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阿尔茨海默病；AKTl；基因多态性
[中图分类号]R74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616（2016）03-37-04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以进行性认知障碍和记忆力损害为主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研究发现，载脂蛋白E（ApoE）基因、血管转换酶基因（ace）、载脂蛋白c1基因（apocl）、雌激素受体基因等都与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有一定关系，但并不能完全解释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原因。因此，寻找新的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因子至关重要。研究发现，2型糖尿病患者中，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群，与2型糖尿病发病有关的胰岛素P13K-AKT信号转导通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变过程中的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目的探讨胰岛素P13K-AKT信号转导通路相关基因AKT多态性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关系，以期深入了解AKT基因多态对阿尔茨海默病易感性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2002年1月～2013年12月我院纳入管理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为病例组研究对象，病例组入选标准：所有患者符合美国神经病学、语言障碍及卒中一阿尔茨海默病和相关疾病学会（NINCDS-ADRDA）的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均由两位神经内科医师做出诊断。同时选取年龄及性别匹配的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研究对象，对对照组研究对象进行MMSE（简易精神状态量表）、ADL（日常活动量表）、CDR（临床痴呆评定量表）的评定，其结果必须均为正常，同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排除抑郁症。两组研究对象均要排除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史、酒精或药物滥用、肿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两组研究对象均为汉族人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本人或家属对本研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对照组本人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中，阿尔茨海默病组患者共231例，男113例，女118例，平均年龄（79.6±9.9）岁，Apoε4（+）者67例，平均MMSE评分（18.6±3.9），健康对照组患者共231例，男113例，女118例，平均年龄（78.5±8.4）岁，Apoε4（+）者39例，平均MMSE评分（28.3±2.7），两组患者平均年龄、性别构成、文化程度差别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结果具有可比性。阿尔茨海默病组Apoε4（+）者比例高于对照组，平均MMSE评分低于对照组。
1.2研究方法
1.2.1DNA提取抽取所有研究对象静脉血并提取基因组DNA，血液标本储存于-70℃待用，并进行DNA含量及纯度检测。
1.2.2基因分型通过NCBI-SNP和HapMap数据库检索，分析AKT基因上的tagSNPs数据，应用PCR测序的方法检测上述入选对象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相关基因AKT多态性基因型。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运用Hardy-Weinberg平衡法则进行遗传平衡吻合度检验；x2检验分析各组间基因型及等位基因的频数分布差异；计量资料（x±s）的形式表示，采用t检验进行计量资料的比较，以P
2.结果
2.1 rs2498786基因位点与阿尔兹海默病的相关性分析
rs2498786为G/C多态性，包括G/G、G/C、C/C三种基因型。本研究中，AD组与对照组三种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rs74090038基因位点与阿尔兹海默病的相关性分析
rs74090038为C/F多态性，包括C/C、C/T、T/T三种基因型。本研究中，AD组与对照组三种基因型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等位基因C、T频数分布在两组之间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rs2494750基因位点与阿尔兹海默病的相关性分析
rs2494750为C/G多态性，包括C/C、C/G、G/G三种基因型。本研究中，AD组与对照组三种基因型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等位基因c、G频数分布在两组之间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rs2494751基因位点与阿尔兹海默病的相关性分析
rs2494751为A/G多态性，包括A/A、A/G、G/G三种基因型。本研究中，AD组与对照组三种基因型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等位基因A、G频数分布在两组之间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5 rs5811155基因位点与阿尔兹海默病的相关性分析
rs5811155为T/-多态性，包括T/T、T/-、-/-三种基因型。本研究中，AD组与对照组三种基因型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等位基因T频数分布在两组之间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2.6 rs2494752基因位点与阿尔兹海默病的相关性分析
rs2494752为G/A多态性，包括G/G、G/A、A/A三种基因型。本研究中，AD组与对照组三种基因型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等位基因G、A频数分布在两组之间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rs2494752的基因多态性可能与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无关联。见表6。
3.讨论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 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1； 单核甘酸多态性； 缺血性脑卒中； 连锁不平衡分析；单倍型
