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心理概念范文1
数学概念教学是学生掌握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核心，新课程标准下的教材，对概念的描述、概括不再特别注重其表达形式，注重新课程标准强调的要“关注概念的实际背景与形成过程，帮助学生克服机械记忆的学习方式”。因此在数学概念的教学过程中既要在研究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有意义的、探究的、情境的教学，更应在概念课的练习中注重应用数学概念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正、反实例，变式等，让学生进行分析、比较、鉴别邻近概念，甚至在概念的运用中让学生产生思考从而进一步强化对概念的理解和掌握。下面就以《认识众数》一课的练习为例谈谈如何让概念课的练习可用、可辨、可思：
第一层次：基础练习，让概念可用
1.谈话：生活中很多地方用到了众数吗？出示：六（1）班3名同学竞选班长，以下是他们的得票情况表：
教师提问：如果你是601班的班主任，班长应该是谁是呢？为什么？
生1：我认为应该选刘晓做班长，因为她的票数最多。
师：在这样的情境中，众数是谁？
生1：我认为20是众数。
生2：我觉得刘晓是众数，20表示着个众数出现了20次。
师：你觉得谁说的有道理呢？谈谈你的想法。
生1：我觉得XX说的有道理，众数是指在 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数，在唱票过程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刘晓这个名字，所以这个情境里刘晓是众数，20则代表刘晓的名字出现了20次，表示众数出现的次数。
2.指导完成练一练第2题。 出示书上：
（1）如果你是这家鞋店的经理，你会怎样进货？为什么？
（2）众数是谁，出现几次？
3.你会举一些生活中出现的众数吗？
数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数学练习的设计一定要充分考虑数学发展进程中人类的活动轨迹，贴近学生熟悉的现实生活，不断沟通生活中的数学与教材的联系，使生活和数学融为一体。这样的数学练习才能有益于学生理解数学、热爱数学，让数学成为学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联系生活实际进行练习设计，可展现数学的应用价值，让学生体会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数学就在自己身旁，从自己身边的情景中可以看到数学问题，运用数学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层次：比较练习，让概念可辨
1.出示：两组同学一次投飞镖练习的成绩（单位：环）：
甲：6 10 6 7 6 5 6 6（平均数：6.5 众数：6）
乙：8 6 7 6 7 6 8 4 （平均数：6.5 众数：6）
引导讨论：（1）两组数据的平均数和众数。选一组提问：平均数表示什么，众数表示什么？
（2）甲用哪个数表示他的投篮成绩比较合理？乙呢？
2.小结：看来选择众数还是平均数来做统计量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
3.下面生活中的三种情况，你认为选择选择哪个来做统计量比较合适？
①本班期末考试成绩。
②面包店店主最关心哪种面包销售量最好。
③表示同学们最喜欢的动画片。
心理学告诉我们，前面学习的知识影响后面知识的学习，这是前摄抑制；后面学习的知识对前面学习的知识反过来干扰、排斥，这是后摄抑制。教学中由于前后摄抑制互相干扰，往往直接影响学习成效。另外以前学习过的加强信息在大脑中留下的深刻印象，在遇到与强信息相似的新信息时，原有的强信息痕迹便被激活，干扰正常的思维活动。如：25×4=100是一个强信息，很多学生在计算24×5时受到干扰而产生错误。因此比较辨别题的设计在概念教学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题型往往有着递进、并列、逆反等某种关系，这些关系使得题组产生了许多特有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很好地把握这些数学题组的组合功能，指导学生重点关注和比较题组中各道题之间的异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概念的形成。
第三层次：探索练习，让概念可思
1.谈话：有时，众数的出现是有原因的，这是五年级一次数学调研测试的成绩，如下表（单位：分）。
2.仔细观察这次测验成绩，说说发现了什么。
3.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95分，而99、98、97、96都没有呢？
老师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原因，于是就去调阅试卷，发现有一道操作题大家都不太明白题意，许多同学都在这里被扣了5分，所以众数的出现有时是有原因的。分析众数出现的原因，对老师以后的教学会有帮助。
4.谈话：到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送大家一首打油诗让大家轻松轻松：出示：张姓一家一千万，其余九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
（1）你知道讽刺了什么现象吗？
（2）这里用平均数表示十户人家的生活状态合理吗？为什么？
（3）你认为用哪个统计量来表示十户人家的生活状态比较合理？为什么？谁是众数？出现了多少次？
5.请同学们用数学的眼光去身边找一找，有哪些地方用平用众数来表示统计量比较合理呢？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知识加以运用，使学生感到知识是一种使人变得崇高起来的力量，这是兴趣的重要来源。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收集到的问题运用已学的知识解决它，就不再是单纯背诵和记忆书本上现成的知识，而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了，通过问题的解决，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并且在此过程中学到了数学的思想和方法，也提高了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因此第三个层次中深化应用，引导学生在应用概念的基础上探究成因，让学生有了对所学内容的整体把握，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数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让学生成为知识的实践者，体验数学在现实中的价值，并逐步成为一个知识的实践者。通过本题的练习，学生内在的学习兴趣一定会得到激发，这里学生的学习兴趣已不仅是靠外在形式的激发，而是靠学习内容的适当“拓展”来激励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学生在“跳一跳摘到果子吃”后产生了强烈的学习探究欲。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2
关键词：群众体育；社会体育；民生体育；词源；概念；关系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808(2012)02-0016-06
当20世纪80年代我国专家、学者们围绕体育概念展开一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大讨论告一段落之后，随着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社会体育有了较为准确的法律界定，社会体育一词开始频频见诸于报刊，《体育法》中几乎都使用社会体育，很少提到群众体育一词。与此同时，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群众体育一词似乎也不甘示弱，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十一五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规划”中也频繁出现，几乎与社会体育齐头并进，似乎在向全世界声明：“我们之间是大有区别的”。于是，在体育概念大讨论之后，我国又掀起了一股有关群众体育、社会体育等概念探讨的热潮。进入21世纪后，在群众体育与社会体育的之间关系还处于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民生体育”概念在北京奥运前后又迅速闯入人们的视野，颇有驻足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趋势。所以，进一步梳理群众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的关系，对于今后更好的理解和认识二者与“民生体育”等概念的关系，对于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无疑是必要的。文章的主旨在通过对以上三个概念的多种定义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及逻辑分析，指出它们的区别，又从不同的视角，找出它们互相间的联系。
1群众体育、社会体育与民生体育词源的辨析
1.1群众体育
