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学思想范文1
从德国古典哲学同它产生之前的西方哲学思想联系来看，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是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系统总结和发展，而且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一种系统的、建立在批判理性基础之上的清理，也是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一种发挥或发展。从德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来看，它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而且几乎是全部现代哲学批判讨论的对象和借以出发的起点。
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带有非常明显的“体系化”特征
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都非常注重借助于“体系”来总括以往的哲学并展开自己的哲学思想。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把自己成熟时期的哲学叫做“批判的哲学”。这种哲学是由《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和其他一些著作构成的。黑格尔把绝对理性或理念的运动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理念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阶段；理念“外化”为自然的阶段；理念由外在的自然“回复”到自身、逐步达到自我意识的阶段。他据此把自己的哲学分为三大部分；逻辑学，研究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自然哲学，研究理念的他在或外在化的科学；精神哲学．研究理念由他在回复到自身的科学。精神哲学又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梢神”三个环节。黑格尔由此完成了庞大而宏伟的哲学体系的建构。最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把自己哲学的对象规定为“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试图从人和自然出发来建立人本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新体系。
三、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即从一个体系到另一个体系的过渡，是有着内在的可循逻辑规律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书中写道：“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丁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德国哲学从康榴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2]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之所以有着内在的逻辑规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探讨的问题无法回避自近代以来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而且他们中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恩格斯之前就已经自觉地认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当中最基本的问题。正是由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展开自己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是围绕思维与存在或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因此，他们各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案，就很自然地表现出逻辑上层层推进的趋势。
四、德国古典哲学在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中心线索逐步展开的过程中，也在越来越深刻的意义上实现着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
在康德哲学中，认识沦被间时说成是“先验逻辑”．因此初步实现了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由于康德把通常把反映外界事物的经验看作先天的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加于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感性材料的结果，因此，他的先验逻辑或认识论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意义。因此他不可能真正把认识论、逻辑学和本体论统一起来。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努力，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沦的统一，最终在黑格尔哲学中系统地完成了。
经典哲学思想范文2
关键词：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化；哲学发展
从7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发生在中华民族内部的思想文化“启蒙”就在不断发酵。这种“启蒙”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审视，主要经历了“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的“新启蒙”时期。这两个时期具有“启蒙”时期特征不仅是因其充满了为了启蒙而启蒙的现实运动，更重要的是融入并孕育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新课题：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而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活动中，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一个热点。德国古典哲学较早的通过展现西方科学主义精神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因此较早的成为了大学讲授的课程之一。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德国古典哲学也成为了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德国古典哲学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其在中国引进发展的历程曲折且代表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典型特点。通过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观察西方哲学在中国演进的启蒙及发展内蕴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具有具体的、现实的意义。
一、“启蒙”意义中的哲学追求
中国哲学引进与发展呈现的“启蒙”意义具有独特立场，从明末清初到建国之前，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思想文化现象徜徉在“救亡”畅想之中与哲学研究本意发生了微妙关系，于是发生了关于中国哲学之追求为何的根本性思考。汤一介曾指出：“从中国百多年来的文化发展史上，‘古今中西’之争也常常表现为把‘启蒙’、‘救亡’与‘学术’分割开来，或者认为由于‘救亡’压倒了‘启蒙’而妨碍了思想的启蒙；或者认为‘启蒙’、‘救亡’影响了‘学术’的自由发展；或者认为‘为学术而学术’对社会进步起着消极作用等等。”[]中国的“启蒙”不容置疑的发生于多样性的文化碰撞之中，它被“救亡”所需要，被“革命”所需要，但“启蒙”内含激烈的思想冲突，也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纠清启蒙真意，毋宁陷入非此即彼争论。启蒙真意实际上恰与中国哲学追求目标一致，从“全盘西化”到中西文化的争论，再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催生的中国本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盛行，启蒙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救亡的目标，特别是在救亡的启蒙日益成为了社会变革的重要思想依据，其产物成为了在救亡运动中茁壮成长的无产阶级的纲领性指导，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逐渐发展为具有自我话语方式与理论旨意的重要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理论形态中承认西方哲学在观照中国社会现实的重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背景之下，所谓常规认知的西方哲学也在以中国化的方式走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型当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共同塑造着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形态。尤其是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我诠释的方式着重关联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内涵，我国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成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典型内容，成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特别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重要理论支撑。启蒙的真意与我们所追求的哲学都能从一个“要点”方式开始寻求，或者说哲学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在我们的现实选择中得到了确实印证，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这种验证的典型代表。在德国古典哲学进入中国的同时，关于哲学的甄别就从未停止，并且在这种甄别的同时不断挖掘文化思想之启蒙意义就成为了哲学追求的现实意义，因此才能在现实条件与主观认知的促动下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地位的确立，以及在哲学意义上探索中国化的认同。
二、传播史中德国古典哲学的特殊历程
