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1
本文从微观角度，以货币一体化后产生的福利变化为依据研究货币一体化后的货币选择的动力机制，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对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进行分析，对可能存在的一体化方式进行简要的设想。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港元与人民币实现完全一体化是可实现的，并且对于未来的货币选择应选择现存货币---人民币，作为对未来货币的选择。
【关键词】
货币替代；人民币与港元；货币一体化
1 关于货币一体化
货币一体化理论是国际政策协调理论之一，主要内容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它是由麦金农和蒙代尔20世纪60年代提出。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蒙代尔的“最优通货区”理论作为研究货币一体化的先例，并成为欧元的制度设计的基础；90年代初，爱默生等人为了扫清货币一体化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利用模型、加入国与固定汇率区的经济一体化成本收益分析最优货币区。
2 关于货币一体化的收益
汇率稳定是货币一体化带来的首要首要。汇率的经常性波动会阻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而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港元与人民币的一体化使得两地间货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汇率经常性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促进两地贸易的发展，在可遇见的未来这部分收益也相当可观。随着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深入，两地货币交易总成本不断上升。以2010年为例，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总额为27432亿人民币，如果按照外汇的兑换成本占贸易总额的6.5%为计算标准的话，内地与香港实现货币一体化所节省的成本大约为1783亿人民币，这部分节约的成本占香港GDP的11.7%，两地GDP总和的0.43%。
3 人民币与港元一体化的现实基础
3.1 内地与香港的贸易联系
一直以来，两地之间的经贸联系就十分紧密，尤其是自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后，两地贸易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都处速发展之中，从贸易总量来看，内地一直是香港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内地发展为香港最大的货物供应商。2010年，香港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中国，为147亿美元。从两地贸易的结构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贸易的比重下降，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上升趋势。
3.2 内地与香港的资本联系
随着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内地与香港的资本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香港成为内地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内地对香港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投资规模趋于扩大，投资结构趋于深化。截止到2010年底，有103只红筹股和163只H股在香港创业板及主板上市。根据香港交易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香港主板上市的内地集资总额为34629千万港元。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两地直接投资的联系也十分紧密，香港拥有较宽松的政策，内地拥有广阔的市场与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使内地一直是香港厂商的直接投资的首选，近几年香港对内地的直接投资几乎一直大于内地对香港的直接投资。
4 对于未来货币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讨论对于未来货币的选择。
假定有两组人，其中一组人的人数为N1，另一组人人数为N2，起初他们各自使用自己的货币，他们分属于货币区1，货币区2。
第i个货币区的行为人得到的效用为：
Ui（T）=（ai+bini）=（ai+bini）/r，其中i=1，2该公式中a，b为固定系数，r为贴现因子，实际运用中以实际利率来考虑。n=㏑Ni，a可以理解为独立于网络外的使用货币的收益，bn为与网络有关的收益。其中a，b>0，现在分析的是如果以一种货币代替另一种货币所能带来的福利及其变化，由于有N1人数的人持有货币1，N2人数的人持有货币2，则在不考虑货币转换的情况下，社会总福利为：N1（a1+b1n1）/r+ N2（a2+b2n2）/r。
如果现在考虑以一种货币代替另一种货币，亦即N1或者 N2变为0，同时假定a1=a2， b1= b2，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总福利能达到最大。对于该问题的理论解释如下：
考虑货币2被货币1所替代，并假定存在一种货币的转换成本为每人s，a=a1 =a2，b= b1= b2，这样，总福利将变为：
（N1 +N2）[a+b㏑（N1+N2）]/r- N2s，这样总福利与上式相比提高为：
（N1 +N2）[a+b㏑（N1 +N2）]/r- N2s-N1（a1+b1n1）/r+ N2（a2+b2n2）/r=
[（N1 +N2）㏑（N1 +N2）- N1n1- N2n2]b/r- N2s
上式的结果可能为正值，0值，也可能为负值。转换收益大于成本时结果为正。但是很明显，在N1 >N2时，这种转换收益达到最大，因此通过实现使使用较多货币的人的货币替代使用较少的货币的人的货币，这样的收益是最大的。
现在考虑另一个过程，即引入一种新货币，则总福利为（N1+N2）[a+b㏑（N1 +N2）]/r- （N1+N2）s显然其收益要小于运用现存货币的收益。
综上，在对于未来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的远期货币选择中，本文倾向于使用现存货币-人民币。
5 对未来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的简要分析
由于存在现实的障碍两地的货币一体化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做如下安排：1，在较短的时期内，打造一个适宜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运行的宏观环境，具体可采取一下措施：首先，保持香港与内地经济稳健增长，经济实力与持币信心是正相关的。其次，进一步完善内地金融市场，促进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深化融合。最后，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将内地与香港共同纳入汇率决定机制的范围之内，为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创造条件。2，中期安排，在短期内实现了上述条件后，在汇率制度的整体安排上采取浮动汇率制，但是内地与香港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浮动区汇率对内固定，对外联合浮动。而一旦该汇率区成立之后，该汇率区应该以坚定的步伐稳定该汇率制，双方协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3，远期安排，本文认为，远期方式双方应统一货币单位，建立可协调的、统一的中央银行（货币局），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总之，在金融系统管理上采取协调、联合、统一、完全一体化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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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价格单一化；价值标准；汇率；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3－054－05
一、引言
从国家领土的统一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不断融合；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到货币金融一体化，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着货币一体化这条主线发展的。从货币统一的历史来看，许多学者都在探索货币一体化问题。货币统一实质上是价格单一化问题。价格单一化是人类经济交往活动中追求的理想目标，从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从一般等价物到金银价值标准，从商品货币一金银到信用纸币一英镑和美元等国际货币，以及从信用纸币到电子货币的不断演变发展。在经济交往中，人类不断地筛选出最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价格单一化的趋势从来没有停止过。
自从国际金本位制度建立以来，人类对价格单一化的探索实践从未停止。从金本位制度到布雷顿森林制度，再到牙买加体系，在国际货币制度不断向前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价格单一化经历了由静态向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演变。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经济的交往，世界贸易与金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黄金不再充当世界价值标准，美元成为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元本位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汇率波动幅度越来越大、贸易失衡加剧。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风暴，殃及世界经济。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改变美元一枝独大的现象，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已成为一股新潮流。这是因为，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碍于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公平竞争，并经常受到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
