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范文1
定性研究在23年间呈下降趋势,定量研究呈上升趋势;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比,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运用批评理论、文献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总体上变化不大,只是在近一些年略显上升.其中以文献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运用较为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方法并用和多范式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美国教育技术学专业博士论文四种研究方法分布Hannafin在分析1985年以前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时指出,"三种主要力量影响了1985年以前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即行为科学研究尤其是心理学研究传统、创新推广研究特性以及学术界对研究的态度".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行为科学研究传统,尤其是心理学研究为新兴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最主要和最常用的方法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方法,从我们的分析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心理学研究方法对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影响,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是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主体.只是在近一些年,其他研究方法开始逐步增多,这说明心理学研究传统对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影响稍有减弱,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完全移植和照搬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局面开始有所改善,其他研究方法逐渐被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所接受."最近,发现和证明知识的不同范式的概念,成为许多学科的主要讨论焦点."在我们的分析中,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流,这一点似乎与美国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相背.这也许是由于教育技术学学科形式具有特殊性,它是教育科学领域中技术学层次的方法论性质的学科.同时,这一结论也印证了Barbara B. Seels和Rita C.Richey的关于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变化的观点,"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些变化的范式包括了向接受定性研究方法的转移,现象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建构主义心理学观点的转移.教学技术也感受到了许多相同的影响".
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题目看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对美国23年来2975篇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元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教育技术学研究目标角度来看,解释性研究占绝大多数,而且在近几年,其数量在总体上略微有所下降;而理论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开发性研究与评价性研究基本上变化不大,在近几年有所下降;到了20世纪90年代,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从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角度来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23年来美国教育技术学博士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主体;定性研究在23年间呈下降趋势,定量研究呈上升趋势;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比,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运用批评理论、文献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总体上变化不大,只是在近一些年略显上升;教育技术学研究多范式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范文2
【关键词】民族心理学；困境；出路
【作 者】张进辅，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民族教育和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15；植凤英，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在读博士生。贵阳，550001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11-005
On the Dilemma and Way out of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Zhi Fengying，Zhang Jinfu
Abstract：The article sets forth the messes faced by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The article also points that in o rder to get out of messes，diverse methods should be used in research，andthe inter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and the training ofcomprehensive researchers should be recognized，and at same time，on base of the reality of our nations，the research of realistic problem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Key words：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dilemmaway out
一、引言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冯特在其心理学研究的最后二十年，写就了十卷本巨著《民族心理学》，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该书的出版问世，使民族心理学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受到重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理的研究才有了真正的发展。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的研究对象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研究的课题也相当广泛，主要有：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的个性比较研究、各民族儿童及青少年品德形成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的基本理论研究①、民族心理与西部大开发关系、民族心理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关系的研究②等等。总的看来，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实际上，随着民族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其研究的局限性也愈益凸显，以至于陷入一定困境。
二、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困境
(一)方法论上存在不能忽视的缺陷
一门真正的科学和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都有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所谓方法论“指的是关于研究过程的哲学，其中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③。”方法论既包括具体的方法和技术的采用，同时也包括对研究对象的基本立场。具体方法和技术包括被试的选择、条件的控制、材料的分析和数据的统计等。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民族心理学始终无法逃避的矛盾是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对民族心理进行研究，而一些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人们的质疑也多是由于其所采用的方法问题。概括而言，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存在的方法论缺陷主要有：
1.对质的研究的忽视
质的研究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理解的一种活动。质的研究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定性研究有一定的区别。国内的定性研究大都没有原始资料作为基础，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辩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而质的研究却十分强调研究者早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后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纯粹的哲学思辩、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作经验总结④。民族心理学，从其诞生之日便具有质的研究传统。心理学的鼻祖冯特(W.Wundt)早在1862年就认为心理学应是两个基本领域即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民族心灵”的研究不能通过实验室研究来获得，而是通过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来获得⑤。他指出：“在实验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幸而还有另外一种对心理学具有客观价值的辅助手段可供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就是心理的集体生活的某些产物，这些产物可以使我们推断出一定的心理动机。属于这些产物的，主要是语言、神话和风俗⑥”。冯特的历史文化产品分析实际就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是档案文献法、语言分析法、口语记录法以及民族志法的综合。之后，随着主流心理学对“心理学科学化”的追求，质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界渐受冷落，受西方民族心理研究范式的影响，国内心理学界也较少采纳质的研究范式。目前，国内民族心理研究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心理学界的研究，一条是民族学界的研究。在心理学方面，侧重于微观探讨，方法论上注重实证性的量化研究；在民族学方面，主要侧重的是思辩性的定性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资料来源于已有的文字资料，多数并未深入实际的研究现场，为此，熊锡元先生曾倡导要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质的研究在我国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都未受到真正的重视。
