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1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整体性；政治经济学；繁荣与振兴
中图分类号：F09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52-05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迄今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思想界和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近些年来，相比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繁荣，政治经济学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去经济学化”，即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专业志向及研究成果等方面呈现出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本文在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现状的基础上，揭示了“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利影响，强调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促进研究进程的深入和研究成果的推广，重振政治经济学将是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现状和表现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日渐浓厚的哲学色彩，研究成果更加靠近哲学学科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哲学家就一直处于多数席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创始人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都是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变，当时除了萨特放弃了学术生涯成为一名作家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有的幸存者……都成为专业的哲学家”。20世纪50-60年代，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高等院校之后，相关学者的学科背景也大多是哲学。如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德拉·沃尔佩，曾经以专业哲学家的身份发起了一场范围较广的哲学论战。由梅洛·庞蒂（1955）、佩里·安德森（1976）和马丁·杰伊（1984）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罗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中，专业哲学家无一例外地占据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国内学者通常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哲学、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很少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也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确实较少涉足经济学领域”，甚至“特别轻视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由于多数研究者的专业哲学家身份，必然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语言特点以及叙述方式等方面不断靠近哲学学科。翻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极易让人产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哲学流派或哲学思潮相等同的错觉。
第二，除了哲学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艺术、社会学甚至历史学等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政治经济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从4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又逐步转向文化批判领域。二战后，文化研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文化作为研究的中心议题，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忽视经济学和政治学。除了文化领域的繁荣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显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陆续落入低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得到了保留。在这一阶段的美国，生态环境、性别种族、社会阶级、全球化以及新帝国主义等社会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关注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如保罗·巴兰、安德烈·弗兰克、卡多索等人，主要以社会学为导向研究不发达问题。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关于“经济世界”的概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而《马克思主义与整体性》一书的作者马丁·杰伊，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概念，试图从整体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提供一个“历史平衡表”。他同时还强调指出，由于历史学家的思考是“非完成的、不确定的和解释性的”，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正在行进的过程”，仍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动之中。美国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了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对“阶级斗争和现代性的兴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史学研究。”作为一位非常活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布伦纳的著述颇丰，其中很多观点和主张都引起学术界的热议。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去经济学化”现象值得警惕。安德森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化倾向表示困惑，认为它“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的轨道。”。如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仍在持续，而且相比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进展，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严重滞后。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去经济学化”，认真反思个中原因，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分析
第一，20世纪西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次失败以及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是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冷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以脱离社会现实、忽视政治经济学、注重哲学等学科为突出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受到挫败后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逐渐巩固的同时，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却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惨败。一些人的失望情绪剧增，“很少有人再相信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将领导全球革命”，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放弃了改造世界的努力，转而试图去解释世界。他们“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开始退回到书斋，变成了“彬彬有礼的乡绅”和“幻想破灭、失去了政治权威、墨守成规的学究”，而且颠倒了马克思由哲学转到政治学再到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大都消失了，代之以哲学、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超出了它过去的中间水平，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高度，而且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采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
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也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纳粹势力的增强，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逃避现实问题而不得不转向纯学术的探讨。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基地，法兰克福研究所出于躲避纳粹的考虑曾出走美国。为了避免遭到政治上的报复和获得更多经济上的捐助，该研究所开始研究哲学、美学和艺术等非社会现实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期，当法兰克福研究所重新返回德国后，由于其重要成员纷纷被许以高薪或委以高位，他们的理论研究就更加失去现实批判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人以脱离现实政治活动的纯粹理论的印象，法兰克福学派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它的成员形成了一个国际性派别，他们享有终身教授职位，报酬优厚，不受市场的荼毒，受到学术机构的尊敬，但却对无产阶级日益蔑视——忘记了自己本来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事业的。”意大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迫流亡海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趋于沉寂。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马克思主义被当作异类成为打击迫害的对象，与马克思有关的课程被清除出课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被送入牢房，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有好感或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纷纷被解除教职，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再一次受到了强烈压制。
