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学发展史范文1
关键词：毒邪 分析
1 毒邪学说的发展概况
毒邪作为中医病因学说之一,从《内经》时代开始,即已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多有充实与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对传统毒邪的认识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内容包括毒邪的界定、历史沿革、病邪性质、致病特点、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方面。近3年来,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机制探讨方面。毒邪学说已成为现代病因学与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毒邪学说经历了兴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势。究其原因,涉及了从中医疾病观到当代疾病谱变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学说的困境与分析
2.1 与疾病可知、可治理论的矛盾 《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缔造了中医学的疾病观。目前大家所公认的“疾病可知、可治观”,即由《灵枢》的“拔刺雪污论”发展而来。《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由“拔刺雪污解结决闭论”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在2 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患者机体的承受能力、依从性、疾病的发展阶段、医者的专业水平、医疗技术的现状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即全面地论述了影响疾病可治性的诸多因素。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更是从医家、病家、旁人、药中、煎药5个方面总结了100种影响疾病治疗的不当言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诊断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来考察毒邪学说的作用,会发现毒邪学说对临床缺乏有效指导,一种对实践没有有效指导作用的理论,当然不会被看作好的理论。
病理学发展史范文2
随着 时代 的 发展 ，生活方式的改变， 现代 医学的干预，当代疾病谱发生了极大变化，新的、错综复杂难以治愈的疾病日益增加，为中医药学认识、 治疗 疾病不断提出挑战。近20年来毒邪学说作为中医病因学说的一种，受到广泛关注，但其发展 应用 中也存在诸多不足，现 分析 如下。
1 毒邪学说的发展概况
毒邪作为中医病因学说之一，从《内经》时代开始，即已奠定了其 理论 基础，后世医家多有充实与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 研究 的深入，对传统毒邪的认识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 内容 包括毒邪的界定、 历史 沿革、病邪性质、致病特点、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方面。近3年来，有关 文献 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机制探讨方面。毒邪学说已成为现代病因学与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毒邪学说经历了兴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势。究其原因，涉及了从中医疾病观到当代疾病谱变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学说的困境与分析
2.1 与疾病可知、可治理论的矛盾 《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缔造了中医学的疾病观。 目前 大家所公认的“疾病可知、可治观”，即由《灵枢》的“拔刺雪污论”发展而来。《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由“拔刺雪污解结决闭论”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在2 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 科学 技术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患者机体的承受能力、依从性、疾病的发展阶段、医者的专业水平、医疗技术的现状等各种条件的 影响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即全面地论述了影响疾病可治性的诸多因素。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更是从医家、病家、旁人、药中、煎药5个方面 总结 了100种影响疾病治疗的不当言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诊断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来考察毒邪学说的作用，会发现毒邪学说对临床缺乏有效指导，一种对实践没有有效指导作用的理论，当然不会被看作好的理论。
2.2 辨证论治体系的缺失 纵观中医学2 000余年发展史，一种学说的确立，均以相对完善的理法方药体系，亦即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以温病学为例，其学说萌芽于《内经》、《难经》、《伤寒论》，发展于唐宋元明，形成于清。其形成即以叶天士《外感温热病篇》确定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为标志。而《中医脑病学》不能脱离《中医内科学》独立，正是因为其辨证论治体系还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辨证体系。一种产生于临床实践的中医学说，只有当其可以据之以立法、组方、遣药，即指导实践时，才可称作完善。毒邪学说在理论上已基本完备，毒邪的内涵与外延、历史沿革、病因病机演变、临床特征、涵盖的疾病种类与预后等已阐明。但确定为毒邪致病后，应采用何种治则治法，选用何方，或如何组方，方中如何加减用药，基本上是空白。这也是导致毒邪学说逐渐没落的重要原因。
