是省属市，受省政府领导。市的官吏均由中央直接委任，故其所办理之事务，乃国家之行政事务，非自治行政。
5.公共团体
公共团体，如乡、村等机构，水利组合、商会等组织，营造物法人（国家经营的学校、邮政、铁路）通常也称为公法人。它与国家行政机关一起，构成了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其任务由国家所赋予，并由法律所规定。为了完成国家所赋予的任务，国家给予了它与私法人所不同的特权。
公共团体的成立，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不得以命令行之。公共团体因废置分合、天灾地变、制度变更、组合解散等原因而归于消灭。公共团体除了行使其原来固有的权力之外，也可以接受上级政府委任行使特定的权力。公共团体为完成自己的任务，必要时可以行使强制力。
公共团体一般设有议决机关、理事机关、咨询机关、监查机关、辅助机关以及出纳机关等。其成员由选举、委任、雇用等方式产生。公共团体的成员，称公吏。它与官吏的区别，主要在于官吏是由行政首长任免的，而公吏是由所在团体基于自治权选任的。
白鹏飞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其著作被作为行政法学的代表作。
《行政法大纲》出版以后，被多次再版，其观点经常为行政法学界所引用。虽然，该书受日本行政法的影响很深，在论述有些问题时，几乎就是日本教科书内容的重述，如关于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等[7]，但由于其比较系统完整，故对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诞生与成长，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钟庚言著《行政法总论》
钟庚言，民国时期行政法学家，朝阳大学法科教授。除本书外，还著有《行政法》（朝阳大学1925年）、《行政法讲义》（同上1930年）等作品，发表有《君主国之性质及种类》（1908年）等。
《行政法总论》，是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之一，！$%）年由北京朝阳大学出版。全书由绪论和总论两个部分组成。在绪论中，论述了国家、国家的作用、公法之性质、行政法在公法上之地位、行政法与他之诸学科之关系、行政法之渊源。在总论中，作者对行政作用、公法上之法律关系、行政组织、对于不法行政之救济、官吏之法等作了阐述。下面，我们仅就本书比较有特色之行政作用、公法上之法律关系和对于不法行政之救济三个问题作一些评述。
1.行政作用
与其他学者不同，钟庚言认为，形式上的行政作用，包含了实质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一切事项。因此，行政作用，可以大别之为行政立法、行政司法以及本来的行政作用三个方面。
就行政立法而言，涉及命令和条约。条约的缔结，从国家与国家间的约束之方面而言，属于行政行为之一。然从其对人民发生效力而言，是一种法的渊源，是立法的行为。故条约由国际法学科来研究。行政法只研究命令。
行政司法，是指行政权范围内之裁判行为。凡行政裁判、权限裁判和惩戒裁判等皆属之。
而本来之行政作用，又可分为事实上之作用和法律上之作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不以发生法律上之效果为目的之作用，自然人、法人以及国家，作为有人格者，在生存过程中，其大部分行为都属于事实上之作用。当然，事实的作用有时也会触犯法律，引起法律后果。此时，事实上之作用也转变成为法律上之作用。
法律上之作用，以直接发生法律上之效果为目的之作用，分为公法行为和私法行为两种。后者由民商法研究，行政法只研究公法行为。本来之行政作用中的公法行为，就是行政行为。它分为单独行为与合意行为两种，单独行为依国家单方面的意思表示，一般称为行政处分；合意行为具体表现为协定[8]和公法上的契约“两种。
凡国家之意思，不问其为法律或命令，为行政处分，为公法上之协定或契约，要以执行为终局之目的。国家意思之执行，就是依国家意思之内容，而使其所定之法律状态，为之实现之方法。这种执行方法，主要有两种：行政处罚和行政上强制执行。
2.公法上之法律关系
是国家与人民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这里的权利，与私法上的权利不同，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即公权。虽然，在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其地位是不平等的，故国家的公权与公民的公权也是有差异的。前者本于统治权，后者则相对于统治权。
一般而言，公民的公权，主要有自由权、积极的公权（国家依人民之请求，负有一定的作为的义务）和参政权。而国家的公权，学术界尚未有人做过系统之研究，即使有人说起，一般也只提统治权。本书作者认为，国家的公权，可以分为国家的绝对权和相对权两种。前者是针对全体国民，都要求其或不得侵犯，或绝对予以服从，如国家对其所拥有的道路、河川、港湾、城寨等的所有权，以及警察权、审判权、军队维持权等；后者则是针对特定的部分人群的，如公法上的债权（征收租税等权利）等。
3.对于不法行政之救济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违反法规的行政行为，称违法之行政；一是虽于法规无所违反，但实际上是不便于公益的，称不当之行政。不法行政就包含这两种行为。
当不法行政侵害了个人的权利或利益时，其救济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使人民对于不法行政，得为取消或变更之请求，这种请求如是对上级官署而为，称诉愿；如是对一般行政组织之外的、独立的、专门受理此等请求的机构而为，称行政裁判。这是行政救济的主要方式。二是公民个人若因这种不法行政而受到财产上的损害，则与民法上的侵权行为一样，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之请求，并进入民事诉讼审判之程序。
在民国时期丰富的行政法著作中，钟庚言的《行政法总论》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本书是朝阳大学法科讲义，在“北有朝阳、南有东吴”的法律教育格局之下，本书在中国近代行政法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本书的内容体系，与白鹏飞、管欧、赵琛、范扬的作品，有一定区别和特色。尤其是本书在上述三个重要领域的研究方面，是有它特到的贡献的，其论述，其观点，对我们今天的行政法研究而言，也都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四）管欧著《行政法各论》
管欧（1904—），湖南祁阳人。北平朝阳大学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后长期担任法官职务。除本书外，还著有：《行政法总论》《诉愿法实用》《现行诉愿法释义》《法学概要》《法学绪论》、《行政法概要》、《地方自治新论》等。此外，还发表了《吴氏宪草与张氏宪草》[9]（1933年）[10]、《商标法几个问题》（1933年）、《宪法草案初稿评论》（1934年）等论文。
