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心理学主要观点范文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传入
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在其名声鼎盛时期传入中国。1914年5月，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刊登了《梦之研究》一文，指出“梦的问题，其首先研究者，为福留特博士，dr.sigmund freud”，并对《梦的解析》做了介绍。
1919年，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和生理学的汪敬熙在《新潮》第2卷第4期撰文介绍了1919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的六位心理学家关于弗洛伊德的本能和无意识理论的大辩论。接着在《新潮》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题为《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的文章，肯定了精神分析治疗战时精神病的经验，指出了精神分析学说对心理学的重大影响。
1920年，《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发表《论精神分析》，介绍弗洛伊德与布雷尔（josef breuer，1842-1925）共同研究的安娜 o的病例和“谈话疗法”，介绍了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等精神分析学说特有的概念，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人格理论做了简要的介绍。
1921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一文，对福鲁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做了高度的评价。1933年，他出版了《变态心理学》，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学说，并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心理逻辑。
潘光旦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阅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开始关注儿童的理论。根据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他对明末女子冯小青做了精神分析评论，于1924年发表《冯小青考》，后来又出书《冯小青之分析》。
章士钊1923年从欧洲回国后，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详尽地介绍了精神分析理论，还为《精神分析引论》中文版拟名《解心术》，全文翻译了《弗洛伊德自传》，并与弗洛伊德通过信。
高觉敷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翻译了弗洛伊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的演讲《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连载于《教育杂志》第17卷。他还在《教育杂志》《学生杂志》《中学生》等刊物上，撰文介绍精神分析学说。30年代，他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代表作《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这一时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传入中国有两条渠道，一条渠道是上面介绍的从欧洲直接传入，主要是我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新思潮向国内引进，虽然这些学者也察觉到了精神分析学说中的一些缺陷，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以客观的态度加以介绍，这条渠道基本是科学主义倾向的。另一条渠道是经日本传入中国，传播者主要是文艺人士，在向国内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时，偏重于精神分析学说的社会意义和对文学艺术的指导价值，这条渠道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1920年，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生命底文学》，阐述了他基于精神分析的文学观点，“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1921年，他发表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将精神分析的观点用于文艺批评，指出《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数千年来以礼教自豪的堂堂中华，实不过是变态者一个庞大的病院！”
1921年，罗迪先翻译了日本文学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由学术研究会出版，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厨川白村是日本的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对精神分析的介绍是有所取舍和经过改造的，这一方面可以激发人们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兴趣，但是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完整性和深刻性。
1922年12月，仲云翻译了日本松村武雄的《精神分析学与文艺》，在《文学周报》连载。之后，仲云又翻译和介绍了《文艺思潮论》《病的与文艺》《文艺与》等，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文艺现象。
1924年，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另一部著作《苦闷的象征》出版，这部书鲁迅只用了20天就翻译完毕，立即付印。鲁迅之所以这么看重厨川白村的著作，是因为他感到厨川白村说出了他自己的创作心态——“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在译完《苦闷的象征》之后三天，鲁迅又开始翻译厨川白村《走出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1925年，鲁迅撰写了《寡妇主义》一文，用精神分析的观点揭露封建社会正人君子的虚伪外衣。
1927年，郁达夫出版了《文学概说》，书中提出“‘生’就是使无意识的活动变为有意识的，有意识的活动变为反省的，反省的活动变为道德的活动。” 这个观点，显然来源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1934年，他在《戏剧论》中指出，在种种中，直接动摇我们内部生命的，是之情。诸本能之中，对我们生命最危险而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
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一些文学家，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创作文学作品，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文学作品的方式传播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比如，鲁迅的小说《不周山》《高老夫子》《肥皂》中就有不少对无意识性心理的描绘，郭沫若的小说《残春》运用精神分析的思想构思创作了曲折起伏的情节，郁达夫的《沉沦》描写了性的苦闷，曹禺的《雷雨》隐晦地表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和俄狄浦斯情结（亦称恋母情结），施蛰存的《将军底头》使用了一些具有精神分析象征意味的象征物，穆时英的《公墓》描述了恋母情结和自恋情结冲突，等等。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由于其独特的本能理论和理论，惊世骇俗，在欧美引起轰动。德国在希特勒统治期间，禁止传播弗洛伊德的理论，焚烧弗洛伊德的书籍，弗洛伊德为逃避迫害而迁居伦敦。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要平静得多，基本上只限于知识界，既未引起轰动，也未遭受迫害。然而，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弗洛伊德作为现代西方心理学大师的形象开始在中国学人中间逐渐深入人心了。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境遇
弗洛伊德是以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成名的，成名之后，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广泛影响到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特别在文学艺术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更为巨大，许多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都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为分析和创作的灵感源泉，带有精神分析痕迹的文艺作品直到今天仍然一直绵绵不绝。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境遇受中国文艺发展的影响很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传入中国的渠道之一，就是由中国的文学家从日本介绍到中国的。这些文学家中有不少人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名人，有他们的宣传和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作为西方的一种新思想受到人们的关注。