2.3 涵盖疾病谱的难治性 毒邪学说涉及的疾病范围广，种类多，涵盖了内外妇儿各科，有广义疾病范畴如心系疾病、恶性肿瘤，常见病、多发病如急性脑血管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少见病、疑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肝豆状核变性、成人斯蒂尔病，危重急症如急性心肌梗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还包括放射性肺炎、化疗毒副作用、运动性疲劳等难以归类的疾病，总数超过100种。上述疾病，或多或少的具备迁延性、复杂性、难治性、致残性、致死性等特征，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时都有束手无策的无奈感，其中很多疾病根本不存在治愈标准。
3 毒邪学说的前景展望
随着 时代 的 发展 ，诊疗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医学观念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新的医疗实践，提出了诸多全新的 问题 ，中医学 理论 在认识、 分析 、解决新问题方面的不足难以回避。虽然毒邪学说存在诸多不足，却因临床实际的需要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甚至有泛滥的趋势。要规范毒邪学说的发展，拓展辨证论治的适用范围和能力，应当为毒邪学说准确定位并将之有机融入中医基础理论中。
3.1 毒邪的中医病因病机定位 目前 比较公认的看法，毒邪有内外之分。一般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1］。因而外毒可归入外邪中疫疠之邪的范畴，内毒可与痰、瘀并列作为特殊的内生病邪。虽然毒邪可由六淫化生，或与痰、瘀并见，但多同时具备猛烈性、火热性、传染性、特异性、顽固性5个特性［2］中的3个以上，且毒邪决定着病情的发展方向与预后，因而毒邪作为独立的致病因素更符合临床实际。外毒致病，多损伤皮肉筋脉，并出现神志异常，与肺、心、肝关系密切。内毒之生，多与肺之宣肃、脾之运化、肾之开合异常密切，故应主责肺、脾、肾三脏。
3.2 中医 治疗 学 研究 毒邪为病，其治当以祛除毒邪为主，兼以扶正。故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分别适用于不同阶段，但吐法当今近于不用，温补二法在毒邪炽盛时有助邪之弊，故祛毒治法，以汗、和、下、消、清为常用，其中汗、下使毒邪有出路，和、消、清可认为是广义的解毒法。有了治则治法的指导，进一步应探讨针对毒邪为病的方药，虽然关于具体疾病的辨证论治 内容 丰富，但在普适性方面不足。今后的研究，首先应整理具有解毒祛毒功效的中药，因《神农本草经》朴实有验，可从此入手。其次，整理发掘具有解毒作用的方剂。但毒邪学说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超越西医具体疾病的藩篱，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出现如同王清任诸逐瘀汤之与瘀血学说的系列方剂。
4 小结
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短短20多年间，毒邪学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获得了长足进步，为当代中医药辨治层出不穷的疑难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但毒邪学说的理论体系尚未最终形成，当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的理法方药体系真正构筑起来的时候，中医药学防治疾病将再获利器。
【 参考 文献 】
病理学发展史范文3
正是在上述这种宏观背景下，张泰山教授，以一个学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注目于“传染病”，选择了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为研究对象，最终完成了一部四十余万言的“专题性”论著《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展现出了历史学者的一种关爱生命与健康的情怀。
该著以丰殷的史料为依托，在客观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理论，拓展视野，更新方法。分章论述了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概况；民国时期对流行性传染病的救护；民国时期政府预防传染病的措施；民国时期传染病与公共卫生建设；最后在此基础之上对民国时期传染病防疫机制形成的特点、因素、影响进行反思，并总结出经验教训，以鉴示未来。通览全书，有以下三大特点令人瞩目：
一、思想性与实证性的有机结合
正如著者所言，生命的存在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学术理念和现实中，往往缺乏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关怀，因而与生命息息相关的传染病自然就成了历史学的“漏网之鱼”。作者正是鉴于此，并结合学界的研究，背依纷繁沉重的历史事实，条分缕析地解剖了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的情况、救疗措施、预防措施和民众心态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卫生建设，并以之为基础在大文化的视野下，通过对传染病与社会之文化本质的洞察与感悟，把握传染病下的社会内涵。把传染病下的社会与历史的内省世界融为一体，反馈给读者一个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的清晰脉络。著者开篇即对传染病的概念做了界定，从医学角度根据现代医学解释传染病，对“瘟疫”一词做出了解释。对于民国时期的传染病著者更是结合国际传染病流行情况及国内各届政府规定的情况，明确的规定为十种法定传染病和两种在实际运行中需要报告的两种指定传染病即疟疾和黑热病，共十二种传染病。在概念方面给读者一种清晰感。书中揭示了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的情况和政府的预防救疗措施和理念以及民众在传染病下的心理状态。体现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传染病的认知逐渐提高，政府在预防救疗过程中的作用体现出国家对民众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以及国家政权的不断扩展，民众的参与体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可见这一过程其实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及这一过程中对生命关爱的理念。
