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后的教育现状范文1
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化改革，国家不断对我国教育行业内出现的各类问题积极出台政策，及时进行有效调整。近两年，最大的举措就是“双减”政策的实施。
伴随着双减政策的推进，很多校外机构受到了整治，更有些机构对此积极调整，努力适应政策，双减政策的初衷，就是改变当下教育畸形，对于各类学科补课泛滥，收费过高，等乱象进行整治，改善我国教育行业风气。
“双减”实施后，住家教师成新兴行业月薪2-5万，家长增添新焦虑
双减政策实施最终目的就是，有效减轻孩子学习压力，有效减轻学业负担，让他们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学习条件，让教育走向正轨，尽快回归到校园中来。
近些年来，很多家长在孩子课外时间，报各种补习培训班，孩子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上学时在校内被各种作业充斥，放学后还要去各种补习班，学习压力非常大。
学生对此也苦不堪言，家长然面临很大经济支出，但不补课，又怕自己孩子被别人落下，还是要顶着各方面压力给孩子进行补课。
双减政策的实施，有效解决了这些教育乱象，对于很多不符合规定的校外补课机构，进行关停整改，对于那些优质补课机构，也进行升级改良，极大减小了学生和家长的压力。
但并非所有补课，都因这一政策销声匿迹，还是有些家长把希望寄托于补课上，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会选择请专门的家教，来给孩子进行学习辅导。
在这一形式背景下，“住家老师”成为了新兴行业，所谓的住家老师顾名思义，也就是住在学生家里的家教老师，平时也是辅导，孩子学习和学习习惯的培养，为了方便孩子学习，有更多时间对孩子进行辅导，老师平时会住在雇主家里。
他们与家政最大差别，就是不需要负责家务，他们只需要负责孩子学习教育问题，把孩子成绩提高，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们的任务就达标了。
住家教师的兴起，引发了部分家长新的焦虑
这一新兴行业，相比于之前送孩子去老师家里补课，要来回接送，不仅浪费家长时间和精力，孩子也是疲于奔波。
老师住在学生家里，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辅导孩子学习，还大大节省学生和家长时间和精力，对于孩子平时良好习惯的养成，也很有帮助。
住家教师费用十分高昂，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支付的起。住家老师一般一个月工资都会在2-5万左右，可是很多普通老师月薪的好几倍。
很多编制体内的老师更是被这优厚的薪资待遇所吸引，都希望能找到这样的工作，获得更好的生活。有的人做出了这类家政服务。
家长对这一行业有了新的焦虑，由于双减政策不断实施推进，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得到了明显控制，基本也没有老师，再组织本班学生补课，想请住家老师却难以承担这笔费用。
却还是有人可以支付的起，这样一来，家长会觉得，自己家孩子还是比别人学的少 ，很容易被落下。
这也体现了当下改革现状的另一个问题，说明双减政策进行的要更加深入，更好确保教育公平公正的原则，不能因为贫富差距。导致教育差距，不能让教育走上资本化的老路。
家长对此产生新顾虑，但对于孩子学习也要适度，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家长对孩子教育要有个合理的掌控，如果把孩子逼得太紧，这样不仅孩子压力大，家长也会劳心劳力，最后结果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人各有志，凡事只要努力就好，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学习上有所建树，家长也要适当放松心态，顺其自然，给孩子一些自由发展的空间，也给自己减轻负担，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好好生活。
双减政策后的教育现状范文2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 布局调整 问题 对策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学龄人口不断减少，以及21世纪初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由于教育投入的减少，不少农村中小学校生源不足、学校布局过于分散、规模小、教学质量低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农村地区陆续开始布局调整，目的是为了合理规划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但是一些地区在实行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弊端。对此国内外做了大量的研究，如何正确的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教育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1.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各国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围绕着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的问题，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都从各自角度进行了探讨。