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视角，探索人类选择汇率制度、统一货币的终极目的，即实现商品和劳务价格单一化的理论渊源及其趋势。
二、价格单一化理论综述
中世纪以来，学者对汇率问题已有了大量研究，汇率决定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决定于铸币平价；二是汇率变动决定于货币供求。马林斯(1620)提出了汇率的“货币供应论”，指出汇率是用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货币的价格。他主张实行外汇管制，以实现汇率的稳定。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了货币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认为汇兑平价是两国含金量之比，如法国的同成色、同分量的银币能够在荷兰换到同数量的银币，即汇兑平价。
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主张用黄金充当世界货币，通过黄金天然属性实现价格单一化。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在《休谟经济论文选》一书中，阐述了著名的“硬币――物价流动机制”，即黄金输出输入决定物价水平，从而决定“平价”。他认为商品的价格随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发生严格的正比例变动，所以汇率决定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逆差(顺差)会使一国货币汇率下跌(上升)，超过一定的限度(黄金输送点)时则会引起黄金输出(输入)。亚当・斯密主张国际收支调节与否无所谓，主张贸易自由，黄金输出输入自由，世界价格单一化自发实现。大卫・李嘉图赞成金本位制，认为它是最完美的货币制度，主张黄金自发输出输入，世界价格水平自发地达到一致。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述了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的重要观点，为价格单一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阿弗里德・马歇尔在《货币、信用与商业》(1929年)一书中提出了货币充当价值标准的理论，他认为黄金是世界货币，充当世界价值标准，以黄金为通货基础的国家之间，汇率的变动是有限度的。可见，马歇尔也认为黄金作为世界价值标准有利于实现价格单一化。
西美尔认为，在经济交换中，货币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相互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货币使一切形形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西美尔关于货币的论述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货币使一切不能够度量的物统一了，标准化了。这是价格单一化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货币的强大功能不仅在于它能消除千差万别的商品的特性，而且还要消除民族、国家、文化以及地缘界限等。唯有如此，货币价格单一化的功能才能彻底发挥出来。
马克思有关货币信用和汇率的理论散见于《资本论》等书中。马克思认为信用是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货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强调货币的职能存在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首先，马克思认为铸币在使用过程中被观念化了。他指出：“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失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金体或银体的虚幻的存在。”其次，马克思还指出：“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这些话表明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过程中，只要被人们普遍接受，货币本身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马克思还指出：“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可见，马克思上述关于货币的本质的论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前瞻性，正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今天的货币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化、符号化。
罗纳德・麦金农和罗伯特・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货币一体化理论”，推动了价格单一化趋势的发展。该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蒙代尔的“最佳通货区”理论开创了区域货币一体化研究之先河；20世纪90年代初，爱默生等人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打破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传统观，为不同国家间的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障碍；20世纪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的“GG－LL模型”为单个国家选择是否加入共同货币区提供了分析方法与工具。
三、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
纵观历史文献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实践，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理论内涵。价格单一化的实质是理想价值标准的实现过程，并且经历了由静态到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变化过程。因此，价格单一化是在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自我完善的。
1 价格单一化的理论界定
价格单一化源自于古希腊的Stater(斯达特)，所谓价格单一化(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或者区域内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或者货币一体化，实现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商品、劳务价格趋于一致的过程。当然，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即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是指货币制度安排，包括价值标准的确定、货币兑换关系及其规则。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为“平价”的维护，其标志是始终以“平价”为目标，如金本位制度的“铸币平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汇率平价体系。要实现不同历史时期货币平价体系，需要约定俗成的或者是人为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而形成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
2 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一次否定
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历史规律表明，价格单一化经历了静态价格单一化和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静态价格单一化(Static 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或者是通过单一货币的建立，确定平价机制或者消除汇率风险来实现价格单一化。例如，国际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制度以及欧元的诞生，就是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平价机制，或者货币一体化来实现价格单一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协议方式”建立起全球性价格单一化协调机制。所谓协议方式，即通过国际间合作，以国际协议为约束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国际货币制度，以确保国际间的货币兑换关系稳定可持续，避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波动。
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放弃了承担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义务，抛弃了好货币合作盟友，静态价格单一化转向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动态价格单一化(Dynamic 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动态汇率制度，即关键货币单独浮动，其他货币采取管理浮动或钉住汇率，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消除汇率风险，实现价格单一化。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制演变到了浮动汇率，由于汇率波动，平价很难维护。对此，为了消除汇率风险，人们创造了衍生金融工具，如货币期货和期权，以迂回方式确保价格单一化的实现。
