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体制的实质范文1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真正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西方经济体制的实质范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理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基，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重要的市场理论，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性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四点构成：即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这四条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义，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我国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和重要理论来源。
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主张一切经济行为都要通过市场来完成，需求、供给和价格要通过市场来形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也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消费，但是没有像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的那么重要，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资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进行流动，导致了经常性的物资短缺和相对过剩，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统筹好物资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满足国民经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项工作却不像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如何能在年初实现对经济的有效预期，如何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有效调配，这对于当时信息传递不太发达，计算能力比较弱的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经济发达程度对比中发现，中国经济社会明显出现了落后，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对接最重要桥梁，也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样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为重要的理论构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完善市场主体，开始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这三个市场的形成，使得市场进入了真正发展时期。
通过上图，厂商通过产品市场实现了产品的销售，家庭通过劳动市场实现了就业，资本市场是扩大规模，盘活已有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开辟新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超前消费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竞争，一切都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竞争。西方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不是这样的，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厂商必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来生产商品，很多厂家同时投入到同一个行业，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也就出现了竞争，购买者对同样商品必然会对价格、质量、服务等做出不同的权衡，然后决定买那个，这就是竞争，在竞争的格局中，购买者处于有选择的地位，他有权利去选择购买那个商品，不买那个商品，有些厂家价格高，产品质量不好，服务差必然会被市场拓淘汰，这叫完全竞争市场，厂家都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吸取了完全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针对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采取国家垄断，实行国家独有，或者国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值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警惕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其学术成果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学界的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制和成功经验帮助中国逐渐完善了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和推广，同样，西方经济学通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论到实践的论证，丰富了其研究视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市场经济研究者与实践者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看法是不能得到认同的，目前，西方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某些领域开始照搬中国经济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西方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危机，这种挥之不去的西方经济制度问题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无法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规避机制。另外，工会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电视中，经常会看到西方罢工，导致航班延误、供水供电中断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西方市场经济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是一种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所谓无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一个人的使用减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无约束的时候会被过度利用。解决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在现实中，此限制或收费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诸如现在实行的排污限量超额收费的制度。在西方私权大于公权的市场格局中，国家有时候难以对其采取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来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
三、中国经济学理论需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融合
西方经济体制的实质范文3
Abstract: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is strategy of Shaanxi. Therefore,Shaanxi must increase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ital, pay attention to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invesment on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y,and provide the enviroment that can strengthening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关键词:陕西 人力资本 可持续发展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马晓梅(1972-),女,西安财经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及研究。
作为影响陕西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人力资本已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陕西能否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要对人力资本的开发进行研究和探讨。改革开放后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阶段,因此,分析这一阶段陕西人力资本问题,对于陕西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陕西人力资本的开发
人力资本作为“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 ,是通过投资形成的复杂劳动力,是人通过学习、培训和各种实践活动获得的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的体力、智力的综合能力。“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支持越大,企业对专门劳动力和劳动熟练的投资越多,社会介入科学技术进步的范围越广,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就越多,质量也越高。” 1978后,陕西经过三十多年年的改革开放,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交互作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与人的发展相关的体制构成的综合体制的运行,人的身心、文化素质和劳动力质量都得到了提高,使人力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陕西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医疗、教育都经历了发展和提高的过程。教育体系逐步健全,从基础教育到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基本形成了层次、结构比较合理的教育和培训体系。陕西教育无论从学校数量、招生数量,还是从办学质量来讲,都已步入全国的先进行列。
但是,陕西人力资本的开发由于地域分布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的不合理,存在着质量上的短缺。陕西人力资本在地域上分布不平衡,陕南、陕北人力资本的密度远远低于关中,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局面。占全省面积26.7%的关中地区拥有全省人力资本的2/3,尤其是高素质人才更为集中。陕南、陕北在经济文化上落后于关中,对人力资本的开发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在教育、培训及医疗保健上的投资与关中相比严重不足。
陕西农业劳动力比重过大,劳动力人口的79%分布在农村。 由于经济落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教育发展缓慢,基础教育尚且薄弱,成人教育与专业技术培训更是不足。而在城镇,“高级人才闲置浪费和中级人才、熟练技术工人缺乏”,“人才结构断节现象严重” ,加上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结构性失业,未能实现充分就业。人力资本结构和配置的不合理造成陕西人力资本质量上的短缺。
同时,陕西地处西北,人力资本受传统体制和思想观念的影响,缺少良好的开发环境,未形成有效的人才激励和奖励机制,专业技术人才岗位匹配性差,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致使人力资本的利用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吸引,人才外流现象较为严重,使人力资本的投资受到损失。
二、陕西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一时的利益。就其范围来说,可持续发展的焦点在于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时保持人口、资源和环境三者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人类面向21世纪的共同选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但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陕西的可持续面临着以下问题:
1、人口形势严峻。由于陕西人口基数大,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远没有到位,致使陕西人口密度逐年提高,列西北五省第一位,人口总数接近全国总人口的2.9%。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口多虽是一种资源优势,同时又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人口膨胀必然导致扩大资源开发,致使资源相对短缺。除人口数量外,人口质量更是潜在的严重问题,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8.01%,表明陕西已进入老年化社会初期;陕西的人口性别比为113,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增长往往集中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农村,教育和培训投入的不足导致新生一代的素质总体低下,这又实际上制约了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和教育含量,形成恶性循环。
2、自然资源状况。陕西土地资源占国土面积的2.1%,但人均土地不足10亩。由于非农业用地迅速增加,耕地逐年减少。陕北、陕南土壤肥力较差,生产水平较低。陕西森林覆盖率低,植被条件差,水土流失面积13.7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以上。陕北黄土高原是全国水土流失严重最严重的地方。由于过度放牧,滥垦滥伐,使森林和草原面积退化,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陕西水资源较缺乏,人均水量、单位耕地面积平均水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水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匀,不仅给开发带来困难,而且会造成水、旱灾害。城市缺水严重,低下水开采超标,导致低下水位下降。陕西矿产资源丰富,但总体勘查程度低,可经济开采量低;种类齐全,但结构不尽理想。能源矿产占突出优势,但一些支柱性矿产如铜、铁等,或贫矿多,或探明储量少,或开发利用条件差。
3、 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造成陕西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调动起来了社会各界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由于法规、政策、制度不能及时到位,导致了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掠夺性开发,使陕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如在陕北神府煤田,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开采和利用,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地表塌陷、水资源破坏、大气、噪声污染、加重水土流失等使矿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严峻的人口形势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引发了人口发展和自然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资源型的经济模式的潜在危机就是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最终影响陕西的可持续发展。陕西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协调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是陕西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三、人力资本积累是陕西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不是由于缺乏物质资本投资,而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 。陕西作为中国相对落后的省份,正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人的健康存量、知识和技能存量越高,其生产潜力和能量越大。人力资本存量的高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增长的结果,因而人力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人力资本投资从不同方向、不同渠道,通过不同机制,特别是通过劳动力质量和生产资料质量的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劳动力质量便越高,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会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还有助于重塑人的精神本质,而人的全面发展,将为经济的增长创造基本动力。1978-1998年期间,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达到16.69%。 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使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方式趋于合理,加快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人力资本的积累能提高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可持续发展需要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和连续性。人力资本积累在既定的产出条件下,使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等投入减少,有利于降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能提高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无疑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永续利用,较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积累是陕西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陕西人口问题的症结是人力资本质量低下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生态和社会三者的持续发展,取决于社会活动的主体,即人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和对生产的控制能力,只有人力资本的积累才能调节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最终实行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思路出发,陕西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的开发,通过教育投资和医疗保健事业投资,提高劳动者身体素质、文化与科学知识以及劳动技能水平,从而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首先,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加大人力资本开发。“人口不仅是自然环境的重要力量和动力,也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过多的人口将对自然环境构成压力” 。人口的增长,导致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产生。陕西人口的量大与质差,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在贫困地区,人口增长愈大,对人力资本投资愈少,造成人口素质低下。因此,必须继续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特别要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有利于提高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家庭对子女教育成本的增加,将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使人们自觉地调节生育行为,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为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创造条件,那么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持续利用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的力量。
其次,要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教育投资被看作人力资本开发的主要途径,可陕西作为科技大省,教育与社会需要严重背离,科技教育实力较为雄厚,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产业化进程相对滞后,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称。因此,一方面要改变教育的内容与教学模式,使教育、培训与实践相结合,加强教育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要加快产业孵化能力,更好地发挥教育的功能。
西方经济体制的实质范文4
将“资本混合性企业”、“企业股份制”、“上市”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混为一谈的观点有意无意地对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加以模糊化。首先，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看，混合所有制经济(MixedEconomy)指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中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实体(企业)共同存在〔1〕，其比例按照国家的社会制度性质、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发展目的而定〔2〕，比如，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有生产资料为全民共同所有的国有企业，也有私营和外资企业，这本身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而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制度也具有混合所有制性质，只是在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比例上有所不同，或与中国不同。其次，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构成，以及一定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看，不同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实体(如企业)所占的比例也不同，比如，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集体、私人经济成分与改革后的中国国有、私有经济成分比例便不同。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国有、集体、个体经济共同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就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特殊时期里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炸爆米花、自由菜市场的个体商贩、个体副食品或个体小日用品商店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资产都可以认为是私人所有的，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科学补充成分，其成员则属于由劳动人民所组成的(收入主要不是来自资本的剩余价值创造)。第三，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作用、功能看，置身于其中的企业由于所有制性质不同、社会功能与经济目的不同、资本来源不同、资本结构不同、组织形式不同、市场操作不同，效率效益的衡量标准与方法也不同〔3〕，但却共同在一个经济制度中发挥着不同或互补的作用。这点无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还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中都是如此。第四，从企业发展的微观角度看，任何一种组织形式均只是手段，必须和企业性质、目的保持高度一致，比如，在国企中混入私有资本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让外来资本进入自己的股权资本必然也必须有其明确、具体、特殊的目的①，而让所有制性质、目的不同的外来资本混入自己的企业更是难以发生，这就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个大目的，共产党与组成统一战线，尽管共同抵御外敌，但却不会进行混合、混编或者拿(部分)“所有权”做交易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它们各自的政治目的、行为宗旨、根本性质、组织结构和操作方式完全不同。因此，就企业而言，(1)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企业(无论是私企还是国企)会用这种“外来股权资本进入”方式解决自身现有的技术、管理、资源、市场等问题，也没有一个企业会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效率效益”;(2)即使在资金缺乏的条件下，企业也不会首先寻求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方式成本最高、风险最大、运行最复杂、相对效益最低;(3)只有当一个企业将要倒闭、破产时，它才会考虑使用这种“外来股权资本进入”方式(仍只是解决破产、倒闭问题的办法之一)，如进行“企业重组”(re－organization)或“私下安排”(privatearrangement)。上述分析表明，混合所有制经济指的是在一个经济制度里存在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而不是在一个企业里混入所有制性质不同的资本，它与“股份制”或“上市”这类企业组织形式、市场行为、资本操作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认为将私有资本直接混入国企并使之成为“资本混合型股份制公司”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或认为这种“资本混合型国企”上市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在概念内涵上偷梁换柱，即将“混合所有制经济”内涵偷换成了所谓的“资本混合型企业”。