20世纪初，中国国人热衷邀请外国学者访华演讲，通过这种方式丰富当时的文化资源，这其中就包括德国近代著名生物学家兼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HansDriesch，867—94)。这位德国学者的思想在当时中国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张君劢曾指出：“吾深望以实验科学而兼哲学之杜里舒氏为我学术界辟一天地也。”德国哲学在很早时期已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转变的重要推动力。特别当康德、黑格尔哲学传入中国之后，德国古典哲学逐渐更深的纳入到了中国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当中。以康德哲学为例，886年康有为著《诸天讲》最早论述康德星云假说，深刻的理解了西方科学自然观、方法论的基础上，将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进化的过程，反对宗教对人们思想造成的障碍是最重要的意图，强调人对于自然的合理认识就是在超越宗教神教禁锢的努力中开启人与自然两者的慎重反思，成为了中国近代思想革新历程中的先锋人物。梁启超也曾指出：“前此学者皆以哲学与道学划然分为二途，不返诸吾人良知之自由，而惟藉推理之力，欲以求所谓庶物原理者，及康德出，乃以为此空衍之法，不足以建立真学术，舍良知自由之外，而欲求魂之有无，神之有无，世界之是否足乎已而无待于外，是皆不可断定，故必以道学为之本，然后哲学有所附丽。此实康氏卓绝千古之识，而其有功于人道者，亦莫此为矩也。”[2]此后，康德哲学在中国的研究为了一种共识性的哲学对象，一些直接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对康德著作和相关研究论出了基础性的翻译工作，并在大学中开始讲授康德哲学。如从德国归来的郑昕，933年他曾在北大开课教授康德哲学，946年撰写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康德哲学的专著《康德学述》，并以哲学学术的立场审视了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先验主体等理念。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初期试图寻找能够符合哲学本真的启蒙理性与自由，但理性、自由与救亡图存的激情的此消彼长的传统认识，乃至之后迎合中国社会变革的学术环境背景之下，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只表达了“我们怎样说？”的维度，直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德国古典哲学才逐渐走出了困境，展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以中国方式、中国话语开始发展的重要阶段。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研究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建国之后，然而这种转变是艰辛的，表现为以两种不同的路线曲折发展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大批西方留学研究者归来，翻译国外文本，开辟了德国古典哲学多元化的研究发展路径。例如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翻译家韦卓民于60年代翻译的加拿大学者华特生编著的《康德哲学著作选读》《康德哲学讲解》和英国学者斯密的著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此时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哲学问题本身。虽然这一时期的哲学问题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即批判唯心主义、批判不可知论是哲学康德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哲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重要依据的集中体现。这一时期哲学发展政治化倾向的特征显著，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表现出了“另类理性”与“适度自由”，即适时的认清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发展形势必须在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有效展开的事实。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却又是必须解决的崭新课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界把解决这个问题的目光投向苏联哲学界的同行，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在那时看来，这不但是最为有效和最为便捷的途径，而且还认为，苏联哲学界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是最为正统的，而他们所撰写的有关西方哲学的作品，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哲学的体现。”[3]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当时被认定的唯心主义理论成为了批判的主要对象。以批判的方式进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一度陷入了理论启蒙的“不可知”阶段。如963年由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的苏联学者卡拉毕契扬的论著《康德哲学的批判分析》中全面的为中国学者设立了批判唯心主义的主要纲领性的内容中可见一斑。反思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所经历的曲折历程可以看到：一方面思想文化启蒙内蕴的转变发生在德国古典哲学以中国人的视角加以研究的实践当中；另一方面需要反思的是这种研究能否带来思想自由的结果。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到本身”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哲学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理论要求，更加是中国人面对西方哲学审慎的把握自我立场、自觉推进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大批优秀学者们不断涌现，这些学者们自觉的为人类优秀思想资源不懈努力。在他们的研究中闪现着理性的精神，理性的精神也在中国学者的学术践行之中不断彰显为中国声音与中国力量，推动着中国哲学朝着实现自我价值、塑造自我形象、发展自我道路的方向不断前进。
三、哲学成熟形态探讨的典型意义
德国古典哲学以自身的演进逻辑展现了一种成熟哲学成为思想发展动力的基本方式。中国哲学，特别是随着一个又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发展而来的中国哲学，需要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哲学研究方式、哲学发展脉络中梳理规律，继而合理的规划中国思想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有效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合理依托的重要路径。而在这两方面德国古典哲学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是我们着眼于哲学中国化来探究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发生的启蒙内蕴，进而在历史的原因、现实的需求、理论的催逼、逻辑的应然的合理路径。当我们这样理解之时，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一种西方哲学中国化之中的典型样态，贯穿于其中的启蒙内蕴的自身发展代表了西方哲学中国化走过的真实线索，在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真实诉说下，有理由相信西方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正是以不断的超越原有的哲学理性（救亡的、革命的传统）彰显新的哲学理性（自觉的、创新的、自由的发展）的现论范式，具有典型意义。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范式所具有的真实启蒙意蕴一定是建立在以推进中国文化、立足于中国特有文化需求的前提下产生的。西方哲学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凸显了中国文化本身的文化气质。“如果我们能始终记住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一样，只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哲学,因而有它自己特殊的传统和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去比附它，而是用它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衬托出中国哲学的特质和特色；同时也能看到我们的不足，而不致什么都是我们古已有之。”[4]西方文化的独有形式也成为了反思中国文化，开创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独特出发点。现代中国学者研究的西方哲学正是经历着中国化的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认识现代性问题、把握现代性问题、解读现代性问题上做出的努力，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自身、超越自身、走向传统与现代通融的反思基点。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种更大的启蒙，跨越时间、空间，成为具有总体性的当代中国的文化范式之一。它包含了启蒙的发生学意义——现实需求与理论催逼；它蕴含着启蒙的主要机制——反思批判与动态革新。事实说明，当我们开始主动自觉的面对“实用”的启蒙带给中国文化的更多的空间之时，另一种启蒙内蕴——发展，成为了我们能够不断探索西方哲学之于中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面对异质文化时，我们应主动的、自觉的承担起思想的责任，深刻思索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前景。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所示，一种先验哲学的曲折发展凸显人类理性与自由的现实张力，也使得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拥有了不一样的声音。而这一定会带来中国哲学更深一层的反思，并不断在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多样性的融合中开出新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创新即是发展的体现。应该以创新的态度、视角、方法在中国找到合理的依据。在当代需要重新建构的“实用”与“发展”一脉相承，这是基于对中国思想文化特征正确定位之后做出的现代性判断。而这种判断在中国无疑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基础的基础性工作。正如汪信砚指出：“西学东渐把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使中国思想界成为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的竞技场，也使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社会受到了鉴别和实践检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各种西方学说都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最后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参考文献：
[1][3]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总序40.153.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M].中华书局，1983.57.