著者从平实质朴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认真细致的考证中，寻求对历史“质”的合理解释。众所周知，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最棘手的莫过于厘清各种制度措施与事实结构、社会效绩之间的差异。作者在以档案、报刊、地方志和其它各种文史资料以及前人大量的研究工作为依据对历史事件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量”的分析。据笔者粗略统计，书中绘制表格43处，各种曲线图和示意图10处，原始图片5处，并且将图表结合进行分析。除此之外，许多地方还列举了大量有据可寻的统计数字。“量”与“质”的结合，自然增加了论证的可信度与说服力，最终使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认知更加贴近其真实情形。
二、多向度的立体研究
该书是作者以“传染病”为切入点，折射出民国时期国家、民众、社会的诸多方面。从研究对象来看，“传染病的防治”内涵覆盖着社会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层。而且传染病的防治既有国家出于安抚民众之责任的“政府职能行为”，也富有民间基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之理念的“自发行为”。故此作者不仅站在近代国家职能的层次上，以社会学和政治学交叉的视角探讨民国时期的现代传染病防疫机制的建立，而且还将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融为一炉。从研究的路径看，全书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思路：即横向上，以传染病防疫机制中的主体为研究基点，通过共时态的方式，对防疫机制中“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的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纵向则是将民国传染病防疫机制研究置于历史的长河当中，以历时态的形式向人们昭示防疫机制从传统向近代的嬗变历程。使得全书给人以立体而非平面，丰满而不臃肿、凝重而不呆板的感觉。
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该书以距今最近的民国时期的传染病防疫机制为研究对象，同时传染病也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这显然是“基于现实的触动”。另外我们从作者自己所说的写作动机来看，其终极指向是在对历史上与今天类似的“现象”的解释，为现代传染病防疫机制的完善寻求借鉴之道。
作者在考察了民国传染病防疫机制及其内部存在的问题后，得出结论：传染病的防治应由国家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共同解决。另外正如著者在书中所讲：民国时期所形成的防疫机制在实际运行中所积累的措施、设备、人才和经验，也为新中国的防疫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新生的人民政权并未因政治的分歧而否定原先科学的防疫方法。从这一角度来看作者的研究具有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作为一部“拓荒性”的学术论著，本书也存在着有待完善之处。期待作者以此书为基础，对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早日问世新的著作。
注释：
病理学发展史范文4
关键词：肺结核；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肺结核在本世纪仍然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传染病，是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也是我国重点控制的主要传染性疾病之一。近年来，我国实现对肺结核病患者提供免费检查和治疗，使肺结核的死亡率明显下降，同时由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西部建设加快发展导致人口流动量、劳动力流动量急剧增加，结核病的疫情在某些地区也明显回升。为了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本社区结核病的发病情况、流行特点及影响因素。为肺结核的有效控制与科学管理 提供决策依据，现对本社区2007年～2009年肺结核疫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先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肺结核疫情资料及人口资料分别来自于2007年～2009年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人口与计划生育年报及当地户籍管理的年报数据。流调的内容主要为：性别、年龄、吸烟史、卡介苗接种史、卡巴、结核病接触史、人口性质、经济状况、结核病宣讲情况等。
1.2 统计学分析：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1]和excel2007软件对疫情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和分析。调查所获数据用excel软件建立数据库，分类变量资料采用x2检验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肺结核疫情概况：2007年～2009年本社区共发生结核病例为263例，各年度分别为72例、87例、104例。年均发病率为86.66/10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63例患者中外来人口（包括流动人口和山峡移民）占54.47%，农村人口占27.16%。男174例，女89例，男女比例为1.955:1。其发病率x2=56.31，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致病因素分析：吸烟史：男174例患者，吸烟数为136例，占男性总人数的78.16%。女89例，吸烟数为16例，占女性总人数的17.98%。吸烟人群易患结核率为x2=64.15，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卡介苗接种史及卡巴：263例患者有明确卡介苗接种史及卡巴明显者49例，占总数的18.63%，有卡介苗接种史而无卡巴的为45例，占总数的17.11%，未接种卡介苗的为169例，占总数的64.26%。未接种卡介苗的人群多来之西部山峡移民以及云、贵一代的劳务人员。对于没有接种过卡介苗的患者发生急性血行播散型肺结核相对数量较多；结核病接触史：有接触史的为102例，占总数的38.78%。密切接触史的86例，占总数的32.70%。接触史不详的为75例，占总数的28.57%。结核病宣讲情况：263例患者中仅仅47例患者接受过宣教，但认识浮浅，不能回答简单的结核知识。经济状况：本组263例结核患者约80%以上农业户口，多无固定的经济来源。