国外主要有拉维、萨瓦德、洛克辛、凯利等一些学者，他们分别引用逻辑回归方程、运用连续逻辑回归方法等进行实证研究、变量分析、比较研究，总结出了学校布局所要考虑的条件，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1989年到税费改革，国内各研究学者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研究主要针对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农村中小学生源不足进行的；20世纪初，主要是针对税费改革与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进行研究的；2005年至今主要涉及到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的具体问题[1]。
2.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自2001年全国大规模的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开展以来，部分地区在布局调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的同时，还要很多地方盲目集中，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义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问题[2]。
对华阴市卫峪乡各中小学发展状况及周边环境等的走访调查、分析与研究，同时借鉴国内外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未雨绸缪，避免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使义务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工作更好的进行；在此期间，本人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是具有理论参考价值的。
3.主要研究方法
依据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本文主要是以华阴市卫峪乡为例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进行论述，针对实际情况，主要运用了访谈法、文献法和比较法[3]，通过文献和对各地区实践成果学习对比与个人实地走访相结合，提出了一些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建议。
二、卫峪乡及其学校教育基本概况
华阴市卫峪乡位于华阴市东北部，南面背靠华山，北面是万亩荷塘试验基地，西潼高速铁路贯穿于此，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有10094人，镇阳、东西谢家等18个村庄。大部分农民经济主要来源于农耕作物和外出务工，根据各个村庄地域分布于2003年后全乡18所村小逐步撤并为5所小学，一所初级中学，分别是沙渠小学、坪原小学、中心小学、双泉小学、苗家小学、卫峪初中。
三、学校布局调整的原因、进程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计划生育初见成效，以及城镇化发展趋势，华阴市卫峪乡学龄人口急剧下降，许多村小无法继续发展，进入21世纪，针对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实际情况，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同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适应城镇化进程和学龄人口波动的需要，合理规划和调整中、初等学校布局[4]”。 不管是政策导向，还是依据卫峪乡的实际情况，华阴市卫峪乡中小学布局调整势在必行。
1.布局调整的主要原因
（1）生源不断大幅度地减少
自2000年以来，由于计划生育初见成效以及城镇化发展导致各学校生源大幅度减少，已经无法继续办下去，严重影响教育的健康长期发展。目前沙渠小学在校生63人，中心小学27人，平原小学40人，苗家45人，双泉26人，卫峪初中103人。
（2）学校硬件设备普遍较差
中心小学，12名教师只有两个办公住宿楼，办公住宿一个房间，一个办公室放六个课桌就是教师办公桌，硬件设施比较非常差，图书室、电教室、实验室、蛋奶室共用一室；坪原小学还是沿用七十年代建设的土砖瓦房，每隔一两年就必须修整房顶，否则下雨就漏水，学生根本没有办法正常上课。
（3）交通方面存在安全隐患
在卫峪乡周边村庄的走访调查中，可以发现中心小学旁边是一个大坡，每次下雨，雨水就全积聚到学校这块低洼处，行路非常不便；镇阳学生如果要在苗家小学上学，步行需要半个小时以上，期间要翻越一个大沟，跨过一个火车道，穿越火车道非常不安全，而且家校又距离比较远。
（4）师资力量普遍落后
一方面由于教师学历普遍不高；另一方面教师业务水很难得到提升，各个学校教师包学科现象比较严重，教师一身兼几职，工作内容比较繁杂，很难集中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
（5）办校经费普遍不足
税费改革以后为了加快“三农”问题的解决，取消农业税和农村教育附加费的取消，导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普遍减少。调查中很多教师反映，由于上级财政经费限制，学校要添置设备，很多时候校长教师就要贴自己工资，办学经费的减少直接导致教育质量的提升。
2.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进程