当时，中国出版了一些弗洛伊德的著作，发表了不少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文章，出现了一批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创作的文艺作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是很受重视的。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兴起，左翼文学开始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传播和影响受到了压制。之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把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注意都吸引到民族危亡和国家的命运上面，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冷落。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理论基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长时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被视为伪科学，在医学、心理学、文学和艺术领域，除了作为批判的对象外，弗洛伊德不再被人们提起。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再度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在“”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推进，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撰文介绍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80年代中期，弗洛伊德的著作再度在大陆陆续出版，《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出版）、《少女杜拉的故事》（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再版）、《梦的解析》（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爱情心理学》（作家出版社出版）成了书店的畅销书，弗洛伊德的著作甚至以不同的书名由不同的出版社重复出版。一时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颇有一些洛阳纸贵的味道，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在中国很快几乎都有了中译本。
许多匆匆购买了弗洛伊德著作的人很快发现，阅读和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实在是一件吃力的事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探讨的问题影响不到自己的生活。于是，不少人把弗洛伊德的书束之高阁。他们知道弗洛伊德的名字，却不真正懂得他的理论。这样，几年后，弗洛伊德热开始逐渐降温，人们开始习惯以平常之心来对待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
目前，中国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主要在三个领域。
第一个是文学领域。弗洛伊德和许多人都想不到的是，弗洛伊德主要贡献于和成名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而影响最大和对其研究最多的却是文学领域。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家，不一定每个人仔细阅读过和真正理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然而在时代文学氛围的感染下，作家们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及其概念和术语，受其影响，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的影子。现在我们上网搜索一下，在当代中国研究和论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文章和著作，绝大部分产生于文学领域。
第二个是心理学领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大、心理压力也在加大，社会中的各种心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对心理问题的预防、咨询和治疗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作为重要的心理治疗理论，得到有关心理学工作者重视，重新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当代的主流心理学是实证的科学主义心理学，科学主义心理学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以研究程序、假设、方法控制、定量分析等来评价研究的水平和科学性。站在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立场上审视弗洛伊德及其理论，自然会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提出疑问，许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立场的心理学学者拒绝研究精神分析。因此，虽然弗洛伊德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但是现在却很少有心理学学者去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学领域远没有在文学领域那样受到重视。
精神分析心理学主要观点范文2
一、团体精神分析疗法的理论释义
（一）团体心理咨询
团体咨询是从英文“group counseling”意译而来的，关于此意译，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樊富珉教授在《团体咨询》一书中使用“团体咨询”这一概念，是指“运用团体动力学的知识和技能，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团体领导者，通过专业的技巧和方法，协助团体成员获得有关信息，以建立正确的认识观念与健康的态度和行为的专业工作。”任桂秀认为，“团体咨询是在团体情境下的心理咨询，它是通过实验的方式，人为地模拟指导者所需要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让团体成员在其中按一定目标，以交互作用的方式，共同商讨、训练，引导成员借观察、交流、分享、学习、模仿、体验、整合、应用，促进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主动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获得成长。”柳圣爱认为，“团体心理咨询是正常人群与专业的咨询师在可信赖、可被接纳的环境中，通过团体成员的相互作用，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接纳，从而解决问题、开发潜能、发展自我的一种心理咨询活动。”
从以上观点可以得知，团体心理咨询是在一个共同的团体内，有相似困惑或问题的成员在交互的过程中自我发现、自我认知并试图改变，在此过程中得到成长、改善、适应和发展，既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也是一种实践教育活动。
（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精神分析学产生于19世纪末，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弗洛伊德于1900年出版的经典著作《释梦》，标志着精神分析学说的诞生。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派把人的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在研究人的精神层次、人格结构、性本能、心理防御机制等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人的意识与无意识、正常的人的意识及无意识、非常态的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直至今日，精神分析学对当代大学生的人格教育、德育教育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团体精神分析疗法
第一位将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团体心理咨询的是亚历山大?沃夫。他既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由于他既不想将一些需要治疗的患者拒之门外，但又无法向他们提供一对一的个体治疗，于是在1938年开始试图进行团体治疗，随着这种尝试的不断深入，他逐渐增长了自己的兴趣，并逐渐形成了团体的精神分析疗法。
二、团体精神分析疗法的基本内容
亚历山大?沃夫将移情、自由联想、释梦等基本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团体治疗，他强调，在团体中通过象征性地重视个体早期家庭可以帮助个体又回到过去。在团体的治疗中，团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体早期家庭的复本，团体就像一个家庭，由不同的成员组成，每一个成员都将在团体中重新体验他们最初在家庭中所体验到的心灵冲突。
（一）早期经历的影响
团体精神分析就是“在过去和现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来回地切换……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治疗师要把握好时机，通过对过去经验的挖掘，来体察目前的状态与过去的联系，发现过去的创伤事件对后来个体病态行为模式的影响。”在大学生团体精神分析治疗中，学生思考和回顾过去的经验是很重要的，有助于审视过去的自己，找寻现在的自己。
（二）潜意识
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在团体的咨询过程中必须重视对成员潜意识的分析，不能只限于关注成员此时此地意识层面的相互作用。在弗洛伊德看来，我们大部分的“选择”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受我们潜意识支配的。潜意识包括个人的想法、情感、动机、冲动和其他在自我意识以外的东西。大学生思想的趋向与日常生活的行为更多地是受潜意识中的本能和欲望驱使的，因此会选择一些东西去满足一些在以前未能得到满足的需要。