3 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二次否定
虽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作为关键货币，是国际贸易、投资以及国际储备中的主要计价货币。但是这种单边的货币主义将逐渐被货币合作趋势所取代。随着欧元的诞生，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价格单一化趋势在货币一体化的潮流中，将逐步由动态复归到静态。由于受欧元的鼓舞，20世纪末，全球掀起了货币一体化新高潮，继欧元之后，人们提出了“亚元”，即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构想等。虽然，受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静态价格单一化趋势暂时受到冲击，但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这是由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规律所决定的。
总之，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完善需要漫长的过程。因为实现价格单一化需要一系列国际协调，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不仅如此，价格单一化过程还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自从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每次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都是汇率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价格急剧变动，对价格单一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要想实现价格单一化还必须进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
四、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及趋势
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价值标准。人们总是把这一理想寄托在强势货币上。根据霸权稳定理论，强大的国家才能创造强势货币，它的货币就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中心作用。纵观历史，巴比伦的沙克尔、波斯的德里克、希腊的四德拉克马，以及19世纪的英镑和20世纪的美元，都是各个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而正是由于超级大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否决权，决定了价格单一化道路上布满了荆棘。19世纪70年代，美国和法国强烈要求实施国际货币改革，主张用任何别的记账单位和货币代替英镑，取代英镑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英国总是对此说不。当英帝国衰弱，美国崛起之后，欧盟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而美国也总是说不。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霸权稳定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尤其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使美国再一次遭受重创，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逐步地走向衰退。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低下头来与世界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危机。这说明，美国仰仗美元霸权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时代将发生改变。价格单一化面临新挑战的同时，也将展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1 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相互合作的游戏。历史上国际货币合作可以追溯到拉丁货币同盟(1865)和斯堪第那维亚货币同盟(1875)。国际货币合作鼎盛时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早在1936年，美国、英国和法国就签署了《三国协议》(Tripartite Monetary Agreement)，确立了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惟一继续钉住黄金的货币，所有其他国家将货币与美元挂钩。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州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将国际货币合作推向了历史的高潮。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合作陷入了困境。美国率先实行单独浮动，抛弃了其他货币盟友，采取了单边主义政策。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动荡不定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代。美国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美元的地位。所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有美国参与，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实现改革。然而美国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定货币地位，反而会对挑战其美元霸权的行为予以反击。可见，当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仍然以美国为中心的条件下，与美国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超储备货币的创立亦非常困难。
2 价格单一化演变趋势
根据理想价值标准理论和超国家货币创造的历史经验，在21世纪初或者更远的将来，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单一化演变的路径要么沿着超国家混合货币展开；要么沿着超国家单一货币展开。首先，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的特别提款权(SDR)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改造成为世界货币，增加货币定值的国家数量，重新确定权重，直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其次，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通过货币合作，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 Currency Unit，简称WCU)。
上述通过创造单一货币或者混合货币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整合成本十分高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空间等多重整合，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但并非没有可能。那就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从目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定值货币至少扩展到“金砖五国”的货币共同加权定值，并且在决策方面进行调整，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言权；二是通过扩大区域货币合作，创立区域货币区，例如在欧元货币区的基础上，创建亚洲货币区、拉美货币区等等。将价格单一化的范围缩小至区域
范围内，待区域货币合作成熟以后再向更大范围扩展，直至实现全球货币一体化。
3 区域货币整合是最现实的选择
欧元诞生为人类区域货币整合提供了典范。1999年欧元的问世成为国际货币一体化的里程碑事件。欧元是一种超单一货币，其发展方向既不依赖于黄金，又不依赖于单一国家，成为世界货币发展的典范。尽管欧元从酝酿到诞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并且现在已经运行了12年，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新生儿，存在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2008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如冰岛，深感到了货币大家庭的温暖与安全。这也彰显出欧元的强大生命力，欧元区正在不断地扩大。
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造成多次全球范围内的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这就使得旨在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稳定性的对策研究逐步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创建独立于一国的世界性信用货币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理想，从凯恩斯到蒙代尔等西方学者都提出了世界货币的设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创立了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尝试性载体。但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所有世界货币计划都失败了，蒙代尔将原因归于人们无法对没有信用保障和黄金支持的货币赋予足够的信心。