《行政法各论》一书，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绪论和本论两个部分。绪论涉及行政之意义、行政法各论研究之方法。本论包括四部：第一部内务行政，分警察行政和保育行政两类；第二部财务行政；第三部外交行政；第四部军事行政。受篇幅限制，我们仅就内务行政中保育行政作些阐述。
保育行政，简称保育，即国家或公共团体为发展社会文化，增进国民福利起见，自行经营不以行使权力为本质之事业，或特许他人经营或保护私营企业，及为达到此等目的计，而赋课各种负担于人民之作用。这是依国家作用之目的为标准，而解释保育行政之意义。
与警察行政相比，保育行政也可以称为福利行政或助长行政。警察行政的性质是消极的，而保育行政是积极的。国家的任务，并不只是消极的维持社会治安，还要积极地增进人民之幸福，这也是保育行政的目的所在。
与警察行政相比，保育行政运用的方法，主要是以生产精神或物资的货物供给于社会为其特质，是一种服务行政。而警察行政，则是以命令为主要的方法，核心是行使国家的强制权力。
保育行政的主体，是国家、公共团体和私法人，而警察行政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它是一种垄断性主体的行为。
保育行政虽不以行使权力为特质，但它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有时也必须运用强制力，如公企业负担、公用负担、公用征收等作用等。同时，保育行政虽与警察行政有着诸多区别，但也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同属于交通之作用，限制道路之通行及防止妨碍交通之行为，则属于警察行政的范围；而道路之计划、修筑、扩展等事项，又属于保育行政之范围。又如，制止及等，是警察行政之范围，但提倡正当娱乐活动及提高男女智识程度，又是保育行政的范围了。
保育行政的种类，一般分为五种：
第一，公企业之经营。公企业，是指国家及其他的公法人，为社会公共之利益，自行经营非权力的事业。这种自行经营企业之作用，是保育行政的主要部分。其为国家所经营者，称官营企业，如官营之邮政、电信、铁道等；为其他公法人（如公共团体）所经营者，称公营企业，如地方经营之电气事业、自来水事业等。
第二，公企业之特许。某些特种企业既不宜放任私人之自由竞争，又不适宜于官营者，就将企业的一部或全部之经营，容许他人，且使其负担经营之义务者，就是公企业之特许，如铁道事业的特许、兑换券发行的特许等。它是介于官营与私营之间的一种企业形态。
第三，私企业之保护。国家对于私营企业，每予以特别之保护及特别之监督，此种企业称保护企业，如企业的申请或主管官署的认定，对于私营企业以辅助金；因事业实行之必要，国家将国有或公有财产特别让与或贷与私企业；或国家特批使某些私企业拥有土地的收益或使用之权等。
国家设保护企业的目的，在于某些私企业所从事的事业，被认可为适合于公益目的，但凭其私人之力，又无法完全达到其公益的目的，于是国家与公法人对其予以特别的保护与支持，以促其目的的达到。当然，私企业既然接受了国家的保护，也相应地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督，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并遵循为公益之目的。
第四，公物之管理。公物，就是指直接供公用之有体物，如道路、河川、港湾、公园、军舰、兵营以及私人所有但征为公用的土地及附属物等。区别公物还是私物，并不是以所有权为标准，而是以其用途为定。公物之管理，就是为了公益目的而利用土地及其他物件以为经营管理之行为。
第五，公用负担。指因特定的公共事业之经营或物之保全对于人民或公共团体所课之负担。赋课此种负担的权利，称公用负担特权。公用负担的种类繁多，如对于某种事业的经营或物的保全而让公共团体负担经营与缴纳费用之义务；为国势调查及统计资料的收集，法律对于一般国民使均负以真实报告的义务等。公用负担，不称公用义务，是因为其除了对某些团体和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作出限制之外，还包括某些财产上的负担。
《行政法各论》一书，在民国时期是一部比较详细的论述行政法各论中的问题的著作。虽然，我们的介绍只涉及其中的保育行政，也很简略，但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出其体例系统、论述精到、通俗易懂等特点。该书不仅是民国时期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对今天的行政法研究也有参考意义。
三
与近代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学以及中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发展相比，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诞生与成长过程显示出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从仿照日本的行政法学模式到逐步实现本土化。从20世纪20、30年代出版的有关行政法著作的情况来看，当时虽然初步确立起了行政法学的研究领域和体系，如形成了行政法学的总论与各论，且作品数量众多，但这些研究领域的基本组成多系日本行政法学的移植。如当时中国行政法学的代表作、上述白鹏飞的《行政法总论》，与日本美浓部达吉的早期著作《行政法总论》[11]有诸多相似之处。[12]白鹏飞在导言中也承认：是编出自吾师美浓部博士多年之指导。“[13]
当然，在舶来的学术框架之内，中国学者也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作了一些思考与改革，力图使近代西方的行政法学日益本土化、中国化。[14]如当时的学术界就曾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建国大纲等内容溶入行政立法的改革和行政法学研究之中。赵琛在《行政法各论》中对这种努力作了总结：
“立法之制度，各国均由民选议员组织国会，而我国现制，则立法院构成政府机关之一部，立法院院长，为政府所任命，而立法委员，又由立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以为任免，是与各国国会制度，大有异也。唯此制仅为训政时期之临时制度，经数年试验之后，则知在理论上，亦有相当之价值。”[15]他认为中国的这种做法，具有避免党派极端争执、程序简捷以减少纠纷与牵制、常年开会利于法律制定等优势。[16]
白鹏飞在《行政法大纲》一书中，在谈到中国行政法院之变迁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中国本来模仿德国和日本的体制，单独成立了行政法院，以解决行政纷的处理。但南京政府建立之后，以五权宪法原理为指导，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遂失去独立之性格。这是中国行政法院体制既借鉴外国经验，又结合本国实践的一个创造。
第二，比较重视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范扬在《行政法总论》一书之序言中主张，行政法学既然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就应当以行政法的内涵及法律学的方法来建设，就应当吸收当时在国际上流行之纯粹法学的方法，对行政法作纯法学的分析，不过多地以超验的价值判断来评论法律，并排除行政学或政策学对行政法研究的干扰。
