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1
【关键词】 驻马店地区 ；肾小球肾炎； 病理类型； 流行病学因素
肾小球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也是导致慢性肾衰竭的最主要病因。其临床表现各有差异， 有着不同病理学类型。肾组织活检是目前诊断肾脏疾病最可靠的方法， 它不仅能提供诊断、判断预后， 还能指导临床治疗。由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各种病理类型的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和种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因此， 研究不同地区肾小球疾病病理类型及流行病学特点， 对于探索其发病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驻马店地区2011年1月～2014年7月开展肾脏活检病理以来的629例活检资料的病理学类型， 以期对河南驻马店地区肾脏病患者的病理类型进行总结， 以阐明肾小球疾病流行病学特点。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2011年1月～2014年7月， 驻马店地区接受肾活检的患者629例， 均具有完整的临床与病理资料。其中男326例， 女303例， 平均年龄（40.2±14.7）岁。
1. 2 肾活检方法 美国 TERASON 彩色超声诊断仪， 弧形探头频率为3.5 MHz。美国 Pro-MagTM Ultra 全自动活检枪自动穿刺枪， 美国 Angiotech 16 ga×16 cm 穿刺针， 局部麻醉。经右肾下极穿刺获得肾组织。所有患者行光镜（包括HE、PAS、PASM及Masson染色）、免疫病理及电镜检查， 部分患者行刚果红染色及乙肝抗体检查。
1. 3 病理分类标准 参照2000年国内肾活检病理诊断标准指导意见[2]。
1. 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病因分析 已接受肾病理活检629例肾小球疾病构成比：原发性肾小球疾病530例（84.3%）， 继发性肾小球疾病94例（14.9%）， 小管间质性疾病5例（0.8%）。
2. 2 性别和年龄分布 患者的年龄11～81岁， 平均年龄（40.2±14.7）岁。男326例（51.8%）， 女303例（48.2%）。其中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中男性多发， 男女比例为1.08：1， 继发性肾小球疾病中男女比例为0.57：1， 以女性占优势， 与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之间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3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病理类型分布及男女比例 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病理类型分布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膜性肾病218例（41.1%）、肾小球轻微病变122例（23.0%）、IgA肾病84例（15.8%）、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45例（8.5%）、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症37例（7.0%）、毛细血管内增生性肾小球肾炎14例（2.6%）、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7例（1.3%）、硬化性肾小球肾炎2例（0.4%）、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1例（0.2%）；从总体上看，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男性病例289例（54.5%）， 女性病例241例（45.5%）， 除了肾小球轻微病变男79例（64.8%）， 女43例（35.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4 继发性肾小球疾病的病理类型分布及男女比例 继发性肾小球肾炎中， 最常见的3种疾病依次如下：狼疮性肾炎46例（48.9%）、紫癜性肾炎12例（12.8%）、糖尿病肾病9例（9.6%）。在狼疮性肾炎中， 男 34例（36.2%）， 女 60 例（63.8%）；紫癜性性肾炎中， 男 4例（33.3%）， 女 8例（66.7%）；糖尿病肾病中， 男 6例（66.7%）， 女3例（33.3%）。在继发性肾炎中以狼疮性肾炎为主， 并以女性占较大多数，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3. 1 肾脏病患者的性别、年龄分布特点 已接受肾病理活检的629例肾小球疾病患者男性占51.8%， 女性占48.2% ， 男女比例基本相似， 与黎磊石等[3]报道的结果相似。肾小球疾病患者发病年龄以21～60岁阶段的人群较多见， 共有436例， 占73.6%， 与王明军等[4]报道的72.6%结果相近。这表明肾脏疾病的发病年龄在青中年人群中最常见。
3. 2 原发性肾脏疾病患者年龄、性别特点及与病理类型的联系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是本地区最常见的肾脏疾病占84.3%， 其中又以男性患者多见（54.5%）， 与王拥涛等[5]报道的河南北部农村地区相当。其好发年龄是青壮年， 以21～60岁间多见。在性别分布上， 除了肾小球轻微病变男79例（64.8%）， 女43例（35.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P0.05）。原发性肾小球疾病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是膜性肾病218例（41.1%）其次为肾小球轻微病变122例（23.0%）、IgA肾病84例（15.8%）、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45例（8.5%）， 这与王明军等[4]相关报道一致。比驻马店地区2012年报道膜性肾病28.3%比例明显增高。膜性肾病的发病率近几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且越来越呈年青化， 具体病因尚不清楚。可能与膜性肾病以肾病综合征为主要临床表现， 较易发现并就诊， 活检率高有关；也可能是环境因素、地域差别、人文因素引起膜性肾病患者发病率高。但驻马店地区膜性肾病比例之大， 仍令人震惊， 需要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而微小病变肾小球肾炎、IgA肾病的发病情况国内研究的结果一致。
3. 3 继发性肾脏疾病患者年龄、性别特点及与病理类型的联系 继发性肾脏疾病中， 女性患者占绝大多数（72.8%）。其高峰年龄与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高峰年龄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狼疮性肾炎仍是最常见的继发性肾脏疾病， 占48.9%， 其次为紫癜性肾炎（12.8%）、糖尿病肾病（9.6%）。与杜罕等[6]报道继发性肾脏疾病中的发病率相一致， 已考虑与环境因素有关。
综上所述， 通过对驻马店地区近年4来629例肾脏病理结果分析发现， 原发性肾脏疾病仍占绝大多数。但病理类型有其特殊性， IgA肾病发病有所下降， 特发性膜性肾病的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具体原因值得进行深入的流行病学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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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2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吉林长春 130013
[摘要] 目的 探讨社区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心理特点及对策。 方法 2009年9月—2012年9月期间对该社区确诊的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为期3年的医护干预，心理疏导前后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和医学体检，评价其效果。 结果292人参与，男性131人，女性161人，在糖尿病诊断标准、服降糖药感觉良好后仍需保持良好的心态等方面，除遗传是危险因素知晓率无差别外，其余知识的知晓率在心理疏导前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对控制体重、有氧运动，戒烟、限酒和保持心理平衡等非药物疗法的使用率均上升，除戒烟外,其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疏导后患者总复查率、总药物治疗率和总控制率较心理疏导前分别提高了12．81％，7．41％和23．62％，其中心理疏导前后总控制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0．84，P<O．01)。心理疏导后空腹血糖和血压分别下降了8．07 mmol/L和5．47 mmHg，差别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3.73和1.74，均P<0．05)。 结论 为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制定个体化健康指导方案，主要是定期心理疏导，对提高患者糖尿病知识知晓率、药物、非药物治疗依从性以及血糖控制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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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区；空巢老人；糖尿病；心理疏导