二、企业股份制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关系
1．企业股份制形式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特征吗
从一个经济制度的所有制本质看，企业股份制形式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特征吗?当然不是。股份制形式早在13世纪的意大利、法国、荷兰和德国就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则于16世纪初在英国成立(因海外市场扩张需要资金)，而现代较为完善的股份制形式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私有资本所有者(或利益主体)自愿结合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竞争化、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与市场社会化趋势下产生的企业组织形式和操作模式。首先，“股份制”特征所体现的是一个私有资本还是两个以上私有资本结合而成的私有性质的企业，其本身不代表、也不意味企业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的改变，如同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桶水都不改变水的性质和本质一样。其次，从逻辑上看，如果认为这种股份制形式的出现代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因此改变了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的本质，那么等于认为意大利、法国、荷兰和德国等国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未出现时就已经将其私有性质改变了。第三，从概念定义看，如果说企业股份制意味着混合所有制经济，那么西方16世纪就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又指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什么所有制形式相混合而构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呢?从这些问题的逻辑性本身可以看出，将“企业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混为一谈是概念上的偷梁换柱，即便加上一个“资本混合型企业”的招牌也无法遮掩其逻辑的荒谬性。第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股份制企业的上述特征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社会化、联合化趋势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如果市场经济里出现企业股份制就意味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出现，那么等于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的理解、定义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第五，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看，西方国家从来不将股份制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看成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的改变，或理解为一种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形式。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将“股份制企业”+“非股份制企业”看成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或认为“把国有与私有资本混合在一起成立股份制企业”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第六，从西方市场经济实践看，股份制从来没有改变“私有财产(即私有性质的生产资料和资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制度本质，更不是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而采取的行政手段之结果。上述理论与实践的逻辑推证表明，即便一个国家没有股份制企业，也可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即便一个国家有股份制企业，也可以不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实际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私有小商品生产及零售企业可以认为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但并不是股份制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体现。毕竟，马克思主义理论预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首先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非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贫穷落后、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国家产生，而且这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又立即面临国内外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挑战与压力。上述分析也表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同的经济实体(如企业)在一个国家经济制度中共同存在的现象，而股份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私有资本结合组成的一个企业。显然，欧洲封建社会(中世纪)就出现的“股份制”经济实体不改变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私有制性质，不是什么“混合所有制经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股份制”本身也不改变企业的生产资料、资本、资产的私有性质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私有制本质，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股份制使一个国家经济制度由单一的所有制性质变成混合所有制性质之说。由此可见，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股份制这一企业组织形式根本不等于混合所有制经济。那种将“股份制”理解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因此宣扬“在国企中混入私有资本”或通过“国有与私有资本混合成立股份制公司”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观点在逻辑上、理论上都是说不通的，是对“股份制企业形式”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的混淆，是对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的曲解，也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方式方法、手段模式的曲解。而那种通过行政手段、政策导向将私有资本直接混入国企股权资本组成“股份制公司”从而发展所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观点和行为更是谬之千里了，是从根本上违背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都是如此，实践中甚至有沦为一种带有封建性质的经济、政治行为的可能性。
2．企业都要搞股份制吗
从企业发展的组织形式看，企业都要搞股份制吗?当然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是否采取股份制是根据自身建立、发展需要而定的市场行为、决策行为和组织行为。如果一个私有资本所有者因各种原因无法或不愿独自开办、创建一个企业，可以选择与其他私有资本所有者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起来成立股份制(有限)公司。上述“因各种原因”而形成的“自愿联合”构成了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市场规律性特征。正因如此，西方国家除了股份制企业外，还有大量企业，无论私有还是国有，无论大型还是小型，并不是股份制形式。〔4〕这就是说，股份制本身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唯一或最佳或必需的组织形式，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而已。正因如此，在西方市场经济里，股份制企业可因各种原因再转为非股份制企业;也因此，世界上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采取行政手段或通过政策导向来发展“股份制企业”。上述表明，既然“股份制”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而非必要的组织形式，怎么能够代表一个经济制度的所有制性质的改变呢?既然不是所有制性质的改变，又怎么能够认为股份制的出现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呢?本来，从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市场学、金融学、企业法律学等来理解这个问题并非难事，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为一谈”的解释?尤其是那种强调要用行政手段将私有资本“混入”国企以实现“股份制”从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观点，如果不是对最基本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理论、实践缺乏了解，就是有其他某种目的隐藏其后或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了。
三、企业上市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
1．企业都要上市吗