2.定量研究的操作化缺陷
定量研究是我国民族心理学，尤其是个体民族心理研究的主导研究范式。由于定量研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加上民族心理学研究特点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研究范式存在有许多的操作化缺陷。主要表现有：(1)采用未经过实地考察编制出的或直接采用国外编制的心理测验和量表来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方面的偏差甚至偏见⑧，表现在：严重忽视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或考虑了文化因素，但仅做背景变量，没有考虑民族文化对心理的深层影响；歧视性的文化偏见，对少数民族缺乏客观的评价和认识等。(2)定量研究提倡客位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主客关系，研究者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局外人，远离被研究者，同被研究者保持距离，以避免主观价值的涉入，把研究对象作为客体进行价值中立的说明和控制。因此，定量研究常会导致文化的中心主义，单调呆板、以偏概全等缺陷⑨。(3)研究的取样问题。如何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中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由于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语言、文化理解及研究地域的限制等问题，使得民族心理研究的取样比较困难，很多研究者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常常采取的是方便取样，这样选取的样本很难具有代表性，故也难以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结论。研究取样的困难还导致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对象的不平衡，多数研究以较易取样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一般少数民族公众的研究极为匮缺，无形中缩小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所得研究结论常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定位模糊不清
关于民族心理学属于什么，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应该研究什么内容?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是民族心理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孙玉兰、徐玉良认为，民族心理学是建立在普通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基础上的心理学科。它既要以心理学的理论为指导，又要以心理学的某些方法为研究手段，还要以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材料为参照⑩。他们的观点强调民族心理学是属于心理学科范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学者开始涉足民族心理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目前，这种学科之争开始趋向缓和，现在一个更常见的提法是：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11]。但对学科的性质问题，至今未有定论。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的心理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但关于具体的研究内容，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探讨最受瞩目。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如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张世富认为民族心理应该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品德、民族气质等，这些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并认为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仍不足以说明对民族心理能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和本质的了解。因而，对民族内部的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也应进行研究①。徐黎丽认为，民族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就是特定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民族心理产生发展的生理基础[11]。尹可丽提出族群社会心理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只有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在社会心理层面，才能使研究者真正考虑某一族群的个体或群体的历史、文化及其现实生活条件下的心理[12]。
张进辅则针对西南民族心理研究提出民族心理结构可分成民族心理导向系统、民族心理动力系统和民族心理功能系统三个相辅相成的系统，民族心理导向系统包括民族价值观、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等；民族心理动力系统：包括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社会压力与应对等；民族心理功能系统：包括民族人格、民族能力、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健康等②。
总的来说，民族心理学研究在不断地走向深入，但其学科定位并不明确，民族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等都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解和民族心理学的深入发展。笔者认为，对于民族心理学似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民族心理学”是否等同于“少数民族心理学”?“民族”的含义很广，在冯特的《民族心理学》著作中，“民族”被解释为种族共同体，如阿拉伯民族、日耳曼民族，更有广泛的“民族”含义是指政治独立体即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如中华民族等。因此，如果从广泛的民族含义而言，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似乎还应包括中华民族人格、中华民族价值观等的研究而不仅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
(三)综合性研究人才极度匮缺
综合性研究人才的匮缺是制约民族心理学发展的瓶颈。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兼具有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广博知识，一些心理学者由于研究思路的限制，加上缺乏广博的民族文化知识常常很难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中做到游仞有余，而一些民族学者由于缺乏深厚的心理学基础理论和方法指导，又很难做出高水平的民族心理的研究，这从我国目前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现状便可见一斑。据万明钢等对2000-2005年发表在国内期刊关于民族心理的182篇研究论文进行的文献计量分析显示，这六年中。少数民族心理研究论文总体数量较少，以心理学9种期刊为例，不到6年发文总量的1%，且研究主题非常分散，作者也分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较少，对理论问题关注不足；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6年中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作者不足10人，说明我国少数民族心理研究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群体和稳定的研究领域，学术积累也远远不够[13]。
我国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高校学科课程设置过于专业化，缺乏民族文化课程的开设，从而导致研究者知识结构单一是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客观原因。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主观因素很多，影响也更大。首先，少数民族心理的研究是民族心理的重要研究内容，由于缺乏对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文化的足够了解，许多学生或研究者对少数民族存在有“刻板印象”，在他们眼里，少数民族的代名词就是“贫穷和落后”，缺乏对“民族心理”的深入了解和科学认识，因而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缺乏兴趣。其次，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是一项投入大、要求高、难度高的工作，这让不少的研究者望而却步。另外，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耗时多，研究成果出来比较慢也是影响人们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原因。受“研究功利化”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更乐于做一些方便、快捷、出成果快的研究。另外，现在研究生的学习常常与“找一个好工作”相联系，而民族心理方向的学生在就业上似乎不占上风。总之，诸多原因使得民族心理的研究队伍一直是势单力薄，尤其在整个心理学研究队伍中，常常处于一种被冷落的边缘状态。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困境的出路
要成功地走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困境，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融合多元方法，加强质与量的整合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不可能只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应立足于研究课题的性质和研究实际，采用多方法多特质的研究手段。