自上世纪末，按照国家教育规划要求“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截止2003年华阴市卫峪乡已经陆陆续将18所村小撤并为目前的五所小学。进入21世纪，各地大规模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已经开始，卫峪乡现有的这五所小学还要面临一次大的布局调整。华阴市卫峪乡农村布局调整目前还处于酝酿与规划中，把卫峪初中并入华阴市城关二中之后，逐步撤销村小，之后将五所小学并入现卫峪初中校舍，实行全日制寄宿制学校，集中办一所乡镇中心小学。
3.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存在的潜在问题
（1）违背国家教育政策就近入学原则
东西谢家、苗家、周家、张家城、双泉、西河等村子的学生以后就读特别不方便，家校就离过远，上学路上也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2）布局调整后闲置校舍的利用问题
布局调整目的是合理配置资源，提升教育质量[5]，但是对于闲置校舍利用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说法。据调查苗家、坪原对于撤并后校舍利用还不明确，沙渠小学和双泉小学可能改建为公办幼儿园。国家政策是一个乡镇办一所幼儿园，两所新建校舍如果闲置下来，反而会给国家造成资源浪费。
（3）是否需要重新修建校舍的问题
卫峪初中即调整后的乡镇中心小学，现有的教育设备和硬件设施很差，是否新建校舍，需要建多大的规模，这是一个问题。目前卫峪初中，有两栋教师办公住宿楼和一栋教学楼。一栋教师办公住宿楼是建于1970年，现已经是危房了，下雨漏水，掉墙灰渣子。另一栋建于2007年，有些房间下雨也漏水，仅有的一栋教学楼也是修修补补，一到下雨，房顶就漏水，正常教学必定会受到影响。
（4）寄宿制带来的一系列潜在问题
寄宿制带来的安全问题；小学生生活自理问题；寄宿制学生的伙食问题；亲情的缺失问题6等这些都是今后布局调整所要考虑到。
（5）忽视了心理因素对师生的影响
据调查整个卫峪乡没有一名心理咨询老师。布局调整后势必会使教师学生在心理上带来压力与困惑，个别老师接受不了一下子安排一个所谓的闲职，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担心布局调整后竞争更加激烈，工作量加大，管理更严格，随着进入城镇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等心理负担。
（6）教师、家长、学生等存在抵触情绪
布局调整会给很多家庭带来经济负担，部分村庄学生上学交通不方便，家长和孩子不能朝夕相处，布局调整还会给家长带来经济负担，因此，像苗家、双泉、西合、镇阳等村子的家长和学生不支持布局调整；
四、思考与建议
不管是从国家政策导向上分析，还是从华阴市卫峪乡各个村小的现实情况来分析，卫峪乡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势在必行。针对潜在问题进行提前规划，借鉴其他地区研究成果，做到布局调整的超前性、合理性、效益型、有序性的统一。
1.因地制宜，前期保留部分教学点
布局调整是为了节省教育资源，集中力量办一所优质的中心学校，虽然各学校都存在生源锐减、师资力量普遍落后等问题，几乎无力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像沙渠小学和双泉小学这两所硬件设施还算齐全，周、镇、苗、谢这些村子学生上学不方便，全部一刀切地进行撤并，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给学生上学也会带来负担，建议前期保留沙渠小学、双泉小学和苗家小学为教学点。
2.在试验过程中要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布局调整会对干部、校领导、教师、学生、学生等各个方面造成影响，对撤并后学校周边村庄的经济和文化也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力，因此布局调整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预测不到的问题，这就要求各界要提高应变能力，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3.要重视对师生的心理指导
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还有部分学生尤其是低龄儿童，因为亲情的缺失以及角色扮演的缺失导致性别角色混乱，性格孤僻内向等心理问题。整个华阴市都还没有一名心理健康指导老师，这不能不说是长期教育里的缺失。如果还不去反思私立寄宿制学校存在的潜在问题，恐怕在我们布局调整后还会遇到更大的难题。
4.学校内部要加强管理
如前所述，在对待此项工作的态度上，有一部分人持反对和无所谓的态度，布局调整后新中心学校的教育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后期工作的开展，所以学校一定要加强内部管理，硬件教育设备必须配置齐全、先进。
5.政府要加强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府如果加大政策的支持，就有利于此项工作开展的积极性。义务教育政府办，政府加大经费投入，就可以很好的改善教育的软硬件设施，更好的做好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
参考文献
[1]范先佐等著.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29.
[2] 庞丽娟.当前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问题、原因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06：1-6.
