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1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前提性：客观性与可能性
探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意在揭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的基本原则，包括其哲学性前提，并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哲学性的反思，从而拓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性视域。首先，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其理论客观性何在？可以这样认识问题：其一，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构建进行前提性的反思，这一前提性的反思则必然要求进入哲学的语境，进入哲学的视域。所谓“哲学基础”，其意涵包括理论前提的廓清、学科内容设定、方法论原则规范与价值导向的反思等基本方面，这些基本方面是由哲学的根本精神所规定的。探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其客观性及其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其客观性而言，管理的行为与活动在以往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可避免，现代管理在今天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样无可避免。因而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作为管理活动与过程的反映与反思，包括对于相应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与升华一样无可避免。就其必要性与可能性而言，没有实践的理论是虚无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有实践的理论还必须有哲学的基础与指导，笛卡儿在《沉思录》中将人类的知识体系比喻为一棵大树，而树根则是哲学。法国学者麦基也曾在《思想家》一书中指出：哲学不过是人类文化的地基。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就在于对知识系统进行前提性的廓清与厘定，并进行反思。这就要求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认真考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设计与内容配置问题。其二，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进行意义性的反思，这也要求必须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置于哲学的论域之中。因为，哲学的根本精神还指向对终极意义的关切，赫舍尔曾写道：“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①所以，任何理论都应当从意义的维度反省其旨归，这一维度也成为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必要性；其三，管理理论与其哲学基础应该在一种思辨的张力中同步生成，没有实践基础与哲学基础的管理理论，是不彻底的、无根基的管理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要求学界必须遵循并探析其隐含在管理实践过程中的哲学基础。
其次，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努力何以可能？或可这样理解问题：一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必然都有其隐蔽的前提与基础，都暗含着某种价值判断与价值导向。因此，尽管目前国内学术界较少论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现代管理过程中的思维、理念与哲学基础在现实中是空缺的，只是意味着其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不过是隐而不显，有待开显、论证、理论化与系统化而已。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然包含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之中并蕴含着其独特的哲学基础，这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构建其哲学基础的现实前提。二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环境与条件已经日趋成熟，主要体现为中国现代管理方面的学术成果日益丰富，并初步形成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为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奠定了现实条件。三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实践性与时代性的特色，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具体化，又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国别化，并贯穿着时代性的鲜明特征。直面中国的、具体的、现实的管理过程中的践行问题，“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服务中心。”②这就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的生成奠定了现实背景，从而，完全可能从时代性与中国化的角度去探思与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历史结构：从单极主体性哲学到多元博弈性哲学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因其突出的实践性而具有明显的历史性质，具有相应的历史形态及其历史结构。因而，沿着实践与历史的维度去剖析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必要的。从实践与历史的双重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情况，宏观经济的管理是从指令型的计划体制模式到博弈型的市场体制模式的转型历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决定性”，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将进一步深化。在从“计划决定”到“市场决定”的转型历程中，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将从单极主体性哲学转变为多元博弈性哲学。就指令型计划管理理论来看，其哲学基础主要包括如下层次：其一，理性管理论。实质上，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其暗含的哲学基础就在于，对于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即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人们是可能以自身的预测、设计、计算、规划、布局去指导、整合、规划、监管以及协调的，换言之，相信存在着某种机构，它具备合理处理供给与需求的信息的权能，其核心的哲学理念是对于人或机构的理性能力的坚定自信，从而把人们的理想追求与社会的实际存在人为地“理性化”与“一致化”了。其二，事先决定论。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供给与需求应该被置入预期的和先期的管制之中，并且这种预先的规划与管制可以有效地规避资本主义市场化管理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缺陷与“市场失灵”，从而更优地实现管理的效能。因此，调配资源的事先计划性被摆置到第一位的地位。其背后所潜藏的哲学基础是强调信息系统的“客观性”与人类活动对于过程的“可控性”，并突出“事先”的优位性。其三，权力主体性。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将指令、计划、规划的主体确立为政府与权力，即以政府与权力作为配置资源、实现资源管理的中心与平台，强调政府与权力在整个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上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宏观管理的活动与理论总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状况，权力驱动的特征在客观的管理实践上则成为最显著的特点。其四，整体优先论。我国指令性计划管理确立并推行的是单一主体性，即在管理实践中践行个体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在个体与集体、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渗透与体现的均是整体重于局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整体论哲学思想。总之，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管理理论，其哲学基础可以被视为“单极主体性”，所谓“单极”指的就是在“预定”与“博弈”中信赖“理性”，在“预期”与“过程”中突出“事先”，在“政府”与“市场”中重视“权力”，在“总体”与“个体”中优先“整体”，即从一种假设的二元性结构出发，并将其中某一者视为基础与核心，而将另一者“依附”于前者的基础之上，以寻求结构的统一。这是典型的基础主义哲学思想。