“群众体育”一词最早出现在1929年，张汇兰在《女子体育普及之我见》一文曾提出：“提倡群众体育，反对牺牲群众、专注重选手运动的体育。”[1]但从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体育法》[2]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文规定：“提倡国民体育”，可以看出“群众体育”一词仍然没得到广泛的应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内外交困的历史时期，为了摘掉因百来年来的羸弱而被扣上的“东亚病夫”帽子，“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建设祖国”成为当时体育工作的主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群众的体育运动。1952年10月，主席向全国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我国宪法中也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体育，增强人民体质”。20世纪50年代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建国初期，我国对体育一词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缺乏科学的定义，基本处于表象化的感性认识阶段。而对于群众中正兴起的体育运动，更也找不到准确的词汇来表述。通过查阅相关我国体育史料发现，群众体育运动的这一名词是先经历从“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到“群众体育运动”再到“群众体育”的演变。这种称谓演变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为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而进行政治整合的一种需要。
1.2社会体育
据文献调查显示，“社会体育”一词源于日本，而我国最早在1918年召开的第4届全国体育会联合会会议提案《推广体育计划案》中提到“社会体育”一词，提案提出：“社会体育者，指学校、军队以外一般社会之运动而言。期以锻炼身心，养成坚实之国民也”。即我国北洋政府时期使用了“社会体育”一词[3]。而后就一直很少提到，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体育才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标志着它在我国逐渐被启用，90年代中期，社会体育在各种新闻媒体中的使用一度出现井喷现象，除了出现在一般性新闻媒体报道外，还出现了以其称谓的机构建制——社会体育处和以其称谓的学科方向——社会体育专业。从1993年12月4日，国家体委了《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到1995年6月20日，国务院在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提到了“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加强社会体育骨干队伍建设”，再到同年10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并对“社会体育”作了专门的规定与注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4]。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了，中国的“老百姓体育”将迈入社会体育时代。
1.3民生体育
“民生”一词源于《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其中民生即百姓的生计。然而国人对“民生”一词的最为深刻理解源于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中提出的“民生主义”，1924年，孙先生在民生主义中具体阐述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5]。
而现代《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进入21世纪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政府开始关注国内的民生问题，随着弱势群体参加体育的保障、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退役运动员的就业以及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等问题日益凸显，体育领域内的民生问题的也越来越受关注，“民生体育”一词也应运而生。民生与体育结合在一起的“民生体育”一词最早则是在陈小林的《民生体育论》一文中出现。随后主席在北京奥运会表彰大会上提到体育内的民生问题，要求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服务。紧接着十七大也指出要加快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把作为民生问题之一群众体育作为重点，加强投入到公共体育事业，让它体现以人为本，在促进和彰显社会和谐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时机的成熟，体育界人士和体育总局官员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相继提及民生体育，并把体育视为民生，要求大力解决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此同时“民生体育”一词开始频繁见于报端，而关于“民生体育”的研究也蜂拥而至。
2群众体育、社会体育与民生体育概念的逻辑学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学术界对群众体育、社会体育、民生体育概念的区分非常模糊，与它们相关的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军事体育之间属种关系也论而不清，以致造成概念不准确。以下是对他们之间关系的逻辑学分析。
2.1群众体育、社会体育以及民生体育概念的的纵向比较分析
概念是对某一事物本质认识的高度概括。同时概念又有内涵与外延，他们会随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在逐步深入，因此关于群众体育、社会体育、民生体育的概念也随人们认识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
对群众体育概念的几种定义进行纵向比较可以看出，定义基本雷同。属概念都是“体育活动”，种差稍微有点不一样，但都离不开“以健身、健美、医疗、消遣、娱乐与社交等为目的”，总体呈不断完善的趋势。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认为我国体育整体是由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两部分构成的，群众体育[6]的外延还包括学校体育、军队体育等。当前我国政府的重大文件中也是这样划分，学校体育的基本特征：“……通过多种组织形式所进行的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这与群众体育[7]中的“余暇时间自愿参加的”以及“群众体育[6]固有特性：时间的业余性、项目的随意性……”相矛盾。军队体育与这些群众体育概念也有矛盾。军队体育的特征中“实施过程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与群众体育[7]固有的“自愿性”特征矛盾更加突出[8]。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些群众体育概念的内三者概念的横向比较发现，从属概念看，群众体育与民生体育的属概念皆为“体育活动”，由此可以认为，两个概念的定义从总体上没有把群众体育与民生体育完全区别开，没有确定两个概念的各自不同的本质，但社会体育的属概念——“身体锻炼活动”与“体育涵和外延也出现了矛盾。
通过对社会体育概念的三种定义比较分析发现，属概念有的是“群众性体育活动”，有的是“身体锻炼活动”；种差也有一些差异，但总体都含有“健身”的目的。同时分析发现，不同版本的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还存在一些矛盾。第一、社会体育亦就是群众体育、大众体育。这种概念分析与以上群众体育概念中所犯的逻辑错误大致一样。第二、体育分为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三个部分的三元体育观与社会体育[9]中“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军事体育构成我国体育”相矛盾。至于军事体育与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之间的关系，在《体育法》中却无法考证，如果按照社会体育[10]的观点，把它划为社会体育下的一个种概念，那么《体育法》第十条“社会体育活动应当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与社会体育概念[11]中“活动时间的业余性”跟军事体育的特征中“实施过程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相矛盾。
而对民生体育概念三种定义比较分析发现，属概念也有两种，第一种指“体育”[12]；第二种是指“体育活动[5,13]”。种差更是五花八门，没有一个统一说法。但总体来讲，学术界是分别从广义、狭义以及人文等多维视角对“民生体育”的概念进行阐释，“民生体育”外延不变都指向全体公民，它既包含了狭义的群众体育，也包含了学校的青少年、部队，民生体育还特别指向弱势群体，关注弱势群体体育。但三种观点在内涵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总体呈现不断深入、发展、完善的趋势。
2.2群众体育、社会体育以及民生体育概念的横向比较分析
