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1
一、海事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具体表现
何谓自由裁量权？“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等等。虽然解释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其基本涵义不外乎四点：一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条件、内容或者方式等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二是行政行为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围，不能违背立法目的、法条本意和公共利益，并且应当公正合理；三是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势、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行斟酌选择，灵活掌握；四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一般不发生违法问题，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由，但如果显失公正，仍须受司法审查。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尽，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
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其自由裁量权若被滥用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的法制建设。最近，本人对海事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通过调查，笔者对海事行政执法部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海事机关行使执法权力的重要方式，是有效制止违法行为的法律手段。它作为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法律的适用、证据和事实的认定等行政执法问题影响较大，这一权力行使是否得当对于树立海事执法机关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具体执法中，海事执法人员往往不太容易把握执法尺度。因此，对自由裁量权问题有较多的困惑。
调查中，笔者发现，近年来由于上级部门纠风力度的不断加大，多数海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已充分认识到自由裁量权与部门、行业不正之风乃至腐败之间的关系，许多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此进行了规范。如在处罚幅度上，许多部门结合实际自觉地将自由裁量幅度尽可能减小，有的限定了执罚的最高额度，有的制订出了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有的索性将处罚额度规定为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额度；又如在运作方式上，许多部门通过加大内、外部监督等方式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约束，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尽量做到 “公平”、“公正”、“公开”。尽管如此，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通过现场调查发现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反复无常。对同一艘船舶的同一违法行为，在不同的航次中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裁决结果，时重时轻；对同一船舶，不同航次、不同违法行为形态给予相同处罚，或虽是不同的处罚，但处罚结果与行为的过错程度不相适应。通过对我们对收集的一些外地的处罚资料来看，各地执法人员在进行行政处罚时运用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比较大。如某一艘船在三个航次中都超载运输，并且每次都被查处，并进行了处罚。但是这三次的处罚结果都不同。在这三次处罚中，对超载这一违法行为的罚款分别为10000元，900元和300元。又如在我们检查的一条船舶，在从徐州装煤炭到南通的行程中，一共被罚了六次款。按规定该船的六个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都差不多，但这六次处罚的额度从200至1500元不等，裁决的结果随意性比较大，没有一个相对具体处罚标准。从以上现象来看，各地海事部门在行政处罚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比较的大。
（二）差别对待。吨位相等的不同船舶，相同或不同时间，同样的违法行为而有不同的裁决结果，或者是吨位大的船舶，相同或不同时间，同样违法违法行为其处罚的金额要低于吨位小的船舶；不同船舶，同一性质不同行为形态给予相同处罚或虽是不同处罚，但处罚与行为的过错程度不相适应。如某地查处的两条船舶，两条船的吨位都相差不大，而且两条船的违法行为都一样，都是船舶最低安全配员不足，按规定两条船的处罚结果也应差不多，但从处罚的结果来看，两条船在不同的时间处罚的结果就大不相同。一条处罚了300元，而另一条却被处罚了800元。
（三）对减轻行政处罚条款的滥用。减轻行政处罚即可以低于“下限”处罚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条件，有的海事行政案件根本就不符合该条件，海事执法人员也低于下限处罚，即便是符合减轻处罚的条件，同一违法行为同样的条件各个地方在实际操作时，处罚差别很大，有的相差好几倍。
（四）主观随意性大。表现在两个方面：1.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仅凭主观臆断和个人好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行政执法部门作出处罚决定不严肃，一天三变。
海事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不仅给广大船员造成执法不公的恶劣影响，导致执法难度的加大，更容易导致海事执法人员的徇私枉法。“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尺子”，量事更能量执法者的素质。
二、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对策
通过对海事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调查，笔者认为任何权力都可能导致滥用，所以对任何的权力都要做必要的限制。海事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如何防止海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自由裁量权变成一种专断的权力，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如下对策：
（一）健全海事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监督体系主体不仅有党组织、上级机关，还应有航运企业、广大船民。对已有的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充、完善；要通过制定内部规范性文件、规章制度进行约束，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同时，要有对不遵守规章制度、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人采取严厉的经济惩罚措施，还要有对监督有功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奖励。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及时查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要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使每项行政权力的行使，都能做到行之有度、行之有序。
（二）完善和修改现有的海
事法律法规。要处理好海事法律法规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制定的海事法律法规要照顾到各级海事部门对不同等级船舶及单位的不同要求，尤其在处罚金额的制定上要更加切合实际，避免在实际操作中困难以实施面对所有船舶都一律实行减轻处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早已经开始实施，按照国务院1987 年4月21日批准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17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规定由主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细则应当在行政法规的同时或稍后即行，其施行日期应当与行政法规的施行日期相同。”以保证行政法律、法规实施的效益。我们期待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尽早出台的同时能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三）要强调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复议机关对滥用自由裁量权力要进行约束，复议机关要对海事行政执法人员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是否适当进行审查。要强调海事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以便确定其行政目的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对说不出理由、理由阐述不充分或者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应认定为。
（四）加强海事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海事行政执法水平。由于少数海事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个别人员甚至把自由裁量权当成一种特权，随心所欲、，严重影响了海事执法的公正性、严肃性、准确性和海事文明形象。为此，一方面要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培训现有海事行政执法人员，要通过教育和培训，使行政执法人员熟悉行政管理工作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系统地掌握执法的范围、对象、权限和手段，提高实际执法能力。另一方面要尽快地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不断地充实海事行政执法队伍，使得海事行政执法队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结论