在研究范式上，应重视质的研究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加强质与量的有效整合。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研究设计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同一个研究项目中要善于混合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在不同层面对同一研究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立场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不时反省自己的研究角色，调整好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与立场。在质的研究阶段，研究者应持主位研究立场，深入对象的文化生活空间，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来研究、分析民族或民族心理。在量的研究阶段，则应注意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中立的、客观的研究者的立场上研究、分析其民族心理。当然，把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并非易事，因此研究者持主位研究立场，还是持客位研究立场、主位-客位综合方式，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课题的性质要求⑨；研究资料分析上的整合。一项民族心理研究中同时存在有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时，可以同时收集到不同类型的原始资料，在分析资料时要注意使用不同的方法对有关结果进行分析。
在研究具体方法上，可灵活采用历史文献研究、蹲点实地考察、田野工作研究、典型个案分析、较大规模问卷调查、参与观察、实验、作品分析、实物收集或音影设备记录、多元统计等方法，对民族心理的多种组成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其别注重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运用参与观察和田野研究，以得出最直观真实的资料。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遵循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思辩和实证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群体与个案相结合、横断与纵向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
(二)加强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在任何学科的发展中，理论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发挥组织与联系功能。当某一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研究结果或材料大量堆积时，就需要用理论对之加以整合、组织。(2)发挥预见功能。理论是预见科学知识增长、事物发展和进一步研究及可能研究结果的基础，可以说，科学的进步就是不断的理论预见或假设和对预见或假设的不断验证来实现的。从整个科学发展史来看，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首先是人们提出理论假设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并对事物发展作出预测，然后用各种方法验证假设，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新的理论假设，以此循环。(3)理论研究与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理论研究需要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为材料或素材，另一方面具体研究的成果又需要理论研究去整合[14]。
目前，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设还相当薄弱，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现实中存在的民族心理现象等都未能做出较完满的理论解释，实证研究也多以国外的民族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但因为我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我国民族的实情与国外不同，因此，我国各民族心理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与西方国家也存在有差异，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要科学回答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高民族心理学的水平和质量，必须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注重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探讨，加强我国民族心理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
(三)注重对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的培养
在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阵营可增设有关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的课程，深化心理学研究者对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激发研究者对民族心理研究的兴趣，使之掌握一些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并能有效地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可以游仞有余地从事民族心理的研究。反之，出身于民族学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者也应加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学习，提高其民族心理研究的深度和可靠度，尽可能减少由于研究者出身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研究偏差。
(四)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它对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当前，我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和社会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各民族、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在不断接触、互相影响，由此也产生了许多与民族发展相关的现实问题。如果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不能有助于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它就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就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应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在充分了解各民族历史演变、经济生活现状、文化背景以及、民族习惯等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15]。特别注意从民族发展的实际需要，去研究民族的深层、隐性问题，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对民族心理的深层、内在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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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孙玉兰，徐玉良.民族心理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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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范文3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叶佩华、张敏强：《利用现代数学研究教育科学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2.金观涛、刘青峰：《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范文4
关键词：心理学；方法论；主观性；变革；Q方法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4－0302－06
1 心理学方法论的主观性变革
自1879年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科学心理学所遵循的始终是客观主义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追求的是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正是因为方法论的科学性，才使心理学在100多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应该归功于客观的研究方法。但是，自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开始，心理学方法的多元论主张开始凸显，客观方法只能揭示人类心理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不得不求助于主观研究范式下的方法，这就使心理学研究开始转向寻求方法的多元化之路。受詹姆斯的影响，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将那个时代的“显学”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提出了类似于詹姆斯多元方法论的主张。虽然很多心理学先驱都试图利用主观的研究范式发展心理学，但这种微弱声音不断地淹没在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不断高涨的呼声中。20世纪末现象学心理学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出现，使得主观研究范式逐渐走进心理学家的视野，主观研究范式正逐渐得到重视，并运用到日常心理学研究中来。其实，在现象学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之前就曾有过一场心理学主观研究范式革命，这就是被称之为操作主观性的主观性之客观性研究方法－Q方法(Q方法论)。Q方法自20世纪30年代被提出后，始终未受到足够重视，原因是20世纪20年代至今，主流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交替的主宰着科学心理学，而他们重视的是客观研究范式而非主观研究范式。尽管Q方法仍在努力求得在方法界的科学地位，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被逐渐接受和认可，并在新的呼唤心理学主观性研究的浪潮中，再次以方法论的“显学”身份出现在心理学家的视野中。