当然不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出现了“企业上市”的经济行为，而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上市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第一家(因海外市场扩张需要资金)。今天，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无论国企还是私企，企业是否上市都只是一种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的市场行为、管理行为和组织决策行为。首先，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看，企业上市最主要、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在某个方面具有竞争优势(且短期内不会被替代、超越)、市场看好、需要扩大再生产但本身资本、资金不够且银行贷款有限、利率过高以及其他的资本积累方式相对上市行为的成本都更高或风险过大，这时企业才会考虑上市。正因为“上市”与否的决定具有极强的企业目的性、资本条件性、市场需求性，也因为上市的复杂性、风险性和成本性问题。〔5〕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成功的、大型的企业，无论国有还是私有，都不选择上市，比如，美国就有90%以上的企业不选择上市。〔6〕不仅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不是上市企业，在资产、产值和年收入总量控制条件下，2008年美国有441个非上市大型企业，年收入达1．8万亿美元，总资产更是可观。〔7〕2013年，美国非上市最大型企业较前一年增加8%，而1997－2012年美国上市企业数量下降了44%，并且因为各种原因这已经成为美国21世纪企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8〕市场经济下没有企业“为上市而上市”，或为了名声、面子而上市，或认为成功企业必须上市或只有上市才能成功，因为这些都不是上市的“市场规律”性原因。其次，已上市的企业也可以根据需要再转为非上市企业(如Saturn，Dell集团2013年由原来的上市企业成为非上市企业)，企业上市也可以采取一部分上市一部分不上市(如通用汽车公司)，等等。再从市场行为看，上市企业可以收购非上市企业，反之亦然。2．企业上市代表“混合所有制经济”吗当然不是。首先，从企业角度而言，“上市”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下的一种企业集资手段、模式。作为一种资本市场化、社会化行为方式本身，它并不改变企业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本质。所以，它的出现不等于也不代表私有制的改变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出现。而从股民角度讲，个人在市场上购买其股票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个企业的生产资料、资产有任何实质上的占有。毕竟，很难将罗马共和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企业上市理解为西方“全民、公共所有制”的开始，而将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上市视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出现，从而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有制性质的观点更是破绽百出、逻辑混乱甚至指鹿为马。其次，西方企业上市的目的是让私有资本利用集资发展方式达到自身企业利润、资本和资产增值最大化的目的。而个人在股市上购股的目的就是以多余的资金获得比银行更高的价值回报，仅此而已。可以认为，西方股民是抱着侥幸、、冒险、运气心理而在采取一种市场行为(即便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们也不例外)。因此，无论从企业和股民双方的目的还是从他们的市场行为而言，“上市”本身对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不产生根本影响，也不造成任何实质性改变。这是西方100多年来市场实践已经证明、证实的结论，比如，GoldmanSachs选择了12%的股权上市，但不能因此认为该企业的性质里有12%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另外88%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第三，购股者从来不是企业生产资料、资产利益最大化首先的、直接的享受者。毕竟，金融市场的“炒股”、转卖(抛售与抢购)和因此产生的利益与“价值”连真正的生产和劳动创造价值的意义都不具有，也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制度中企业所有制性质被改变的依据;股票市场制度(一种独特资本———即马克思所说的“虚拟资本”的产物)玩股民欲望于“虚拟价值”的股掌之间(几人欢笑几人愁)，其背后则是私有资本的作用和目的使然。所以，马克思指出，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就只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而已。与此概念相一致的是，西方个体股民中没有人认为购股就使自己成了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者之一，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性质。第四，当一个上市企业在某一年或某段时期经营不好、利润下降时，其股票就会贬值，但企业管理者、雇用劳动力的工资、待遇、福利不一定也要相应下降，这是真正资本与“虚拟资本”的本质、功能、作用区别之一。如果股票持有者被认为是“企业生产资料所有者之一”，那么为什么经理、雇用劳动力这些“企业打工仔”收入不受损失但持股者这些“企业主人”的收入却反而受损失呢?所以，西方没有一个股民会认为自己与企业生产资料、资产所有者一样是企业的“真正主人”，就连那种认为自己至少应该与“打工仔”收入具有相同稳定性的股民也没有。从这个角度看，的确“私有财产(指资本、生产资料占有权)神圣不可侵犯”，而股民手中的股票那点市场权力是可以“神圣侵犯”的，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第五，企业极度亏损、大幅下滑或破产、倒闭可以使购股者“血本精光”。股市本身就带有“”性质，这一点西方股民从不否认，所以中国一些学者也无需硬要为这些西方股民戴上“企业所有人”的光环。而同时企业生产资料所有者或他们的管理人所受到的保护程度则与这些股民不一样。当一个企业破产倒闭后，高层管理者(指“企业打工仔”)即便不持有该企业股票，同样可以因为“金降落伞”(“goldenpara-chute”)或其他事前安排(“prearrangementpack-age”)获得丰厚的补偿(几百万到几千万美元不等)，而持股者(即被一些中国学者错误地冠以“企业主人”、“企业生产资料所有者之一”的人)则是血本无归。当然，这种对管理层的优厚补偿是企业生产资料、资产真正所有者的安排，是一种私有资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体现。在股市上购买该公司股票的个人(即所谓的“企业主人”)对此毫无发言权。而且，如果有企业倒闭、破产的可能和征兆，高层管理(“企业打工仔”)可以将自己所持的该公司股票早早卖掉，而股市购买者(即所谓“企业主人”)却没有这种信息和特权。因此，从上述两个方面的逻辑看，这种将企业上市、股民购买股票视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的改革从而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第六，当企业盈利、资产增加后，市场上的个人购股者的股票增值不会也不可能达到企业生产资料占有者或管理层那样的受益程度。一些企业可能分给股民一勺残羹冷炙(不是所有上市企业都会这样做)，如“红利”(dividend)。而二级股票市场的所谓股票增值，只是在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本质作用下产生的衍生物———虚拟资本市场的交换罢了，丝毫不代表股民在企业股权资本中占有程度的上升，甚至连拿这些股票到企业去兑现的资格都没有。既然他们不是什么生产资料占有者，手中的股票更不可能使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又何来混合所有制经济呢?第七，一个企业经营得好，其股票价值仍可能下降;市场有各种信号，除经济信号外，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环境、军事、国际关系、人文、气候变化等各种类型的信息都会对股票价值产生集成、交叉、多元的影响;资本又因各种自我利益的考虑会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战术从而使股价向不同的方向波动或向预期相反的方向波动。结果，实际左右股票价格的根本不是“股民利益”(尽管主流经济学理论声称企业都会首先考虑股民利益)。对那些亏损的股民，资本、市场和那些已经被它们御用、奴役的学者会说:你有自由买卖呀，为什么要留着它呢?而实际上，资本在给股民这种买卖自由的同时，也给了他们一个资本()总是、也肯定是赢家的先决条件。这样来看，那种将企业上市就意味着企业全民所有、股民作为“企业所有权占有者”的利益会被最大化的说法多么地滑稽可笑。可见，股票市场上所公示的企业利润额本身能够全面代表企业价值的增长吗?即便企业利润真的上升了就一定会使股民利益最大化吗?而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体现吗?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股份制还是企业上市，无论是金融资本的各种衍生物(工具)还是金融资本与企业资本形成的某种市场结构，都不是其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的改变，更不是西方政府为搞混合所有制经济而采取的行政手段之结果。有关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概念，中国一些学者不应该将其修改或硬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角度融入自己所需要的“理论内涵”。本来，以上分析都是基于经济学、市场学、管理学、企业金融学、货币金融学、消费者行为学的基本概念，基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基于这些基本概念和一般规律之上的逻辑推证，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观点非要将“企业上市”看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呢?为什么一定要推演出“企业上市就成了全民(国有)企业”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其隐含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将大型国企私有(资本)化，而幌子便是只要被私有(资本)化的国企“上市”了，它就保留了全(国)(人)民所有制性质，或者说，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言，企业一旦上市就是“全民企业”了，不存在国有、私有之分了，从而将私有资本混入国企也理所应当、名正言顺了。任何在意识形态驱使下对中国改革理论、政策、概念所做的解释都必然诉诸着“实用主义”的方法，也必然违背客观现实，从而沦为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
四、中国国企改制、上市与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1．国企已经具有“股份制”性质
首先，在中国今天还剩下的国企中，许多是由来源不同的国有资本所组成的，已经构成一种事实上的股份制性质，而不是非要另外掺入、混入私有资本才是股份制企业，这与西方私企不是非要掺入国有资本才成为股份制企业的道理是一样的。以行政手段或政策导向来推行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结合的股份制企业不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历史中从未有过，也不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行为。因为，它不仅从根本上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也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行为，仅是一个明显的政治行为。其次，一个股份制的国企自身完全可以成为成功的、高效率高效益的现代企业，没有必要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而引入私有资本来搞“资本混合型股份制”。这一点是西方资本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历史都已经证明了的，也是被今天西方资本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所证实了的。〔9〕第三，中国在历史上有过类似或接近今天股份制形式的企业，那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企业，当然生产资料的公有性、经济行为的计划性使这种集体企业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私有股份制企业又有着本质的不同。从自身资本与资产积累、所有制形式来看，它是由地方政府投资(即等于当地全体社会成员集资，否则这些由当地人民创造的价值可以用来建造公共设施、学校、医院、公园、图书馆或加强社会福利与保障等)、当地劳动者提供劳动力(可以视为一种入股方式)，并依靠当地资源、技术、土地、“市场”来创造价值、保证供给、满足需求的。但它虽然是在地方政府的计划下发展、运营，却体现了由当地社会成员的集体“资本”投资、集体劳动力提供所构成的一种“股份制关系”。其生产资料占有制形式虽具有公有性质，但不具有国有性质，且为当地劳动者集体所有。
2．国企不一定非要改制搞股份制
对今天那些非股份制的国企不是非要掺入、混入私有资本使它们成为“资本混合型股份制企业”才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尤如西方大量非股份制企业的存在并未阻碍其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而采用行政手段或政策导向来促使这些国企成为与私有资本混合的股份制企业不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从未有过，也不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因为，这从根本上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甚至已经不是一个经济行为，而是一个政治行为。中国这些非股份制国企也完全可以像它们西方的同类企业一样，成为成功的、高效率高效益的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现代化企业，完全没有必要非要为了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而成为“股份制企业”。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历史都已经证明了的，也为今天西方资本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所证实。
3．国企可以选择不上市
