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低碳经济 区域经济 格兰杰因果分析 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406 【文献标识码】A
近30年来，全球各地温度不断上升，冬天不冷，夏天过热，已成为众多人的共识。据有关数据统计，20世纪地球升温约为0.5度。在20世纪，最热的年份是在1995年，而其余11个最热的年份都是在1980年之后出现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众多，但来自工业界的大量数据表明：人类快速工业化，使得人类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也许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重要的原因。预计到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1.32倍，到2025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为了人类将来更好的发展，必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努力发展低碳经济。
作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强省―广东省，其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增长是否存在良好的互动关系，正是本文思考的切入点。本文结合广东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远景分析，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广东省2000年至2015年低碳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广东低碳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献综述
低碳经济由英国学者率先提出，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为人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服务。低碳经济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象征，是一种清洁经济和环保经济，是人类对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合理追求，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一种理性权衡，同时也是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种理性认识，是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是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
中国低碳经济比较晚，中国学者从2003年5月份开始提出要关注低碳经济的发展。从以往的文献资料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区域分方法对各地碳排放进行测算；二是对各地碳排放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三是对区域未来碳排放进行预测。2008年，李俊峰、马玲娟介绍了丹麦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并从宏观层面上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出合理建议，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如何减少碳排放？二是如何开展国际合作？三是具体的措施和目标。①中国著名低碳经济学家张坤民先生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关键要抓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要大胆创新，并付诸实践；二是经济体制层面，要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时开发新能源，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积极引导低碳消费。②2005年，庄贵阳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有着重大意义，其意义在于改变我国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剧烈矛盾，促进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201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课题组在《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一书中，主要研讨了气候变化的事实，以及对人类的影响及今后需要采取的措施，提出要在“不同时段、选择、推广、应用有不同技术和实施不同政策措施，为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途径和路线”。③2014年，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在《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中，从城市层面分析了我国低碳城市的能源发展战略及城市低碳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④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研究省份的特别少，研究广东省低碳经济的更少，笔者整理了一下，研究广东低碳经济的主要有：2010年，周月鹏采用区域差异分析、经济计量分析，研究广东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2012年，张武英、徐伟嘉、刘永红从广东省经济发展入手，定性分析了广东省能源消费及能源构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2012年，尚少梅、乔梦梦利用LPCC计算方法对广东省1990年～2010年碳排放量进行了系统测试，分析碳排放量对广东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⑤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学者研究低碳经济的侧重点，主要在于排放目标、排放内容、影响因素及政策支持等方面，但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两者之前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短期均衡还是长期均衡？这种均衡具有多大的依存度？以往文献研究极少，也极少实证分析。本文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初步构建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证明广东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存在正相关，这种正相关既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因此，这种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当前，中国经济在一带一路的大发展框架之下，正从以前的生产制造型向服务经济型转变，而中国低碳经济产业的发展，也已经进入重要的发展周期。广东作为中国经济开放前沿的经济强省，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最具有市场创新和最具有投资吸引力的省份之一。但广东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三大瓶颈。据有关数据统计，广东省1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以巨大的能源消费为代价的。
作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试点省份，广东担负着全国发展低碳产业体系、低碳生活方式和低碳消费模式的重任。 目前，《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试点方案》已经制定。广东全力发展低碳技术、低碳产品、低碳设备和低碳服务业，并在全国率先制定低碳行业的新标准。在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体系上，广东把绿色环保、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2015年，在广东低碳经济高峰论坛上，广东省发改委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和建设生态文明相结合，把发展低碳经济与当前扩大内需相结合。广东将推动低碳产业扩张，并在一些领域和行业引领国内乃至国际的发展。
广东省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之关系分析
协整分析与因果关系研究模型。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协整理论及其方法，协整理论对解释经济现象是否平稳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可能就是非平稳序列，但是，通过对这些经济变量本身的不同组合，得出的结果有可能是平稳序列，且有可能是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我们称之为协整方程 。因此，在现实中，只要存在2个或2个以上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只要他们之间的某种线型组合是平稳的，则我们可以初步认定他们存在协整关系及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研究广东低碳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采用的数据是2000年到2015年的数据。为方便起见，我们对所涉及的数据取对数，取对数比较直观，得出的数据便于分析，使变量组合从长期来看线性化，同时也可降低异方差对数据的不同程度影响，下面对碳排放、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分别取对数如下：lnc、lne和lngdp，其中，lnc为碳排放指标，lne为能源消费排放指标，lngdp为经济增长指标。
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简记为ECM）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是由Davidson、Hendry、Srba和Yeo在1978年提出的，因此被称之为DHSY模型。根据Granger定理，若变量序列之间是协整的，则其产生的误差为均衡误差，主要结论如下：
Δlngdpt=β0+β1ΔlnCt+（β2-1）ECMt-1+εt
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lnE的误差修正模型。
Δlngdpt=β0+β1ΔlnEt+（β2-1）ECMt-1+εt
均衡误差修正模型主要用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和长期调整动态平衡。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主要用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考察变量X是否是变量Y产生的原因，然后通过引入变量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变量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X是Y的Granger原因，此时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还要考虑Y是否是X的Granger原因。其中滞后阶数按照Akaike信息准则（AIC）来选取；
以GDP和碳排放为例，我们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对上式中的（i=1，2，……m）=0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如果拒绝（i=1，2，……m）=0的原假设，则拒绝“lnE不是引起lngdp变化的原因”的假设，得出lnE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同样对（i=1，2，……m）=0进行检验，如果拒绝 （i=1，2，……m）=0的原假设，则拒绝“lnE不是引起lngdp变化的原因”的假设，从而得出lnE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
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首先，数据来源方面，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及有关学者研究的数据进行整理，所采用的数据为2000年～2015年共16年数据，碳排放和能源消费总量均以万吨计，GDP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其次，lngdp和lnC，lngdp和lnE进行相关性分析方面，根据以上的数据，测算lngdp和lnC的相关数据为0.9645，lngdp和lnE的相关数据为0.9786，这两个数据充分表明lngdp和lnC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lngdp和lnE也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第三，lngdp、lnC、lnE误差修正模型方面，由Granger定理明确表明，两个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具有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