因此，目前较为可行的改革路径应是区域性货币安排，即逐步从目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渡到多个货币共同竞争的货币体系，最终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性货币安排的目的就是增强对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约束，减弱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对世界货币发行目标的干扰。
展望21世纪初，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会动摇美元的根基，美元的地位何去何从有待于观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美元一枝独大的国际货币地位可能将极大地改变。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金砖五国”的崛起，将对世界货币格局的演变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世界货币格局演变将会由现在的三角格局到四角格局变化，甚至出现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新景象。中国的人民币也可能成为重要货币，毕竟中国的经济总量、进出口贸易额和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大中华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不可小视的力量。如果“金砖五国”联合起来，将对世界货币格局的变化产生极其重要的历史性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于这一时代来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可见，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牢牢掌握货币与汇率，选择适合于自己国情的价值标准才是理想的。所以，从一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理想价值标准，既有利于抵御和缓冲外部冲击干扰，又有利于促进内外均衡；既能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又能有利于充分就业、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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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 平行货币 双轨制 货币一体化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党十报告中指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反映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希望通过逐步实现人民币区域化和货币一体化，进而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市场的货币一体化进程，使人民币更好融入国际货币体系。本文介绍平行货币及其相关理论，即一种能够有效缓解经已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欧洲债务危机的过渡手段，从而给予中国推进亚洲货币一体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目标提供理论视角和可行性方案。
一、平行货币理论
1、平行货币的内涵
区域平行货币制度，由Giorgio Basevi（1975）等9位学者联合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提出，而当时正处于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相对处于低潮的20世70年代。Vaubel（1974）试图让欧洲平行货币比欧洲各国货币更有影响力，讨论了几种为平行货币作价值规定的方法，给出了几种欧洲平行货币的定义。到了21世纪，区域平行货币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用，Eichengree（2006）通过对欧洲货币系统的理论产生和发展回顾，认为亚洲货币单元可以采取平行货币渠道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具有固定购买力。
通过综合已有平行货币的概念描述，笔者给出一个便于操作和理解的定义：在一个国家或者超国家范围的区域内，一种盯住某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由某国或某区域金融机构发行，同某国或某区域内国家货币执行相同的货币职能且与其保持固定兑换比率，具有不变购买力的过渡性货币。
2、平行货币的发展和实践
在20世纪80年代末，平行货币理论得到发展并被运用于实践，英国财政部长正式建议政府采用平行货币理论，并建议欧共体研究欧洲货币单位的职能，使其变为一种与国家货币平行使用的贸易和金融工具。在90年代后半期，平行货币理论的研究与实践被推向高潮，欧美学者不但总结平行货币的利弊、作用，而且研究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并尝试性地把平行货币理论运用到欧元的过渡期。英、美、法等国在确立“金本位”之前，即18―19世纪期间，一直采用“金银复本位制”――金和银同时充当本位币，金和银互为对方的平行货币。欧元在巴尔干半岛等许多国家变成唯一的真正接受的平行货币，在丹麦将取代德国马克作为平行货币。金斯顿奎恩大学教授Courchene关注到加拿大与墨西哥一体化已经有了进展，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接近一体化，能把美元作为一个平行货币同本国货币同时流通，并朝着完全的美元化方向迈进。
3、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
对于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李富有（2005）介绍平行货币理论相关功能进行合理的探讨，并提出合理的补充和提议。第一，李富有在文章中提出平行货币“通过区域中央银行使区域内发达国家少使用平行货币”的观点，在此笔者提出异议：以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为例，其国民视马克为“皇冠上的宝石”，认为欧元货币疲软，信誉度过低，会抵制使用欧元。因此，在发达国家如德国，区域中央银行应该适当鼓励本国国民多使用平行货币来平抑国民对使用欧元的抵制情绪。第二，李富有还提出平行货币具有“市场化渐进性与稳定货币体系”等功能。在此，笔者认为平行货币还具有“自我驱动性”功能。如果直接用一种区域货币来替代区域内所有国家的货币，这样可以自动排除区域内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太激进，可能带来巨大风险。而平行货币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同时实现渐进性与自我驱动。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定有弊，平行货币也是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平行货币是一种渐进的过渡性改革方案，具有过渡性与不彻底性。笔者引入两个效应：“锚定效应”和“损失厌恶”。这里我们可以把各国本国货币看作一个“锚”，国民在进行使用本国货币还是平行货币决策时，他们可能会先综合比较使用本国货币和使用平行货币前后的净收益，根据“锚定效应”国民做出最终决策时会更倾向于使用本国货币。平行货币作为过渡性货币安排，在成员国多了一个货币维度和交易环节，就会产生更多的兑换费用。这些直接和间接交易成本的上升是一种“损失”，相对使用平行货币所带来的“收益”，居民和企业所感受到的“负效用”会大于“正效用”，因此会减少使用平行货币。因此，平行货币具有过渡性、不彻底性增加直接和间接成本等缺点。
二、欧元区困境的一种折中方案――双轨的平行货币制度
1、平行货币制度的另一种思路――双轨制
现实中，欧元、美元等存入银行作为储藏手段时，这些货币仍然会被利用来进一步投资、放贷，即进入流通领域，并没有真正的作为存量货币存在。而现行货币制度是国家以国家信用作担保发行货币，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政府会维持货币供应的稳定，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政府会有滥发货币蚕食居民储蓄以征收通货膨胀税的冲动。本文下面介绍有些缓解以上矛盾的双轨平行货币制度的特点。
（1）价值货币发行组织部门
结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结构委员会在储备要求上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与管理委员会成员共同讨论规定储备要求――价值货币。而整个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则主要指流通货币。
（2）流通货币与价值货币的关系
欧洲中央银行发行两类货币，第一类是流量货币，此类货币执行计价、结算职能，此类货币就是现在的欧元；另一类是价值货币，此类货币只执行贮藏职能，欧洲银行和欧元区国家央行和政府必须保证其具有稳定的价值。第二类货币不能在市场中流通，也不能购买商品，它只有兑换成第一类货币时才能进入流通市场。所以综合来看，第二类货币的对应实物可以选择欧元区17个国家人民的家庭最终消费品的消费量（以欧元或者美元计价）。以欧元区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品为价值基础的货币制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货币的质和量成正比发展，即货币的币值随着家庭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而愈加稳定，货币供应量随着家庭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而不断增长。
（3）价值货币的单位
上文已经提到，价值货币可以与欧元区17个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品量（以美元或者欧元计价）挂钩，此时价值货币的单位便可以被确定下来。我们赋予价值货币的单位名称为“最终消费因子”。
（4）价值货币的价格
为了确定价值货币的价格，以下分两个步骤来做。
首先，通过欧元区17个国家的相关经济指标来确定这17个国家在欧元区的权重比例。得到17个国家不同经济指标均值的总和，然后算出各个国家相关经济指标占总和的百分比，继而算出每个国家所有相关指标所占比的和，然后可以算出这17个国家的相对权重比；其次，通过确定欧元区17个国家的权重以后，单位价值货币的价格可以根据此来确定。上文已经规定价值货币的价格由17个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品的消费量的加权平均得到，此时假定从欧元正式启动的1999年开始到2011的加权平均得到。由于各个国家家庭最终消费品量会变动，因此每年都需要进行加权调整，但是权重可以不改变。表1为欧元区17国1999年―2011年相关经济指标平均值和最终得到的加权平均值。