第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以及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教训，是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少创新的重要因素
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伊始，赋予自身的一个特殊历史使命就是对后者进行清算。他们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禁止对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或者持有不同意见，“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变革的任何渠道”，是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所谓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研究，却以冷落政治经济学为代价。加拿大学者阿兰·弗里曼在某种程度上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原因，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领域的异端，而对格罗斯曼和罗斯多尔斯基等人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学理论视而不见，主要原因在于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机械论马克思主义的不满。
20世纪50-60年代，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西方国家迎来了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一些痼疾不断显现，经济上的重大失误、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后果也被世人诟病，“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或者被错建）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也恢复了活力，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下降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东欧剧变，西方世界再一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有的西方学者直接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灭亡，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因为“根据苏联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原创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来评判，苏联实验应该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大规模失败。”有学者认为不仅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而且包括柬埔寨和北朝鲜等国在内的一些“实现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国家，也无一例外地都造成了“不可宽恕的后果”，因此，“以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恐怖罪行不胜枚举，这足以让任何试图在21世纪追求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人止步不前。”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处于低潮，政治经济学研究自然无法实现突破与创新。
第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以追求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有效性为导向，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化趋向明显，理论研究的短期行为限制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去经济学化”，并非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将经济学研究拒之门外，或者该领域的研究彻底中断。事实上，二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一些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巴兰为代表的“垄断停滞论”、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和以阿明为代表的“不平等交换论”等学说，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当前世界贫富分化的格局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再如，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都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积累作为研究重心，并且以制度为背景分析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变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多样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他们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还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上述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共性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即他们都以现实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提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为研究的宗旨和目标。笔者认为，与社会现实高度契合的理论研究值得提倡，但是一味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单纯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必将导致两种可能：一方面，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把是否有用作为取舍的标准，研究活动渐趋功利，研究成果也将由于缺少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而无法产生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短期看与现实关联度有所欠缺的、重大的基础性经济理论受到冷落，甚至被以过时、无用等为借口彻底放弃。其最终的结果是：因为经济学基础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实用性、有效性为原则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由于缺乏深度的理论支撑，研究进程将无法深入，研究的成果和结论也将流于肤浅。最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就是一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危机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现有的成果表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只是局限于经济危机的现象层面，研究的目标直指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和治理措施等当下难题，缺少从更深层次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产生和传导机制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尚不能与马克思的原创性贡献相提并论。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负面效应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受到破坏，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受到制约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国外有些学者从代表更多人立场的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国内学者大多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等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宗旨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性，谋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笔者依据国内学者关于整体性内涵的第一种理解，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整体性的观点出发，认为既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学说共同构成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这些组成部分理应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彼此均衡、共同繁荣的平等关系共存于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如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来发展和建设，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背道而驰。