[3] 杨小微.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7-155.
[4] 顾明远.关注中小学布局调整[N].中国教育报，2011-08-26（1，8）.
双减政策后的教育现状范文3
这个寒假让就读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学的四年级学生周泽感到“很不一样”，以往假期里被排得满满的课外培训班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最喜欢的体育运动。老师留的假期作业也不再是机械性地做题，而是变为阅读一本好书、和家长一起观看冬奥会…… 作为“双减”政策实施后的首个寒假，学生们一改以往“在家赶作业、辗转辅导班”的高压模式，迎来了更为轻松充实的假期生活。但面对首个“无学科培训寒假”，不少家长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双减’政策下，对学生、家长和学校而言都是不一样的体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伴随“双减”政策的推进，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将迎来变革，这个寒假是观察“双减”成效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要听取各方合理诉求，尊重教育规律，让“双减”真正落到实处。
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
提起2021年的教育热词，绝对非“双减”莫属。
“双减”的概念，来自2021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双减”明面上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则也是为了缓解家长长期存在的教育焦虑、减轻家庭教育支出。
长期以来，在家长“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焦虑和校外培训机构的“推波助澜”下，寒暑假基本沦为学生的“第三学期”，很多学生的假期生活大多奔走在各个培训班之间，学生疲惫不堪，家长压力山大。
对此，“双减”意见直接划出红线——要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除此之外，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严禁超标超前培训；禁止以虚假折扣、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等规定，也被业内评价为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精准打击”。
其实，早在2018年，国家就开始了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开启了一场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行动。但校外培训机构的超标培训、虚假宣传、退费难等问题依然屡禁不止。
储朝晖注意到，与2018年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的治理不同，“双减”意见在提出规范校外培训的同时，提出了要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中明确提出要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主阵地。
“这是‘双减’政策的最大亮点，内外兼顾，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与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同步推进。”储朝晖指出，“双减”是一场持久的阵地战，厘清其主旨与边界才能有效落实。
非学科类培训日渐火热
“双减”政策的效果尚需实践来验证，但目前一个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校外学科类培训班在这个寒假“消停”了。
在今年寒假来临前，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育部门认真做好寒假期间“双减”工作，强调要严查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违规开班等问题。
然而，与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凉凉”相比，非学科类培训则日渐火热。记者调查后发现，“双减”政策下，不少家长依旧不愿“躺平”，选择在假期给孩子报体育、美术、舞蹈等非学科类培训班，这背后暴露出的则是一些家长面对“无培训节假日”的焦虑与无措。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张秀萍原本想利用这个寒假给刚上初一的孩子“打打基础”，但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停业”加上学校老师反复重申禁止假期补课的“禁令”让她意识到正规渠道走不通了，只能选择“私教”“小班教学”等“野路子”。
但接连咨询了几位“毛遂自荐”的教师后，出于费用和害怕被查等方面的考虑，张秀萍还是放弃了。最终，在假期里给孩子报了游泳课和书法课。
与张秀萍相比，初二学生家长刘娜娜则坚决“将补课进行到底”，通过联系孩子以前培训班的老师，采用“家教”方式为孩子进行一对一补课。
虽然知道这种做法是违规的，但刘娜娜也很无奈，孩子偏科严重，数学不好，自己也无法辅导，只有在时间充裕的假期补课，“作为家长，理解‘双减’是在为学生减负，也很支持，但毕竟中考升学还是需要考试来决定，不敢完全放弃学科补习”。
刘娜娜的焦虑也代表了一部分家长，记者随机采访了8名中小学生家长，其中有6人都表示曾在以前的假期中为孩子报学科类培训班，这个寒假，虽然仅有刘娜娜一人继续选择给孩子“补文化课”，但另外5名家长也都给孩子报了美术、体育等培训班。
需家庭学校合力推进
对于“双减”后家长们的焦虑，北京市大兴区某小学数学教师梁旭深有体会。今年寒假，学校响应“双减”政策，不留笔头作业，取而代之的是让学生阅读书籍、亲子互动等多种形式的弹性作业。同时，给家长们重申了禁止假期给学生报班补习文化课的要求。