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前管理理论的校正与纠偏。管理实践持续性的现代化，必将突出“现代”的运动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有学者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内各环节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带动、相互促进”，③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主体多元性、要素互动性、因素复杂化等特征。从哲学角度看，这就必然强调多元、交互的主体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逐步确立了市场模式，其实，市场管理思维的哲学背景就在于强调人类活动的过程性与复杂性，这种过程性与复杂性其实是利益多元性的体现与实现。市场思维认为：供给与需求的问题，资源配置与管理的问题，其流通渠道、过程管理、决策机制、监控体系、反馈模式等都是多元因素参与的，且各种复杂因素都会交互作用，处于变动不居的博弈之中，根本不可能一次性地、也不可能事先地给予绝对的理性化的把握。在这方面，西方学者的思想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例如，哈耶克不仅假定人接受、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最关键的在于，高度现代化时期，信息不再是一种可以提前预知的事物，信息本身就必须通过实践、通过接触，才可能有所把握。吉登斯认为，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面临初级现代化的管理时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到了发达的现代化阶段，计划模式则不可能有效。因此，在不断拓展与深化的现代化历史条件下，在信息总量无限与快速变化的环境面前，理性、预期、政府、权力、整体根本不能单一地发挥作用，它们均只能作为一种元素参与到系统的管理之中，管理的主体绝对不是简单的单极性的，更不能从基础主义的哲学角度去理解现代管理问题，而必须将单极化的基础主义哲学观念发展为多元化、交互性、过程性、博弈性的现代哲学观念，只有在这一平台上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奠定哲学基础。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历史辩证法
研讨并建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应注意这样一个前提：即在与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的比较中突显中国特色。对此，国内学者将其精炼地论述为：“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自身的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在探索和把握管理科学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又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努力实现管理理论的中国化。”④而中国化的现代管理理论所应指涉的背景应含有空间与时间两个层次，空间指的是突出中国的地方性，时间指的是突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这一时代性。由此而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西方管理哲学的思维框架中突围，必须从中国的时代背景与地方背景出发，必须凝聚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与回答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声音。毋庸置疑，历史辩证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
为什么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确立为历史辩证法？首先，根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中国化”性质。由于“中国化”既具有相对性，同时又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涵之一，因此，必须将具有普适意义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作为其参照背景，才能深入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方法论的特色性。一般而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可以概述为两种对峙的方法论原则：一种是经验论原则。这种方法论原则就是将西方管理理论作为纯然合理的体系加以接纳，再以实证化的态度提炼其哲学方法论前提，因此，它采取的是对以往管理理论的无批判态度，坚持并将单一的效率原则、定量计算原则、组织理性化等思想提升到哲学的层面。经验论原则接受并认可日趋固化与物化的管理经验，在物质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突出信息化特征；在人事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构成与之匹配的层级制；在绩效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强调量化效益与物化成果，如此等等。以人为本、人的因素以及管理的适合性被主动忽视。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管理哲学之经验论原则的实质是一种建基于物化基础之上的观念，而“物化的概念存在物只存在于肯定的特征之中，且静静地在其自身的有限中持续着。”⑤因此，这种物化的经验论原则终究是一种对以往事实与过程的潜在肯定与辩护。
另一种则是完全反对前者的超越论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从物化的以往事实与过程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中突围，强调对相应管理理论所暗含的哲学前提进行反省与反思。超越论原则反对经验论对于效率原则、定量计算、物化理念、工具理性的无批判态度，其实质在于揭示并指认现代管理理论对人的压抑与侵吞，将一种诞生于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思绪延续至今。在当代，卢卡奇对物化理念的批判，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数学化的批判，阿多诺对启蒙精神之工具理性的反思，都可归入这一思想框架。
应该说，上述二者均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也是对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哲学回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源出西方现代化背景的方法论原则是否契合中国现代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它们都不契合、不适合中国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践。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其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尽快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并迅速提升生产力水平，依赖并借鉴科学技术，以系统化、信息化的思维对管理对象进行合理化的管控，这是必须经历的、不可绕过的过程。其中可能发生的某些“物化行为”，往往带有必然性，不能简单地否弃，也不要一味地从先验的对其进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道德评估与价值审判。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有自己特定的国情基础，有从实际出发的适合的哲学基础。如果忘记了这“两个基础”，也就是忘记了历史辩证法，忘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其次，也不能简单地认同并接纳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之“经验论”与“超越论”之外的其他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反思的题中之义就暗含着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前提检审与价值反思。一方面，哲学方法论原则必须具有超越性的维度，而不能沦为对日常经验的尾随与附庸，批判与创新精神是必须彰显的，也是哲学反思的意义所在。进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最大意义就是有效支撑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经验论”与“超越论”，构建崭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话语空间。
简要地说，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超越论”的哲学方法论不同，不是从某种既定的价值原则、道德标准出发，其反对外在于现实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辩证法对于实践的进程，对于历史本身有着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并且这种进程有着“回复自身”的辩证逻辑，因为实践本身就会开显出一个价值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即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的思路研究资本主义，强调只有历经资本主义的洗礼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与积极扬弃，从而在历史的现实进程中开启一个价值正当的世界。其正当性与意义性，恰恰内在于历史的辩证逻辑之中。