（三）自我防御机制
自我防御机制理论是精神分析学派的重要理论之一，它探究的是自我的防卫功能。在团体情境中有很多机会可以观察个体的防御行为。很多情况下，当我们在团体环境中感受到威胁时，就会继续沿用我们在儿童时期遭遇威胁所用的防御机制。团体精神分析学在教育领域的观点即通过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自我防御机制形式的引导与利用，使受教育者维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团体精神分析疗法的相关性
团体精神分析疗法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多方面具有相通性。通过了解两者的相关性，将团体精神分析疗法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充分发挥团体精神分析疗法的功能和优势，用团体精神分析疗法的形式来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拓展教育途径、增强教育针对性的需要。
（一）目标相关
团体精神分析疗法是有计划的咨询活动，旨在通过强化自我，对人格进行可控的、系统的回归，促进每个成员的自我成长和发展，最终达到心理健康的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通过提高人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综合素质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其细化到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就是要求大学生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提升自己，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
可见，虽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团体精神分析疗法在实现的目标上是相关的，都是促进人的需要、情感、智力、身心等全面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内容相关
团体精神分析疗法充分利用移情、自由联想、释梦、追溯等基本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对团体成员进行团体咨询活动，针对大学生中存在的共同成长课题，或面对的相类似的问题及困扰，来组织开展团体咨询活动，让他们重新感受、分析、讨论和理解过去经历修通潜意识中的自我防御和阻抗，从而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适应性，促进其成长、成才。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方面。其中，“思想教育是先导，政治教育是核心，道德教育是重点，心理教育是基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石是心理教育，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往往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相交互，其解决往往要依靠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表现为良好的意志品质、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等，而这些正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随着近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在高校中引进团体精神分析的咨询活动，对于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其养成积极向上的心理素质，促进其人格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形式相关
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团体。而团体动力学的研究也证明，清楚地自我认知并最终实现自我的价值的最佳途径是到团体中去。团体精神分析疗法正是运用团体的形式进行，针对大学生一些共性的问题和需求，通过团体内的自由联想、人生追溯等形式，促使学生将潜意识层面的东西提升到意识层面，进而正确审视自己，形成正确的思想和行为。
思想政治教育大多是通过团体的形式进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常以党支部、团支部、班集体、宿舍群体等为对象，通过团体内大学生们开展的活动等培养其积极向上、互帮互助的团体氛围。同样，在不同的团体中，大学生们也会面临共同的成长困惑，大学生的很多心理适应问题都是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的，他们生活在团体中，建立了不同的人际关系，也受到团体的影响。因此，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团体的积极作用，控制和消除团体的消极作用。
可见，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充分利用团体精神分析疗法的力量，将学生的思想实际与团体的力量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有效互动。
四、团体精神分析疗法教育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对大学生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大学生群体具有身心发展的特殊性、思想观念的易受诱导性和人格发展的不稳定性，因此在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引进团体精神分析的咨询是十分必要的。
精神分析心理学主要观点范文3
论文摘要：在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浪潮中，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众多的人格理论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脱颖而出受到了人们普遍的重视。本文对精神分析学派其中几位代表人物的人格理论进行梳理，并重点突出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鲜明特点。目的在于探究其深层的教育价值，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启示。
精神分析学说是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一经问世不仅在心理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也一直影响着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领域。如此可见，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之巨大。尽管精神分析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诞生近百年的精神分析学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声望有关，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后继者—新精神分析学派，并未把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当作不可怀疑的偶像和一成不变的经典。他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既有抛弃又有继承更有发展。其
中代表人物有沙利文，霍妮等。
一、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简述
人格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抛弃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些观点，但是在他们的人格理论中或多或少的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子。所以要想深刻的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的蕴含的教育价值，必须拿弗洛伊德人格理论这把钥匙去打开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的大门。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部分。意识是指个人此时此刻意识到的。“潜意识就是一种未被觉醒的心理历程或过程，是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被排挤的情绪经验活动的过程”［1］。潜意识可以被压抑，但是它们并不会被消灭，而是在不自觉的活动，以求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也是一般人格的主宰。
弗洛伊德基于潜意识系统提出了本我概念，进而提出了自我和超我的体系。本我又称伊低，它如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激荡不已。它完全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是快乐原则的出发点，是本能的储存器。在人格结构中，本我是最原始、最隐秘、最模糊的部分。自我是理性的，服从现实原则，“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行政机构’，是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间环节。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作用是调节本我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控制和压抑，在理性现实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本我的欲望”。［2］超我是潜意识中最高的监督和惩罚部分，它主要根据至善原则活动。所谓超我，也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主要是习俗教育的产物。超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伊低的冲动。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