纤溶功能下降是多种血栓性疾病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 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1主要生理功能为抑制组织型纤溶酶激活物和尿激酶型纤溶酶激活物的活性， 是参与调节纤溶系统活性的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纤溶活性的平衡是防止血栓形成的重要保护机制。目前研究发现， 血浆PAI-1水平受多种环境因素及遗传因素影响， 其中PAI-1基因启动子区的某些功能性单核苷酸多态性如4G/5G、-844G/A与血浆PAI-1水平的增高有关。但PAI-1基因单核甘酸多态性与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在不同地区， 人群及种族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一直存在争议。本研究初步探讨了位于PAI-1基因启动子区域的4G/5G、-844G/A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缺血性脑卒中（IS）发病的关系，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所有对象来自广东粤西地区汉族人。其中病例组系2002年8月～2003年8月本院神经内科住院的72 h发病的初治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共130例， 为病例组， 男78例， 女52例， 平均年龄（64.81±8.87）岁。所有病例均符合WHO诊断标准。正常对照组：随机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 均排除心、脑血管疾病， 无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及遗传疾病史， 共112例， 对照组男67例， 女45例， 平均年龄（63.05±7.06）岁。
1. 2 方法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病后， 治疗前）及正常对照组个体于清晨空腹、卧位采集肘静脉血5 ml， 以3.8%枸橼酸钠1：9抗凝， 室温下离心分离血浆置于- 80℃保存， 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法（ELISA）检测血浆PAI-1水平。
1. 3 采用盐抽提法[1]， 稍作改良以从白细胞中抽提基因组DNA。
1. 4 PCR扩增 参照文献[2]设计引物序列， 序列及酶解片段见表1 （引物由上海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扩增体系如下：总反应体积25 μl， 含待测基因组DNA 0.2 μg， dNTP 0.2 mmol/L， MgCl2 1.5～2.5 mmol/L， 10×buffer 2.5 μl， Taq酶0.75 U， 上下游引物各42 μmol/L， 扩增条件为：95℃预变性7 min， 94℃变性55 s， 退火条件见表1， 72℃50 s， 循环32次。
1. 5 酶切PCR产物及电泳分析 取-844G/A位点的PCR产物15 μl， 加入限制内切酶Xho I 5 U及相应酶切缓冲液37℃水浴过夜。将4G/5G位点 PCR扩增产物及-844G/A位点酶切产物在3%琼脂糖凝胶上电泳， 用溴化乙锭染色， 紫外线灯照射下观察并照相。根据电泳图谱确定基因型。
1. 6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输入Microsoft Excel 97中建立数据库， 并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应用基因记数方法计算出相对等位基因频率。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用t检验， 基因型Hardy-Weinberg平衡吻合度采用χ2检验。采用EH+软件进行连锁不平衡分析及单倍型分析。多态性位点与缺血性脑卒中患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用比值比（odds ratios， OR）及其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s， CI）表示。P
2 结果
2. 1 病例组及对照组临床资料比较 见表2。两组样本中的性别比例、年龄、总胆固醇、甘油三脂、血糖水平等均无统计学意义， 而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和血浆PAI-1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2 PAI-1基因4G/5G、-844G/A单核甘酸多态性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 病例组及对照组中4G/5G、-844G/A多态性位点基因型分布均符合Hard-Weinberg平衡， 均具有群体代表性。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两个位点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3 单倍型分析 PAI-1基因4G/5G、-844G/A单核甘酸多态性所构建的单倍型有4种， 见表4。单倍型分析结果显示4G-A-844在病例组的频率较高， 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而5G-G-844在对照组的分布频率高于病例组（P
3 讨论
体外实验发现， PAI- 1基因4G/5G多态性位点的5G等位基因与 4G等位基因相比， 在 PAI- 1启动子区插入了 1 个碱基而创造了一个白（因子B）的结合位点， 此蛋白可行使转录抑制作用。而4G位点只结合转录因子， 具有较高的PAI-1基因转录速率， 且4G/4G纯合子型者的细胞有较高的 PAI- 1 分泌功能和血浆较高 PAI- 1水平。PAI-1基因启动子区的另一个单核甘酸多态性位点-844G/A位于潜在的Ets蛋白DNA的限制序列， 能影响PAI-1基因的转录[3]。提示血浆 PAI-1 水平和 PAI-1 基因启动子区4G/ 5G、-844G/A等功能性位点之间有直接关系。高水平的PAI-1可以抑制 t-PA ， 导致纤溶活性降低， 参与血栓的形成； 同时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及动脉壁增厚， 故易于导致缺血性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近年来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表明PAI-1基因4G/5G、-844G/A单核甘酸多态性位点与IS的发病密切相关， 是IS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 可增加IS的发病风险[4， 5]。然而， 亦有部分研究结果未发现PAI-1基因多态性与IS关联。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在IS组中， 以4G/5G位点的4G4G基因型个体为多， 其分布频率最高（0.469）， 4G等位基因的频率为0.6577。而正常对照组4G/5G位点4G4G基因型相对较低（0.232）， 4G、5G等位基因的频率分别为0.5117、0.4883， 与病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4G/5G和-844G/A单核甘酸多态性毗邻， 均位于PAI-I基因启动子区域。通常认为相距较近的位点连锁不平衡程度较紧密。Kathiresan等的研究认为由于4G/5G和-844G/A单核甘酸多态性之间存在紧密连锁不平衡关系， 故不易判断哪个位点通过影响血浆PAI-1水平而导致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因此， 为了进一步了解两个位点与IS 的关系， 作者构建了两个位点的单倍型， 发现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4G-A-844和5G-G-844单倍型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总之， 本研究中分析了广东粤西地区PAI-1基因启动子区4G/5G、-844G/A单核甘酸多态性在IS患者中的分布频率差异， 并研究与疾病发生危险的相关性。结果表明4G/5G、-844G/A单核甘酸多态性与IS 密切关联， 4G/5G 的4G、A-844等位基因可以增加患IS 的危险性， 单倍型4G-A-844可能为IS的遗传易感因素。上述研究结果将为缺血性脑卒中的一、二级预防提供一定的线索及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Lahiri DK， Schuabel B.DNA isolation by a rapid method from human blood samples：effects of MgCl2， EDTA， storage time， and temperature on DNA yield and quality.Biochem Genet， 1993（32）： 321-328.