Q方法作为一种主观和客观兼顾的方法论体系是由W.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并发展起来的，Stephenson是一位核物理学博士和心理学家，他的方法体系在现在看来，常被称为是一场使心理学措手不及的方法论主观性革命。20世纪末，Stephen-son去世后，由他的弟子S.R.Brown继续将这种体系传承下来并进行了发展。Stephenson(1980)始终认为：“我们的情感、偏好等都可以像测量行为一样，科学的进行测量和研究。”他反对使用标准化的测验和来自大样本的评定量表和心理问卷，主张对单个被试的研究仍可以得出科学的价值，如，冯特和屈尔佩的实验研究，都提出了被试个体的剖面图，艾宾浩斯的记忆研究、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研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研究和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都使用了单个被试(尽管并不全是人类)，如果他们当初使用的是团体平均数，或许平均数会掩盖真实性而不能得到他们的经典型实验结果(Mogan，1998)。但是，从冯特开始至今，用于大样本的心理评定和实验研究方法始终是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因为这些方法通过统计学计算皮尔逊积差相关之后，使用了r相关，因此这类方法往往也成为R方法。Stephenson(1953)在考察了R方法之后，认为这种方法使被试处于被动反应之中，忽视了人作为人的主观性，而且大量样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比单样本有价值。因此，提出一种操作主观性的Q方法论来替代R方法论，这种操作主观性就是通过Q方法论表述其自身的主观行为。文章将沿着Ste-phenson和Brown的发展脉络将这一主观性方法重新挖掘呈现，并提出该方法论对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启示意义。
2 Q方法的操作主观性内涵
2.1Q方法的发展脉络
作为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Stephenson，敏锐的发现心理学与物理学的差异，物理学研究的是冷冰冰没有生命的物理现象，而心理学则研究的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心理，对它们的研究就必须要区别对待。因此，Stephenson主张心理学研究寻求的是人而不是测验项目之间的相互关联，他不断发展和扩充该体系。Stephenson(1980)认为这种体系更应该是行为主义的，但是他认为自己的行为主义与传统行为主义不同之处是它接受主观性，传统行为主义拒绝所有主观主义的心理主义，将“主观性”与不可靠的心理联系起来，忽视了诸如思维、想象、情感等这样的人类活动。Stephenson(1982)拒绝接受主观性与客观性分离的状态，他接受了本特利的相互作用论和Kanto的交互行为心理学的观点，认为心理事件不是存在于内部的心理或外部的身体，而是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中，这样就没有所谓的心理与身体的区分，有的只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具体的交互作用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完全可以进行科学的精确研究。进而他坚持认为信念、情感、观念等具体的行为，能够通过Q方法论进行沟通和系统的分析。但他的这种坚持曾遭受到了广泛的质疑，Feb-braro(1995)认为：“针对个体的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科学必须寻求一般规律和普遍原理，它不能建立在对个体内部行为或主观性的研究基础之上，虽然Q方法论的定性与多变量技术很精密，但以单个个体为基础进行的研究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尽管Q方法遭受到批评，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实证精神在心理学领域已经扎根100多年，这种新鲜事物必然会受到排斥。在Ste-phenson去世后，他的学生Brown(1996)坚持不懈的对老师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发展，在他的努力下，产生了促进该体系发展的新契机，国际主观性科学研究协会每年把来自各门学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召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主观性科学及其应用问题。可见，Stephenson创立的操作主观性体系已经在不同学科间引起广泛反响，并逐渐与日常应用结合起来，这种体系仍具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2.2Q方法的隐性假设
每一个心理学理论都有其自身的假设，有些是显现的，而有些则是隐晦的，例如，从认知主义心理学出发，就包括很多基本假设，如个体既有身体又有心理，且二者不同，人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双重世界之中，一个是外部的物质世界以及另一个经验外部世界的内部世界，人的心理就是对外部世界信息的输入、编码、存储和输出过程。如，Kanto(1976)的交互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是心理学必须研究机体与物体、事件或其它机体之间交互作用，而不研究抽象的心理学概念。同样，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Ste-phenson在各种著作中，提供了一些信息，阐述了他的体系的原理、假设和语用学，但这些主题并非是直接以假设的形式提出来的，而是作为一种观点提出来的。史密斯(Smith，2005)在《当代心理学体系》中，对Stephenson的假设进行了归纳：(1)心理事件是由机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场构成的，场在背景中历史性发展着(采用Kanto交互行为心理学中交互行为场的公式PE=C(k，sf，r，rf，hi，st，md)这一公式来说明心理事件是交互行为场的函数)；(2)心理事件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从个体自己的观点来看，它们是主观的，从某个其它个体的观点看(自我参照)，它们是客观的(他人参照)；(3)许多被称为是心理、意识或自我的心理行为是主观行为或自我参照行为，因此，让被试测量他或她自己的方法，以及通过保持这些意义并确定个体如何持有这些意义的定量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心理行为；(4)只有当信息是很重要的时候，用实验者确定的意义取代事物对被试的意义的平均法才是适合的。
2.3主观研究范式的客观化改良
一个多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评价标准在心理学科中成为难以动摇的“科学研究纲领”，这与这门学科的不成熟性有很大关系(霍涌泉，王传东，2009)。Gergen(2001)指出，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最大挑战是需要从实证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心理学的两种文化(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有效地揭示了人类心理的一部分，但是却未能揭示完整的心理，自然主义所采纳的是物理主义的世界观，方法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自然科学取向，客观主义，还原主义的研究原则，因果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是其根本特征(佟冬英，2005)，它所能触及的仅是心理学的客观性。而人文主义认为客观研究范式将人“物化”，忽视人性的主观自觉性，没能全面的揭示人的心灵，它将人本主义的世界观、问题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直觉主义的人本学、整体主义的研究路线和非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看做是其基本特征，因而主张应肯定人是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存在，回到经验主体本身，确立人的主观经验的真实性。事实上，心理学的两种范式传统都未能完整揭示人类的心理，始终未能真正完全地跳出二元思维的桎梏，客观研究范式以实证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物化，走向了客观主义；主观研究范式以人文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非理性化，走向了主观主义。
Stephenson所倡导的Q方法论可以看做是对客观研究范式和主观研究范式调和的一种努力，他所发展的Q方法不仅仅只是一种心理学研究技术，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有着自己的假设和主张，这种方法论既不同于客观研究范式也不同于主观研究范式，他既追求主观性又不忽视客观性。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Q方法论反对身心二元论，反对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传统区分，反对行为时神经决定因素的功能。Q方法论的操作主观性拒绝了二元论，也就意味着也拒绝了既存在着可被观察和测量的外部行为，又存在着独立的、不能被观察和测量的，仅能从行为上推测出的内部状态的假设。因此，Stephenson(1968)在《意识出去－主观性进来》的文章中用主观性替代了意识。Brown(1993)就认为：“Q方法论可用沟通性的经验主义取代意识的形而上学，它借助于这种简单的便利手段为主观性科学奠定了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上“主观性”常用来指心理或内部经验以及“客观性”的对立物，但Stephen-son(1968)完全将它作为一种观点，并在它具体行为的意义上认为它是完全客观的，能够用完全的科学法则，满足科学方法的每一个规则和程序加以测量和研究。他所指的“主观性”也就意味着“个人能够对他人或自己谈论的东西，它具有完全可以通过操作获得的形式，即不是通过意识、自我等的预先设定，而是通过Q分类和因素分析的方法获得”，并坚信客观性与主观性唯一的区别就是观点，即从我的观点来看是主观的，从他的观点来看是客观的。在Stephenson(1980)看来，想象与骑自行车一样都是行为，尽管他批评行为主义排斥主观性，但是他仍认为主观性正像行为主义为了试验目的而广泛使用的大白鼠的行为一样是客观的，而且所有的经验都是行为的。可见，Stephenson尽管极力强调主观性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作为核物理学家的Stephenson并没有完全扬弃客观性研究的范式，而是将主观研究范式进行客观化的改良，我们可以称Stephenson其实是在调和客观研究范式与主观研究范式，但这种改良很显然迎合了当下现象学心理学的主体性倾向，同时也弥补了实证主义在对人类心理揭示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
3 Q方法作为技术的操作
Q方法既然已经发展成一种方法论体系，那么它必然是以其具体操作技术为基础的，Brown(1993)认为Q方法作为一种技术，可包括三个过程：形成群集、抽取样本和处理结果。
首先，围绕一个主题提出一套陈述称为群集(Concourse)，Brown(1994)将群集视为：“真实的生活资料，从情侣们或伙伴们善意的取笑，到哲学家和科学家睿智的讨论，到梦中和日记中找到的个人思想。从群集中能够产生新的意义、酝酿出巧妙的主意、做出发现；它是个体、群体、组织和国家中创造力和同一性形成的源泉，Q方法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揭示一个群集的内在结构，即支持群集的思维向量，反过来，思维的向量也是由群集所支持的”。集群一般可以通过对被试的访谈而获得，也可以通过书面的或其它言语材料组成，它既可以是言语的，也可以是图片、音乐、味道的等与方案有关的项目材料。如，在心理咨询中，我们可以询问来访者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疗法，他们的期望以及他们的疾病等，来获得一个关于行为疗法患者的群集。