对此，多数家长比较支持，但也有家长担心既没有笔头作业，也不能上培训班会让孩子在假期彻底“放飞”，不利于开学后尽快投入学习。
“‘双减’的有效执行需要学校教育方式和家长意识的转变。”梁旭指出，“双减”后，学校在教学课程内容上进行了调整，更强调课堂效率，力图让学生在课堂上理解并解决学习中的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学生在上课时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在课后和假期则应该注重学生其他领域的培养，这给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学校和家庭配合是做好家庭教育的关键，在‘双减’和‘依法带娃’的时代，学校应当承担起宣传指导的责任。”储朝晖认为，中小学校应考虑建立家长学校，指导家长科学进行家庭教育，同时要正确宣传“双减”的意义，让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必要性，而不是像某些地方简单地要求学生签署所谓的拒绝参加学科类培训承诺书，这种方式并不能真正杜绝家长给学生“开小灶”，只能进一步加剧家长的焦虑情绪。
熊丙奇也认为堵不如疏，从严监管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同时也应认真考虑学生、家长的现实需求。比如，有些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自主学习能力较差，想利用假期进行学科辅导，这种需求具有合理性。对此，建议由教育部门、学校和社区携手，面向此类学生，提供公益性的学科知识辅导，引导学生家长减少校外学科类培训的需求。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在各非学科类培训中，体育类培训的受欢迎程度尤为突出，几乎每位给孩子报课外培训班的家长都会至少报一项体育类培训班。在被问及原因时，家长们几乎都提到了一个理由，那就是体育成绩在中考成绩中的占比在不断提升。
“这是家长最真实的内心写照，也是当前应试教育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熊丙奇一直在关注“双减”政策，在他看来，“双减”能否真正落到实处，根源还是要啃下中高考改革这块“硬骨头”。
“当前，我国中高考仍沿用考试分数、排名评价来录取学生，基础教育由此存在唯分数论、唯升学论问题。”熊丙奇担心，在不改革中高考制度的背景下，推进减负措施，可能会陷入升学看分数、名次，减负要求不看重分数、名次的悖论。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为克服唯分数的倾向，“双减”意见要求考试成绩呈现实行等级制。据北京市朝阳区某中学教师贾斌透露，今年1月结束的期末考试中，家长不再能知道学生的具体分数，而是用ABCD的等级区间来划分，老师也被要求不能告知具体分数。
“对此，初一、初二年级的家长比较理解，但初三年级家长询问具体分数的很多。”有家长就向贾斌直言，中考成绩仍是体现在具体分数上，差几分就可能上不了心仪的学校，而等级制成绩的同一区间可能相差十几分，家长难以知晓学生具体的学习情况。
双减政策后的教育现状范文4
从上述政策和法规可以看出，国务院和教育部对校企合作的支持重视程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事业单位在校企合作中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这些政策和法规只具有提倡和引导作用，地方政府对校企合作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很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投资主体不愿意履行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各项义务。现今的校企合作，尤其是中职教育大多是短期的、不规范的、松散的靠感情和人脉维持的浅层次合作。
一、地方政府对校企合作支持的现状分析
1.校企合作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教育部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定了许多指引方针、政策和法规，但是由于这些政策和法规都是宏观的，缺乏可操作性的措施和实施细则，对校企合作过程中校企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以及利益分配没有明确规定，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没做硬性的要求或者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使得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性不高，校企合作仅停留在表层，很多校企合作的成功经验难以深层次的推广，在课程开发、职业教育标准制定方面难以得到企业制度化的参与。
2.校企合作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目前地方政府缺乏鼓励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政策（优惠政策、税收政策）和制度，校企合作双方没有建立起互惠互利、资源互补为导向的合作机制。在现实中，中职教育校企合作的主要实施主体是中职学校，中职学校为实现其人才培养目标，主动寻求企业的合作，企业由于缺乏利益驱动，对校企合作的重视和支持的程度远远不够，中职学校在校企合作方面存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企业把接受学生实习当成是一种负担或者是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在当今教育体制下，中职生源持续减少，学生整体素质的降低导致校企合作更加的困难，使得学生在企业实习实训期间得不到实质性的技能培训，导致实习效果很不理想。
3.校企合作缺乏协调的第三方机构
