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范文1
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供给;货币乘数;流通速度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0027802
1电子货币在我国的发展与现状
随着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史,Internet在全球的普及,网络经济的兴起,电子货币应运而生。银行珠海分行于1985年3月发行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 后,各家商业银行便把信用卡发行作为重要的业务竞争手段。工行“牡丹卡”、农行“金穗卡”、建行“龙卡”、中行“长城卡”等相继发行。1993年我国政府组织实施了“金卡工程”它是以电子货币应用系统工程,旨在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深化金融改革、加速景荣商贸现代化建设。据2007年l2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家金卡工程全国IC卡第十次工作会议”披露,2000年以来,银行卡联网通用极大促进了银行卡的发展,发卡量已近16亿张,POS机达到120万台,ATM达到13万台,商户85万家,跨行交易金额3.26万亿元, 跨行消费交易金额2.31万亿元。非银行电子货币也迅猛发展,各大中城市的公交乘车卡、超市购物卡、校园付费卡、医保卡和社保卡、加油站加油卡、“一卡通”型电子货币等如潮水般涌人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方便了消费者购物、付费,促进了商品零售业的繁荣。
2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2.1通过影响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产生的影响
传统货币供给模型简单描述为: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量与货币乘数之积,又等于流通中通货与银行体系各种存款之和。基础货币由流通中通货和银行体系准备金构成,银行体系的各种存款是通过银行准备金的的多倍扩张创造出来的。
我国根据流通性的不同将货币分为各个层次。狭义货币M1就是流通中通货加银行体系活期存款,广义货币M2是M1加上小额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等。
因此货币乘数有:
m=M1H=C+DC+R=CD+1CD+RD=k+1k+r>1(1)
其中,k=CD为现金与存款的固定比率,r=RD为银行现金储备与存款的固定比率。
加入电子货币以后的货币乘数是:
m′=C′+EM+D′R′+C′(2)
式(2)中C′、EM、D′、R′分别代表加入电子货币因素后的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电子货币、商业银行的存款及存款准备金。
(1)当电子货币代替存款时,因为我国尚不对电子货币征收准备金,存款准备金同步减少,D′
(2)当电子货币代替现金时,式(2)中分子C′+EM=C,C′
与此同时,电子货币流通速度以及由其影响的电子货币总的流通规模创造出来的再创造速度极快,使货币乘数无限放大。
2.2通过影响流通速度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影响电子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因素有:现金比率、货币供给的"流动性"、金融电子化程度以及货币电子化程度,它们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不同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2.1现金比率(M0/M2)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1990――2008年之间,虽然现金比率起伏,但总体为下降趋势。这是因为,电子货币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它使M0、M1、M2之间差异趋向模糊,各货币层次之间的转换就不仅仅只在M0、M1、M2三者之间进行,特别是向流动性小的金融资产(有价证券及其他金融投资品)转化。因为这种反向转化所需费用很少,所需时间几乎为零。所以,随着电子货币的普遍使用,货币形态将逐渐向赢利性高,且流动性小的方向转化。这种变化趋势必然使流通中现金的数量减少,从而降低货币流通速度。
2.2.2货币供给的“流动性”(M1/M2)2
它表明狭义货币供给相对于广义货币供给的比重。当M1/M2的值趋于增大,意味着代表现实流通的也即现实将用于购买和支付的货币在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比重相对上升,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增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反之亦然。一般来说,在电子货币发展的初期阶段,电子货币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替代作用较为明显,后期则对转化到投资性领域,流动性逐渐减弱。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比率从1990年的0.2065下降到2006年的0.13299,说明电子货币对我国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替代作用较为明显,但自06年开始略有上扬,说明我们的电子货币发展已经进入一定阶段,电子货币逐渐转入流动性较差的投资等领域。
2.2.3金融电子化程度(M2-M0)/M2
所谓金融电子化程度,就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货币与社会中流通的现金的比率。电子货币的替代作用使比率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货币的流通速度。
(M2-M0)/M2说明非流通现金比重越大,该国金融电子化程度越高。在电子货币条件下,由于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取代程度随着流动性的下降而减弱, 因此电子货币对M0的替代作用也必然大于对M2的替代。这样,M0的下降就会使(M2-M0)/M2的比率上升,金融电子化程度也就提高而流通速度越低。
2.2.4货币电子化程度FA/M1
所谓货币电子化程度,是指投资性金融资产与交易性金融资产之间的比率,电子货币通过在这两者之间的转化影响流通速度。
根据金融资产流动性的不同,可以把金融资产分成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金融资产两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是那些可以用于直接支付的金融资产,它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根据货币层次的划分,可以近似看成狭义货币M1。而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较差,但它是具有到期获得收益的特性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准货币、有价证券及金融衍生工具,用FA表示。在电子货币条件下,由于电子货币不仅代替了流通中的现金和存款,而且具有使流动性较高的金融资产向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转化的趋势。从而电子货币会引起交易性金融资产比重的降低和投资性金融资产比重的提高,从而降低货币的流通速度。
3避免电子货币影响的对策
3.1对货币乘数影响的对策
首先,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电子货币的发展模糊了货币供应量这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造成的。当前我国并不具备直接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所以要提高货币乘数的可测性和可控性,可以考虑重新划分货币层次,然后确定能使产出方差最小的那一层次的货币供给量,以其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建立一个高流动性辅助的货币层次,将被电子货币替代的传统货币划到该货币层次中,以达到掌控电子货币对各层次货币供应量替代程度的目的。