Δlngdpt=0.626+0.2753ΔlnC C0.0237ecmt-1+εt
lngdp和lnE
lngdp=0.2482lnE+0.8953lngdpt-1-0.1624lnEt-1+0.8465
（3.47） （29.64） （-2.71） （4.21）
R2= 0.9978 F= 7483.96
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gdpt=0.8455+0.2366ΔlnE C 0.134ecmt-1+εt
由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可知，广东省GDP每变动1%，碳排放将同方向变动0.2753%，同理，广东省GDP每变动1%，能源消费将同方向变动0.248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广东省碳排放和能源消费从长期来说，能够促进GDP的增长，也就是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对GDP贡献，从长期来说很大。
lngdp、lnC、lnE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lngdp和lnC、lngdp和lnE，都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我们再进一步思考，GDP的增长会引起碳排放的增加还是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或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需要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去进一步研究。
结果如下：
根据以上的结果，在10%的置信度下，广东省的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增加并不是GDP增加的Granger原因，而广东省GDP增加是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
结论
本文分析了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两者存在着高度正相关；第二，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着短期均衡关系，而且也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第三，广东省GDP增加是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因此，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是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的Granger原因。
当前，广东经济面临前追后赶的局面，如何促进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向低碳经济转型，实现广东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笔者建议，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一是促进区域经济向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转型，以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推动低碳经济的全面发展，抢占产业发展先机和产业制高点，大力发展低碳产品，低碳技术和低碳能源，努力推进低碳革命；二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别是第二产业转型。第二产业比重大，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最大，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原，要加快发展电气、电子等产业，要从资源导向型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过渡，对重要产业，特别是冶金、水泥、建筑、化工等高能耗行业中，引进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加快升级，推动广东省低碳工业发展。三是大力发展新能源，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对煤碳和石油等消费较高的能源，要高效发展，清洁利用；四是规划碳排放权的确立和分配，建立健全碳排放市场，健全和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五是完善政府监管水平，将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和社会调整相结合，在燃气普化率、城市绿化率、废物处理率、轻轨交通等方面下功夫，实现有机，生态、高效，引导全社会资源有序、合理流动；六是加强市民环保意识，在节约水电、冰箱使用、低碳餐馆、低碳出行等方面大力宣传，使低碳生活方式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生活习惯和自觉行为，引导民众合理使用各种能源。
总而言之，广东省应通过产业升级、技术研发、政府监管等多方面的努力，促进低碳经济的稳步发展，努力实现广东省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作者为广州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注释】
①邹晓蓉：“广东省碳排放与贸易隐含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暨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0期。
②王赣华：“中国首批低碳试点省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研究”，《桂林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课题组：《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6～70页。
④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77页。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金华市；文化产业；碳排放量
浙江省金华社科联立项课题结题《文化视角下金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研究》（立项号：金华社科联[2013]Y199）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文化视角下金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证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9日
一、引言
能源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的要素之一，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发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耗占世界能耗的比重越来越大。数据显示，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从1978年的6.2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08年的26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08年的28.5亿吨标准煤。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更是快速增长，2000～2008年年均增长超过10%。因此，提倡低碳经济就显得更加必要。关于低碳经济，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低碳经济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Stern（1993）利用美国1947～1990年的相关数据对相应变量做了因果检验，发现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黄棣芳（2011）利用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经济增长与不同的环境污染指标的关系。李文洁（2012）利用1997～2007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能源开发强度和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而且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差异。邵帅、齐中英（2008）研究了中国能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发现由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投入有挤出效应，同时还弱化了政治制度，这将阻碍经济增长。
第二，环境污染“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证明。Grossman G.and Krueger A（1991）分析城市大气质量，发现存在环境污染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杨桂元、李璐（2011）实证分析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我国走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等问题。林伯强、蒋竺均（2009）验证了在中国是否存在环境污染的“倒U型”曲线。
第三，碳排放的测算方法。朱勤（2011）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以及二次能源消费碳排放等方面进行了测算；张雷（2010）等则是根据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系数计算了碳排放量。李健（2012）则是利用某类化石能源消费量与该类化石能源折算系数以及碳排放系数的乘积的总和来测算碳排放量。
第四，低碳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结构、企业、人口的关系。付允（2008）、杨万东（2010）从不同视角，定性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周建鹏等（2011）通过构建一个代表性企业产品差异化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了政府和企业就不同环境下的低碳选择策略问题。李健、周慧（2012）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产业结构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陈兆荣（2011）通过结构变动指数分析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与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朱勤等（2011）从消费结构、人口变动视角探讨低碳经济问题，采用岭回归方法研究了人口、消费及技术因素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张伟等（2012）利用中国30个省份地区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工业化水平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了能源消费。