目前的校企合作的现状是学校和企业两个完全独立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由于没有政府的主导和支持，没有第三方机构的协调、监督调控和服务，校企合作仅仅是浅层次的点对点的合作，合作松散、合作成果有限，当合作出现问题时不能得到很好的协调解决，从而直接影响了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实践和推广。
从中职卫校的校企合作的现状来看，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合作，必须依靠地方政府建立校企合作的体制和制度，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制定促进校企合作的办学法规，为校企合作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推进校企合作快速发展。
二、地方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应发挥的作用
1.完善政策体系，使校企合作有明确的制度保障
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校企合作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通过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条例和办法，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要充分调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和相应的主管部门应提出和出台关于校企合作的意见和管理办法，制定促进校企合作的办学法规，确立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和组织管理模式，明晰和细化企业、学校在合作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相互关系，解除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后顾之忧。借鉴国外成功的模式，把参与校企合作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法定的义务，并且制定相应的考核、问责机制，使校企合作顺利进行。
2.建立激励机制，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对于校企合作国家一直在提，中职学校也一直在探讨，而校企合作的另一方――企业却几乎无动于衷，原因是企业看不到校企合作的优势和好处，没有尝到校企合作的甜头。地方政府要提高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要改变职业教育投入理念，要解决职业教育资金投入问题，解决校企合作的经费来源。如建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基金，从教育经费中提出一定的比例，专款专用，专项用于中职教育产学研；对于上级投入的专项基金要保证给予配套；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地方政府要给予政策的倾斜和必要的经费补充，比如项目的扶持、减免税收、奖励和补助等；对企业带教教师要有专项津贴或者给予补助，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促进校企合作的快速发展。
3.地方政府成立校企合作委员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可由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企业行业和职业院校代表以及有关方面专家组成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协调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发展规划，确定培养方面和目标，指导和协调学校和企业开展合作。”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域的具体情况，建立由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学校以及企业共同参与的产教研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优势，统筹调控当地职业教育和企业两种资源，形成政府、学校、企业三方联动模式，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由校企合作委员会根据企业用人的具体要求共同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目标，委员会全面参与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调整、教材开发、课程设计、实习就业、实训基地建设、订单式培养等方面的工作，由校企共同制定考核考试标准和相关的操作标准，使学生在学校学到的技能和企业要求高度相匹配，既解决企业寻求和培养合格员工的成本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中职学校学生的就业问题，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双减政策后的教育现状范文5
关键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合作办学；经济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32-05