赵琛在《行政法总论》中也说在行政法研究中各位学者都很重视方法论的运用借以构建行政法总论和各论的体系。但目前还没有比较完善之方法。在《行政法各论》中赵琛进一步指出，在行政法各论研究中学术界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按照国家事务的法律关系别其性质之异同，而分类研究之。依此种方法一般将行政法各论分类为法人法、公法上之物权法、公法上之对人权等加以解释。二是不问法律关系之性质如何惟视国家事务之目的及实质而分类研究之。多数学者采用此法。
赵琛认为初看似乎第一种方法比较合理但现行法规庞杂无系统法律关系相同者颇多断片散见于各种法规之中将其抽象、提练、综合困难甚多。而现行制度中央行政机关多采分职制职务权限各有规定故依第二种方法虽在法理上有缺陷但比较容易解析各种行政机关的性质和功能。故赵琛也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参照五权制度分为纯粹行政、立法行政、司法行政、考试行政、监察行政五部将纯粹行政又分内政、外交、实业、财政、教育、军事、交通等七编。[17]
第三，比较行政法的研究占有一定地位。中国引进的第一本外国行政法著作就是美国葛德奈原著、日本浮田和民日译、白作霖汉译的《比较行政法》（东京译书社1902年初版，民友社1913年再版）。此后孙丕基于1913年发表了《比较行政法表解》，上册总论下册各论均由上海科学书局出版。1931年，南昌普益书局出版了美国葛德罗的比较行政法的新版本《美法英德比较行政法》（谢晓石翻译）。这样比较行政法研究在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诞生过程中也得以展开。虽然，在这方面中国人自己写的作品不多但因中国行政法几乎全部是从国外引入故外国比较行政法作品的翻译出版对中国的行政法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行政法史研究开始起步。这方面最可称道的就是织田万的《清国行政法》。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比较部分和历史部分的研究的展开是这门学科开始形成、定型的标志之一。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但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庞大的帝国其治理和运作必然需要建立一批高效齐全的行政机关配置数量众多的官吏。因此中国古代的官制十分发达对官吏的规制的法律、法令、条例、规章等十分健全。而对这些内容的研究，是中国行政法研究所不可回避的。《清国行政法》的出版就做了这件工作。尽管做的人是日本学者而非中国人但其结果是一样的。由于《清国行政法》的出版不仅为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奠基添加了一块砖石也为中国现代行政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素材。
第五，注释法学的色彩比较淡。与中国近代民法学、刑法学和诉讼法学等学科以注释民法典、刑法典和诉讼法典为基本形态从而具有鲜明的法典注释学的情况不同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注释法学色彩比较淡。从民国时期出版的几大行政法学家如白鹏飞、范扬、赵琛、张映南、钟庚言、管欧、林纪东等的作品来看基本的模式都是先介绍论述行政、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基本内涵行政组织、行政作用（行政行为是重点）、行政救济等的基本原理然后运用西方行政法理论来具体阐述中国在五权宪法的体制下各个行政机关的组织和功能（行政法各论部分），象其他学科那样依据法典的条文作一条条的释义的作品几乎没有。
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注释法学色彩比较淡其基本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大的行政法典，我们既没有统一的行政组织法也没有行政程序法也没有行政诉讼法等。由于没有大的法典作依托注释法学色彩比较淡因此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即近代各国行政法研究均遇到的问题，就是行政法学科的领域比较宽泛体系比较庞杂而不象民商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那样比较集中比较紧凑-以法典为核心集中论述展开研究。这似乎是行政法研究者的共同的感叹。第六接受了西方福利国家的行政法学理念。在移植西方行政法理论、构建中国近代行政法学时一方面西方已经从崇尚个人主义转为强调社会利益，故引入的理论已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的色彩另一方面中国历来忽视个人强调国家、集体和家族的利益。在此传统之下学术界较易认同社会本位的行政法理论。因此，中国近代行政法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具有模仿西方福利国家行政法理论的强烈性质。
第七，重视行政组织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行政法作品中，行政组织的介绍和研究占有相当的篇幅。在这方面，各位学者都运用西方行政组织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五权政府的实践，对各个政府机关作了详尽的分析和阐述。如白鹏飞在《行政法大纲》上卷总论中，就对民国政府中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等作了非常细致的论述。
第八，行政诉讼研究比较落后。与大量行政法总论和行政法各论的书籍的出版，以及对行政作用、行政组织及各行政部门法的研究状况相对，行政诉讼的研究在民国时期比较落后，与该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惟一一本比较系统的行政诉讼法著作是从外国引进的，即上述美浓部达吉著、邓定人翻译的《行政裁判法》。而国人自己撰写的行政诉讼法著作一本都没有。出现这一特点的深层次的原因，不全在学术界自身，而在于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体制下的重国家轻市民、重义务轻权利的政治生活实践的必然体现。
参考文献：
[1]参见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70页。
[2]关于这三名行政法学家的作品的详细内容，参见何勤华著：《20世纪日本法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二章“公法学”；何勤华主编：《二十世纪百位法律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380、412页。