从表2得知最后欧元区所有家庭最终消费品量的加权均值为690037.891（百万欧元）。此时可以将这个均值缩小1×1012倍，均值约等于6.9欧元，且假设价值货币的价值与家庭最终消费品量的加权均值比例关系为1：1，即价值货币的价格为6.9欧元，此时“最终消费因子”=6.9欧元。即价值货币与流通货币（欧元）的比例为1：6.9。以后每3年根据实际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2、引入平行货币制度可行性探讨――以希腊为例
希腊债务共计3600亿欧元，其中3522亿为欧元债务，另外81.75亿为别国货币债务，在其3522亿欧元债务中，国债部分为2760亿，占到总欧元债务的78%，而目前关于减记激烈讨论的正是这2760亿国债。目前希腊国债的前五大持有商业银行均为希腊本国商业银行，其持有总额约450亿欧元，占希腊所有发行国债的16.5%。
货币双轨制的引入一定程度上会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解决流动性问题，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首先，利用一定的汇率差值解决流动性问题。我们已经通过模拟计算出1“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这是通过欧元区17个国家家庭最终消费品消费量的加权平均得出的兑换比率，当应用到欧债危机最为严重的希腊问题上，我们可以把希腊作为一个试点来分析。现作如下假设，欧洲央行的结构委员会发行一定数量的价值货币给希腊央行，希腊央行将其兑换成欧元发，此时兑换比率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而希腊人民和企业想要获得价值货币，必须把手中的欧元兑换成价值货币，此时兑换比例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欧元。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汇率差问题，即个人和企业只需6欧元就可以换取1单位的价值货币，然后将这些价值货币转换成欧元；而欧洲央行在中介机构进行欧元和价值货币兑换时，需要6.9欧元才能换取1单位的价值货币。此时形成的汇率差会造成个人和企业将手中的欧元先兑换成价值货币，然后将这些价值货币再兑换成欧元，此时可以获得更多的欧元。这样企业和个人手中的钱被人为的增加了。
其次，用价值货币来填补由于债务减记给商业银行带来的资金缺口。首先，适用范围规定在希腊国内（各大债权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先计算出希腊各大商业银行的资金缺口，然后与IMF、EFSF、EFSM共同讨论出资比例，现假设欧洲中央银行发行总资金缺口的30%的价值货币给希腊央行，然后希腊央行到上文提到的非盈利的中介机构兑换成欧元发放到各大商业银行以替补资金缺口，此时兑换比率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由于这会大大刺激各大商业银行对于发放资金的需求，所以希腊央行在发放这些资金前，需要设立一定的约束条件，例如各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呆账和坏账的比例、信贷规模等，然后考察3到6个月时间，符合标准的银行则按时按量发放资金，这样既可以缓解资金缺口，又可以激励各大银行改善其资产负债、信贷规模等运营状况。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回顾了平行货币理论的提出、发展，给出了平行货币的定义。然后文章提出价值货币作为欧元区（希腊）的平行货币的设想，并且模拟计算出“最终消费因子”的价值货币=6.9欧元，发现短期内可以通过这种双轨制来缓解希腊国内债务危机。但是从长期来看，债务减记和货币贬值只是解决流动性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GDP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水平）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本方法。同时，平行货币也可以给亚洲地区（尤其是东盟和中日韩地区）的货币一体化提供思路，为将来形成“亚元”做准备。
中国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以自身发展为前提与基础的，同样，中国推进亚洲货币一体化也需以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前提与基础。其一，加强与东盟10国和日韩的经济合作，摒弃“冷战思维”，通过平等的磋商来解决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冲突、金融监管透明度、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等问题，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东亚其他地区的货币合作步伐；其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到具有一定国际结算和计价功能后，逐步加快中华经济圈（大陆、香港、台湾、澳门）货币合作的步伐，最终形成“华元”（以人民币为锚）；其三，与东盟单一货币区和日元区融合，形成东亚货币联盟，使用单一货币“亚元”，成为实际货币体系的第三极，形成“美元――欧元――亚元”三足鼎立之势，为将来“世界元”的形成作铺垫。随着人民币乃至东亚单一货币的强大，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也会随着加大，而亚元的诞生和发展也必定会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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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理论 东亚货币一体化 欧洲货币一体化
引言
最优货币区或称最适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 ）这一概念，由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61）首先提出。最适货币区是指这样一种最佳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固定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适货币区理论试图阐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适合组成货币联盟，或进行货币一体化。根据该理论实行单一货币会给成员国带来诸多利益：一是实行单一货币，可以节约大量的兑换及交易成本，有效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经济一体化。二是在单一货币区和货币联盟区，成员国可以节省外汇储备，减轻中央银行调节国际收支的负担，消除汇率波动，降低金融风险。三是稳定物价，维护经济稳定。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欧盟于2002 年在12 个成员国统一启用了欧元，开创了国际货币的新纪元。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可行性。
本文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首先，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出发，尝试性地从生产要素流动、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通货膨胀率、经济发展水平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这六个判断标准来分别分析东亚主要国家的情况。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最后，说明东亚货币的合作是否可行。
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分析
（一）生产要素流动性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他的论文《最适度货币区理论》中提出，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和该地区的要素流动程度有相关性。
1.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各个国家或者地区在语言、文化、以及民族构成方面的差异远大于欧盟各国之间的差异，地理疆域也更为广阔。东亚各国家或地区也并未像欧盟那样将鼓励区域内的劳动力流动提上日程，也没有打算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出入境签证手续也比较麻烦。因此，东亚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性非常低。除此之外，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阻碍着区域内劳动力的流动。
2.资本流动性。相比较于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国家或者地区间资本的流动性要强一些，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通常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资本流动性就越高；反之，金融发展水平越低，资本流动所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如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均是地区性金融中心，其与外界的资本流动基本上不受什么限制。日本虽然资本项目早已经对外开放，但仍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进行了繁杂的限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经济体，金融自由化起步的时间比较晚，金融管制比较多，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程度仍然比较低。大部分遭受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或地区，都再度对资本流动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总体上来说，东亚地区内，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较低。