[中图分类号] R47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5）02（b）－0022-03
[作者简介] 吴冰（1968.6-）女，满族，吉林长春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全科医学临床、科研、教学工作。
[通讯作者] 王丹（1978.10-），女，吉林长春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健康教育与营养，科研与教学。
糖尿病是一种终身性疾病易并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高，由于其病程长，治疗效果慢，且易反复，患者容易出现各种各样复杂的心理变化，又属于身心疾病不仅心理因素影响糖尿病，而且糖尿病本身往往影响患者的性格、精神状态，引起继发性心理障碍如抑郁、孤独、恐惧等，心理应激反应和性格特征的相互作用，被认为在疾病发生上是重要环节[1]。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治疗及预后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进行心理治疗可起到很好的效果，为此该社区从2009年9月—2012年9月调查随访了292例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心理特点，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该管辖社区2009年9月—2012年9月的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292人作为研究对象，（均符合WHO关于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其中男性131人，占44．86％，女性161人，占55．14％；年龄55～82岁，平均(55．81±10．86)岁，其中男性平均(56．90±12．27)岁，女性平均(54．95±9．60)岁。职业分布情况见表1。
1.2 方法
对该社区已确诊的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为期3年的社区医护干预(指导合理饮食、适当运动、用药指导、自我管理及监测、并发症的预防，最重要的是心理疏导)，在心理疏导前后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和医学体检，评价其干预效果。
1.2.1 社区空巢老人心理特点及沟通方式 老年人常由于患慢性病较多，易受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多思、多虑、或看到邻里、亲戚危重病人易触景生情，食欲不振或明显减轻。自责、固执、有内疚感，开始初诊为糖尿病时，常常自觉病情严重，出现恐惧、焦虑、悲观等情绪，有的病人认为自己不久于人世，每天以泪洗面，还有的认为为什么我得病，他们怎不得病，沉默寡言，不与人交流。该调查表明多思、恐惧、忧郁心理占42例52.5%，临床和试验结果可以肯定心理因素和情绪反应对糖尿病的重要影响[2]。该研究根据病人社会背景、文化程度、经济、性格及年龄不同，采取相应的措施，了解发病经过，开展糖尿病沙龙活动，然后采取直接指导，告诉病人糖尿病虽是终身性疾病，但只要面对现实、坚持长期综合性治疗，是可以与正常人一样生活，享有与正常人一样寿命。有些病人认为自己能吃、能喝，抱无所谓的态度，应告诫患者如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就出现早，纠正对糖尿病错误认识，正视自己的病情，端正生活态度，正确面对老年糖尿病。制定团队医生指导手册，签订协议书；医护每周上门随访，与老年患者谈心，既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和关心，又可及时监测患者血糖、血脂、肝、肾功能、糖化血红蛋白各项指标[3]。
1.2.2 治疗过程中病人的心理特点及对策 在治疗中，病人对自己各种临床症状、每一次的血糖、血脂、尿糖检查结果都非常敏感，稍不理想，情绪就不稳定，他们对各种诊疗持怀疑态度，责怪医生药物不对症，这时要尽量倾听病人心理感受、鼓励他们尽情发泄、诉说，以致流泪也不加劝阻，等情绪平静后，再耐心解答患者提出的有关问题，运用专业知识委婉地将病人的不对观点给予纠正，帮助病人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疾病[4]，多与老年人交流，以消除患者的顾虑、恐惧感，对那些失去信心、消极的患者应多予鼓励和安慰，并动员周围邻居共同关心病人，让儿女们找点时间多回家看看，使病人有依靠感，消除孤寂感，从而提高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1.3 统计方法
用Epidata 3．0管理软件建立数据库，对调查问卷及干预资料进行计算机双录入，并逻辑纠错。采用spss 11．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心理疏导前后患者疗效比较，心理疏导后优于心理疏导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1 心理疏导前后糖尿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在诊断标准、心理因素、危险因素、主要损害器官、不能根治、服降糖药等方面，除遗传是危险因素知晓率无差别外，其余知识的知晓率在干预前后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2．2 心理疏导前后非药物治疗依从性比较
心理疏导前后，患者在控制体重、有氧运动、戒烟和保持心理平衡等方面的利用率均上升，除限制饮酒和戒烟外，其余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心理疏导前后复查率、药物治疗率和血糖控制率比较
其中心理疏导前后总控制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z=10．84，P<0．01)。见表3。
2．4心理疏导前后血糖、血压、血脂比较
干预后较干预前分别下降了8．07 mmol/L和5.47 mmH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3．73和2.699， P均<0．01)，见表4。
3 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表明焦虑、失望或激动等不良状态，会使人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这时机体应激状态使升糖激素升高（如胰高血糖素、肾上腺素等）而使血中葡萄糖水平升高，胰岛素分泌量反而减少，因而血糖会更高。而通过医护的心理疏导，可使患者血糖、血压的稳定性明显提高，心理疏导后空腹血糖和血压分别下降了8．07 mmol/L和5．47 mmHg。患者总复查率、药物治疗率和总控制率较心理疏导前分别提高了10．81％，5．41％和21．62％。由此可见，心理疏导在消除空巢糖尿病老年的心理问题，使患者心情愉悦接受治疗，促进身心康复中起到主要作用[5]。也很好地证明了心理疏导后随着患者的糖尿病知识知晓率的提高，病人的依从性也得到相应提高。
随着家庭空巢化和老年人高龄化，社会化医护服务将面临着更多新的需求，而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心理问题更为突出。基于我国在此方面研究和重视度起步较晚，投入更少，虽有一定的重视，但目前可利用的社区卫生服务资源仍不是很丰富，患者参与度小，为此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社区卫生服务资源开展社区医护心理干预必将成为今后此领域研究的的重要方向之一[6]。在该研究取得的成果基础上与当前国内外研究相对比，为使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得到更优质的社区医护干预，提高其生活质量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社区医护综合干预要不断改进，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不断摸索，多方认真研究总结出系统的最优干预方法。②本着预防为主，做到未病先防，随着我国财政对社区医疗经费的不断投入，做好农村和城市全方位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早查、早治，确保社区医护的及早参与。③为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提供社区医护及时心理干预，消除其不良心理因素，防止并发症的出现，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寿命[7]，真正有效地做到既病防变。④增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村空巢老年糖尿病患者对自身疾病和并发症的认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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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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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社区；传染病；疫情分析；流行特征；防御
