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总结范文1
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有效性
货币政策理论概述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主要的货币政策理论有以下四种：
古典学派：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名义货币数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实际工资、实际利率、储蓄和投资等实物变量完全没有影响，货币数量的变化只能引起物价的同比例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对调节经济景气无能为力，即“货币中性论”。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真正起点，应该是凯恩斯在1933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称《通论》）一书。在该书中，凯恩斯认为，名义收入的变化可以通过利率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因此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并不是“中性”的，同时由于价格粘性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以修复所出现的失衡，需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对市场失衡进行修正，以减小经济的波动。其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相对低迷时采用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相对过热时，则用相对从紧的政策来应对。随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所倚重的经济调控工具。货币学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通货膨胀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首要难题时，面对无法解释通货膨胀的凯恩斯学派，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又以现代货币学派的形式卷土重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更是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推到了一个高峰。合理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首的合理预期学派给了凯恩斯学派最后一击，提出没有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有预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
综观以上各学派的观点，基本结论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有效”和“货币政策无效”两种对立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能通过宏观政策逆向地调节有效需求以平抑经济波动；现代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各流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按规则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走出困境。而在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在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中逐步占据上风。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货币政策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货币政策已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宏观政策，其每一次变化及未来可能的走势，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在货币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对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是否具有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边界，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基调。
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研究
（一）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假设货币供给为外生的基础上，研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真实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发生变化，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仅仅导致名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如名义产出、价格水平等），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二）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
货币政策操作是通过各种途径（如利率、汇率、信贷、资产价格等）对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价格水平的变动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金融体系是否对货币政策调控产生及时和准确的反应。按照通常的逻辑，金融体系发展越是完善，就能更迅速和准确地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因此，货币政策也就会更有效。不过，从现实的观察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会提高其对各种政策的反应速度，但也会改变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外部环境（比如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这会极大地影响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金融市场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日渐疏远，更是让货币政策的传导落入了失灵的境地。当然，在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有效的各种条件中，除了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
（三）评价中央银行选择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否适当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手段等，评价货币政策是否适当要看其是否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互相协调、互相配套，是否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个层面上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讨论，涉及的是基本经济理念之争，即：市场是否有充分的弹性吸收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并迅速恢复到均衡状态。如果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将产生实质的影响，并有助于经济失衡的修复；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有能力修复各种冲击，那么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反倒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信息技术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弹性在不断增强，应对风险的修正能力也大幅提高，从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极货币政策操作后，保守的“中性货币政策”重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其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职能重心的转变，从熨平经济短期波动转向在长期内为市场运行以及市场功能发挥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从多目标逐渐转变为长期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
上述三方面都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决定于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深度、金融制度安排与变迁乃至经济制度安排与变迁。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的选择都有其特殊性，这势必对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处于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而需要从多方面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才能得出一国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自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实际上是以信贷总量和现金总量为中间目标的。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但由于企业负债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其投资和生产周转资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因此信贷总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中间指标，为各经济主体所高度关注。
而最终政策目标的选择则一直在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之间摇摆，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为“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稳定币值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稳定币值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在开放经济模型下的政策目标，稳定币值的含义包括稳定国内物价和保障本币汇率的稳定两个方面，我国由于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因此汇率稳定没有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其实际含义是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表明今后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乃是“稳定”，而“增长”不再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从早期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过渡到“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直到今天的“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鲜明地体现了货币政策日益“中性化”的轨迹。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不再承担“刺激”或“抑制”经济的任务，而只负责为经济运行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即为一种典型的“中性化”政策，它只保证经济以其自身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2003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保持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强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中的作用。综合来看，近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以上，CPI年均增长控制在3.2%以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控制在17%左右，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与1998年以前货币政策效果相比较，近年货币政策效果有不断减弱趋势，印证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效果是非均衡的观点。主要体现为：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避免物价走低；货币政策促进投资乏力；连续降息刺激消费微效。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众所周知，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不断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而货币政策是一项总量性政策，在解决总量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并且一般认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而解决结构问题，依靠货币政策总量扩张往往无济于事，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加以解决。
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增强是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主要是货币乘数与准备率之间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货币乘数出现不确定性，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控制能力有限。近年来，在我国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造成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的不健全，势必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储蓄与投资转化受阻，使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把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最重要前提是货币供应量是外生的，即货币乘数是确定的，这样中央银行才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如果这一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会受到制约。