（二）经济开放度
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on）1963年在蒙代尔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开放度是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有利于货币合作区的建立。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差异很大，但是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度还是比较高的（见图1）。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其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其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更是高达300% 以上。另外，韩国、菲律宾的对外开放程度也都在50%以上。由此可见“东亚四小龙”及东盟大部分国家基本上属于开放经济体，对汇率变动较敏感，因此有迫切需要稳定汇率的需求，并进行地区货币合作，这对建立最优货币区是有利的。但是存在两个阻碍，一是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为该国经济相对较封闭，其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在收益可能不大，其动力和积极性也自然地受到一定影响。二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对外开放度有逐年降低的趋势（见图2），这将导致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意愿降低。很难想像一个没有中国和日本积极配合与参加的东亚货币合作能够取得成功。所以，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有待考虑。
（三）产业结构与产品多样化程度
1.产业结构。东亚地区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产业结构差别也较大（见图3），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老挝、越南等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所占比重较大。
2.产品多样性。彼得·凯南（P.B.Kenen）1969年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产品多样化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那么其抵御非对称冲击的能力就越强。东亚各国中，除中国、日本等少数经济体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外，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某些类别产品的生产上，比如电子或电器产品、纺织品、石油产品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多样化程度也相应比较低（见图4）。因此，东亚各国在抵御外部非对称冲击的能力方面较弱，进而不利于建立区域货币联盟。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产品多样化程度比较低，都使得东亚地区容易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影响，不利于建立固定的汇率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在金融合作的意愿上就会降低，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就有待进一步考究。
（四）通货膨胀率相似性
哈伯勒（G.Harberler）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年提出用通货膨胀率相似性作为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存在一定差异。如果区域内各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汇率波动将趋于消失，因此会更有利于组成货币联盟。然而，东亚各国或地区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见图5），根据哈伯勒和弗莱明的“通货膨胀率相似性”的衡量标准，东亚现阶段不利于实施东亚货币一体化。
（五）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
从理论上而言，假如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对贸易区内各国或地区影响是对称的，那么贸易区内的各个经济主体就能够采取同样的或者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这样各国就不需要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然而衡量冲击是否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经济结构是否具有相似性。欧共体形成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各国人均产出的趋同，因此需要考察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上，特别是人均GDP这项指标，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从最低的越南人均GDP1050美元到最高的日本人均GDP40050美元，将近差了6倍之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各国的经济体制多元化、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所导致。因此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东亚各国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将会不同，这就会不利于东亚地区货币一体化的建立。
（六）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
詹姆斯·伊格拉姆（J.C.ingram）在1973年提出，将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在一个货币区域内，各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与资金流动情况有关，尤其与缺乏长期证券的自由交易有关。国际金融一体化是通过对外贸易比率（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对外投资比率（对外和外来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利率等指标来体现。
东亚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并不高（见图6），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比较高以外，其余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大部分限于国内。虽然日本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从整体上看，其金融一体化程度也不高。同时，东亚各国或地区对资本的流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相当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亚洲的美元市场也不太发达，可以看出资本在东亚区域的流动性不高。此外，东亚各国实行的汇率制度也有差异，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日本则是单一汇率制，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单独浮动汇率制。因此，东亚各国在这一指标上，并不具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统一
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实行，但是财政政策并未统一，财政政策依然由各个国家独立制定。欧洲的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率变化为依据，采取一刀切的形式，这种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却不能针对性地解决个别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而导致对该国经济的不利调解，那么当该国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就只能借助于财政政策，而过度依赖于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发展，将最终导致该成员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的债台高筑（见图7）。例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低迷时，为了抑制本国经济的衰退，货币联盟区以外的国家，可以通过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欧元区国家则只能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减少税收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当欧洲央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该国的财政政策不协调时，会使该国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进而出现债务累积和债务危机，例如欧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政策的不协调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所致。
（二）各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