3 讨论
本流调显示社区内肺结核发病情况有以下几个特点：①2007年～2009年本社区共发生结核病例为263例，且各年度的数据显示有逐年升高的趋势。与相关文献报道基本一致。对结核病的防控带来一定的困难；②流动人群和农业人口占主要比例。这与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3大致病因素[2]：流动人口的不断上升、耐药性结核的增多、hiv的感染基本一致。由于近几年西部大开发，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安置本社区几百户家庭，近千人口，由于这些人群对本地区的生活习性、自然环境不适应，所以，无形中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成为结核病的易感人群；③易感人群：以吸烟、未接种卡介苗、流动人口、有结核病密切接触史，经济状况相对较差、未接受结核病宣教或对宣教的内容不能理解、更没有规范防控措施的人群为易感。
防控措施。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综合管理和结核病宣教力度，做好疫情监测，提高发现率和就诊率，加强对现症患者尤其是涂阳患者的规范治疗和管理工作。减少感染的来源、传播途径。“我来控制结核病”这是2008年、2009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意在呼吁每个人为控制结核病出力，从我做起，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结核病。结核病的控制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包括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医务人员、患者等社会各界。因此实施结核病控制策略和技术必须规范，内容包括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及法律责任，患者发现方式、统一化疗方案、dots实施、归口管理、疫情报告、预防控制措施等。只有大力推广和实施才能实现预期的控制目标[3]。
参考文献：
[1] 何嗣胜,何义林,施小明.2004～2006年安徽省枞阳县肺结核流行病学分析[j].疾病监测,2008,23(11):690.
病理学发展史范文5
【关键词】临床药师；药学服务；实践；体会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2月～2018年7月我院收治的中医治疗患者128例，研究组（n＝64）：男34例，女30例，年龄22～59岁，平均（41.15±11.38）岁；对照组（n＝64）：男35例，女29例，年龄21～60岁，平均（41.28±11.13）岁。两组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进行对比。
1.2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患者均采取中医治疗措施；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并在《知情同意书》签字；研究符合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要求。排除标准：合并肝肾功能障碍；严重精神异常；依从性差。
1.3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治疗护理，实时监测患者病情，有异常及时采取对症的解决措施。研究组以对照组为基点开展临床药师药学服务，首先以患者基础资料为基点为其建立档案信息表，详细说明给药方案与指导措施，同时临床药师向患者与家属详细介绍用药的方案，将以往病房成功的案例详细告知患者，改善医患关系，讲述服药可能的不良反应，让患者及家属留意，以方便临床及时处理，耐心倾听患者提出的问题，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2-3]。其次，出院后需嘱咐患者定期到院复诊，以电话回访等形式对其用药信息加以询问，若发生服药药物不良反应患者，则需给予其对症的解决措施[4]。
1.4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治疗后发生中毒性反应、过敏反应、中毒性休克与恶心呕吐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患者满意度：患者或家属在治疗后填写本院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统分结果分为完全满意、很满意、基本满意与不满意四个等级，将完全满意、很满意以及基本满意纳入满意率的统计中。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分析数据，患者满意度与不良反应发生率用[n（%）]表示，行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不良反应发生率
研究组较对照组的中毒性反应、过敏反应、中毒性休克与恶心呕吐等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5714，P＝0.0325＜0.05）。
2.2患者满意度
研究组较对照组的患者满意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8000，P＝0.0284＜0.05）。
2.3典型病例分析
2.3.1病情回顾
患者男性，49岁，①现病史：患者或家属主诉10个月前因左髋部跌伤在本院就诊，行左股骨颈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手术，术后恢复尚可。2个月前左髋部疼痛，曾在外院就诊，考虑左股骨颈骨折术后感染。给予抗生素对症治疗，症状无明显好转。今为求进一步治疗，遂来本院门诊就诊，门诊拟“左股骨颈骨折术后感染”收入。入院症见：左髋部疼痛、伴窦道流脓，左髋关节内无明显疼痛，活动受限，拄拐助行，纳寐般。二便调，无发热。②既往史：既往有“丙肝”病史，否认“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否认“伤寒、结核”等传染病史，无输血史。预防接种史不详，无食物及药物过敏史。③个人史：出生成长于本地，否认血吸虫等疫水接触史，无毒物及放射性物质接触史，生活居住条件可，既往有吸烟史及毒麻药品接触史。无嗜酒等其他不良嗜好。④婚姻史：未婚未育。⑤中医望闻切诊断：神识清楚，精神良好，表情自然，面色正常，发育正常，营养欠佳，形体消瘦；自主体位，体查合作：语言清晰，无咳嗽，未闻及异常气味，无太息、呻吟；舌质红，舌苔黄，脉弦数。
2.3.2治疗措施