第五，研究低碳经济与财政分权的关系。张克中等（2011）从碳排放的角度，利用199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提出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的减少。薛刚等（2012）利用中国1998～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与污染物排放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指标选择不同，最终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检索现有研究成果发现，目前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全国或较大区域，研究视角则多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口、消费结构、财政分权等的关系，研究方法多为聚类分析、因素分解等。从文化视角研究金华市低碳经济路径问题的文献很少，本文试着补充、完善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我们将运用相关年份的数据分析金华文化发展和碳排放（低碳经济的一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金华作为浙中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未来一段时期内，该市经济增长的同时，发展低碳经济可能是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降低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是金华经济快速、合意发展必然选择。同时，金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通过研究文化发展和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现降低金华市碳排放量的途径和方式，对金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就文化发展给出一个统一的指标，笔者从文化产业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政府投入不仅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始基础，而且在将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投入仍然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保障。事物发展的规律使我们坚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政府投入仍将不断加大。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目前学术界的一般处理方式，我们选取文化事业财政补助和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作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的指标，分别记为trc和ic；对于低碳经济，我们用碳排放量作为指标，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方法，由于具体计算碳排放量比较繁琐，我们仿照王怡（2012）的做法，用煤炭、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天然气的年消费量进行估算，但这些能源的统计指标一般是实物量，在估算碳排放量时，首先需要将这些消费的能源根据折算系数换成以标准煤为计量基础的能源消费量，因为天然气的单位是立方米，我们也把它转化成标准煤单位，然后计算出相应的碳排放量，记为tp。本文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历年数据和相关网站信息整理所得；碳排放量的数据则来源于历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并通过整理、计算得到。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根据以上选取的变量和相应的理论分析，同时为了消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我们构建双对数计量模型：
根据前面假定，ctr为文化事业财政补助；ci为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额，这两个指标用来衡量文化产业发展；tp为碳排放量，用来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t表示时间。？滋t为随机干扰项。
本文首先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表1）可以看到，Log（tpt）、Log（ctrt）、Log（cit）这些变量的原始数据都没有通过ADF检验（检验的结果都大于临界值），这说明每一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性数据，若直接对这些变量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则没有任何的意义。然而，对这些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的结果都小于临界值）。所以，它们都满足一阶单整I（1）。如果变量之间满足同阶单整，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检验它们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二）协整分析。就协整检验的方法而言，如上文所示，主要有Engfe-Granger两步法、Johansen极大似然法、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等。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在这里不能使用，而恩格尔和格兰杰的检验方法主要适用于样本容量大的情况，本文采用从2000年到2011年间的数据，样本容量较少，所以，我们同样不能使用这种检验方法。相对于两步法，Johnsen协整检验还能检验多重协整关系，而且他对样本容量问题的要求不是很严格，所以，我们采用Johnsen协整检验。（表2）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只要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就拒绝假定。由表2的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检验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上明显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也拒绝了存在至多1个的协整关系，接受至多存在2个协整关系的假定，说明它们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度量系统的稳定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变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关系，即碳排放量与文化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金华市低碳经济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经过标准化调整后，我们最终得到如下结果：
log（tp）=12.365-0.8754log（ctr）-1.0235log（ci）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金华市碳排放量和文化事业财政补贴以及文化事业基本投资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增加1%，碳排放量将减少0.88%，文化事业基本投资没增加1%，碳排放量将减少1.08%。
（三）格兰杰检验。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理，运用Eviews6.0，对金华市碳排放量与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和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可以看出，不管是文化事业财政补贴还是文化事业基本投资都拒绝了5%的原假设，这说明文化产业发展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但碳排放量并不是文化事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金华市2000～2011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碳排放量、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和文化事业基本投资三者的关系。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和文化事业基本投资三者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2）文化产业发展是碳排放量减少的Granger原因，但碳排放量并不是文化事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促进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应加大政府对文化产业部门的支持力度，从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大力扶持传统和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些领域的发展来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减少碳排放量；（2）提倡低碳理念，通过政策引导，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低排放、低耗能和低污染的发展理念要深入人心。
主要参考文献：
[1]周富华.金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分析[D].浙江师范大学，2011.
[2]朱华友等.基于碳排放控制的区域产业转型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11.7.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低碳经济；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口的持续增长，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严重地影响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到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再到英国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人们渐渐对低碳经济思想有了认识，催生了低碳经济理念的迅速发展。
随着“低碳经济”日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低碳经济被认为是继信息化革命之后第四次产业革命，但低碳经济是如何发展的，何为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经济究竟会带来“毁灭性的创新”还是“包容性的增长”，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追溯研究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对低碳经济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综述，并做出简要评论。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
（一）低碳经济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大气中高温气体浓度积聚。《斯特恩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生态以及灾难的损失每年可能达到全球GDP的5～20%或是更多。
低碳经济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产生的。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转型，标志着人类对过度损害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高碳排放、高耗能和高污染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否定，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模式，以摆脱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问题，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加以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矿物燃料消费，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其他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出现和不断加剧已经证明这是一种不明智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因此，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不可持续的因素，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必须解决好能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解决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形成的正相关性。很显然，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兼顾两个目标，即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和维持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未来要求温室气体排放刚性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低碳经济是一种可行模式，这是为了适应自然界环境发展变化趋势的一种长期的战略性选择。
（三）低碳经济与金融危机
应对危机的过程，是一个思索和应变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发现机遇的过程。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促成科技创新的重大飞跃。工业化革命以来的三次科技革命都是以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席卷全球，催生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以低碳经济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增长点和动力。
二、低碳经济的概念界定