[2] Henry M， Chomiki N， Scarabin PY， et al. Five frequent polymorphisms of the PAI-1 gene.Lack of association between genotypes， PAI activity， antriglyceride levels in healthy population. 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 ， 1997， 17（5）：851-858.
[3] Dawson SJ ， Wiman B ， Hamsten A ， et al.The two allele sequences of a common polymorphism in the promoter of the 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1 gene respond differently to interlerkin-1 in HepG2 cells. J Biol Chem， 1993（268）：1039-1045.
[4] Roest M ， vander Schouw YT， Banga JD， et al. 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 4G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risk of cerebrovascular mortality in older women.Circulation， 2000（101）： 67-70.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IL-8；龋；牙周炎
【中图分类号】R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1-0115-01
龋病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口腔疾患。细菌及其毒素极易侵袭至牙髓，从而激发牙髓的免疫系统，产生多种细胞因子。IL-8是重要的促炎因子和免疫调节因子，在龋病性牙周炎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1] 。本文检测正常、不同龋病龈沟液中IL-8，并进行基因多态性分析。了解IL-8在不同牙周状态下含量的变化及其在龋源性牙周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1 资料和方法
1.1 病例选择：所选我院就诊患者。选择因修复等原因拔除的30 颗无龋损和充填体、无牙髓疼痛史的完整牙齿为对照组。选择临床诊断为不同龋齿的患牙各30颗。
1.2 标本的收集和检测：去除受试牙面的龈上菌斑、牙石，将吸潮纸尖分别插入每颗受试牙的颊、舌面的近中和远中4个位点。将取完后的四根吸潮纸尖一同放回原EP管中再次称重，减去原记录重量，即为所测龈沟液重量。用双抗体夹心ABC-ELISA法检测牙髓组织中IL-8含量。所有研究对象都是汉族，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检测病例组和对照组的IL-8基因-251位点的基因型分布，IL-8基因251位点有3种基因型，TT纯合子、AT杂合子、AA纯合子。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对结果进行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龋病及牙周炎程度与IL-8含量关系
所有龈沟液及牙髓标本均检出了IL-8，不同个体IL-8含量差异较大。IL-8含量在深龋、重度牙周炎中最高，分别与正常牙齿牙髓组分别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龈沟液中IL-8浓度（ng/L）
2.2 龋病牙周炎程度与IL-8基因多态性分析
分析酶切产物，IL-8基因-251位点有3种基因型：TT、AT、AA。如图所示，如为TT纯合子，则l条DN段长度为106bp，AT杂合子3条DN段长度分别为106，75，31bp，AA纯合子2条DN段长度为75和31bp。
3 讨论
龋病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由变链菌、粘性放线菌和乳杆菌等参与的感染性慢性进行性牙体硬组织的破坏过程[2] 。细胞因子（CK） 的深入研究使人们对炎症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对炎症的认识过程中，已从传统的炎性介质深入到CK 途径[3] ， IL-8是诱导炎症细胞反应中的最初介质，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效应，可活化各种炎细胞，减低血管张力，增加血管通透性。从试验结果看，牙髓组织中均存在IL-8，其含量可反应龋病进展过程中的牙髓健康状态及其免疫防御功能，它是反应龋病牙髓状态的重要细胞因子。在龋病牙髓炎中TA、AA基因型出现频率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遗传背景下携带TA、AA基因型者发生龋病的风险可能增加，IL-8基因-251位点AA及TA基因型可能是汉族人群龋病的易感基因型。研究龋病现状、病因及病变程度中细胞因子的变化及其与龋病病变程度的关系，为临床防治及判断预后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军，刘岚，曹志中，等. 肿瘤坏死因子对创伤牙髓组织修复的调节作用. 中国临床康复，2004 ，8 （5） ：860 - 861.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 《野草在歌唱》 生态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
多丽丝・莱辛是活跃在英国文坛的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以其多元化的主题、独到的视角和大胆的试验吸引了很多读者。她的文学生涯一直持续了将近60年,被誉为“文坛常青树”。其作品主题广泛,包括种族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神秘主义及现代心理学等。她先后获得毛姆文学奖和梅迪契斯奖,数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并于2007年终于成功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更是被翻译成为多国语言,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在莱辛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在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危机。对女性问题的密切关注使莱辛被公认为最出色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莱辛1950年在英国伦敦以处女作《野草在歌唱》轰动文坛,成功地获得了声誉。该书被评论家称为二战以来出现在英国的最有前途的小说。