欧元区内各成员国虽然都属于发达国家，但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成员国间经济总量存在着巨大差距（见图8），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到，欧元区四大核心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欧元区的76.86%，而其他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其中希腊占2.65%，葡萄牙、爱尔兰只占1.82%。其次，产业结构方面，德国和法国等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产业结构比较完整，而欧元区诸多小国产业结构却相对单一，并且其支柱性产业均是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业。欧元区国家之间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欧元区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周期上出现不一致，进而各国所需要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措施和力度也不同，这使得欧洲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平衡。
（三）监督约束机制和救助机制不完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规定了两项加入欧元区的重要标准：一是区内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 以下；二是政府债务/GDP占比保持在60%以下。但由于欧元区国家对如何执行这一规定未达成统一意见，并且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尤其是违反条约的惩罚措施，导致违反条约的收益主要由违约国独享，而造成的恶果却由整个欧元区的国家来承担。欧元在1999年正式启用后，货币政策就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欧元区成员国就只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本国经济，一些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国家由于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本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违反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的国家没有被处罚，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使得德法在内的欧元区核心国家，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也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同时，欧元区成立时为了规避成员国的道德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并不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且规定成员国之间除了自然灾害和不可控制的事件以外不能相互提供任何救助，同时也反对成员国向任何国际机构寻求救助。这个规定对成员国虽有一定的震慑力，但是一旦该国遭遇经济危机，就容易失去最佳的救助时机，使得该成员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成员国，导致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和危机的不断恶化。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发生时，希腊既不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救助，也得不到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援助，最终引发了这场波及欧洲多国、严重影响欧盟经济发展并引发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质疑的欧洲债务危机。
结论
本文从两个层面对东亚地区目前建立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否定，一是基于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了东亚地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得出目前东亚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差别较大，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非常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迥异，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通货膨胀率差别较大，这些指标都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特征，所以目前建立东亚货币一体化还不存在可能性；二是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质疑，甚至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了质疑。
因此本文认为，东亚各国在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条件以及最优货币区理论还存在很多质疑的情况下，盲目建立东亚地区最高形式的货币联盟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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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 (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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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6
摘要：针对中国的高货币化日益明显的现象,本文从货币分析理论的角度出发,使用1978年至2009年的数据对中国高货币现象进行分析及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较大的国内信贷规模与外汇储备水平是导致中国高货币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并不断完善现行的汇率体制改革,从而促使货币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相匹配,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高货币化；M2/GDP；货币分析理论；国内信贷；外汇储备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177-02
M2/GDP作为金融增长的衡量指标,被广泛用于分析一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是展现一国货币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良好指标。在过去三十余年中,中国的M2/GDP水平持续升高,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日益明显。本文试图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认清中国现有的M2/GDP比率是否属于正常状态,最终为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给出理论依据。
1 文献综述
M2/GDP即广义货币供给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通常被学术界用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深化的程度。M2/GDP指标最早应见于Mckinnon（1973）对金融深化理论的开拓性研究,用以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发达程度方面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带来的高货币化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曾令华（2001）归纳了中国高货币化现象的成因,即储蓄率高、居民储蓄增长快、证券市场不发达、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单一、货币流通速度慢、对M1需求相对多等。刘明志（2001）发现M2/GDP除长期走势之外,还呈逆周期变动趋势,原因在于由谨慎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具有逆周期波动的特点。从货币化进程角度来看,易纲（1996）提出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假说，认为中国M2对 GDP比率升高的原因是经济的货币化。另外,刘亦文,胡宗义（2010）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受边际消费递减导致高收入阶层资金储藏量大；利率、汇率机制缺乏有效弹性从而导致央行被迫发行基础货币也是M2/GDP畸高的成因。
2 货币分析理论与中国高货币化
2.1 货币分析理论
货币分析法原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用以分析国际收支的理论方法。货币分析理论有三个假定：一是从长期看,一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货币供给不影响实际产量；二是货币需求是收入、价格和利率等少数几个变量的稳定函数；三是国内价格、利率和收入等变量都是外生的,不同国家的商品或金融资产价格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即存在所谓“一价定律”。
