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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伦理范文1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来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在网络传播中，受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具备了在网络中制造和传播信息能力和条件的受众还可以直接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和能力赋予某些事件“显著性”，使事件逐步显著化、重要化而成为公众的“思考对象”，将公众注意力引导到某些事件和问题上，将事件演变为“议题”提到公众的“议事日程”上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在网络传播中被强化。
以“芙蓉姐姐”现象为例，“芙蓉姐姐”利用传播者的权力，借助网络平台，生产和传播自己的各种信息吸引公众眼球，使这些信息具备了“显著性”，逐渐成为大众议题，提上了大众的“议事日程”。
另一方面，“‘议程设置’是舆论导向的第一个阶段，即传媒通过有选择地报道新闻来把社会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特定的方向”①，“他们始终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是传播特权的拥有者。来自各种不同信源的信息总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他们的手里，经过层层把关，筛选过滤和加工，制成符合他们标准的产品后再传输给受传者”。②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媒体作为“把关人”控制着信息传播渠道，怎样反映公众意见完全由传者把握，大众传媒也正是通过这种特权地位实现了对舆论的引导与控制。而在网络传播中，网络成为受众自由公开信息、表达舆论的渠道，传统媒介中传者的“传播特权”流失，受众直接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网络传播链上缺省了传统传播流程中“把关人”这一环节，信息源就是传播者，“把关人” 与信源界限不清、角色模糊，“把关人角色的弱化和在某些传播通道内与信源角色的重叠，带来了一种深层控制缺失。”③这种以往传统媒介中传者“施控”形态的完全缺失，使得传统媒介为公众提供思考对象，告诉公众“想什么”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被极大弱化。
“芙蓉姐姐现象”在网上形成舆论后，传统媒体也加入对此的报道中。网络传播中，传者与受者地位的颠覆，使得传统媒介某种程度上无法发挥“议程设置功能”，反被公众设置的议程所“引导”。
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弱化
“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会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他们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反之则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这一心理过程在网络传播中有所改变。网络传播拓展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网络媒体具有“发表评论”、“推荐给朋友”等诸多功能，受众不仅可以随时发表评论，将信息在网络中开设的论坛、聊天室等功能社区中，还可以看到他人对事件的评价。在发表自我观点和获知他人观点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在网络中寻找同盟者来消解孤独感，主动避免陷入某一群体的“孤立状态”；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开放性特点，使得个人在表明意见时不用过多地担心自己会陷入“劣势意见”，使个人意见表明的心理过程更趋于积极和大胆；现代社会是个性张扬的时代，个性化的语言和观点不断受到社会认可。
该理论认为舆论的形成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过程的产物。在这里，“意见环境”是一个核心概念。网络传播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既可以实现面对面传播，又可以实现点对面的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网上的信息内容来自四面八方，又可以在无形的网络空间传向四面八方的用户，这使得网络传播能更深刻地作用于更大范围的受众，从而使过去相对明朗的意见环境复杂化。意见环境的复杂化反而造成意见环境对人们发表意见害怕孤立的心理降低，最终使得这一理论命题被弱化。
对“培养”理论的强化
“培养”理论指出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倾向性，人们心目中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这种影响不是短暂的，而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网络游戏是网络传播不可忽视的传播内容，对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巨大。许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世界，网络游戏中或激烈或血腥的打斗场面，无形中向青少年灌输暴力信息，使之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暴力观点和不良倾向，将虚拟游戏与现实社会混淆，把游戏中的场景在生活中模仿、再现。近年来“网婚”盛行，网民们沉浸在虚拟婚姻里，过着“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生活。现实中因“网婚”破坏夫妻和家庭关系的纠纷越来越多，虚拟婚姻导致了现实困境。网络传播对人们的现实观带来前所未有的制约和影响。
对“知沟”理论的强化