历史辩证法也拒斥“经验论”的哲学方法论，并不完全认可物化的世界，它强调从现实的空间，经由历史的进程对工具理性、计算思维进行审视。其关键在于，这种审视绝不是先验式的、外在的突围，而是辩证式的否定与扬弃，是历史性的、内在性的否定。因此，必须经历并接纳物化管理的阶段，在物化管理阶段全面深入展开的同时也就孕育着其自身趋于瓦解的历史命运。可见，历史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写道：“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⑥进而，就辩证法的否定性而言，马尔库塞写道：“辩证法的力量存在于批判的确信之中，全部的辩证法都被一种弥漫着本质否定的存在形式的概念联系着。这种概念的内容和运动也是被否定所限定的。辩证法批判所有的实证哲学。”⑦而物化的管理哲学就是实证哲学在管理理论上的思想投射。
马尔库塞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属性，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构筑的历史话语，将辩证法与历史观有机地融合起来。他写道：“马克思精心制作的辩证法，是作为领悟内在对抗性的社会的一种概念性工具。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固定不变的概念分解为矛盾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反映’历史的实际结构和运动；辩证法就是要在理论上再现现实的本质。为了恰当地再现它，为了提供一种合适的历史理论，传统的范畴必须重新加以规定，因为它们隐藏了而不是暴露了发生过的东西。然而，思想结构与现实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只是反映与相符。”⑧奥尔曼则突出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与历史性，他写道：“辩证法是革命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将现在看成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它迫使我们将现在的来源和趋势作为它本身的一部分而加以考察；还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作为这个过程中——其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的行动者与牺牲者，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个过程。在维护‘一切都在变化’这一朴素真理的过程中，未来是作为一种选择被提出来的，其中惟一不能选择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⑨因此，历史辩证法并不否弃超越，只是将超越视为内在于历史进程中的超越。这些哲学性话语，置换于管理理论的语境中，就是说，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基于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局面，正如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国情客观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历史定位”。⑩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背景下，一味根据某种外在的价值标准对管理理论进行哲学性的批判，这种超越论的方法论原则并不适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建与发展；当然，中国的国情与逻辑也要求进一步深入发展现代管理的工具理性，突出管理的效率化与系统性，进一步强化管理理论的信息化运作与思维。
同此，在这一推进的实践进程中，物化管理模式会逐步暴露其自身的矛盾，构建超越于效率之上与计算思维平面上的价值合理性才会被提上历史的议程，并进而现实地予以解决。马克思对此曾概括道：“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1}因而，只有在成熟的历史时段，才会发生实质性的理念跃迁，建立于物化基础上的管理才能真正被内在地超越。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说：“‘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的结束恰恰意味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即物化开始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12}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也说：“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13}。这样，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方法论原则的历史辩证法就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的先验超越论批判方法，也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浅表化的经验论对管理理论的无反思性态度，紧扣时代主题与中国国情，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风格的“中国回答”与“中国声音”，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权变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例外原则）、实事求是（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统筹与可持续原则）等方法论原则，从而形塑并彰显了中国化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特色。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以人为本
有学者指出，现代管理的首要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在管理活动中，人是管理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整个管理过程以及管理对象的其他因素都要由人去掌握和推动，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管理。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人的因素从来都是管理活动与管理绩效的第一因素，是管理实践中的根本问题。”{14}同时，现代管理理论的趋势在于“越来越人本化”。{15}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从哲学的视域来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理应是以人为本，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以人为本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诉求。应当注意到，现代管理理论密切关涉经济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相关。《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集中的表达，其所深藏的价值诉求即以人为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通过揭批资本主义对无产者尊严的虚妄与劳动价值的剥夺以实现其理论的人文关怀向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然成为其价值诉求。
其二，以人为本是对物化管理理论的批判与超越。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是建基于物化这一哲学思想架构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处境下的人们，“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16}从而，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会被物所遮蔽与替代，并受“物”的运动所支配，这是物化的一种典型体现，进而“物”仿佛有着天然的属性或魔力——商品化、市场化，人们活动的社会性表现为一种人与人相对抗的、异己性的存在，这就是人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现象。对此，马克思写道：“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7}马克思认为这一情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体现得最为显著。因此，在物化的背景下，必然忽视人之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反而颠倒性地将物之关系视为基础，这样一来，对物的管理将压迫性地转换为对人的机械性管理，这实际上就是“泰罗制”规范管理体系隐秘的哲学基础。在这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视域中，人被视为“机器”的延伸或单纯的“工具”。卢卡奇引述并认同马克斯·韦伯的看法，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催生了理性、计算的精神和气质，并渗透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法律、行政管理的层制等各个方面。资本主义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用韦伯的话讲，人被困于理性的铁笼。因此，现代西方管理哲学中始终渗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思想底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所给予的深刻启迪是，必须超越物化与管理的一体化结构，以人本精神构建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价值导向。