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存在较长时期的外部时滞问题。处于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我国，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存在较长的外部时滞。当中央银行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后，由于作为直接调控对象的金融市场和企业处于特殊状况，致使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变动经由投资的利率弹性产生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种市场时滞较为客观，它不像内部时滞那样可由中央银行掌握，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复杂变量。因此，中央银行对这段时滞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控制，以及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因传递媒介行为的日渐理性，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再像传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对经济的影响那样剧烈，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不像过去那样直接迅速。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中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障碍。货币政策作用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实现的。实现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除了内部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外部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内外部均存在障碍，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程度不高使传导机制阻滞；企业转轨时期的特殊性使传导机制被制约；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削弱了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货币市场和票据市场的不成熟制约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承受本外币值稳定的双重压力，面临治理通货紧缩和预防经济过热的两难选择，需要解决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协调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又面临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和强烈的外部冲击而存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风险，加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缺乏，使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进一步加大。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央行货币政策主张、实际操作与现实经济互动效应的实效性，不仅受到政策体系外部相关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决定于货币政策自身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传导效果。因此，在确定今后央行货币政策主张与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首先，在充分考虑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政策自身高度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其次，要通过合理选择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通过疏通和提高传导机制的实效性，强化金融货币变量与实体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度，进一步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为此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加大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要坚决淘汰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坚决制止低效率的重复建设，认真落实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措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科学、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从而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
中央银行要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预测研究。针对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不稳定问题，央行要加大力度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性研究，从而保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相协调，避免货币供应量大幅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要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的杠杆作用和引导作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根据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功能，结合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有区别的灵活运用，要注重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
参考文献：
1.陈飞，赵昕东，高铁梅.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2（10）
货币政策总结范文2
关键词:货币政策;协调失灵;政策转型
2012年以来，我国告别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及债务积累等结构性问题，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也对货币政策提出更高要求。
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总体情况
过去十五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7年。由于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以来是双顺差，所以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靠外汇占款。为对冲外汇占款的影响，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我国首创央行票据，通过央行票据的投放回收基础外汇占款及基础货币，以减少流动性压力。同时，由于未充分实现利率市场化，央行通过制定存贷款管制利率以调节信贷需求和供给。总体看，在这一阶段，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构成我国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我国货币政策呈现典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特征。［1］第二阶段: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占款逐渐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也在减少，过去对冲基础货币的央行票据规模也逐渐减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央行票据的地位逐渐下降，在此期间我国央行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同时，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调控在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也更为复杂。国际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进入升值周期，这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形成较大压力。国内方面，为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要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去产能”等要求相适应，避免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宏观经济金融风险。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货币政策的三大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并不能满足结构性调控的要求。尤其就存款准备金率调控而言，由于其规模庞大、影响范围广，往往被视为全面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信号。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央行通过改造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打造了定向降息降准、常备借款便利(SLF)、中期借款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满足市场对流动性的需要。不仅如此，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我国取消了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间市场的利率品种也逐渐丰富，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初见雏形。自2013年以来，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形成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为上限、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为下限、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核心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在确定“利率走廊”的上下限后，央行可通过基准利率影响存贷款等其他利率，从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变量。
二、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协调失灵
虽然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取得较好成效，但也要注意到，面对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的协调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冲突
从货币政策目标看，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除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外，还肩负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标和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动态目标。长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的各个目标大体一致，但短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过多。如，在当前国内经济不确定性较强阶段，我国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要求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但若要保持经济增长目标，就要求中性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在内部目标中，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目标在短期内也存在一定冲突，实际上我国货币政策往往更侧重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Rule)，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2］但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衍生品，且考虑到利率和货币需求的内在联系，长期看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几乎不存在异质性。因此，长期内多目标的货币政策必然带来一定冲突。在目前较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传统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受到较大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这在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先后设立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预调微调及短期利率引导的功能不断加强。这些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虽然没有形成“大水漫灌”的效果，但也造成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如，MLF余额从不足1万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接近4万亿元，PSL从6000多亿元上升至当前的2.1万亿元，逆回购余额当前也在6000亿元以上。这样，导致银行对央行的负债近三年也迅速飙升，且央行提供资金利率要低于市场利率，如7天期央行逆回购利率为2.35%，而相同期限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近期都在2.6%以上，银行间回购利率则更高。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客观上造成金融机构利用其他渠道来增加杠杆及延长信贷链条。［3］
(二)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不协调
当前，金融去杠杆是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而金融业高杠杆的原因，就在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步调不一致及监管权限不同造成的监管漏洞。具体看，自2012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逐渐转为中性，但金融监管较为滞后，一方面造成对信贷投向施加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和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表外影子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在金融监管滞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信贷受到约束，贷款不能直接投放到实体经济，迫使金融体系通过迂回的方式投放流动性。如，银行可通过向符合贷款投向规定的“过桥企业”放出一笔贷款，这家“过桥企业”再通过委托和信托贷款的方式把这笔款项转贷给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这样，虽然最终结果等同于银行给该企业放贷，但在计算社会融资总量时会产生两笔记录，即银行向“过桥企业”投放的贷款及“过桥企业”的委托和信托贷款。因此，同等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加自然只能对应更低的实体经济增长。除监管滞后外，金融监管职权真空也会产生监管套利机会。由于金融监管的职能由“一行三会”分别行使，分业监管使金融业往往通过同业合作等方式规避监管。以债券市场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为例，在整个信用投放链条过程中，既涉及大中型商业银行，又涉及券商、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涉及银行间市场，在对其进行监管时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和证监会协调，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将在短期内造成监管真空，从而形成监管套利机会。此外，央行在执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任务时也存在角色冲突。一方面，央行作为金融监管者，有责任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因此，在观察到流动性投放过快、资金空转嫌疑，且有部分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融资快速提升杠杆率后，央行应针对金融风险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央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者还是“最后贷款人”，是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央行应向市场上投放充足的流动性。可见，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身份存在一定冲突，货币政策总量型工具和金融监管结构性工具的界限往往并不明确。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