中国行政的法典化是中国行政法稳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但目前存在着诸多困难，尤其是理论研究方面明显落后于实际需要。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具体规范的法规更是比较缺乏。为此，要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高度去认识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理论（包括自由裁量的基本原则）的研究，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上再创制一套统一有效的行政自由裁量的工作依据。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体现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所以，我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必要性和对其的监督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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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2
缉私部门行政执法观念源于政府的行政观念，即政府实施行政管理所基于的理念，当这种行政管理具体为对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活动实施行政处罚，承担查处职能的海关缉私部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关于执法目的、价值追求以及与执法相对人关系平衡等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和倾向性态度就构成其执法观念的基本内容。
对走私等违法活动的调查、惩处是《海关法》赋予海关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海关整个工作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应当说，行政执法的效果将从个案的成与败、是与非，放大为对海关监管、通关环境等宏观要素的影响。只有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体现出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才能发挥执法结果的导向作用，有效规范企业、个人进出境行为，促进海关监管；才能在惩处不法中保护合法利益，营造违法则纠、守法便利的通关环境。执法效果最终要通过具体的执法行为来实现，而人的一切行为毫无例外地要受到观念的支配和左右，执法行为的趋向同样是由执法观念决定的，从根本上讲，行政执法观念是影响和制约行政执法效果的最关键性因素。我认为，目前无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还是进出口企业对便捷通关的客观需要，要实现法律、社会的双重最佳效果，公正、公平、效率的执法观念是缉私部门行政执法工作的必然选择。
二、决定和影响执法观念的外在因素
缉私部门行政执法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影响和制约执法行为的同时，其形成与存在也要受到多重外部因素的作用，在执法观念中无疑就要充分反映出这些外部主导因素的要求。“公正、公平、效率”正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外因而对缉私行政执法工作的必然要求。
首先，作为政府行政观念的派生体，要以政府当前的行政管理理念为依据。今年10月召开的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其中虽然没有单列标题论述政府行政观念，但却多次直接或间接阐明了现代政府应当坚持“依法行政”，从实质上讲，就是要使行政权力的行使进入法治状态，从实体、程序、裁量等方面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制约，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严禁越权行政和滥用权力，以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也是实践“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依法行政”是对所有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过程的基本要求，其目的就是在于追求行政行为“公正”的结果。缉私部门在行政执法中也必须按照这一要求，严格依法办案，实现“公正”的法律效果。
其次，缉私部门作为国家对进出境环节实施监督管理职能机关—海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体现海关工作的自身要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海关与企业的关系被认为是执法与守法、管理与被管理、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海关系统对新时期海关工作的性质和任务有了新的认识，逐步确立了“依法行政，为国把关，服务经济，促进发展”的海关工作方针，实际也是海关工作的执法理念，它既把政府倡导的“依法行政”观念作为第一要求，同时，结合海关工作实际，辨证地提出“把关与服务并重”，就是要求实现权力规制与权利保障的统一，把关注企业利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寓于海关监管工作中。海关缉私部门履行对走私、违规等违法活动查处职能中，必须兼顾保护好执法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在保证执法结果公正的同时，还要“平等”对待每一个企业和个人。这里所说的“平等”，不仅仅是要求在处罚中“公平”对待所有当事人，保证处罚标准的相对稳定和处罚结果的相对平衡；而且，要及时办结案件，提高办案“效率”。目前海关业务现场操作中，对查发有违规行为的企业，案件办结前，如果企业进口保税料件则征收全额税款金。缉私部门在执法中尽快办结案件，加快企业资金流转，无疑会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使企业的利益得到保护。
第三，作为行政执法部门，要反映出行政执法的自有特点。对于海关缉私部门而言，行政执法活动完全体现在对走私等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过程中，就必须体现行政执法“合法、合理”的基本要求。“合法”即在行政违法案件查处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等关于执法权限、手段、方式、责任的规定，执法有据、执法有序，这也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意。“合理”就是要求处罚适度，符合法律基本原则，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这种“合理”是基于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来实现的，从海关缉私工作本身特点考虑，“合理”也应包含“效率”之意。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缉私部门遵循“公正、公平、效率”行政执法观念，也是行政执法自有属性、内在规律的基本要求。
三、“公正、公平、效率”观念的内在要求
既使是落实到海关缉私部门这一具体对象，执法观念仍应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意识作用于存在，“公正、公平、效率”这一执法观念对缉私部门行政执法实际工作，必然提出以下几方面要求：
（一）必须适应海关整体工作和国家经济发展大局需要。缉私部门行政执法是否做到“公正、公平、效率”，往往是从对海关监管工作和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来考察的。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地方局部利益以及企业个体利益既息息相关，又在一定情况下彼此存在矛盾，缉私部门行政执法工作经常处于矛盾的交织点。作为代表国家对进出口环节监督把关的职能部门，首先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同时，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国家利益与地方、企业利益的统一点，避免机械执法，在不违背立法原意的前提下灵活适用《海关法》和《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简称《细则》）以及相关规章规定。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故意与过失、初犯与屡犯，善于“抓大放小”。对故意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行为坚决依法查处；对企业不了解海关规定或工作过失偶然造成的违规行为，应尽可能降低企业因海关执法带来的成本增加。执法中，既不能借口依法行政而无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能片面强调保护合法利益、促进经济发展而否定依法行政。要把依法行政与服务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稳妥把握好两者平衡，立足于大局来实现执法工作的“公正、公平、效率”，求得行政处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必须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严格执行有关行政处罚实体和程序的法律规定。缉私部门行政执法是否做到“公正、公平、效率”，虽然要从大局来考察，但其又是通过查办一起起具体案件来体 现的，这要求一切执法行为必须实体合法、程序合法、讲求效率。具体要求：
1．处罚法定。必须在《海关法》授权范围内，遵循《海关法》、《细则》规定的处罚种类、处罚幅度和处罚程序，对走私、违规等行政违法活动进行查处。违反法定种类、幅度、程序是违法行政；同时，对法无明文规定违法的行为不得实施处罚。譬如，加工贸易企业丢失手册行为，虽已影响到海关实际监管，但现有法律、法规对此均无明文规定，按照“法无授权即违法”的原则，如果对其实施处罚即构成违法。
2．处罚公开、公正。所谓“公开”，即作为行政处罚依据的规定必须已向社会公布，处罚的程序和结果要公开，如：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允许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处罚结果要依法送达当事人。上述程序如未遵循，即形成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所谓“公正”，则必须区分不同的走私、违规行为，在法定种类、幅度范围内恰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使处罚结果与受罚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后果相对称，体现“过罚相当”；同时，要平等对待所有当事人，不能因人设罚，执法标准不统一。“公正”还要求对当事人一个违法行为，不能给予多次处罚。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3