[4]张汝伦.他者的镜像: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J].哲学研究，2005（2）：58.
经典哲学思想范文3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
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经典哲学思想范文4
一、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化”
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带有非常明显的“体系化”特征，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都非常注重借助于“体系”来总括以往的哲学并展开自己的哲学思想。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以其“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著称于世。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康德提出了“自在之物”。他认为有某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他称之为“自在之物”。但他又认为，“自在之物”本身是无法认识的，人们只能认识“自在之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表象即现象。在他看来，人的知识是由先天的知识和后天的感觉表象相结合而成的，这就是他的“先天综合判断”。康德认为人是直观的把“自在之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现象，人对现象进一步加工整理，使之有条理性和规律性，从而形成真正的知识。但是当人们不满足于这种感性所获得的知识，试图超越现象去认识“自在之物”，如上帝之类的东西时，便陷入了不可知论。然而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哲学思想，对哲学基本问题也作了自己的回答。他把“绝对理念”说成是第一性的本原，他用这种唯心主义的同一论，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绝对理念”作为本原和基础，既是实体又是主体，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是“绝对理念”不断发展下的产物。它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通过自我运动辩证地发展的。由于他对康德的批判贯彻了辩证法，因此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黑格尔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也就是思维本身辩证发展的过程，现象和本质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且可以相互转化。认识了现象进而也就可以认识本质，因此所谓的“自在之物”是可知的。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分为三大部分；逻辑学，研究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自然哲学，研究理念的他在或外在化的科学；精神哲学．研究理念由他在回复到自身的科学。精神哲学又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个环节。黑格尔由此完成了庞大而宏伟的哲学体系的建构。最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把自己哲学的对象规定为“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试图从人和自然出发来建立人本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新体系。
二、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规律
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 即从一个体系到另一个体系的过渡，是有着内在的可循逻辑规律的，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书中写道：“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丁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之所以有着内在的逻辑规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探讨的问题无法回避自近代以来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而且他们中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恩格斯之前就已经自觉地认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当中最基本的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在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中心线索逐步展开的过程中，也在越来越深刻的意义上实现着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在康德哲学中，认识沦被间时说成是“先验逻辑”．因此初步实现了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由于康德通常把反映外界事物的经验看作先天的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加于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感性材料的结果，因此，他的先验逻辑或认识论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意义。因此他不可能真正把认识论、逻辑学和本体论统一起来。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努力，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沦的统一，最终在黑格尔哲学中系统地完成了。
三、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性”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前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发展”精神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集中体现在哲学体系的创建方面。康德出于对近代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哲学体系的综合,把矛盾对立引入到哲学体系之中。同时,也是出于对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德国现实的思考,建立了具有二元论特征的先验哲学体系。康德的二元论把人类认识引上了“二律背反”,并把这种新的哲学方法运用到人的社会伦理和美学等领域的研究之中,深化了哲学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康德哲学体系突出了人和科学方面,并以主客关系进行知识的建构,有助于把哲学发展引向科学化。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自我否定和自我复归的过程,构建了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他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关于人是历史产物的思想,认为人生于社会中,社会是有历史的,因而,人的意识是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个体的发展大体上重现了人类的发展,个体意识的运动往往是社会的历史再现。费尔巴哈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确立了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并把哲学奠定在人本主义之上。他认为,自己的新哲学是人本学,人本学的对象是人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费尔巴哈在对宗教的批判中,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就是理性、意志和爱。他认为,人的依赖感和利己主义是宗教产生的主观根源,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上帝与人相对立,成为统治人的力量。在他看来,批判宗教的目的,就是把神还原为人,人既是宗教的始端,又是宗教的中心点和归宿,等等。这些都表明,费尔巴哈哲学从人的本质方面推动了哲学发展。当然,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并没有跳出唯心史观。不过,在那个时代,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确立必须批判宗教,而费尔巴哈正是从人的本质中看出宗教产生的秘密,那就是神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这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德国古典哲学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体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以往各派哲学进行总结和概括的努力，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科学和一般的文化背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人的关注，看到对人的理性、自由和天赋权利的尊重，以及坚信社会进步等观念。总之，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德国古典哲学的每一位哲学家都试图通过自己的思想工作，对以往各派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和总结，因而把哲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并为哲学在现代的进一步演进奠定了宏伟的基础。（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哲学院）