从理论层面看，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即FTPL模型)指出，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过程中，财政政策往往被赋予主动角色，政府可自由设定预算盈余(赤字)，并不在每一时期都实现预算平衡;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则属于被动型，要根据财政预算来控制铸币税，从而实现财政平衡。该理论预言，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组合可避免流动性陷阱阶段货币政策的失灵，从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环境看，经过之前多次降息降准，不仅基准利率下降空间有限，同时受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已接近流动性陷阱，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收效有限。同时，考虑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本质上是总量型而非结构性政策，在此情况下，如若频繁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不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实施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实现增长目标，同时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措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则保持相对稳健，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还体现在货币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如，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波动、财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现象，对我国货币政策稳定性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造成较大影响，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陷入被动。再如，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及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都需要国债政策等的配合，而国债在期限结构和品种上的缺乏则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
(四)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不协调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向好和对通胀的担忧使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加息，尤其近期美联储“缩表”已提上日程，未来美联储不断削减其持有的庞大资产，必将导致资金回流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紧缩。［4］与美国相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则表现得更为缓慢和波折，但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欧洲和日本央行也将逐渐退出宽松政策，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相比美日欧主要经济体，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宏观环境更为不确定，这需要国内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甚至偏宽松，否则将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国际货币环境偏紧缩，造成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升值趋势。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自2015年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从2014年底的1美元兑6.11元人民币最低跌至6.95元人民币，跌幅达13.7%;2017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止跌，但兑欧元和日元等其他货币的汇率不断下降，受此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亦不断下跌。汇率的不稳定体现当前阶段货币政策的内外不协调。一方面，国内保增长目标要求货币政策中性偏松;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和稳定汇率又要求货币政策紧缩。可见，当前阶段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面临“三元悖论”的挑战。
三、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政策协调
面对上述问题，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控应注重政策协调，不仅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手段间的协调，更要注重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并实现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注重货币政策目标手段协调
首先，不应将保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由多目标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转变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由于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目前尚不具备强调单一物价稳定目标的条件。但为了协调货币政策目标间的冲突，要简化货币政策目标，下调经济增速目标的重要性，保增长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具体看，由于在经济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下滑，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缩小，高速经济增长不宜再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货币政策调控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实现内外部均衡。其次，弱化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标，但由于作为操作目标的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与货币供应量息息相关，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界限较为模糊。从货币政策调控的国际经验看，货币供应量目标已逐步淡化，［5］且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市场日益完善、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会有所减弱。因此，建议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状况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最后，转变货币调控方式，在操作目标方面突出利率机制的作用。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由价格型指标和数量型指标兼顾转为更多向价格型指标过渡。
(二)促进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我国金融监管宽松助推金融业高增长，同时其背后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的痕迹明显。为促进金融业稳步发展，并控制金融风险与实现金融业“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应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看，央行具有货币发行、利率和汇率等宏观调控工具，但还需要加强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识别和监控;而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角度看，这些机构拥有微观监管和一系列强有力的控制风险的手段和监控工具，但在宏观政策工具和手段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应进一步联合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在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上，既要有银监会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还要针对跨市场、跨机构、跨行业风险，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范围，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制定严格的规则，同样也要有逆周期效应的央行利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
(三)推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
首先，应在较长时期内坚持“积极稳健配”。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应更加谨慎稳健，以避免总需求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为推进全面改革培育相对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经济增速转型的国际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长达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后，逐步陷入低增长阶段。为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美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果不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使美国经济在“滞胀”中越陷越深。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以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降低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其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分别针对总量和结构目标。就本质而言，货币政策是总量型调控，而财政政策则兼具总量和结构调控。因此，针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问题严峻的局面，宏观调控则应进一步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角色。一方面，货币政策承担总量调控的任务，主要作用于总需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在总体宽松的同时，更要针对结构性调控目标，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措施更有效地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如，就当前经济环境而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立足于财政支出的大范围规模扩张，还要在保持适度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稳定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结构性减税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再次，构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日常协调沟通机制。具体看，除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方向外，还应增强两大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具体措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与公众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体制机制建设。如，财政部应进一步完善国库收付制度，避免财政存款的季节性波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利影响;同时，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不断丰富国债的品种和期限，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最后，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下，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率都将高位运行。因此，应重视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在财政风险中，应高度重视地方财政风险。近年来，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设融资机制，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到较大促进作用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断凸显。为此，应建立财政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债务当年偿还情况、债务余额、偿债能力和债务风险指标等指标，以及时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防止地方政策债务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
(四)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首先，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增加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美日欧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分化更加凸显了宏观调控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为确保宏观调控保增长和调结构的总体目标，应充分利用G20、IMF等国际治理平台，在宏观调控方向和手段上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做好充分有效沟通，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以抵消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应通过宏观调控国际协调沟通渠道，借鉴欧美国家的政策工具，以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更加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其次，增强汇率弹性，稳定汇率预期。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对货币政策而言，宏观调控措施的独立性日益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和他国政策的影响。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体系还不完善，金融体系更表现出脆弱性，货币政策往往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因此，我国更应重视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客观上削弱了各国对资本账户的限制，从“三元悖论”的角度分析，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或资本账户限制，在此情况下，为确保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然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已将每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浮动范围增至2%，这标志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更具弹性和市场驱动的汇率制度近一步靠拢，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转型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应促进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进一步调整，以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货币政策总结范文3