“校政行企”合作办学是指高职院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以及其他中高职院校、本科院校进行合作，培养高端技能型应用人才。2006年教育部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意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模式，高职院校必须走“产学研结合”发展道路，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端技能型应用人才。2011年《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各地要优化区域政策环境，完善促进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明确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在校企合作中的职责和权益，通过地方财政支持等政策措施，调动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制度化。”同时又指出：“创新办学体制，鼓励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共建高等职业学校，探索行业（企业）与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形成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各方合作办学、共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应用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合作理论分析“校政行企”各利益主体合作办学的经济利益可行性，从而提出在政府部门主导下，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关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关于合作的交易费用分析模型
为了更好地对高等职业院校“校政行企”合作办学进行经济分析，我们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费用分为三种类型，即市场型交易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和政治型交易费用。在这里，市场型交易费用是指获得人才、技术以及建立获得这种人才、技术的体制和管理制度的费用，包括搜寻人才、技术的各种信息（包括购买信息）的费用，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监督和执行费用等；管理型交易费用和政治型交易费用都是指建立人才、技术管理制度框架、程序并进行人才和技术管理发生的费用。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市场型交易费用，因为后两者交易费用是管理和制度问题，带有固定费用的性质。
这时，主体D的交易费用下降幅度小于主体S的增加幅度，也就是说，主体D交易费用下降的数额不能补偿主体S的交易费用增加的数额，这表明此时主体D与主体S不可能合作。
以上，我们通过构建的主体D和主体S的交易费用模型发现：主体D的交易费用是一条递减的渐进曲线，说明人才、技术的购买方随市场上人才、技术数量的增加交易费用递减；主体S的交易费用是一条斜率小于1的递增曲线，说明人才、技术的销售方随市场上人才、技术数量的增加交易费用也增加，但交易费用增加速度小于市场上人才、技术数量的增加速度；把主体D与主体S结合起来分析（合作分析）可知，当主体D和主体S的交易费用处于均衡状态以前的市场上人才、技术状况时，主体D比主体S更倾向于合作，直到主体D与主体S的交易费用达到均衡状态，从模型中，我们还发现，即使两者所处的市场上人才、技术状况比两者的交易费用达到均衡时市场上人才、技术状况稍好一些时，主体D和主体S仍然可以合作，比如上页图2的D点状态，但当市场上人才、技术状况比两者的交易费用达到均衡时市场上人才、技术状况更好时，比如上页图2的E点状态，主体D和主体S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现在，我们从模型分析返回到合作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当市场上各类人才、技术数量少时，主体D更有合作的意愿，反之，主体D就没有合作的意愿，而主体S则刚好相反。从现实情况来看，经济落后的地区，显得各类人才相对过剩，先进技术没有用武之地，因此，无任是政府、行业、企业还是其他主体都没有意愿与高等职业院校合作。相反，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对人才和技术的渴求，无论政府、行业、企业还是其他主体都更意愿与高等职业院校合作。处于高等职业教育发达而经济落后的地区的高职院校开展“校政行企”合作办学就显得相对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高等职业院校千方百计想和政府、行业、企业或其他主体合作办学却无法实现，而有的高等职业院校却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原因。
二、关于合作的博弈模型分析
在这里，我们应用博弈理论分析“校政行企”合作办学的可能性。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假设有两个主体，即主体D和主体S，并假设主体D需要人才、技术，主体S能够培养人才、提供技术，我们可以构建类似“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
企业生产离不开人才。现在假设有一批订单，需要一批专业人才，如果得到这批专业人才，就能完成订单，有D、S两个主体，主体D是企业、主体S是人才培养单位。又假设培养这批人才需要4个单位的成本，每个主体可以从中得到3个单位的收入，即主体D完成订单，得到3个单位的收入，主体S培养了合格人才，可以招收更多的人员进行培养，也可以实现3个单位的收入。如果主体D与主体S合作培养人才（也可以是技术或其他），每个主体平均分摊培养成本2个单位，则每个主体得到1个单位的利益（3-2=1）；如果只有其中一个主体投资培养而另一个主体坐享其成时，投资的那个主体就要承担4个单位的成本，却只得到3个单位的收入，获得的利益为“-1”个单位（3-4=-1），因而，得不偿失，而另一个坐享其成的主体白白得到3个单位的利益；如果两个主体都不投资，那就完不成订单，谁也得不到任何利益，即两个主体所得利益均为0。归纳起来，可以列出“囚徒困境”博弈表（如表1所示）：