中国今天剩下的国企大都是或大都含有上市公司，个人、团体、私企、外企都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其股票。但首先，从理论上看，与西方企业决定上市与否一样，也与中国今天的私有企业决定上市与否一样，国企决定上市与否完全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而定的一个市场行为、管理决策行为和企业组织行为，本身不意味着其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改变，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企通过上市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不是也不应该改变其社会主义公有、国有性质、目的和功能。因此，它们选择上市也不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象征。其次，从实践上看，中国许多国企今天不仅不缺乏资金，反而是资金过剩，因此它们完全可以决定不上市，需要考虑的是采取怎样的科学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尽快发展、壮大。一般而言，如果这类国企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却选择上市，不仅是企业低效率低效益的表现或非市场行为的结果，而且在多余资金尚未发挥作用、已经造成巨大成本代价的同时又混合进私有资本极易使企业患上更为严重的“资本多血症”(plethoraofcapital)。因此，这类国企决定不上市，与那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定不上市的国有、私有企业一样，其一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其二体现了企业资本结构高效率高效益的市场行为，其三并不否定、也并不影响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第三，对那些缺乏资金的国企而言，它们在考虑上市之前，可以有以下的选择:(1)可以通过较“上市”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效益更高的银行贷款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这与那些缺乏资金的西方私有、国有企业诉诸银行贷款一样，其一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其二体现了企业资本结构高效率高效益的市场行为，其三并不否定、也并不影响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2)政府有义务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大型国企不仅向政府上交了大量利润，支持了中国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即便利改税后它们也是中国的税收大户，为国家、政府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政府为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如同企业内部资金流动性质一样的顺理成章。这个理性依据与西方政府救助资金困难的大型私有企业是一样的，尽管这些私企仅仅是政府的税收大户而从未像中国国企那样上交利润!尤其是，当中国政府花钱购买巨额欧美国家利息极低的国债(如T－bond)时，更应该首先考虑帮助中国国有企业，否则，难免当中国购买国债帮助那些欧美国家抑制了通货膨胀并使其贷款利率降低后，这些欧美国家的金融投资机构(或企业)再通过本国银行获得低息贷款进而再投入缺乏资金的中国国企，还要要求我们的国企以部分所有权为代价!这无异于用中国人民几十年、几代人、几亿人在高积累、高建设、高发展、低工资、低生活、低消费条件下辛勤建造的国企所积累的钱财帮助外国财团购买我们的国企!历史上和今天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会这样做，也没有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会这样做。(3)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中国政府都没有钱(即假如中国经济发展极为困难)，政府依然可以通过出售国债———让全国人民暂时拿钱来支持国企渡过难关(要求它将来加倍回报!)，或像罗斯福政府那样在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时期以赤字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4)暂时缺乏资金的国企可以通过政府的私下安排(类似的私下安排在西方国家不胜枚举，尤其是大型私企，如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遇到问题时)，请那些资金雄厚的国企伸出援手。值得指出的是，这类缺乏资金的国企通过银行贷款、政府资助、国家债券、政府赤字和企业间私下安排不仅成本远远低于出售转让国企部分所有权的代价，而且这类解决资金问题的方法、手段正好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在所有制性质、功能和目的(即最广大人民利益最大化)上是一致的，而西方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具有必然的矛盾性、冲突性和利益竞争性。因此，只要加强国有银行审核、监督、惩戒机制，发挥二者利益一致的优势，不仅可以体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而且可以打造和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竞争优势。以行政手段或政策导向使这些国企上市并乘机在其股权资本中混合进私有资本，不仅从根本上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也是低效率低效益的市场政治行为。第四，对那些本身资金充足又已经选择上市的大型国企，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根本没有必要搞与私有资本的混合股份制，否则不仅违反市场经济规律，而且还是一种利益剥夺的政治行为。为了实现、保证、捍卫最广大人民利益最大化这一企业目的与宗旨，这些企业不仅可以根据需要考虑有限上市、部分上市，如美国GoldmanSa-chs、通用汽车公司等，还可以考虑由上市企业转为非上市企业，如美国的Saturn，Dell集团等。综上所述，中国国企不一定非要股份制，股份制企业不一定都要上市，资金充足的企业完全可以不上市，资金短缺的企业也可以选择不上市，而是诉诸其他更为科学、效率效益更高、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融资方法。中国国企上市与否、股份制与否，从现代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组织行为学、企业财会学、企业法律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国有企业所有制性质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改变。既然如此，它们也就不构成“混合所有制经济”基础、不成为其标志;既然如此，无论是对国企实行“资本混合型股份制企业”，还是国企上市，都不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任务(也不是任何一个经济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任务)。
五、结论:国企自身的改革方向与任务不是与私有资本“混合”
西方经济体制的实质范文5
关键词：反古思潮 反古逻辑 国势衰微 民族复兴
甲午、五四之际，中国弥漫着疑古反古思潮，至今余波不断。为什么要疑古反古？更重要的问题是：反古逻辑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疑古反古？这里的“为什么”有两个维度：一是“因为什么”，二是“为了什么”。“因为什么”是对生活的回溯，在生活时间上指向过去，是过去的生活境遇产生了生活困境，并因困境而形成生活问题，因此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问题”。“为了什么”是对生活的展望，在生活时间上指向未来，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解决生活问题，因此这个“为什么”就是“为了达到（解决）什么”。“为什么”实际上是这两个问题的一体化：“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也就是因为问题而展开的行动（事情）的旨归所在。生活问题总是对当下生活的疑问，过去了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它乃是生活的当下展开并呈现为当下的生活境遇。因此，无论“因为什么”还是“为了什么”，发问者总是处身于当下的生活境遇之中并由此而得以发问。那么，反古者们究竟“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而反古呢？这就需要回溯使反古思潮得以涌现的生活境遇。
这个生活境遇不是别的，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的历史境遇。这个话题看起来很大，其实非常直截了当。从鸦战开始，中国在与西方的冲突中可以说屡战屡败，而这种失败在甲午战争中达到极致。作为天朝帝国的中国沦落了，成为列强欺凌的对象。国运衰微并由此导致的种种问题，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国人当然不甘沦落，而是发奋图强，复兴中华。
要实现民族复兴，首先必须追问失败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精英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文化，构造了反古逻辑，从而疑古反古，形成反古思潮。
人们对败因的追问，一定会采取某种分析逻辑。本文在分析清季民初的时人使用的分析逻辑以前，需要简单澄清几组概念。
第一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今天经常使用而不知其究竟的一组概念，是指社会的三个方面。这组概念蕴含了一套对社会的分析框架，社会的一切内容都可以归于这三个方面（当然，其内部还可细分）。
第二组：物质与文质。人们逐渐遗忘了，在使用上一组概念以前，清季民初的学者经常使用的是物质与文质这一组概念，用以分析社会。这组概念相当于今天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第一组的三分法不同，此组采用二分法，但这两组之间却有着大致的对应关系：物质相当于经济；文质相当于政治和文化。
第三组：器物与典章制度。回溯到鸦战之后甲午战争之前，人们表达物质、经济的含义时，常用的是器技、长技、器物，等等；表达政治、文化或文质的含义时，主要使用的是典章制度、法度，等等。
虽然三组概念之间有模糊的对应关系，但是这种“相当于”决不是“等同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长技后来演变为科技。三分法中，虽然科技不是独立的，但科技是经济的核心要素。三组概念之间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对西方文明的逐步接受过程。第三组概念，是中国文化自行形成的。第一组概念完全来自于西方。这些概念的使用，各自都大有讲究。每组概念背后都蕴含着一套观念，都是各自文化系统的表现。[2]
鸦片战争后，人们首先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中国的器技落后。鸦战以前，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当然失败过，虽然导致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失败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因为中国的武器落后。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与以往的一切战争都不一样。中国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和英国的坚船利炮，两相对照，优劣胜败，一目了然。这种差距，只需一次鸦片战争就可以明确无误地检验出来，眼可观耳可闻，根本不可能容许任何辩解。
发现了器技落后，魏源应势明确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一个极富内涵的思路。第一，一个“师”字表明了当时中国人的开明、谦虚和进取态度。第二，一个“夷”字说明了中国人尽管战败，仍然保持原有的夷夏之辨的自尊和自信，认为自己是夏，西方是夷。第三，“师夷”构成了一种新的意味。中国人尽管自信，但是并不自封自闭，能够不耻下问而师夷。第四，“长技”说明中国输在物质文明上，这一点找准了中国失败之关键。对于这一点，直到今天的中国也还是走在这个思路上，[3]包括以后的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疑古、反古和改革，以及今天的政治改革，在根本上都要回到长技上来。第五，一个“制”字也意味深长。历史上汉族几多被异族打败，但最终都反过来战胜了其他民族，并让这些民族归化。因此，“制”字就有一种豪气。大清帝国难道就被一次鸦片战争摧毁了吗？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砥砺豪迈之气象。
接下来，平服太平天国之后的同治中兴，尤其是洋务运动，的确显示了清廷的积极努力。
但是，这种承认器技（经济）落后而保持典章制度自信心，也即保持政治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的情况，在甲午战争之后陡转直下。甲午战败给中国以真正沉重的打击，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正是甲午战败才真正促就了中国整体转向。甲午之后的历史，可以说是甲午战败的展开。只有理解了甲午战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才能真正理解甲午之后的中国历史。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至甲午败后，知西法不能不用”。说到“改革起源”，梁启超又说：“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4]
甲午之后，人们重新反思：为什么发展了几十年的科技，却如此不堪一击呢？