国外研究者多数运用叙事学、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荣格、莱恩的精神分析学等新理论或思想对莱辛的创作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学者们也多数沿袭了这几个分析角度对莱辛的作品进行思考,对《野草在歌唱》的研究通常有以下几个分析角度: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分析女主人公玛丽的女性形象,或者是从女性主义意识角度来分析女主人公玛丽的悲剧命运;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以反殖民主义为主题的小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运用精神分析的手法分析女主人公玛丽・特纳的内心世界,综合思考来分析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所在。
我打算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分析《野草在歌唱》这部小说。我认为在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创作中体现了明显的生态女性意识。生态女性主义试图探寻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人与贬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反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试图倡导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而作为一位有着深切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多丽丝・莱辛对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也拥有贴肤般的感受。在她的笔下,自然生态和女性的精神生态都是倍受摧残,自然危机与女性困境在观念和情境上有着一种应和与同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多丽丝.莱辛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追求不谋而合。即两者都对自然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并且也都表达了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切关注。
因此,我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对《野草在歌唱》进行重新的阐释。当然,既然提到生态女性主义就不能不提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理论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理论价值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为女性主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流派。因此,本文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以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来分析《野草在歌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运用可以拓宽对这部作品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有助于对作品进行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莱辛的人生简历,主要文学作品,影响莱辛创作的非洲殖民背景,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女性主题,作品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与生态女性主义联系起来思考。由于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流派,因此女性主义、女性主义运动沿革,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以及莱辛的女性主义意识都是探讨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所要考虑的。由于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新兴起来的理论,大部分人对它的主要理论还不熟悉,因此有必要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简单的介绍。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价值体系和实践,其推崇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尊敬自然,以及自然界的所有生命。他们强调女性与自然和大地的联系,指出男性父权制世界观是人类践踏自然,以及男性欺凌女性的根源。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影响可以与十九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次浪潮相媲美。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野草在歌唱》主人公玛丽・特纳的悲剧,首先要剖析莱辛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构成。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中,莱辛对环境危机,以及女性的命运、社会地位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其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构成主要分为两部分:多丽丝・莱辛生态意识的构成,以及她的女性主义意识的构成。其次,玛丽・特纳的悲剧可以作为生态女性主义代表的原因。玛丽的悲剧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映射了当时社会在女性身上所犯下的罪行,通过对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不难发现真正对玛丽的悲剧负有责任的是当时的社会:发展、等级思想,以及男权的伪善。对自然和女性实行双重统治的根源的探究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意义所在,从而可以看出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那么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应该就是指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来论述,就应该是达到自然与女性的和谐共存,而在《野草在歌唱》这部小说中,却恰恰充斥着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等等很多的不和谐因素。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发挥着重要作用,《野草在歌唱》是一部蕴含着深刻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研究文章能够揭示出作品的生态意识,从而更加深刻地了解作品。多丽丝・莱辛也是一位具有生态主义意识的作家。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莱辛的小说《野草在歌唱》,有助于我们在21世纪更好地理解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这种崭新的文学批评模式,从而可以更好地欣赏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创作。