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局限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而表现出来的“去经济学化”倾向，一方面，导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枯燥的文字、晦涩的语言、似是而非的表述、模棱两可的观点见长，已经沦落为一种自说自话、自我封闭、自娱自乐的小众游戏，“西方理论家中的论争充满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面向普通人，而是面向其他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小圈子”。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实现普及和让更多的人了解，面临着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宿命；另一方面，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缺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们“对于现代社会，只能用落后于时代的阶级斗争法来阐述”，而这又加剧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解甚至反感情绪，从而为反对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论”、“错误论”、“放弃论”等主张提供口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内部的这种自我瓦解行为，不仅导致理论自身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更进一步限制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生断裂。不同观点和学说的沟通与交流日益困难，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向更广范围的传播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改造马克思的一些名词术语和基本原理，而完全忽略或损害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试图用“经济剩余”的概念代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罗默，对马克思的剥削范畴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剥削被泛化为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的不平等状态，马克思着重强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这一本质特征不复存在。根据罗默的术语改造，剥削现象也将出现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遭受致命打击。在改造《资本论》一些基本概念术语的基础上，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理论学说，如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用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体系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用消费不足或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从而放弃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结论。
西方学者改造《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及基本原理的尝试，实质上陷入了文字游戏的怪圈。经过这些学者的改造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演变成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名词术语，或者若干空洞无物极富辩护性的理论口号，完全没有顾及这些概念和原理的内在逻辑关联，经济学研究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再加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动态分析与均衡分析等多元方法论的对立与冲突，影响了不同观点的沟通和交流。这一切直接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今都无法建立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密、体系完整、观点明确、结论一致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体系性特征恰恰是经济学持久魅力的重要源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研究现状，既无法超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又不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占得应有的席位，并获得更广泛的推广。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2
Abstract: The teaching research is the teaching establishment and the reform important bas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search, this article published to the recent years Chinese periodical studies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the literature to carry on the induction and the analysis,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s method pattern, the key difficulty, the question countermeasure carried on the summary.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proposed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research enlightenment.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 教学 文献综述
key word: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literature summarizes
作者简介：周闻峥（1981- ），女，湖北武汉人，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学学科教学论。
西方经济学是我国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类其他专业课的基础，各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大都开设了该门课程且安排课时较多。为了完善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诸方面，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创新，但是目前关于此的文献分析在我国还非常之少。笔者旨在各位专家学者研究基础上，对近年来我国中文期刊刊发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文献资料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研究目前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热点及趋势，并以此进行思考获得启示，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和过程
1.1 研究方法
笔者拟用内容分析法主要为研究方法，采用抽样的方式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进行抽样，对在中文期刊刊发筛选出来的文献进行较为客观细致的分析，将非定量的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最后运用EXCEL等软件的进行数据汇总和分析，从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从内容上进行横向比较。
1.2 样本资料来源
本研究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标准检索，以输入检索范围控制条件中发表时间“具体时间从2001-1-1到2010-12-31”，输入目标文献内容特征中“主题”为检索项、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文献检索出来后，通过初步的内容分析进行筛选，把不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核心的期刊文献进行删除，共抽的有效样本200篇（政府宣传、新闻广告、编者按及由于名称造成的不相关文献等除外），其时间跨度为10年。
二、研究分析和结果
2.1 样本统计分析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近年来我国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研究文章在国内中文期刊上的发行数量呈上升态势。依据对样本文章的统计，可以看到中文期刊上的文献数每年上升，2007年的文献数有一个量的飞跃，文献集中于2007年到2010年，详细情况见表一。
文献的主要内容涉及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方针、方法模式、重点难点、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几个方面。依据对样本文献的统计，可以看到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教学方法模式、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大量的文献集中于对教学方法模式的研究上，教学问题对策和改革创新的研究文献数量近两年上升很快，详细情况见表二。
2.2 研究内容分析
笔者对样本文献进行了阅读、筛选、分析、归纳，试图从文献研究的内容进行梳理，综述如下：
2.2.1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模式研究
西方经济学具有概念多、理论多、流派多、图形表格多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学者们对教学的方法模式进行了大量探讨和研究，是目前研究热点之一。
梁静溪（2002）提出：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应借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成功经验和先进成果，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推行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在教学中重视过程学习，尝试游戏教学方法，开展个人演讲、讲演评价等活动。刘黎清（2007）认为应改变目前传统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模式,融入研究性教学理念。其将讲授式、讨论式、反馈式、启发式、探究式等各种教学模式进行融合归纳，提出了几种可以单独采用,也可以联合采用的有效的教学模式――演示+讲授模式、演示+讲授+测试精讲模式、提问+讨论+评价模式和案例教学+小论文+评价模式，从而实现有效的课堂教学。
2.2.2 西方经济学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难点作出了分析。