其三，以人为本是管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沿着历史的脉络，考察了人之发展阶段，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8}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人之解放历程“三阶段论”，即从“人对人的依附”发展到“人对物的依附”，再到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事实上，交换社会、资本主义、市场化社会处于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人与人的关系、人对人的支配，是以物为中介的，因此，是人的关系与交往的全面物化。从实质上说，第二阶段仍然是一个人与人相对抗、人支配人的阶段，只是用物的形式来掩蔽这种对抗罢了。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第二阶段看作是一段必经的中间阶段与历程，其积极意义在于为“自由个性”阶段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自由个性”阶段必然超越资本主义人对物的依附这一阶段性，筑就一条更具人本精神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人民当家作主”，再到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均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精神的时展与中国表达。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理应融入这一发展精神的潮流之中，坚持将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导向。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到现实实践这两个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是以人为本并体现从实际出发。
注释：
①A·J·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安希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页。
②王毅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③王毅武、康星华：《现代市场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④王毅武：《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⑤Hegel，G.W.F.Logic：EncyclopediaofthePhilosophicalSciences，PartⅠ，trans.W.Wallace，Oxford：ClarendonPress，3rdedn，1975，p174.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⑦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⑧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张翼星、万俊人译，黄振定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⑨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⑩王毅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1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4}{15}王毅武、康星华：《现代管理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页、第65页。
{16}《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104页，第104页。
责任编辑、校对：杜莹
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2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3
关键词：马克思；公平正义；人类学哲学；以人为本
一
马克思创立自己哲学的时候，就反对传统哲学仅仅停留于空谈或思辨性的方面，不关心人民疾苦，不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着实际上不公平正义的问题，他要求自己的哲学要从“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出发，使自己的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些奠定了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发展方向指引着马克思的哲学视野关注探索和解决人类社会不公平正义的现实问题。由此，马克思开创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
18至19世纪，西欧主要国家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变革，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说，不仅要摆脱传统的和封建的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而且也要摆脱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人对人、人对物的不合理的依赖，进一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新时代。因为，从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又产生了新的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人类社会又因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当代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合理生存和健全发展造成新的阻碍，资本主义和劳动异化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深重灾难。这与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是绝对不相容的，马克思也由此走上对资本主义不公平、非正义进行深刻批判和辩证否定的理论研究道路。
19世纪前后，在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多种“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流派和政治思潮，对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的研究和创立产生过重要影响。譬如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以来，人类进步精神超越宗教的统治而关注人类生命、人类尊严、人类自由、人类平等、人类价值、人类幸福、人类解放等等，但这些都是一种广义的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思潮。其最激进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克思正是这一哲学流派和政治思潮中最进步的代表，由此马克思开创和发展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
马克思在1842年就基于理性思考提出“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思想，马克思认为：“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这种“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对于这样一种哲学应该如何命名呢?马克思把它定义为“为人类而工作”的哲学，是要从理论上批判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哲学。马克思始终强调他的哲学是“因为人而为了人”的哲学，这就进一步表明了马克思创立的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新哲学。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新哲学用“人类学哲学”来命名是最贴切的，因为，这种命名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物”和“人”、“人类世界”的整体意义上实现了近代哲学革命的转向，马克思不仅实现了自己哲学世界观的革命，而且开创了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哲学发展的新时代。
二
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开创了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哲学发展的新时代，这种哲学变革表现在十个基本方面：
1.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态度和哲学对象方面的变革