“知沟”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④由于经济地位不同，大众在接触网络和网络使用能力两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使大众出现网民与非网民之分。在“接触媒介”上，经济地位低下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水平和传播技能的低下，使那些低收入、低文化程度及从事低声望职业的人群成为“漏网”的非网民；在“媒介使用能力”上，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不仅在接触媒介上占优势，他们的媒介知识获取能力本身就处于较高水平，但“问题的关键是，互联网是否使他们‘如虎添翼’，进一步拉开了与其他群体间的距离”。⑤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获取媒介知识的速度加快，从而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之间出现“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两极分化，两类人群之间的“知沟”呈扩大之势。
网络传播具有与传统传播媒介截然不同的新特征，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对传统传播效果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网络传播正在以不可抵挡之势，迅速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世界的面貌，关注和研究网络传播带给传播效果理论的影响和改变，对传播学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P218
②③《“芙蓉姐姐”现象看网络传播控制缺失》，齐鲁生活网，2005-8-22
网络传播伦理范文2
(一)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
为了更加方便快捷地管理学生，高校应搭建学生信息管理平台，大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自主获取信息，教育管理者可以通过管理系统查询、统计、总结及分析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大学生因为缺少父母及时的管教和督促而存在懒惰的现象，所以，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考勤，详细记录上课迟到、缺课、违纪的学生信息并录入考勤系统，也可以记录下遵守纪律、表现突出的学生信息，既便于院系领导及时了解学生情况，也便于开展学生评估工作。
(二)网络交流平台的建设
为了在大学生和院系领导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管理者可以搭建一个网络交流平台。“留言板”的方式可以让学生发表对于学校规章制度的意见、上报学校基础设施的缺失情况、反映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个人主页”的方式可以在学生与辅导员之间建立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大学生可以分享书籍信息、优秀视频及精品课例等等;“班级论坛”的方式有助于班级内学生的沟通交流，进而影响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学生间的知识水平差距不大、兴趣爱好也几乎相同，彼此间拥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经过班干部的带动一定会传递出正能量。
(三)学生管理信息平台的建设
为了方便教育管理者各项学生管理信息，高校需要专门建立一个管理信息平台，及时更新教育管理者的工作推进情况。此外，学校的重要信息和会议通知需要辅以短信。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与日常教育管理信息也需要日常管理平台，包括每周的寝室卫生情况、寝室违规违纪情况、公物损坏情况、月末综合评比情况，院校领导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工作，并研究下月的工作重点。
二、网络传播视角下的管理创新
(一)把握学生的网络思维，实施针对性管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网络思维得到充分的激发，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思维方式多样化，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通过网络传播获得异常的发散，这也是网络获取信息的一大特点，当学生搜索某一条网络信息时，会出现一系列与之相近或有关的信息，大量信息的涌入使得学生在拓展知识范围的同时间接改变了发散式的网络思维;但是，这种发散式网络思维要求大学生必须具有强大的辨别能力，不能让网络上虚假与不良的信息影响他们的价值观。第二，思想平面化趋势。网络中的各类知识都以网址链接的形式存在，学生掌握的各种知识也都是基于网址的印象，较之传统的知识记忆需要常年的日积月累，网络传播使得知识结构的记忆方式发生了变化，便于大学生全方位地获取知识和看待问题;另外，网址的呈现方式既简洁又实用，极大地方便了学生记忆。第三，思想被动性。网络信息量十分庞大，大学生可以独立自主地选择信息，接受新鲜事物、提出全新见解，在网络环境中畅所欲言;但是，大学生的人生观和思想上还未完全成熟，判断是非的能力相对薄弱，思想容易受到网络信息的牵制，所以，教育管理者要充分掌握学生的网络思维，进行有针对性的高效管理。
(二)借助网络教育环境，引进情景化管理
现如今，加强大学生的生活体验意识极其重要，这就要求教育者借助网络教育环境引入情景化管理。所谓情景化管理，就是让大学生在一个无拘无束的环境中各抒己见、自由沟通。创建一个既有利于师生又利于管理者进行交流的情景化管理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为了让大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教育管理者一定要以大学生为中心，使大学生无论在学习中还是生活中都占据主导的地位，使他们拥有独立自主的选择权，教育管理者则在教育和教学中发挥辅助和引导作用，引领学生健康成长，推进情景化管理，分享优秀的网络教育资源。第二，选择恰当和优秀的信息资源陪伴学生成长。培养大学生的自我创新能力和团队意识是大学教育的重要部分，教育管理者既需要创建一个共享的活动情景来培养大学生的团队意识，还需要充分掌握各种信息资源，换句话说，教育管理者要把传统的直接干预转变成利用信息资源的间接干预。第三，为大学生的勤工助学提供服务，为大学生排忧解难。教育者借助网络平台的交换模式就可以了解到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并给予相应的帮助和引导，通过教育者敏锐的观察，学生的困难也一定会得到解决。
(三)注重网络与现实的互动，优化教育资源管理
现实世界和网络虚拟世界都会影响到大学生的成长，只有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这就要求现实生活中的学校、家庭、社会与网络虚拟环境中的社区团队共同努力，优化教育资源管理，在肯定网络教育环境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相互促进，共同辅助大学生的成长。