[3]英文为Frank.J.Goodnow，ComparativeAdministrativeLaw，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德奈（也译为“古德诺”）原著，（日）浮田和民译，白作霖译述，东京译书社1902年初版，上海民友社1913年1月再版。主要内容为：一、分权论；二、中央行政论；三、地方行政论；四、官吏之法律；五、行政部之作用；六、行政部之监督等。
[4]此数字只涉及行政法总论、各论及清末行政管理领域的一些专题性著作与译著，不包括人事制度、行政管理、行政监督、市政建设、地方自治、行政基本法（行政程序法、国家公务员法、国家行政人员奖惩法、国家赔偿法）以及行政特别法即教育法、科技法、民政法、文化管理法、卫生管理法、救灾法、邮政法、海关法、社团法、社会法、军事法、民族宗教侨务法以及各种行政法规法令汇编类作品。
[5]这些论文中有一部分已被全文收入由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萃》第二卷“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6]本书的封面与扉页上印的都是“行政法”，而正文页上的书名则为“行政法泛论”。
[7]由于本书中对行政诉讼的论述，与此时期日本学者的论述基本相同，而我们在前面评述曹履贞编辑的《行政法》一书时已经作了介绍，故这里对行政诉讼问题，就不再展开了。
[8]当事人因共同之目的，而表示其意思，依此意思之合致，始构成法律上有效之单一意思，此称为协定。如政府之提案，议会之议决，二者相合而制定国家之法律；或关系到两个以上之官署的事项，各主管官署相互协议而决定之国家意思等。
[9]国家与人民之间，依合意而定法律关系者，称为公法上之契约。如官吏之任命，国立学校之学生入学的许可，公共企业之特许，公有物使用权之特许，公费留学生的选定等。
[10]吴氏为吴经熊，张氏为张知本。
[11]参见（日）美浓部达吉著、黄屈译：《行政法总论》，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版。
[12]参见罗豪才、孙琬锺主编：《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中国行政法学”一章为罗豪才、甘雯、沈岿撰写。
[13]白鹏飞著：《行政法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导言。
[14]如管欧在《行政法各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中就明确指出，将西方先进的行政法观念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是中国政府与行政法学工作的共同责任之一：“行政法规既为国家行政之规范，一方面应使该项法规适合国情，期切实用；一方面亦应不忘以新的意识，融铸为法规之新元素，以作推进政治之先导，是在政府当局与治斯学者共负之责任。”
[15]参见赵琛著：《行政法各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版，第355页。
法学行政论文范文6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产生和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福利行政法观就是从这一时期的警察行政法观演变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经济学思想在警察行政法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十七至十九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为了防止封建复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一切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因此，在经济学理论上，他们必须以代表其自身利益的，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取代维护封建主阶级利益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宗旨的重商主义学说。这一任务是由代表那个时代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完成的。他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以“经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为依据，以“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为核心，系统地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论证了行政权力的扩张对于公共利益的危害。他认为，每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斯密所推崇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自发势力。他坚信，如果给予人们以追求私利的自由，就会形成具有自我调节作用的市场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建立和运行，都是政府无法代劳的。他说：“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在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斯密的思想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占据了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对两大法系行政法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各国也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制度。于是，在英法两国分别形成了“控权论”和“公共权力说”。这一时期，行政法治理论的主题是通过立法权或者司法权将行政权的作用范围限制在国防、外交、治安、税收等有限的领域内，我们称之为“警察行政法观”。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经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也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随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就业、教育、交通以及环境等都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对资本主义来讲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这样一种理论，既能对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做出合理的解释，又能提出有效的对策，从而缓解和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缓和阶级矛盾。于是，经济学上和行政法学上都在酝酿一场深刻的“革命”。