国人继续向处于强势的敌人寻求成功秘诀。在西方的典章制度中，中国人很快发现了一样东西：民主政治。人们认为，科技的落后只是失败的表面的、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政治上。中国不仅缺乏先进的科技，更缺乏支撑科技发展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仅有利于发展科技，还有利于发挥民智，聚集民力，富国富民强兵。借助西方民主政治，精英们反观自己，用西方的政治观念重新解释中国，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治，对专制政治持否定态度，并在语体色彩上赋予“专制”以贬义，赋予“民主”以褒义。
至此，某些精英对西方的认识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认为西方科技发达，是因为其政治制度优越。甲午战争之后的初期，精英们主要使用物质和文质这组概念来分析问题。这些精英们认为，西方的物质发达，而且文质发达。并且，精英们认为二者之间不是并列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而是因果关系，正是文质发达支撑起了物质发达。我们知道，因果关系的因为A，所以B，表达的是由A必然导致B的必然关系：有因必有果。
如果承认物质和文质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若由因推果，则可以推出文质之强弱导致物质之强弱。西方文质强，所以西方物质强；中国文质弱，所以中国物质弱。若由果溯因，则可以得出物质之强弱乃因为文质之强弱。[5]中国之物质弱，乃因为文质弱；西方之物质强，乃因为文质强。是故，文质与物质之间的因果关系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构成物质与文质的果因关系，并形成文质与物质的一一对应的充分必要条件关系。
基于物质和文质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导致两种决定论。第一是文质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民族或者社会的一切都受文质决定，因文质之流变而流变。如果是这样，一切罪责都责无旁贷地归咎于文质。但是，文质决定论并不能坚持自身。它马上转换成另一种决定论——物质决定论。为什么呢？文质决定论必然面对这么一个追问：由什么标准来裁判文质之优劣呢？我们知道，人们至今没有找出裁判文化（或文质）的优劣的有效的客观标准，如果以文质裁判文质则会导致自己裁判自己而是非莫定。既然文质自己不能提供客观标准，标准马上推出文质，裁判权就不得不让给物质。而物质优劣之标准完全能够靠物质效用自行裁判，战争之胜败就是直接的不可质疑的标准。所以，裁判标准一定归结为以物质为标准。物质或者武器就成为“最后的断语”。[6]因为中国物质弱，所以中国文质弱。在中国当时的处境下，若还要认为自己的文质优越，马上就可能遭到这样的质问：你说中国文质优越，为什么老是败给西方呢？甚至可能遭到这样的质问：你这种文质优越有什么“用”呢？所以，若把物质与文质作因果关联，结果只能导致从承认物质失败到承认文质失败。是故，无论哪个决定论出发，最终都会推论出：中国文质虚弱。
若按照物质和文质这个分析框架，上述逻辑没有半点问题。但是，这个框架对物质尚可，对文质就粗略了，因为中国人把民主政治从文质中独立出来，从而使文质进一步区分为政治和文化，物质则转换成经济。于是，社会内部就从文质和物质的二分关系转变成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分关系。
当社会作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分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此，追问的事实前提是中国国势衰微，在经济（或器技）上失败了，而这个事实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追问的逻辑与追问物质和文质的关系一样。所以，这里的追问是乃是根据事实，由果溯因。由果溯因，国人认为中国虽然败在经济，但原因并不在于经济，而在于典章制度。“典章制度”这一词语，很快被西来的术语“政治”（实际指的是政治制度）所替代。部分精英认为，是西方的优越的政治（制度）即民主政治支撑了西方之经济。于是，败因被追问到了政治。但事情肯定不能到此结束，下一个问题马上前来逼问：为什么西方有优越的民主制度而中国却无？精英们答案是：因为西方有一套严整的学术体系，并且这套学术体系以哲学（philosophy）为核心。于是，对中国失败的原因就追踪到了文化。
当用因果关系分析经济、政治、文化之关系时，三者之间就一定会形成一个因果链。这个因果链有三环：直接的因果关系是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间接的因果关系是经济与文化。这三环构成一个单向循环，其中任何一方的强弱胜负都会导致另外两方的强弱胜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如下追问非常简单地获得。前提：西方经济强大。追问：为什么西方经济强大？答曰：因为西方政治制度优越。再追问：为什么西方有优越的政治制度？答曰：因为西方文化优越，有一套严密完整的学术体系。结论：西方经济强大是因为西方文化优越——经济与文化立刻建立起因果关系。
如果三者的因果关系是循环的圆环，没有确定的起点，则仍然没有办法寻找确定性，从而无法裁判是非优劣，但现实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关系不是圆环，而是有始有终的链条。在这个因果链中，逻辑起点是有的，它不是假设，没有虚构的成分，而是一个事实起点，即中国国势衰微，经济弱。（经济并不完全代表、更不等于国势，这里不作分辨。）这个事实就是精英们推论的前提。由这个前提溯因，就一定会推论出中国的政治落后和文化落后。推论的终点是文化，没有继续追究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反而仅仅成为一个中间环节。虽然政治也应对中国的失败负责任，但是不知是政治家为政治开脱还是反古精英们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政治，反正结果是政治很轻便地找到了挡箭牌，认为文化在自己身后起根本的作用，[7]把文化作为抨击的靶子。在这个因果链中，政治一定可能，而且应该、必须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否则这种反思反而是不彻底的。政治为自己辩护说：政治不过是舞台，文化是幕后指挥，是导演；政治是身躯，文化才是灵魂。只要设定三者的因果关系，就必定而且只能走到这一步：文化是逻辑的终结者。
在这种追问中，看似文化处于最崇高的地位，可以决定一切，文化的优劣可以决定政治的优劣和经济的强弱，但是，同文质决定论向物质决定论的转换逻辑一样，这种所谓的文化决定论的本质一定是对文化的最彻底的贬低，最终陷入经济决定论。道理很简单：判断文化优劣的标准何在？既然至今为止文化不能提供可以自行裁判自身优劣的客观标准，那么，它就不得不让出裁判权，把裁判标准交给政治。政治又能不能提供自行裁判自身的客观标准呢？也不能。因此，裁判权不得不进一步让给经济。经济能否提供自行判断自身优劣的标准呢？能。经济的强弱，完全可以直接判断，直接检验。经济的强弱，可以表现在经济交往的盈亏，还可以表现在战争的胜败，而这些都是经济可以自行检验的，不需要任何外在于经济的东西作标准。因此，如果我们要根据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一种文化的优劣，就只有让经济来裁判政治与文化之优劣，最终陷入经济决定论。经济如何裁判呢？经济强大，则政治和文化优秀；经济衰弱，则政治和文化落后。所以，无论基于二分的物质和文质，还是基于三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只要用因果关系处理它们的关系，国势衰微的罪责就不可避免地归咎于文化。
既然是经济决定论，文化的地位在哪里呢？文化根本没有任何地位，文化只能沦为经济的奴隶。因此，文化决定论的本质是文化罪责论。并且，按照文化决定论的逻辑，它必然导致它的对立面即经济决定论，所以，反古逻辑犯了理论建构中的自相矛盾的大忌，因此它是彻底失败的。[8]
回头看看“为什么”这个发问。人们为什么变法（等等）？是因为民族遭遇生存危机而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是当然的目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目的？即：如何才能实现民族复兴？有人认为应该通过反古－西化来实现，并形成反古思潮，继而在两个假设前提和一个事实前提之上经过步步追问形成反古逻辑系统——
首先，因为中国直接失败在经济（包括科技）上，所以必须发展经济，只有通过经济强大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因此，发展经济就成了民族复兴的必要方式或者途径，这对于各派都无需争论。目的一旦公认而确定，下一步则是：第二，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强大呢？答曰：必须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障碍。第三，如何才能消除政治障碍呢？答曰：必须消除阻碍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文化障碍。第四，如何消除文化障碍呢？答曰：只有弃旧从新，否定自己过去的落后的旧文化（或古文化、传统文化），才能消除文化障碍，接纳新文化。接下来，第五，如何弃旧从新？答曰：显然，不能用自己的落后的旧文化，只有用先进文化来否定、摧毁自己的旧文化，替换中国本有的文化结构，实现文化的先进化。第六，先进文化在哪里？答曰：在反古者心中，西方文化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这已经在战争中得到检验，并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到证明，所以必须以西方文化来反对传统文化，也就是通过反古－西化来实现文化的先进化。[9]注意，在这个思路中，文化已被看成是一个整体，如果它落后，就是根本上的落后，而不是细末的、枝节的、部分的落后，故这里无需分别具体和局部。虽然反古者也并不认为传统文化完全一无是处，但他们的确对传统作了根本性的否定，并且必须对传统作根本性的否定，否则，反古就会因为没有可供反对的对象而丧失自身。（注意，这几个环节的言说方式都是“必须通过A，才能实现B”，这种言说方式表达的是A、B之间的必要条件关系。[10]）所以，第七，初步结论：文化先进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逻辑先决条件。进一步延伸的结论是，第八，只有反对传统、全盘西化，才能实现文化先进化。因此，最后的结论是：反古－西化就不仅成为文化先进化的逻辑先决条件，还成为文化先进化的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反古而西化。在这种思路下，疑古反古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因此，近代以来的轰轰烈烈的反古－西化思潮，此起彼伏的反古－西化言论，风卷云涌的打倒孔家店、打倒历史－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不过是基于非常简单的反古逻辑——
前提1：对社会作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分。前提2：把三者看成因果关系。前提3：中国国势衰微，经济弱。三个前提的区别是：前提3是事实，前提1、2却是假设。
转贴于 本文对反古逻辑的分析是否符合反古思潮的实际？这里详细引用几则时人对反古逻辑进行叙述的材料，以确证之，为下一步的分析作好准备。
梁漱溟说：
再其次，我们来看秉受东方文化最久，浸润于东方化最深的中国国民对于西方化的压迫历来是用怎样的方法去对付呢？西方化对于这块土地发展的步骤是怎样呢？据我们所观察，中国自从明朝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李之藻翻译《谈天》，西方化才输到中国来。这类学问本来完全是理智方面的东西，而中国人对于理智方面很少创造，所以对于这类学问的输入并不发生冲突。直到清康熙时，西方的天文、数学输入亦还是如此。后来到咸同年间，因西方化的输入，大家看见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的奇妙，因为此种是中国所不会的，我们不可不采取它的长处，将此种学来。此时对于西方化的态度亦仅此而已。所以，那是曾文正、李文忠等创办上海制造局，在制造局内译书，在北洋练海军，马尾办船政。这种态度差不多有几十年之久，直到光绪二十几年仍是如此。所以这时代名臣的奏议，通人的著作，书院的文课，考试的闱墨以及所谓时务书一类，都想将西洋这种东西搬到中国来，这时候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有西方的根本文化，才产生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东方文化从来是不相容的。他们全然没有留意此点，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象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如此的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的文化步骤也全乱了——我方才说这些东西与东方从来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们本来没有见到文化的问题，仅只看见外面的结果，以为将此种结果调换改动，中国就可以富强，而不知道全不成功的！及至甲午之役，海军全体覆没，于是大家始晓得火炮、铁甲、声、光、化、电，不是如此可以拿过来的，这些东西后面还有根本的东西。乃提倡科举，兴学校，建铁路，办实业。此种思想盛行于当时，于是有戊戌之变法不成而继之以庚子的事变，于是变法的声更盛。这种运动的结果，科举废，学校兴，大家又逐渐着意到政治制度上面，以为西方化之所以为西方化，不单在办实业、兴学校，而在西洋的立宪制度、代议制度。于是大家又群趋于政治制度一方面，所以有立宪论与革命论两派。……但是这种改革的结果，西洋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仍不能在中国实现，虽然革命有十年之久，而因为中国人不会运用，所以这种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安设在中国。于是大家乃有更进一步的觉悟，以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假使不从更根本的地方作起，则所有种种作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领受接纳的。此种觉悟的时期很难显明的划分出来，而稍微显著的一点，不能不算《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书生。他们的意思要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如果单采用此种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须根本的通盘换过才可。而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所以陈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以为种种改革通用不着，现在觉得最根本的在伦理思想。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改革皆无效用。……这时候因为有此种觉悟，大家提倡此时最应做的莫过于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到了此时，已然问到两文化最后的根本了……[11]