对患者采取硬腰联合麻醉下行左股骨颈骨折术后感染切开灌洗引流术，术后在250ml的生理盐水中加入1.2g克林霉素实施抗感染，同时在500ml的生理盐水中加入10ml硫酸庆大霉素给予患者冲洗引流，所用中药是桃红四物汤合仙方活命饮加减，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有异常及时采取对症的解决措施。康复期间密切观察患者的各生命体征，综合评估其病情后调整药物剂量是1.0mg头孢唑林，中药制剂调整为托里消毒散加减。
2.3.3出院指导
患者采取临床药师开展药学服务措施后病情康复出院，治疗效果良好，患者的感染症状得以控制，患者与家属较为满意。出院医嘱：加强营养支持治疗；加强口腔护理与手卫生；加强局部换药与康复治疗措施；定期复查肝肾功能、电解质、凝血功能；定期复查手术部位MRI检查；嘱患者戒烟、多饮水，禁忌下地行走活动。
2.3.4总结
对该疾病患者采取临床药师开展药学服务能起到良好的抗感染目的，显著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具有时效性与可靠性。
3讨论
随着现代医疗事业进步发展以及药物种类的增多，相应的不合理用药情况逐渐加重。若早期不能采取对症处理，则极易对患者的病情恢复产生直接影响[5-6]。有研究报道，对中医治疗的患者采取临床药师药学服务措施能为其用药安全提供可靠性保障，药学服务贯穿于药物治疗流程，对提高患者治疗过程中生活质量以及预后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7]。药学服务是以患者病情实际情况为基点，切实制定针对性用药方案，主要包含选择药品、明确剂量、优化给药方案与评估临床疗效等，同时给予患者对症的心理指导，有利于改善其心理应激反应，将以往病房用药的安全性与病情治疗成功的案例详细告知患者与家属，并且向其普及自身疾病的知识，嘱咐患者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切忌随意更改药物剂量或停止用药[8]。另外，患者病情康复期间需密切观察其各生命体征，若发生突发情况需及时告知医师，对症处理，同时患者出院前需详细记录其各项基础资料，嘱咐患者定期到医院复诊，通过电话回访等形式详细掌握其近期服药情况，告知患者有异常及时到院就诊，避免延误最佳的治疗时间[9]。在本次研究中，研究组（6.25%）较对照组（18.75%）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研究组（98.43%）患者满意率高于对照组（89.06%）（P＜0.05）。由此可证：临床药师开展药学服务能有效改善中医治疗患者的预后效果，避免其发生恶心呕吐或过敏等不良反应，提高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深化且推进整体医护工作，降低医疗纠纷，具有时效性[10]。
参考文献
[1]丛晓飞，陈立新，李浩，等.精实管理与人文关怀在住院药局的应用与体会[J].实用药物与临床，2018，21（11）：1320-1323.
[2]徐明霞，刘君怡，周本宏.精神科药房开展药学服务的实践与体会[J].安徽医药，2018，22（12）：2482-2484.
病理学发展史范文6
1.江门市人民医院保健科，广东江门 529000；2.江门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江门 529000
[摘要] 目的 通过对我市200例4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调查研究，分析阿尔茨海默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通过对我市200例4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调查，研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发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并对患病者进行年龄、家族史、受教育程度、工作、运动习惯、母亲年龄、是否有脑外伤、是否有心血管疾病等情况进行调查统计，最后比较，分析得出结论。结果 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年龄主要发生在4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高；受教育程度较低、运动较少、无业、母亲年龄较大，有过脑外伤史和心血管疾病史的患者发病率较高；经过单因素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运动程度、职业、母亲年龄、脑外伤史和心血管疾病史的RR值均>1，P均<0.05；应用logistic回归研究，RR值由大到小分布为无业、不运动、脑外伤史、低教育水平、母亲年龄较大、心血管疾病史。结论 阿尔茨海默病常发病于40岁以上中老年人，职业、脑外伤史、教育水平等都为其危险因素，运动为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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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阿尔茨海默病；流行病学特征；危险因素；研究
[中图分类号] R7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10（a）-0072-02
[基金项目] 江门市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019。
[作者简介] 陈世友（1974-），男，汉族，本科，广东省江门市，主管公卫医师，研究方向:公共卫生。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持续性神经功能障碍引起的以老年痴呆为表现的较常见疾病[1]。阿尔茨海默病主要是由于神经致死性退行性変而引起的认知和记忆不断发生障碍，起初表现为近期记忆减退、计算力减弱、性格和情感改变等，然后出现对人、事、物定向力障碍以及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减弱，最终连穿衣、吃饭等行为也不能解决，最终瘫痪在床[2]。由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尚不明确，治疗也主要是采用胆碱酯酶抑制剂等延缓病情发展的药物及对症药物进行治疗，不能彻底根治，因此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非常重要，讨论阿尔茨海默病的流行病学特征以及危险因素非常有必要，本文就将对我市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进行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5月—2014年5月我市200例40岁以上中老年人进行抽样调查，其中男性患者100例，女性患者100例，年龄40~83 岁（平均61.50岁），随机从每个县级市、每个小区选取符合年龄的人员进行调查，通过临床表现符合阿尔茨海默病外，还要通过神经心理学检查和CT、MRI检查等排出其他脑部疾病方可确诊。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进行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包括年龄、家族史、受教育程度、工作、运动习惯、母亲年龄、饮食习惯、是否独身生活、是否有脑外伤、是否有心血管疾病等情况，并统计结果。