参考文献：
［1］ 于凤悟、王宏文.安倍能成《康德的实践哲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 984：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95：588- 589
［3］ 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 993：37
［4］ 贺麟.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 980：86- 87
经典哲学思想范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扬弃；与时俱进
[作者简介]吕成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053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3-0077-03
一、关于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是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哲学。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主要代表人物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它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两个发展阶段。费尔巴哈之前基本上是唯心主义，是费尔巴哈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就是用辩证法取代了形而上学，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把世界理解为具有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反对把世界看作固定不变、没有矛盾的东西，从根本上了长期以来统治人们头脑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作为德国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也是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先导，德国古典哲学有其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时代条件。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是自古希腊罗马哲学形成以来两千多年哲学发展的汇集，也是后来哲学的发源地，在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德国古典哲学在哲学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了18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充分地吸收了以往哲学的优秀成果，舍弃了不合理的东西。当然拘于时代的局限性，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和几个重要的继承者都是在唯心主义的范畴内进行。随着时代的进步，费尔巴哈终究把德国古典哲学带到了唯物主义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据以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以上半世纪开始的法国启蒙运动发展到下半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为先导的。同时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特别是卢梭思想为发动德国哲学革命作了充分的准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
二、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
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加以批判地改造，批判地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直接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创立。可见，德国古典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把德国古典哲学推到一个顶峰。而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评提出了唯物主义，同样把德国古典哲学推到另一个顶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对这两大成果进行批判地改造，从而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
(一)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首先，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把它概括为，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马克思直接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而且是具有“推动”作用和“创造”作用的，是具有革命性的。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中，恩格斯也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系与方法的矛盾以及体系解体的必然性。
我们知道，在黑格尔所处的时代，通过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为理性的能力作出界限，打击了时代对理性的信心，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对理性的限制和绝望加剧了理性的实证化和神秘化，从而直接导致了宗教和伦理的实证化和神秘化。正像黑格尔所说的，这个时代之走到对于理性的绝望，最初尚带有一些痛苦和伤感的心情。但不久宗教上和伦理上的轻浮任性，继之而来的知识上庸俗浅薄――这就是所谓的启蒙――便坦然自得地自认其无能，并自矜根本忘记了较高兴趣。对于这样的时代思想背景，他必须走出理性的实证化和神秘化这两个误区，去寻找哲学新的突破，解决理性的困惑，走出哲学的困境。因此，他创造性地提出辩证法。当然，由于时代及其思想背景的局限性，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能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要加以批判的。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明确地提出辩证法及其“否定性”。他说，反思首先超出孤立的规定性，把它关联起来，使其与别的规定性处于关系之中，但仍然保持那个规定性的孤立有效性。反之，辩证法却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由于这种内在的超越过程，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概念的自身否定性就表述出来了。凡有限之物莫不扬弃其自身。因此，辩证法构成科学进展的推动的灵魂。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指出，科学的方法的这种性质，即一方面是方法与内容不分，另一方面是由它自己来规定自己的节奏，这种性质，就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在思辨哲学里才获得它真正的表述。在这里的“科学的方法”也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认为辩证法的性质是“方法与内容不分”，这也就是方法与内容统一，而且是“自己来规定自己的节奏”，这就指出了辩证哲学的自我运动的特性，即自身设立自身的他者，并在扬弃与他者的这种中介关系中完成自身。黑格尔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认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同，是研究内在联系和矛盾发展的学说。辩证法是联系的发展的全面地看问题。黑格尔把“绝对观念”作为辩证的发展过程来加以研究，在近代第一次把整个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揭示了概念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是：他第一个全面的有意识的叙述了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因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其“合理的内核”。而这“合理的内核”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的东西。
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局限在于只注意到了时间上的继起，忽视了空间上的并存。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是脱离具体的现实事物的，只是对事物运动的形式在时间序列上的抽象。他的辩证法也只能是一种形式的抽象，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辩证法进行解释，认为理性自己决定自己，否认了人的能动作用。这就和辩证法基于现实存在及其