牟宗三说：
新知识分子只感觉到国家不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反省到文化问题。但他们的反省是非常之外在而直接，是以浅薄而轻浮。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现成地检取其科学与民主，而对于中国文化……只是外在地直接地取否定的态度。他们把科学与民主视为文化之全部，而此两者又是西方的，所以也是西方文化之全部，是中国所没有的，中国文化没有这两者，所以中国文化全是老的，而“老”以封建来规定，所以中国文化是封建的，过时的，全当否定。而且以为要吸收这个新的，必须去掉老的，视中国文化与科学及民主为不相容的对立。我们试看由西方的武力先把满清政府打败，继把我们的民族打败，最后把我们的文化打败。其实西洋人并未打我们的文化，当然无所谓败不败。文化是自己努力的事，是有弹性的，是随时滋长或转型的。西洋人并不敢说打败我们的文化。外人所能打的只是外在的有形的东西，一定形态的物质力量。两种物质力量相交绥，冲突便是打，谁强谁打败谁。把你的一定形态的物质力量打倒就算完，此外他管不着。所以打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自己代人行事，起来自己否定的。这就叫做自失信心，自丧灵魂，此之谓“自败”。这种败才算是一败涂地。[12]
梁启超也说中国人学西方有从制造（经济）转向政制（政治）再转向文化的发展趋势。[13]
清季民初，精英们以不同的言说把经济与文化联系起来，构成因果关系，认为“国文盛衰之故，与国力之强弱相因”，“国既孱弱，文化落后”。乃至康有为戊戌之后游历欧美八年后，写出《物质救国论》，认为既然“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惟在物质。[14]在这种思路下，逐渐形成反古逻辑。[15]
陈训慈后来说，“西国浅学之士，往往因吾国现时之不竞，忽忘其过去之事迹。此则吾人不能不一据事实，一溯其先哲之业，以与他邦之发达相较证”。其实早已不仅是西国浅学之士有此见，中国士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正是以近代“国家”之“不竞”而归咎于整体的传统文化不能救亡竞存。鲁迅引用他“一位朋友”的话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但后来的发展却是先认定既是“国粹”便“不能保存我们”，且有碍于“保存我们”，故必全面彻底打倒推翻……对五四人而言，全面反传统似成为国家民族得救的必须，这也有一个逐步发展扩充的进程。[16]
清季士人……承认中国传统有不如人意的一面，然多少还希望挖掘甚至重建出可以借鉴的正面思想资源……那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可以说是这一思路的典型表述。民初人正相反……许多读书人越来越将传统视为“一家眷属”，出现一种负面意义为主的“中国整体化”趋势。[17]
通过引证，可以知道，上文对反古逻辑的梳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要知道，反古逻辑是反古思潮的理论必要条件，也是具体反古言论的理论必要条件，通常的反古言论都是建立在反古逻辑之上的。如果反古逻辑成立，则反古言论可能成立；如果反古逻辑不成立，则反古思潮和反古言论一定不能成立。如果要反驳反古思潮及其具体言论，而不在根本上予以驳斥，则很难真正驳倒。从梁漱溟、牟宗三等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发现了反古逻辑，但是，却缺乏对反古逻辑本身的质疑和反击，导致各种反古言论至今仍然甚嚣尘上。下文通过彻底证伪反古逻辑，从而对反古思潮以及反古言论进行釜底抽薪。
1、概念的进一步澄清
经济、政治、文化这一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太日常了，以至从来没有反思：这组概念如何能够成立？其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澄清概念，才能理解并驳斥反古逻辑的前提，因此我们需要再一次澄清概念。
经济、政治和文化如何定义，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不过，本文的论述并不需要以准确的定义为前提，只需要作模糊的界定。模糊的界定只给出种概念，而不给出属差，对三者的界定范围上要大于一般的定义。所以，这种讨论逻辑地包含了通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三者的界定，这里选择从文化切入。文化是三者中最复杂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太多太乱，莫衷一是。所知的用来定义文化的更基本的概念（即定义时的种概念，下文使用的是“基本概念”一词）有两个：一是产品，二是方式或者活动方式。
彼得·伯格把文化定义为“人类产品的总和”，[18]苏联学术界通常定义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9]“产品的总和”总是某些东西（产品）与某些东西相加构成的总和，“总和”总是在区别的基础上才可能构成总和。两种定义都把文化定义为产品，并定义为产品的总和而不是产品的部分，其根本特征都是：产品和总和。但是，这两个定义的基本概念不是总和，而是产品，产品的总和仍然是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定义的方式是一样的。E.B.泰勒把文化看作“复合的整体”，也是产品的总和的意思。
与之不同的是，把文化看成“方式”，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20]在各种定义中，大体没有超出用“产品”和“方式”这两个基本概念来定义文化的，其他的定义都是在这两个基本概念之上延伸的。[21]“产品”和“方式”之间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并列关系、种属关系或者其他逻辑关系，因此，这两种定义方式是具有实质的区别。产品，是人把自己的活动的产物看成现成的物，故它是现成化的存在者。产品总是存在者化的产品。[22]
但是，“产品的总和”和“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在总分角度又是相同的，都是整体（总和）的角度。“产品的总和”是所有存在者（产品）的总和，而“生活方式”也是各种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总和。是故，二者都是整体。不过，也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因为两个整体的构成部分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具体产品这种具体存在者，一个是具体方式。具体产品与具体方式不是逻辑上的并列关系，而是生存论上的派生关系，方式比产品更本源、更源始，或者说更本质。[23]是方式派生出存在者（产品），是具体方式派生出具体存在者（产品），而不是相反。所以，文化是“产品的总和”与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总和）”，其间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只是整体性地理解文化，那么文化就是无所不包的，在外延上也就等于社会了，因此，反而可能丧失文化对社会的解释力。所以，除了广义地把文化理解为整体，还有狭义地把文化理解为部分的文化定义，分别指某些存在者（产品）和某些生活方式。
这样，文化概念就以总分角度按照“产品”和“方式”这两个基本概念来定义，构成文化定义的四个类型。[24]图示如下：
定义
基本
角度
概念
方式
产品
整体
方式的整体（文化1）
产品的整体（文化3）
部分
方式的部分
X方式（文化2）
产品的部分
西方经济体制的实质范文6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西部地区；高职教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7-0036-04
近三年来，我国高职教育为全国850万个家庭实现了高等教育学历“零”的突破，而这些家庭过半数是贫困地区、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家庭。高职教育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明显提升，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可度也逐步提高。
西部高职教育在国家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潮流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提高，但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显著的差距，办学综合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无疑为加快西部高职教育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和保障。我们要理性分析面临的挑战，紧紧把握发展机遇，提升西部高职教育办学水平，突出办学特色，扩大社会影响，实现从规模发展到内涵建设的战略转变，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充分发挥高职教育的积极作用。
高职教育对推动西部经济
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和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农林牧业、旅游资源、能源与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长期以来，由于西部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具有优势的行业，走以资源开发为主的道路，但由于基础条件薄弱、产业结构布局欠优、劳动者素质偏低、人力资源总量不足、应用型人才紧缺，加上地理条件和交通不便等种种因素，资源优势没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技术优势、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
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与梯度转移的加速，作为产业转移承接的西部地区，必然形成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
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输送，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现行各类教育中培养高素质适用性技能型人才的主要阵地，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西部高职教育发展必须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突出区域特色，对接产业发展，加快构建定位科学、结构合理、规模适度、注重内涵、质量可靠、突出特色、协调发展、服务地方的西部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为西部地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服务。这样，才能在新一轮大发展、大变改的时代潮流中，在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新形势下，赢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创新力和创造力。
西部高职教育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东西部高职教育发展的差距
十余年来，西部高职教育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办学实力及社会影响力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东西部的高职院校无论在办学理念、办学条件、办学规模、社会环境、发展速度，还是在经费投入、校园建设、硬件设施、培养模式、师资力量、品牌专业、课程建设、教改科研、实习实训、校企合作、产学结合、学生就业、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不平衡性，有着显著的差距。
从东西部横向比较来看，东部高职院校总数是西部的近两倍；从2006年开始成为国家示范和骨干的高职院校来看，目前东部有106所国家示范和骨干院校，西部有55所，且西部的国家示范或骨干院校大多集中在省会城市，西部相对优质的高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从西部自身纵向比较来看，西部高职院校从2000年的29所发展到目前的269所，增长了近11倍，但西部各地高职教育发展不平衡，四川、重庆、陕西、广西、云南发展较快，青海、宁夏、发展缓慢。
（二）影响西部高职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
经费投入不足高职院校主要是由行业办学和地方政府办学。由于西部经济比较落后，国家和地方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均十分有限，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年