对主体D来说，如果主体S投资培养，我也投资培养，我只能得到1个单位的好处，如果主体S不投资，而我独自投资，培养的人才没有太多出路，却得到-1个单位利益，如果我也不投资，我还不至于亏本，于是，主体D的占优策略就是不投资；对主体S来说，他也会和主体D一样思考问题，也采取不投资的占优策略。结果，主体D和主体S均不投资，大家得到的利益均为0。这就是主体D和主体S 的“囚徒困境”，这种“困境”是由主体D和主体S从利己主义的思想出发都选择占优策略的“纳什均衡”的结果。
我们再把上述博弈模型直接引入合作与不合作分析。我们同样假设，主体D需要人才，主体S可以培养出人才，但培养的人才可能符合主体D的需要，也可能不完全符合主体D的需要，主体D还要投资进行培训。现在，我们就主体D和主体S是否合作共同培养人才构建一个博弈模型（如表2所示）：
主体D有两种策略选择：合作与不合作。（1）如果选择合作，主体D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合适人才，且人才很快可以融入到企业中，不需要进行太多培训，降低人才获取成本；（2）如果选择不合作，主体D就需要到市场上去招聘人才，还要对招聘的人才进行较长时间培训，人才获取成本较高，而且，还不一定能融入企业之中。
主体S也有两种策略选择：合作与不合作。（1）如果选择合作，主体S可以降低人才培养成本，培养的人才也适合市场的需要，就业成本也较低；（2）如果选择不合作，主体S独自培养人才，成本较高，而且，培养的人才不一定适合市场需要，就业成本也较高。从上页表2可知，合作是双方的占优策略，通过合作，主体D和主体S都避免了陷入“囚徒困境”的两难境地，而不合作是最差选择。
现在，我们来分析合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根据阿克斯尔罗德（Axelrod）在他的重要著作《合作的演进》（1984年）中对重复博弈的分析结果，合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取决于对合作参与主体的“信任”，而要得到参与主体的信任，则参与主体必须获得合作的法律政策保障。我们仍然沿用上述假设，合作一方主体D需要人才，合作另一方主体S培养人才，主体D和主体S都选择了占优策略，即双方决定合作培养人才，那么，这种合作能否进行下去？有多大的稳定性？
从主体D的角度来看，主体D为了合作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就必须投入资金、设备、人才、场地、甚至停产或半停产让学生实训，但主体D对人才培养工作不太熟悉，这样，主体D有以下担心：一是主体S是否会按照主体D的要求去培养人才，或者说主体S培养的人才是否是主体D所需要的人才；二是合作培养的人才是不是会到主体D去，能不能满足主体D的数量要求；三是主体S是否会把主体D投入的资金、设备等资源挪作他用。
主体S也有这样的担心：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主体S招到了学生后，主体D会不会投入相应的资金、设备等资源？会不会选派能工巧匠共同参与培养？会不会不提供学生实训岗位和条件？会不会拒绝毕业生就业？等等。
因此，要使主体D和主体S能够合作下去，就必须建立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制度，使合作双方在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框架下充分“信任”，合作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主体D和主体S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制度统一指导下，建立一整套合作培养人才的机制，即人才培养模式和合作协议，主体D和主体S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构建“双师型”教学团队，完善实验实训条件，改革教学模式，建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等等。也就是说，要使主体D和主体S完全了解和掌握“人才培养过程和实施状况”，这就是要求双方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制度的指导下，签署合作办学的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以保证合作长期性和稳定性。政府部门为了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国家层面的促进“校政行企”合作办学的有关政策和制度就非常必要，从目前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建立国家层面的促进“校政行企“合作办学的有关政策和制度也非常紧迫。
三、模型的扩展分析
我们运用交易费用模型和博弈模型对主体D和主体S围绕人才培养或技术服务是否开展合作进行了分析讨论，结果是主体D和主体S合作比不合作对双方都更为有利。现在，我们将模型进行两个方面的扩展：一方面，从双方期望实现的目标进行扩展；另一方面，从参与主体的数量进行扩展。
前面我们都假设主体D和主体S为了实现人才培养或技术需求的目标就是否开展合作进行了模型分析，从模型构建和分析过程来看完全可以扩展到科研工作、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其他方面，模型分析及其结果仍然成立。从参与主体来看，主体D既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政府、行业或其他主体，既可以是双主体参与，也可以是多主体参与，模型分析及其结果同样成立。由此可见，对希望共同实现的目标而言，合作行动比不合作行动对参与各方都更为有利，都是一种更好地策略选择。在合作过程中，参与主体要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制度的指导下，签署合作办学的合作协议，取得各参与主体的信任，这样合作关系就可以长期的、稳定的进行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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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后的教育现状范文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