以往，我国传染病防控主要以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为主，近年针对传染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医疗机构常常是传染病患者就诊的第一关口的现状，社区在传染病预防与控制上把好第一道关，显得尤为重要。疾病监测是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基础，传染病疫情报告又是疾病监测的主要手段[1]。为更好地指导今后的防治工作，现对紫金社区2011～2013年报告传染病病例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疫情资料2011～2013年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按发病日期进行统计）；人口数据来源于莲都区紫金街道，见表1。
1.2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Excel2003软件统计处理[2]，进行综合研究分析。
2结果
2.1疫情概况 2011～2013年共报告传染病1453例，报告传染病病种均为乙类、丙类和其他类，无甲类传染病报告，无死亡病例报告。其中12起爆发疫情（2011年1起流腮，4起手足口病；2012年6起手足口病；2013年1起手足口病。）均发生在辖区内学校及幼儿园。辖区内人口38175人，年平均发病率为1.27‰。2011～2013年各类传染病发病情况及发病构成见表2。
2.2发病情况
2.2.1肠道传染病 3年共报告肠道传染病1031例，主要以感染性腹泻与手足口病为主，占肠道传染病发病率的98.4%。2013年4～5月份，手足口病发病率大幅增加，全年手足口病发病例数为293例，占当年肠道传染病发病率的51.2%。
2.2.2呼吸道传染病3年共报告呼吸道传染病例228例，居各类传染病第二位，主要以流行性腮腺炎和肺结核为主。流行性腮腺炎发病数为124例，占呼吸道传染病的54.4%。
2.2.3虫媒及自然疫原性传染病 2011～2013年3年内报告7例疟疾病例。
2.2.4血源及性传播疾病 共报告187例。以病毒性肝炎和梅毒为主，占血源及性传播疾病的78.6%。
2.3聚集性疫情 流腮：2011年爆发1起流腮疫情；手足口病：2011年聚集性手足口病4起、2012年聚集性手足口病6起、2013年聚集性手足口病1起。均在辖区小学及幼儿园内发生。主要是由日常生活密切接触引起传播。
2.4流行病学特征
2.4.1性别年龄分布报告1453例传染病男性817例，女性636例。男女比为1.28∶1。发病年龄以0～5岁婴幼儿及儿童为主，占发病总数的65.03%，见图1。
2.4.2地区分布 在紫金街道6个社区及7个自然村均有发病，东银苑发病数（340例）及金苑发病数（316例）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这与城区人口密集度高和人口流动性大密切相关，见图2。
2.4.3职业分布 紫金辖区2011～2013年传染病发病人群中散居儿童927例，占总发病率的63.8%；学生及托幼儿童共计242例，占总发病率的16.7%。这与手足口病及其它感染性腹泻发病率增高有关有关，见图3。
通过对本辖区2011～2013年传染病监测，经过数据汇总分析，结果显示2013年度传染病病例报告数比2011、2012年度明显增多，这与2013年度手足口病、其它感染性腹泻病例报告人数显著增多有关有关，分别为2011年度及2012年度约1.8及1.97倍。东银苑发病数（340例）及金苑发病数（316例）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这与城区人口密集度高和人口流动性大密切相关。病例性别比分别是男性56%，女性44%，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12%，性别差异明显；年龄分布结果显示0～5岁年龄组发病数处在首位，初步估计与该年龄组在年度流行性手足口病及其他感染性腹泻发病率较高有关。
3讨论
针对目前国内外传染病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社区作为患病后患者就诊的第一站，对传染病的防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紫金社区2011～2013年传染病疫情分析结果显示，社区医院传染病患者仍以肠道和呼吸道传染病为主，占发病总数的86.8%。呼吸道传染病中以流行性腮腺的发病率占首位，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等季节性传染病高发。肠道传染病中手足口病以婴幼儿和儿童普遍易感，感染对象主要为5岁以下的婴幼儿。肠道病毒传染性强，隐性感染比例大，传播途径复杂，传播速度快，易引起暴发或流行，做好个人、家庭和托幼机构的卫生，防止社区感染是预防手足口病的关键措施；感染性腹泻是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常见肠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食物传播，市民中存在的不良饮水、饮食习惯、较差的个人及家庭卫生亦会导致感染发病。
血源及性传播疾病，3年共报告187例，以病毒性肝炎、梅毒与淋病为主，仍是社区基层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其他传染病发病例数较低，但仍需继续防控，特别是近年来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各社区的防控工作不能有任何松懈。
学校是人群较密集的场所，因此疫情发生后要及时采取控制措施，以免造成播散[3]。近年来流行性腮腺炎、水痘与手足口病等传染病在校内暴发现象增多，与学校人口密集，加上易感人群相应疫苗的接种率低有关，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可能成为学校传染病暴发的主要原因。针对辖区学校内发生的1起流行性腮腺炎暴发疫情和幼儿园内11起手足口病疫情，疫情发生后，社区均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处理，建议发生暴发疫情的班级及时采取停课处理，避免扩大疫情传播范围，采取的主要控制措施有及时隔离、治疗患者，对发生疫情学校的内外环境进行消毒，对疫点人群进行健康教育，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未造成更大范围内扩散。同时社区和学校联合对学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强化学校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学校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切实改善广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共同将学校传染病突发疫情控制在最低限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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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4
目的 探讨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HNL)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其诊断与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21例HN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结果 21例中，男6例，女15例。患者以颈部淋巴结肿大伴高热、外周血白细胞降低为临床特征。病理表现：淋巴结呈破碎状，淋巴结内见边界清楚的碎屑样坏死、组织细胞增生及纤维素沉积，不伴有中性粒细胞浸润。结论 HNL临床少见，多见于年轻女性。临床表现及病理皆有其特点；组织形态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是确诊HNL的重要手段；易误诊为恶性淋巴瘤。
【关键词】 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 病理学 临床 免疫组织化学
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histiocytic necrotizing lymphadenitis，HNL)又称亚急性淋巴结炎、Kikuchi(菊池)病，是一种良性自限性疾病，临床表现为持续高热、颈部淋巴结肿大；病理上易与恶性淋巴瘤等混淆，误诊率高达40%［1］。笔者通过对21例HN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临床病理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1995年1月～2007年12月经病理确诊的HNL 21例，男6例，女15例，年龄15～56岁，平均29岁。其中17例单侧或双侧颈部多个淋巴结肿大，4例颈部、颌下、腋窝、腹股沟多部位淋巴结肿大，肿大淋巴结直径0.5～3cm，活动，彼此无粘连，部分有压痛。15例伴发热，T 38～39.5℃，平均38.6℃。2例为艾滋病患者。多数患者发病前有类似感冒症状，给予抗生素治疗感冒症状无明显减轻，数周至数月恢复正常，淋巴结缩小或消失。
1.2 实验室检查
外周血白细胞降低13例，血沉升高11例，抗酸染色阴性21例，OT试验阴性18例，3例弱阳性，抗结核抗体阳性5例，阴性16例，HIV阳性2例。