通过对表1中群众体育、社会体育以及民生体育活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所以，社会体育概念与其他两个概念在本质上的有一定区别；从种差上看，群众体育与民生体育二者完全不同，这也真正从内涵区分了两概念的不同点。所以，从逻辑上看，三者是三种不同的概念。
由此看来，我国学术界一些专家、学者们对群众体育、社会体育以及民生体育概念分歧较大，在给他们下定义的过程中，大部分没能真正把握住概念的本质与本质属性，而违反了矛盾律；同时在群众体育和社会体育概念外延上不同的理解，又造成了大家在这概念的使用过程经常违反同一律；虽然大家对各种民生体育概念的外延能达成一致看法，但对内涵理解却有差异。因此，从学术研究视角来说，这三个概念由于外延模糊且不一致，内涵也不尽相同，属于三种不同概念，不存在互相之间替代的可能性。但从政府工作的视角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说，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3群众体育、社会体育与民生体育之间关系的辨析
3.1政府工作视角下的民生体育、群众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包含的关系
我国对于体育的分类也存在争议，而且这种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三种形式。从我国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分工的角度来看，“二分法”认为我国的体育可以分为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其中群众体育又分为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军队体育。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后，人们对我国政府的体育构成又产生了两种新的解读方式：其一认为，我国的体育由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三大部分构成，通称“三元体育观”，是为“三分法”；其二认为，我国的体育由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军队体育四大部分构成，是为“四分法”。体育总局官员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提到的民生体育即全民体育，既包含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也包含了弱势群体体育。
由此可见，无论政府哪种“分法”都无法改变民生体育、群众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大于”的关系，换言之，政府工作视角下，民生体育、群众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是包含的关系。
3.2历史发展视角下的群众体育、社会体育与民生体育之间发展的关系
3.2.1从群众体育到社会体育20世纪80年初，社会体育这一概念在我国开始被使用，绝非简单的“拿来主义”，改革开放后，由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所引发的社会变迁，为社会体育这一概念走到前台的打下坚实社会基础。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我国开始着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替代原来的计划经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和政治体制改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并具体表现为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和关系调整，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14]。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也实现由“强政府，弱社会”，向“弱政府，强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背景下，群众体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组织管理上，群众体育从纯粹的政府行为，向政府、地方团体、民间团体乃至个人行为协同的全社会行为转化；在目的上，群众体育已由单一的追求健身目的发展到健身、娱乐、消遣、社交等多元的目的转变；在内容上，群众体育的活动内容已经从原来的简单、枯燥发展到异彩纷呈；在参与方式上，群众体育已由以前政府行政干预的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化，由“要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转变；在参与人数上，群众体育由原来的少数人参与到现在多数人参与的转变[15]；在锻炼空间上，群众体育由单位走向社会，并向单位、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锻炼空间转变[14]。
群众体育领域的发生的巨变，反映了社会对体育需求的扩大，反映了整个社会体育价值观念的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体育自身的发展变化。从社会现象上看，社会体育一词作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在改革开放热潮刚刚兴起的20世纪80年初横空出世，并与学科同步发展，到了90年代中期使用频率达到高潮，并逐步替代群众体育，并获得大家的认可，究其原因是社会和体育自身的发展到一定阶段急需一个能够更加准确表述群众体育领域所发生的变化的概念所造成的，由此可以得出“社会体育是群众体育，是自身结构更加完善，生存环境更加适宜，发展机制更加合理的群众体育”[16]。
3.2.2从社会体育到民生体育“民生体育”是近4年才被我国体育界人士频频提到的，而它的出现也绝不是偶然。近1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收入的节节攀升，社会体育也得到高速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各种体育健身投资,这确实为一部分人的健身提供了保障,但也使大多数民众的体育权利受到限制，从而催生了大众体育与精英体育两个阶层。在今天的中国，大众体育与精英体育二元对立，裂痕进一步加深，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当道德约束受到了市场与经济的诱导而出位后，化解两个阶层之间的现实对立，促进彼此之间互相融合，共建和谐社会也就成了当前国家政府的重要议题。这时民生体育的产生是时代的选择，也是社会的需要。它的出现及时缓和了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尖锐对抗，从而组合成社会全体民众体育的整体概念，用包容超越了潜在的对抗。从公共体育产品和事务角度回归的民生体育体现了全民健身活动的公益色彩，重新确立政府成为承担全民健身活动责任方面的主体角色，从民生视角思考国人的体育诉求，满足国人的健康需要，体现和谐社会的孜孜追求。2010年，[17]在《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几个问题》中也明确指出：将以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为重点，通过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基本文化体育需求。政府要履行好发展公益性文化体育事业的责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权益。体育，尤其是民生体育已经成为现阶段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当然，后奥运会时期实现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也为民生体育发展提供绝佳的契机，国家既要继续发展竞技体育，也要大力发展群众体育，换句话说，既需要金牌体育，也要民生体育。从社会发展来看，民生体育既是后奥运会时期我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也是时代的产物和国家的迫切需要。
民生体育与社会体育两者紧密联系，但也存在着区别，侧重点有所不同。在性质上，民生体育强调是以人为本的体育，是强调社会公平公正，人人享受体育带来健康，共享公共体育资源的体育，具有公共性特征；社会体育则是更强调以满足不同公民不同目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体育需求的体育，因而更具有个体性特征[18]；在内容上，民生体育主要指民生视域下的社会体育，又包含了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军队体育、社会体育以及弱势群体体育等全体公民体育；在运作方式上，社会体育强调政府、社会运作及自主组织，民生体育则更强调政府的责任与义务、投入与主导；在目标上，社会体育追求健身、娱乐、消遣、社交等多元目标，民生体育则以公民身心健康以及幸福感为追求的终极目标。
在历史发展视野下，民生体育是后奥运时期的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在人文主义视野下民生体育是具有生命关怀的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在逻辑关系视野下民生体育是外延无限扩大和内涵更加丰富的社会体育（群众体育），民生体育的本质就是社会体育（群众体育）。