[关键词] 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价值体现；程序控制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授权的组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惩处的权力。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行政制裁权，行政处罚权从法条中产生时起就带着自由裁量权的性质。“灵活掌握处罚是当代的进步，因为它把每个具体案件作为具体案件对待，给其以适当的处罚，立法机关所应做的是规定哪些行为应受惩罚，规定通常可以接受的惩罚极限，然后允许裁判机关决定给予每个具体违法者以恰如其分的处罚”。 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要根据违法的具体情况在法定裁量权限内，自行判断、自行确定是否处罚、处罚内容、处罚幅度等，从而作出处罚决定，实施处罚。因此法律在赋予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权的同时就是授予了它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在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方面，实体法本身无法控制该裁量权不被滥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只要具备实体法的依据，就具备了合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通过健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
作的法律程序，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步骤、
顺序、时限等程序方面的问题，是控制其不被滥用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方法。本文试从规范行政程序的角度，对控制海事行政处罚处罚自由裁量权作一探讨。
一、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及负效应
何谓自由裁量权？各学者的解释不尽一致。国外代表性的解释是：“指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拥有的从可能的作为和不作为中做选择的自由权。” 有学者认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应的方法的，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 “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 等等。虽然解释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其基本涵义不外乎四点：一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条件、内容或者方式等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二是行政行为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围，不能违背立法目的、法条本意和公共利益，并且应当公正合理；三是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势、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行斟酌选择，灵活掌握；四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一般不发生违法问题，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由，但如果显失公正，仍须受司法审查。
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
尽，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
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与其它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积极地推动作用，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起到了维护公共利益，维持公共秩序，提高行政效率，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国家权能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可能造成侵害，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其集中表现是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具体表现形式为：不正确的目的。行政机关违背授权法的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违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于个人目的或小团体利益考虑，滥用行政处罚权；不相关的考虑。行政机关考虑不应考虑的因素或不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而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违反客观性（排除主观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权时参与了不正当的主观因素；显失公正。具体行政处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影响明显不公平；违反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处罚决定时，不按法定程序进行。
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干扰和破坏了法制秩序，其后果严重，危害性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有：一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处理问题随意性很大，畸轻畸重，反复无常，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相同情况不同对待，引起群众怀疑、不信任，产生对立情绪，不配合行政主体的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增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二是助长特权思想，滋生腐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当前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在很大程度上与赋权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关。
二、自由裁量权在海事行政处罚中的体现
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海事行政处罚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海事违法行为涉及的内容广泛，情况复杂、变化迅速，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所有情况下的行政处罚都规定得明确具体，详尽无遗；其次，海事问题的专业性、时间性、地域性很强，法律、法规不应该对行政处罚作过于僵化的硬性规定；第三，我国目前的海事法制尚不够健全，有些内容不够完备，表现出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有些法律、法规尚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一言以蔽之，海事法律、法规应当授予海事部门在行政处罚中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使之能根据客观情势，权衡轻重，灵活运用，在法定范围内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处罚，以达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权益，确保“航运更安全、海洋更清洁”目标的实现。根据我国海事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具体的海事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对事实要件认定的自由裁量。
海事部门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和海事管理事项的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其行为是否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并经过调查决定是否作出海事行政处罚。
2、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
所谓情节是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和演变过程。海事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机、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在实施海事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上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违法情节。
在海事法律中，有不少法条规定的是酌定情节。即在量罚时，需由海事部门酌定违法情节的范围、程度和轻重。法条中经常可见“根据不同情节、视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污染”等模糊语言来概括、规定，其本身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又缺乏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具体理解和适用，只有听凭海事执法人员去判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船舶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或者使用过期的船舶国籍证书或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情节严重的，船籍港登记机关可以处以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罚款数额的10%的罚款。”