目前，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球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一词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英国并没有界定低碳经济的概念，也没有给出可以在国际上进行比较的指标体系。随后，理论界从不同研究角度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
低碳经济概念有认识上的分歧，有学者指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庄贵阳（2005）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旨在减缓气候变化。其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徐承红（2010）对低碳经济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他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一种经济模式，其实质是改造传统能源生产和需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另有学者提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潘家华（2010）认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碳生产力指的是单位CO2排放所产出GDP，碳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用更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人文发展意味着在经济能力、健康、教育、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人文尺度上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报告也指出[1]，“低碳经济是一种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经济形态，旨在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一定的水平，以防止各国及其国民受到气候变暖的不利影响，并最终保障可持续的全球人居环境。”
尽管低碳经济从不同的理解出发，被认为是经济模式或者是经济形态，但其实两者是共存的。低碳经济是具有包容性、兼容性的新经济形态，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目标是低碳高增长，强调的是发展模式。因此，低碳经济是指通过建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使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低碳经济的核心特征是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不仅包括技术的作用，还要强调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低碳经济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增长，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改善相互平衡的可持续发展。
三、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
所谓碳，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排放到大气中温室气体所含的碳，其排放直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因此，世界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的威胁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如何控制碳排放量（carbon emission）以及碳排放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Kaya公式所揭示的人口、人均GDP、GDP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CO2排放强度，还包括国际贸易，两国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创造了一种转移机制。
（一）人口规模、结构和消费模式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越多，碳排放量就越多。从某种角度上讲，人口的增长速率、数量和规模是一种自然过程。人口因子难以通过政策和投资来调控，新增的人口必然需要额外的碳排放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
但是，人是资源和产品的最终需求者和消费者，如果没有人口的增长，对环境资源的压力和对产品的需求增长将主要来自于现有人口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研究表明，由于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消费模式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居民消费产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具有较大的差异。例如，美国和英国等欧盟国家人均GDP均超过了3万美元，在消费排放上却存在较大差距。以家庭部门的交通排放为例，由于对私人汽车的依赖，美国家庭人均出行排放约4t左右，是其它国家的2倍[2]。
（二）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因果关系
有学者对GDP、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Ramakrishnan Ramanathan（2006）采用DEA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法）同时分析了GDP、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之间的联系。他指出以往研究的缺陷是，只分别分析了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或者能源消耗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没有对三者的联系进行分析。该研究以1980-2001为时间段，在DEA分析效率指标构建中，将GDP和碳排放量作为产出，非化石能源消耗作为投入。结果显示效率指标在1980年时最高，接下来的7年急剧下降，随后呈现反复震荡下跌趋势，1996-2001年逐渐回升。
另外，Xing-Ping Zhang，Xiao-Mei Cheng（2009）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及发展方向。他建立了一个包含GDP、能源消耗量、碳排放量、资本和城市人口指标的多元模型，根据1960-2007年的实证结果显示，GDP对能源消耗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能源消耗量对碳排放量也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而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可以推行渐进的能源政策和碳减排政策，这并不会妨碍经济增长。
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化石能源消耗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低碳经济是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的经济。也就是说，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并不依赖于化石能源的消耗。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而能源消耗是碳排放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碳排放量随国际贸易而转移
关于碳排量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国内因素，国际贸易也是影响碳排放量的一个重要因素。Yan Yunfeng，Yang Laike（2010）提出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提供了一种转移路径，不仅使产品可以在世界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同时也使得碳排放可以自由转移。1997-2007年间，中国碳排放量的10.03%-26.54%是由出口产品的生产所导致的，而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仅占到4.40%和9.05%。世界其他国家因转移机制减排的CO2从1997年的150.18Mt增加到2007年的593Mt，而中国在该期间因出口产品而净增的CO2达到4894Mt。该研究为近年来中国碳排放量激增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同时这些数据也说明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
朱启荣（2010）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2002年和2007年我国出口贸易活动产生的CO2排放量；然后实证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揭示了出口贸易中的高碳产品转移问题。“入世”后，我国出口贸易产生的CO2排放量呈现迅速增长态势；我国高碳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使得高碳产品在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大。研究还表明，一些高碳产品正在向我国出口行业转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自由贸易导致生产和消费环节相分离，要素流动性加强会促进国家间的产业转移。虽然这必然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但这会给不同国家带来不同的福利效果，也会给发展低碳经济过程带来不同的影响。
四、小结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源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乃至最近的哥本哈根会议，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气候问题发展低碳经济而努力。围绕低碳经济，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不同地方进行了研究。
关于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目前比较一致的结论有：①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有人口、消费模式、能源消耗、技术水平等，而两国间的商品贸易也可以导致碳排放的转移；②目前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能源消耗来实现的，为实现低碳经济，应该降低能源强度及碳强度，逐渐由化石能源过度到清洁能源的使用；③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有着显著差异，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从总体层面上规划产业发展，加大新技术研发力度，提升产业结构。在研究方法上，灰色关联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投入产出法以及对人口经济学中Lotka-Volterra模型的应用等，值得国内学者的借鉴。低碳经济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各国都致力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并从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才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这一问题更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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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SJD63000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3078）。
作者简介：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效率