人类社会能动性的革命性产生了背离。对当时法国大革命抱有巨大热情的黑格尔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思想倾向呢?这就得从当时欧洲时代大背景寻找答案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以及之前的德国古典哲学体系，是在德国资产阶级既要求革命又害怕实际斗争，既反对封建主义又向封建势力妥协的阶级深刻矛盾性格所决定的。因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它的折衷主义和二元论进行的。马克思正是以对当时欧洲情态报以最彻底的革命性，避免了黑格尔这种陷入了“最坏的混合主义”以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论”的困境当中，彻底地发挥了辩证法作为强大的思想革命工具的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吸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有重要作用，其作用可以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辩证唯物主义(即现代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德国古典哲学，包括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基本内核”，以及在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基础上创立的系统科学的逻辑理论思维形式。当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存在不足之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进行批判地吸收的原因。
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贡献在于他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逻辑学》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将黑格尔哲学中物质和精神相互关系颠倒过来，揭露了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唯心性，并用唯物主义的原理同它相对立。从而将哲学从唯心主义的牢笼中拯救出来，确立了唯物主义自然观，重塑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费尔巴哈认为，近代哲学的任务就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使上帝的立场逐渐转变为人的立场，从而既扬弃和克服宗教，也扬弃和克服思辨哲学。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他认为人的感性存在是世界的本质。号召人们认识世界直接从人的感性存在出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是与旧唯物主义最大的区别，而旧唯物主义将人看作机器，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之后，不是简单地恢复过去的唯物主义，而是把感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作他的理论的基本原则，他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原理，为“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并且进一步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观领域，将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提出了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唯物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唯物主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对于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局限性，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这里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费尔巴哈否定人能动性进行批判的，在费尔巴哈看来，“物”对人是具有绝对的决定性的，感性存在就是纯自然的存在，而不是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人来自于自在的自然，没有一个自我生成、自我确证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反映者与被反映者的关系，人由自然所决定，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费尔巴哈完全忽视了人的能动性，使得他的唯物主义中的人处处显示出其直观性、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
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扬弃，改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把人当作只是感性直观的自然人的观点，指出人应该是历史地具体地生成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发展变化的人。在这一扬弃的过程中，马克思加入实践这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把唯物主义置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辩证的理解，从而揭示出首先人的本质力量是自然赋予的。因此，自然具有时间上的先在性，但人的本质力量需要通过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物化来体现，而且通过实践活动可以使人最终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表明了实践是人和人类社会形成、存在、发展的根本方式的唯物主义哲学新观点。而人通过“实践”主动地经验、认识、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一个核心的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给我们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合理继承；二是结合时代对前人思想成果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提升，再加以创新。
经典哲学思想范文6
摘要：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其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对于施特劳斯来讲，自由教育既是其从事教育的理念，又是其从事政治哲学的方式。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的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以特有的方法阅读最伟大的心灵留下的伟大的著作，在阅读伟大著作的过程中，自由教育也就唤醒了一个人灵魂的卓越和优秀。而培养灵魂卓越和优秀的人正是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最终目的。从本质上来讲，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古典自由教育的回归。
关键词：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12-06
基金项目：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民主教育理论问题与实践挑战研究”；项目编号：13YJC880053。
收稿日期：2014-03-17
作者简介：张鲁宁（1980-），男，山东济宁人，教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烟台，264011。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曾创立闻名于世的施特劳斯学派。施特劳斯一生著述十几部著作和大量的论文，这些作品涵盖政治哲学、神学、古典文献学等多门学科。虽然施特劳斯长时间任教于美国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带着一帮弟子以研读经典的方式践行其自由教育的理念，但是，施特劳斯关于教育的研究却很少，主要体现在《什么是自由教育》（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与责任》（Liberal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等几篇论文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施特劳斯关于自由教育的研究就等同于其关于教育的研究。
自2000年前后，刘小枫先生引介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到中国以来［1］，“施特劳斯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2］，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3］。近几年，国内也出现多篇研究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的论文，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位新保守主义大师的思想和丰富我们对于自由教育内涵的理解都有着重要的价值［4］。但是，准确说来，施特劳斯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而不是教育学家，施特劳斯对自由教育的理解也不同于西方近代大学以来的以“培养整全的人”为目的的自由教育。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中的教育，其根本特征是“引导资质较好的公民和年轻人，从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而对于施特劳斯来讲，自由教育就表现为在大学里“引导资质较好的年轻人，通过阅读伟大的经典著作，进行政治哲学追问”，但是，施特劳斯又认识到“最佳政治生活”是一个机运（chance）问题［5］34，并且“政治生活的最终目的只有哲学才能理解”［5］91，因此“引导资质较好的年轻人，从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成为哲人”就成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最终目的，这同时也说明为什么施特劳斯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中不仅有很多闻名于世的哲学家，也有众多的美国政府中的高官［6］，因为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就需要“从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