3、选择处罚的对象、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
我国现行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海事行政处罚主要有警告、罚款、扣留证书、吊销证书、没收船舶等。
对某一应受海事行政处罚的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行为，到底应如何决定处罚的对象、种类呢？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当然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决定。现行海事法律规定了三种类型：
第一，确定型。即对某种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明确规定了处罚对象、种类，应给予某种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第四十九条：“假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的，由船舶登记机关依法没收该船舶。中国籍船舶假冒外国国籍的，悬挂外国国旗航行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选择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幅度。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三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设施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处以300元至500元罚款。”
第三，混合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又规定了可同时选定另一种行政处罚或不处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处以3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可视情节给予警告或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
此外，在对罚款数额的具体规定中，有的只规定了上限，有的既规定了上限，又规定了下限。如《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对船舶所有人的罚款，最高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但对下列情况之一者，罚款的最高额为人民币一千元……”；又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六条：“外国籍船舶未经批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或港口，处以5000元至30000元罚款。”从现有的海事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罚款是所有行政处罚中用得最多、最广的一种，也是海事部门运用自由裁量权最频繁的一种。在此，关键在于把握两点：一是不要超出法定的范围和幅度；二是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不要畸轻畸重，显失公正。
4、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
海事法律中有些法条所规定的限期行政相对人履行某种义务，既未具体规定履行的期限，也未规定其履行的幅度。如《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在港区、锚地、航道、通航密集区以及主管机关公布的航路内设置、构筑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有碍航行安全的活动。对在上述区域内擅自设置、构筑的设施，主管机关有权责令其所有人限期搬迁或拆除”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海事部门就必须根据客观情势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履行的期限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规定的期限必须切实可行而又能体现严格执法，过短或过长都是不适当的。
三、行政程序在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意义
如前所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政权的一种，这种权力的运行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为预防和控制负效应的出现，必须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即所谓“自由”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辨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态势表明，自由裁量权出现负效应是因为它的逆向运行或越轨运行，即不按预先设置的方式、方法、步骤运行。从这个角度讲，“行政程序是为行政权力运行设置的一种安全装置。”“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任意)裁量。” 这些都表明了行政程序在制约行政权，保障民主自由，防止专断中的重要作用。
要正确理解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体现，必须首先理解和把握行政程序的概念。行政程序是指由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和时间、顺序构成的行政行为的过程。 这是国内较一致的看法，这种观点对于研究行政程序的控权功能意义较大，笔者便依此观点论证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中的价值体现，其主要表现在：
1、行政程序是限制随意行政的前提。行政程序是规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重要手段。行政程序一旦设定并法律化后，一方面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享有者、行使者的行政主体的选择行为方式、方法及步骤时必须遵循程序之规定，即按行政程序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去作为，否则就要承担违反程序之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权利主体的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的设定也可以预防行政主体滥用程序壁垒，拖延行政的行为发生，避免行政主体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行政权力主体的义务，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扼制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观随意性。
2、行政程序是公正与效率的衡平机制。效率是行政的生命，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为行政效率所设置。行政程序是行政自由裁量实现公平、公平的保障，“公平理念使行政主体
及其执法人员更明确自由裁量的责任和意义，同时，在行政执法中的模糊界域刻画出一条相对明朗的基线，给现实的行政执法注入活力，也为行政裁量的合理化提供了一个价值尺度。” 从局部或阶段表现来看，要求行政主体严格按照行政程序自由裁量，似乎是约束了行政主体的行为自由，拖延了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的时间，降低了行政效率。但从本质上分析，其实不然，遵循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一致的。现代社会行政事务繁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固然需要快速、及时，但是，如果行政主体片面追求效率，不遵循法定化的公正程序，势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行政相对人定会行使救济权。这样不但减损行政效能，而且还挫伤人民群众的参政积极性，这种所谓的效率也终将失去。而通过正当行政程序后，即使出现行政行为结果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或不能满足其要求，由于程序已给他们充分的自卫机会，行政主体作了充分的公正努力，行政相对人的不满情绪就会被淡化或消除，他们能给行政主体充分的理解，从而减少事后的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客观上提高了行政效率。
3、行政程序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关键。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动作的程序中，赋予相对人必要的程序权利，就能使行政相对人通过行使自己的程序权利来达到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而实现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予以有效控制的目的。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给予相对人同等充分的机会来了解情况、陈述理由和要求，赋予他们收集相关的情报资料、得到告知和教示、申请听证等程序权利，不但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超出“自由”的范围成为一种无
限的权利，规范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正当的拓展，而且还是保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自由”范围之内体现合理性的一种安全阀。
应该说，如何使行政相对人既懂得以实体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学会运用程序规则不使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义务不被加重，在我们这样一个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四、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