1.沙利文的人格理论
沙利文把人格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并认为每个阶段都存在动力过程、人格化过程、和认知过程三个发展过程。
沙利文认为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相对持久的模式，人格从来不能够离开人生存在于其中的复杂人际关系，他特别强调人际关系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模式中有两个基本的倾向。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沙利文把这两种基本的倾向看作是人格发展的动力。
沙利文用人格化来表示人的社会化和人格的形式，人格化是个体对他们自己或他人的需要满足和焦虑中产生的情感、态度和概念的综合印象。人格化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人格化，一种是他人的人格化。“在儿童人格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焦虑，主要来自于婴儿期的无助情境。假如没有受到很好的养育，婴儿就会焦虑，过多的焦虑会导致儿童企图回避社会情境产生坏妈妈的人格化，反之会产生好妈妈的人格化”。［3］
沙利文把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概括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未分化模式，这种经验是混乱的、无组织的、模糊的。婴儿的经验就属于这一种。第二是叫前逻辑模式，这是儿童所具有的一种主要模式。第三种是综合反应模式。这三种模式就是沙利文所指的认知过程。
2.霍妮的人格理论
霍妮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最大改造是在精神分析中引入了社会文化因素。认为环境是形成人格和导致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她也强调冲突和心理问题是由环境影响的，她认为由于个人的心理和性格倾向是由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文化造成的。她也很认同早期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
霍妮人格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一个真正得到父母的关怀和肯定的孩子就有安全感，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有充分的弹性应付和适应外在的变化。如果家庭环境不和谐，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是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特点
（一）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人格理论强调性本能，新派则强调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由此则在几个方面产生了不同，首先是人格动力方面，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人格的形成的动力因素。沙利文则认为人类行为的发展受满足欲和安全欲两大动力驱使。霍妮说：“人不仅被快乐原则控制，而且也被安全与满足引导。”其次是神经症的归因，弗洛伊德认为是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冲突。而霍妮认为是个人和其所处环境之间冲突的结果。
（二）弗洛伊德主张性恶论，他所谓潜意识或本我充满不可告人的欲望。新派则倾向性善论，相信人具有向上发展的自尊心，有能力克服罪恶欲望，有能力向前发展。霍妮说：“我个人认为，人不仅期望而且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潜能，成为高尚的人类。”［4］
（三）新派反对把人格分裂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新派认为人格是统一的整体，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在与人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人的人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四）新精神分析强调主体性和主观性。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看作是由本能欲望决定的。相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本能论，新精神分析理论家们则认为“未来目标对人的拉力更强于先天本能对个人的推动作用，目标的产生基于个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发挥的主观作用，从而更强调个人在人格形成中的主体作用”。［5］
三、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对我国儿童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对于早期经验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的生活经验，却完全忽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治病。”［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早期经验在儿童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儿童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其潜意识力量，在自由和禁止之间寻得一条中庸之道，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其次要用游戏等“宣泄”方法释放儿童潜意识能量，培养儿童健康人格。另一方面，利用“升华”的作用，让儿童正确的运用潜意识的能量到自我发展的正确轨道上。
（二）建立儿童健康的心理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的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防御机制是自我应付本我的驱动﹑超我的压力和外在现实的要求的心理措施和防御手段，以解除心理紧张，求得内心平衡。”［7］此理论后经过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的扩充，变得更完善，安娜认为当内在和外在的刺激引起情绪冲动时，防御机制有摆脱不快和焦虑，控制过多的冲动，行为，情感和本能欲望的作用。因此，要帮助儿童建立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是儿童最先接受到教育影响的地方。家庭氛围和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儿童也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点。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通情达理父母的教养下，儿童很少动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反，经常运用惩罚，限制的方法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则多采用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
（三）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
从精神分析学家有关人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培养强壮健全的自我是形成健康人格的关键，而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是精神分析学家对发展自我的共同看法。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当一个人经常受到贬抑或否定时，便会产生消极的情绪情感，这是一切品德和精神败坏的根源。因而，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机会让儿童体验成功、拥有自信、提高自我概念、形成健康人格。关于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性本能和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倡导的是对儿童的内在需要给予关注和给儿童充分的自由，这种爱是要尊重儿童的天性。总之，精神分析认为唯有爱的教育才能培养儿童健全的自我，才能使儿童拥有幸福的人生。
（四）建立儿童期和谐的人际关系
霍妮和沙利文都很重视儿童期的人际关系对儿童健康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儿童时期的人际关系主要是父母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以及儿童间的伙伴关系，霍妮认为在童年期，神经症的性格结构萌发的根源是亲子关系的失调。沙利文也认为自我是在重要的他人的反应中确立的，在人格发展阶段中，对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三岁以前是父母，从童年末期到青春期，主要是伙伴。20世纪50年代，鲍尔贝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所做的相关研究说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和谐而稳定的亲子关系。西方学者斯特对有犯罪行为的人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攻击和犯罪行为与不良的亲子关系有关。所以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应该重视儿童期和谐的亲子关系和伙伴关系的建立。现在大多数父母都出去工作很多时间都疏忽了对孩子的照料。致使儿童失去安全感产生焦虑，从而埋下神经症人格的隐患，或是在儿童期就有明显的人格障碍问题。这就要求家长要多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积极疏导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另外家长也不应该过多限制儿童交往，应鼓励儿童学会交往，学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总之，我们通过对精神分析几位代表人物人格理论的梳理，看到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蕴含着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巨大价值。尽管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也存在局限。但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性，却给予了我们一个认识人格的全新视角。相信在21世纪，随着精神分析理论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对我们认识儿童人格的发展，开展有效的儿童健康人格教育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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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芳芳.新精神分析对古典精神分析的修改与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2000（5）：59.