其次,要防止电子货币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可以先要求电子货币的发行机构对其发行的电子货币额度在央行存有相应比例的准备金;然后将电子货币和传统货币区分开来,并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对电子货币制定相对更高的存款准备金率。
3.2对流通速度影响的对策
货币供给范文2
关键词：乔顿模型 电子货币 货币供给 货币政策 影响
一、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挑战与困惑
电子货币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代替传统现金，是现代经济社会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替代物，代替现金或者活期存款充当着交易媒介，但其本质特征并没有完全脱离现金和活期存款。电子货币方便、快捷，加速了资金的流通，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减少了货币流通费用。电子货币为其发行者带来了巨大收益，为交易双方提供了方便和快捷,也对中央银行的职能和作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以及电子货币支付的安全性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电子货币对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替代效应，并且出现了取代传统货币的趋势。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替代并不只是形式上的替代。它不仅使货币供给结构发生了改变，还使货币层次之间的转化变得容易，各货币层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难以界定。这对根据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来划分货币层次的标准带来极大的挑战。
另外，电子货币的产生使狭义货币量和广义货币量难以统计，难以清晰划分货币层次，这势必给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带来诸多困难。例如：各种信用卡、借记卡以及活期存款的通存通兑，从形式上是居民个人的储蓄存款，从货币供应层次上应该归属于广义货币范畴,但其流动性可以同流通中的现金相比拟。电子货币的变现成本非常低，当人们需要交易性货币时，可以利用电子货币迅速变现的特点，在各种金融工具之间迅速实现转换。于是，原有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指标失去了意义，无法使用原有标准来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实际变化，也就无法准确分析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所适从。这对金融市场的分析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非常不利。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根据现代货币供给理论，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由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通货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构成。银行体系的各种存款正是通过银行准备金的多倍扩张创造出来的。若设: M表示货币供给；B表示基础货币；m表示货币乘数；C表示通货；D表示活期存款；R表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那么：M = C + D；B= C + R。
货币乘数：m = M /B= ( C + D) / ( C + R)=(C/D+1)/(C/D+R/D)
传统货币供给模型为：M = B·m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乔顿对这个模型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推导出比较复杂的货币乘数模型。在乔顿的分析中,货币只包括两项：公众手中持有的通货和私人活期存款，即狭义的货币定义M1 。乔顿货币乘数为：
m = ( 1 + K) / [K + rd + rt·t + e]
其中：k =C /D，k表示通货比例，C表示公众期望持有的通货；rd 代表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t= T /D ，T表示商业银行所吸收的定期存款，t表示定期存款比率即定期存款同活期存款之比；rt代表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e= E /D，其中E表示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e表示超额准备金比率。可以得出乔顿货币供给模型为：
M= B·m =B·( 1 + K) / [K + rd + rt·t + e]
根据乔顿的货币乘数模型, 货币乘数 m是行为参数k、rd 、rt 、t和 e的递减函数，即 m与 R、e、t 、k均呈负相关的关系。现在分析基于乔顿货币供给模型考虑电子货币因素后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一）电子货币对基础货币的影响
货币供给范文3
【关键词】电子货币 发展 货币供给 影响
一、前言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电子货币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电子支付具备较高的效率、较低的成本，这些特征无疑给传统金融发展方式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电子货币代替了流通中的现金，影响了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进而影响了货币供应。所以，文章着重探讨了货币供给在电子货币快速发展的今天所遭到的影响。
二、电子货币在我国的发展及现状
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的广泛普及等都推动了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发展。1985年3月，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了第一张名为“中银卡”的信用卡，自这之后，各个商业银行便将信用卡发行视作不可或缺的业务竞争方式，于是相继发行了工行“牡丹卡”、中行“长城卡”、农行“金穗卡”与建行“龙卡”。我国政府于1993年实行了“金卡工程”，它使用的是电子货币运用体系工程，旨在强化对经济宏观调控与金融创新深化的建设。北京于2007年12月26日举行的“国家金卡工程全国IC卡第十次工作会议”展示了2000年以来，银行卡的联网通用推动了银行卡发展，发卡量已经接近了16亿张，POS机已经达至了120万台，商户已经达至85万家，跨行消费金额已经达至2.31万亿元。非银行电子货币的发展也较快，公交卡、超市卡、医保卡、“一卡通”型电子货币等逐渐盛行于各大中城市之中，极大便利了人们的购物与消费，推动了商品零销售的旺盛。
三、电子货币的发展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一方面，电子货币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央行需要对基础货币加以控制，传统方式中，央行可以采取提升或减少法定准备金率的方式合理调控货币供给量，或者采取公开交易证券的方式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基于电子货币条件，存款准备金与通货是影响央行能否基于电子货币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因素。