中图分类号：F29；X5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12010)03－0106－05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危害未来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途径。然而以解决后京都时代国际社会法定减排问题为目的而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丹麦，2009)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使得2012年后全球碳减排问题可能遭遇法律真空，将为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提供充足的理由。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发现，中国2006年与能源有关的碳排放量已超过美国，中国政府自愿积极承担国际减排义务，已于2009年11月26日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晰量化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由此看来无论从外部压力还是从内部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重庆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最大的中央直辖市，也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担负着在一些重点领域大胆创新，探索实践，为区域乃至全国积累好的发展经验的历史重任。所以测度重庆碳排放量并研究其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能够有效挖掘重庆降低碳排放的空间和方向，为重庆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基础性研究，有利于重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示范样板。
一、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学者在碳排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王中英(2006)、杜婷婷(2007)等采用库茨涅茨曲线(EKC)模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碳排放与收入水平之间遵循倒“U”曲线关系、“N”型关系；朱永彬(2009)等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Moon-Sonn基础上进行改进，从理论上得到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倒“U”曲线关系的必要条件，即能源的产出弹性小于0.5，以上研究侧重探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碳排放机理方面：徐国泉(2006)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VISIA分解法，定量分析了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对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得出能源效率对我抑制我国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难以抵消由经济发展拉动的碳排放量增长；林伯强(2007)等该文采用协整技术研究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均衡关系，估计出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收入弹性、价格弹性、结构弹性以及运输成本弹性，尤其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哪怕是微调，也会对煤炭需求有很大的抑制作用；田志勇(2009)等运用信息熵理论，测算出在以各类能源探明储量为关键指标的前提下，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占优能源消费结构的结论，并提出节能减排的关键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和清洁利用问题研究；Lenung D Y C(2000)等对香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进行定量化分析，显示煤是二氧化碳的最主要来源；王铮(2008)等对全国各省区的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并在省级尺度上对中国碳排放进行对比，发现碳排放较高的省份集中在消费结构以煤为主的地区，也就是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张健(2009)等研究了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我国各行业的影响，并得出合理的碳交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桑缓解间接碳税对我国能源行业的影响的结论；顾朝林(2009)等研究了低碳城市规划进展并强调了其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作用，这些研究填补了我国控制碳排放制度设计的空白。然而专门针对政府发展规划的具体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的省级行政区碳排放研究并不多见，仅有帅通(2009)和赵敏(2009)等对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情况做过研究。本文将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测度重庆市1998―2008年碳排放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二、碳排放量测度及趋势
(一)数据来源及测度方法
采用《重庆统计年鉴》1998～2008年中的能源数据。计算碳排放量时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1.只计算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2.不计加工转换过程、运输和输配损失能源的碳排放；3.计算碳排放时统计年鉴只分煤炭、天然气、油料和电力四大类，本文测算碳排放时采用了各类能源的平均碳排放系数，这是基于统计数据的次优选择，由于本文侧重于研究年度变化趋势，故可以忽略此选择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并结合重庆市统计数据的特点，采用以下方法计算碳排放量：A=∑Ck×Ik
式中A为碳排放量，单位104t；Ck为能源消费量，按标准煤计，单位104t标煤；Ik为能源碳排放系数，单位(104t)／(104t标煤)；k为能源种类，取11类。重庆市主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数据以J为单位，为与统计数据单位一致，将能量单位转化成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104t标准煤=2.93×105GJ，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
碳排放强度表示碳排放量与GDP的比值，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不断变化，以现价GDP计算的单位碳排放量不能直接比较，所以需要采用GDP可比价。计算方法：1998―2008年的GDP以1990年作为价格基准年，即将各年度GDP通过价格指数转化为价格基准年可比价。我国并没有公布正式的GDP价格平减指数，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目的，选择适当的方法来测算。根据重庆市公布的数据，文中价格指数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和商品销售价格总指数的平均值。
(二)碳排放量变动趋势
近十年来重庆市碳排放量随GDP的增长逐年增长，由1998年的1.337×107t增长到2008年的3.202×107t，年均增长率为8.26％。图一显示碳排放量与GDP增长趋势相同，2003年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增长速率明显加快，2006年后增长速率开始有下降趋势，这与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的节能 减排政策相符合。作为衡量单位GDP碳排放量指标的碳排放强度，十年来总体下降，从1998年的2.051／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下降了26.83％，平均年下降率2.88％。如果要完成中国政府承诺的2020年藏排40％的最低目标，重庆必须在现有下降速率的基础上提高20.14％。何建坤等(2004)的研究认为，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大于GDP的增长率时才能实现二氧化碳的绝对减排。比较发现，1998年到2008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远小于GDP的增长率11.36％，远不能实现碳绝对减排，图一也显示了碳排放量的增加趋势。
三、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析
碳排放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分为自然碳排放系统和人为碳排放系统，本文主要研究人为碳排放系统。影响碳排放的因素非常多，如科技进步、国际贸易、固定资产投资、资源丰富程度等都会影响到碳排放量，但归纳起来所有因素都会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体现出来，因此本文主要探讨这几个方面对重庆碳排放量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推动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机理是经济增长首先导致能源消费量的增长，进而促进碳排放量的增长。这个传导过程成立的条件是经济增长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能源结构基本稳定且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创新，重庆经济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许秀川等，2008)。一般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即能源总量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比值来定量反映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量的影响，本文借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计算方法，测算了对应的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即能源碳排放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比值来定量反映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或者接近1，发达国家能源弹性系数小于或者接近0.5，表示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初期对能源消费增长影响显著(王中英，2006)。按照同样的思路，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也有相同的测量意义，图二显示重庆市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基本同步变动，且基本都在0.5以上，十年来平均分别为0.76和0.79，表明经济增长对重庆碳排放量起促进作用，不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
(二)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各产业能源消费密度不同，如能源密度高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且上升较快(史丹，1999)，在能源结构和技术因素既定的前提下，碳排放量就会上升较快。
图三演示了重庆市1998―2008年各产业生产总值占比的变化情况。第一产业占总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20.9％下降到2008的11.3％，下降了9.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总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40.3％波浪上升到2006年的45.3％后，急速下降到2008年的41％；第二产业的比重却从1998年的38.8％上升到2008年的47.7％，上升了8.9个百分点。分析表明，近十年来重庆产业结构变动基本上属于一二产业之间的互相替换，也就是在GDP构成当中第一产业减少份额基本被第二产业增加份额所替代，而第三产业比重基本没有改变。以2008年为例，第二产业单位GDP能耗分别是第一产业的3倍，第三产业的4倍，并且第二产业是能源构成中以高碳排放的煤、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表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重庆碳排放量有促进作用。并且从变动趋势来说，产业结构向更不利于减少碳排放强度的方向发展。
(三)能源结构
近十年来重庆碳排放量成指数增长，且总碳排放量和煤类能源碳排放量高度相关(见图四)，1998年到2008年间煤类能源碳排量占总碳排放量的比例始终维持在80％以上，而天然气和油料能源的碳排放量也处于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最近10年间重庆能源碳排放量的构成基本没有改变。
平均碳排放系数等于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由于一种能源本身的碳排放系数基本不会改变，当低碳能源所占比例增加时，平均碳排放系数将下降，反之亦然，能够体现能源结构调整对碳排放量的影响。1998年到2008年平均碳排放系数最高年份为0.639104t／104t标煤，最低年份为0.617104t／104t标煤，且围绕0.628104t／104t标煤的均线成上下波动趋势(见图四)。