精神分析心理学主要观点范文4
关键词：心理学；理论；构建；分类；因果关系
分类号：B84-06
1、引言
心理学在100多年的发展中，已经发展和形成了各具形态的理论体系，且每一理论体系都较为全面的揭示某个时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现象（Parker，2009；姜永志，2012；叶浩生，2003，p.5），然而心理学理论的庞杂使我们难以区分理论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按照传统的时间逻辑标准来区分，很多人习惯将心理学理论体系区分为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认知主义心理学等（当然还应包括当代心理学有影响的其它取向）。人们已经习惯了按照时间线索对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进行分类，但是这样的分类通常会使我们混淆体系之间的联系，如认知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时间也存在重合，行为主义更是横跨了几个理论学派而仍具影响力。这样看来，理论的时间线索似乎并不能完美的揭示理论之间混杂的关系，尤其是当代心理学多元化发展趋势已经出现，心理学的社会论取向、生态环境论取向、文化论取向、神经科学取向等并行发展（车文博，2010，p.50），这使我们更加应接不暇。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自古就存在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与人文科学倾向两种竞争的取向，它们在心理学体系中始终处在彼此竞争又难以隔离的状态。虽然实证主义曾因生态效度的问题不断受到攻击，但人文主义却同样因为解释力的问题，无法取代实证主义。在当代心理学理论体系中，以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进行简单的理论体系分类似乎是可取的，但这样又会出现方法的模糊交叉，因为实证主义现在也开始注重人文主义的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而人文主义也在使用实证主义的调查和实验法，这种交叉又会使理论分类体系陷入痛苦的纠结之中，所以简单的二元分类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心理学的理论分类。
受实证主义因果关系论的启发，西方理论心理学界提出可以通过因果关系将心理学理论进行归类，通过确定因果关系在每种体系中的位置，史密斯（2001/2005，p.3）将其大致可分为四类范畴：（1）机体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机体为中心；（2）环境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环境为中心；（3）社会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社会建构为中心：（4）关系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关系为中心。按照这样的逻辑标准，大部分心理学理论都能以因果关系归为这四类中的一类，但我们发现这种分类仍使少数理论体系无法进行清晰的归类。如，近十几年发展的环境心理学主要关注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但却使用相互联系的观点定义自身，既可以将它分为环境中心论也可以分为关系中心论。虽然这样的理论分类体系可以使我们明晰不同理论体系的归属，但我们仍为那些不能归为某种类别的新出现的理论取向而感到惋惜。因此，文章将在对四种因果关系分类体系进行评述的基础上，试图以心理学研究内容为指向，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分类体系，作为对因果关系分类体系不足的补充。
2、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的批判性反思
2.1 心理学的机体中心论
机体中心论起源于18世纪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和苏格兰的唯理论哲学。它假设我们生存在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重世界之中，内部世界经常被转化为生物基础尤其是大脑，然后产生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自身引发的（夏基松，1998，p.248；杨鑫辉，1998，p.87）。机体中心论通常可以用伍德沃斯SOR这样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公式能够表示与机体中心论相同的因果关系线性心理结构。其中，s是引起刺激的环境，提供信息输入到0（机体的大脑），R是反应输出或是行为。而O也可以被称为经验、自我、信息加工、认知、伊底、动机、神经网络或其它介于二者之间的心理结构。这一体系可包括认知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主要是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等。就机体中心论而言，中介变量总被称为意识、心理、大脑或者信息加工而不是环境刺激。心理学机体中心论总是以诸如神经网络系统和计算机程序（认知主义）、自我实现（人文主义）以及本能（进化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假设开始其研究的，并根据这些假设来解释研究的结果（Goertzen，2010）。认知主义心理学始终是机体中心论的主导者，它假设心理机制类似于计算机程序，而不是驱力和本能fGoldman&deVignemount，2009；Wetterstein，1975；姜永志，刘额尔敦吐，2012）。人本主义心理学将因果关系归为自我，而自我是由人本身的本能引起的，如，强调人先天具有自我实现的潜能。它几乎没有给社会因素留有余地，具有典型的机体中心论倾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通过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还原，将伊底（id）看作是人格发展的内部驱力，不注重主体之外的客体对人格的影响（Steele，1979；郭本禹，2007）。虽然在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开始关注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客体对人格的影响，但这些理论也都受到了弗洛伊德或是驱力、或是本能、或是潜意识的影响，仍保留着机体中心论的某些特点（cabaniss&Roose，2005；高峰强，2013；郭本禹，2013；王国芳，2013）。进化心理学引进了认知心理学的机制问题，认为不是行为被选择而是心理机制和本能被选择，强调每一种心理机制的生成都是生物本能对环境的适应进化而来的。这些理论流派的显著特征都是，都强调个体自身的内部驱力或本能影响个体的心理与人格。但是，这些理论似乎并不安于被归为机体中心论，如，认知心理学也具有环境中心论的取向，认知心理学的方法论奉行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这就不可避免的使认知心理学与外部可观察的行为扯上关系。而进化心理学虽然强调生物的进化本能，事实上它也强调环境在生物心理机能进化中的作用。机体中心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各理论体系概括为具有某种典型特征，但它不具有随着理论发展而发展的灵活性。
基于辩证心理学与交互行为心理学的相似之处，关系中心论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共性：（1）强调双向性，传统心理学大多强调SR或者SOR的心理反应模式，但辩证心理学和交互行为心理学却试图用SR来取代传统心理反应模式；（2）反对传统心理学线性因果关系，反对简单的将心理事件归结为内部因素（心灵主义、神经元、大脑结构、驱力、思维等）和外部因素（历史文化、周围环境、客观他人），认为机体中心论和环境中心论将心理事件简单归结为内部或外部因素，这种简单推论将心理事件还原成了神经网络、无意识冲动、动机、本能、驱力、社会和文化等机体内部或外部刺激，却忽略了“个体在世界之中”这一命题；（3）强调变化是心理事件的主题。辩证心理学提出心理事件是由命题-反题-合题-命题-反题……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发展过程构成的观点，交互行为心理学强调行为场的变化决定了心理事件本身也将随之变化的观点（姜永志，2013a）。在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承认，心理与世界是处在相互作用中的，如，作为机体中心论的认知神经心理学，已经开始关注文化差异对个体神经系统及心理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文化神经心理学的出现就是心理学关系中心论的又一例证（韩世辉，2011；刘将，2011）。