参考文献:
[1]Agarwal,Bina,The Gender and Environment Debate: Lessons from India.Feminist Studies,1992.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5
一、西方现代哲学对不可译性的阐述
单继刚认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主要包括四大传统:解释学、分析哲学、解构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文基于这四大西方现代哲学传统，对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进行理论梳理。
(一)解释学与不可译性
解释学(hermeneuti cs)源自古希腊神话人物赫尔墨斯(H ermes )，他是宙斯的儿子，也是众神的信使。赫尔墨斯负责把宙斯及其他诸神的日信传达给人类。由于人和神的语言存在差异，因此，赫尔墨斯必须对神的旨意进行解释和翻译。源于此，hermeneuti cs本身就含有“释义、解释、阐释”等意思，也常被称为“阐释学”“诊释学”“解释学”“释义学”“传释学”等。
解释和翻译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在解释学的基础上，解释学翻译观也得以形成和发展。解释学翻译观的核心之一就是“翻译即解释”这一论断。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曾就解释和翻译的等同关系进行了多次论述，“每一个翻译，甚至是所谓的直译也是一种解释”，“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子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解释学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Gorge Stei ner)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和翻译面面观》( 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Translation )专门用第一章来论述“翻译即理解”这一观点。解释学把解释等同于翻译的观点确有不妥之处。阿克塞尔·布赫勒把阐释的种类细分为12种，然而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阐释都与翻译活动的目标相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翻译不能被认为是任何一种阐释活动。" [9]312霍华德·桑基( Howard }ankey)也认为，解释不应该视为翻译，解释必须和翻译区分开来，不能翻译的语言表达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解释。笔者也曾例举了和合本《圣经》( Chinese Union Version of Bible)里的一些中文译名，比如吗哪(mana)、基路伯‘Cherub)、没药(Myrrh)、中保(Mediation)等，来说明解释并不等同于翻译，能够解释的东西并不一定都能够翻译[[‑]as
此外，解释不能消饵语言间的差异，因此，解释无法避免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实际上，解释学非常重视语言间的差异性，认为正是差异使事物得以彼此区分并显得有趣甚至具有审美的魅力，而且，理解也正是开始于解释学上的差异。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认为一切解释的对象，始终是某种生命的表达，如果这一生命表达完全是陌生的，解释就根本不可能，如果这一生命表达中没有任何一点陌生的东西，解释就完全不必要。解释学的翻译观重视不同语言之间的语际翻译。伽达默尔曾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解释学这一名称的起源，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要在此处理一种语言的事件，处理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翻译，由此也要处理两种语言的关系。"而斯坦纳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和翻译的诸多方面》更是强调语言差异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而“通天塔”旧abd，又译巴别塔)一词源于《圣经·创世纪》，意为“(语言的)变乱”。语言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尤其是语言之间存在的不可通约性( i ncommensu rabi I i ty)往往会导致不可译性的发生，正如王宾所言，“只要人不升格为神，只要人类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净化为‘纯语言’，那么，‘不可译性’的难题就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顽强地展示自己的存在。"
最后，解释具有局限性，而解释的局限必然导致翻译的困顿。解释学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子神圣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柏拉图以来，诗歌被认为是天才的非自觉创作，是未曾预谋的、自动发生的和非关理性的，即一种并不按照诗人意图和自觉思考而发出的“天籁”，因此，诗歌就需要解释者来阐明诗人们的意思。因此，解释学被看作是一种有法可循、被用来探索和阐明作者在写作活动中惜然不懂的东西的理解艺术。解释学既要理解和阐释文本再现的意思，又要搞清和体悟作者的思想和意图。为了使解释学“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并“随时随地地进行(正确的)解释，从而消除误解”，解释学者提倡利用 (文本)语法”、“历史”、“成见(传统和权威)”、“心理”等主客观因素，然而，这些因素恰恰表明人的理解和解释能力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人的解释能力毕竞有限，“所有的解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实现其使命，因为所有的理解都始终是局部的，永无止境的，个别甚至是无法言喻的。"