三、结语
网络传播伦理范文3
关键词：网络时代；影视文化；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G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077—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提出“传承创新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发展目标，那么我们国家能否利用凸显民族文化的影视，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为世界文化提供更具生命力的新价值导向，是影视文化发展中面对的重要课题。
文化软实力（ soft power）的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部长助理约瑟夫? 奈在1990年3月发表的文章《衰落的误导喻》中提出。也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1]（P11）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这些实力均要通过大众传媒体现出来。
一、网络环境成为传播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与全新渠道
我国首部《文化软实力蓝皮书》指出，以web2。0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建构与传播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平台与全新渠道。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12年1月16日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而网络视频的用户规模则达到3。25亿，使用率提升至63。4%，远远大于通过影院、电视和购买光盘观看的受众人群。今天的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通过视听网站点播下载电影和电视剧，利用手机等电子产品随时随地收看。
以网络为传播平台，影视文化的传播方式更为多元化。借助高新科技的互联网平台和手机平台，影像资源大大丰富的同时，上传和下载的过程却显得简单而方便，影视的传播形式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影院和电视台模式，逐步向立体化、多元化的传播方向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为双向互动、即时传播和差异化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满足了受众多元文化的消费需求。[2]网络环境下的影视文化传播不仅改变了传统受众的文化消费习惯，而且促进了新的文化群落的形成，推动着多元文化的向前发展。
二、影视文化体现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
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典型特征，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征，有其独特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魅力和思想源泉，为中国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不竭动力。
（1）影视产业是整个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借助视觉影像、声音和色彩等影视语言，表现我们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比如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电子屏播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片，因其色调强烈，形象突出，引来游人驻足观看，同时借助网络平台的扩散传播，在网上也引起广大网民的热议。30秒长度的电视宣传片，以“中国人”概念打造中国形象，选择的都是国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包括邰丽华、吴宇森、姚明、袁隆平、杨利伟等涵盖国内各行各业的数十个杰出华人，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诠释中国人形象。宣传片以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红为主色调，画面大气磅礴，音乐浑厚激扬，通过时代广场的电子屏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各个频道进行播放，借助国际主流媒体影响力来客观展示中国形象，更加自信、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软实力”，争夺国际话语权。
（2）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与文化象征的影视艺术，已经成为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影视文化通过网络和传统媒体等影视传播途径，让世界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民族的悠久文化和国家的朝气与力量，使影视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P11～12）比如电影《卧虎藏龙》中所展示出的中国传统建筑，古典的中式婚礼，写意的翠竹山水等都是华夏民族典型的文化符号；十八般武艺的武打设计，配以大鼓小鼓密集的鼓点，让观众感受到一股浓郁的“中国风”，通过影视艺术的独特表现形式，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博大的文化内涵。
（3）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融进影视作品，能强化作品在世界影视范围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影视作品兼收并蓄世界各地文化的有益成分，通过网络和传统媒体的聚合传播，将有利于影视艺术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不断更新自身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以获取更多观众的青睐。