王铁（2005）分析了如何引导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所学知识，正确理解和分析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这个教学难点，认为在教学中应：增强学生在日常生活消费和个人职业生涯设计中的理性意识；有机介绍学术前沿有关问题，深化与相关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等。
文岚（2006）提出西方经济学学习过程是人文资源养成的过程，应从大学教师、学生、环境的有机结合来实现。王洋和苏兴强(2006)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思想和技术的学习应该完美地结合起来,不可厚此薄彼。王蓉和田延(2004)介绍了商业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密切相关性，系统论证了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彰显商业伦理的现实意义，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全面阐述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课程,在教学目标的定位中必须强化商业伦理和科学技能培养并重的原则。
2.2.3西方经济学教学问题对策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与逻辑性、内容的广泛性与系统性，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相当的难度，同时使教学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为了提高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曾令秋和杜伟（2002）认为要使学生能学以致用，应着重解决“三个问题”，要使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知道是什么，还必须让学生了解为什么，进而在此基础上得给学生进一步分析怎么样；在教学中要注重“四个分清”，即分清庸俗经济理论与其具体分析方法的界限、生产关系的理论与生产力理论的界限、生产力理论本身的是非界限、西方经济学中主张所需条件与我国是否具备这些条件的界限。韩正清（2010)提出了一些在教学中操作性较强的方法，认为应从调整西方经济学教学计划、改革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入手，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工具轻思想、重讲授轻启发、重知识轻能力和重课内轻课外的问题。
三、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各位专家和学者应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在研究的广度上和深度上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分析总结出能为一线教师教学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指南，并探索出一套即涵盖西方经济学核心思想理念、又符合我国具体国情能为我国经济社会服务的教学内容，和使学生充分理解、掌握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教学模式，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的经济学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丁堡骏.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指导[J].当代经济研究,2006,(1):54
[2]徐则荣.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研讨会综述[J].当代经济研究,2007,(7):70
[3]梁静溪.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2,(6):79
[4]王铁.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强化应用能力的培养[J].商场现代化,2005,(29):365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3
1西方经济学内容体系中的价值观因素分析
尽管西方经济学乃是一门研究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科学，尽管西方经济学由于对“实证主义”的过份强调而逐渐地“靠近”了自然科学和有意无意地避免沾上“伦理道德及价值判断”的色彩，尽管实证化取向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主流经济学要把经济学变成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的倾向，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以至于其根本无法像自然科学的研究那样做到真正的“客观和价值中立”(原因在于：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现象均是在不容忽视的社会政治背景中的自身呈现，因而其事实上根本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可控实验”来有效地检验自己所做出的结论)，因而不管西方经济学家们愿意与否，经济学与自然科学这样的“硬科学”之间始终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既然如此，实现经济学的完全实证化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而恰恰是这种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实现完全实证化的态势，事实上也就完全隔断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同属“硬科学”的纽带。不仅如此，为了与科学攀亲，经济学对“实证主义和实证化”的过份关注，最终还无形中将经济学引向了一个倾向于完全封闭的自足的知识体系的“死胡同”。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一再标榜：除了与数学的关系外，经济学与伦理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也恰恰是这种过度重视数学分析技术的行为取向，又“使经济学离它特定的研究目标越来越远，甚至，一些研究者完全丧失了他们研究经济学的目标，最终使研究越来越学究式的去追求普适性和抽象性”。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数学作为一种提示器，它只是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在具有说服力的文字讨论中漏掉的逻辑关系”；作为一种理性形式，数学本身并不能确保其所考虑∞实质性理性是否是科学和正确的。
其实，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影响，企图将经济学的研究完全脱离或者是凌驾于伦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之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很难找到现实基础。换句话来说，在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中完全脱离价值判断和伦理色彩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此，连主张“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学的确涉及价值判断。首先，没有任何目标是被真正充分地限定的，而只是部分地反映在它们的结果中。其次，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我们的全部价值观；进一步讲，经济学家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也是人，因此，他们的价值观无疑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口事实上也正是有鉴于此，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在其《经济哲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从来就没有摆脱过价值判断而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相反，它时常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辩护而出现在经济学当中。
尽管在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中包含着不少的伦理因素及价值观色彩已逐渐成了一种共识，尽管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相关其内容体系中是否涉及伦理道德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如此多的清醒认识和争论却很少在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和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重视。尽管我们也并不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材编写和教学过程中我们的许多学者对其中的价值观内容也曾进行过相当细致的批评与剖析，然而由于这些批评大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而较少基于伦理道德的框架，因而对西方经济学内容体系和分析框架的辩证剖析和批评既显苍白，也谈不上多少说服力与实际成效。还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国内大量引进、翻译了不少国外有影响的经济学教材与学术著作(有许多还是指定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这一点尽管对繁荣我国的经济学学术氛围和方便对国外经济学研究动态的学习及了解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这部分“批发式”引进的教材与文献甚至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都没有，以至于其不仅难以使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且也更难以在学习西方经济学合理内核的同时实施对学生的正确的价值观引导。
当然，我们今天讲授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授给学生比较完整的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而非仅仅为了批评和全盘地否认它。尽管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西方经济学中含有价值观因素已成了不争之事实，然而，现阶段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如果仍把培养目标定位于批评为主，那么这不仅是对西方经济学本身所拥有的科学内容与分析框架的刻意否认，不仅会引起学生对开设该门课程的怀疑，而且也不可能达到对学生进行有效的伦理道德建设之目标。事实上也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在教给学生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更应告诉学生西方经济学在哪些方面含有它赖以产生的那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以及为什么经济学并非一种能超脱制度和政治的纯科学。