马克思认为，任何时代都会有代表那个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同时，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既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又能够开辟时展的新领域。马克思正是在19世纪末的时代背景中，特别是面对广义人类学思潮，确立了自己“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新的哲学追求。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费尔巴哈提出了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马克思一开始进行哲学研究时，就非常关心“人”和“人类”的问题。这种影响直接促使了马克思在哲学态度上的重大变化。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精华，从一开始就反对传统哲学高高在上、从来不关心现实问题和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哲学态度，他要求自己的哲学要从“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出发，他的哲学要成为时代问题的反映。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这一“迫切问题”，引发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使马克思把一般人本思想转化和上升为“为人类的幸福”进行哲学研究的立场和态度，就是要为解决时代问题指明方向，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因为人而为了人”的人类学哲学理念。马克思秉持这样一种哲学态度和哲学理念坚定不移地从事自己的哲学研究，所以就能够较为科学和深入地批判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的弊端，从一开始就把哲学目光锁定在具体的“人”和“人类”生存，发展着的“人”与“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发生了从“超世”到“人世”的根本性转变，它决定了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世界哲学”。因为，任何时代的“迫切问题”，都不能不是“人”和“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这就开创了以“一切存在”或“存在的存在”为研究对象的新哲学，开创了“以人为根本”的人类学哲学方向。
马克思的这一哲学变革是历史性的，这是哲学对象上的革命性的新开拓。这一开拓实现了哲学对象由客观存在向人和人类世界的转向，它既超越了一切存在的本原以及思维对存在的认识这种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也超越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谁是第一性”这种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开创了哲学关注人类世界的新时代。由于人和人类世界的最根本和最基础的问题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而，这一哲学的真正任务，就不能不思考人类的现实生存“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这一哲学态度和哲学对象的变革，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哲学就是研究人和人类世界及其问题并通过人的生存活动来理解客观世界的新哲学。
2.马克思哲学在人本论基础上的变革
如何理解人和人类世界，是人类学哲学的关键问题。马克思既反对青年黑格尔派从“自我意识”来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唯心主义立场，也反对费尔巴哈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类本性的非人道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更反对施蒂纳从“唯一者”的反社会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马克思强调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的个体与类群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而人本身是
个体性与类本性的统一。他提出“社会人”这一范畴，强调要从“社会人”的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一切问题，理解人所面对的一切“事物、现实、感性”即客观世界，从而确立了他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社会本体论的人本立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就明确强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所谓“立脚点”，不外两种涵义：一是站在这个立脚点上研究“社会化了的人类”，形成以人和人类世界为对象的新哲学，这是哲学对象的重大变革；二是站在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立场上观察理解客观世界，这就进一步形成了这一哲学的^本世界观。
这一人本论基础上的变革，创立了以“社会人”来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社会人本论的人本哲学立场。这是人类学哲学的核心立场，在这一立场上就可以开展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深入探索。
3.马克思哲学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
传统的唯物主义，是直接地、直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形而上学哲学，或者以物质为本体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虽然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他的唯物主义超越了这种“旧唯物主义”，是立场性、态度性和方法性的“新唯物主义”，即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态度，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正是这一科学态度使他发现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在唯物主义问题上的革命性变革。所以，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一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使马克思哲学成了立场性、态度性、方法性的新唯物主义，并由此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而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机制，为从历史深度把握人和人类世界奠定了基础。
4.马克思哲学在辩证法基础上的变革
马克思在哲学对象和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决定了他在辩证法基础上的变革，即他的辩证法既不是客观精神的辩证法，也不是物质世界的辩证法，更不是抽象的辩证法，他所强调的是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法，因而也创立了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方法。
马克思既否定了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世界，也不研究抽象的一切存在，当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辩证法，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因而“引起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烦恼和恐怖”时，他正是把辩证法作为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法来理解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是把辩证法作为辩证方法运用于人类世界。他的“唯物史观”，就是研究人类世界的现实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所以，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不过是把握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性的反映而已。
对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的这一变革，把黑格尔的在天上的辩证法拉回到了地上，拉回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世界，从而确立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人类学基础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方法。
5.马克思哲学在社会存在论基础上的变革