1.3 病理学检查
活检21例送检淋巴结中16例呈破碎状，5例包膜完整，直径0.5～3cm。切面灰红、灰黄色，质软，部分鱼肉样。镜下见大部分淋巴结结构被破坏，皮质、副皮质区见边界清楚的碎屑样坏死及散在的纤维素沉积，部分坏死区融合，累及整个淋巴结；坏死区见大量吞噬核碎片的组织细胞和淋巴细胞增生，增生的淋巴细胞大部分为浆样单核细胞，胞浆丰富但无核周空晕，并见免疫母细胞掺杂于浆样单核细胞和组织细胞中；坏死区及其周围无中性粒细胞浸润。其中2例淋巴结病变以泡沫细胞占主体。非病变区淋巴窦、索结构正常，可见残存的淋巴滤泡。6例HE病理诊断恶性淋巴瘤。免疫组织化学：LCA(-)，局部淋巴细胞增生区域 CD45RO(+)、RCD3(+)，此区域Ki67约60%细胞阳性，组织细胞CD68(+)，残存淋巴滤泡生发中心CD20(+)。
2 讨论
2.1 临床特征
HNL最常见于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2］，于1972年由Kikuchi和Fujimoto首先报道，故又称Kikuchi-Fujimoto病［1］。它是一种良性自限性病变，好发于30岁以下的青年女性［3］，以持续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伴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其中以颈部淋巴结肿大为主，少数可见全身淋巴结肿大，伴局部疼痛或压痛，少数可伴肝脾肿大及皮疹。部分患者发病前多有类似感冒症状，给予抗生素治疗感冒症状无明显减轻，外周血白细胞计数降低，血沉升高，抗酸染色及OT试验阴性。本组21例中女性15例，平均发病年龄为29岁，颈部淋巴结肿大17例，发热15例，实验室检查外周血白细胞偏低、血沉升高等，与文献报道的结果相一致［4］。
2.2 病理学特征
活检淋巴结破碎是HNL的特征之一［5］，本组21例活检淋巴结中有16例呈破碎状，这可能与其内存在坏死灶有关。镜下HNL组织形态变化多样，但淋巴结内多灶性病变、吞噬凋亡小体或核碎片的组织细胞，转化增生的T淋巴细胞及缺乏中性粒细胞浸润是HNL的三大病理特征［4］。分3个组织学类型［6］：①增生型：病变区主要由增生组织细胞、浆样单核细胞、免疫母细胞、小淋巴细胞等细胞和核碎片组成，无明显坏死及中性粒细胞浸润；②坏死型：有较明显的凝固性坏死，坏死中有较多的核碎片和组织细胞吞噬核碎片现象；③黄色瘤样型：病变区以泡沫样组织细胞为主。这其实为病变的不同发展阶段，即T细胞增生—凋亡/坏死—黄色瘤样［7］。本组患者的病理类型以坏死型为主，此型诊断并不困难，淋巴结内以浆样单核细胞呈弥漫性增生和浸润。无明显坏死病变的增生型HNL最难诊断，此时诊断主要依据免疫组织化学，证实增生的细胞是否为母化的淋巴细胞和增生的组织细胞，且需要仔细寻找细胞间有无少量核碎片。本组有6例HE病理诊断恶性淋巴瘤，后经免疫组织化学证实为HNL，误诊率为28.57%(6/21)，低于文献报道［1］。
2.3 鉴别诊断
2.3.1 恶性淋巴瘤
淋巴结正常结构消失，组成细胞相对单一，细胞明显异型，多无坏死及细胞吞噬现象；免疫组织化学LCA阳性，T细胞或B细胞单克隆性，组织细胞散在阳性。而HNL有边界清楚的碎屑样坏死，病灶内多种细胞混杂；免疫组织化学呈多克隆性，组织细胞片状阳性不同，LCA阴性。
2.3.2 恶性组织细胞增生症
罕见，以青壮年男性多见［8］，临床表现多样性，异型组织细胞有吞噬红细胞现象，但无地图样浅染区或“星空样”吞噬核碎片的巨噬细胞，背景中有多少不等的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为高侵袭性肿瘤，对治疗反应差，预后不良。而HNL以青年女性多见，是一种自限性病变，预后良好。
2.3.3 淋巴结结核病
坏死灶为干酪样坏死，而无细胞碎片参杂，坏死灶边缘有类上皮细胞、郎罕氏巨细胞团及肉芽肿形成，实验室检查如OT试验强阳性，坏死物涂片找到结核杆菌可与HNL相鉴别。
2.3.4 猫抓病
有被猫抓伤或咬伤的病史，肿大的淋巴结多在引流区。淋巴结见化脓性坏死灶，有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边缘区见肉芽肿形成，用抗生素治疗有效。而HNL坏死灶中罕见中性粒细胞，用抗生素治疗无效，可与猫抓病相鉴别。
HNL至今病因不明，临床经过多呈良性和自限性［2］，自然病程一般为1～3个月。治疗上皮质类激素对HNL敏感，无需给予抗生素。本组19例患者治愈，随访至今无复发。2例死亡，均为艾滋病患者。有报道HNL可伴发其他多种自体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桥本氏甲状腺炎、淋巴细胞性脑膜炎等［9］，这使得HNL临床表现错综复杂，对于HNL患者应密切随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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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小草，徐黎明.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36例临床病理分析［J］.现代实用医学，2007，19(6)：45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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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兰英，赵彤.Kikuchi病研究的若干进展［J］.诊断病理学杂志，2001，8(4)：232-233.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5
【关键词】 视力，低；龋齿；营养评价；沙眼；贫血；学生
【中图分类号】 G 478.2 R 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9-0867-02
为了解海南省海府地区中、小学生常见病患病情况，以便为有效采取针对性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2007年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对海府地区9 所中小学校在校学生常见病、多发病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抽取海府地区高中、初中、小学各3所，共调查9所中小学校在校学生15 462名，其中小学生5 264名，初中生5 186名，高中生5 012名。
1.2 方法 按《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检测实施方案》进行健康检查。贫血调查检验项目及其诊断标准均按照WHO推荐的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法，现场采血测定。工作人员根据《中小学生健康检查表规范》［1］进行培训，要求认真填写学生健康体检表。资料经整理后，输入学生生长发育监测信息管理与评价系统进行分析和评价。
2 结果
2.1 总体情况 本次检查的15 462名学生中，视力不良患病率最高，达57.15%；肥胖率最低，为8.16%；龋齿、营养不良、沙眼、贫血患病率分别为35.28%，15.39%，17.60%和13.10%。
2.2 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常见病患病情况比较 视力不良、沙眼、贫血患病率高中生高于初中生和小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2 470.97，303.36，51.63，P值均＜0.01)；龋齿患病率小学生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 174.17，P＜0.01)；营养不良患病率与肥胖患病率不同学段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见表1。
2.3 不同性别学生常见病患病情况比较 表2显示，除视力不良患病率男、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χ2=0.23，P＞0.05），其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龋齿、肥胖、沙眼患病率男生高于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3.72，9.71和16.28，P值均＜0.01）；贫血、营养不良患病率女生高于男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228.69，207.88，P值均＜0.01）。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海府地区中小学生的常见病主要为视力不良、龋齿、营养不良、肥胖与贫血，其中视力不良率为57.15% ，高于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平均水平(25.37%)，并随学习阶段的升高呈上升趋势，与国内报道相似［2］。主要由于随着学龄的不断升高，学生的学习负担日益加重，学习时间延长；另外，电视、游戏机、计算机的普及等都使学生的户外活动减少，造成用眼时间与体育锻炼时间差距过大，视力不良的患病率也随着上升。学校应提高学生自觉保护视力的意识，注意用眼卫生，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纠正学习姿势，并积极利用有限的时间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以增强身体素质，达到预防疾病，特别是预防近视的目的。海府地区中小学生龋齿患病率为35.28%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12%) ，并随学习阶段的升高而降低，且男生高于女生。这可能与小学生常见病中，龋齿患病率最高，乳牙龋发病快、龋患率高［3］及进食含糖较高的精制食品较初、高中生多等因素有关。因此，应加大对小学生龋齿的防治力度，培养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发现龋齿及时填充治疗。结果还显示，中小学生营养不良、贫血患病率分别为15.39%和13.1%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62%，9.1%) ；营养不良、贫血患病率女生高于男生， 是由于女生比男生易养成挑食、偏食的习惯、活动较少及追求苗条、盲目减肥有关，也与女生生理特点有关。肥胖、沙眼患病率分别为8.16%和17.60%，高于全国水平(3.18%，6.5%)；男生高于女生，可能与家庭经济水平、膳食营养状况、饮食习惯、户外活动、学习负担、个人卫生意识差等有关，其中沙眼患病率随学龄升高而上升，可能是随着生活范围增大，又没有形成良好卫生习惯， 而从初中起住校学生较小学的多，同学之间感染机会增多有关。因此，要纠正学生不良的用眼卫生习惯，向学生家长宣传沙眼的防治知识，对沙眼病人要及时治疗，防止传播。