生均投入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即使是西部骨干院校，其学费收入所占比重也过高，达到了46.2％，办学经费的一大半要依靠学费收入，政府投入不足，学校无法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办学条件改善，进一步制约了西部高职的发展。
师资队伍薄弱随着近年来高职院校招生规模扩大，学生数量增多，师资力量日渐不足，特别是“双师”型教师严重短缺。而目前教师引进主要以应届大学毕业生为主，但他们缺乏技能教育的经验，实践和动手能力不强。一方面，西部高学历、高职称教师引进难、培养难、留住难，另一方面，受人事管理政策的限制，学校想从企业调入既有理论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能工巧匠充实师资队伍又十分困难。
专业设置欠优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和发展趋势及其对劳动力类型的需求结构对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有着直接的影响。西部高职院校普遍缺乏对人才市场需求的分析调研及中长期发展预测，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还不强，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改革与企业用人标准和需求的对接度还不高。
校企合作不够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紧密联系的体制机制尚未真正形成，校企深度融合缺乏政策与法律保障，呈现出极不稳定的态势。由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够灵活，双方合作动力不足，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在合作内容、方法、评价机制上缺乏成效，难以形成持续的长效机制。
加快西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政府主导职能，落实政策保障措施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政府应在建立和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法规和政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国家应建立区域高职教育协调机制，对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给予政策倾斜和扶持，提高生均预算内拨款，建立国家主导的西部地区高职教育发展基金，对部分专项项目进行针对性建设和支持。地方政府应把高职教育发展纳入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出台发展高职教育的具体实施细则和地方性法规、政策，采取设立专项基金、专项补助和职教经费统筹等措施，逐步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同时，在办学用地、办学贷款、人才引进、校企合作的企业方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改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
（二）立足区域，科学定位，创新体制机制
高职院校要科学定位、准确分析自身的地理位置、社会资源、办学传统、专业优势等。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上要强调应用性、行业性、区域性，及时跟踪地方产业的动态变化和人才需求，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紧贴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和未来发展方向，将学院的发展规划、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与区域产业优势、地方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如此才能得到地方政府更多更实在的政策支持和倾斜，逐步形成经济与教育发展相互拉动的良性格局。
（三）树立正确人才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要大力加强双师素质教师培养，建设一支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专业配套、相对稳定的双师素质教师队伍。一方面，通过培养现有师资，有计划、有步骤、全方位、多途径地对专业教师进行培训，大力推进工教结合，建立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业轮训制度，使教师到相应的企业进行实际岗位学习实践，随时了解、把握、跟进企业新技术、新趋势；另一方面，积极与政府人事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地方人才引进特殊政策，从企业生产一线引进既有实践工作经验又有扎实理论基础的高级技术人才充实师资队伍；再者，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形成专兼结合、符合专业发展方向的优质师资队伍。 （四）对接市场动态需求，优化专业课程设置
专业设置是学校育人理念的载体。优化专业设置，应在努力保持和充分发挥办学特色和学科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敏锐掌握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信息，为学校专业建设提供导向。西部高职教育必须构建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体系，加强调研、分析、预测，进行专业布局，增设新专业、储备预专业、改造老专业、淘汰旧专业，打造宽窄适宜、稳定与灵活结合、长线与短线结合的专业格局。以专业建设为龙头，带动教学模式、课程改革、师资队伍、教材、实训基地等各项内涵建设。形成专业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促进专业发展，专业、产业互动的良性态势，形成学院的办学优势和特色。
（五）深化产学研
合，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
要深入分析相关职业岗位所需的理论知识、实践技术和专门技能，加强校企合作，紧紧依托行业，通过建立产学研结合机制、组织保障机制、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同步机制、利益共享机制等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推动校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由政府、企业、学校三方共同参与，使学校的专业设置、培养计划、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能够更贴近社会发展需要。深化“校内基地岗位化、校外基地教学化”的实训基地建设模式，强化职业能力培养，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为依据，将企业的产品、案例、技术、标准、项目引入到课程中，以真实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为依据，优化教学内容与课程标准，灵活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等方法，构建实训教学体系，将职业能力培养有机融入实训项目，让学生在实训中有一种直接进入职业场景和职业角色之中的感觉与体验。要加强对过程进行质量监控，完善保障激励机制，促进双方形成稳定持久的互动合作关系。
（六）推进中、高、本衔接，探索应用型本科教育
中高职“立交桥”的搭建和有效衔接在顶层设计的体制层面、具体运行机制方面都亟须完善和优化。要打破中高职专业设置存在的“各自为政”现象，在政策上加强统筹协调，加快建立统一的专业目录；积极尝试“对口单招”、“注册入学”、面向初中毕业生的“五年一贯制”、面向中职和高中毕业生的“3+2分段培养”等多种形式的中高职衔接；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学制年限、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系统化设计，在目标导向、学分制管理和弹性学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另一方面，适度扩大高职学生进入本科学习的比例、渠道和专业面。开展高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培养项目试点，高职以国家或省级示范、骨干院校为主，本科以应用型普通本科为主，进行项目的联合申报，实行“3+2”、“5+2”分段培养模式，即高职教育学习3年（五年制高职学习5年），经过资格考核，进入普通本科教育学习2年。学习期间，由对口试点的高职和本科院校统筹制定对口专业理论知识课程和技能训练课程衔接贯通教学体系，系统化培养本科层次高端技能人才。同时，国家对西部地区办学条件好、发展快、示范性强的高职院校应给予相应政策支持，筛选确定与地方产业发展紧密契合、优势突出、办学实力强的专业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试点，以点带面，稳步扩大高职本科教育的发展规模，构建更加完善科学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七）拓展各类职业培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社会服务的特征与高职教育的特征密不可分，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行业性特征。西部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要以面向区域经济为立足点和切入点，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充分发挥专业、人才、资源和技术优势，面向社会开展各类职业培训和科技服务，满足行业、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各类岗前、职后、转岗、再就业培训需求，满足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劳动者素质提升需求。要着力构建与政府、企业、社区、乡村等密切联系的开放式培训体系，建立灵活开放的职业培训网络。要主动与地方政府、企业联手，加强产学研合作，大力开展技术传播、技术推广、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同时，要注重文化服务，促进和推动校园文化与地方文化、企业文化的互动融合，打造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软实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八）优化东西部援助长效机制，共享优质资源，增强发展能力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宏观背景下，教育部于2001年启动实施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2006年1月，东部11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与西部19所高职院校签订对口支援协议，拉开了高职院校东西部对口援助的序幕。近年来，结对的学院不断增加，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实施路径、援助内容、保障措施、工作实效、发展带动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总结经验和深化推进。需要国家继续在宏观上统筹规划，建立东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对口支援项目激励机制，由教育部牵头，省教育厅衔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与援助和受援院校成立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对口支援工作，建立对口支援、跨区域合作办学的长期运行机制，从领导组织机制、监督协调机制和指导机制等方面加强制度保障。同时，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对口支援的投入力度，设立对口支援专项经费，按照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
场导向、开放联合的原则，从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学术交流、科研项目、人才培养、教师互访、实训基地、联合办学、资源共享等多方面、多途径、多模式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实现优质资源跨区域共享，增强西部高职院校自身造血功能，实现双方发展能力的共同提升。
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为高职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人才市场对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又对高职院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西部高职院校要抢抓历史机遇，适应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型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自觉承担起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时代责任，加快实现从规模发展到内涵建设的战略转变，培养一大批文化基础实、职业道德好、专业技术强和综合素质高的“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参考文献：
[1]赵定勇，杨华明.东西部高职教育发展现状分析[j].价值工程，2011（21）.
[2]张圣喜.打造高职教育品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j].中国西部科技，200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