2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价值观探讨的联姻：动因简析
由于受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影响，相当多的学者在研究中日益发现：企图将经济学的研究完全脱离或者是凌驾于伦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之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很难找到现实基础。事实上，2O世纪60年代以来，出于如下几方面原因的影响，经济学在研究与实践活动中开始重视对其中的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价值观因素的探讨，并进而有意无意地在经济学研究与价值观探讨这两者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首先，全球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败德行为的愈演愈烈已使人们日益认识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活动如果离开了对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观因素的重视，不仅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活动会失去意义，而且势必还会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硬伤”。事实也的确如此。实践中一些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置污染环境、销售不合格产品等直接或间接损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的行为于度外，还有一些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频繁地卷入非法政治捐款、非法股票交易、行贿受贿、相互窃取商业机密等丑闻中；这些行为之所以会频频发生，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观的缺失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其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引发了不少的道德标准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发展一方面使“美国的法律与限制跟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律限制一样，变得愈来愈缺少约束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如何协调与东道国的道德标准差异问题益发显得重要。“环境殖民主义”有可能会造成相对落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严重受损。
最后，过度经济化现象的出现也开始迫使人们对经济理论研究取向和经济实践活动取向进行深刻的辩证反思。由于受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现象的影响，整个社会包括教育、文化、卫生、家庭等诸多领域的活动均自觉与不自觉地融入了太多的经济与利润成分，以至于整个社会、甚至是许多人的经济收益的确得到了提高，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却受到了严重打击。显然，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如果再不考虑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观因素的影响，就不仅会走进“死胡同”，而且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态势也有可能受到重挫。这一点也恰似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那样：经济学与伦理学的隔阂对两者而言均是一个损失，尤其是对经济学解释力的打击更大。因为形式世界的确是由哈姆雷特、麦克自、李尔王和奥塞罗等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冰凉的理性的世界，各种非理性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在现实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既然经济学的贫困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因此．阿马蒂亚·森一再呼吁：经济学只有“通过更多、更明确的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才能变得更有说服力”。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价值观探讨这两者闯开始在实践中握手联姻。
就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而言，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价值观探讨这两者间已开始在实践中握手联姻，再加之受特定的教学对象特征的影响，因而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重视对教学对象的价值观的引导照样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目前我国高校的课程体系中，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一般被安排在大学的一二年级阶段进行。由于大一、大二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自身价值观的形成时期，他们不仅自己的人生价缸观没有明确，而且因受自身的成长道路与周边环境的影响，他们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思想倾向仍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教学过程中如果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相关内容(利益最大化原则等)和分析方法(如理性经济人假说等)不加以辩证的剖析，学生就极有可能会在自己的价值观上产生混乱(如由于分不清经济人假设的性质而直接地把此类假设当作现实中的人性评判标准，同时，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往往也把经济利益关系当成丫行动的向导)，严重的甚至还有可能在思想与行动上误人歧途。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重视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无疑是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3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进行价值观引导的对策选择
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体系与研究方法中已包含了不少的伦理价值观因素，由于实践中的有违伦理价值观取向的经济行为尚不少，由于学生的心理与价值观不仅正值形成阶段，而且又极易受到现实中的许多不利于伦理道德形成的行为及观念的影响，因而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重视对伦理价值观因素的引导与培养，已具有了相当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其实，考虑到经济学本身所包含的伦理价值因素及其易于对学生的价值观造成影响这一事实，目前连西方的不少高校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也开始重视对学生的伦理思想教育。以美国为例，为了加强对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美国就并非另外单独开设企业伦理学或者是伦理学之类的课程，而是在经济学等课程(经济学、会计学、金融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的相关内容及教学中融入伦理学的内容，“并由核心课程的教师来进行讲授”；应该说美国的这种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4
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是看什么样的经济理论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同志曾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那么，究竟是什么理论解决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呢？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26年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纵观历史，直面现实，按照实践第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就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学”就是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西学”就是西方经济学。
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统领中国经济学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一些人眼里不时兴、不管用了，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只是一个学派。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存在着两种误解：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语言；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和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这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科学体系，是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的著作是奠基之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原创价值。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它还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系列思想。马克思主义并非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不能说“句句是真理”，不能搞本本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会改变，但它的精髓则是必须坚持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就是坚持它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最高层次的概括，也适用于中国经济学。当然，还包括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等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变，剩余价值理论就仍然是一把揭示资本主义奥秘的钥匙。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等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这些原理对其进行研究，现在还在继续研究，已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当然包含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基因，但主要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