1.2方法
通过上述程序选取样本并统计数据后，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发病率及家族史进行统计，采用统计学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计算调查问卷中各个指标的P值、RR值，95%可信区间等，总结出RR值大于1的数据。由于单因素分析存在其他因素的干扰，为避免偏倚，对上述数据进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计算上述各指标的P值、RR值以及95%可信区间，得出有意义的危险因素。
1.3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将所得数据输入统计学软件中，分别采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元回归进行计算，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示，P<0.05，RR>1者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对阿尔茨海默病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阿尔茨海默病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
经表1结果可知，通过单因素分析，低教育、无业、运动缺乏、母亲年龄较大、脑外伤史和心血管疾病史的P值<0.05，RR值>1，表明存在该因素的人群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均高于不存在该因素的人群；不吃早餐和独身生活这两种因素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无关，P>0.05，且RR<1。
2.2对阿尔茨海默病危险因素的Logistic多元分析
阿尔茨海默病危险因素的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经表2结果可知，通过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后，低教育、无业、运动缺乏、母亲年龄较大、脑外伤史和心血管疾病史均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RR值由大到小分别为无业、运动缺乏、脑外伤史、低教育、母亲年龄较大和心血管疾病史。
3讨论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中枢神经系统变性性疾病，是最常见的老年痴呆。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进行性记忆障碍、认知障碍、人格改变等[3]。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除临床表现符合外，还应进行精神心理测试和影响学检查，均排除精神性疾病和脑器质性疾病外，方可确诊[4-5]。该病常发生于老年人，常需药物治疗以延缓症状的进展，但无法根治，最终患者只能瘫痪在床，增加家庭和社会负担[6]。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常见危险因素，经过本次调查可知，阿尔茨海默病在我市的发病率主要为5.2%，女性患者发病率为6.4%，高于男性患者的4.2%，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逐渐增高，分别为50～60岁的发病率为0.09%，60～70岁的发病率为2.4%，70～80岁的发病率为5.2%，80岁以上的发病率为11.7%。此外，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约一半以上具有家族史，但也有42.1%的患者不具备家族史，这表明除基因外，仍有许多因素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有关[7-8]。本次研究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主要针对社会心理、生活习惯以及生理方面进行讨论。从社会心理方面，独居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独居的人群患病率并不高，但是无业和低教育水平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经统计学分析表明，无业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为有业人群的4.20倍，低教育水平人群中的发病率为中、高教育水平人群的1.82倍；就生活习惯方面，不吃早餐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但运动缺乏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研究表明，缺乏运动人群的发病率是不缺乏运动人群的3.27倍，且P<0.05，表明运动可以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可能与经常做运动可以减轻心理压力，减少氧自由基的代谢有关[9-10]；从生理角度，脑外伤史的患者容易发生阿尔茨海默病，有过脑外伤史的人群发病率为无脑外伤史人群的2.16倍，这可能由于脑外伤后对脑神经造成了损伤，更易发生退行性変[11]。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等，也较易发生阿尔茨海默病，但其影响程度不如脑外伤疾病那么大[12]。此外，本次研究还表明，出生时母亲的年龄越大，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几率越高，大约为其他人群的1.04倍。综上所述，低教育程度、无业、缺乏运动、母亲年龄较大、有脑外伤史和心血管疾病史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可从这些角度进行预防，较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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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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