同时，我国竞技体育迅速崛起的成功经验也告诉我们：新时期，以政府作为建设主体的民生体育将是我国群众体育快速发展的强有力的保障。
4结语
概念是在长期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同时，由于概念具有动态性特征，所以它又会随着历史的演变、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而发生变化。因此，概念虽然产生于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但是绝不能僵化地将其定格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了体育科学研究的严谨性，社会体育、群众体育、民生体育这三个概念外延模糊且不一致，内涵也不尽相同，互相之间不存在替代的可能性，但从政府工作关系视角看，民生体育、群众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有包含的关系；从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从群众体育发展到社会体育再到民生体育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名词概念的变化，它反映了社会变迁和群众体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是社会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分别代表着我国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北京奥运会前后三个同的体育普及形态。毋庸质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群众体育与社会体育，甚至与民生体育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同时有理由相信，政府主导下的民生体育必将引领群众体育迈向新的高度，最终实现体育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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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概念范文3
关键词:文化定位 大众传媒 分众 文化观念 文化霸权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的总和。此外，我们还从人们主要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出发，区分出 政治 、 经济 、文化的不同形式，这里的文化则主要是指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导形式。这里所涉及的文化观念的研究，即是不同与政治体系或经济形式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现象。所以，研究方向则主要集中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对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观念形态发生影响和改变，反之，由于受众的意识观念形态的变化所引起的新的需求又如何促进大众媒介自身的改变和提高。
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是文化和认识观念的发展进步，
作为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 发展 上，也正面临着上述现实，也就是说，其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就决定了甘肃在文化传播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和盲目的迷失状态。通过调查，从甘肃受众对大众媒介的总评价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与人们迫切的对媒介文化的需求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定位”概念的提出，对于改变这种大众传播的劣势状态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差异化是并生而同在的。全球化导致的文化霸权，首先表现为一种统一性，表现为文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首先表现出大众性的特征。但是，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多元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性，随着人们对大众传播的多元化的要求，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分众化”或“窄播化”传播，也就是针对不同受众的特点选择相应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使大众传播所承载的价值多元化。因此，所谓“文化定位”，正是基于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特征，选择有效的具有各自特点的大众传播，从而满足社会大众不同层面和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那么，处于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文化定位则显得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至今，在发达地区的步步紧逼下，不但和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基于此，在对受众的认识和理解上，应该由“大众”概念向“分众”概念转变，由“全面覆盖”向“文化定位”转变。应该充分注意到城乡差别、收入差别、职业差别、文化程度差别等等，用市场差异化的眼光来考察媒介受众。具体而言，大众媒介不能再无差别地向所有大众传播信息，而是立足于市场化，通过调查寻找自己的消费者和目标市场，确定不同类别的受众群体。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其传播信息，从而形成特定的“核心受众”，进而形成特征比较突出的文化定位。
例如，就报纸而言，从读报种类看，甘肃受众基本以阅读当地的省报《甘肃日报》和本地都市类晚报为主，省会城市兰州市的读报种类为当地的《晚报》类都市报，而地市、县则以《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党报类为主。具体为，兰州市：《兰州晨报》、《兰州晚报》、《鑫报》；天水市：《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天水日报》；定西地区：《甘肃日报》、《电视报》、《兰州晨报》。那么，我们从中可见，省会城市除了晚报类、地县除了党报外，阅读种类可以说非常单一。而且调查显示，这些报纸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什么受众群体定位。城市的几种晚报，新闻重复，风格雷同，内容互相模仿、抄袭，没有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消费群定位。地县报纸完全以中央和省级党报为主，没有成气候的本地报纸，而且现有的也把 农村 受众排除在外。因此，甘肃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无法体现，他们真正的文化需求也根本无从实现。这种缺乏文化定位的传播现实，单向度的传播形式，导致了甘肃受众在接受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心理劣势，使得自己处于被动和缺乏自信心的状态之下。同样，电视也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因此，要打破贫困地区大众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从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对市场和受众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大众文化定位，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继承， 现代 文化观念不断确立，从而形成有特色的大众文化和地域文化，推动贫困地区的文化以及媒介发展。
参考 文献 ：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4
关键词：市民社会；群众路线；治理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群众路线的角色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5-GH-537）；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项目编号：qd14114）。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158-02
一、群众话语中的中国市民社会问题
