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性

2022-09-21 15:13:12 来源:写作指导

作者:张洪梅 陈朝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曙光支行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需要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来改善古往今来,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历史同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主权国家既在追求内外经济均衡的努力中推动政策的协调,同时又根据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调整自身的政策。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建立与更迭无不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国际货币领域的巨大变化,也使国际货币和金融危机频繁发生。而在金融危机面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表现出许多缺陷。各国普遍认为,有关国家之间进行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协调,远比坐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切实际。所以,这一时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较之以往都更具拓展性。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的历史回顾

从19世纪至今,全球范围内先后建立了三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

(一)金本位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19世纪前期~1914年)金本位制是各国自发形成的第一个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它以黄金为本位货币和各国货币发行基础并发挥世界货币职能。金本位制具有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和自由进出口黄金三个特征。它保证了各参加国之间的汇率固定或只在黄金输送点以内进行微调。反之,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金本位制才能有效运行。金本位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对当时各国的经济发展、汇率稳定、国际贸易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金本位制要求成员国将经济政策的外部目标置于内部目标之上,即令其内部稳定服从于国际规则。这使该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如,国际收支逆差和黄金流出的国家,必须减少国内货币供给,而不管此举是否会造成国内通货紧缩;反之亦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早期阶段,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调控能力较弱,各国尚能自觉遵守制度要求,货币协调得以持续。然而,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差异的扩大,金本位制变得越来越不适应世界发展的要求。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导火索引爆了整个矛盾,金本位制由此崩溃。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1945年~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为设计的国际货币体系。它是一种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在该体系中,美国处于核心地位,责任是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并保障国际社会的美元清偿力;其他国家则要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布雷顿森林体系迎合了二战之后各国谋求政策自主与外部均衡的双重愿望,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但该体系存在着内在矛盾,尤其是美国以外的国家无法解决“不可能三角”问题。因为按照规则,美国可通过美元输出调整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的内外平衡,但其他国家却不然。当某国出现国际收支失衡并影响到其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时,该国必须通过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予以调整,哪怕是付出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的代价。这令其他国家无法容忍。二战后初期,各国普遍实行资本和外汇管制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尚能良好运转。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管制措施被陆续放开,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其内在矛盾愈加突出,最终导致该协调机制的解体。

(三)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1973年~至今)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表现为“无制度的制度”。就理论而言,在牙买加体系中,各国可根据本国的经济目标顺序,自主做出宏观政策安排,浮动汇率制会自动实现各国的内外经济平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性的不断增强,政策溢出效应越来愈大。缺乏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各国双均衡目标很难实现。于是,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框架下逐渐形成一种以应急性随即协调为主、兼具制度性建设特点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该机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进行了多次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达成了《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有较大影响力的制度约定,对稳定主要经济变量,克服全球性通胀或通缩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策溢出效应所导致的外部约束和负外部性。但这种协调方式短期性非常明显,且依然属非对称结构,美国处于主导地位,合作成本主要由其他国家负担。值得一提的是,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区域货币合作逐渐发展成为各国货币政策协调的一种主要模式。这其中以欧洲货币合作最为突出。欧洲货币合作通过轴心国家德、法两国的推动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最终于1999年在本区域建立起一个囊括12国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并发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既不依赖于黄金又不依赖于某一强国的单一货币欧元。[2]然而,由于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的内生性缺陷,从2010年起欧元区深陷债务危机,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但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欧元区各国必须在事关国家主权的财政统一问题与事关欧元存亡的货币统一问题上做出重要选择。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践效果

国际货币合作不断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各国对货币政策协调效果的基本认知。客观而言,国际社会从19世纪早期自发性的货币合作,发展为20世纪40年代有意识地设计国际货币体系,再至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将松散的非制度性协商、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和区域有组织的制度协调结合起来,说明各国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具有共识。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此前的货币合作效果得到基本认可。然而,历史上三种主要国际货币制度的兴衰同时也说明,货币政策协调效应对核心国、国及发展中国家而言,大相径庭。因为货币合作收益在不同参与主体间是非均衡分配的。

第一,金本位制时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收益是在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非均衡分配。19世纪中后期,有效的货币政策协调使当时主要工业国经济和贸易都实现了大幅增长。但英国作为资本主义霸权国,获益最多。1821年~1931年间,英国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4倍;1810年~1913年间,英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倍,都远远超过同期的德国、法国及其他工业国。[3]