现在的关键是中国经济学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明确，指导思想只能一元化，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论。只有保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才能把握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之类理论的误导，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基本内容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不是别国的经济问题。离开了这个主题，就不能称其为中国经济学。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非常特殊。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内容十分丰厚。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规律性的东西已经昭示得比较充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已经形成。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就连外国人都十分重视，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加以深入研究呢？
有的学者主张用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发展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实践证明，照搬任何模式都是不成功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论，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著作都没有阐述过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能够结合和怎样结合的问题。研究学问首先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仅仅借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最本质的东西它们没有。比如，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这在西方是不可能有的，但在我们这里却运用得日臻成熟，其中就有特殊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西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成果，值得我们借鉴。然而，发展中国家为数众多，情况迥异，中国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事实证明，靠外国人研究本国的问题，很难抓住要害。因此，西方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不可能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有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既不感兴趣，更没有进行过认真系统的研究，只是盲从地认定只有外国人那套令人费解的东西才算是真正的学问。这使我们联想起当年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候，有人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然而，恰恰是这个“土生土长”的理论，使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改革开放之初，不是也有人说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不是理论，没什么学头吗？然而，正是邓小平理论把中国引向了富强。邓小平同志的话很精彩：“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旨在揭示经济发展规律，并非用玄奥的东西吓唬人。现在的问题仍在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我们更应当坚定信心，明确方向。
善于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5
关键词：中西方经济学；文化与经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关系
经济学虽然是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种，但是其研究的具体方向也可以说属于科学领域，因此经济学领域研究富有科学性，科学领域的研究有时间的推移和发展，根据对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其发展过程也有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领域如今属于一项科学，因为其研究过程秉承着公平、公开、公正，拥有一定的客观性，没有人文主义色彩.在早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十分单一，而且，其研究方式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研究，并没有和其他领域有所关联，因此也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处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延伸到如今的中西方经济发展，中西方虽然在文化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针对主流的经济发展趋势仍然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一、关于中西方经济发展的背景
（一）西方经济发展背景
其实在本质上，中国的经济学领域中有西方经济学的影子。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两种经济形式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西方经济学自发展到今天已经经过了200多年，其经济形式的创造经过了很长的研究过程。在最开始，研究者执着于如何利用经济学创造财富，于是在西方创造了早期的流通领域，并且科学家也承认了经济与财富的某种联系，这一思想在西方的传递比在东方传递的更久远。在这一阶段代表科学家首次以重商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慢慢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进行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在该阶段出现了所谓的真正经济学，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思想。起初亚当提出了国富论，提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把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进而丰富了经济学思想，使之处于一个自由的状态，但是这种经济学思想比较禁锢：希望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的发展。亚当之后，西方经济学主要属于古典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即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价值由劳动决定。但是在此基础上，该时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反对思想，提出了所谓的边际效应，认为价值来源于消费者，所谓的经济也必须有一个标准，这种潮流称为边际革命，于是出现了一定的思想误区，关于价值和经济的关系也出现了混乱。之后阿尔弗雷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在他的观点中，将边际效应和生产成本论结合，对主观的价值论和客观的价值论做了个折中，古典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迅速，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停滞不前的大问题，问题一度没有解决，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出现了很明显的边缘效应即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在这个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经济学说派，并且分别提出了对眼前危机的看法，后公共选择学派胜出，提出理论观点公共选择的主体是公共选择者的行为研究。以上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领域发展至今的一个发展背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经济学理论基础，如今的西方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领域已经注入了很多创新方法和手段，丰富了经济学领域的相关发展，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连带其他领域文化形式有所发展，为西方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少的帮助。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指导思想，以中国的文化背景为基础开展的经济发展研究。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1996年，中国进行了利率降低，这一举动明显的刺激了股市，减轻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中央财政的负担，除此之外对其他方面都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带来明显的效果。中国的经济领域所存在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1997年香港的回归和中共15大以来，中国经济直面的政治事件有很多，但是如今经济领域的动态已经没有前几年那样丰富，从1996年经济周期标志开始，1997年经济领域被拓宽，经济领域和政治事件被捆绑在一起，经济形式主要以宏观经济为主，政治事件会影响经济领域的发展形式。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结构转换，不可能通过扩大货币发行继续刺激经济发展，所以预计在未来三年，中国主要的经济形式应该不会有所改变。如今的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逐渐达到了小康时代，90年代以来农业的发展非常平稳，粮食及其制品大幅度的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并进一步控制了物价的走势。1996年粮食收成非常平稳，粮价也属于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也是物价一直波动不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之后农民已经倾向于土地的兼并，这改善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增加了粮食的进出口空间，丰富了经济领域的发展渠道，提高了生产速度。还有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1992年的重工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点。如今没有特别明显的经济发展点，所以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比较平缓的一个状态，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需要继续抓紧农业和基本设施建设，并且需要通过住宅、汽车、通讯、旅游等产业的带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增加经济领域新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属于宏观经济，大方向上需要很多的领域共同发展才能够促进其经济形式的多样化。