其次，群集形成后就要从中抽取被试将要将其分类别的项目样本，具体要求每个陈述都分别写在一张卡片上，并随即编号，将卡片打乱，让被试从“强烈同意”到“强烈不同意”或从“非常喜欢”到“非常不喜欢”等这样表示程度的形容词，并根据每种指导语条件将卡片进行相应的分类。如果是针对单个被试，那么被试将作其他的分类，如，“根据你现在对于治疗的感受情形”分类，或者被试可以再开始或者治疗间歇，根据“”你现在对治疗的感受来分类。如果同时进行多个被试实验，既可以要求他们做同样的分类，也可以做如单个被试的多种分类。另外，Q方法对被调查者所分各个类别的相对数量也有规定，即处在中间类别的语句数量要多于处于两极的语句数量，使其分布形成一个对称的正态曲线。分类结果通常摆在桌面上，从+5到－5顺序排列，如果所用语句较少，从+4到－4排列，甚至有时可分成3类。它的独特优点就在于它允许被调查者把他们不熟悉或不确定的选项放在中间类别。这就确保测量结果能与主体自身经验一致地反映他的观点(Stephen，1985)。
第三，在抽取陈述样本，并且被试对陈述进行分类后，研究者需要对分类结果进行客观化的统计处理。研究者要使用卡片上的编号来标识陈述在分布中的位置，从被决定的因素中计算出一个相关矩阵。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因素分析来揭示出不同的主观性群体，因为因素分析的数值并不能确切告诉研究者每个群体的特征，因此，还要返回到包含在相关中的最初Q陈述，考察构成因素的基础陈述。并对被试进行访谈，直接询问被试做出分类的原因是什么。有时候从这些访谈中得到的语句又组成另一个Q研究的集合，这个新的Q研究将进一步增进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在此课题中反应的理解。
4 Q方法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超越
4.1评定量表与Q方法
Q方法作为一种将主观研究范式客观化改良的方法，它在很多方面都要优越于客观测量和主观解释，1980年Brown针对客观测量方法，如评定量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首先，在价值涉入上，认为评定量表并没有像使用者阐释的那样脱离了主观性，是一种完全客观的测量方法。其实，评定量表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量表的编制本身就是在研究者大量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倾向上建立起来的，在被试对量表进行反应之前，研究者就已经清楚被试的反应将意味着什么，并抱有期望。因此，Brown(1994)认为这更接近创造而不是测量，这种所谓的客观性测量方法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表现。其次，在与被试的关系上，传统评定量表被赋予相对稳定的意义，并根据在某些项目上的总体常模来解释对反应的意义。他认为这样做给予了项目太多的责任，给予对项目的反应太少，忽视了项目和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忽视了随着变化的情境而发生的变化。因此，个体的独立观点依赖于量表的先前意义，使得对量表的统计分析在知识方面很少产生实际的进展，因为当要求研究者解释结果时，就不得不再返回到了量表建构的主观性上来，项目与个体的关系以及变化着的情境成为了被忽视或者尽量回避的控制变量，从根本上讲，这既无助于客观揭示心理，也无助主观阐释心理。第三，在结构构成上，评定量表常常从理论结构(推论、结构、比较、描述、假设)开始，并从中演绎出假设，通过建立量表来测量这种预先的结构，使用量表得分界定个体具有的特质，将思维、情感等视为可以用量表间接测量的。Brown(1993)则坚持认为，Q方法的结构来源于根据主题先进行观察或者访谈，然后形成结构，而不是界定和附加结构。正因为Q方法不预先设定任何假设和常模，所以它更多的是用来发现而不是检验。第四，在研究的效果上，评定量表等客观测验要求一个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只有高信度和效度的量表才能大部分的反应个体的心理状态，因此，结果需要信度和效度的支持。而Q方法作为一种操作的主观性研究方法，它既不需要信度，也不需要效度，对主观操作来说，没有对或错，不需要绝对的效度概念和信度概念，它的效果依赖于个体特征的阐释。正如Stephenson和Kanto认为的那样，每一情境条件都是具体的，没有一种逻辑原则能适用于所有个案，客观研究范式传统的量表用对各种特定行为产生的错觉蒙蔽了我们，而Q方法则提供了处于主观性科学归纳框架内的事实，以及过去对成千人进行问卷调查也得不到的理解认识。
4.2R方法与Q方法
赵德雷和乐国安(2003)认为R方法是主流心理学求平均式的从样本到总体推论研究方法的统称，这种方法与Q方法在某些时候容易混淆，因为它们都使用统计分析技术，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首先，二者对“误差”的理解不同，R方法关注构成心理事实的平均量，认为样本与样本之间的主观性差异成为“误差项”，必须尽可能分离和排除。同样，在实验方法中，独特性也成为每一个处理组内的误差项。而对于Q方法来说，“误差项”是个体自己表达的观点，可以通过Q分类中形式上的表征而使它成为客观的，“误差项”成为了Q方法的核心，它强调发现意料之外的特征，即R方法中的“误差项”，并集中关注这些发现；正如Brown(1980)指出，在R研究设计中，主观性是偶然的、随机分布的，而在Q方法中，客观性是偶然的、随机分布的，一个陈述对另一个陈述的相对主观重要性成为测量的目的。这就正如Stephen(1985)认为的，这就使Q方法处于能够测量个体之间的关系的位置上，而不是把个体之间的关系视为“误差”。其次，对假设的理解不同，在R方法中，假设被建构的是单独存在的，是自主的和确定的，而且测量的过程要独立于那个绝对的特质，即测量项目与个体的主观性是分离的，没有关系的。这种假设对于使特质之间相互关联来说是必要的。Q方法则与之相反，它假定测量和意义是相互依赖的，个体赋予Q项目的意义正是在分类中形成的。因而，在Q方法中变量是个体而不是测验项目，也就是说，在Q方法中，个体在分类中测量的是个体自身，在R方法中，个体是被自身以外的别人来测量的；在Q方法中，个体被分来并且被分类到相似的因素中，在R方法中，个体是被“平均”过的，个体特征已经不存在了。第三，二者对目的的理解不同，相对于主观性研究方法，R方法试图集合所有的人类属性，然后将它们整理的“像原子那样井井有条”，Stephenson例举了“大五人格”，认为“大五人格”就是通过因素分析，在寻求人类普遍的属性，将这些属性按照不同的类别进行归纳，寻求一种共性。然而，Q方法注重在具体情境中发现人的具体的行为，它不探寻一般性，因而，由R方法建构的特质用认为的事件掩盖了或取代了实际的自然事件。最后，二者对取样大小的理解也不同，Q不像R那样经常使用大量的样本作为被试，Q方法能够在一个特征相对独立于其它特征分布的情况下来揭示这个特征，它总是致力于个体和特殊性，通过是个体而不是测验项目相关，这就使研究可以使用一个较大的测验项目而使用较少的个体进行因素研究，并且这种取自小样本的研究，往往能够获得平均化的传统测验所不能获得的有价值的材料。
5 Q方法的应用及启示
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范文5
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P)。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P)。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机能主义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构造主义心理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现实地解释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机能主义心理学。以詹姆斯(W.James)为先驱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意识的功能，强调心理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应用，主张心理学不仅应该研究正常的成人，而且还要研究动物心理、儿童心理、个体差异和变态心理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了描述法、问卷法、心理测验法和生理实验法等。虽然机能主义心理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内省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心理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探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和环境对心理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弥补了内省法的不足之处，而且推动了心理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行为主义的极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操作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由华生(John.B.Watson)所开创，后为斯金纳(B.F.Skin-ner)所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本上完全否定了对意识的研究，坚持只有能被观察到的、可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化的行为才符合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标准和原则。这在实质上就是把布里奇曼(P.W.Bridgman)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心理学的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反叛，在方法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机能主义心理学重视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原则，彻底抛弃了对意识的内省式研究方法，提出了SR的研究模式，并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头脑的心理学”。由于行为主义在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极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见，使它无法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作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但是，它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能精确控制、测定行为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还有它对环境、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反应变化的关系所作的客观描述与精确的测量，使心理学彻底脱离了仅仅只能依靠被试的自我报告这一缺乏客观依据的非科学状态，成为一门能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能对人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规律进行测量、预测、控制的实用性科学。诚然，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论思想否定了心理学对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内部过程的研究，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发展的死胡同里去，但是，它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完形主义的整体方法——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指导的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