作者简介：秦化清（1976-），男，河南郑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Email：qinhuaqing@sohucom
摘要：本文利用理论模型，对以社会融资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所应遵循的操作规范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002—2013年统计数据，对中国人民银行利用社会融资总量、货币供应量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行货币政策规则的可能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时，按规则行事能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更低的通货膨胀率和更小的社会福利损失；与其他中介目标相比较，社会融资总量更适宜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此外，在规则约束下，为克服社会融资总量变动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进一步发挥利率对GDP增长率偏差的调节作用，以便在货币政策操作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
关键词：社会融资总量；货币政策规则；相机抉择
中图分类号：F83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46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程度的不断提高，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的有效性已经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特别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局限性日益突出，直接造成中国人民银行遏制通货膨胀压力的政策操作效果微弱，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表现出加速弱化的倾向。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从2011年4月开始正式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新的中介目标，并将社会融资总量定义为一定时期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提供的包括证券在内的全部新增融资总额[1]，以用于弥补货币供应量目标存在的显著缺陷，希望通过这一全新的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引入，来改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同时，人民银行也对外开始公布，将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控制在略高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的水平上，希望借助于货币政策规则来促进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由此，在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规范的选择两个方面同时引发了新的争论。对于社会融资总量是否适宜于充当中介目标这一问题，尹继志、盛松成从理论层面，李沂从实证层面证明，相对于货币供应量而言，社会融资总量更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2-3-4]。然而，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应遵循何种操作规范这一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答。从总体来看，认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已基本实现按规则行事，或者认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应该遵循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已经占据主流地位。但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自身的独立性长期受到制约，我国货币政策在操作层面上尚不具备推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条件。因此，现阶段国内对于货币政策规则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如何设立一种稳定的工具规则，以便于较为清晰地确定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之间的界限[5]。其中，方成和丁剑平主张可基于原始的麦卡勒姆规则，设计并采用基础货币规则或者货币供应量规则来对产出和通货膨胀进行反映[6]，这样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更适合于被人民银行所采纳和接受[7]；而肖奎喜与郭福春和潘锡泉则认为，我国应采用以利率作为工具变量的泰勒规则，指出泰勒规则能够在更好地拟合产出绩效的同时，还可以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 从而为货币政策的操作提供一个名义锚，这就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推行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规则[8-9]。事实上从1996年至今，我国始终选择以数量型变量为代表的中介目标，并未将利率等价格型变量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目标。因此，结合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选取，研究社会融资总量能否适宜于充当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是否优于其他工具变量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国内的相关文献研究还未曾看到。
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明在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前提下，与相机抉择的货币操作方式相比较，按规则行事的政策操作在促进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减少社会福利损失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同时，利用实证检验，对以社会融资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为代表的数量型工具规则和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工具规则进行对比，对社会融资总量是否更适宜于充当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做出明确回答，以期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二、社会融资总量为中介的货币政策操作规范选择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将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定位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法律上阐明我国货币政策偏重于追求双重最终目标。为了说明在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时，相机抉择与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操作对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的影响，可将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分别用y和π表示，经济的目标增长率用yn+k来表示，通货膨胀的目标控制率用π*来代表。其中，yn为经济的自然增长率， k为正数，表示由于存在税收扭曲，经济的自然增长率要比潜在值低，π*为取值大于或等于零的常数。假设中国人民银行的社会福利损失可以用二次函数来表示，则其形式为：
等式（18）中，α为大于或等于零的常数，代表因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或者商品及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所引起的本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或者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 c与d分别为GDP增长率偏差与通货膨胀率偏差的反馈系数，b为货币流通速度的反馈系数，并且各反馈系数均为大于零的常数，代表当t期的货币流通速度降低时，或者当t-1期GDP增速及通货膨胀率低于目标值时， t期应相应提高基础货币增速以实现对经济的逆风向调节。根据等式（18），分别利用社会融资总量增长率替换基础货币增长率，并利用社会融资总量计算得出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来替换等式（18）中的基础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就得到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的表达方程：
从表1的检验结果来看，各个解释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自2002年1季度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基本遵循了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但是，当以社会融资总量、基础货币和广义与狭义货币供应量分别作为工具变量时，各反应函数均对GDP增长率偏差做出反向调整，这与传统的麦卡勒姆规则所表述的结果完全相反。说明当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目标值时，数量型中介目标会随着GDP增速的提高而不断增长，从而加剧了宏观经济的过热格局；反之，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目标值时，数量型中介目标会随着GDP增速的放缓而降低，客观上会引致宏观经济在过热与过冷之间进行更替，这与我国经济的整体表现情况大致相同。
此外，以社会融资总量、基础货币和广义与狭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时，其反应函数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1）社会融资总量及基础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与麦卡勒姆规则更为接近。当以社会融资总量和基础货币增长率作为工具变量时，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值接近于1。其中，社会融资总量规则下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为0960，基础货币规则下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为1039，两者均与标准的麦卡勒姆规则更为接近。与此相对应，以狭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规则的工具变量时，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值相对较低，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规则的工具变量时，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的反馈系数最小。（2）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规则的工具变量时，对通货膨胀率偏差的反映程度相对更高。在社会融资总量规则下，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能够对通货膨胀率偏差赋予更大的权重，说明货币政策操作更偏重于对通货膨胀率偏差进行调控；而以基础货币、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作为工具变量时，货币政策规则的反应函数会对GDP增长率偏差赋予更大的权重，说明货币政策操作更偏重于对GDP增长率偏差进行调控。（3）社会融资总量作为工具变量时，按规则行事可以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商品服务质量的提升有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各反应函数的常数项来看，以社会融资总量增长率作为工具变量时，常数项的数值为20420，明显高于GDP与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值之和，表明在规则约束下，货币政策操作可对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商品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产生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水平，这一现象与社会融资总量的基本职能完全相符。相对而言，基础货币、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4）社会融资总量的拟合效果最好，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从各个被解释变量拟合效果看，社会融资总量增长率的拟合优度为0954，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拟合优度为0896，基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拟合优度为0883，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拟合优度为0846，对比结果表明社会融资总量的拟合优度相对最高，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拟合优度最低。从DW统计量来看，社会融资总量规则的反应函数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基础货币规则、广义与狭义货币供应量规则的反应函数随机误差项均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说明社会融资总量规则表现优于其他数量型规则。在规则约束下，社会融资总量增长率、基础货币以及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拟合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
考虑到我国已将利率作为重要的观测指标，为厘清我国利率调整是否也遵循按规则行事，同时也为能将利率规则与社会融资总量规则进行比较，明确社会融资总量规则是否是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佳选择。为此，可利用国内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期末加权平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将实际GDP增长率与目标GDP增长率之差以及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之差作为
从表2的检验结果来看，泰勒规则反应函数的拟合优度为0461，DW统计量接近2，并且各系数值在10%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调整与变动基本遵循修正形式的泰勒规则。从等式（24）的系数值来看，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与GDP增长率偏差和通货膨胀率偏差同方向变动，与泰勒规则所表述的内容完全一致，代表当实际GDP增长率超过目标值或者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目标值时，名义利率将进行上浮以抑制经济过热或通货膨胀的加剧，反之则相反。从变量的系数值来看，利率对通货膨胀率偏差的反馈系数要显著高于对GDP增长率偏差的反馈系数，代表国内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通货膨胀率变动的敏感性相对更高，等式（24）中的常数项1660可以视为名义利率的长期均衡值。
依据显著性检验，对比等式（20）及（24）就可以得出，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总体的表现效果要优于利率。