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净收益是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非均衡分配。以美元为核心的双挂钩制,带来了二战后全球经济的空前繁荣和世界进出口贸易的连年增长,但收益最大的是美国。因为美国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缓解国际收支逆差,而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实施这一举措。如果某国经济周期正好与当时美国的经济周期相悖,那么该国调节通胀或通缩的努力很可能会被美国的货币政策抵消。#p#分页标题#e#

第三,牙买加体系时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收益是在世界多极点国家之间非均衡分配。20世纪中后期,全球向多极化发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成果因此便在各国之间博弈分配。美国绝对优势虽有所下降,但相对优势犹在,因此政策协调中收益最大;其他发达国家力量有所增强,收益次之;发展中国家虽然迅速崛起,但力量薄弱,分担成本之外收益很难确定。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美、英、法、德、日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由此实现了美元强势,引爆了日本经济泡沫,令其陷入“失去的十年”。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不仅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助迟缓而迅速蔓延,而且其后近乎苛刻的救助措施也延缓了当事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完全站在债权国一方,不顾及危机国国情而实行的“一刀切”做法,实质是使当事国承担了危机调整的全部负担。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当事国的处境同样如此。IMF对希腊等国开出了苛刻的罚单,各种评级机构也火上浇油,充分反映出世界政策协调利益分配不均的深刻现实。

综上所述,尽管国际货币合作的蓬勃开展和各国的参与热情证实了以往的货币政策协调总体有效,但有效不等于高效。毋庸讳言,货币合作效应对各国来说并不均衡。与极少数核心国家和极点国家由此获得的高收益相比,其他大量参与主体有理由认为,自身的货币合作是低效的。于是,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低效性便具有了普遍性。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低效的根源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国普遍认识到,有效应对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引发的政策溢出效应,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尽可能降低其负外部性。然而,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过程涉及多方利益,共赢合作并无现成方案。更何况合作收益上不封顶,同时又缺乏反证,无从对比不合作之状况,由此低效合作便成为常态。[4]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低效性产生的原因由此成为理论界广泛探讨的议题。本文认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低效性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各国经济地位的不对称各国在国际上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往往会直接影响其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的话语权和收益率。一般来说,处于货币政策合作弱势一方的小国或发展中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对国际贸易依赖程度相对较高,所以更易受到合作强势方货币政策的冲击。此时,强势国家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的货币政策很容易对弱势国家构成压制,而后者又很难采取报复行动,最终使货币合作走向低效。

(二)各国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已渐渐摒弃了为外部经济而牺牲内部经济或不顾外部失衡而单纯追求内部均衡的做法,转而追求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协调。但是,因政策偏好、传统习惯和具体国情的不同,各国对就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等政策目标的排序不同,对成本和收益的估计不同,于是很容易造成各国货币政策协调的低效。

(三)监督和惩罚机制的缺乏政策协调是有成本的,且其参与主体是各个有着独立利益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货币合作进程中没有超国家力量、有约束力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就会有很多参与主体借机“搭便车”。而如果这种搭车行为广泛蔓延,将导致大多数参与主体都想分享好处而不付出成本,合作结果就将是低效的。但实际上,在通常的货币合作中很难形成对有关国家强有力的监督和惩罚措施,普遍心理是希望借助别国的力量实现本国利益,因而合作组织内部往往纪律涣散、貌合神离,很难达到预定目标。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最终都难逃崩溃的命运,根本原因是对成员国特别是强势国家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当前,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也是缺乏一个超国家机构对违约国家进行有力的惩罚。可见,货币合作的最终成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理性和机会主义之间的博弈较量。

(四)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受很多外生变量的干扰。政府的宏观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人为判断。由于政策制定具有较强的主观因素,其协调效果自然就值得怀疑。有时即使充分考虑到了不确定性并选择了最优决策使合作确实有效,其结果仍可能被认为低效,因为观察者无法注意到实际存在的不确定性,尽管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行为。[5]总之,主权国家的自身条件和政策判断不同、超国家机构的监督和约束缺乏及宏观经济中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是造成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低效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有效的货币政策协调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也是各国参与货币政策合作的底线。因为高效是相对的,而有效是绝对的。在此原则之下,更多国家将顺应货币政策协调的国际趋势,并通过积极理性的预期、科学务实的方式主动参与,以谋求可能的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