因此，对学生常见病的预防，重要的是要加强健康教育。各级教育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大健康教育和健康普查（体检）工作力度，包括对教师、学生和家长3 个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尤其是家长和教师要相互配合；加强常见病的防治，做到从小预防，对发现的常见病要及时治疗和纠正，培养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降低常见病的患病率。
4 参考文献
［1］ 殷大奎.学校卫生与防疫管理全书.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 729-2 733.
［2］ 李志强，果春艳.兰州市中小学生常见病现状调查.中国学校卫生，2000，21(3)：218.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区别范文6
【关键词】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
【正文】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为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对20世纪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除了克拉培林、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人们通常把雅斯贝尔斯视为现代精神病学的“伟大创始人”。
一、精神病治疗与研究
1908年，雅斯贝尔斯以《思乡与犯罪》一文获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适逢毕业，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长f.尼塞尔对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欣赏便收他为助手，这样雅斯贝尔斯就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1909-1915)。
当时，海德堡精神病院由于有e.克拉培林、f.尼塞尔而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精神病研究与治疗中心。由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雅斯贝尔斯可以不按医院规定的时间工作，准许参加所有的研究讨论、参加集体查访、听病人病情介绍，参加关于诊断鉴定的研讨。此外，他有一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他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进行独立研究。他是大学生精神疾病病房中关于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法律鉴定人和医生。因此，他得以察知精神病治疗学的一切方面：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诸方面。在医院“严格的科学精神”激励下，雅斯贝尔斯很快成为一名既有理论修养又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据信，他当时作出的一系列精神疾病的法律鉴定和诊断至今还收藏在海德堡精神病院中。
1913年，雅斯贝尔斯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从w.文德尔班那里获大学心理学授课资格。
1915年，他离一了医院，1916年任心理学副教授，1917年任哲学副教授。这期间，海德堡大学医学系曾聘他作尼塞尔的继任人，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辞退聘书。但是自转向心理学、哲学以后，他依然关注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除了修订再版《普通精神病理学》（1920、1921、1946）之外，他在许多著作中探讨了精神病学的重大题材。这些著作有《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1932)、《精神分析批判》(1950)、《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尤其是，关于诸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报告又一次为精神病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些报告有：《斯特林堡与梵．高》(1922)、《尼采》(1936)、《预言家埃策奇尔》(1947)等。
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他的博士论文《思乡与犯罪》（1909年付印）。1910-1913年，他除了发表许多关于近代精神病治疗学文献的短评之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论发展与过程》(1910)、《智力测验的方法与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觉时的真实性与现实判断》（1911、1912）、《患精神分裂症时命运与精神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可理解关系》(1913)、《真实的知觉》(1913)等。这些文章（后被汇集成《精神病理学文章》一书出版，1963）成为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基本骨架。
《普通精神病理学》初版于1913年，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此书的问世标志着精神病理学第一次形成为一门科学，直到今天此书依然被视为每个精神病理学讨论的基础。自问世以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不仅对德国精神病学，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1928年、1951年、1964年，此书被分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期间，早期精神病理学作品还被译成日文、西班牙文和英文。迟至1963年，此书才由赫尼克、汉密尔顿译成英文。但是，早在1933年w.麦耶—格罗斯流亡英国时，英国精神病学界就已关注起雅斯贝尔斯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了。尽管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英译本同时在美国出版，但其影响似乎有限。究其原因，客观上精神分析在美国长期占统治地位，无形中形成了一道严密屏障；主观上，雅斯贝尔斯的康德式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也不易为美国人理解。然而，情况正在改变。近20年来，精神疾病症状学的作用和影响明显加强，因此在美国诊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趋向，开始接受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古典海德堡学派的经验描述传统。
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精神疾病，某一历史阶段精神病学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当时医学科学水平，同时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关系很大。因此，首先应从20世纪初德国精神病学的历史状况中理解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著作。