作为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个对立面，格式塔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走的是与行为主义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格式塔心理学在康德(I.Kant)哲学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知觉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心理和意识中的“元素”，认为应自由、公正地描述人的直接经验，而人的这种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整体的经验，如果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坚持＞的观点。这在当时把心理现象分解成基本的组成单位的研究倾向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如知觉的组织原则）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受物理学场论的影响，采用拓扑学的研究方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独树一帜的是勒温(K.Lewin)，他提出的行为函数：B=f(E,P)发展了对人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人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它主张对经验采取自然的整体观点，从而获得了知觉研究的大量成果。但是，“现象学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是否取得成功或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定的”(P)。
.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方法——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现代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的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探索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它使过去无法“看到”的心理操作过程得以模拟和表达。认知心理学纠正了行为主义否认意识
和心理可以加以研究的错误倾向，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对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对心理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了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人的心理过程，确实是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人，把社会的人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现代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人的实际心理活动规律。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尚有许多困难。也许是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尚未达到科学心理学所需要的程度，或许未来能制造出完全类似人类的机器人，心理学家也许就能从中破译出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秘密和规律。但是，现象学家休伯特指出：没有任何脱离肉体的机器能够赛过人类的意识，因为它缺乏每一个人所特有的那种与世界紧密结合的共同发展的特征，人工智能仍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P)。
二、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与问题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演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从意识到行为，又回到了意识，似乎转了个大圈子。但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研究方法论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冯特的自我观察报告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有关表象研究的心理操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错，但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没有适当的手段去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过程，只能依赖被试的自我观察这种原始的方法，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效果也不可能理想。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给心理科学留下的一大笔财富，即它的研究方法、仪器、测量手段等，今天的心理学家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行为主义的大量研究成果仍是当今教科书里广泛引用的内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心理过程，而有关人格结构和人格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王国。从这个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少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是“欲速则不达”。但即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对象和范围，甚至在指导思想上“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话，仍然会事与愿违。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前车之鉴。
时至今日，心理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心理学对感觉研究基本上已经有了较一致的结论；有关知觉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记忆和思维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信息加工过程的探索；至于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发展看来困难更多一些，正在寻找更有效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情绪心理学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着研究，从认知、生理、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特定方法和手段去解开人类情绪之谜。关于动机和意志的研究，似乎仍然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赫尔的驱动递减论、勒温的场论、麦克米兰的成就动机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海德、凯利以及维纳的归因理论等主要流派所占领。但以马斯洛为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更加强调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与人的潜能的研究，并力争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马斯洛特别强调了整体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反复研究法(iteration tehnique)，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认为一般规律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由个体的研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个体，但解决个别的问题仍需要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
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来说仍尚未达到一致的认识，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和技术共存于当今的心理学研究之中。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各种研究方法也常常同时并存。首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在对待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就像对待任何科学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的研究工作，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尤其需要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态度去对待。如何形成一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的新方法论，是科学心理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科学心理学研究发展中新的方法论构建与整合
无论是否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总是在研究者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的研究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并非任何研究目的都可以找到研究的手段。当技术还不能提供必要的手段时，对原有的目的就必须考虑加以重新选择，寻找某些子目标以现阶段可实行的手段先予以解决，然后再对总的目标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辩证的研究、分析和归纳。鉴于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论。例如，朱智贤等人曾提出过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在其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P-)。研究心理现象，首先要对人的心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任何具体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学派，虽然曾经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都由于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在其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所取代。