三、影视文化的价值观导向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1）美国的影视作品通过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视觉影像来传播其文化价值观
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科技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无形中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各地人们的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已经将影视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阵地和主要手段，通过吸引、感召、同化受众，从而获得受众的认同感、亲近感和归属感。我们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形成一种事实认同，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自觉自愿地接受这种文化价值理念。[4]（P65～70）而作为影视的传播渠道，由于传统媒体的传播手段容易受到政策、技术的限制，很难实现全球性的传播，相对而言互联网新媒体由于其技术瓶颈的不断突破，传播渠道越来越宽泛，所以网络已经被美国等欧美国家选为传播影视文化的最佳新阵地，成为提升其文化软实力的又一新渠道。
网络传播伦理范文4
针对目前我国网络媒体公信力不足的现状，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增强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对策。
一、政府的努力与措施
1、建构有弹性的网络媒体传播规范
目前，我国对网络信息传播方面的规定尚不全面和细致，对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也没有专门性的法规制度，只能参考一般性的法律法规。然而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将现行的知识产权法框架应用于电子市场这一新生事物显然是不可行的。特别是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不同，国际条约的局限性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对网络媒体的跨国保护问题认定困难。因此，对网络媒体而言，有必要建构有弹性的网络社会传播规范。即这个规范的功能覆盖范围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只适用于某一国家、某一群体或某一个人；要具有功能上的兼容性，人们的网络传播行为方式应符合某种一致的、共同的原则和标准；同时还应保证能够随着网络社会变迁过程的展开不断作出适应性的调整。
2、探索行之有效的网络媒体采编管理体制
宏观上，政府应当加强对网络新闻传播的监控力度，对网站的传播领域和新闻来源进行严格把关，使网络新闻的采编有章可循，避免网络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微观上，各个网站应借鉴传统媒体采编机制和经营机制上的有益做法，建立采、编、审、播各程序的严格制度，同时，网络媒体应将新闻传播与商业行为严格区分开来，使其处于各自独立的地位和运营模式，为网络媒体的高效运营和长久发展赢得竞争力和公信力。
3、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加强舆论监督
政府信息透明度，即政府信息公开。在我国，党和政府是信息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其信息公开，直接有助于提升新闻媒体的公信力。2003年我国非典疫情爆发前期，媒体支支吾吾，集体失语，就与政府因素直接有关。其后果就是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受到不利影响，进而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因此，媒体要提供真实、及时、全面的新闻信息，政府增加透明度首当其冲。[1]尤其网络媒体更应健全准确、高效的新闻机制，在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中（如“非典”），建立向公众、向多类媒体及时通报新闻信息的制度，加强舆论监督。“流言止于公开，谣言止于透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政府和主流媒体报道滞后的被动局面出现，净化网络新闻信息。
4、奖惩分明，鼓励真实原创，打击制假传假
目前我国网络媒体没有新闻采访权，这使他们很难在网上发表自己的声音。网络传播学者孙坚华在《提升网上新闻服务的品质》一文中说“因特网精神，最根本的一点恰恰是原创，而非复制。”[2]因此，政府应通过设立“最佳网络原创新闻奖”等奖项鼓励真实原创，开辟独特的网络新闻专栏，从而改变网络新闻的纯报摘形象，增强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造谣惑众的行为，在技术和法律双重层面上保护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二、网络媒体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1、增强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
提高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与其社会责任意识密不可分。作为网络媒体，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网络媒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有：舆论引导、信息传播、培养教育和提供娱乐等。社会责任心缺失势必影响网络媒体的传播效果，因此，严格履行这四个方面的职责是增强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关键。
2、提高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首先，增强网络媒体经营者自身的公信力意识。媒体公信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其丧失却可能只在瞬息之间。作为网络媒体的经营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高度的公信力意识是提升媒体公信力的首要前提。