根据上述假定,货币分析法采用最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表示其中心理论,即：RM-D,其中R代表国际储备, M代表货币供给,D代表货币当局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即国内信贷。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反映的是货币供给量对货币需求的对比关系和调整过程。当货币供给量与国内信贷所决定的实际货币余额需求相一致时,国际收支便处于平衡。同时,可以看出,一国的货币供给分成两部分：国内创造部分D和来自国外的部分R,即货币供给可表示为：MR+D。
由于M所代表的一国货币供给量即是广义货币供给量M2,因此,本文将利用该理论来分析M2/GDP畸高的成因,即可将M2对GDP偏高的因素分解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可理解为国内信贷所决定的国内货币需求对M2/GDP的影响,对外可理解为外汇储备所决定的国外货币需求对M2/GDP的影响。
2.2 国内信贷对M2/GDP的影响
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共有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国内信贷对M2/GDP畸高的贡献率直接地体现在信贷规模的扩张增加使得该比值分子增加,并通过银行体系的货币派生过程成倍的派生货币。当银行资产项目扩张速度大于负债和净资产增长速度,将引起信贷规模扩大,进而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又通过货币乘数效应使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成倍增加。同时,国内信贷规模的扩大也可能是投资或消费增加的一种体现,投资或消费是GDP的组成部分。因此,当投资或消费增加导致的信贷增加时,GDP等量增加,而M2成倍增加。
2.3 外汇储备对M2/GDP的影响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实行各种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同时实现双顺差。截止2009年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高达23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同时,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对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居民和企业获得外汇收入以后,通过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将外汇出售给央行从而得到等值的本币,导致央行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同时又被动的提供大量基础货币,基础货币又通过二级银行体系派生出更多的货币,从而使得M2成倍增加。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假定货币乘数是稳定的,货币供应来自于两个渠道：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因此,M2在数值上可用年度国内信贷总额与外汇储备总额之和来表示。
本文将建立两个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之和与M2/GDP 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由于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统计数据的单位不一致,因此模型中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来表示增长率建立回归模型。设定的模型1为：
LMGDPtβ1+β2LDCt+β3LFERt+Ut
其中,LMGDPt 为M2/GDP的自然对数,LDCt 为国内信贷的自然对数,LFERt 为外汇储备的自然对数。
另外,在数据期间内,中国外汇管理体制进行过重要改革,尤其是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实现汇率并轨,从实行双重汇率制到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转变。这一重要事件可能对国内信贷量和外汇储备水平造成重要影响,于是使用邹突变点检验来判断1994年之前和之后的两段时期模型的回归参数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结果显示,回归参数在1994年前后有结构变化。因此,在第二个模型中将加入虚拟变量进行回归。设定的模型2为：
LMGDPtα1+α2DTt+β1LDCt+β2（DTtLDCt）+β3LFERt+β4（DTtLFERt）+Ut
其中,LMGDPt 为M2/GDP的自然对数,LDCt 为国内信贷的自然对数,LFERt 为外汇储备的自然对数,DTt为虚拟变量。这里
DTt1，t为1994年以后
0， t为1994年以前
3.2 数据选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1978年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同时,官方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很多也是始于1978年。因此,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9年的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3.3 平稳性检验
根据ADF检验结果可知,在两个模型中,各时间序列的水平数据均为非平稳数据,但其二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由此可认为,M2/GDP的自然对数和国内信贷额自然对数与外汇储备的自然对数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通过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残差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因此,可以说明M2/GDP的自然对数和国内信贷额自然对数与外汇储备的自然对数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3.4 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本文使用EVIEWS软件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高,总回归方程显著,即“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等变量联合起来对“货币化水平”有显著影响,但由于经济系统的惯性、经济活动的滞后效应等原因,使得变量产生自相关。因此,采用广义差分法来消除自相关。结果显示广义差分模型中已无自相关,同时拟合优度、F统计量也均达到理想水平。但是,模型1中解释变量LFER的系数仍不显著。当模型2根据邹突变点检验结果加入虚拟变量后,模型的拟合程度更好,回归方程显著性明显,同时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也通过了t检验,并且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后自相关基本消除。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用中国的国内信贷规模和外汇储备水平来解释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是具有说服力的。另外,通过比较可知模型2优于模型1,这说明1994年开始实行的官方汇率和调剂汇率并轨对我国的国内信贷规模和外汇储备水平有重要影响,使回归模型发生显著变化。
4 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根据货币分析理论基础和结合中国的实证分析,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是由国内的信贷规模和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所决定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我国的高货币化现象看成不正常的货币现象,而应该根据其影响因素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进行分析,进而改善我国的M2/GDP水平和引导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
4.1 加强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
首先,要保持合理的国内贷款结构,引导银行体系资金及时有效地流入实体经济部门。决策部门应针对信贷市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尽快制定并出台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规范对信贷市场的管理和维护。其次,注重信贷风险的管理,提高流动性和增强透明度。可以根据市场运行的特点,建立信贷市场统计、分析的基本指标体系和反映市场运行趋势的先行指标体系,构建有效的监测系统,为宏观分析与决策提供支持。
4.2 完善汇率体制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和对外贸易总额不断增长,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外汇储备过多一方面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会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加大汇率弹性,通过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防止和缓冲异常因素的冲击,保持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和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
4.3 促进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978年至2009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8%。但是,中国在人均GDP、发展质量和创新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的经济增长受世界经济的波动影响很大,存在较大的风险。所以,要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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