法贵在执行。没有法的正确、全面、切实地实施，法的效力就不可能实现。《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在规范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处罚程序、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行政处罚法》详细规定了行政处罚程序，即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正式听证程序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步骤等。并贯彻了当事人的“被告知的权利”和“防卫权”。但在海事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处罚法》及在其基础上制订的《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明确的处罚程序也存在着瑕疵，具体条文操作性不强，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要表现在：
1、关于告知程序的规定。对告知的方式、时间与内容的关系上不明确。如在方式上，条款只是明确了行政机关告知的义务，但是行政机关如何告知则无明文规定。是书面告知还是口头告知，或者是采取电话告知还是采取其他方式，从条款来看似乎都是允许的。
2、关于一般程序的规定。在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的规定中，无立案程序的规定。如果对行政处罚案件能否成立及立案条件、程序都无明确规定的话，行政机关又如何能围绕被查处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等一系列活动呢？另外，没有对调查终结后作出决定的期限规定。《行政处罚法
》第38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作出处罚、不予处罚、移送司法机关的决定。但是，对作出是否予以处罚或其他的决定却没有时间上的要求，这种无期限限制的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3、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没有关于利害相对人可否要求举行听证的规定；没有关于行政机关举行听证的期限规定；没有关于听证记录排斥原则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43条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该条规定了经过听证后仍按一般程序作出决定而无关于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相应决定的规定。
完整、连续、合理的羁束性程序规范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对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保障。为了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控制机制，在法律程序上进一步完善、规范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监控。借鉴别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由下列程序制度构成：
1、情报公开制度。情报公开又称情报自由，是指凡涉及到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信息资料，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以外，有关机构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或组织均可依法查阅或复制。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无对情报公开作统一的、明确的、详细的规定。但有关法律已作了部分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规定，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情报公开制度公开了行政主体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相关材料，使公众知晓哪些是行政主体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从而有利于公众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有利于扼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这是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该制度要求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并说明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1）表明身份程序。表明身份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之前，要向相对一方当事人出示执法证明或授权令，对表明自己享有进行某种行政行为的职权或权利的程序。这一制度对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而言，它可以通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自觉公开其身份的方式使相对人免受不法侵犯，防止他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同时，这一制度还为行政回避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2）行政教示制度。行政教示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进行某项行政行为之前、之后、之中对行政相对人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如何行使有关权利、履行有关义务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负有的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相对人并加以指导的义务，若行政主体没有履行该项义务而遭受损害，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程序制度。行政教示制度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教示主体、教示时间、教示方式、教示不当的法律后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教示的方式上，由于教示是一种灵活的程序行为，口头或书面的方式都可完成。但个体选择哪一种方式，要结合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最有利于相对人、最能达到教示目的选择。教示的时间，可以根据教示的不同内容和行政程序的不同阶段，在行政行为之前、之中、之后进行。
（3）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形势、习惯等因素。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理由。前者包括说明行为合法性理由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后者包括说明行政主体正当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如政策形式、公共利益、惯例、公理等。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适用范围，说明理由的时间、方式、内容、质量要求，说明理由之瑕疵及其后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对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之时，必须给以合法、合理的解释，以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它可以迫使行政主体更加公正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避免恣意行政，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指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该行政行为的过程的制度。回避制度最早源于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中“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规则。对于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而言，回避制度意义尤其重大，其主要价值在于防止行政行为人的偏私，保障行政处罚的公正性和增强行政处罚的合理性。因此，在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则不能参与该事项的处理，应当回避。
4、听证制度。听政制度作为体现行政处罚公开、公平、民主的一种程序制度，已成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这种制度对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听证过程中，通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相互质证和辩论，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奠定在真实情况的基础之上，促进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合理性。因为听证制度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公民运用这些程序上的参与权利，进行“自卫”或“抵御”，以抵抗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行政处罚行为，并缩小其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
5、时效制度。时效制度是指规定行政处罚行为开始或结束的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后果的程序制度。其核心内容是法律对行政处罚行为的实施所规定的各种时间上的限制，行政行为只有遵守法定的时限规定，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行政处罚法》共64条，其中关于时效、时限的规定有7条，可见，时效制度在行政活动中的重要性。