解释的局限性也让解释学陷入循环论的深渊，因为所有解释者认为对文本意思或者作者意图的“正确”解释，都不过是解释者自己的解释而已，结果，“当我们追问真理的时候，我们必然已经陷入解释学境遇的樊篱之中。成见、传统、权威、效果历史、理解的应用结构，使得我们往往对文本意义的认识达不到一致。当理解和解释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制约而陷入困境时，解释学者视为等同关系的翻译肯定也会陷入迷失的境地。大卫·伊文斯( Davi d Evans )也曾就解释学的翻译观提出疑问，“如果我们缺乏理解，我们又如何翻译呢?如果不能翻译，我们又如何明白呢?"
(二)分析哲学与不可译
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的语言转向，英美分析哲学(Anglo- American analytic philosophy)得以孕育而生，并成为与欧洲大陆学派(Continental Schod )并驾齐驱的两大哲学流派之一。
分析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次变革，这种变革的标志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 in philosophy)，并用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语言。因此，分析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研究方法是分析，研究目标是通过分析语言来认识世界(存在)。20世纪中期以来，分析哲学家开始更加关注指称、命题、真值、言语行为、意图等问题，开始从自然语言出发，分析语言的表现形式，进而揭示语言本质及其语言所反映的世界(存在)。
哲学与翻译历来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析哲学也不例外。分析哲学代表人物马蒂尼奇认为，分析哲学的语言研究主要包括语义学、语形学和语用学，然而，一旦分析哲学把翻译纳入其研究范畴时，“众多分析哲学家，比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 n) ,罗素(Russel I )、奥斯汀(Austin),因(Qui ne)、卡维尔(Gavel I )，试图对欧洲哲学词汇进行确切解释和翻译……(但最终)却陷入文化和语言不可译的深渊。"
其实，分析哲学如果仅仅是通过研究某一门语言来研究世界(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那无可厚非，然而，语言、翻译、哲学这三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旦分析哲学把翻译也纳入其研究范畴时，语言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甚至不可通约性)，尤其是语义、语形、语用差异，必然给语际翻译带来巨大困难和挑战，不可译也就在所难免。
语义一直是分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语义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分析哲学关于语义研究也取得诸多成果，提出“指称论”“真值论”“图像论”“用途论”“行为论”等语义理论，而这些理论恰恰也证明语义的复杂性。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奎因在其著作《词与物》( Word and Obj ect)就干脆提出“语义不确定性”( i ndetermi navy of mean i ng )观点，并宣称“语义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翻译的不确定性”m。此外，不同语言之间的语义存在不对等，势必也会导致翻译困境，甚至不可译，就英汉两种语言来说，汉语中的“阴阳”“八卦”“道”、“风水”等在英语中都找不到语义完全相对等的词。
如果说语义差异导致的不可译性往往是相对的话，那么，语形差异导致的不可译性就通常是绝对的。语形包括语音和字形，它们都是人们借助语言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语音中的“双关”“头韵”“尾韵”等，以及语形中的“颠倒字面顺序而构成的词(anagram，如desperati on : a rope ends i t ) "“藏头诗(acrosti c poetry ) "“回文(Pal i ndrome，如Able wasI ere I saw Elba)”等往往只能翻译意思，而不能兼顾语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汉语中的象形字“山”和“月”，分别翻译为英语的“mountai n/hi日”和“moon ‑ ,只能译出部分意思，而语形却完全无法译出。
语言之间的语用差异也会往往导致不可译。语用研究使用中的语言，与语境和含义紧密相联，语境涉及语言交际发生的时间、地点、交际双方、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而含义除了基本的语义之外，还涉及言外之意(i mpl icature}及意图(Cintention)等因素。比如“关系”一词，美国的《侨报》和《纽约时报》都译为“Guanxi "，而不是“rel ati onshi p"，在西方媒体看来，“关系”指“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带有“拉关系、走后门”等贬义色彩，其批贬的语用含义不言而喻。
(三)解构主义与不可译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 on i sm)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它是在结构主义阵营内部并以对结构主义理论的批判和拆解开始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保罗·德曼(Paul deMan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 ,罗兰·巴特( Rdand Barthes)等。解构并不是摧毁，而是颠覆，是一种对规范化、模式化的抵制，是对中心和权威的反叛，尤其是对西方传统哲学一直倡导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的颠覆。结构主义及其逻各斯中心主义往往把意义和实在的法则视为不变之物，并将其作为思想和认识的中心，而解构主义认为，语言并不像结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透明的、清晰的，包含着明确的二元对立的稳定结构，它更像一个意义之网，无限展开，无限变化，无限循环，任何东西都不会由语言符号清楚地表现出来。
解构主义反对文本的完整性及意义的稳定性，认为文本是开放的，意义是流动、丰富的，因此，也反对传统翻译的“等值论”和“二元对立论”:译文不是原文的附属物，也不是简单忠实地对原文的复制物。因此，解构主义认为，翻译绝不是实现译文对原文忠实的再现或者复制，而是“有调节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 }"。由于翻译的调节转换，以前静态、封闭的文本变成动态、开放的，原文经过翻译转换之后，意义能够推陈出新，原文也能够实现投胎转世，并在新的语境中成长和再生。