中国研究者对待市民社会的态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市民社会既是目的，又是实现政治变革的手段，无论是作为解释模式还是作为实体建构目标，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者而言，市民社会主要是在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获得其自身的规定性的，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题域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建构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问题；二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与这两个方面相关的是中国的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目标的界定虽然根据的是西方论者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定义，但却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特征，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涉着中西不同的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方式：西方市民社会传统其关键所在是个人权利，正是洛克“通过‘自由’地解读格劳秀斯和其他中世纪理论家的著作，建立了个人权利（市民社会传统的关键所在）的传统”，其核心是将“个人视为在共同体联系以外作为他或她个性的自主存在这样一种独特的个人观”。因此，正是个人构成了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的理论基石，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其实质反映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以洛克为代表的早期自由主义者其核心观念是“:个人权利是前提，国家权力是结论；个人权利是因,国家权力是果；个人权利限定了国家权力的范围，设定了国家权力的界限，在个人权利的范围内，国家权力是无效的；个人权利取最大值，国家权力取最小值，国家权力是单个人走到一起过共同的社会生活所必须的权力，是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权利相互加减乘除之后的剩余权力”，从概念上来讲，虽然“civilsociety”一词在西方17世纪主要指政治社会（甚至与国家相等同），而不是当代学者所指的社会的非政治领域，相应的，17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并没有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加以区分，而是热衷于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即国家状态的区分，但毫无疑问正是自由主义对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解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观念奠定了基础，公民个人权利也成为国家的基础，其足以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而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群众、群众路线、群众运动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常常被用来概括政治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直接联系。根据邹谠的研究，公民权观念和群众观念标示出国家与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联系方式，其中，公民权观念的起点是平等享有抽象权利的个人，这些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组成社会团体；而群众观念的起点是作为社会某一部分成员的个体，或者说个人属于社会中的某一部分，群众必须由政治积极分子（政党）动员、组织并代表起来，他们某些利益的实现需要政党等政治精英的领导，公民权观念和群众观念之间的区别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社会相对于国家应该是独立的，这样一个前提在西方学者的理论中是不证自明的，这种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二元观念其政治文化基础是消极国家观——“政府是不可避免的祸害”，例如对国家的道德评价不高、国家程度不同的与某种恶相联系、国家的消极性职能等等，对此，很多学者已有过论述；与西方的消极国家观不同，新中国对于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塑造则主要是通过“诉苦”等群众运动来实现的，其形成的是以感激和敬畏为基础的“感恩型国家观念”，相应的，“阶级一分子”或者说“人民群众”中一员（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的政治角色认知会伴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而不断得到强化。因此，将群众话语引入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研究，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新中国在1949年之后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结构，以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过于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群众话语本身凸显了中西不同的国家——社会的联系方式。
二、作为治理之道的群众路线：历史经验与理论反思
从“群众”一词进入近代中国知识者的视野，到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形成，近代中国语境中兴起的群众话语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流行的词汇之一，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近代中国语境中兴起的“群众”概念其意涵主要有三种来源：中国古代典籍、西方近代群众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群众”的面孔显得复杂难辨，但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将“群众”的形象概括为两张面孔：“乌合之众”与“人民群众”，即一方面是个性泯灭、理性丧失、破坏性强、令人忧虑惊恐的“乌合之众”，知识精英应探究群众心理，控制、驯服群众，避免社会动荡；另一方面是备受压迫、奋起抗争、勇于牺牲、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人民群众”，革命政党应该理顺党群关系，组织、领导群众，推动历史前进，正是以积极、正面的群众形象为基础，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主的一整套群众话语。群众话语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抽象意义上的“群众”与“人民”是同义语，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具体意义上的“群众”则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历史创造者”，而可能是落后的，其政治地位和思想觉悟通常较为低下，但在得到领袖和上级授权的特定情形下，却可以对党员和干部履行监督、审查之责，成为党和国家整顿组织的有效工具。群众话语本身的二重性决定了群众路线作为治理模式的特点：第一，群众路线上升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之道取决于政党——国家形态的确立，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党组织处于领导和核心地位。在党国一体的政治形态下，群众路线遂成为党联系和控制社会的主要方式之一。第二，在政党——国家政治形态下，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国家运动）是实现新中国社会组织化、社会改造的主要路径。通过群众运动，控制国家政权的党可以不断打破常规制度的束缚，强力动员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缔造之路，运动治国基本实现了党-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高度动员和深度控制，其结果是在中国建立起一套高度统合的社会管理体制”。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恰恰囊括了群众的两张面孔“:乌合之众”与“人民群众”，在保留群众正面形象的同时，亦保留了关于群众的负面评价，群众的这种双重面孔、群众话语的内在张力、作为先锋队政党的双重使命使得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群众路线的角色等问题，因为“群众”的双重面孔决定了群众运动的两难困境：作为推动历史发展重要动力的群众运动，难免破坏常规科层体系的有效运转，从而在社会变迁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陷入困境，进入“后革命”时代，群众运动是否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善治之道？