我们也发现，诸如叙事心理学和现象学心理学这样关注文本和意义的研究取向，并不能准确的归为上述四种分类体系，文本和意义明显趋向于社会中心论，现象学心理学强调意义行为是由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构成，心理事件不能还原为生物和物理事件的观点又使得它与关系中心论有着关联。尽管上述四种体系基本可以概括心理学各理论流派显著特征，但心理学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各流派的内部演变，都使这一理论分类体系难以适应现实要求。如，精神分析自弗洛伊德以来，历经三次较大的修正，在经历了早期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励骅，郭本禹，2012），卡伦・霍妮（1950/1988）社会文化学派对精神分析的外部指向的确认，克莱因客体关系理论将精神分析确认为一种关系取向f王国芳，2007），Schafer（1970）代替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的动作语言，以及Steele（1979）将精神分析与解释学融合，新精神分析似乎达成了一个默认共识：即精神分析已经从驱力与冲突的内部指向，转为强调促使个体心灵愈合的外部客体及其关系的解释。其理论和方法几乎完全祛除了传统精神分析的本质特征，远离了它的生物学和物理学假设。按照因果分类体系的划分，当代精神分析既可以认为是机体中心论、环境中心论、社会中心论。还可以看作是关系中心论。心理学理论发展与融合趋势日趋显现，而这种理论分类体系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在下文，我们将试图以心理学研究对象发展轨迹为逻辑线索，从研究内容上对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进行分类，希望这种分类体系可以弥补中上述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的不足。
3、心理学理论分类体系的理论建构
通过对心理学史中心理学各大流派及理论的分析，从心理学研究内容的指向进行分类，可以将心理学理论体系区分为四个体系：意识中心取向、行为中心取向、机制中心取向和意义中心取向。这四个体系可以从内容指向上涵盖心理学发展中较大的理论流派，而且不会出现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由于时间交叉而出现的模糊和混淆。虽然这种分类体系也会出现个别理论归属于两个或多个类别的情况，不过这种分类的方式却对现象学心理学、叙事心理学和社会建构心理学，以及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心理学等进行了较为明晰的归类。这种分类体系旨在弥补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的某些不足，并试图对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超越。
精神分析心理学主要观点范文5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权力自恋；组织自我防御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12－0015－04
历史地看，官僚政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治活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区别仅在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官僚政治的表现程度和幅度有所不同而已。官僚政治的存在与发展是真正制约与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之所在。正如韦伯和米歇尔斯所说，现代政治问题不在于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于官僚政治的问题。因此，如何防止和克服官僚政治，如何探寻官僚政治的运行机制，这成为众多学科学者纷纷进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本文主要是以精神分析学若干概念为分析工具，从官僚政治心理学角度对官僚政治中官僚个体与官僚组织两大构成部分的心理特征与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一、精神分析学：官僚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从官僚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官僚政治不仅有政治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有非理性的假设；不仅有组织社会学的非人格化、程序性的意义，也有人格化、病理性的意义。韦伯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也无奈地指出官僚组织存在着“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的二律背反。”［1］因此，官僚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是更多地从潜意识的心理、本能的欲望以及人格化的组织等主观的内在方面，而不仅仅是从客观的外在方面来理解官僚与官僚机构的目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在官僚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适用性。
什么是精神分析？在西方不同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精神分析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2］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在医学实践中产生的心理学理论与治疗方法，但却不仅仅局限于此，弗洛伊德本人也不否认这点。他从一开始就试图表明：精神分析的学说并不局限于医学领域，它也可能会被应用于各种论述精神的科学之中。［3］在官僚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中，笔者认为，所谓的精神分析学，就是以古典精神分析的若干概念，对以政党、政党的后援组织等官僚组织的这种客观社会存在的功能、行为以及运行机制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这些功能、行为和机制的病理性现象进行分析，探究这些病理性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潜意识或非理性因素，进而提出可能性的对策、建议。
作为精神分析学，其运用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在官僚政治研究中的不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政党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很少考虑在每一人类行为中起一部分作用的主观成分。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4］因此，政党及其后援组织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政党成员、领袖人物的主观因素的外化与综合反映。换言之，政党始终包括那些主观地在品德、言行方面优异于工人阶级之上的人们，所以不承认研究政党等官僚组织的主观因素，这很容易忽略了政治过程中复杂化的主观的因素。而弗洛伊德的研究弥补了这种空白。弗洛伊德曾经试图形成对于军队、政党等组织主观方面的本能、冲动和一般心理性质提供一种科学的说明，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军队、政党等组织不仅是政治学的，也是心理学的。正如奥兹本所指出，凡愿在观点和行为方面以革命者自任的，不应当仅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定律，也必须把握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现象的原动力，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一个重要部分。［5］可以这样说，精神分析学是研究人类愿望和要求之性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研究实现或阻扰那些愿望的外部条件的科学。只有在这两种相反的研究之统一中，才能对人类有充分的了解。［6］
有鉴于此，相对于公共选择等学科的研究来说，精神分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和丰富。精神分析的学说与方法使得官僚政治的研究进入政治心理学的范畴，可以多角度、深层次地认识官僚与官僚机构这一主导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生活的组织。
那么，官僚政治是以怎样的逻辑与机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并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呢？我们认为，这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官僚个体的个体性心理特征是怎样的？他们有怎样的个体性心理运行机制？二是官僚组织作为官僚人格化的社会存在，它们的集体性心理特征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群体性心理运行机制？正是因为官僚个体与组织的交互作用，造成官僚个体利益部门化，官僚组织人格化，并在社会上产生一个新的阶层――即在实际上掌握社会资源使用权及产品分配权的官僚阶层。
二、官僚个体心理特征与运行机制的精神分析学分析
（一）权力自恋型政治人格：官僚个体的心理特征
在官僚政治中，官僚的个体性心理特征表现为权力自恋型的政治人格。作为权力自恋型政治人格来讲，这里的自恋并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把自恋概念强制在性的里比多理论的框架之内?熏而是如弗洛姆所言:“如果有人使用一个同性的驱动能量不同的精神能量概念，使它得到充分应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7］作为官僚个体的权力自恋概念来讲，应是一个建立在“权力、收入、声望”三要素所产生的精神能量的基础之上。一个典型的官僚机构看上去像一个上尖下阔的金字塔。指令只按照一个方向流动―――从上到下―――而且是必须服从的。在顶端?熏等级关系消失了，因为没有上级；在底端，等级关系在相反的意义上消失了，也就是说，没有下级。金字塔的顶端和底端没有直接的交流。［8］可见，现代官僚体系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权力、收入、声望”三者都出现了，高强度地出现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也成为官僚个体不断地追逐自身心理效用最大化的驱动能量。作为权力自恋型政治人格来讲，官僚个体的心理特征如下：