6、海事机构内部监督制度。除了行政复议机关的监督外，要强化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责任追究，不仅要追究违法行政的责任，也要追究行政不当的责任，不能因为行政不当不属于违法就不予追究。规范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同时要靠行政机关内部操作来解决。海事机构可在内部建立一定的惯例作法，以一定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本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中具体应考虑的一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具体标准。《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的基本因素有“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海事机构可根据上述基本因素、各因素之主次情况及所占比重等，以综合评定的方式来确定一个可操作的有关本单位行政处罚的标准，这样，不仅便于执法人员操作，也便于实现本单位行政的统一；海事机构还可以形成一个公开行政处罚案件的制度，以优秀的行政处罚案例约束本单位的执法行为，起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此外，职能分离制度、合议制度、行政救济制度等都能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错位起着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
上述各种制度将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环节上对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发挥作用。但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不能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各种制度应互相配合，方能达到有效控制之目的。这些程序权益一旦转化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将汇合成巨大的力量，以抗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增强行政主体的自律意识，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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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4
吴忱学【论文摘要】通过分析目前上海市电力公司在开展反窃电工作中的情况，对窃电处以违约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窃电行为处以行政处罚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在查处窃电中寻求证据谈了自己的想法。将反窃电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一条必由之路。【论文关键词】反窃电 违约金 行政处罚 证据一、前言盗窃电能一直是困扰电力正常供应和电力企业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窃电行为不仅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供电秩序，更造成了电力设施的损坏，形成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直接威胁着电网的安全。窃电之风的难以刹住，主要是一些单位和个人法制观念淡薄，错误地认为“窃电不算偷，窃电不犯法”；受经济利益驱动和诱惑，一些个体户、私营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的企业等，把窃电作为一种降低成本、牟取暴利的手段，因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窃电，形成了由过去个人窃电发展到现在单位窃电的现象。同时由于电能具有发、供、用同时完成和无影无踪的特点，窃电手段大多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证据极易销毁或转移，尤其是对使用高技术窃电的取证难度较大，查处窃电案件不可能像查处其他盗窃案件那样“人赃俱获”，这给电力企业查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各地的供电公司对窃电行为都采取了严惩的态度，并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自江西省人大1999年颁布《江西省反窃电办法》，截至2003年，先后有6个省、市就反窃电制定了地方性的法规。上海电力公司对反窃电工作历来重视，就松江供电分公司而言，2003年全年共检查户数为47985户，查获窃电户212户，补收电量70.1万千瓦时，补收电费38.18万元及违约金98.82万元。然而，在反窃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需完善和改进。以下是笔者对此的一些粗浅的认识。二、对目前处理窃电行为“违约使用电费”的法律探讨目前上海市电力公司对窃电行为的处理依据有《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外，主要操作办法是《上海市电力公司供电营业细则》第八章第八十一条规定：“本公司对查获的窃电者，除立即制止其窃电行为外，并可当场中止供电。 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 拒绝承担窃电责任的，本公司可报请上海市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窃电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本公司可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细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对窃电者补交电费同时收取了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实际上三倍违约使用电费有了惩罚的性质，而这种惩罚性质的违约金是否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值得商榷。“违约使用电费”是“违约金”的一种形式。根据法理我们知道：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时应当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财物。根据现行合同法的规定，违约金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是在合同中预先约定的（合同条款之一）。但目前现行的供用电合同中，对窃电的违约责任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约定；是一方违约时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定额损害赔偿金）；（3）是对承担赔偿责任的一种约定（不同于一般合同义务）。关于违约金的性质，一般认为，现行合同法所确立的违约金制度是不具有惩罚性的违约金制度，而基本属于赔偿性违约金制度。即使约定的违约金数额高于实际损失，也不能改变这种基本属性。因为根据《合同法》，如违约金数额过高时，违约方可请求人民法院适当予以降低。但现行的三倍违约金使用电费，则明显的带有惩罚性质，这与《合同法》的立法初衷有冲突。窃电是一种违法行为。这在《上海市电力公司供电营业细则》第八章第八十条规定：“ 盗窃电能是违法行为”有明确的阐述。对于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仅处以“违约使用电费”的恢复权利性措施的民事 制裁是不足以有威慑力，况且这种恢复权利性可行性尚值得商榷。我认为：窃电行为在主观上有明显的故意，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供电秩序，其违法情节必须使违法者承担受惩罚的责任，即需要追加其承受不利法律后果的新义务。对于窃电这种违法行为，处以惩罚性措施的行政制裁或刑事制裁是恰如其分的法律制裁。三、对窃电行为处以行政处罚的法律探讨我们知道，所谓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对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行政法上的制裁。行政处罚的主体是由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惩罚权的活动；行政处罚针对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行为的管理活动；行政处罚维护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社会危害程序较犯罪低。根据行政处罚的概念和特征，我们发现若供电公司作为企业对窃电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则存在行政处罚主体不合法的现象。我国《电力法》第七条 ：“电力建设企业、电力生产企业、电网经营企业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接受电力管理部门的监督。”该条款明确了供电公司是一企业组织，不具有国家行政职能。目前，上海的电力管理部门是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电力处。即该处具有对上海的窃电行为有行政处罚权，但由该处进行对上海地区窃电行为的处罚，几乎没有可操作性。行政处罚原则上应当由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因为行政处罚在性质上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行政权和国家制裁权。但是考虑到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和行政组织编制管理的现状，《行政处罚法》规定符合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经过行政机关的委托可以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条件是：（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目前，上海电力公司各供电分公司都具备行政机关委托的条件，每个供电分公司都成立了反窃电的班组；相关工作人员具有《用电检查证》；在用电检查工程中，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在技术鉴定方面，上海市电力公司也具有良好的条件，如在表计的鉴定，线路电能损耗鉴定方面都有一流的仪器仪表进行技术鉴定。因此，我认为，供电分公司完全符合《行政处罚法》被委托组织的条件，只要电力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委托，供电公司就具备了行政处罚权，这也是目前比较具有可行性的方式。那么对打击窃电行为，保护国家资产，维护电网正常运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会有效地遏制窃电行为。