解构主义其实解构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语言的差异性。德里达创造性地提出“异延(diff a rence)”一词，它既指差异和区分，又指延期或推迟，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一种异延行为，上帝创造意义本身，也创造了多义的名词，同时播撒了语言，使文本陷入多义解释的困境[25]4.福柯反对结构主义重语言轻话语的研究，他认为话语具有更丰富复杂的意义，而话语又与权力密切相关，权力是各种力的关系，它使话语形成系列或系统，亦或彼此独立的差距与矛盾;而罗兰·巴特更是以《作者之死》为文章名，来宣告读者的诞生以及作者的死亡，进而表明文本意义的多变性及不确定性。
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及语言的差异性，这必然给不可译埋下伏笔。德里达曾经说过:“事实上，我相信任何东西都是可译的，同时，也是不可译的。"在解构主义视角下，“不可译性不意味着译者不应该翻译，而意味着在遵守‘数量’法则下，在译文中创造原文本的多样性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在解构主义看来，任何语言和文本的意义都在延异和变化，因此是不确定的，而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解读也是无穷尽的。其次，语言之间巨大的差异性也使译文不可能穷尽原文中的多样性，德里达甚至用巴别塔来喻指翻译的矛盾性，他认为巴别塔的故事讲述了“语言混乱的起源，习语不可简约的多元性，翻译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作为不可能性的必要性”，显示了上帝“既强行翻译又禁止翻译”矛盾心态。
(四)意识形态与不可译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 p16 基因多态性 食管鳞状细胞癌 遗传易感性
食管癌和贲门癌是消化道常见肿瘤，迄今其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p16基因是细胞周期抑制基因和抑癌基因，直接参与细胞周期的调控，负调节细胞的增殖及分裂，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应用病例－对照研究探讨了p16基因c540g和c580t多态性与河北省高发区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和贲门腺癌（gastric cardiac adenocarcinoma，gca）发病风险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收集2001～2005年间在河北省磁县、涉县经内镜普查并在当地医院经组织学证实确诊的门诊或住院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escc）265例和贲门腺癌（gca）患者238例，采血前均未行化疗及放疗；对照组来自2001～2005年同一地区24名体检正常的无关个体。肿瘤患者及健康对照的性别、年龄、吸烟习惯及家族史的情况均在采血后由专人询问获得。吸烟个体定义为过去或目前吸烟≥5支/日，持续至少两年以上者。将有一名一级亲属或两名以上二级亲属患有食管癌/贲门癌/胃癌的个体定义为具有上消化道肿瘤（upper gastrointestinal cancers，ugic）家族史。仅有部分病例及对照组个体获得了吸烟情况和家族史资料。
1.2 dna 提取 抽取患者及对照静脉血5ml，以枸橼酸钠抗凝，采用miller等[1]的蛋白酶k－氯化钠盐析法提取白细胞dna。
1、2、6、7：cc基因型；3、4：cg基因型；5：gg基因型；8：pcr产物；m：100bp dna 标记
图1 p16 c540g位点（msp ⅰ酶切）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1.3 p16 c540g和c580t基因分型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方法进行p16 c540g和c580t基因型检测。扩增p16 c540g和c580t位点的上游引物序列为5'gatgtgccacacatctttgacct3'，下游引物序列为 5'ctacgaaagcggggtgggttgt3'，扩增片段为181bp。pcr反应体系为25μl，其中模板dna100ng，10 ×pcr buffer 2.5μl，mgcl2 2.0mm，taqdna聚合酶2.5u，dntps 250μm 和上、下游引物各250 nm。阴性对照用蒸馏水代替模板dna。pcr反应条件为：94℃10min预变性后，采用热启动加taqdna聚合酶，然后94℃变性45s，62℃退火45s，72℃延伸1min，35个循环后，72℃继续延伸7min。分别用10u msp i（c540g）和10u hae ⅲ(c580t)对pcr产物进行酶切，37℃水浴消化过夜。酶切产物用3%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p16 c540g c/c基因型为104bp和77bp，g/g基因型为181bp， c/g基因型为181bp、104bp和77bp，见图1。p16 c580t c/c基因型为142bp和39bp，t/t基因型为181bp，c/t基因型为181bp、142bp和39bp，见图2。
1、2：ct基因型；3、5：cc基因型；4：tt基因型；6：pcr产物；m：100bp dna 标记
图2 p16 c580t位点（haeⅲ酶切）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1.4 统计分析 病例及对照组的年龄比较采用t检验，snp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型分布比较采用χ2检验。应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统计经性别、年龄、吸烟状况和ugic家族史调整后的or值和95%可信区间。统计分析应用spss11.5软件包。采用eh软件计算病例及对照组p16 c540g和c580t的单体型频率，并采用2ld软件计算两位点间的连锁不平衡。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escc、gca患者组的性别分布、年龄、吸烟状态、家族史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p16基因c540g多态和c580t多态在对照组的基因型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χ2值分别为1.80和0.18，p均>0.05)，表明病例及对照的选择对结果没有影响。
2.2 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分布比较
2.2.1 p16基因c540g多态 escc患者组和gca患者组p16基因c540g三种基因型（c/c、c/g、g/g）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04和0.29，p值分别为0.98和0.87，表内未显示）；其等位基因分布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以c/c基因型作参照，c/g基因型及g/g基因型分别与其相比，均不能增加escc发病风险，亦不能增加gca发病风险，见表2。