19世纪上半叶，精神病学中整体人类学观点占统治地位，与此相应，精神疾病被理解为源于人的生活关系的疾病。但是，自19世纪后半叶起，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精神病学也同其他医学学科一样发展为一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倡导因果说明模式，坚持从脑病理基础中推导出心灵事件。与疾病概念相适应，心灵疾病被视为直接的躯体后果或躯体伴发的心灵疾病，从而心灵疾病被认为是病理解剖学障碍、病理生理学障碍的副现象。进言之，科学努力的目标在于确定疾病单元，并尽可能将这一单元的症状学、病源学特征与脑器官紧密联系起来。w.格里辛格、t.麦尼特、c.韦尼克、v.克拉夫特—埃宾斯等人的临床概念，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从总体上看，e.克拉培林的精神病学也属于自然科学的躯体派传统，但它已标志着躯体病理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开始转向临床描述和现象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克拉培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积累临床资料，第一次将躁狂—抑郁症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区别开来。尽管他也确信心灵障碍的根据在于脑作用的病理改变，但与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家们的思辨态度不同，他坚持临床观察和经验描述的基本立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理解方法的兴起，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促使心理学理论从实验的生理心理学理论进入到现象学理解的整体心理学理论。在这世纪性“心理学危机”和转向中，雅斯贝尔斯通过精神病理学方法的系统化，通过把现象学—理解概念导入精神病理学，进一步削弱了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雅斯贝尔斯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时，精神病治疗学还处于一种临床经验的水平，没有统一的科学体系。格里辛格认为“精神病是脑病”；克拉培林把精神病分为早发性痴呆与躁狂—抑郁症；弗洛伊德的分析精神病治疗法，尽管遭到广泛指责，但这时已开始尖入瑞士和德国；e.布洛伊勒试图把分析的理解进一步推广用于精神分裂症；r.高普根据性格、环境、遭遇来解释癫狂症；e.吕丁认为疾病的遗传因子对精神分裂症有重要意义。整个的这一门科学现出一派混乱，解剖学、生理学、生物遗传学、分析学、神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各种解释，众说纷纭，毫无定论。此外，理论忽而形成，忽而被忘却，变幻不定；人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术语；有人试图把上述所有方法都使用起来，但又不知这些方法之间的界限和联系。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病学的现状极为不满，他深感精神病学的思维“停滞不前”。因此，他的基本要求是，凡研究精神病理学的人必须首先要学会思维。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清晰地描绘病症而且能够重新认识描绘这种疾病的语言，同时还必须弄清何谓理论、何谓科学、何谓方法、何谓理解。于是，1911年当主治医生a.威尔曼斯请他写本精神病理学教科书时，雅斯贝尔斯便欣然允诺。两年后，《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便问世。此书的宗旨是，根据方法论秩序从概念上澄明精神病理学的认识状况。
三、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基本思想
康德哲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著作的哲学基础。按照康德哲学，世界是全体，是理念。据此，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全体”是哲学的对象。精神病理学关于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并不存在系统的精神病理学知识或包罗万象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涉及特定的对象，都要求具有正确观点的正确方法。所以把任何真理绝对化都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把特殊事物的客观存在等同于绝对存在，把对象等同于存在自身。因此，精神病理学家必须获取可靠的科学态度，必须用科学概念把握现实，以科学范畴概括现实。只有对特定知识采用特定标准，人们才能获得关于心灵现象的有效知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防止精神病理学家把特殊的对象知识转普为教条主义的绝对知识，使他们意识到理论自身的意义而从特定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心理学理论仅仅是人们为了推断心灵基原而构想的可能的“想象”和“图画”，心理学理论的合理性仅仅在于这种设想的可使用性，而不在于它们所设想的东西的可能的实在性。因此，他全面彻底地抛弃了那些把某个有限的实在直接当作基原的那些理论，例如那些“脑神话学”。他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关键是在这些理论的可用性的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们。如果把一种本来在有限范围内有意义的理论加以绝对化，这种理论就会变成一种“全体知识”，一种“信仰”。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认识心灵生活的科学方法是理解(verstehen)和说明(erkl＠①ren)。理解与说明并重，且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心灵领域。根据狄尔泰、m.韦伯和早期胡塞尔的方法论学说，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引进精神病理学研究，使之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并行不悖，促成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理解与说明的方法二元论。
“说明”领悟心灵事件的基原，追索客观化的、因果规律性的心理关系。如果在心灵中心理学地、或在大脑中生物学地发现了一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的原因，那么便可以说，这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得到了说明。例如，某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可以是化学的——大脑中缺乏某种材料，也可以是物理的——大脑受到损伤。因此，在“说明的心理学”中，人们循着因果链去探索外在于意识的原因，往往把某一化学原素或物理事件视为某一心灵事件的原因。雅斯贝尔斯把脑颅、特别是大脑皮层中高度复杂的生物学作用设想为心灵事件的前提，但他强调，心灵进程的直接的躯体基础是不可认识的。
借助说明，可以把握“过程”(prozess)即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事件。过程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心灵发展中，突然出现了逐步改变心灵活动的全新的东西，某些异物“嫁接”到人格上。一个过程是不能理解的，必须去说明。雅斯贝尔斯区分了两种过程：心灵过程与器质性脑疾病过程。前者，如精神分裂症改变心灵生活而不破坏心灵生活；后者，如痴呆过程则破坏心灵生活。总之，过程是一种心灵关系，对此须从脑事件或外在于意识的事件加以因果性说明。
无论何处，凡是认识最终以“外在的因果性”即以原因为根据的地方，认识都是一种说明，反之，只要认识的基础是一种“内在困果性”，是一种动机，那么认识就成了理解。理解是对心灵现象和关系的同感再现。理解即“同感理解”，它建立在一种直接的“明证性”(evidenz)基础上。
现象学理解旨在直观地再现病人意识中的直接所与物，为此它必须对一定的心灵现象进行“挑选、限制和区别”。在此，必须中止所有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假设，甚至也不追究心灵关系。在静力学理解中再现心灵的横断面即“心灵的质”，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现象学”。现象学构成理解心理学的方法论、概念论基础。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称作“主观心理学”，并把它与“客观心理学”对立起来。与主观心理学不同，客观心理学是从感官可觉察的客观事件出发，接近其他个体的心灵生活。
如果说现象学的静力学理解仅仅致力于零星的心灵的质，那么发生学理解则致力于心灵的关系。发生学理解旨在再现心灵的纵剖面，以期把握“心灵的东西如何以明证性从心灵的东西中产生”。通过“设身处地”、“同感”，发生学理解把心灵关系证明为“可理解关系”、“可同感关系”或“心理学的关系”。在此，可理解关系通常是能够测定个别关系的“理想型”(idealtypus)关系。雅斯贝尔斯区别了两种理解：理性理解与同感理解。如果思维的内容按照逻辑规则产生，理解到动机逻辑上是手段——目的的关系，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理性的理解；如果只是通过理解者对对象的移情，动机才清楚，那么这种理解就是同感理解。
理解的主要依据在于理解者自身的主观体验。他要理解如何从印象中产生出感受、从感受中形成希望、狂想、恐惧等心理状况。通过认识可理解关系，发生学理解领悟到“人格的发展”(entwiklung einer pers＠②nlichkeit)。人格的发展，其特征是它本身就是可理解地发展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没有不可理解的、产生新东西的“大波折”，便可以按照他的秉性来理解他的一生。