同时，尽管重庆能源消费总量从1998年的2119.46104t标煤，增长到了2008年的5091.52104t标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29％，略低于GDP增长速度，但是图五显示的能源消费结构却基本没有改变，尤其是高碳排放煤类能源的比例基本维持在65％的比例，清洁能源如电力维持在10％左右，这与上面碳排放量构成分析完全一直。由此可知，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重庆市能源消费结构对控制碳排放量有积极影响。
(四)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也称能源消耗强度一般采用万元GDP标准煤能耗量来表示，即e=E／r，其中e表示能源效率，E表示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r表示国民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在能源消费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徐国泉等(2006)研究表明1995―2004年中国人均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主要来自能源效率的提高。借鉴孙海等(2009)对制造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分解方法，本文也将能源消耗强度分解成产效率份额。运用附件中公式(2)和(3)可计算得出十年来产业结构变动对重庆市总体能源效率贡献度为-32.57％，三产业效率份额对总体能源效率份额贡献度为132.57％。图六是重庆市1998―2008年社会生产总值和各产业万元GDP标准煤能耗量的变化图，显示第二产业能源效率变化是导致总体能源效率变化的关键原因，公式测算出二产业效率改进对产业效率改进贡献率达到102.2％，表明重庆市第二产业能源效率提高是重庆市能源效率改进的主要原因。
由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对抑制碳排放的贡献率要么为负，要么基本为零，可以得出1998―2008年重庆市能源效率改进是导致碳排放强度从1998年的2.05t／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的关键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第一，碳排放强度有所下降，碳排放总量增长趋势不变。碳排放强度整体成下降趋势，十年间下降了26.83％，年均年下降率为2.88％。在过去10年中重庆市碳排放量以年均8.26％速度递增，略小于以基准年可比价衡量的年均GDP增长率11.36％。图一显示，尽管增长率有减缓的迹象，但短期内碳排放绝对增长趋势不会改变；第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是导致碳排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平均分别为O.76和0.79，远大于倒“U”型曲线关系的必要条件(朱永彬，2009)，表明经济增长促进重庆碳排放量增长趋势短期不会改变。产业结构中一产业下降了9.6个百分点，但是第二产业增加了8.9个百分点，占92.7％，而二产业的能耗强度是一产业的3.05倍，低能耗产业结构向高能耗产业结构转变，导致碳排放量增加；第三，能源结构变动对碳排放量影响很小，能源效率改进是重庆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从能源结构比例图(见图五)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煤类能源、油料能源、天然气能源和电力能源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并且高碳排放的煤炭能源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从反应能源消费结构的平均碳排放系数(见图四)上来看，十年来重庆市能源平均碳排放系数基本处在0.628104t／104t标煤的水平，表明能源消费结构对控制碳排放量的影响很小。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都对抑制碳排放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重庆市碳排放强度从1998年的2.05t／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这是重庆市产业能源效率提高的结果，尤其是第二产业能源效率提高的结果。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F54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2-0129-05
一、引言及文献梳理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等政策的有效落实，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环境得到不断改善。目前，国家和地区为了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相继出台了大量优化交通运输网络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经济带交通运输网络不断密集化与枢纽化，推动了城际间生产要素的空间互动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碳排放量不断增加的隐患。作为碳排放大国，在大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网络建设的进程中，实证测算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的城际空间转移问题，对于共建绿色生态“丝绸之路经济带”、“防霾治霾”、打造美丽西部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托比（Tobey，1990）首次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产业碳排放空间转移的影响[1]。尔后，以翰威特（Hewitt，2008）为代表的学者从国际视角分析了我国碳排放发生空间转移问题[2]。克拉克・萨瑟等（ClarkeSather et al.，2011）论证了我国境内产业碳排放存在显著区域差距的结论[3]。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四方面：一是以吴先华等（2011）为代表的国际间商贸物流碳排放转移研究[4]；二是以李小平等（2010）为代表，采取产业增值与单位产值碳排放系数相乘法对国际间产业区域转移碳排放的研究[5]；三是以杨骞（2012）[6]、张为付（2014）等为代表，采用动态分析法测算省际间碳排放空间布局的研究[7]；四是以李磊（2012）为代表，采取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经济区内商贸物流碳排放转移的研究[8]。
综观国内外可查阅的相关文献，以交通经济带为研究视角，研究地区间碳排放问题很是鲜见，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研究视角的交通运输地区间碳排放研究更是阙如。因此，本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为研究样本，以交通运输碳排放为切入点，系统地分析这条经济带上各地间交通运输碳排放的空间转移特征、差异及程度大小，以期测算“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北地区环境发展特征，为推动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推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及美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实证支持与理论参考。
二、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目前，在测算碳排放的方法中，较科学易操作的是参照《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基准法。即对样本年度所消耗的各种化石资源折算为标准煤系数，以0.7143∶1的标准将其换算成原煤，进而计算碳排放系数及碳转换系数（见表1、表2）。考虑到交通运输碳排放存在空间动态的非均衡性，为了较准确地测算其碳排放变化的空间动态特征，文章参考张为付等（2014）对CO2排放测算方法，[7]从动态分析角度，选取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各地的6种交通运输能源消耗项目，建立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指数、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转移指数等模型，计算交通运输碳排放变化率空间差异，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的计算公式为①：
（二）数据分析
1. “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分析。
（1）“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
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以年均11.01%的增长率增加了2.76倍。其中，陕西（34.74%）、新疆（30.08%）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占西北五省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较高，两地区的占比高达六成以上， 均呈现出逐渐增长之态势。甘肃（20.69%）的交通运输碳排放的占比适中，呈现出在2000～2008年占比趋势逐渐下降，2009～2014年渐转上升的趋势。宁夏（10.59%）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占比较低，尽管其占比在趋增，但增长幅度并不显著。青海（3.89%）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占比最低，2008年该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占比最高达31.45%，尔后几年的占比渐而下降（见表2）。（2）“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均呈现出了下降上升下降的态势，随着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先下降，后略有增长，尔后逐渐减少，表明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低碳排放的发展趋势渐而呈现。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地区结构来看，青海地区最小（年均0.1316万吨/亿元），宁夏地区最大（年均0.3264万吨/亿元），次之分别是甘肃（0.1862万吨/亿元）、新疆（0.1645
表3显示：15年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从2000年的0.9260万吨/亿元下降至2014年的0.8571万吨/亿元，下降了7.44%，年均下降率为0.045%。陕西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变化最大，上涨了67.61%，呈现出年均0.4034%的增速之势。新疆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上升了4.95%，年均增长率为0.1542%。甘肃、宁夏地区碳排放强度变化率均有所下降，年均下降率分别为0.1637%、0.2993%。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逐渐凸显，而新疆、陕西地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在下降，其中，陕西的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下降最为显著。
2.“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分析。
（1）“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
表4的相关数据显示：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系数除了青海地区小于1以外，其它四个地区该项系数值均大于1，按系数大小依次为陕西、新疆、甘肃、宁夏。表示15年来，青海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渐而向外地转移，陕西、新疆、甘肃及宁夏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相对转移。