四、对查处窃电行为中证据的法律探讨在查处窃电工作中，进行用电检查就是寻求窃电证据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如供电部门用非法的手段进行取证，那么在窃电的处理过程中势必陷入一种不利的境地。我认为：对窃电行为进行取证，是一种自主性或随意性很强的行为，往往表现为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很容易出现违法乱纪和侵犯人权的情况。因此，在反窃电工作中依法取证是遵守法制的一种表现。在实际的用电检查中供电企业应依法配备用电检查人员。用电检查人员应当熟悉与供用电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标准和供用电管理制度，并经相应的资格考试合格后，持《用电检查证》上岗工作。用电检查人员实施用电检查前应当按规定填写《用电检查工作单》，方能赴用户执行查电任务。用电检查人员进入用户的用电现场依法进行用电安全检查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用电检查证》。用户对用电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 责，应当给予配合。只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用电检查，是确保查处窃电行为合法的重要前提。在查处窃电行为中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调查研究和分析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用 电检查人员在进行用电检查中，不能凭想当然，不能主观臆断。即使是经营特别丰富的用电检查人员，也必须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现场的情况，从现场的细节中寻求窃电的证据。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在许多复杂的窃电行为中寻的证据。我认为在查处窃电行为中，必须要克服先入为主和偏听偏信的心理。特别对于举报的案件，一定要克服这种心里倾向和偏见，客观全面的收集窃电证据，不能只收集或使用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证据，更不能为了所谓的“工作需要”而弄需作假，甚至是制造或使用虚假证据。目前，我国法定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材料等七种。我认为在反窃电工作中特别要注重物证；鉴定结论；视听材料四种证据。物证是以其内在属性、外部形态、空间方位等存在的特征证明案件事实的物体和痕迹。现在大多的窃电行为，大多都有物证可寻，如“U”字窃电，跨越表计窃电等，都有明显的物体和痕迹。鉴定结论是有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和机构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向司法机关提供的结论性的意见。对于私自开启表计封印的窃电行为，表计强制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是认定窃电行为的重要证据。视听材料是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及其其他电磁方式记录储存的音像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对于该类证据就要求用电检查人员，在查处窃电过程中，注重对视听材料的收集，如对现场录像、拍照的工作的开展。五、结束语上述种种，不仅要求我们的用电检查人员要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而且也需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唯如此才能避免在对反窃电的处罚中处于被动。在反窃电工作的开展中，我们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其中，将反窃电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其重中之重。我党在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我们在查处窃电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开展反窃电工作中贯彻法制化，是一种将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转变成社会实践的活动。我相信，只有依法打击窃电的行为，才能真正打击窃电的歪风邪气，保护供电企业正常运营，最终在法律的框架下构建崭新的供用电秩序。参考文献：《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证据法学》 法律教育出版社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5
《中国海关》：从立法角度看，《程序规定》的结构特征是什么？
成卉青：《程序规定》全文共分七章九十七条，整体结构以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的流程为主线，采用了总分则体例，主要内容涵盖了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的基本程序制度，包括案件调查、审理和执行环节的一般程序，以及海关简单案件处理程序等内容，完整地涵盖了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的整个流程。
《中国海关》：为什么海关要在现阶段制定出台《程序规定》？
成卉青：现行海关法律体系中，关于行政处罚的程序，缺少系统、完整的规定，已有的规定只散见于各种海关内部规范性文件中。内部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不但不符合行政公开的原则，而且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不能作为执法活动的直接依据来引用。特别是在国务院于2004年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之后，原有部分办案程序规定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不尽一致，直接导致了基层海关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时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海关执法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甚至损害了海关严谨、公正的执法形象。因此，为适应国家行政法治建设需要，规范海关行政执法活动，迫切需要制定出台一部系统完整的程序性规章。
《中国海关》：《程序规定》在内容方面有哪些立法上的特色？
成卉青：《程序规定》是海关法律体系中的一部重要规章，要求海关办案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并接受管理相对人的监督。因此，海关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必须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做到既不失责，又不越权，保证严格依法行政。在立法特色方面，《程序规定》根据有关上位法的规定结合海关执法实践的特点，作出了具有海关自身办案特色的规定。比如《程序规定》中关于化验、鉴定的内容，海关行政执法的多年实践表明，由于缺乏统一的证据尺度和标准，海关执法不统一的现象时有存在,甚至因证据问题导致海关行政赔偿。为此，《程序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结合海关行政管理的具体特点，建立、细化了有关证据采集制度，为海关行政执法中证据的收集、固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也使海关行政处罚的作出更加符合司法审查的评判标准。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6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源污染防治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饮用水源分为集中式饮用水源和分散式饮用水源。城镇公用自来水厂和企业自备水厂的取水水源为集中式饮用水源，其他取水水源为分散式饮用水源。
第三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
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生活污水和垃圾的综合整治。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排污口设置的监督管理。
海事部门负责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船舶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饮用水源的污染防治工作。
第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饮用水源的义务，并有权检举、控告污染饮用水源的行为。
第五条市、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按照《*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规定》，对集中式饮用水源划定相应的水域、陆域（以下称饮用水源保护区），采取特别措施予以保护，保证饮用水源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主城区内公用自来水厂和服务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企业自备水厂以及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城镇的公用自来水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其他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由所在区县（自治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拟订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分为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其中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区设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
第七条在地表水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设置排污口；
（二）使用剧毒农药；
（三）使用有毒物捕杀水生生物；
（四）清洗船舶、车辆和装贮过有毒有害物品的容器；
（五）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八条在地表水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本办法第七条（一）至（五）项所列行为；
（二）新建、扩建污染饮用水源的建设项目以及改建增加排污量的建设项目；