对象性变革和唯物论变革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社会存在论理念：即它扬弃了关于一切存在、存在的存在、客观存在、人的存在、人的自然存在、人的精神存在的哲学，而把哲学目光聚集在他所提出的“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社会存在”之上，从而形成了他的人类学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由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在于生存，这就不能不研究人的生存借以实现的生产活动；由于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在于社会，马克思的哲学目光也就进入了人类的社会世界，创立了从生产、从社会上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新哲学。
这种在社会存在论基础上实现的变革，确定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特有的对象和范围，即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人的一般本性和作为“人的社会存在”的人的社会特性，其他都在它的考察范围之外。
6.马克思观察世界的哲学立场变革
对象性变革、存在论变革和人本立场变革，规定了观察世界的哲学立场变革。马克思既反对从人之外的客观立场看世界，也反对从主客对立的立场看世界。而是从人的生存实践的哲学立场看待世界，从而，把自然“客观”本体论，以及人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客观”的认识、真理的争论，转化成了人和人类社会只能是根据自己的生存实践去观察和解决问题。这一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就表明了自己观察和把握世界的人类生存实践论的哲学立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
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
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
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超越了从直观的立场、单纯客观的立场观察理解世界的旧哲学，提出了要从人的主观方面的生存实践的立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新立场。重要的是，一旦从人的生存实践的立场观察世界，自然界和客观世界就成了人的生存实践所理解的“图像”，从而确立人的世界观，这就彻底否定了直观地以客观存在作为哲学对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合理性；把本体论问题转化成了人以自己的生存实践理解世界的世界观问题。而人的生存实践，当然既包括人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又包括人对世界的实践改造，还包括人的生存价值性要求。前者形成人们生存实践对世界所理解的图像。后者形成了这图像对人们的意义；而人们关于世界的图像和它对人们的意义，就形成人们的世界观。从而，这一立场变革，进一步确立了这一哲学的人类学世界观。人正是根据他的世界观确立他与世界、与自然界的关系的。
这一立场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建立在科学认识变革和生存实践变革基础上的人类学世界观，并由此确立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7.马克思哲学在哲学使命和性质上的变革
传统哲学认为，任何一种哲学，都是从一定的立场解释客观世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哲学家们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马克思不满意这种传统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他从人的生存实践的哲学立场出发，必然要扬弃仅仅“解释世界”的哲学理论，进而从人的生存实践立场出发创立“改变世界”的哲学理论。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最高使命。他的哲学构建，也是从改变世界出发的。何以要改变世界?前提就是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正由于不合理的现实世界，使人不能合理生存和健全发展，不能获得自由解放，这才有必要进行革命的批判和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其一，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是针对人和人类世界在“世界历史”发展方面的不合理性的。其二，如果说，“解释世界”是一种理论性哲学的话，那么，“改变世界”的哲学在性质上则是一种实践性哲学，其目的就在于诉诸实践，因为对世界的任何改变都要靠行动、靠实践。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革命的实践”。在这种行动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也就成为一种实践性哲学。其三，改变世界的哲学作为实践性哲学，它在性质上也由“求真”的认识性哲学，转化为“求善”的价值性哲学。如果说，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哲学无须进行价值思考的话，那么，“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就必须有价值性准则。因为任何行动和实践都必然以一定的价值要求为前提。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同时也就是一种价值追求哲学或直接就是价值哲学。这表明，马克思是以实践价值论视野来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这两方面是马克思哲学在性质上的重大变革。
这一哲学的使命和性质的变革，既确立了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实践性哲学，又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具有明确价值追求的价值哲学。
8.马克思哲学在价值观上的变革
马克思不仅创立了求善的价值论哲学，还提出了一系列改变不合理世界的、适应全人类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的价值性原则。他把西方传统的个人理性价值观，上升成为个人与类群、“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与自由发展的人类学价值观。其最高表现就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人本主义精神。所以，马克思关于人类世界的哲学，同时是一种社会人本主义的价值哲学、人类学价值哲学。这就是他关心全人类命运的价值方向。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现实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消除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实现人的合理生存、健全发展和自由解放。应当说，这是马克思广义人类学哲学的核心价值目标。
这一价值观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以“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即“全人类解放”的人类学价值方向。
9.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
所有这些哲学变革的结果，就是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即由客观心本思维方式、直观物本思维方式、机械抽象思维方式，转向以“社会人”为本的社会人本思维方式。它同时也就是人本性的、唯物性的、辩证性的、实践性的、历史性的、价值性的思维方式，而作为这一切的综合，也就是人类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创立了这一思维方式的一系列思维方法。
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这种新的适应于人类学哲学的对象和内容的人类学思维方式的构建，使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得以形成。
10.克思哲学对哲学家的人格理性精神的变革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不是单纯的哲学理论变革，也是对哲学家的哲学态度和人格理性精神的变革。传统的哲学家喜欢“孤寂冷漠”的哲学思考，以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自居。而马克思则是以自己的革命的人格理性精神作为其哲学家的精神的。这种人格理性精神，就是自己的正直无私人格在广义人类学思潮基础上形成的追求自由、真理和正义的精神。他以这种人类学精神，反对一切“反动的”、“敌视人的”、“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把人类世界变成“动物世界”的不合理的一切关系，力图“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他要求哲学家们要以这样的人格理性精神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即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合理性思辨与合法性批判，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对现实世界的、革命的思辨性、批判性态度。这种人格理性精神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榜样。
这一人格理性精神变革，使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成为人类社会追求自由、真理、正义的最高呼声，成为人类精神的最高价值追求和人类学哲学的最高要求。