分时间段来看，西部大开发实施的10年期间，即，2000～2009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系数值仅有青海小于1，表明西部经济大开发大发展的同时，陕西、新疆、甘肃、宁夏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向本地内部转移的规模在增加。2010～2014年，西北五省（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系数均有小幅下降，其中，宁夏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转移系数值变化最为显著，从系数值大于1转向小于1。陕西、新疆、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系数值仍大于1。表明最近这5年来，陕西、新疆、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逐渐减速，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呈现出向外地转移的态势，其交通运输低碳发展日渐凸显。（2）“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 。表5的计算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部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转移系数大于1的仅有宁夏、青海，陕西、甘肃、新疆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转移系数均小于1。即15年来，西北五省（区）的宁夏、青海交通运输碳排放相对向外地转移，其余地区均向本地转移，按照向本地转移的速度大小排序依次为陕西、新疆、甘肃。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陕西、新疆、甘肃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相对滞后。
分时间段来看，2000～2009年西部大开发实施的10年期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系数值相对较低。其中，该项系数值大于1的有陕西、青海；系数值小于1的有甘肃、宁夏、新疆。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陕西、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外地转移，而甘肃、宁夏及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则向本地内部转移，即甘肃、宁夏、新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相对滞后。2010～2014年，陕西、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系数值小于1，甘肃、宁夏、青海的该项系数值大于1。即最近5年来，陕西、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相对向本地内部转移，陕西向本地内部转移的速度显著快于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相对向外地转移，转移速度的大小排序依次为宁夏、甘肃、青海。这表示陕西、新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相对较低，而甘肃、宁夏、青海则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相对较高。
分地区来看，陕西在为期10年的西部大开发阶段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系数最大（大于1），尔后转为最小（小于1），说明陕西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从向外地转移转为向本地转移，陕西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在快速下降。甘肃则与陕西相反，从西部大开发期间的最小值（小于1）渐而上升为大于1，说明该地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从向本地转移变为向外地转移，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上升。宁夏与甘肃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变化趋势相似，近5年呈现出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外地转移的态势，并且其值最大，转速最快，说明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上升速度最快。青海、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变化趋势均有所递减，其中，青海该项系数值在不同的两段时间均大于1，尽管有所减小但变化并不显著，表明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外地转移的速度在减慢，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有所下降。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本地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不断下降的速度仅次于陕西。
（三）实证结论
通过对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值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见表6）：青海的两项指标值显示均外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调出地区，也是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增长最慢、变化幅度最小的地区，表明该地区在经济发展中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最高。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指标单项外向，表明宁夏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提升。陕西、新疆、甘肃三个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值均内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调入地区，也是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和强度增长高于经济带均值的地区，表明这三个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交通运输高碳排放。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相关数据的实证测算，得出的主要结论为：
1.“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以年均11.01%的增长率趋增，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以下降上升下降的态势变化，其年均下降率为0.045%；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双内向，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最高，陕西、新疆、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双外向，属于交通运输碳排放调入地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相对滞后。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提升。
2.陕西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均值与强度变化率均为最大，交通运输碳排放增速明显；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的规模与强度均显著趋增，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快速下降；2010～2014年，其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速度不断递减，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有所提升，但仍属于西部五省（区）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最低的地区。
3.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趋增，其均值位居第二；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变化率、增长率均显著高于西北五省地区的平均值；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下降较为显著；交通运输碳排放向本地内部加速转移，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不断下降；2010～2014年，其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速度次于陕西而渐减；属于西部五省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第二低地区。
4.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自2009年以后渐转上升，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均值较高，属于西北地区仅次于陕西、新疆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增长较高的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值双内向，呈现出本地承载了外地向本地较高程度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转移，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逐渐下降，属于西部五省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第三低地区。
5.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小幅趋增，其强度变化率有所下降，2000～2009年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强度均向本地内部加快转移，该地区承载了外地向其较高程度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转移。2010年以来，其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及强度均转向外地转移，交通运输转向低碳发展态势逐渐凸显，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提升。
6.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系数值均最小并呈下降的态势，单位经济增长的交通运输碳排放最少。2000～2009年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强度均相对向外地转移，2000年以来，其规模向外地转移速度趋增，其强度向外地转移速度稍减，呈现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最高而有所降低的特征。
（二）政策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跨西北五省（区）向西延伸，随着交通基础设施运输通道不断的优化发展，通道上的物流、人流、金融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空间转移加速会引致地区间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迅速变化。在气候变暖、雾霾危害及国际减排压力的发展环境下，为了实现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新常态的目标，切实高效地打造交通运输低碳化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显得任重而道远[9]。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不断趋增，地区间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为了有效地控制各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平衡地区间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规模与强度的相对差异，各地政府可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科学设置各种交通运输排放规模上限，测算各种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分解交通运输碳减排任务；优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出台加快交通运输机能改造与技术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尽快淘汰高碳排放、推广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应用；引入“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地区间碳排放交易制度，设立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预警体系，配套交通运输碳排放奖惩措施，引导西北地区各地交通运输低碳化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注：对于某年缺失的数据按照《能源统计年鉴》中年度区域能源消费量进行折算。
②依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相关数据整理。
参考文献：
[1]Tobey， J. The effects of eomestic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n patterns of world trade ：an empirical test [J]. Kyklos， 1990，43（2）：191-209.