2.2.2 p16基因c580t多态 与对照组相比，p16表1 escc、gca患者及健康对照的人口学特性及p16 c540g、c580t等位基因分布
a：t检验p值 表2 p16 c540g和p16 c580t基因多态性与escc、gca发病风险
组别基因型(%)or(95%ci)or(95%ci)p16 c540gc/cc/gg/g对照组204(82.9)37(15.1)5(2.0)1.0(ref.)1.0(ref.)escc组220(83.0)39(14.7)6(2.3)0.97(0.52～1.46)a1.09(0.32～3.41)bgca组193(81.1)40(16.8)5(2.1)1.23(0.79～1.83)a0.69(0.33～3.72)bp16 c580tc/cc/tt/t对照组194(78.9)48(19.5)4(1.6)1.0(ref.)1.0(ref.)escc组211(79.6)52(19.6)2(0.8)0.97(0.63～1.54)c0.45(0.08～2.51)dgca组195(81.9)37(15.6)6(2.5)0.79(0.49～1.27)c1.46(0.40～5.30)d
a、b：相对于c/c基因型，经性别、年龄、吸烟状况和ugic家族史校正的c/g基因型(a)与g/g基因型(b)的or值；c、d：相对于c/c基因型，经性别、年龄、吸烟状况和ugic家族史校正的c/t基因型(c)与t/t基因型(d)的or值表3 p16 c540g和c580t基因多态性单体型频率与escc、gca发病风险
单体型对照组escc组gca组例数(%)例数(%)or(95%ci)a例数(%)or(95%ci)a540c/580c394(80.1)428(80.8)1.0(ref.)382(80.3)1.0(ref)540c/580t51(10.4)51(9.6)0.92(0.61～1.39)44(9.2)0.89(0.58～1.36)540g/580c42(8.5)46(8.7)1.01(0.65～1.57)45(9.5)1.11(0.71～1.72)540g/580t5(1.0)5(0.9)0.92(0.26～3.20)5(1.1)1.03(0.30～3.59)
a：与540c/580c 单体型相比，其他单体型的or值基因c580t三种基因型（c/c、c/t、t/t）频率在escc患者组中和在gca患者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85和1.70，p值分别为0.66和0.43，表内未显示）； escc患者组和gca患者组等位基因分布分别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以c/c基因型作参照，c/t基因型及t/t基因型分别与其相比，均未增加escc及gca的发病风险，见表2。
2.3 单体型分析
采用eh软件对p16 c540g和c580t两位点snp进行单体型分析显示，对照组p16的540c/580c单体型最常见（80.1%），其次为540c/580t（10.4%）、540g/580t（8.5%）及540g/580t（1.0%），escc、gca组的单体型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分别为0.18和0.54，p值分别为0.98和0.91，表内未显示），见表3。采用2ld软件进行c540g和c580t两位点的连锁不平衡分析，未发现存在连锁不平衡现象(d′=0.29，p=0.45)。
3 讨论
p16基因定位于人类染色体9p21，由2个内含子及3个外显子组成。其编码的p16蛋白位于细胞核内，属于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cdk4）的负向调节因子。在细胞分裂过程中，cdk4与细胞周期素d（cyclin d）结合，其复合体参与g1s转换的调控。p16蛋白作为cdk4的抑制剂，能与cyclin d竞争性结合cdk4，而使后者失活，最终阻止细胞进入s期。p16基因因缺失、突变等导致功能缺失，则不能抑制cdk4，最终导致细胞进入恶性增殖，加速肿瘤发生。
p16基因的失活存在于大多数肿瘤中，战雪梅等[2]研究结果显示，食管癌组织中p16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为63.3%，与正常食管组织（90.9%）相比阳性表达率降低，且染色强度明显减弱，表明在食管癌组织中明显存在p16蛋白表达缺失，从蛋白质水平证明了p16基因失活与食管癌的发生有关。并且还发现与肿瘤分化程度和淋巴结转移有关，提示p16的失活对食管癌的演进及最终使瘤细胞获得转移的潜能产生重要的作用。
p16基因失活有多重机制，如点突变、纯合子缺失、高甲基化等已在多种肿瘤包括食管癌中有过报道[3]。现已在肺癌、乳腺癌、脑肿瘤、骨肿瘤、皮肤癌、膀胱癌、肾癌、卵巢癌和淋巴瘤、黑色素瘤中发现纯合子缺失以及无义、错义及移码突变。例如，hu等[4]在对56例escc的研究中发现，5例（8.9%）发生缺失，3例（5.4%）发生插入，7例（12.5%）发生点突变，表明p16基因以缺失、突变方式广泛参与各种组织的肿瘤形成。tsai等[5]在对48例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研究中发现，在11例发生p16基因缺失或突变的标本中，未检测到p16蛋白表达，表明p16基因突变与其蛋白表达有关。检测p16基因有无改变对判断患者肿瘤的易感性以及预测肿瘤的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在p16基因第三外显子的3′非编码区存在两个相连的多态性位点c540g和c580t[68]。sauroja等[9]研究表明，c540g多态与位于cdkn2b基因第1内含子的c74a多态存在连锁不平衡，并且和p53基因低表达有关。p53与p16同属抑癌基因，参与细胞增殖和分化的调控，与细胞周期、细胞增殖密切相关，其阳性表达与食管癌的分化程度呈负相关。由于c540g和c580t均和肿瘤侵袭有关，表明这两个多态性位点可能存在功能上的关联，但其机制至今尚未清楚。
本实验对p16基因c540g和c580t两个多态性位点与escc、gca易感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c540g多态c/c、c/g、g/g 基因型在河北省食管癌高发区正常人中分布频率分别为82.9%、15.1%和2.0%，c580t三种基因型（c/c、c/t、t/t）频率分别为78.9%、19.5%和1.6%，这与zheng等[6]在头颈部肿瘤中的研究结果相似，表明c540g c/c纯合型与c580t c/c纯合型在正常人群中是常见基因型。c540g /c580t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分布在escc和gca与健康对照组中均无统计学意义，进行单体型分析亦未发现escc、gca组的单体型频率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本研究是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样本量较大，且病例组与对照组在性别、年龄、吸烟史及ugic家族史上匹配，基因分型清楚，10%的样本重复吻合率达100%，并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均>0.05），结果较可靠。
本研究结果提示，p16基因c540g与c580t多态位点及单体型分布与河北省高发区escc和gca的易感性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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