三、群众路线功能的重新定位
将群众话语引入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既涉及到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也涉及到作为实体建构目标的市民社会：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我们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套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换句话说，市民社会需要适合中国的历史语境，以便对中国特殊语境下的反常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群众话语恰恰彰显了中西不同的国家——社会的联系方式。历史的看，从1926-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后来的土地革命与土地调查运动、到1946-1952年的运动，都证明群众运动是保障下层群体社会经济权利的最有效手段。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群众运动与常规科层体系的有效运转之间是存在冲突的，群众运动是“对所有现存法律、对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存留的不可侵犯的传统领域、对个人之见仍然保有的互相信任的公然践踏”。从理论逻辑上讲，“群众”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话语中具有三种不同的意涵和地位：主体性的、客体性的、策略性的，其中作为一种主体性概念，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和信任的对象，主体性概念的“群众”实际上赋予了党和国家一种超凡禀赋，这种超凡禀赋是党领导、控制和改造社会的合法性来源；作为一种客体性概念，“群众”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动员的对象，基于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执政党获得了对民众进行教育和改造的权力，以便使群众认清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放弃一己之私，服从党和国家所代表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作为客体性概念的“群众”角度看，在知识和道德上具有先进性的党掌握对社会进行专断性改造的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使得党权游离于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之外，因此，执政党所具有的专断性改造社会的权力与治理所要求的公民社会自治是相冲突的；作为一种策略性概念，先锋队组织则可以借助群众的力量对党员干部实施最有效的审查和监督，以便强化自身的超凡禀赋并保持自身权威的卡理斯玛性质，进而为国家支配社会提供组织基础，同时拉近党群距离，将广大群众进一步整合到党的权力体系中去，从而使自身的合法性进一步提升。对于作为实体建构目标的市民社会来说，如果坚持继续以独立性的市民社会作为建构的目标，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治理所要求的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对群众路线的角色和功能重新进行定位。具体而言，“价值层面的群众路线即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应该转化为国家宪法和法律对于公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应该凸显群众路线对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并且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公民和社会对党权、国权的制约和限制，在权力体系上实现党权、国权和社会自治权利的各归其位，以实现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注释：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回顾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81．
[美]亚当•赛利格曼著．景跃进译．近代市民社会概念的缘起//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59-69．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5
【论文摘要】 在社会现实中，人们往往把大众传媒或媒介的言论等同于社会舆论；把民意等同于社会舆论；把众意或公意等同于社会舆论。然而，所谓社会舆论，就是针对特定的现实客体，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基于一定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言语、非言语形式公开表达的态度、意见、要求、情绪，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进行交流、碰撞、感染，整合而成的、具有强烈实践意向的表层集合意识，是“多数人”整体知觉和共同意志的外化。
一、社会舆论概念的舛误与谬用
为了阐明社会舆论的概念，首先要对目前社会上关于社会舆论概念的舛误与谬用情况进行简单的说明。
1、舛误与谬用之一：把大众传媒或媒介的言论等同于社会舆论
尽管大众传媒有“舆论界”的别称，尽管大众传媒上的部分言论可能代表了一定范围内的舆论，或者这些言论本身就是舆论领袖或一般舆论人作出的，但一方面不是媒介上的所有言论都是舆论或舆论的体现，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上的某些言论尽管以社会舆论的姿态出现或自诩代表社会舆论，但实际上并不反映现实公众的意向。
我们经常看到的“新闻舆论”这一提法是否说得通呢？从理论上说，除了虚假新闻外，新闻是事实的客观报道，所报道的事实有可能成为激起社会舆论的舆论客体，也有可能就是已经存在的舆论意见或舆论状况，前者成了社会舆论形成的基础，后者虽然也是客观报道，但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和放大社会舆论的作用，但是两者本身都不是社会舆论。
从另一个视角看，如果说媒介言论就是舆论，那么谁是这些舆论的主体呢？是媒介？不是，因为舆论主体首先得是人，而且是参与舆论发起、表达或传播的人，媒介只不过是舆论表达和传播的途径、手段和工具罢了。当然，媒介作为一种人群的自为组合，具有舆论公众的某些特征，即看上去媒体自己在发表意见、传播舆论，它可以被当作“拟态公众”，但绝不是舆论真正的主体。
2、舛误与谬用之二：把民意等同于社会舆论
（1）民意与社会舆论的区别。二者区别表现在：其一，外延不同。社会舆论大于民意，社会舆论包括代表民意的舆论和不代表社会舆论的舆论。其二，规模不同。社会舆论的规模可大可小，而民意一般是指较大范围内的民心倾向。其三，存在形态不同。社会舆论一般是能被直接感知的，而民意有时却未必能被人直接感知到。民意有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尚未表达出来的隐性形态的民意需要通过民意测验或出现了违背民意的事件后才被凸显，才被人感知。
（2）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当沉默的民意被测出或激出，又有适当的环境条件便于民意表达，民意就会转化为一种公开的舆论表达；同样，当代表民意的舆论被压制、转移，就会转化为无声的民意；当代表民意的舆论被人为操纵，这种舆论就有可能异化为违背民意的舆论，即民意被强奸。
3、舛误与谬用之三：把众意或公意等同于社会舆论
卢梭指出，人民的意见有众意和公意两种，众意是人们的相同意见和不同意见的总和，而公意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是众意的最大公约数。显然众意不等于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一种倾向一致的集合意识。公意，如果不带褒贬色彩，含义与社会舆论相当，但公意又不完全等同于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众人议论、意见表达、交流、碰撞和整合的结果，而公意却不一定如此，如事先未经讨论，忽然就某一公共事务要求全民表决，由此形成的公意就不是社会舆论，尽管此后它可以转化为社会舆论。
二、国内外社会舆论定义梳理与辩析
李普曼在《舆论学》中对舆论作了粗糙的描述，“他们头脑中的想象，包括对于他们自己、别人、他们的需要、意图和关系等等，都属于他们的舆论。”如果这些想象为集体或集体代言人所使用，就是“大写的舆论”。[1]
张友渔认为，“舆论是把少数人排除在外的社会多数人的意见。”[2]
林秉贤认为，舆论是“用富于情绪色彩的语言发表的态度、意见及其相伴随的意象与思想所构成的，显示出一种在心理上有制约作用的共同意见。”[3]
刘建明在《基础舆论学》中指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4]
杨张乔在《声张自我的艺术——舆论社会学》中指出，“舆论是公众的自我声明，是具有统一和非统一的双重性的和一定时空形态的公意。”[5]