其次，提高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媒体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传播者的专业素养和人格力量。一个记者的基本要求除了公正、平衡，还要尽量追求客观，要讲求新闻的真实性以及非常专业化的水平。因此，必须加强对网络新闻传播者的教育培养，让其研究一些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充分掌握受众，切实改善服务，找到真正适合网络媒体的新闻采编方式。同时，各新闻教育单位应加大对网络新闻传播专门人才的培养，建立一支适应网络传播的专业化采编队伍，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进行积极有效的传播。
再次，加强网络媒体从业者的自律意识，包括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
加强对网络媒体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教育，特别是新闻伦理教育，强化其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提高其职业道德修养，进行自我约束。同时，积极拥护、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因特网传播的政策法规，充分尊重网络产品的知识产权，并有义务为法律规章的制定者提出自己的见解，使其不断充实、完善，形成一套专门的网络媒体法律法规。
3、强化网络技术的屏蔽和约束效应
网络社会，是由不同的网络社区组成的虚拟社会，其存在的基础是网络技术。加快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有效控制不良信息流通，也是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的一个有效途径。
为此，必须加强网络安全技术建设，加大网络安全投入，将网络安全的理论研究与网络技术的研制开发结合起来，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同时注意培养更多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与管理的高级人才，加快与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与法规建设。只有把法律法规与网络安全技术结合起来，整个网络系统的安全性才有保证，网络媒体才有公信力可言。
4、加快网络媒体与其他媒体的合作
首先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合作。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传播手段上存在着交叉性，新旧媒体之间有互补短长的需要，同时，融合能够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最终搏取“多赢”局面的到来。
其次，商业网站与传统媒体网站的合作。商业网站拥有比较熟练的技术制作能力和较强的新闻传播影响力，但缺乏足够的新闻资源，尤其是不具备新闻采访权，而媒体网站自身的技术制作能力和新闻传播影响力有限，却拥有丰富的新闻资源，两者结合，优势互补，容易形成强势，获得市场经营上的双赢。
最后，国内网络媒体与国外网络媒体的接轨与合作。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外媒体巨头进军中国市场，国内媒体的生存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对此国内网络传播事业必须尽快适应“规则”，融入全球市场，学习对方先进经营管理技术和实践经验，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目前的政策保护，加强网络立法与网络政策的国际合作与协调，通过缔结共同管理网络空间行为的组织和法规来规范网络伦理，增强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三、网民个体的自律
网络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法制、技术、管理、伦理等多种手段的齐头并进。就伦理建设而言，由于网络伦理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网络伦理建设的具体措施也需要多层面、多角度的协调配合来进行。
1、树立崇高的网络伦理道德观念
网络伦理要求人们在从事网络活动时，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最终目标和评价网络行为选择的最高道德标准。这就进一步要求强化网络主体作为人的“类”意识，强调任何个人和局部网络的利益及发展机会不应以损害其他局部和人类整体的利益和发展为代价，树立崇高的网络伦理道德观。
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个体的网络行为就不能不顾后果，而应采取积极、审慎的态度，作出正确取舍。绝不能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或为了验证个人的能力而置整个人类的利益于不顾，去制造和传播电脑病毒等其他网络犯罪活动。就国家而言，任何跨国界的信息传播，都应考虑信息输出国或接受国的法律规划和文化传统，而不能把本国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更不能对持不同政见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恶意攻击，大搞文化侵略，以期达到从思想上、文化上统治奴役他国的目的。
2、实行严格的网络伦理道德自律
网络伦理道德自律是指网络主体对自己的道德责任感有发自内心的认同，从而将外在的道德准则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意识，自觉地按照网络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3]网络道德自律，是一种积极进取的高层次的道德自律，它要求人们在网络实践中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自觉遵守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自觉监督其他网民的违规行为等，力求在人人自律的前提下，建立一个高度自治的理想社会。
实现网络伦理道德自律，首先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一套网络道德规范体系，为个体的行为选择提供伦理指导，以免个体面对多种行为选择时茫然无措。其次，要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帮助主体提高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培养网络道德意识，使之真正从内心认同网络道德准则。