二、非“正统”经济学的兴起——实践中的政府干预
在经济学家眼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古典学派“寿终正寝”的时候。受边际主义革命，特别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rlas）提出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理性思考，宏观经济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时期，斯密建立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其中“自由放任”的思想内核却被以后的宏观经济学说继承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是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在这里，“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指的就是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旧的学说”指的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新的解释”不过是根据资产阶级的需要，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改头换面，提出新的主张而已。由此，马歇尔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构建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学说在经济学界占据了“正统”地位，“以至他们的政治上和科学上的对手开始染上一种怕迫害的过敏症。”
然而，面对这样一些“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资产阶级要设法拯救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也确实要执行国家干预的政策。这样一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实践和经济理论便发生了矛盾。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要求国家干预经济；另一方面，居于“正统”地位的经济学说却反对国家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受到了挑战。以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为基础，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等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他们的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他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他们宣扬阶级利益调和，迎合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在评价这些经济学家时说：“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极其接近于工商业和政治的实际，他们大多数是从切身经验中认识这种实际的。他们的著作充满现实主义和机敏的气氛，由此而部分地弥补了科学灵感的不足。”因此，“所有各国的经济学界都是拥护同自由主义相反的趋势的，而不是拥护依然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趋势。……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的联盟……已经瓦解了”，而“政治家们很少会喜欢一个不是维护自由贸易，就是沉迷于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派别。”所以，非“正统”的学说成了西方国家政府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行政权的作用范围也就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一些公共事业方面的活动。英国法学家韦德(H.W.R.Wade)在描述这一变化时曾说道：“有人曾说：‘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但是，……到了1914年，大量的迹象表明政府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则是20世纪的特征。国家学校的教师、国家的保险官员、职业介绍所、卫生和工厂检查员以及他们必不可少的同事——税收员就是这些外在、可见的变化。现代行政国家正在形成，纠正社会和经济的弊端是政府的职责，这种看法反映了人们的情感。”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及非“正统”经济学的兴起，不仅为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推动了行政法治理论的演变。
三、福利行政法观的萌芽——“公务说”
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以及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拓展同样使传统的行政法理论与资本主义实践发生了矛盾。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行政法学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界定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于是，“公务说”在法国就应运而生了。
1873年法国权限争议法庭在布朗哥(Blanco)案的判决中，提出了“公务”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对行政机关适用行政法的标准。然而，对公务概念的理论论证，却是由法学家狄骥(L.Duguit)来完成的。