四、主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以社会融资总量为中介的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002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相关统计数据，对以社会融资总量、基础货币、广义及狭义货币供应量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规则工具变量的可行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的选择上，当中国人民银行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时，货币政策操作遵循按规则行事要比相机抉择能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更低的通货膨胀率，以及更小的社会福利损失。
第二，实证检验表明，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基础货币、广义及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变动基本遵循按规则行事。若以这些变量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工具变量时，各个反应函数对GDP增长率偏差均做出了反向调整，表明数量型中介目标在操作中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整体波动性，这一结论虽然与传统的麦卡勒姆规则所表述的内容相反，但与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大致相同。
第三，与基础货币、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相比较，社会融资总量规则对通货膨胀率偏差的反应程度相对更高，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商品服务质量的提升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此外，相对于以利率作为工具变量的泰勒规则而言，社会融资总量规则的反应函数拟合优度更好，表现效果更优，因而更适合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规范。
综上所述，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并据此实施以数量型为主导的货币政策规则。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在规则约束下，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动会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为克服这一缺陷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进一步发挥利率对GDP增长率偏差的纠正与调节作用，以便在货币政策操作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目标[10]。参考文献：
[1]
余永定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J]国际金融研究，2011，（9）：4-8
[2]尹继志社会融资总量与金融宏观调控新目标[J]上海金融，2011，（9）：36-41
[3]盛松成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实践意义[N]金融时报，2011-02-18
[4]李沂社会融资总量与最优货币政策操作[J]财经问题研究，2013，（3）：44-49
[5]巴曙松，杨现领货币锚的选择与退出：对最优货币规则的再考察[J]国际经济评论，2011，（1）：141-154
[6]方成，丁剑平中国近二十年货币政策的轨迹：价格规则还是数量规则[J]财经研究，2012，（10）：4-14
[7]李沂我国双目标基础货币规则的设定[J]财经科学，2010，（9）：1-9
[8]肖奎喜，徐世长 广义泰勒规则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估计[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5）：125-138
[9]郭福春，潘锡泉开放框架下扩展泰勒规则的再检验——基于汇改前后及整体层面的比较分析[J]财贸经济，2012，（11）：63-69
货币政策总结范文4
［摘要］
制造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近年来中国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因而研究货币政策与制造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运用VAR模型分析29个制造业次级行业，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而行业规模、对外依赖性是产业效应的显著因素，货币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主要通过汇率和资产负债表渠道来实现。研究的结果对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正确实施和供给侧结构优化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非对称性的产业效应；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货币政策；制造业
一、问题提出
制造业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统计，最近10年来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2．48％①，制造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点。未来的中国促进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协调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调控力度，其中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一直引人关注。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对货币政策与制造业的关系研究，有助于认识货币政策对制造业的经济影响，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研究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文献中，多数学者在研究行业特征与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关系时，其行业特征的选择仅仅是根据经验得到，而没有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做指标选取，缺乏科学性与客观性。分析方法上，探究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产业效应时，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比较，不利于深入总结两方面的效应。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制造业这一具体行业为研究对象，选取更为科学的季度数据，运用VAR模型计量分析货币政策与制造业产出、价格之间的关系，同时采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产出、价格效应的联系，再根据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选择行业特征，分析产业效应的影响因素。
二、制造业非对称性产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方面，目前学术界中，凯恩斯所提出的利率传导渠道理论是最传统的观点，利率敏感程度越高的产业，货币政策对其产出的影响越大。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逐步建立起信贷渠道理论，以伯南克与格特勒理论［1］27－48为例，信贷传导渠道分为：银行贷款渠道，以及资产负债表渠道。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同一货币政策将对不同行业产生不同影响，下文将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择与处理1．数据选择与来源（1）货币政策度量指标：利率、货币供应量皆为重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于研究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消费、投资及产出）作用时，M2是最优的货币政策度量指标［2］202－212，故选择广义货币供应量（M2）测度货币政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2）产出效应指标：大多数国外学者采用行业的生产总量表示货币政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但由于中国各行业生产总量指标不完整，本文以主营业务收入（SALE）作为替代变量。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3）价格效应指标：本文采用各行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衡量货币政策对各行业的价格冲击。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4）总价格水平：作为货币当局信息集中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总价格水平放入VAR模型中，并选择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衡量社会的总体价格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2．数据处理首先，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将制造业细分为31个次级行业，为了保证各数据的一致性，将汽车制造业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由于数据缺失，本文排除了对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的研究。因此，本文选取制造业和29个次级行业作为研究对象，样本范围为2004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一季度数据，共41期，分别消除货币供应量（M2）、主营业务收入（SALE）、各行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3个变量的价格因素。经检验，主营业务收入（SALE）有显著的季节特征，本文采用CensusX－12方法对季度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最后对所有数据取对数。
（二）实证研究1．单位根检验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大多数时间序列数据都需要检验其平稳性，目前常见的检验方法是DF检验和ADF检验。其中，ADF检验适用于多阶自回归的变量时间序列。利用Eviews5．0对各个变量进行ADF检验，滞后项p按照SIC准则自动选择。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上述四个变量序列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存在单位根。由此表明，以上时间序列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因此需要对以上变量做一阶差分并检验。表2检验结果表明，以上四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均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平稳性检验，下一步将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考察时间序列变量间是否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关系。2．协整检验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对步长十分敏感，故采用LR，FPE，AIC，SC，HQ五个准则，确定滞后期为3。利用Eviews5．0软件对制造业整体中两组变量进行Johansen检验。从表3的结果看，LnM2，LnCPI，LnSALE，LnP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两个协整方程，因此可以建立VAR模型进一步阐释各变量间的关系。3．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本文采用VAR模型及其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中国货币政策与制造业的关系。首先，对VAR模型进行估计。货币供应量（M2）、主营业务收入（SALE）、各行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4个变量序列均为一阶单整，且其中包含长期稳定关系，因此，可以利用原序列进行VAR模型的估计，同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全面反映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VAR系统中变量的排序为：LnM2，LnCPI，LnSALE，LnPP。以VAR1模型系统为例，分析货币政策对制造业的产业效应。其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分别如下：（1）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所谓的脉冲响应是指一个内生变量对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所作出的反应。在货币供给量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在正负方向之间产生震荡，到第15期开始，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反应趋于零。这种震荡说明，扩张的货币政策加速了资金在各个产业之间的流动，而资金的流动方向会决定货币政策对产业正、反向冲击。图1说明，中国货币政策会给制造业的产出带来一定的冲击，但长期来看这种作用逐渐消失。（2）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在货币供给量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制造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首先出现负向反应，随后出现正向的反应，第7期达到峰值0．2％，到第20期开始，制造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反应趋于零。可以看到，其初始响应为负，响应速度较为缓慢，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响应时期数为20期，说明货币政策价格效应的持久性较强。由于中国制造业细分的次级行业较多，各次级行业的特征及发展程度各异，因而各次级行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也不同。从初始效应来看，货币供应量这一货币政策对29个行业均产生了正向冲击，说明中国货币政策对29个制造业次级行业的产出产生了有效刺激。从响应速度来看，所有29个次级行业对货币政策反应速度都较快，其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的响应速度最快，其他基本均在第2期产生最大的效果。从响应时期数来看，制造业内部次级行业响应的持久性差异较大。这表明，在总体上，中国货币政策对制造业产出的影响较为持久。
三、制造业非对称性产业效应的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制造业不同次级行业的产出、价格效应具有差异性。本文将探究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影响因素。前文对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及汇率渠道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推断：（1）资本密集型行业，受货币政策的冲击影响更大。（2）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依赖性较大行业的冲击影响更大。（3）授信能力较高的行业，受货币政策冲击越小。（4）规模较小的行业，受货币政策影响较大。（5）货币政策对出口型行业的影响大于内销型行业
（一）行业特征指标本文将进一步探究行业特征与货币政策效果的关系。具体的行业特征指标如下：1．资本密集度。用行业的资本与劳动力数量之比衡量，猜想资本密集度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行业效应呈正比关系。2．资产负债率。用行业的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衡量，猜想资产负债率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行业效应呈正比关系。3．资产可抵押性。用行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衡量，猜想资产可抵押性与货币政策行业效应呈反比关系。4．行业规模。用行业总资产衡量，猜想行业规模与货币政策行业效应呈反比关系。5．对外依赖性。用行业出货值与工业销售产值之比衡量，猜想对外依赖性与货币政策行业效应呈正比关系。