3、勇于对自己的网络行为承担社会责任
网络传播主客体的交互性特征，使得其传播过程往往是通过传播者与网民交互传播共同完成的。因此，就网络传播而言，讲究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网络媒体传播者一方的事，每一个参与传播过程的人——网民个体都应当增强社会责任感，勇于对自己网络行为的社会效果承担责任。
网络空间并非道德真空，而是由成千上万的网民个体组成的社会，网络主体的所作所为有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且在涉及空间和持续时段上都远远超过物理空间的行为影响。因此，行为主体必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区分“能不能做”与“应不应该做”。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敢于承担责任，切实负起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综上所述，网络媒体公信力的提升不在一朝一夕，需要政府、网络媒体本身和网民个体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和长期协调合作。政府的努力和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网络媒体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关键环节，网民个体的自律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只有这三个方面各司其职、携手发展、相互促进，网络媒体公信力的提升才将指日可待。
注释：
[1]王欣：《提升我国媒体公信力之对策》，《新闻前哨》2004年第5期，第15页
网络传播伦理范文5
论文摘要:跨文化网络传播是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生存境遇，对人的文化生存带来诸多影响。在这些文化影响中，文化认同危机的加剧、文化冲突的易发性等问题构成了网络空间跨文化“交流的无奈”。这种交流困境的存在可以从全球化的文化影响以及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加以解释。摆脱这种交流的困境，跨文化网络传播也需走向伦理结构。
如今，没有谁会否认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地域性界限不断地被打破以及跨国、跨地区之间各种往来的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彼此之间“相遇”和“交流”的渴望也日益迫切。这正如上世纪末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佼流的无勘一书中预言的“‘交流’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越是看不见的东西，渴望便越是迫切”。
1990年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又为跨文化传播构筑起全新的场域—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加速流动，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信息接触量与日俱增，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景观经由网络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焦点，世界在人们面前加速呈现。在网络中，属于不同文化类型的个人、组织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整合于一个平台，网络建构了一个跨文化传播的立体化空间，提高了人类跨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交锋、碰撞日益加深。网络似乎“从技术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文化间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大众传播媒介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信息的流动达到一个新阶段，但它同时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难度。彼得斯早就对所谓“技术说”的乐观主义倾向提出过批判，“今天有关交流的紧迫问题一—时空的远望(如因特网)、经验和身份的复制(如虚拟现实)—在过去的年代，就曾以类似的方式探索过了”，在他看来，这种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交流难度的增加并非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对原本就存在的障碍的“扩大”，或者是使某种希望在最基本意义上的再次“落空”。
于是，不得不怀疑人们对跨文化网络传播所做的浪漫期盼只是一种新技术到来时常患的“欣快症”。互联网技术虽然进一步强化了詹姆斯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中央转换器”的作用，在接触层面上增加了文化间的交往机会和频率，或重或轻地在“唯我论”所宣扬的那堵无法逾越的“心灵之墙”上凿穿了几个小孔，但这种交往方式的改变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基本困境。网络绝非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可以将隔阂一捅就破的“传心术”，在本原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法直达心底或真正分享内心经验;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仍被重重迷雾所围绕，无法绕开“交流”所固有的“宏大而哀婉”的属性。
一、数字化文化冲突如期上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融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几乎没有一种本土文化能够固守自己的边界而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跨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间的吸引渗透促使每一种文化做出一定的调适甚至转型，当某种文化打上了异质文化的标记时，文化融合便发生了。在自主选择和均衡传播下发生的文化融合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自然的过程，它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就这一层面而言，网络空间整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形态，技术的融合的确增加了文化融合的机会。