受杜尔克姆（E.Durkheim）的社会连带关系理论的影响，狄骥对那个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说：“在每一个国家之中，一种经济变革都在不断地发生，……即在几乎每一个活动领域之内，民族经济都逐渐地在替代家庭经济。所伴随的结果是，同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更加增强了相互依赖，即使是出于他们日常的和基本的需要。”
狄骥还以一个法学家的视角对当时居于“正统”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说：“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极其过时的研究结果表明，除了提供国防、外交与司法服务以外，国家不再负有其他职责，其他的一切活动都必须让个人自己来进行安排。因为通常情况下个人的这些安排足以保证所有的社会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对于这样的种种理论而言，事实是胜于雄辩的；因为现代意识是拒绝接受它们的。现代意识有着其他的一些需要，例如，要求国家不再将教育看成是私人的事情，并且在物质领域要求国家来组织慈善工作。”
在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中，狄骥发展了社会连带关系理论。他指出，社会连带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关系。“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并且只可能生活在社会之中。组成社会的个人只有适合社会存在的规律，才能使社会存在下去。”人们有着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他们只能为社会连带关系的维持而努力。因而调整这种社会连带关系的法也只能是一种义务法，而不能是关于权利或权利义务的法。
狄骥还认为，社会连带关系理论是行政法治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他提出并发展了“公务说”。他认为，“一旦人们认识到统治者由于其所享有的权力而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认识到权力的行使必须与义务的履行相辅相成，公务概念的含义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对此，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行了阐述：
第一，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他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经济与工业的深刻变迁逐渐创设出各种新的、政府所负担的义务。人们之间明显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利益的连带关系、不断加强的商业联系、智力成果与科学发现的广泛传播，都向国家施加了组织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以及长期保障国际交流的责任。”他还说：“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每个人都作为其自身的‘公共运输员''''的时代已经渐渐过去了。”在狄骥眼里，“公共服务”成了“政府干预”的代名词。
第二，行政法是有关公共服务的法。狄骥认为，行政法“不再是由某个享有命令权的，并有权决定在一个特定领域之内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者来加以执行的大量规则。现代的国家理论设计了大量的、对组织公用事业进行规制、并保障这些公用事业正常和不间断地发挥效用的规则。”
第三，行政行为也是一种服务。狄骥说：“所有的行政管理行为都具有一个相似的特征，因为它们所实现的是某个相似的、公共的目标。……政府及其官员不再是向其臣民命令的人们的主人。……他们只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而已。”他还认为，公众不必为行政权的日益膨胀而担忧，因为“国家行为的延伸与扩张不会必然强化政府的权力。虽然政府的事务增加了，其职责范围扩大了，但它的控制权却消失了，因为没有人会再信奉这种权力。……增加政府功能，就是使某项公共服务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同时保证这项服务能够不间断地得到开展。”从而，行政行为也就成了“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
第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狄骥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那么它也就“只能通过其臣民对于统治者履行他们所负职责的确信来维持自身的存在。无论这种确信是否正确，实际情况都是如此。”他说：“如果政府的权力已经走向衰落的话，它的义务仍然保留下来。……掌权者不能合法地要求服从，除非他们以履行某些职责作为回报，并且只能在他们履行这些职责的范围内要求人们服从。”
按照上述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政府的职能在于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公务关系；行政法的主要作用不在于确定“公共权力”的限度，而是使行政行为忠实于公共服务的目的；行政审判所制裁的行为也不再是“越权行为”，而是违反公共服务之目的的行为。“公共服务的概念取代了的概念而成为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从而，公务观念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法国行政法学的主流观点，并影响到了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此发生了行政法观念的世纪性伟大变革。
四、渗透了福利观念的“控权论”
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经营的过程中，英美等国为了应付经济危机，解决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相继采取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这种似乎是不得以而采取的非“正统”的经济理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逐步占据了主流经济学说的舞台。