（二）行业特征与货币政策行业效应的关系货币政策对制造业的行业效应同样分为产出、价格效应，分别进行探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探究以上5个特征指标与两方面效应的关系。运用SPSS软件，其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5。从表5中可以发现，对外依赖性与制造业各次级行业对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0．406），与原猜想相符，但是资本密集度、资产负债率、资产可抵押性与货币政策行业效应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理论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用VAR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对制造业非对称性产业效应的存在，同时，运用相关检验，分析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产业效应的形成原因。通过对近10年制造业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结论：
第一，中国货币政策对制造业存在非对称性的产业效应。在产出效应方面，货币政策对各制造业次级行业均产生正向冲击。同时，29个制造业次级行业基本均在第二季度迅速地响应冲击，且各次级行业响应的持久性差异较大。在价格效应方面，货币政策对不同制造业次级行业的冲击方向不同，且不同行业在响应速度、响应时期数方面表现不同。
第二，中国货币政策对制造业的产业效应中，产出、价格效应在响应速度和响应持久性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响应达到峰值时间方面，货币政策对产出效应的影响速度快于其对价格效应的影响速度，同时，29个制造业次级行业产出的反应速度较为一致，而各次级行业的价格反应速度各异。响应的时间跨度方面，货币政策对产出、价格冲击的持久性相近，同时，次级行业之间的产出效应、价格效应持久性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价格效应持久性在不同行业的差异比产出效应更大。
第三，行业规模与对外依赖性是影响货币政策对制造业产业效应的显著因素，货币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主要通过汇率、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传导，而不是利率、银行贷款渠道。其中，对外依赖性与各行业对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行业规模、对外依赖性与各行业对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
然而，证明中国货币政策对制造业存在非对称性产业效应，探究其影响因素并不是本研究的终止点，理论研究必须最终落在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之上，因此，针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产业效应现象，将结论延伸到中国各大行业，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央行应该对不同行业制定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首先，从差异化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讨论。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贴现与再贷款均是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工具。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地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但由于各金融机构是营利性机构，很难实行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政策的产业效应。对于再贴现，它是中央银行买进金融机构持有的未到期但已贴现汇票的行为，从而间接扩大货币供应量。央行可以通过控制再贴现对象，使资金更多地流向融资难的行业，同时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示范性作用，引导它们向在货币政策中受益较小的行业提供贴现及其他融资业务，促进社会的公平。对于再贷款，它是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获得的贷款。传统上，中央银行对再贷款的调节主要关注的是再贷款总量的控制，因为这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然而，再贷款的结构控制也尤为关键。再贷款结构控制包括：（1）利率差异化；（2）期限差别化。其次，应考虑不同行业特点制定差异化货币政策。最后，还应科学划分行业口径。适当地对行业进行划分，有利于央行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制定不同的货币政策。
第二，央行应该关注货币政策存在时滞的问题。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需充分考虑时滞性所带来的影响，把握其规律，同时，依据不同行业时滞性的差异，把握差别化货币政策的出台时机。
第三，央行应该注重多种政策的相互配合。目前阶段，中国各行业在行业特征等方面的差异较大，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考虑其非对称性产业效应，注重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互相搭配，引导资金流向融资难、在货币政策中受益较小的行业，促进中国各行业经济的共同发展。
第四，各行业企业应该适时调节企业规模。货币政策非对称产业效应影响因素的探究中，行业规模是显著因素。规模越大的行业，承受市场风险能力较强，受货币政策冲击较小。各行业企业应适当扩大企业的规模，规避融资风险、市场风险，从而才能更容易地得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从而缓解货币政策对行业的冲击作用。
货币政策总结范文5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不同作用
1.财政和货币政策作用机制不同。财政政策更多地偏重于公平。财政政策是影响和制约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环节，它的主要责任是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调节各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差别，保持适当合理的分配差距，以防止过度的收入悬殊，并从收入和支出两部分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形成。货币政策则更多地偏重于效率。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国家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再分配基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主要是通过信贷规模的伸缩来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而引导资源流向效益好的领域。（1）
2.从两种政策调节的方式和途径看，财政政策可以由政府通过直接控制和调节来实现，如要控制总需求，可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等措施，可立见成效；而要刺激需求，则可通过减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手段较快实现政策目标。货币政策首先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调节手段，调节存款准备金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数量，以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若抑制总需求则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再贴现比率，若刺激总需求则降低比率，商业银行则立即做出反映，相应调整对企业和居民的贷款规模，影响社会需求，从而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2）
3.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是通过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来对国民经济施以影响，其功能是向流通领域提供既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又能保证物价稳定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4.两大政策调节的对象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货币供应量。
5.两大政策调节的侧重点不同。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则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从财政政策看，它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表现为对经济结构的调节，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支出规模，达到增加或抑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但这种调节从根本上说也是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为前提的。货币政策则通过货币投放和再贷款等措施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乘数，实现对社会总需求的直接调节，达到稳定货币和稳定物价的目的。当然货币政策也可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通过选择贷款方向，间接对结构发生调节作用。
6.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政策制定上看，财政政策的时滞较货币政策长，因为在决定财政政策时，政府提出的有关税收变动和支出调整财政措施，往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批准过程。而货币政策制定则不需要那么长的批准过程。从政策的执行上看，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财政政策长，因为货币政策无论是通过扩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还是通过紧缩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来抑制有效需求增长，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财政政策只要能使政府扩大或紧缩支出，便可以较快地对社会总供求产生影响。
7.两大政策调节的透明度不同。财政预算一收一支，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一清二楚，因而，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主要表现为：银行信用一存一贷，银行贷款源于存款，但贷款本身又可以创造派生存款，这样信贷投放的合理规模、货币发行的合理界限很难掌握。（3）
8.两大政策的实施者不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财政部门具体实施，而货币政策则由中央银行具体实施。尽管某些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名义上归属财政部领导，但是其中绝大多数在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由中央银行独立操作。
9.两大政策的作用过程不同。财政政策的直接对象是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为初步目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货币政策的直接对象是货币运动过程，以调控货币供给的结构和数量为最初目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
10.两大政策工具不同。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产生税收和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是税收和政府支出、政府转移性支出和补贴；而短期内强有力的调节手段是增加或者削弱政府支出，通过平衡的、有盈余的或有赤字的财政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运用是否得当，不仅与财政收支在总量上是否平衡有关，而且也受财政收支结构是否合理的影响。货币政策使用的工具通常与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业务活动相关，主要有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或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公开市场业务。（4）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
2、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度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3、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4、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5）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结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2.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信用膨胀并诱发通货膨胀。
3.“松”“紧”搭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在经济调控中最常用的调节方式。如何搭配二者的“松”“紧”则取决于客观经济状况。例如，当经济中出现货币发行过多但还未演变为通货膨胀时，为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应急于收紧银根，回笼货币，而应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紧缩财政支出的对策，即选择“松”货币政策与“紧”财政政策的搭配；而当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时，就应采取紧缩银根、回笼货币的“紧”货币政策与扩大支出、减少收入的“松”财政政策，，以压缩需求，增加供给，使经济增长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又如，当经济发展中出现财政赤字但经济增长速度尚可观时，不应急于紧缩财政，而应减少货币供应、控制贷款，选择“松”财政与“紧”货币的搭配；而当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为财政赤字并伴随经济增长停滞时，财政应努力增加收入压缩支出，而银行则应放松银根、发行货币，即选择“紧”财政与“松”货币的搭配，借以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6）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不同的配合方式，大体为三个阶段：
1.1979-1988年，总体上实行的是“双松”配合，期间表现为多次模式转换和由“双松”到“双紧”，又由“双紧”到“双松”的螺旋式循环。1979年、1980年为“双松”配合，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这两年财政支出连续大幅度增长，造成了高额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上则是大幅度增加现金和贷款投放，使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大幅上涨。1981年为紧财政松货币的配合，财政方面，压缩了当年财政基建投资，财政赤字有所降低；银行方面，实行紧中有松的政策。1982年至1984年实行“双松”的配合，财政方面实行一系列的财税改革，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银行方面实行了“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的体制，增发货币增发贷款。1985年又实行了“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的体制，增发货币增发贷款。1985年又实行“双紧”配合，财政方面采取措施增加收入控制支出，当年实现盈余；银行方面“紧缩银根”，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投放。1986年至1988年又实行“双松”配合，财政方面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再次下降；银行方面提出“稳中求松”、“紧中有活”，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再度失控，到1988年通货膨胀率已达18.5%.