孟小平在《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中指出，“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切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发展产生影响。”[6]
李广智在《舆论学通论》中指出，“舆论是社会公众对涉及个人利益事件的意见的自由表达和传播而形成的共同趋向。”[7]
时蓉华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指出，“社会舆论是公众的意见与看法，是社会全体成员或大多数人的共同信念，也可以说是信息沟通后的一种共鸣。”[8]
马乾乐、陈渭在《舆论概论》中指出，“舆论，是再现社会集合意识并对社会某一事态有影响力的多数人的倾向性意见。”[9]
甘惜分认为，“舆论是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地位基本接近的人们或社会集团对某种事态发展大体相近的看法。”[10]
项德生在《舆论与信息》中指出，“舆论，就是社会公众或集团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态所做的公开评价。”[11]
胡钰在《新闻与舆论》中指出，“舆论就是社会中特定群体对特定事件表现出来的特定意见。”[12]
沙莲香在《社会心理学》中指出，“舆论是指大家共同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上多数人意见的总和，是社会上的众人对某些社会事件的一致反应和判断，是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的意见。”[13]
以上定义的争论点在于：其一，引起舆论的对象即舆论客体是什么？其二，舆论主体是多数人还是公众？其三，舆论是公共意见，这似乎没错，但用公共意见来定义舆论，对吗？
疑点在于：其一，“多数人”这一模糊概念数量上如何界定？其二，李普曼说的“头脑中的想象”、孟小平说的“信念” 和时蓉华说的“共同信念”等没有公开表达出来的个体意识或群体意识是否也属于舆论的一部分？
三、社会舆论概念的重新界定
事实上，现实社会的任何人物、事件、问题、现象（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意识现象）等都可以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从而引起舆论，我们可以统称之为客体。
舆论主体是多数人，但多数人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不同的群体范围内，它所指的绝对数量是不同的。同时，“多数”又不是超过半数以上的简单数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心理概念，是人基于生活经验的一种直觉反应、模糊感觉。如果要精确化，确定达到整体的多少时才能使人产生这种模糊感觉，那就是应用数学根据系统工程得出的“黄金分割点”。一般来说，当在整体“1”中达到0.618（61.8%），就能够产生对整体的决定性的、全面的影响；达到临界点的另一半0.382时，就可以使整体感觉到一种重要的影响存在。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持某种意见的人数达到总数的约三分之一，就可以成为社会舆论；达到约三分之二，就成为主导性社会舆论。如果这个整体是社会或整个世界，那么“多数人”就是公众，主导性舆论就是显性形态的“民意”或“公意”。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必要精确到如此程度，可以把这个临界点的上下各5％当作社会舆论的边际量。
社会舆论是能被直接感知的存在，具有公开性，故人“头脑中的想象”或“信念”等内在心理不能算作社会舆论。
至此，我们似乎就可以给社会舆论重新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了。但是能否用“共同意见”给社会舆论下定义呢？
概念是在头脑里所形成的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定义是对概念的内涵所做的简要而准确的描述。概念和定义的形成和表述都要借助于一定的语言和语言符号。概念一般用词或词组来表述，而定义一般用句子或句群来表述。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形成，表述出来自然就会采用不同的语言符号。英语中的“public opinion”（译成中文就是“公众意见”、“公共意见”或“舆论”）和中文的“舆论”是同一个概念，是“舆论”这一概念在英语里的表述方式，就是说“public opinion”只是概念而不是定义。但是，我国很多舆论定义却把英文的舆论概念“public opinion”译成中文“公众意见”当作舆论定义中的“定义概念”即“种概念”来使用，这实际上是用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方式来解释该概念本身，是同义反复或“循环定义”。
那么怎样给社会舆论下定义呢？所谓社会舆论，就是针对特定的现实客体，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基于一定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言语、非言语形式公开表达的态度、意见、要求、情绪，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进行交流、碰撞、感染、整合而成的具有强烈实践意向的表层集合意识，是“多数人”整体知觉和共同意志的外化。这一定义在外延上囊括了各种类型的社会舆论；在内涵上反映了社会舆论的共同本质——表层集合意识、“多数人”整体知觉和共同意志的外化；并体现了社会舆论具有的公众性、公开性、指向性、评价性、集合性和表层性等静态特征和自发性、灵敏性、流动性、惯性和实践意向性等动态特征。
参考文献
[1]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珊译.舆论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2.
[2] [7] 李广智.舆论学通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12):22，26.
[3]林秉贤.社会心理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330.
[4]刘建明.基础舆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1.
[5]杨张乔.伸张自我的艺术—舆论社会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5.
[6]孟小平.舆论学:揭开公共关系的奥秘[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36.
[8]时蓉华.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5):443.
[9]马乾乐，陈谓.舆论概论[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8):10.
[10] [11] 项德生.舆论与信息[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5，9.
从众心理概念范文6
［关键词］ 语法隐喻；概念隐喻；电影片名；名词化；信息传播功能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电影事业不断发展：1987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1993年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2001年华语导演李安的《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些都见证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随着中国电影的频频“出口”，国产电影的翻译研究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由于电影的片名如同一部电影的窗口，片名的好坏对电影的成败起很大的作用，因此国内不少学者从跨文化交际和翻译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中文电影片名的英译。
本文试图运用Halliday的语法隐喻理论中的概念隐喻分析中文电影片名的英译。
一、Halliday的概念隐喻理论
Halliday（1985）提出了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的概念并对语法隐喻的性质、功能和归类等进行了解释，自此他将隐喻修辞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语言学领域。在谈到隐喻和语言的关系时，他指出隐喻性的表达必然是对某种非隐喻性的或“字面”表达形式而言的，只不过他更倾向于使用“一致式”（congruent）这一术语来替代“字面的”，因此他认为语法隐喻是将一个常见的形式(即一致式)隐喻为另一种语法形式。（朱永生，严世清，2001：122）
Halliday将语法隐喻分为概念隐喻（ideational metaphor） 和人际隐喻（interpersonal metaphor）。其中概念隐喻指一个属于概念元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的及物性，其过程可以隐喻为另一个过程。随着过程的转换，各小句的功能成分可互相隐喻化，被转换的功能成分在词汇语法层体现时又可以从一个形式隐喻为另一个形式。（胡壮麟，朱永生，2005：297）如：
a.On the fifth day they arrived at the summit.
b.The fifth day saw them at the summit.