因此，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其政治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对于施特劳斯来讲，自由教育首先是其从事政治哲学的方式，其次才表现为一种教育理念。如果脱离了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背景研究其自由教育，那么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失去了内在灵魂的自由教育的外在形式，而不是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的本真内涵。因此，本文从施特劳斯自由教育与政治哲学关系的角度出发，考察施特劳斯提出自由教育的目的和依据，以及自由教育对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复兴的价值等问题。
一、古典政治哲学的表达方式与施特劳斯自由教育的提出
理解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必须把握其政治哲学思想，因为，对于施特劳斯来讲，其自由教育思想就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当然，对于施特劳斯所认为的其自由教育思想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的这个观点，我们总会有这样的疑问：在教育史上，自由教育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种教育理念，但是为什么在施特劳斯这里却成为其政治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什么是施特劳斯所讲的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对于政治哲学的特殊理解是建立在其对于西方近代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在施特劳斯看来，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认为整个世界应当按照哲学所认识的“真理”进行改造。于是，在近代政治哲学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自17世纪以来，哲学也就逐渐地变成了一种改造政治的工具［7］34，而当哲学变成改造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同时，“政治”也就变成“哲学化”的政治［8］29，政治也就在哲学的改造中失去其特定的内涵。
施特劳斯认为，近代以来出现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中的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没有辨别清楚政治和哲学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而真诚地认为可以通过追求真理的哲学来改造不符合真理的政治［7］34，其结果却造成近代以来政治和哲学的双重扭曲。因此，在施特劳斯看来，如果要消除出现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中的这两种现象，首要的问题就要去检讨哲学与政治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也正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出发，施特劳斯返回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就是返回到西方政治哲学的源头，以探讨政治哲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活动［8］8。
经过深入的研究，施特劳斯指出政治哲学起源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正是第一个从哲学转向了政治哲学的人［7］121。在施特劳斯看来，年轻的苏格拉底首先是一位哲人，其有着哲学家的癫狂，嘲笑一切的道德和习俗。但是，哲人苏格拉底在受到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其喜剧《云》（The Clouds）中的攻击之后［9］，苏格拉底深刻地认识到哲学对于政治社会的危害，以及政治社会可能对于哲人的迫害。因为哲学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活动，必然试图用真理取代政治社会中的道德和习俗，但是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道德和习俗，因此，哲人的疯狂言论就有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的瓦解，而哲人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疯狂言论而遭到政治社会的迫害。也正是认识到政治社会和哲学之间的这种冲突关系，苏格拉底深刻地认识到哲人要在政治社会中生存，就必须控制哲学的疯狂言说，而也正是为了控制哲学的疯狂言说，苏格拉底从哲学转向了政治哲学［10］。因此，在施特劳斯看来，苏格拉底哲学与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苏格拉底政治哲学在“思想”方面与苏格拉底哲学一样的疯狂（madness），但是在言论表达和写作上却变得“清明（sobriety）与温良（moderation）”［7］123。而当苏格拉底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同时，苏格拉底本人也从一个疯狂的哲人转变成一个遵守道德和习俗的好公民，而哲人苏格拉底则隐藏在好公民苏格拉底的身后。
张鲁宁：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及其根源
苏格拉底从哲人转变成了政治哲人，并不是意味着古典政治哲人不再参与政治生活，而是改变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如果说哲人苏格拉底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是嘲笑道德和习俗，教导人们追求真理，那么，政治哲人苏格拉底则是认识到这种参与政治的方式是有危害性的人。因而，古典政治哲人不会像现代政治哲学家那样企图通过哲学来改造政治，而是认识到政治哲学只能够改善而不能够颠覆政治社会。施特劳斯通过考证指出，对于古典政治哲人来说，在政治社会中既能够保持哲学家的思维，又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的最好方式就在于教育立法者，也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教导立法者认识到本国政治的不完善，让立法者去追求更佳的政治，从而改善政治，这也就是《法律篇》中的教育方式［11］。然而施特劳斯又认识到在政治社会中直接教育当政的立法者可能会受到太多的限制，因而，更提倡《理想国》中的教育方式［12］，也就是在当政者不在场的情况下，教育具有较好资质的未来的公民和立法者［13］135-138。
也正是受到古典政治哲学的启示，施特劳斯把自己的政治哲学落实到教育之中，也就是在大学里通过“自由教育”来培养未来的公民和立法者，并引导他们走向政治哲学。但是施特劳斯又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中已经没有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的政治哲人了，我们也已经无法实现古典政治哲人的教育方式，而唯一可能接近古典政治哲人和实现古典政治哲人教育方式的方法就在于阅读这些伟大心灵留下来的伟大的书（great books）［14］4，因此，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也就落实到领着一批学生阅读伟大的著作之中。
二、自由教育在于唤醒一个人灵魂的卓越与优秀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落实到政治生活之中就表现为自由教育，因此，自由教育既是施特劳斯在大学里从事教育的理念，也是其在政治生活中从事政治哲学的方式。当然，对于施特劳斯来讲，领着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仅仅是其自由教育的“显白目的”，而担当政治哲人的角色培养未来的公民和立法者［15］11-12才是其自由教育的“真正目标”。以至于在上世纪80年代，当施特劳斯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大量进入美国政府的时候，有人大声惊呼施特劳斯才是“美国新保守党的教父”［16］。殊不知，对于施特劳斯来讲，自由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培养参与政治的公民和立法者。