[2]Li，Y.， C.N. Hewitt. The effect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on national and glob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J]. Energy Policy， 2008，36（6）：1907-1914.
[3]ClarkeSather， A.， J. Qu， Q. Wang， J. Zeng，Y. Li. Carbon inequality at the subnational scale：a case study of provincialievel inequality in CO2 emissions in China 1997-2007[J].Energy Policy， 2011，（39）：207-219.
[4]吴先华，郭际，郭雯倩.基于商品贸易的中美间碳排放转移测算及启示[J].软科学研究，2011，（9）：1323-1330.
[5]李小平，卢现祥.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CO2排放[J].经济研究，2010，（1）：15-26.
[6]杨骞，刘华军.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基于1995-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5）：36-49.
[7]张为付，李逢春，胡雅蓓.中国CO2排放的省际转移与减排责任度量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3）：57-68.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碳排放；经济增长；贡献率；能源消耗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3-0027-02
一、引 言
新疆是全国资源富集的西部省份之一，减少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以及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张庆红（2010）研究了新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关系，表明新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不符合典型的EKC 特征，工业“三废”的环境质量改善转折点尚未到来。因此，应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治污力度，实现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1]赵霄伟,高志刚（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从协整分析来看,新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当期能源消费量受当期经济增长量和前一期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新疆依托资源、能源,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2]本文将用碳排放量代替劳动力投入量，构造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新疆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指标的选取与模型的设定
（一）指标的选取
1.新疆生产总值
本文以1978年为不变价的生产总值来表示新疆的经济发展状况。数据是在《新疆统计年鉴2010年》公布的按当年价统计的历年生产总值换算的，单位为万元，样本区间为1978—2009年。
2.碳排放量
本文中所指的碳排放为二氧化碳的排放。由于目前我国及各省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而且关于碳排放量的计算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将借鉴王礼刚（2010）的测算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基于对能源消费的基础上来估计新疆地区的碳排放量。[3]
其中，C表示新疆总的碳排放量；c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i表示所消费能源的种类；ei表示对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f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数据，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476、0.5825、0.4435、0.0碳/万吨标准煤）；λ表示碳完全燃烧转化为二氧化碳的系数为2. 67。
3.资本存量
本文采用Goldsm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来估算新疆的资本存量，计算公式如下：
Kt = Kt-1(1-Rt) + It / PIFt
其中，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上一年的资本存量；Rt为资本折旧率，本文采用的是张军（2004）设定的折旧率9.6%；It为第t年的名义投资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PIFt表示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这里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来代替。
关于基期即1978年资本存量的取值，本文借用张军等（2004）采用的方法，把1978年的固定资形成总额除以10%最为基期资本存量。[4]
（二）模型的设定
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一般采用索洛的增长方程，它的基本原理是从生产函数出发，建立经济增长与各因素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基本公式是：
Y = At LαKβ (α> 0，β> 0)
式中，At为随时间t变化的技术进步；α、β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系数。本文为了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把变量L替换为碳排放量C。故本文采用的生产函数形式为：Y = AtCαKβ (α> 0，β> 0)，此时α表示碳排放的边际产出系数，其他指标含义不变。
鉴于选取指标的经济意义、可对比性以及在计量分析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等因素，对各个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根据以上的经济理论分析,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lnGDP=C+a1lnC+a2lnK+ε
其中，lnGDP表示新疆生产总值的对数值；lnC、lnK分别表示新疆碳排放、资本的对数值；a1、a2分别表示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和资本的弹性系数；C为常数项；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采用Eviews6. 0软件对新疆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及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最小二乘估计。为了消除序列相关对回归有效性的影响，本文采用广义差分法来消除自相关，消除自相关后的回归结果为：
lnGDP = -2.422614 +1.212871lnC + 0.490950lnK
（-2.187313） （19.74678） （4.459465）
DW = 1.287784，R2 = 0.995533。
从回归结果不难看出，各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的模拟效果较好, R2 高达99%以上，DW 值接近2，说明已经不存在自相关。因此可以得到碳排放、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1.213、0.491，两者之和大于1，这说明现阶段新疆的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碳排放的产出弹性系数1.213，表明碳排放量每增长1%就会带动经济增长1.213个百分点，而资本投入每增加1%只会带动0.49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由碳排放带动的经济增长比重是资本拉动的近3倍，显示能源消耗对新疆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
四、优化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疆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支撑条件之一是能源消耗的巨幅增长，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能源需求仍将持续增长，随着能源需求的增长，碳排放也会相应增加。因此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的任务主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措施实现。
（一）加快调整工业内部结构
随着新疆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仍将处于相对较快的变动中。通过运用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引导和促进工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降低高耗能行业比重，提高低耗能行业比重，对于那些单位GDP碳排放量大，并且碳排放减少速度比较慢的工业行业，应该限制其发展，优化发展质量的努力方向。
（二） 引进先进技术，开展技术创新，加大科研投入
要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离不开高科技的支持。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和要求是发展高新技术，利用先进的科技来解决碳排放增加的问题。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该是加速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对能源消耗较高的工业要积极调整其内部的行业结构，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能耗、低污染、技术密集型行业。同时，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此来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控制能源投入强度，从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碳排放，走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张庆红.新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关系验证及成因分析[J]. 区域研究，2010(2).
[2] 赵霄伟，高志刚.新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分析和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