从电子货币对存款准备金影响角度而言，通常情况下，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小幅度调整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货币供给，但电子货币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一些法定存款准备金。若央行没有提取相应的准备金，就会影响了央行通过对准备金率的调整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际成效。同时，商业银行具备电子货币与其衍生品，且这部分的货币不需要缴纳准备金，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机会成本的降低来减弱央行法定准备金相关政策的作用。从电子货币对通货影响角度而言，电子货币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替代了流通过程中的现金，进而影响了流通中现金量。基于相关统计，我国2011年的流通中现金量比1990年较少了20%，而电子货币使用率却逐渐上涨，且上涨速度较快。这无疑展示了，现金的使用量逐渐较少，电子货币有着较为显著的代替作用。可见，电子货币对央行货币供应量有着直接影响，并对货币政策执行成效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传统货币供给的模型可以简单描述为：货币供给是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乘数的积，是流通中通货和银行体系多种存款的和。基础货币主要涉及流通中通货与银行体系准备金，银行体系多种存款的创造取决于银行准备金的不断扩张。基于电子货币的存在，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下所述：
从电子货币对现金损失率影响角度而言，现金损失率与公众流动性偏好与通货机会成本有着紧密联系的关系，一般人们对通货的实际需求量会随着收入的提升而提升，从而提升现金损失率；从电子货币服法定准备金率影响角度而言，电子货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银行流动性，银行用于投资与贷款的资金的增加，不需要完全受相应准备金的的影响，随之提升了派生存款与货币乘数。可见，法定准备金率的降低会促使货币乘数提升；从电子货币对超额准备金率影响角度而言，超额准备金率易受利率与经济繁荣的影响。电子货币具备流行性较强与安全性较高的特征，所以银行获取低成本资金较容易，且会降低具备超额准备金实际数量，一定程度上说，电子货币的发展降低了超额准备金率；从电子货币对非交易存款比率影响角度而言，定期存款存在一定的限制，没有较强的灵活性，所以人们更乐意选择活期存款，电子货币的发展降低了非交易存款比率，提升了货币乘数。总而言之，电子货币的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货比乘数各变量，并产业了相应变化，影响了货币乘数的稳定性。
四、避免电子货币影响的对策
首先，制定电子货币存款准备制度。电子货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活期存款与流通中现金，降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力度，因此央行需要提取一定的准备金合理控制好货币数量。
其次，电子货币的发展方便了支付结算，中央银行可以创建全国领域内的支付结算平台，以促进权威性的树立，从而更好地管控电子货币影响领域，以及增加了货币政策的权威性。
再次，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电子货币的发展，并提升了中央银行监督管理的繁杂性，所以，中央银行需要强化和政府的合作，创建风险预警体系，从而减少外国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效的影响。
最后，合理监管电子货币，创建较为标准的法律环境。我国的电子货币起步较晚，中央银行需要学习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合理政策与法规，并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制定与我国国情相适宜的规章。
五、结论
总而言之，电子货币的发展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电子货币影响了基础货币，因为电子货币取代了部分流通过程中的现金，从而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及货币政策执行力；另一方面，电子货币影响了货币乘数，电子货币的涌现在一程度上降低了现金漏损率提升了货币乘数，电子货币较高的使用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币乘数，从而无疑影响了货币乘数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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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范文4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
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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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货币供给范文5
关键词：货币内生理论；相关性检验；回归模型；残差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2
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外生性之争。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自行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中诸多因素，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水平决定的，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根据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量投放货币。而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则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给来调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等因素，而不是相反[1]。我国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大多发现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2]。股票这一金融资产的价格与股息额成正比，与折现率成反比，折现率提高，股票价格就会下跌；折现率下降，股票价格就会上涨。从而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增加，使得利率下降，折现率下降；而随着折现率下降，又会造成股票价格上涨[3]。反之亦然。为此，本文提出假设：货币供给变化是股票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证分析：
选取1995年12月到2011年7月之间的上证综指、M0、M1、M2值，共187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结果可见，股指走势与货币供给显著相关，且与M0关联性最强。
1995.12-2011.7上证综指走势图
1995.12-2011.7 M0（流通中现金总量）走势图
1995.12-2011.7 M1（货币总量）走势图