然而，文化融合必定要经历各种文化缓冲体的抵御，特别是处于文化深层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情感定式、思维方式等，这些往往难以穿破。“网络交往中虚拟身份依然可以演绎出多重交流情境，但现实文化身份还是起到统摄的作用，越是深人的交往，越是能接近面具背后的真实脸孔”。彼得斯曾明确地指出，“无论如何，交流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于人自身，人们真正担心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或文化的降格，……，我们内心深处也塞满了不速之客。人与人的心灵交流原本就存在着许多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无奈”，上述基于不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差异正是彼得斯所言“内心深处不速之客”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构成了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
在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间的相互吸引渗透并未轻易逾越文化深层的基础结构。网际交往虽然以在线身份来进行，但虚拟文化身份背后的真实文化身份却起到制约与统摄的作用。近年来，以黑客攻击、网络抵制为代表的跨国网络传播事件凸显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热情，“植根于现实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化差异并未因数字代码的兼容性而被抹平”。因此，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交往并没有真正打破现实的藩篱，文化深层结构的排他哇导致跨文化冲突难以避免，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换了种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呈现。
二、文化认同难逃“离散化”梦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认同是另一个核心问题。“文化认同是指文化身份的确认过程，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是个体进行文化定位、避免文化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对处于跨文化传播情境中的人来说，文化认同可以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应该说，依靠文化接近性形成的在线聚集是跨文化网络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处于跨文化情境中的人可以通过在线社区来与原有文化保持不断的联结，从而在新的旅居者文化身份和既有的文化身份之间建立一定的平衡。
然而，彼得斯指出，“大众传媒的常规观念捕捉到的，仅仅是巨型信息系统中异化的潜在趋势，而不是人际魅力的多重技巧”，这段话的背景虽然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造就的“大众传播”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相比所存有的缺陷，却也应验了当今网络空间跨文化传播的尴尬—尽管就技术而言，网络提供了一种高效便捷的文化调适方式，但这毕竟是一种虚拟的联结，“传媒和信息交流网在提供文化交流的非地域性的同时让我们轻信一种近邻性，而这种近邻性则是一种假象、一个陷阱。
文化认同的危机不仅从未在跨文化网络传播中消失，而且伴随着现实社会深度文化依存的打破，在网络空间中反而不断加剧。在网上，人们通过建立各种虚拟社区发展出一些新型的文化交往方式，这些虚拟社群逐渐替代传统的社交场合成为最新的亚文化培育场所，并且不断地向现实空间延伸其利益诉求。在网际交往中，身体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在交往结构中的位置，主体的构型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信息方式把主体重构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非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地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在网络中，构建和发展新型的文化身份变得十分容易，文化认同走向多重化和离散化，有学者指出，“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的流动加速变得十分普遍，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型的、拼接型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
三、网络传播:反思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面视镜
跨文化网络传播可以将现实交往关系延伸到网络空间，以产生跨时空的高效迅捷模式。网际交往不仅是对现实交往的延伸，还是一种“数字化”的创造，它可以生产出具有网络文化特征的虚拟交往方式。于是，跨文化传播的所有关切问题都集聚在网络空间，演绎出跨文化网络传播的复杂格局。
由此，我们需要拨开迷雾见本质—跨文化网络传播的核心是技术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解除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是达至跨文化传播目标的前提，然而传播技术改变的只是文化的表现形态，处于文化深层的心理结构作为历史的建构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网络空间并不能造成现实文化基础架构的崩塌和重组。跨文化网络传播延续了“交流的无奈”，这并不是技术导致的结果，而有其文化的根源。无怪乎彼得斯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有当代人才会在“交流”问题上有如此的焦虑，他们彼此虽近在咫尺，却又相距万里!”