从理解与说明这一方法论分立中产生出心灵现象的原则性区分：发展与过程。把发展与过程区分开，是通过克拉培林为世人所知的。但是，重要的是雅斯贝尔斯通过这一区分，得出了一条对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假定：理解的局限性与说明的无限性。由于主观移情能力以及客观可移情性这两个方面的限制，理解到处受到局限。反之，说明没有确定“原则性界限”，它由于对象的缘故而成了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样，无法再理解的时候，却可以说明。
“可理解性”(verst＠①ndlichkeit)与“不可理解性”(unverst＠①ndlichkeit)的标准是“明证性”，即一种主观标准。因为一方面，作为全体，可理解关系也会经历某种因果说明。另一方面，在“心理过程”范围内，也存在可理解关系。因此，在同一心灵关系之内，说明与理解可交错把握。但原则上，理解的界限就在心灵关系在人格发展中得不到整合的地方，即过程刚刚开始的地方，例如，先天性经验性格的现实，器质性疾病、精神病、生存现实等。简言之，心理学理解的界限就在生物学的因果机制起作用的地方。
对雅斯贝尔斯而言，关于可理解性（心灵发展）与不可理解性（心灵过程）的区分，至多是描述性症状学的划分，而不是疾病分类学的划分。但是，根据雅斯贝尔斯关于“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的区分，也可用作一种鉴别诊断的标准：可理解性—发展—神经症（或非精神病的心灵生活）；不可理解性—过程—精神病。因此，根据这一区分，雅斯贝尔斯以后的精神病学、特别是k.施奈德学派进一步区分了“非病态偏离”（同感关系、反应、人格发展等）与精神疾病（不可理解的、只能加以说明的过程）。
雅斯贝尔斯倡导和坚持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精神病学的诊断依据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因此疾病单元及其诊断图式必须建立在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基础上。
单个症状(einzelsyptom)是静力学意义上可确定、可观察的基本现象。例如，“木僵”：意识清醒、无反应；“躁狂症”：运动性激动、狂欢；“精神错乱”：语言无连贯性、行为不可理解；“偏执狂”：妄想、幻觉。判定综合症状(symptomkomplex)的主要标准是“共发频繁性”和“异质性内容的蔓延”。雅斯贝尔斯把综合症状归纳为三类：(1)器质性综合症状。例如，“柯萨可夫综合症状”、脑震荡后虚弱症状、各种器质性痴呆等；(2)意识改变综合症状。例如，谵妄、各种精神错乱、朦胧状态等；(3)反常心境综合症状。例如，躁狂症、抑郁症。此外，雅斯贝尔斯还注意到了一系列“过渡症状”和“附加症状”。
根据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雅斯贝尔斯构想了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图式”(diagnoseschema)。雅斯贝尔斯把诊断图式的内容概括如下：(1)伴发心灵障碍的躯体疾病，如脑疾病、伴发症状性精神病的躯体疾病、各种中毒性躯体疾病；(2)重精神病，如真性癫痫、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3)精神变态独立的反常反应、神经官能症和神精症症状。
在雅斯贝尔斯之前，人们对诊断图式已有所了解，但首先从科学方法论角度加以反思和系统表述的是雅斯贝尔斯。这一诊断图式经某些修正后为当代诊断学和分类学普遍采用。
四、雅斯贝尔斯对当代精神病学的影响
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方向对现代欧洲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临床精神病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开创了欧洲临床精神病学的新纪元。他的主要功绩在于指出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的基础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精神科医生在临床诊断中，首先要做症状学诊断，然后结合人格特征、病史、病因以及症状动态发展病程，从而进一步确定疾病分类学诊断。所以客观地判断精神症状，对精神科医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此，雅斯贝尔斯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被认为是临床精神病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他的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强调收集和检查异常精神状态必须根据可观察到的精神病人的行为表现，以及病人有意识的心理体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强调要尽量避免主观猜想。
方法论和分类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主要成就。他创造和描述了各种方法并有意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讨。他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和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等，指明了通达心灵生活的基本途径。他的方法不仅仅是理解—说明的二元论，而是三步骤：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这三重方法集中标明了海德堡学派精神病学的方法论特征。
精神病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内源性精神病的“躯体基础”问题。鉴于“基础”问题的复杂性，雅斯贝尔斯在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时，最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不顾。在他那里到处显示出克拉培林躯体学观点的踪迹，但他通过可理解标准中的“主观性转向”淡化了“躯体学派”与“精神学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比。因此，他的精神病理学标志着精神病学理论从克拉培林原初的疾病分类学概念进入到描述性症状学研究。
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直接启迪了k.施奈德的精神病理学思想。1950年施奈德发表了《临床精神病理学》，此书被认为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思想的具体应用。此书除了重申雅斯贝尔斯业已阐明的基本观点，还澄清了许多临床疑难问题，为科学的临床精神病理学的日常实践提供了可能性。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认为精神疾病的症状分析是临床诊断的唯一基础。但是，在评估躯体症状与心理症状的作用问题上，他强调躯体症状诊断的优先地位，其结果，在他那里，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学便失去了疾病分类学上的中立性，被卷入到一场内源性精神病本质的争论中去。施奈德学派认为心灵疾病本质上是一种躯体事件，进而假定内源性精神病也有其躯体基础。根据雅斯贝尔斯的二分法即理解与说明、可理解心灵关系与不可理解心灵关系、发展与过程的区分，施奈德把心灵障碍区分为病态心灵障碍与非病态心灵障碍。并且，由此进一步把器质性精神病与内源性精神病归结为病态心灵状态，而把反应、发展和人格变异归结为非病态的正常偏离。在他看来，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就是量的心灵病态，而不可理解的因果关系则是质的现象。原则上，两个领域非此即彼，不能互相过渡。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划清了可理解关系领域与因果关系领域。但是，他受m.舍勒“同感学说”的影响，用“意义关系”、“意义连续性”、“意义合法性”等概念代替了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概念。施奈德认为，在过程和精神病病例中，生活史的意义关系是中断着的。因此，并非所有心灵关系都需要经历“发生学的重新体验”，而对于过程诊断来说，发生学的不可重新体验性也未必总是先决条件。施奈德区分了精神病的此在与如此之在(sosein)、精神病的内容与形式，这一区分最终限制了雅斯贝尔斯关于发展与过程的区分。
施奈德的学生g.胡贝尔首次把雅斯贝尔斯－施奈德的“方法论诊断学”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研究。在《妄想》(1977)等著作中，胡贝尔进一步放宽了妄想问题上的理解界限。他反对把妄想(wahn)与理解绝对对立起来，但他像施奈德一样，坚持认为只有从不可理解性中才给推论出某一心灵状态、妄想及一般精神病的本质。