根据Halliday 系统功能语言学，人类的经验被分为六种不同的过程：物质（material process）、心理（mental process）、关系（relational process）、行为（behavioural process）、言语（verb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胡壮麟，朱永生，1989：71）上面句a属于物质过程，而句b属于心理过程。这样句a通过过程的转换从“一致式”变为了句b的隐喻式。
Halliday 通过分析科技语篇总结了概念隐喻的13种类型，并指出概念隐喻化的趋势是“事物化” （thingization），在语法上是“名词化” （nominalization）。下面分别分析概念隐喻和名词化在中文电影片名英译中的运用。
二、概念隐喻及名词化在中文电影片名英译中的应用
电影片名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具有四大功能：信息传播功能，也就是凸显影片内容，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原片；表情功能，奠定影片感情基调，以强烈的抒情、惊险或喜剧氛围感染观众；审美功能，以语言的优美流畅、生动形象打动观众，造成观众审美愉悦；广告功能，就是吸引观众，增加票房收入。（贺莺，2001：56－57）因此中文电影片名在英译的过程中应尽量使译文符合以上四大功能。
本文运用Halliday的概念隐喻理论对中文电影片名的英译进行分析，发现在中文电影片名英译中概念隐喻和名词化俯拾即是，并且概念隐喻和名词化在片名英译中的运用有助于实现片名的信息传播功能。
（一）中文电影片名英译的概念隐喻分析
概念隐喻在中文电影片名英译中的运用可以通过过程的转换突出电影片名的信息传播功能。如《有话好好说》（Keep Cool）、《再说一次我爱你》（all about love）、《戒烟不戒酒》（under the Influence）和《将爱情进行到底》（Cherish Our Love Forever）等。
《有话好好说》是一部城市荒诞轻喜剧片。在片中，人物之间的吵架冲突最后发展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境地。该片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告诉我们，人在社会上难免会有些矛盾冲突，而“有话好好说”不但是有效解决冲突的良好准则，也是共建社会和谐的良方。中文片名中的“说”体现为言语过程（a process of saying），而英译后的“keep Cool”中“keep”为物质过程（a process of doing）。该电影片名英译后就从言语过程转换成了物质过程。由于物质过程表达的是某个实体“做”某件事，（Halliday,2000:110）因此英译后的片名通过过程的转换能够明确地传达给英语受众为社会的和谐而做出行动，这有效地突出了电影片名的信息传播功能。
《再说一次我爱你》是一部关于爱和承诺的电影。片中有人追求惊天动地的激情浪漫，也有人追求细水长流的爱情。片中没有批判，没有定论，只是让观众自己去感受不同的爱。中文片名同样以“说”体现为言语过程，但译文“all about love”属于关系过程（a process of relation），过程的转换使英译后的片名更能突出电影“爱”的主题。
《戒烟不戒酒》运用黑色幽默告诉观众在商海中打拼,就一定会和烟酒结下很深的缘分,成败皆为烟酒的影响。中文电影片名中“戒”为物质过程，而英译后转换为了关系过程 。通过转换英语观众能够很快解读出电影的主题是与“影响”有关，并激发观众想了解“影响”内容的欲望。
《将爱情进行到底》采用平行蒙太奇的叙事手法，通过三个章节的演绎为观众展现了片中人物杨铮与文惠的三种不同爱情结局。中文片名中“进行”为物质过程；英译片名中“cherish”则为心理过程（a process of thinking）。英译后的过程转换能更好地告知英语受众对待爱情应持有正确的认知。
通过对以上中文电影片名英译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英译后的片名通过概念隐喻中的过程转换能够帮助英语受众轻松解读电影主题，从而凸显了英译片名的信息传播功能。
（二）中文电影片名英译的名词化分析
由于Halliday认为概念隐喻化的趋势是“事物化”，体现在语法上则为“名词化”，即一致式中的动词词组所体现的动作过程、副词或介词词组所体现的环境成分均可以转化为名词词组的隐喻式。因此，随着动作过程的转换，名词化也广泛运用于中文电影片名的英译中。中文电影片名英译中的名词化主要表现为动作过程和特征属性的名词化。（张艳，戴桂玉，2009：32）
动词词组体现的动作过程英译后由名词词组体现，如：《房不胜防》（House Mania），《霸王别姬》（Farewell to My Concubine）,《租妻》（the Contract），《刮痧》（the Treatment），《经过》（the Passage），《荆轲刺秦王》（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火烧圆明园》（the Burning of Yuan Ming Yuan），《骗情》（Betrayal）,《十面埋伏》（House of Flying Daggers），《开国大典》（the Birth of China）和《建国大业》（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等。
以《建国大业》为例，该片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筹备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和征选国旗国歌，突出了当时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制度形成。通过名词化后的英译 “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模糊了施事者，使动作行为事物化和概念化从而高度概况和凸显了影片的主要信息。
形容词或形容词词组体现的特征属性英译后由名词词组体现，如：《残暴的人》(the Ogre)，《金娃娃》(Mamas Gold)，《阳光灿烂的日子》(in the Heat of the Sun)，《燃情岁月》（Legends of the Fall）、《有情有义》(Brotherhood)等。
以《阳光灿烂的日子》为例，该片真实地描绘了“”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反映了那个年代青少年的暴力和朦胧的爱情。该片上映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国际十大佳片第一名”。该片能在国外获此殊荣与剧本、导演和演员的关系固不可分，而好的英译片名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阳光灿烂的”英译后名词化为“the heat of the sun”，其中“heat”让英语观众联想到的不仅是太阳的炙热更是片中人物的一种强烈感情的迸发，因为英美人用“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描述心烦意乱。片名译为“in the Heat of the Sun”很巧妙地描绘了片中人物对生活躁动不安的情绪。
三、结 语
本文运用Halliday的语法隐喻理论对中文电影片名的英译进行概念隐喻和名词化的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概念隐喻和名词化在中文片名英译中的运用可凸显英译片名的信息传播功能。概念隐喻在中文片名英译中的运用体现为原片名中的动作过程转换为另一动作过程的语法形式；名词化则体现在原片名中的动词、动词词组或形容词、形容词组“隐喻”为名词或名词词组。以上非“一致式”的转换有效凸显了影片的主题，帮助英语受众轻松解读影片的主要信息，从而实现了英译片名的信息传播功能。
当然概念隐喻和名词化在片名英译中的运用除了实现片名的信息传播功能外，还能实现片名的另外三个功能：表情功能、审美功能和广告功能。如影片《房不胜防》（House Mania），英译片名中的“mania”一词渲染了影片的感情基调，实现了片名的表情功能。因此在片名英译中运用概念隐喻和名词化以实现片名的表情、审美和广告功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贺莺.电影片名的翻译理论和方法［J］.外语教学，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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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 张艳,戴桂玉.中文电影片名英译中的名物化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9(05).
［5］ 朱永生,严世清.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