1．高度依恋权力。通过权力，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能够为民立极、专隆教诲、训经宣达、端平法度，绝对自恋、自负，特别适合充当民众的道德楷模和道德保护墙。
2．注重形式而非内容。在官僚这里，韦伯科层制的工具价值变成目的价值，管理活动呈现文山会海、公文旅行、指示叠加等极端形式主义化。他们从早到晚都在做总结、作报告、开会、“通告情况”、“采取措施”、郑重宣布、庄严号召、然后又总结。然而现实的事业，却踏步不前，更甚者是遭受损失。总之，官僚实际追求的是与一定的特殊群体利益相适应的、与人民相脱离的利益，形式的公平可以掩盖内容的不公平。
3．喜欢神秘而非公开。为使自身效用、利益免遭各种批评，也为把追求特殊利益超然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等口号之上，官僚个体热衷于知识垄断、职务机密、特权法定等神秘原则。
（二）官僚个体的心理运行机制
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看，精神能量总是要在人的内心中反复运动，这样就在人的内心中呈一系列的心理运行机制。尤其是官僚个体为了免除因精神能量流通不畅而引起的生存与发展的焦虑病症，官僚个体通常在内心采取下列的心理运行机制。
1．投射／移植机制。所谓投射／移植，是指把自己的性格、态度、动机或欲望，投射到别人身上。它含有两种含义：一是官僚个体将自己的某种罪恶念头，或某种恶习，反向指斥别人有这种念头或恶习，或者把自己所不能接受的性格、特征、态度、意念和欲望转移到别人身上，指责别人这种性格的恶劣及批评别人这种态度和意念的不当。譬如，一个在潜意识里具有强烈权力欲望、物质欲望的官员，在接受贿赂的时候，却推说施贿者总是在诱惑他，令他无法拒绝并且十分厌恶。对官僚个体内心中的这种投射／移植机制研究，能让我们清醒地看清官僚是如何利用别人作为自己的“代罪羔羊”，使其自身逃避本该面对的责任。二是通过投射／移植机制，官僚个体把他的私人动机投射／移植到公共事务上面，并运用公共利益的措词使这种投射／移植合理化。譬如，我们经常会看到官僚们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而行一己之私，《XX市总工会21人公款游，以“帮扶款”名义报销》的报道充分表明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借口背后，官僚们是如何慷国家之慨而行一己之私。从官僚个体的内心来讲，他们熟练地运用投射／移植机制，就可以将内心的、私人动机的不道德指向外部世界假想敌的“不道德”，从而可以避免官僚个体在接受贿赂时内心的焦虑。
2．自居作用机制。所谓自居作用，是指一个人把所钦佩或崇拜的人的特点、某一团体的特点作为自己的特点，用以掩护自己的缺点。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官僚个体模仿心目中的重要人物，如上级领导、领袖人物等的言语、动作、表情，并以他们的形象来支配自己的言行。通过自居作用，官僚个体往往向比自己地位或成就高的人的认同，以消除个体在官僚政治生活中因无法获得成功或满足时所带来的焦虑。二是指官僚成员、上下级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是建立在一个重要的情绪的共同性质之上的。譬如，本是封建社会腐败恶习的官官相护等，成为当代某些地方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它们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导致人际关系非正常化滋生更多腐败现象。［9］通过自居作用，一方面，官僚个体的自身形象向内萎缩到上级领导的人格与形象中，泯灭了自身个性特征和政治人格，在上级领导的权威保护下寻求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官僚个体的自身形象向外则成为领导的人格与形象在社会的放大与再现，凭借上级领导的权力为个人带来不易得到满足或谋求个体心理效用最大化。
3．歪曲作用机制。所谓歪曲作用，这是一种把外界事实加以曲解、变化以符合内心的需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官僚个体心理起到隔离作用。官僚个体把部分的事实从显意识中加以隔离，不让自己意识到，以免引起精神与心理上的不愉快。在官僚个体的心理中，最常被隔离的是与事实相关的个人感觉部分，因为此种感觉易引起焦虑与不安。换言之，不承认自己行为的真正动机，找一个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辩护，有了这些理由将事实隔离并压制在潜意识以下，心里就不再紧张焦虑了。二是为官僚个体起到合理化作用。当官僚个体的动机未能实现或行为不能符合社会规范时，尽量搜集一些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理由，给自己的作为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以减免焦虑的痛苦和维护自尊免受伤害。譬如，时下众多腐败官员在剖析贿赂本质时关于“朋友交往和馈赠”的论调。 ［10］这种典型歪曲作用的心理机制，一方面，他们把受贿想成是朋友之间的馈赠，其在感觉上就隔离了因“贿赂”而有不祥的感觉，并在潜意识里习以为常。另一方面，他们存在侥幸心理，借各种托词以维护自尊，在试图为自身违法行为寻求合理化慰藉时，则不免文过饰非，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4．推诿作用机制。所谓推诿作用，是指将个人的缺点或失败，推诿于其他理由，找人担代其过错，个人内心得以避免焦虑产生。在官僚政治中，官僚们经常会以其森严的等级和“专业知识”、“职务机密”等借口为我们构造一个自欺欺人的世界。特别是当官僚们认为自身利益要受到外在威胁时，他们会编制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教等以掩饰自身真正动机。一旦官僚经常反复使用此机制，借各种托词以维护掩饰／伪装自我真正动机，则不免文过饰非，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譬如，在一些单位，遇到有权有利的事就抢，见到无权无利的事就踢，碰到担责任就推。某些机关对下面的请示报告，批来转去，在“研究”中扯皮、循环，有的一拖就是几个月、几年，甚至在运转过程中文件丢失，竟然找不到环节，查不到责任单位，说不出个原因。办事拖拉，不讲效率，文来文往，旷日持久，使本来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
三、官僚组织心理特征与运行机制的精神分析学分析
（一）组织自我防御：官僚组织的心理特征
官僚组织自我防御，是官僚为处理、控制导致自我利益受损的危险或障碍时，以恢复组织内部关系平衡与稳定的一种自我保护。官僚组织的自我防御一旦出现，就会阻碍我们对官僚组织内部信息的深层探究和本位利益的有效遏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包括增加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公开听取意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务政务公开等等，都会被组织自我防御消解而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因为这些举措在官僚看来都是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障碍或威胁。从官僚政治心理学角度看，组织自我防御具有四个显著的特点。
1．复杂的网络化和自我繁衍性。官僚组织自我防御一旦形成并发展起来，便具有了复杂的网络化和自我繁衍功能，体系之外的人很难进入体系。通过控制社会资源和内部复杂的关系网络，官一代、富一代产生官二代、富二代，然后是官三代、富三代……。大部分不合理的制度，实际上就是由于这种防御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隔离控制造成的。
2．逆淘汰性。如前所述，进入官僚机构的任何人都面临着接受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可能性，集体无意识最终也成为一种通过一代代人遗传而形成的、在官僚政治生活的深层起作用的无意识现象，而不愿意遵守其规则的人必然被淘汰出局。无论愿意与否，任何进入这个体系之中的人都必须遵守其固有的体系规则。
3．政策隔离和扭曲性。官僚组织的自我防御就像一个存在于党群、干群关系间的藩篱，决策层的政策在向民众传达以及民意上传的过程中必然通过这层藩篱，但又会在其中被人为消失或者发生扭曲，结果造成中央政策难以得到落实，群众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二）官僚组织的心理运行机制
经过与环境的互动而逐渐养成的对外界刺激和内心冲动处理应对的方式，官僚组织的自我防御机制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一方面，成为官僚组织人格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会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反应，而官僚个体在意识上未必能觉察到，人民群众更是难以察觉。官僚组织自我防御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外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存在与运行的自我体系。其运行机制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1．组织自我防御通过对自身所拥有的――一种构成他之为他的特有的东西――知识、技能，等等，掌控信息的主导权，实现信息不对称。凭借教育和考试进入官僚体制的公务员，此时获得了他之为他的特有的东西――知识，这里的知识不仅仅是普通教育所获得的一般的、大众化的理论，普通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只是官僚政治形成的前提，真正的“知识有两类:第一，通过专业训练得到的专业知识，广义上称作‘技术’……第二，官场知识，它是相关于为官实践的具体知识，唯一适用于官吏利用行政部门”［11］在组织自我防御的知识面前，韦伯认为，即使是最有权力的专制君主也往往是最没有权力的，因为自我防御的机制干脆把他们当作一知半解的、偶发性的想入非非而不置可否。知识在这里实际上成了官僚集团以神圣的“国事”名义来维护和扩张它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最终借口。