1995.12-2011.7 M2（货币与准货币总量）走势图
由走势图初步可见，市场中的现金总量M0，短期内随股指波动明显。在股指上升较快阶段，市场中的现金总量往往出现前期预兆性的激增。而货币总量M1增长相对稳定，对股指的长期增长趋势呈正相关关系。货币与准货币总量M2相对于M1，对股指的变化反应更加迟钝，对股指变化的总体趋势表达更加平稳。
回归模型：
回归模型预测指数：
残差分析：
由于残差期望较小，可见回归质量很高。残差的方差较大，故可以预测股票指数不但与货币供给有关，一定还与别的因素密切相关。后续问题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HUANGR， KRACAWW. Stock market returns and real activity： a note[J].Journal of Finance，1984，39（01）：267-273.
货币供给范文6
【关键词】因子分析 VAR模型 广义货币供给量 方差分解技术
一国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离不开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而货币政策工具的正确选择，对货币政策效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中央银行能否影响和稳定人民的预期，在利率体系未实现市场化条件下，货币供应量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一个比较好的中介指标，中央银行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该中介指标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因此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是围绕着货币政策的目标变量展开分析，对货币供应量的研究相对较少一些，同时由于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种类繁多，虽然有学者将区其分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分别研究，但是还从未将其分别转化为统一指标来衡量其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因此本文创新性地将因子分析法引入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研究中，通过选取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变量计算政策工具因子得分，在此基础上依托计量模型来对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准备金率、窗口指导等。由于公开市场业务包括发行央行票据、购回央行票据等多种类型，此外中央银行对国债的回购和在外汇市场上对外汇的买卖也会影响基础货币的投放。因此本文以2007.02-2012.09月的相关数据为样本，选择外汇占款，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隔夜的shibor，以及用央行发行的票据与持有的国债之差作为净回笼额，用中国境内各项贷款总额作为信贷规模，用这些指标来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变量。本文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由于净回笼量，法定存款准备金、shibor 这些指标的值越大反映的是一种紧缩型货币政策，而贷款规模和外汇占款越大反映的是一种宽松型货币政策，所以为了保持政策的一致性，我们先对这些数据进行Z值标准化，然后命名M=1-Z境内贷款总额，N=1-Z外汇占款。
二、因子分析
（一）KMO和Bartlett`s检验
本文借助社会经济统计软件SPSS18.0，依据因子分析方法，对5个指标的标准化指标进行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s检验，以检测样本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统计结果为0.586，大于0.5，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5，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二）因子的提取
运用SPSS18.0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相关系数矩阵的因子载荷估计，得到特征根和方差贡献率。分析结果显示，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有2个数值较大的特征值，即分别为3.775、0.729，它们累计解释了原始数据反映信息的90.077%，这两个成分基本上反映了原始数据提供的足够信息。
（三）建立因子载荷矩阵
首先对提取的二个主因子分量F1、F2建立因子载荷矩阵，并对因子载荷矩阵按照方差极大法进行旋转。没有旋转前，因子变量在许多变量上都有较高的载荷，那么它的实际含义就比较模糊。经过旋转后，因子变量反映的实际含义就比较清楚，根据正交载荷矩阵中的高载荷，将指标分为两类公共因子，并对各公共因子命名。其中，净回笼量、境内贷款总额、外汇占款额三个指标在主因子1上有较大的载荷；存款准备金率、隔夜的shibor利率二个指标在主因子2上有较大的载荷，因此本文将这两个主因子分别命名为量因子（F1）和比率因子（F2）。
（四）因子得分
本文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以主因子特征值的贡献率为权重来加权计算因子的总得分F，即F=（0.60765F1+0.29313F2）/0.90077，同时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得到各因子的评分模型如下：
F1=0.220Z（净回笼量）-0.130Z（存款准备金率）
+0.341Z（shibor）+0.428M+0.410N
F2=-0.103Z（净回笼量）+0.254Z（存款准备金率
+0.954Z（shibor）+0.265M+0.222N
将各变量带入因子得分模型，即可得出量因子型和比率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的得分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得分。如图1所示。
由于本文在进行因子分析时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各主因子得分与综合得分的均值均为零，因此可以均以0为参考基准。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7.02-2012.09期间，各月的量因子F1得分和综合得分F一直持续下降，这与自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国家实行的适度宽松型货币政策相吻合，而比率因子F2的得分变化幅度较大，说明央行比较趋于调节其准利率来实现经济的调整，这也与我们国家频繁调节准备金率的现实相一致。
三、回归分析
货币中介变量处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操作指标之间，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和传导后能够以一定的精确度达到的政策变量。通过检验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中介变量的动态影响不仅可以推测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而且可以在不同因素驱动的经济形势下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对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建议。