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胡贝尔运用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现象学方法揭示了许多可理解关系，特别是揭示了类妄想精神病中生活史与人格的联系。他以大量临床资料证明了即便是那些“一级症状”(symptom 1.ranges)也具有部分可推导的传记特征。例如，就“妄想知觉”这一级一特征的体验方式而言，反常的固有关系即知觉事件的自我关系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作为类基质现象，与疾病过程相应的基础障碍却是可理解的。这表明，精神病和妄想并不意味着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而仅仅意味着这里存在着心理学理解的界限。运用雅斯贝尔斯的发生学理解方法，可以证明精神病与生活史之间一大段可移情的关系。
海德堡学派及其后继者们继承和发展了雅斯贝尔斯所开创的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海德堡学派坚持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方法，努力把理解界限说用以鉴别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非病态精神障碍与病态精神状态。
雅斯贝尔斯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如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二元论、发展与过程、不可理解性定理等）成为描述性现象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之间方法论争论和疾病分类学争论的焦点。雅斯贝尔斯拒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说明”，指责他的理解心理学是一种“自我误解”、一种“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因为在他看来，弗氏实际上是在自然科学的思辨形态中从事所谓理解心理学。他认为，精神分析从事思辨理解，要求“漫无界限的可理解性”，只会导致“任意理解”，沦为一种新的“巫术形式”。反之，精神分析方面，则把雅斯贝尔斯严格的理解界限判定为一种方法论的“偏见”。公平而论，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本依据是心灵现象、症状和综合症以及疾病单元，而精神分析的基本依据是无意识理论和心灵创伤史。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海德堡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之间长期处于一种特殊的紧张状态中，它们彼此怀有敌意，很少能互相谅解。
除了精神分析，e.布洛伊勒的苏黎世学派，r.高普、e.克雷奇默尔的图宾根学派也与雅斯贝尔斯－海德堡学派方向处于尖锐对峙状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布氏和克氏先后拒绝了雅斯贝尔斯关于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转而接受了动力心理学的疾病单元。1911年布洛伊勒发表了《精神分裂症》一书，开始强调精神分裂症中发生心理学的作用和心理反应性因素。1918年克雷奇默尔则以《敏感性关系妄想》一书，另行提示了理解心灵现象的途径。两人的精神病学概念均不包含“理解界限”的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病学中的此在分析学方向、现象学－人类学方向也与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处于对峙状态。但是，这两派之间彼此还能相互谅解，其争论不具有论战性质。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不是致力于孤立的个别的病理学体验，而是致力于人的此在及其病变事件的包罗万象的结构和秩序。雅斯贝尔斯承认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均是一种描述方法，但他指责说，哲学向研究对象之中的渗透，“意味着研究本身的毁灭”。他认为，这两个方向无视任何理解界限，直接诉诸于人的本质，不啻“越俎代疱”，侵犯了“人的全体”这一哲学的领地。反之，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则断定，雅斯贝尔斯的理解概念业已“半途而废”，并因其二元论妨碍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力。然而，在临床观察中，现象学－人类学却全盘接受了雅斯贝尔斯的描述－体验术语。
至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方向，则进一步偏离了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渊源于克拉培林的躯体病理学概念及前克拉培林神经精神病学概念，其首要方法是说明的方法和定量法。以克莱斯特、列温哈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派全面继承了麦尼特、韦尼克的脑器官疾病分类学，其基本观点与施奈德的现象学派观点迥异其趣。生物学研究的另一翼，则侧重于神经生理学、药理化学和发生学方面，其方法论基础是统计学的精神病理计量法以及文献系统和等级量表。然而，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临床评价，需要对临床症状做对比描述和观察。生物学研究中，标准化检查方法和评定量表的应用，也需要以描述性症状做为依据。在标准化的诊断学量表上，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恰恰打上了雅斯贝尔斯现象学术语的深刻烙印。这表明，即使是那些偏离了雅斯贝尔斯方法论的精神病学学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现象学描述性术语的影响。
纵观雅斯贝尔斯对同时代精神病学家的影响，尽管发现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者曾受到他的影响，但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他的事业。在他们中间，是否有一个坚持了他思想的丰富性并能够将这种丰富性与视野的广度和具体观察的深度相结合，这个问题只能由有关专家们来评判。
自《普通精神病理学》问世以来，雅斯贝尔斯的方法论态度一直是国际精神病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迄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雅斯贝尔斯定理”即“不可理解性定理”(unverst＠①ndlichkeit-theorem)。众所周知，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病，妄想则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鉴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尚未阐明，如果教条主义地运用“不可理解性定理”，那么理解者势必过早地放弃对精神变态世界的深入理解。显然，在精神病实践中，若把理解与说明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将不利于深入分析与妄想息息相关的生活事件。
毋庸讳言，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学等为更好地理解内在精神疾病，为最大限度地逼近病人主体性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雅斯贝尔斯的理解界限说，有助于理解者尊重精神病人个体的秘密和特殊性，使病人免受全面理解欲的操纵。他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有助于精神病学家防止任何个别方法（无论是解释学的理解方法，还是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当代精神病学的基本趋向是多元化，即不同概念、方法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趋向、相互渗透。这也说明，雅斯贝尔斯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是正确的，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克拉培林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临床疾病分类学原则即自然的疾病单元，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主体体验即病人的内在世界。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为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打下基础，并使精神病学的理论从疾病分类学的基础上进入描述性症状学研究。通过这一转变，精神病治疗学克服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情感距离，获得了一种新的个人维度。雅斯贝尔斯用“生存与生存的关系”标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而把一切精神治疗法的意义都归结到“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n kommunikation)的视域。质言之，他的“生存交往”概念为当代精神科医生的“参与观察”提供了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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