社会现实和经济理论的发展，引起了行政权力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权力划分原则逐步被打破。在美国，以1886年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新兴行政机构越来越多地行使了传统上被认为是议会独享的立法权和法院独享的司法权。“现代行政机构的显著特点是，它拥有对私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权，通常是采取制定规则或者作出裁决的方式。典型的行政机构既享有立法权，也享有裁判权。……在行政权的范围之内，行政机关制定法令和执行裁判的权力，在重要性上至少可以和立法机关、审判机关行使的权力相比。”另一方面，政府承担的日益广泛的资源配置和福利分配的任务，使得政府的职能从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转变。在日益专业化、复杂化的行政事务面前，立法和司法不得不让位于行政。被传统行政法理论“冻结”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较少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非强制性的行政行为也日益突破了传统的强制性行政行为的有限范围。而行政权行使方式的多样化，又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
然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对行政权有着天然的畏惧和敌视，经济学界关于自由放任的呼声也从未销声匿迹。面对政府干预的日益扩大，周期性经济危机却愈演愈烈的现实，“新经济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形成体系。而且，随着英美两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地位的上升，那里又成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心。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耶克(A.V.Hayek)就是当时“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积极拥护者。他对传统的“无为而治”的经济自由主义作了新的阐释。他认为，斯密理论中关于“每个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的假定容易引起误解。他说：“个人主义者论断的真正基础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谁知道得最清楚；并且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社会过程使得每个人在其中都能尝试和发现他能够做的事情。……真正的个人主义并不否认强制力量的必要性，但是都希望限制它，即把它约束在某些范围内，在这些范围内必须有其他人来制止强权，以便将其总量减少至最低限度。”总之，新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不再因循古典经济学把政府权力限制在最小限度，只充当社会“守夜人”的认识，但是却仍然坚持个人行为形成的市场及其竞争规则是最稳定的，最适应于自我调节的制度，而政府干预只能为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做一些外在的、辅的工作。
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盛行，使得行政法领域中一度有所松动的“控权”观念重新受到重视。然而，有一成不变的言语和词句，却没有一成不变的理念。当时，狄骥的理论在英美法系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英国，改良主义者拉斯基(Laski)对狄骥的理论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在美国，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庞德(R.Pound)也接受了社会连带主义。他认为，“今后法学的道路似乎是一条通向合作理想而不是通向相互竞争的自我主张理想的道路”，合作是二十世纪法律的文明观念。他说：“我们现在对合作所赋予的价值，是在上一世纪赋予自由的个人自我主张那种价值如此之高，以至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极其荒谬的东西，而在当时看起来却不算是过高代价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谈及法的作用时，庞德还强调了“公共利益”的观念。他说：“在前世纪，更确切地说前两个世纪，法的职能被理解为保障和维护个人权利”，但是，“在本世纪，随着社会法哲学的兴起，我们所听到的法已不是这种意义了，——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即为了维护在文明社会中从社会生活角度所提出的愿望与需要。”
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对“服务与合作”、“公共利益”等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在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他们在强调行政法控权功能的同时，对它的理解已与传统观念有着相当的分歧。拉斯基、罗布森(W.A.Robson)和詹宁斯（W.I.Jennings）等一些比较现实的学者对传统的控权理念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行政权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是正当的，“行政法的作用不在于对抗干预主义的国家，而是给予政府行为以便利。”在他们看来，“法学家的任务不是宣布现代干预主义是有害的，而是看到所有现代国家都采用的政策的情况下，就保证政策效率和赋予个人以正义所必需的技术性设置提出建议。……一种融合效率和公正的人道行政成为行政官员和行政法学家共同的目标。”
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另一个层面上则表现为，行政合理性原则被纳入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体系中来。学者们普遍认为，行政权一方面是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必需，它应该随着公共利益范围的扩大而拓展其作用范围。而且，面对日益复杂化、专业化和多样化的行政事务，还有必要赋予行政主体以自由裁量权。但是，行政权，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加以规范和控制，又将会被滥用，去侵害相对人权利，进而也会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对行政权应该既控制，又保障。