2.1989-1997年，总体上是“双紧”的配合，期间同样表现为“双紧”与“双松”的螺旋式循环。1989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针对198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状况，1989年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和现金投放。1990年至1993年实行的是“双紧”基调下的“双松”配合，增加了货币供给，并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财政方面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支农支出，调整经济结构，但由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致使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率达21.7%.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3.1998-1999年实行的是“双松”的配合。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快“费改税”进度，对某些产品提高出口退税率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政府投资力度。1998年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增加配套贷款，定向用于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7）
三、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我国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上存在以下问题：
1、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的进度不够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和财政制度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而金融改革相对滞后，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出现了一些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协调的现象。如银行商业性质的确定，意味着银行经营要以盈利为目的，但由于国有企业效益长期下滑，亏损不断加重，不少企业长期无力归还贷款，形成了坏账、呆账，更使银行对企业放贷越来越持严格谨慎的态度，自90年代就逐渐开始不再向经营不善、效益不好、无力还贷的企业贷款。
2、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配合的步调不够一致。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降低存、贷款利率。而在这期间，国家财政部发行国债与银行下调利率的步调不一致。1998年2月财政部发行国债，当这笔国债还没有认购完毕时，中国人民银行于3月25日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银行存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国债发行利率，给财政部造成很大压力。财政部不得不作出临时决定，暂停这次国债的发行工作，把国债的利率降低到与银行存款利率大致相同的程度继续发行。财政与金融配合的步调不一致，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国债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国债变成了代价高昂的收入。如1997年国债发行规模为2500亿元，发债成本就在450亿元左右。
3、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中的政策不配合。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为了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决定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向国有独资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等政策，但金融部门却很少有重大的政策出台，基本上实行的是通货紧缩政策，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不断加重，不仅影响了扩大内需的效果和潜力，更重要的是加重了国家财政的风险。（8）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在抑制通货膨胀和反经济周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二者在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上的配合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通常情况，货币政策更适合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适合于结构调节，但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调节结构的作用，正是由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这一“空档”，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至今仍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协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财政、银行之间缺乏充分的协商研究和紧密联系，使得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难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两大政策配合不够。如在公债发行、利率调整、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当的问题。（9）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的两大政策存在着不协调，最直接、最关键的是两大政策错位：1、两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准。过去我国对两大政策的功能并未严格区分和界定，致使不明确各自功能，调控的对象、重点与方式，调控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导致了宏观经济运行秩序紊乱，宏观调控失效。2、两大政策相互“越位”。主要表现是：一是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财政补贴；二用银行贷款维系亏损与日俱增的国有企业；三用银行贷款支撑着巨额“自筹投资”；四用银行贷款支付改革成本和缴纳税收；五是财政信贷严重扭曲。3、两大政策的调控功能“不到位”。近年来社会资金总量、结构与大量扭曲和畸形发展严重，其主要表现是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急剧扩大与资金结构严重失调、资金供需失调与资金“盲流”严重并存。（10）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协调的原因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财政、货币政策不协调的原因表现在：（1）联结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国债市场分割成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国债发行体制在国债利率市场化、国债品种多样化和国债期限分布平绥化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一方面，使央行利用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政策微调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很难兼顾各方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国债管理部门难以根据市场状况，灵活、有效地实施国债发行和债务管理操作。（2）财政投融资体制尚不完善，财政、金融部门职能界定不清。（3）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机构安排有待改进。宏观经济政策政出多门，而各部门习惯于从自身利益出发制订和实施政策，容易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11）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财政货币政策缺乏协调的历史基础。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金融体制是“大财政、小银行”。财政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起着关键作用，银行信贷则只是对于财政起补充和配合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财政体制改革和中央银行的独立，使财政和货币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财政财力不足，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则不断膨胀、迅速上升，成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作用突出的擎天大树，反通货膨胀的主角，“吃饭财政”则过于依赖银行信用行使其职能。
2、财政和货币当局并不能左右财政和货币政策。概括起来讲，应该是政治决定经济发展方向，我国的表现也比较明显。2003年央行用450亿美元向建行和中国银行注资就是一例。其实，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是不允许政府（财政）向央行直接透资和借款的，财政和央行背后的系统行动都包含有一些并不为市场所完全明白的用意。维护金融稳定，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以及是否需要收缩，只能由最高层进行决策，而绝非央行和财政能够决定得了的。央行和财政只能在技术层面上左右出拳，以此向公众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3、双方缺乏必要的沟通。财政与货币当局对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的认识不一，导致了各自政策取向和政策选择的不同。而且，由于“本位主义”考虑，依据自己调控机制制定出来的政策，很少考虑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缺乏常设的沟通机构，两大部门不到万不得已，很少坐到一起协商研究，相互交流。这种不自觉配合的方式，很难把握政策的松紧程度和调控力度，有时过大，甚至相反，达不到预期效果。
4、政策决策滞后。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而且财政时滞在两年以上。财政政策缺乏货币政策对形势嗅觉的灵敏性和政策决策的灵活性，财政政策出台需要立法机构批准是一方面原因，财政部门对时事的分辨力和决策的果断性也有待于提高。（12）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不能有机配合的主要原因：
首先，两大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总体效益不够。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定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分别根据自己对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的认识程度，依据自己的调控机制制定出来的，而很少考虑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各部门制定政策只考虑微观，忽视了宏观；只重视部门调控效果，忽视了国家整体调控的效果，从而造成政策制定之间的不协调。