（三）超过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
（四）设立装卸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的码头；
（五）设置水上经营性餐饮、娱乐设施和存放有毒有害物品的仓库、货栈。
第九条在地表水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本办法第八条（一）至（五）项所列行为；
（二）排放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
（三）堆存工业废渣、城镇垃圾及其他有害物品；
（四）新设油库以及与供水无关的码头、趸船和锚地；
（五）放养畜禽或从事水产养殖；
（六）机动船舶在湖库保护区内行驶、作业；
（七）旅游、游泳和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源水体的活动。
第十条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由市、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水利、国土资源、卫生、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饮用水水源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水文地质条件、供水量、开采方式和污染源的分布情况提出划定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在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利用污水灌溉农田；
（二）利用土壤净化污水；
（三）施用高残留或剧毒农药；
（四）利用储水层孔隙、裂隙、溶洞以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品、农药等；
（五）利用溶洞、渗井、渗坑、裂隙排放、倾倒含病原体的污水、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或者其他废弃物；
（六）使用无防止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贮存含病原体的污水、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或者其他废弃物。
第十二条本办法公布前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已设置的排污口，由有管辖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或将污水引至保护区外排放。
本办法施行前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已堆存的固体废物，由所在地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责令责任单位或有关部门限期清除。
本办法施行前在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内已设置的水上经营性餐饮、娱乐设施和油库以及存放有毒有害物品的仓库、货栈，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海事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经营或迁移。
第十三条建设城镇集中式供水项目，必须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并按规定将预防性卫生设计报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其产生的污染物不得排入饮用水源保护区。
禁止在四类、五类、劣五类水域建设集中式供水项目。
第十四条对划定的饮用水源保护区，供水单位必须按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定设置界碑。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饮用水源保护区界碑或擅自移动界碑位置。
第十五条取水单位应当经常巡视饮用水源保护区，定时观测水质状况，及时制止污染或危害饮用水源的行为，同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及时组织查处。
第十六条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分散式饮用水源的设置和保护纳入村镇规划，采取措施加强水源选择、水质鉴定和卫生防护等工作，切实改善村镇饮水条件。
第十七条分散式饮用水源取水点周围30米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清洗装贮过有毒有害物品的容器；
（二）使用高残留或剧毒农药；
（三）排放工业污水；
（四）修建饲养场、厕所和堆放垃圾。
第十八条排污单位和个人在发生或可能发生污染饮用水源事故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减轻或避免危害后果，同时通报已经或可能受到水污染危害的取水单位和当地供水部门，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就近的海事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海事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船舶发生事故污染饮用水源时，海事部门应当组织强制打捞清除或强制拖航，由此发生的费用由肇事船方承担。
第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地表水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内实施危害饮用水源行为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新设置排污口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二）使用剧毒农药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三）使用有毒物捕杀水生生物的，按照《*市长江三峡库区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四）清洗船舶、车辆和装贮过有毒有害物品的容器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海事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地表水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内实施上述危害饮用水源行为的，从重处罚。
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地表水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实施危害饮用水源行为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新建、扩建污染饮用水源的建设项目或改建增加排污量的建设项目，情节严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二）超过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三）设立装卸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的码头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罚；
（四）设置水上经营性餐饮、娱乐设施以及存放有毒有害物品的仓库、货栈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海事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地表水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实施上述危害饮用水源行为的，从重处罚。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地表水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实施其他危害饮用水源行为的，按照《*市长江三峡库区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实施危害饮用水源行为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利用储水层孔隙、裂隙、溶洞以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品、农药等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二）利用溶洞、渗井、渗坑、裂隙排放、倾倒含病原体的污水、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处罚；
（三）使用无防止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贮存含病原体的污水、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建设城镇集中式供水项目未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实施污染分散式饮用水源行为的，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有权要求停止违法行为，消除或减轻危害；拒不改正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处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按规定设置饮用水源保护区界碑以及破坏饮用水源保护区界碑或移动界碑位置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有关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不按规定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擅自批准污染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建设项目立项、建设或者投产使用的；
（二）不按规定责令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限期拆除或将污水引至保护区外排放的；
（三）不按规定责令责任单位或有关部门限期清除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固体废物的；
（四）不按规定责令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内已设置的水上经营性餐饮、娱乐设施和油库以及存放有毒有害物品的仓库、货栈停止经营或迁移的；
（五）不依法查处污染饮用水源行为的；
（六）发生污染饮用水源事故不及时向上级报告或者在报告中弄虚作假，致使延误事故处理，造成事态扩大的；
（七）有其他、、行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