对此，传统的行政合法性原则已经无能为力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应运而生，“法治原则”的含义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在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指导下，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开始更多地关注行政程序。它要求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通过赋予相对人以一定的程序权利和为行政主体设置一定的程序义务，通过一系列程序机制的设计，来实现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从而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实现。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杰斐（Jaffe）所说的那样，“每个人有他关于政府的观念，有他自己的目标，这在现实中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动机，法律允许的和不允许的。由于行政官员比立法和司法人员享有更多更广泛的权力，同时受到更多的利益集团的压力，所以经常会发生权力滥用的行为。正是基于此，行政法是用来规定指导性原则和程序的法，以控制行政官员的‘冲动''''。”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控权是动态的控权，控制行政权的运作过程是这一阶段“控权论”的主题。从此，行政程序成了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导致了战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颁布。“控权论”的中心也由此而逐渐转移到了美国。
至此，两大法系的行政法学在逻辑起点——社会连带关系，行政法的目的或功能——服务，以及行政法的价值评判标准——公共利益等方面取得了一致。这无疑为两大法系行政法在以后的碰撞、对接以及趋同创造了条件。
五、“凯恩斯革命”与福利行政法观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政府不得已而采取的干预政策却或多或少地减轻了经济危机的“阵痛”。面对严峻的挑战，经济自由主义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真正地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得以应付，政府的角色必须重新塑造。
1932年，倡导改革的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开始实施新的内政政策，史称“罗斯福新政”。“新政”是一系列工业、农业、财政金融和对外经济政策、法令的总称，其基本精神是如何运用行政权力来调节国民经济。美国经济学家怀纳(J.Viner)、克拉克(J.Clark)等提出的，有关国家应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加强干预的政策建议，直接影响了罗斯福和他的经济顾问们。特别是他们关于公共工程投资反萧条作用的论述，以及关于公共工程投资“经济稳定器”的设想则对行政私法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经济学上进行了论证。
由此，“新政”使行政权的扩大从实践中的必要发展为在理论上得到认可。罗斯福政府实现了对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管制。以此为契机，系统的公共福利制度也得以建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洛克腾堡所说的那样，“1933至1938年这六年，标志着美国制度上的巨变。……首先是大大扩展联邦政府的权力，加强国家的作用。……30年代的改革者们几乎毫不怀疑地运用国家的强制作用，以达到改革的目的。……运用政府的权力，不仅管束企业界，而且支持成立工会，给上年纪的人发放养老金，救助伤残人，救济穷苦人，向被遗忘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他认为，“新政”“使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让位于强调社会保障的集体行动”。
虽然“新政”实现了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但是“新政”时期的经济学说却未能引起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变革。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常常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tfailure）。据此，他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凯恩斯的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并且，以1944年英国政府《就业政策白皮书》的发表以及1946年美国《就业法》的通过为标志，它成为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政府干预主义终于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正统”地位，从而实现了政策上的“凯恩斯革命”。我们认为，如果说“新政”为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实践基础的话，那么“凯恩斯革命”则为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扩大在经济学上提供了理论论证和依据。
从此，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种宏观调控政策被广泛运用的同时，政府又进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更加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经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福利国家论”认为，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国家不仅应该保障个人自由，而且还应为个人提供充分的生存条件或福利保障，以促进个人幸福，并为此可限制个人自由。具体地讲，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中，行政主体被认为几乎只有义务、职责或责任，即不断为公民谋取“福利”；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关系。这一关系决定着行政法的性质及其发展，也决定了行政职能不断扩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