网络传播伦理范文6
一、网络政治信息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正面影响
网络政治信息具有政治性、方向性、战略性的特征，通过广泛传播主流政治信息，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政治认知，塑造现代政治人格。
（一）传播主流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总和，每个阶级必然存在反映其阶级属性的政治文化――主流政治文化。在特定的政治体系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传播主流政治文化；而青少年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理应接受并内化主流政治文化。虽然传播方式多样，但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必然是官方可控的大众媒介。在信息化的网络时代，网络自然成为青少年接收社会政治信息的重要渠道，通过广泛接收网络政治信息，经过自身政治实践逐渐内化并认同主流政治文化。
（二）提升个体政治认知
政治认知是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
[2]。青少年只有具备了正确的政治认知，才能通过政治实践转化为政治行为，最终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借助网络传播的信息涉及各个方面，其中包含大量政治信息，为青少年及时了解国情、世情带来了便利。青少年通过网络媒介，既能了解大量的政治现象，丰富政治知识，拓展政治视野；又能浏览、分析各种政治观点，并运用新媒体将这些政治信息进行传播和交流，深化政治认知、提升政治理性。
（三）塑造现代政治人格
政治人格是“行为主体的政治性格特征的总和及其惯常行为模式”[3]，具有时代性的特征。我国公民深受封建政治体制、结构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传统的政治人格――独立性缺乏，依附于权力生存；由于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政治环境下，传统政治人格也缺乏开放性。当前正处于信息化的网络时代，网络政治信息的丰富性、开放性前所未有，青少年广泛接收网络政治信息，获得了适应当代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政治知识，培养起政治态度和情感，逐步形成比较稳定的现代政治人格。
二、网络政治信息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负面影响
网络政治信息是一把“双刃剑”，在推进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减缓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进程。
（一）消解主流政治价值观
主流政治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在一定政治背景下形成的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政治价值观念。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较为单一，传播的政治信息与官方保持一致，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呈现出单向主导的特征，有助于形成主流政治价值观。网络传媒迅速发展，扩大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但对主流政治价值观也造成冲击。特别是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青少年由于社会经验缺乏，往往被动地、无甄别地接收网络政治信息，易被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利用，经由网络误导其政治认知和评价，最终逐步消解主流政治价值观。
（二）淡化个体政治责任感
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相比，网络具有传播主体广泛、虚拟性、开放性等特点。任何个体都可借助微博、微信、邮件、论坛等传播政治信息，在监管尚未全覆盖的情况下个体行为往往缺乏约束力。在网络空间中，每个人都是虚拟的个体，隐匿的个人责任感会降低，特别是对于自身约束能力较差的青少年。同时，开放性的网络使政治生活更加透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更多地暴露在青少年面前，理想与现实形成反差，青少年产生政治认知矛盾，原有的政治认知逐渐模糊，甚至产生政治猜疑心，政治责任感也随之淡化。
（三）削弱个体政治实践力
青少年要实现政治社会化，必须经过政治实践环节。丰富的网络政治信息使青少年能及时了解社会政治生活状况，但这些信息并非青少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网络是一个虚拟化的空间，青少年在网络交往过程中把自己与外界隔离，习惯于用虚拟的“人机交往”代替现实的“人际交往”，这样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青少年的政治实践力。同时，青少年借助网络与他人进行政治交往，由于政治认知能力较低，通过浏览网络政治信息而形成的政治意识也会因缺乏实践经验而降低科学性，最终将不利于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实现。
三、调控网络政治信息促进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路径
网络政治信息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客观存在，科学调控网络政治信息、因势利导，是促进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必然选择。
（一）建设主流网络文化阵地
借助网络传播主流政治信息，弘扬主流政治文化，加大青少年政治教育力度，是引导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通过网络进行文化和价值观渗透，使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难度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调控网络政治信息推进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难度。主流网络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理应承担起建设主流网络文化阵地、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任务，积极宣传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传播主流政治信息，弘扬主流政治文化。当前，加强主流网络文化阵地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网络思潮。调控网络政治信息，为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创造良好的网络氛围，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步培育起主流政治价值观，必将加快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二）加强网络阵地监管
将监管延伸到网络空间，加强网络阵地监管，发挥“硬约束”对青少年网络政治行为的监督、管理、规范、调节作用，是推进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必要方式。网络阵地辐射范围广，有效监管需动员各方力量。各级政府应结合青少年特点制定出具有区域特色的制度、规定等，扫除法律盲区，并加大宣传力度，用法律法规来约束网络政治行为。相应地，各级管理部门应加大对网络政治信息的监管力度，严格把守网络政治信息入口，规范网络政治信息审核。从技术层面看，应大力开发安全技术，建立多层次的信息安全技术管理系统，以便进行有效地监控、过滤。对青少年这一群体而言，可建立专门机进行引导、监督，一旦传播不良政治信息时要及时进行教育引导，提高抵御不良政治信息的能力，规范网络政治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