总之，从马克思实现的这十大哲学变革看，可以说一系列“对象『生变革”使马克思开创的哲学，已经由客观世界转向了“人”与“人类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人本论的变革”建立了以社会人为根据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人本哲学立场；“唯物论基础的变革”，使哲学扬弃了以抽象的物质或以具体的实体为本体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实体唯物主义，而以人类世界的物质生产为根基，把握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把握人类世界的宏观历史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辩证法基础的变革”使马克思创立了人和人类世界的现实辩证法；“存在论基础的变革”使马克思超越了一切存在、客观存在、存在的存在这些形上范畴，而以“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社会存在”作为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存在论基础；“哲学立场的变革”使马克思不再单纯地、直观地在人之外观察世界，而是从人的生存实践立场观察理解世界，从而形成了这一哲学的人类学世界观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哲学使命和哲学性质的变革”，使马克思扬弃了解释世界的求真的认识论哲学，而把哲学当成了改变世界的精神武器，创立了旨在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实践价值论哲学，使人类学哲学成为一种价值哲学；“价值观的变革”，使马克思扬弃了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个人理性价值观，创立了个人与类群相协调、“每个人”与“一切人”相统一的人类学价值观，把全人类的生存价值要求置于最高地位，为人类学哲学奠定了价值基础和价值方向，“思维方式的变革”，使马克思创立了全新的人类学思维方式。而他作为哲学家的强烈追求自由、真理、正义的“人格理性精神”，不仅为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家们树立了榜样，也使“追求公平正义”成为马克思之后时代哲学的主导精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4
在马克思这种方法论自觉中，我认为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历史性的思考；一是互 文性的解读。
所谓历史性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虽然哲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特征， 但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历史语境，我们在揭示哲学沉思中的内在逻辑时，还要善 于揭示这种哲学逻辑背后的深层历史过程，揭示出这种哲学中的历史意识，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会将所有的哲学思考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上，而是能够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哲学， 具有其自身的时代问题。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来说，尤为重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哲学当解这个提法进行一种界定。 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当解一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两次 深层逻辑的建构：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这个讨论中 ，主导性的逻辑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法理论，强调的是实践的主体性地位与意义 。这一逻辑建构，在我看来，是以卢卡奇为中介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建构，这一哲学逻 辑在现实的层面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马克思回溯 到黑格尔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海德格尔哲学的出现冲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存在 论逻辑，这是海德格尔的强势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与前者相比， 这是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种尝试，也是更深逻辑的建构，对激活国内马克 思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当解，容 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考，实现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接性解释 。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考还不能真实地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真实需要的是，如何从 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当代语境中。在这样一种延伸中，首先就要区分马 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域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历史语境，然后要思 考从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能够经过哪些重要的理论质点过渡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过 渡到对当代思想的审视。这是摆脱平面化对接中的深度解读，也是马克思哲学当解 的根本内涵。
从这一历史性规定来看，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当解来说，只具有一定 的中介意义，还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逻辑地走向后海德格尔时代面临的问题。 英国学者鲍曼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曾简洁地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沉重的(凝固的) 现代性阶段，一是轻灵的(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前者的现实基础是“福特主义的工厂” ，这是“将人类活动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总的说来是预先设计好 了的，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 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这是技术上的总体动员，与这种生产层面相对应的就 是政治层面的官僚制度与极权主义，而文化层面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来的文化控制 的意识形态。后者对应的是以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这是个体化与流动性的时代 ，也是公共空间消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以电子符码的编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 (注：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引导着生产与消费(注 ：参见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美国学者里斯 曼的界定，这是西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重要变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 第二次革命(注：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这 样一种历史性的界定来看，海德格尔面对的仍然是福特主义时代，实际上他关于存在的 讨论中，在技术层面上就是福特主义全面的流水线生产，一种上手性支配存在性的过程 。而如何分析消费社会特别是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时代，这是海德格尔无法面对 的。实际上这就给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马克思的哲 学思考中，合乎逻辑地走向对信息时代的批判分析。但要达到这一分析层面，又必须经 过一些重要的理论中介，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海德格尔只是这些中介中的一个重 要质点。
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5
关键词：主体性;生态文明;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65-02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
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6