特别是在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手段时，就更有必要对人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指导思想进行周密的反思，修正原有理论的错误，弥补不足和空白，才能使研究工作不至于重犯类似行为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能使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有了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心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的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可能具备和达到的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科学研究的微观阶段——分析研究之后，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整合研究迈进的趋势。有关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香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论，即所谓的“老三论”。而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新三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理论和托姆的突变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思想。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心理学，但对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而且，正是由于心理学派系林立、众说纷纭的状况，就更需要用像系统论那样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人的心理这个本身就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正如哲学方法论不能代替科学的具体研究那样，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代替心理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心理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建构符合心理学科学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范文6
【摘 要 题】学术广角
1 从赌徒的谬误谈起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1]：一名赌徒在打赌硬币是正面朝上或是背面朝上时的情景。如果硬币正面朝上或朝下确实是随机的话，那么该名打赌者在任何一次压注时赢的概率都是0.5。假设这个人接连赌了5次，每次他都赌硬币正面朝上，而每次结果却都是背面朝上。现在他要赌第6次了，他该赌正面朝上还是背面朝上呢？或者说这时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大还是背面朝上的概率大呢？显然，投掷硬币时连续5次背面朝上是很不寻常的，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赌徒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下一次压注时，他加大了赌注，依然赌了正面向上，在硬币连续5次背面朝上后，他愈发相信硬币将正面向上了。结果很不幸，这位打赌者又一次输了。打赌者的错误就在于对概率规律的应用，一枚真的硬币应该有一半的时候正面朝上，这些规律只有在无数次大量的事件后才可能成立。对于很少的尝试次数而言，这些规律不适用。那名赌徒所忽略的是，每次硬币投掷都是一个独立事件，前面抛掷中发生的情况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其实，赌徒对于第6次的尝试不会比前面的5次更有把握。正面朝上的概率依然没变。从某种程度上讲，赌徒的错误是很自然的事，他们确实是依据正确的概率规律所作的结论，经过大量的投掷，对一面真正的硬币而言，的确有50%的结果是正面向上，错就在把适用于大量事件发生时才有效的规律运用到了很少的事件上。在6次投掷中全部正面朝上或全部背面朝上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概率还没有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赌徒的谬误同样可能发生在心理学研究中。
科学心理学的目的在于理解人们的所思所想。为了达成此目的，心理学工作者收集信息和提供理论解释时使用的是大量的完备技术。正是对这些技术的恰当运用和对所得数据的合理分析构成了科学心理学的支柱。科学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科学心理学强调经验观察，而只有科学方法所确立的信念才是建立在经验观察之上，其他方法所确立的信念都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经验观察的正确方法包括收集数据的科学程序和分析数据的科学程序，因而对数据加以分析的程序——统计的使用和理解在心理学研究中就变得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正如Wells所言：统计思维的能力有朝一日将如同阅读与书写的能力一样，成为一名合格公民的必须[1]。但是在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统计误用和乱用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仅仅是研究者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有时是对统计学本身理解得不透彻、不深入，有时则是由于统计学本身的逻辑性造成的。统计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能成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可以误用或乱用统计学的理由。如果不对这些现象作深入的剖析，如果容忍这样的错误一犯再犯，那么统计学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越大，造成的后果也就越严重。甚至可能为阻碍心理学的发展。因此要警惕心理学研究中的各种统计误用和乱用的现象。应该使自己在从事心理学研究时不会因为不小心而落入统计学的陷阱，也不人为地为别人设计统计学陷阱，同时在阅读他人的研究报告时也要注意不落入别人设下的统计学陷阱。本人把该文定名为警惕心理学研究中的统计学误用，其用意也正因为此。
2 心理学研究中常见的统计误用
统计的方法是如此地有用，以至于有时我们似乎可以借助统计的方法使任何的观点站住脚。许多人都用统计来支持他们各自的观点。难怪有人这样说，世界上有3种谎言——谎言、该诅咒的谎言和统计。统计会说谎吗？其实统计本身并不会说谎，但它们却可以被人利用而给人以误导。以下是本人认为容易发生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统计误用和乱用现象。
2.1 小或有偏样本的使用
在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希望利用统计分析推论出普遍的结论，因此我们常常使用大样本的研究范式。在大样本研究范式里，有非常多的被试，因而任何一个不寻常的参与者都不会对结果形成多大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普遍的结论。大样本研究设计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标准。因此取样问题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对数据作统计分析时就要想一想这些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它的取样合理吗？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建立在数据的取得是合理、正确的前提下，如果取样不合理，无论多么高深和精美的统计方法都是无计于事的。合理的样本、准确的测量是使统计结论正确可靠的前提。但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在取样的合理性问题上总会打折扣。下面两种取样的问题在研究中就经常会发生：(1)样本过小；(2)有偏样本的使用。许多广告就会用小样本或有偏样本来误导消费者，比如说在电视上有一位明星说他喜欢喝某一品牌的饮料。广告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印象，因为这位明星喜欢这种品牌的饮料，所以所有的人（总体）也会喜欢它。而回归假象效应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有偏样本的使用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所谓回归假象是指向平均数的回归，当我们从总体中挑选出极端分数组进行重测时，第二次测得的分数更接近于整个总体的平均数。我们在研究中经常会使用匹配技术，这时就可能有回归假象效应存在。如果在第一次测验的基础上对两组进行匹配，倘若研究者从通常做得很差的组中挑出高分者，从通常做得很好的组中挑出低分者，即使没有给予两组不同的实验处理，研究者仍可以预期他们在第二次测验中得分会很不同，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向平均数回归。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一个“领先计划”研究。因此，无论何时你自己在进行研究和阅读别人的研究报告时，你都要问两个有关抽样的问题：(1)样本有多大？(2)样本是如何被选中的？
2.2 在统计学的基础：概率的理解上存在偏差
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大部分是基于概率理论之上的，概率是统计学的基础。我们借助于概率达到对未来的预测。如气象学家会说，明天有80%的几率会下雨，或有20%的可能会下雪。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赌徒的例子。但倘若我们对概率的理解不透彻，就有可能犯错误，赌徒的谬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使给予事件将要发生的先决条件，我们也很难有绝对的把握认为此事件必然发生，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发生机会的比率或是一特定的概率。如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具有某一心理特点的人中有90%难以完成某一水准的学业，我们能否就可以据此来预测一个具有这样心理特点的人就不能完成学业呢[2]？显然我们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概率和统计学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从总体中得出的，我们在总结自己的某一研究时，总会这样表述：从总体上说，什么是怎么怎么样的……总体上得出的结论在具体用到某一个人身上 不能过分绝对化。
鉴于此，人们对大样本研究范式也提出了批评，认为个体的心理活动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并非都能作出普遍的概括。经过充分混合个体分数的“统计磨合机”的加工，这些独特性就丧失殆尽了。单靠统计未必就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3]。斯金纳就曾呼吁在操作性研究中使用小样本设计，因为他想强调削弱统计分析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把统计的作用夸大了，统计分析通常被看成了目的而不是帮助实验者推出实验结论的工具。
2.3 显著性检验问题