二、中西方经济的异同点
中西方主要的差异是文化差异，但是相应的中西方的文化和经济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的文化倾向于多方向上的发展，并且经济发展需要有一个跟随的方向，比较明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一个的时间点，每一个时间点的代表事件不同，涉及的领域和方向也不同，但是共同点是都与经济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两者从本质上有一定的区别，微观经济讲究从经济学每个小单位入手，而宏观经济则考虑的是整体国民经济，需要考虑的是一个整体控制的过程，可以说是过程决定结果的一种经济形式。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简单来说是从微观经济发展到宏观经济。中国经济通常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吸取国际上的经验、以国际事例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总结分析本国经济形式上的漏洞和弊端，整体来看，中方经济不仅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样也有中国自身的经济文化传承，中西方相同点都存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而且都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其宏观经济学都是经济领域中相对重要的形式。主要区别，西方经济学缺乏统一的方法论，而中国的经济学则有统一的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没有共同的前提假设，也没有方法论作为指导，所以西方经济学现状是微观经济上鲜有分歧，而对于宏观经济学来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示，有不同方向上的分歧存在，却没有一个主流的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周围领域也没有可以作为参考的方向。其次，西方经济学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以这一个问题作为改进源头，以其作为假设，假设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却忽视了影响因素，极大的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创新与进步，使其缺少面对不同影响因素的一种控制措施，经济发展缺少完整性和实践性。另外，西方经济学经常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矛盾，还有经济学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矛盾，一旦优化这方向上问题对于相关的方向又会存在新的问题，甚至是两者都存在的问题不能统一化解就存在了矛盾。
三、结语
如今，世界经济发展逐步趋近于统一化，中西方文化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经济上的发展是相互借鉴的，中国的经济属于政治经济型，但是对于西方经济的多元化模式仍然可以学习；同样，西方经济可以借鉴中国经济的传统形式，解决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还有宏观经济学上的问题，促进中西方经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6
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著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著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著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著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著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著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著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著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共分为7章19节。
第1章的内容是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第2章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第3章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第4章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第5章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第6章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如中西方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迥异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国有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善论”导致社会理念中不相信制度的约束，倾向于相信德治和人治，而西方国家基于基督教“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提倡法律高于政治，相信“宪政制度”以及中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目标等。第7章为结语，总结了全书的研究路径，指出了理论创新之处，并总结出17个主要学术观点。
四、评价
作者从六个方面对中西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
本书丰富了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比较财政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实践应用的角度上来讲，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深层次的话题，即中西方财政的理论及现实中存在的趋同与差异。特别是在揭示中西方财政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差异性根源的时候，作者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狭小空间，而是立足于更为宽泛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详细展开并深入探讨。这是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当然，科学研究没有终点，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也远未到达理想的彼岸，而且，真正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某项研究往下深入一个层次，遇到的困难或挑战肯定不止增加1倍。书中还有许多未能详细展开和深入探讨的地方，例如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能够在满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的前提上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各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最佳比重到底为何，能否分析出一个极具参考和调整价值的具体数值。再如西方各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来说是否真具有借鉴的可能，能否开辟更全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及其合理取值的问题。最后，西方国家较为健全的财政运行机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将西方国家构建财政运行机制的经验本土化，并真正把各项完善财政运行机制的措施落到实处。另外，本书开展的是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在很多经济指标和数据上国内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或者是国内统计数据的匮乏和粗化，以至没能做出技术性更强、更具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子基.比较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2]武彦民.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3]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4]r.a.musgrave.fiscal systems[m].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5]武彦民.公共财政论的理论缺陷[j].财经问题研究，2001，(1).
[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7]姚先国，罗卫东.比较经济体制分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8]贾康.转轨时代的执著探索——贾康财经文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9]姜维壮.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依法理财——兼论对西方国家财政监督管理机制的研究与借鉴[j].财政监督，2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