2．组织自我防御表现为职位拜物教，形成对职位稀缺资源的高度占有与支配。物化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表现和体验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12］在官僚政治中，人不是被简化为商品而是被简化为他所拥有的职位，职位在官僚人身上取得了类似商品在商品拜物教中的地位，霍尔瓦特称之为职位拜物教。作为职位来讲，物质、精神、心理等各种需求都通过职位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按照韦伯的观点，等级制愈严，等级惯例的统治愈强，“权力、收入、社会声望”也愈高。［13］同时，职位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人民群众对它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我可以做的，职位使我有能力做的以及通过职位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任职者本身。职位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职位的特性就是我的特性、我的本质力量，因为我是任职者。”［14］这种职位拜物教将组织自我防御隐蔽在复杂的科层制的面纱背后，使得官僚们希冀建立保障其本位利益的“职位的权利”，任何试图削弱官僚本位利益与权利的行为，都会被他们证明为是一种统治权力本身的削弱。
3．组织自我防御表现为官僚荣誉的偏好，借此为自我树立道德高尚的政治标签。官僚追求利益时受到一套信仰和价值的支持，即韦伯所谓“官僚荣誉”。在中国，官僚荣誉的获得还被赋予一种神秘的神性意义，“考生通过考试的成绩证明?熏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神’的载体。高级官员被认为具有巫术资格。如果他们的神性得到‘证实’?熏他们死后或甚至在生前?熏就经常会成为崇拜的对象。”［15］这种“神性”在广大人民群众看来，官员是君子理想的化身，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官，是诸多道德的负载者，更是仁德执著的追寻者。因此，在人民群众这里，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获得了宗教意识中的在彼岸世界里高不可攀的“神”的地位，他们已经成为道德君子。更为重要的是，官僚荣誉本质上是一种学生荣誉，它表面上似乎是取决于考试成绩，其实际上还是要取决于上司的评价。“官僚的荣誉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是由考试成绩和上司正式的评语确定的学生荣誉?熏即使在他通过了最高一级的考试后?熏依然如此?熏在某种意义上说?熏每个官僚体系莫不如此。”［16］通过这种荣誉的偏好，官僚们可以将自己纳入包含了“师生关系”、“主仆关系”的“上下级关系”以及人格化的权力中，进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利益共同体的自我防御体系。
4．组织自我防御表现为对官僚话语的沉迷，形成一套缺乏体验社会变迁与人民利益的话语系统。官僚话语是组织自我防御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官僚们进行思想交流的方式，又是一个社会沟通与互动的过程，它涉及官僚政治生活的表达方式及其观念形态。官僚话语大多是一种抽象的没有真实的民主话语，它们大都是原则性、政策性太强，不具有现实操作性，并缺乏对社会变迁的历史体验。但官僚们对官僚话语的沉迷却能为自己带来语言，使得官僚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其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职位、荣誉等东西是独特的，理所当然地成为“听取忏悔的神父”?熏有资格在仪式上与政治上，正确地指导其治内所有的管辖事务，甚至于安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同时，官僚话语在术语构成、表达方式和语义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保证官僚体系、个人与国家权力的高度一致，借此，官僚可以维护所拥有的知识、职位、荣誉等所需要的合法化符号和自上层赋予官僚制合法化的力量，取得在经济上的高度集权管理和在思想文化上的严格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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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戴维・比瑟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75．
［12］［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08．
精神分析心理学主要观点范文6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人口的平均寿命也显著延长，社会正迅速的步入老龄，同时老年精神病患者亦随之增加。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家庭、社会及医疗机构的重视。本文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从加强精神病患者的心理护理、加强对老年精神病患者的家属护理指导和适当学习中医药知识提升老年精神病护理水平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点感受，希望文中的观点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关键词】：老年，精神病，护理水平，中医药知识
中国共产党第十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新要求”包括居民收入倍增目标。随着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人口的平均寿命也显著延长，社会正迅速的步入老龄，同时老年精神病患者亦随之增加。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家庭、社会及医疗机构的重视。为了让老年患者维持健康的身体的同时保持健康的愉快的精神状态，对老年精神病患者进行细致全面的护理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从加强精神病患者的心理护理、加强对老年精神病患者的家属护理指导和适当学习中医药知识提升老年精神病护理水平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点感受，希望文中的观点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一、加强精神病患者的心理护理[1-6]
对待精神病人，护理人员均应热情、诚恳，尊重其人格，说话要亲切、通俗易懂，对病人提出的问题要耐心解释。应加强保护性医疗工作，尤其对病人病态内容要注意保密，要积极主动关心，取得病人的信任和配合。康复期病人虽然精神症状已消失，自知力有所恢复，因此对疾病严重性有所认识，加上社会上对此病讽刺和歧视，而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此时护理人员要鼓励病人正确认识疾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与勇气，细心观察，防止疾病反复及意外事件发生。护理人员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熟练的专业技术技能，严密观察病情变化，一旦病情反复及发生意外，要沉着、冷静，采取应急措施，同时及时报告医师，配合抢救治疗。
二、加强对老年精神病患者的家属护理指导
老年精神病患者通常会带给家庭一定的困扰，给家庭成员带来精神和生活压力。老年精神病患者出院，只能表示病情得到缓解和控制，还不等于治愈。出院后主要在家庭中生活护理人员要对家属进行相应的心理护理，同时要对家属强调其是患者最亲近者，也是患者力量的源泉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家属所能起到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是任何人取代不了的。护理人员要告知家属在护理老年精神病患者时应做到五个心，即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警惕心，加强对患者的观察，防止各类意外事件的发生，以提高老年精神病患者的生活质量[9]。老年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生理功能的减弱，而更需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照顾，护理工作者应做好家属的健康教育和出院指导工作，让家属给予患者情感上的支持[7]。有文献显示患者家属（83.3%）对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缺乏（包括治疗用药、药物不良反应预后以及费用等），并且对治疗期望值较高，一旦出现药物不良反应或疗效不好、费用较高，即可能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和影响后续治疗[8]。通常直立性低血压是引起精神疾病患者跌倒的最主要因素，是抗精神病药的不良反应。在老年患者中直立性低血压发生率约为5%～33%[10]。无论是否是精神病患者，老年人都有便秘的特点，而有些抗精神病药物可能导致便秘。所以护理人员督促并鼓励患者在家中养成正确的饮食习惯及摄取有益于排便的食物，叮嘱家属指导患者定时进餐，切勿暴饮暴食，避免夜间进食，不偏食，摄取均衡营养，多食含纤维多的蔬菜、水果和粮食，多补充水份，保证每日饮水1000ml左右[11]。
三、适当学习中医药知识提升老年精神病护理水平
中医药知识具有简单、实用，廉价等特点，在有长久应用中医药的我国很有市场。护理人员应当积极掌握中医药知识提升护理质量。医院可以组织护理人员来到有规模的大药房，通过参观中药店、学认常见中草药等方式，了解中医药知识，培养学习传统中医的兴趣，现场与中医师交流。通常基层医务接受培训方式要以参加培训班进行常见病、多发病的辨证施治培训为主，而开展突出重点，分层次的中医药知识技能培训[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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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冬红.康复期老年精神病患者抑郁状况与家庭支持的分析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5，13（1）：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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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VerhaeverbekeI，MetsT.Drug-inducedorthostatichypotensionintheelderly：avoidingitsonset.DrugSafety，1997，17：105-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