其次，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还没有完全丢掉原来的行政手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主要是调控经济总量，而很少考虑优化经济结构问题。对经济总量的调控主要依靠的是“两把刀”，一把刀砍财政支出规模，压缩贷款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依靠这“两把刀”的行政力量，简单地压缩贷款规模或压缩支出规模已不行了，必须坚持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密切配合，既要有对经济总量的调控，又要有对经济结构的调控；调控方式也必须从以行政调控方式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为主。
再次，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依赖金融调控而忽视财政调控、或依靠财政调控而忽视金融调控的特点。从近几年来的实践看，我国宏观调控一度主要依赖于金融政策宏观调控而忽视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在社会财力的支配上银行远大于财政；从扩大内需以来，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调控而忽视了金融政策的调控，扩大内需的财力主要由财政发行国债提供。这种单靠一种政策或偏重某种政策调控的做法，也容易影响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有机配合。（13）
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对策
思路一：为了防范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消除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前应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预案研究，发挥货币政策的主导调控作用，财政政策予以适当配合。
一是建议选择合适的时机适度浮动汇率，如将汇率的浮动控制在2%上下范围内，以免引起大的波动，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是建议适时提高利率，改变负利率的局面。随着美元利率的进一步上调，应考虑提高利率水平，抑制总需求的扩张。对于提高利率水平可能引起的国际游资的进一步流入，可通过加强结售汇管理，加大对资本流入的监管力度来进行监控和调节。
三是慎用财政化的货币政策，控制基础货币投入。财政化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通过投放货币来解决财政应出资的问题，包括用再贷款的方法对濒临倒闭的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农信社等）提供救助资金和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长期贷款。去年以来，国家动用外汇储备600亿美元补充3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实际上应属于国家财政的职能。按现代企业资本保全的原则，这部分注资不能随意抽回，而且一旦银行股份制改造完成，注资外汇是否结汇将成为董事会或管理层决策的问题，一旦结汇就意味着流通中再次增加货币投放，导致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运用应避免形成财政性救助支出和争取监管权力的砝码，避免因功能错位而形成财政分配的另一种渠道。
四是实行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在当前财政收入形势较好的情况下，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建议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草案内，着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着力清理财政的历史欠账。同时，建议加大压缩财政赤字的力度，通过控制建设性国债的发行和项目资金支出的节奏，可考虑减少建设性国债的发行额度，以降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缓解投资品价格上涨压力。
五是积极推进税制改革，优化政策环境。一要结合出口退税机制的改革，全面清理促进出口的优惠税收政策，不合适的应抓紧取消，并尽快制定出台能源资源税、对部分产品征收出口关税等政策。二要研究税收政策，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抑制房价的进一步攀升。
六是改革国债管理制度，由国债发行额管理转变为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增加短期国债的发行，丰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并推动债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加强国库现金管理，提高财政存款的使用效率，促进财政预算、赤字管理的科学性，配合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流动性管理。（14）
思路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思路与对策
1.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包括两大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跟踪测算、财政金融稳定性的预安排、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2.完善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
3.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依然要在公开投资领域发挥作用，创造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框架。建立规范的公共收入制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推进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制度等改革。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要通过改革完善国债发行交易制度，统一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使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能有的放矢，成为货币供应量调控的有效工具。
4.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国债运作管理是未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两大基点。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既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要规范、强化、整合债券市场，切断隐性的地方财政赤字融资渠道，切断企业和银行用信贷资金盲目投资的渠道，把有效的投资纳入到“开前门、堵后门”的正常轨道上来。国债运作上可考虑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全国人大每年给财政部批准一个国债余额指标，这个指标是上一年国债余额加上本年度财政预算赤字之和。只要国债发行不突破余额，由财政部视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发行规模和期限品种。（15）
思路三：为了实现财政与金融制度的协调，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从利率基准的确定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即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就财政的角度来看，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尚处割裂状态之时，中国国债市场还无法形成基准利率体系，其他小规模债券品种也无成为基准的可能。然而，就基准利率形成中的工具发行进行合作，自然有利于降低财政与金融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协调成本。
其次，金融市场的完善是财政与金融进行制度协调的另一重点，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在内的整体金融市场的完善，可以为财政和金融政策的配合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除了市场的统一和完善、有效机制的建设等问题，需要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金融市场的主体建设，即通过促进金融主体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来使得财政和金融政策能够在现实经济和货币经济两个层面进行协调，因为财政与金融政策的配合效果，往往就是从这些金融主体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二是对金融创新的财政支持。在一国的金融深化过程中，财政与金融政策的配合是全方位的。就金融创新来看，无论是金融产品的开发还是交易过程的创新，通常都需要有相应的财政支持才能实现。例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可以说是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创新点，这当然需要财政的税收中性理念的支持。（16）
资料来源：
《1》《5》《8》《13》胡德期《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4年第31期
《2》《7》《9》盛强《试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
《3》《6》曹健《试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与协调》《北方经贸》2004年第4期
《4》王秋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广西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
《10》兰长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理配合初探》《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1》黄燕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性研究》《人民日报》2004年04月23日
《12》范炜等《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效应绩效研究》《财政研究》2005年第2期
《14》徐放鸣《拓展宏观调控政策空间》《中国财经报》2005年05月17日
货币政策总结范文6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支出 扩张 协调配合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财政支出扩张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种因素约束，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当货币政策已发挥出刺激需求作用时，可考虑压低财政支出扩张度。
参考文献
［1］李超.财政与我国金融稳定关系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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