众所周知，统计显著性检验在心理统计学教科书中是作为推断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引进的，它和参数估计组成了推断统计的两大基石[4]。心理学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即如果统计检验的计算表明虚无假设可能正确的概率小于0.05，那么我们就可以拒绝它而接受另一个假设。因为拒绝虚无假设可能犯错误的机会如此微小，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么做是安全的。简单地就，推断统计被用于确定两种条件的结果差别是由自变量还是随机因素造成的。如果不同实验条件下所得的结果之间差异很大，而且这种差异由偶然因素导致的概率低于0.05时，那么研究者可以排除偶然因素导致该结果的可能性，而认为结果是自变量造成的。心理学家一般都认为推断统计比描述统计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因为它用了概率论的知识，从样本数据到总体性质作了科学的推断。但是简单的显著性检验在应用中却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尽管结论在统计上被认为是可信的，但由偶然因素（统计信度仍保持5%的错误概率）、一些未被注意到的混淆因素、或者实验者误差所造成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例如，大多数聪明或大多数低智商的被试碰巧被分在一种条件中。尽管这些可能性不太容易出现，但有时它们确实发生了。
不少人对显著性检验存在误解，误认为经过显著性检验后其科学性就得到了保证，自己的观点就万无一失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近年来，人们对心理学研究中的显著性检验有诸多争议，Cohen在其著名的《地球是圆的(p＜.05)》[5]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列举。有鉴于此，美国心理学会统计推断特别工作小组发表了《心理学杂志中的统计方法——指导方针及其解释》[6]一文，以期引起人们对于显著性检验的思考。流行于研究者间的一句格言是“重复一次抵得上一千次t检验”，这句格言的要旨是许多研究者都相信实验验证要好于应用于初次实验结果的推断统计，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2.4 夸大的统计图
统计作为一种工具，往往为受到使用者本人主观意愿的制约。有人曾感叹统计学家会说话。确实，人们在统计指标的选择、统计图表的制作、统计方法的选用上都可能会带有自己的个人目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有一所高校近3年内因心理问题而被迫中断学业的人数从13增加到17、20人，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为了呼吁人们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因而想让人们知道该校学生的心理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单单因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就在不断增加，所以他们以年份为横坐标，以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为纵坐标绘制了一张统计图，通过把Y轴的标尺拉得很短，使学校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的增加看上去很突出。而学校当局则往往不愿意这样来宣传自己的学校，于是根据同样的数据可以绘制了另外一张统计图，他们通过把Y轴的标尺拉得很长，给人以学校因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相当稳定的感觉。两张图显示的结果都是正确的，但要说明的问题却大相径庭。无怪乎人们把统计与谎言并列。而这种被夸大的统计图在心理学研究中相当常见。因此，我们在读图时，必须仔细看清图中的标尺。此外更重要的是要确定差异在统计学上是否可靠，而是不挖空心思地使差异在图中显得足够“大”。
2.5 相关分析的误用
观看暴力性电视节目会导致儿童的攻击吗？有人曾研究了三年级的儿童，对他们对暴力电视的爱好及其同伴评价的攻击性进行测量，发现上述两个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0.21)，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相关系数呢？可以这么说：这表明了攻击性强的儿童倾向于观看更多的暴力性电视节目。但我们还能进一步说正是因为观看暴力性电视节目才导致了儿童的攻击吗？这涉及到对相关分析这一统计方法的理解问题。事实上，仅仅根据一个相关系数，我们无法确定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单一的相关证据并不能作出有效的因果陈述。在本例中，我们可以把因果陈述颠倒过来：即儿童的攻击导致了他们对暴力电视的爱好，也有可能有第3个变量，比如说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儿童的攻击与对暴力电视的爱好。相关分析一般只用于分析两个变量间的关联程度，要说明蕴含在相关背后的、对这种相关加以解释的本质则要借助于理论。或进一步对一些变量进行控制后作深入的研究，也可以对相关研究进行改进，如作交叉－滞后－组相关程序的研究（一种追踪研究，可以得出因素间的交叉－滞后相关），经过多重检验来提高相关研究的解释力。
对相关系数的另一个误用与取样有关，如果你取到的样本数据之间没有足够大的差异，就有可能产生全距限制现象，这时即使变量之间存在着高相关，但凭取到的数据却只能得出变量间的低相关，即由于取样的不合理性，计算出的相关系数就不能反映出真正变量间的相关，这种现象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很普遍，因为心理学工作者常常会使用同质的总体进行研究，比如只选用大学生群体，所以在解释相关系数时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有全距限制现象存在。
3 防止统计学误用的应对之策
既然统计学在心理学研究中如此重要，那么统计学一旦被误用，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 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素养
要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首先要注意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素养，真正理解统计学的逻辑性。每种统计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使用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研究者要了解每种统计方法的特点和使用的前提条件，并分析你的研究中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你所获取的数据适合什么统计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使用某一种合适的统计方法。此外，对得出的统计结果应给予合理的解释。
3.2 强调理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理论可以被粗略地被定义为解释多个事件的一组相关表述。运用理论可以对数据和心理现象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的解释。如前面谈到相关分析一般只用于分析两个变量间的关联程度。但我们可以借助于理论来说明蕴含在相关背后的、对这种相关加以解释的本质。在从儿童对暴力性电视节目的爱好和其同伴评价的攻击性两者的高相关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推论出因果关系，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如人们对吸烟与肺癌的发生率作相关研究时发现两者存在着高相关，据此，人们认为吸烟可以引起肺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相关证据，人们就在烟盒上印上了相应的警告语，而且也禁止在电视和其他媒体上作广告。在这里，相关可以被作为推论因果关系的证据，是因为其他的解释缺乏合理性。因为人们不可能在患肺癌后去吸更多的香烟以安抚肺脏，而吸烟会导致肺癌的生理机制也非常的显而易见。鉴于此，我们依然可以从相关分析中得出因果关系，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的作用。
在心理学中，理论具有两大功能：第一，它为数据的系统化和有序化提供框架。第二，它使得科学家能够在实验研究之前对一些事件作出预测。统计学 绝不是思维的替代品，统计分析是一个服务于理论和假设检验的理论上的中立程序。理论和假设总是先于统计。在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忽视理论、将统计手段置于理论之上的现象，这无异于本末倒置。统计方法自始至终应该是为理论服务的，而不是为了统计而统计。
4 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和方法的问题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大问题。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近几年对该问题的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在反思定量研究的种种不足后又开始将目光投向定性研究。有人就反对用定量研究，认为：怎能将儿童的天真无邪、初恋的柔情蜜意、飞车疾驰的惊心动魄以及足球队失败后的撕心裂肺用客观枯燥的一串串数字来把握呢？
在心理学界，人们往往认为不能对资料作量化分析的即为定性研究，能够对资料作量化分析的即为定量研究。这一区分标准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二者的地位是不相等的，定量研究的科学性高于定性研究。事实上，单靠统计未必就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许多迷信定量研究的人，常常不关心如何收集具有高质量的数据资料，而是寄希望于先进的统计分析手段，热衷于各种“数字游戏”，希冀用高明的统计方法来掩盖粗劣的原始资料。这好比先进的机器设备加工劣质的原材料，如果输入的是垃圾，无论最先进的设备也只能生产与垃圾相关的产品。同时，过分强调定量研究，常常会使心理学研究走上非人化的道路，人的情绪情感、动机和主观感受常常被忽略，这会导致心理学的畸形发展。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有感于心理学研究过分强调收集信息和提供理论解释时使用的大量完备技术而忽略心理学研究的人化，在《平话心理科学向何处去》[7]一文中说：心理学研究要从严格精密限制条件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凯林在《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8]中也对心理学研究中的种种不足提出了批评，但他最终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是心理学科学方法的帝国主义。陈立先生则反对，他认为对心理学要进行战役性研究，在一个战役中，海陆空部队都要用，各种合法武器都要用，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比如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但有人问他怎么得出这么一个大道理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然是“只有通过对经验的共鸣理解为基础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这么说来，如果我们要了解爱因斯坦的这种思想过程，就不得不用人文科学的释义学了。因为释义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主观的研究方法。由于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心理学研究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
实证研究的方法、定量研究的方法使心理学从哲学的母体中脱胎出来，对心理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以后心理学研究中还将发挥其巨大的作用。但要达到对心理现象的完整认识必须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手段。任何单一的方法都只能对部分现象加以解释，只有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才能最终殊途同归，达到从整体上了解人类自身所思所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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