自由教育在于培养未来的公民和立法者？对于施特劳斯自由教育的这个“真正目标”，我们总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培养未来的公民和立法者，这不是近代以来的博雅教育（自由教育）的功能吗，近代以来博雅教育的基本立场不就是通过教育公民来改造社会吗［17］，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不就等同于近代以来的博雅教育了吗？在这儿我们需要辨析的是，如果我们把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等同于近代以来博雅教育，那么我们也就成为施特劳斯所批判的人。在施特劳斯看来，近代以来的博雅教育在于教导公民掌握真理以便改造不符合真理的政治社会，而这正是近代以来的博雅教育对于哲学和政治之间关系无知的结果。因此，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极力地反对近代以来博雅教育的这个教育目的。那么，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究竟在于把未来的公民和立法者培养成怎样的人呢？理解这个问题，成为我们理解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在于把未来的公民培养成为怎样的人呢？施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一文中指出，“作为对优秀和完美品格的培养，自由教育在于唤醒一个人自身的卓越（excellence）与伟大气质（greatness）。”［14］7唤醒一个人自身的优秀与卓越，也就成为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在培养怎样的人的问题上给予我们的最明确的答案。但是怎样的人才是自身优秀与卓越的人呢？对于此，施特劳斯并没有给予我们更明确的答案，但是施特劳斯却给我们指出古典自由教育就是现代自由教育的榜样，古典自由教育所培养的人就是现代自由教育所培养的人的典范。因此，理解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所讲的自身优异与卓越的人的关键，就在于理解施特劳斯所讲的古代自由教育所培养的人是怎样的人。
作为对古代自由教育的回应，施特劳斯在《自由教育与责任》一文中论述了古代自由教育的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古代的自由教育等同于贤人（gentleman）教育，对应于柏拉图所讲的公民作为统治者的理念，我们知道贤人也就是在城邦具有统治地位的公民，因此，贤人教育也就等同于公民作为统治者的教育。施特劳斯指出贤人主要接受的是技艺教育，技艺教育在于培养贤人的道德和智慧，而具有道德和智慧的人也就是能够追求良好城邦秩序的人［15］12，也就是城邦中优异与卓越的人，因此，古代的自由教育培养的就是适合于城邦统治的自身优异与卓越的人。在对古代自由教育的论述中，施特劳斯也论述自己所讲的自由教育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自由教育是在民主大众社会里建立高贵气质的必要努力”［14］6，而具有高贵气质的人也就是具有德性和智慧的人，也就是适合于民主政体的人，因此，施特劳斯所讲的自身优异与卓越的人也就是具有德性和智慧的适合于民主政体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就在于培养具有德性和智慧的适合于民主政体的公民，那么我们也就降低了对于施特劳斯自由教育的理解。因为，在施特劳斯看来，参与政治生活仅仅是公民从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的必须方式，自由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培养哲人。施特劳斯曾比较哲人与贤人之间的差异，“如果说贤人在于占有智慧，那么哲人就在于追求智慧”［15］15，如果说贤人在于追求好的统治，那么哲人则在于追求什么是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生活，因此，哲人不管是在德性上还是在智慧上都是高于贤人的。那么，为什么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还去培养适合于政体的公民呢，为什么不直接培养哲人呢？这也就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一个独特性特征，因为对于施特劳斯来讲，只有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在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过程中，一个人才可能认识到政治自身的不完备，才可能去追问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当的政治生活，而在这个追问过程中，一个人才可以从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
三、自由教育在于阅读伟大的书
在施特劳斯看来，“自由教育就在于以特有的小心，阅读那些最伟大的心灵留下的伟大的书。”［14］4因此，领着学生阅读大书也就成为了施特劳斯自由教育的实施方式。
阅读伟大的书，或者说阅读经典著作，这不是我们当前的博雅教育正在提倡的吗？那么，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所提倡的阅读大书与我们当前教育雅教育所提倡的阅读经典著作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这两种教育理念在阅读经典著作的观点上有着很大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的关键就在于理解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所提倡的大书是怎样的大书，以及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所提倡的阅读大书的方法是怎样的方法。
什么样的书才是施特劳斯所讲的大书呢？施特劳斯曾解释说，大书也就是最伟大的心灵所留下的伟大的书。施特劳斯对于大书的理解不同于我们一般对于经典著作的理解，而是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出发的。在施特劳斯看来，一些著作之所以被称为大书，就在于这些著作是对于整全事物的探讨，追求的是整全真理。而对于施特劳斯来讲，现当代的这些所谓的经典著作都是哲学与科学分化之后的产物，因此，施特劳斯及其弟子们几乎从来不理会当代的政治哲学著作。此外，施特劳斯还告诫我们，即使面对伟大的书，也要有选择地去读，因为“生命太过于短暂，以至于我们只能和那些最伟大的书生活在一起。”［14］7
在分析什么样的书是伟大的书之后，施特劳斯对于如何阅读大书的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方法，也正是对于阅读方法的独特理解让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有了独特性的内涵。施特劳斯认为，古典政治哲人为了避免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冲突学会一种表达自己思想的特别的写作方式，也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一种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也就是“显白教导”（exoteric teaching），另一种则是对政治有危害而不能够直接说出来的教导，也就是“隐秘教导”（esoteric teaching）。［18］施特劳斯认为，“显白教导”是一种我们每个人在文本中都能直接读出来的教导，而“隐秘教导”则是只有经过深度阅读才能够领会的教导。而施特劳斯认为阅读大书就在于读出大书中的“隐秘教导”［19］。
那么如何才能够读出大书中的“隐秘教导”呢？施特劳斯提出了“字里行间阅读法”。“字里行间阅读法”是指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要能够放下自己的问题而注意作者的问题，并且尽可能多地依靠作者直接或间接地说过的话，而尽可能少地依赖不必要的信息，并且在阅读中应该要尽量使用作者的术语及前提，而避免使用不必要的现代术语及前提”［20］，施特劳斯认为只有把原文仅仅当作一种文本形式，而不是具有前提概念和理论框架的理论，我们才能够潜入到文本的字里行间，才能够透过文本的表面意义，读出文本的“微言大义”。
施特劳斯告诉我们，“读伟大著作的过程就是与最伟大的心灵交谈的过程”，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这种交谈就不会发生，因为，最伟大的心灵在独白，而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换为对话，使他们能够一起进入这一交谈的聚会。”［14］8同时，施特劳斯也告诉我们，与最伟大心灵的交流，也需要我们能够“成为专注和温良的倾听者”，因为只有专注和温良的倾听者“才能够冲破名利场的喧嚣，才能够真正经历美好的事物。”［14］9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施特劳斯提出的阅读大书的方法就是哲学追问的方法。施特劳斯曾多次指出，“哲学就是对智慧的探讨，就是对关涉最重要的、最高的或最整全的事物的知识的探求”，［5］11而阅读伟大的书的过程也就是哲学追问的过程。
四、自由教育与回归古典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不是“学究”，并且也从来就不是“学究”，施特劳斯关于任何问题的探讨都是建立在其对于当代西方问题的深刻反思基础之上的［21］。在施特劳斯看来，当代西方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西方的现代性，而西方现代性的根源则在于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22］。因此，批判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和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也就成为了施特劳斯研究的中心任务。而自由教育作为施特劳斯在政治生活中从事政治哲学的方式，也就成为施特劳斯带领弟子们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最直接方式。
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和现代政治哲学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最集中体现就是现代民主和大众文化，因此，对抗现代民主和大众文化也就成为施特劳斯自由教育对抗现代性和现代政治哲学的最直接的表现［23］。那么，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是如何通过对抗现代民主和大众文化，来对抗现代性和现代政治哲学，而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呢？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施特劳斯所讲的现代民主和大众文化。