基于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本文以上面的量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和比率型货币政策工具为基础，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一）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利用Eviews6.0软件对变量进行ADF检验，原始序列中M2、F1、F2未能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对所有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再次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M2、F1、F2在5%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可以确定是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由于M2、F1、F2均为 I（1）序列，如果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协整的，则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因此本文采用 EG 二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M2和F1、F2序列的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M2和F1、F2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VAR模型的建立
由上面的协整检验可以看出，M2与F1、F2间存在协整关系，故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对M2与F1和F2构建的VAR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同时根据SC和AIC最小化原则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所以我们选择VAR（2）的模型。
（四）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技术
1.脉冲响应函数
本文试图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量因子（F1）和比率因子（F2）的冲击会给广义货币供给带来什么样的动态影响。图2是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它们描述了广义货币供给对于量因子和比率因子一个标准差正向冲击的响应情况。
左图是量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F1的冲击引起的广义货币供给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当F1调高一个单位标准差后，两个月内广义货币不断下降，在第二个月下降到谷底，然后广义货币供给反弹上升，并在第四个月至第六个月恢复到原有水平，基本在第六个月之后国民经济消化了这一货币政策的冲击，量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执行的紧缩型货币政策的作用消失。
右图是比率因子型货币政策F2的冲击引起的广义货币供给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该图可以看出，紧缩状态下的比率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对广义货币的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给F2一个冲击时，广义货币量从第一期开始大幅度下降，第二期之后又开始上升到第三期回归到冲击前的均衡水平。相比较而言，量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更为持久，作用力度比较大。
2.方差分解技术
方差分解技术提供了另一种描述系统动态变化的方法，它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个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通过方差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定量分析量因子（F1）和比率因子（F2）的冲击对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贡献度，进一步了解量因子型货币政策和比率因子型货币政策冲击的相对重要性。
从图3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量因子型货币政策和比率因子型货币政策都不是对广义货币供给形成冲击的主要来源，处于广义货币供给动态变化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其自身的冲击。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从2007年2月到2012年9月，中国广义货币供给的变化总得来说并不是由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其中量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F1比比率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F2的方差贡献率相对较大，尤其在第三期之后效果更加明显。在第三个月之后F2的冲击对广义货币供给变化的贡献几乎维持不变，而F1冲击对货币供给的的贡献一直缓慢增长直至第六期后稳定下来。上面的分析和用脉冲响应函数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即量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比较显著，持续时间比较长。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货币供应量是我国中央银行重要的中介目标，其影响因素多而且复杂多变。本文首先对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因子分析，然后在得出的两种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得分的基础上，建立VAR模型，进一步分析这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量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是影响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因素，且其持续性明显长于比率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了实现我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目标，必须明确以下几点：（1）公开市场业务、外汇市场调控等量因子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节效果比较好，可以通过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完善债券等金融市场、改革汇率制度等来实现。（2）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比率型货币政策工具在一定阶段内仍有其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意识到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及影子银行的不断发展，存款准备金率等比率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会逐渐下降，因此央行可以创新其他种类货币政策工具以实现经济的调节。（3）在实施货币政策工具的进程中，注重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使其能更加有效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