施特劳斯告诉我们，“与普遍贵族制不同，现代民主是一种大众统治，而就大众而言，民主能够正常运作的最重要的德性之一，就是选举冷漠，也就是公共精神的贫乏，民主因而的确不是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就是没有任何智识和道德努力可言，而被最平庸的能力所占据，并是极为廉价的占据的文化。”［14］5在施特劳斯看来，大众文化取消了“好坏”、“对错”、“善恶”的判断标准，因而，现代民主和大众文化将会把人类引向一种“报废的人”的趋向。也正是面对现代民主和大众文化所带来的问题，施特劳斯提出了自由教育的解决方式，也就是通过自由教育培养有德性和智慧的人，来对抗大众文化和现代民主所带来的堕落与虚无。因此，施特劳斯宣称：“自由教育就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就是我们从大众民主升至原初民主的阶梯。”［14］6
在表面上看来，自由教育对抗的是大众文化和现代民主，但是，当通过这层表面现象，我们会发现自由教育在更深层意义上对抗的是大众文化和现代民主后面的现代性和现代政治哲学。施特劳斯曾分析指出：现代民主和大众文化来源于现代性，而现代性起源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而正是现代政治哲学没有认识清楚哲学和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才造成现代民主和大众文化的产生。施特劳斯认为，自17世纪以来，现代西方政治哲学逐渐以“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的观念来对抗古典的“自然正义”或“自然法”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观念”，而“历史观念”的最终发展导致的却是“彻底的历史主义”（radical historicism）［7］29-34。而在这种彻底的历史主义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也就导致了“西方现代性的危机”［24］。
因此，施特劳斯指出，如果要彻底消除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和大众文化带来的问题，就必须回到深刻认识到哲学和政治社会之间关系的古典政治哲学之中。而对于施特劳斯来讲，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就在于阅读古典政治哲学家的伟大的书，而这种阅读落实到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领着弟子阅读大书的自由教育。
对于施特劳斯来讲，大书中蕴含的是对整全事物和整全真理的探讨［25］，更有着防止哲学走入歧途的方法。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诸神之争”的问题也是古典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问题，而古典政治哲学兴起的原因就是为了对抗古代世界的“诸神之争”问题［26］。因此，施特劳斯主张自由教育就在于读大书，特别是读古代的大书，为的就是要寻找古典政治哲人对抗“诸神之争”的方式。而施特劳斯通过自由教育领着自己的学生检讨整个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史的过程，也就是寻找古典政治哲学对抗“诸神之争”的方法。当然，施特劳斯领着自己的弟子通过自由教育回归古典政哲学，并不是要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而是回到苏格拉底问题，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形成原因与依据［13］10-11。
五、结语
无论从那一个角度去理解，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都是教育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这不但表现在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与其政治哲学思想的直接关联性上，也表现在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的特殊性内涵上。施特劳斯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布鲁姆（Allan Bloom）［27］、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雅法（Harry Jaffa）、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28］、罗森 （Stanley Rosen）等人一直坚守着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理念，坚持着带着学生研读经典的传统，这也成为施特劳斯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何评价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不同的思想家和不同的学派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批评其具有精英教育的倾向［29］，也有人认为其复兴了古典自由教育思想［30］，对于这些评价，在此我们不再一一阐述。事实上，在施特劳斯的这些经典著作面前，我们更应当做的是阅读而不是评价，正如施特劳斯所讲的，我们只有回到原文，经过“深度的阅读”，才能够了解文本的“微言大义”，而在我们看来，这个观点也正适用于阅读施特劳斯自己的著作。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J］．思想战线，2009（2）：59-65.
［2］胡辛凯.真正的列奥·施特劳斯请起立［J］．书城，2014（1）：65-71.
［3］王双洪.施特劳斯谈自由教育［J］．开放时代，2005（3）：35-41.
［4］沈文钦.自由教育与美好生活——施特劳斯学派自由教育观述评［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33-45.
［5］Strauss，L.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6］甘阳.施特劳斯与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后记［J］．书城，2009（9）：51-56.
［7］Strauss，L.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8］Strauss，L.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9］迈尔，H.隐匿的对话［M］．朱雁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8.
［10］Strauss，L.Socrates and Airstophanes［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4.
［11］柏拉图.法律篇［M］．王晓朝，译//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34-736.
［12］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09-310.
［13］Strauss，L.The City and Ma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14］Strauss，L.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M］//Strauss，L.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15］Strauss，L.Liberal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M］//Strauss，L.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16］吴晓春.列奥·施特劳斯——美国新保守派之父［J］．湘潭大学学报，2006（4）：136-139.
［17］马凤岐.“自由教育”涵义的演变［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2）：108-112.
［18］Strauss，L.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18.
［19］Sheppard，E.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Exile：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Philosopher［M］．Boston：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2006：102-103.
［20］施特劳斯，L；克罗波西，J.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1048.
［21］扎科特，C；扎科特，M.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M］．刘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5-47.
［22］刘小枫.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2.
［23］斯密什，S.阅读施特劳斯——政治学、哲学、犹太教［M］．高艳芳，高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96-300.
［24］施特劳斯，L.现代性的三次浪潮［M］．丁耘，译//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86-87.
［25］布鲁姆，A.巨人与侏儒［M］．张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89-390.
［26］Strauss，L.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270.
［27］Bloom，A.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M］．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343.
［28］伯格，R.走向古典诗学之路——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M］．肖涧，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3.
［29］刘小枫.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78-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