如何实现传统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接，如何达到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的统一，这关系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也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未来命运，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就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就是要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从现实实践的需求出发，在充分吸收世界各地优秀哲学思想的条件下，以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开创出新的哲学理论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哲学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要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思想和理论载体
在这里说中国传统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强调其根源性，像当代新儒家所企望的那样让传统儒家哲学“开出现世之花”，而是认为随着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在价值观的重新选择确立，民族精神的重新铸就等问题日显重要的今天，向来以“德性之思”为特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能为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当代中国的新哲学，它最首要的特征应是“民族性”，即它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思路、表述风格等方面，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要体现这种民族性，就必须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文化资源。尽管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学者不能仅仅凭借对西方哲学的转述和挪用而成就真正的哲学，只有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植入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才能确立具有独立人格的民族精神。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蕴含着当代中国人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传，它能够为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和中国社会的自我理解提供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能够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探索和创新提供传统背景和历史参照。就是在今天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也并没有完全脱离我们，只不过是存在于一种模糊笼统的状态之中。
以儒学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作为标志我们民族两千年主导思想的符号，极易获得我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和感情共鸣。这些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在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这种积淀和影响是任何外来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创建中国的新哲学，这涉及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追求，必然要以中华文化为精神载体。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中国新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精华的浓缩与总结，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割不断与历史的联系。没有了对传统文化的依托，就像支流失去了源泉而最终走向干涸。传统思想文化是任何新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得以存在下去的依靠。当代中国哲学要真正走向世界，还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要在立足当代实践需求的前提下，深刻地挖掘传统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当代价值，以这些思想资源作为新理论体系立论的起点。具体而言，作为当代中国哲学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实现其自身的发展和创新应包含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意蕴之中；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中国传统哲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所蕴涵的丰富思想也必然为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更好地完成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实现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对接，还是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国传统哲学都会以其不同于其他哲学思潮的特有理论品质彰显其在现时代的重要价值。
二、现当代哲学家哲学创新的现实启示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些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进行哲学创新尝试的哲学家无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依托。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但是从内容上看无不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为创作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的。
熊十力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早自觉地创立独特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西洋哲学的影响下，熊十力以本体与现象纲，从批评佛教的唯识论入手，将中国、印度、西方三方面的哲学融会起来，建立起独特的新唯识论体系。虽然“新唯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结合的最早尝试”，体现了西方哲学在中国哲人在早期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表明在那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都备受责难的情况下，熊十力先生对待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正确的态度，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态度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熊十力先生基于强烈的爱国自强的思想底蕴，十分推崇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不同意当时有些人对民族文化采取一概抛弃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是把阐扬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作为自己的职志。他说：“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以俱被摧残，如蒜之精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唾弃。因是惶惧，而殚精竭力，以从事东方哲学之发挥。新唯识论，所由作也。”
冯友兰的新理学也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以宋明理学为主，杂有道家和禅宗）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是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的分析方法）融合的产物。”他想建立一个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新系统，创立新理学的根本目的是“想把中国传统哲学恢复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虽然在内容上新理学吸收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内容，从方法上运用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新理学所讲的最基本的概念却是来之于宋明理学。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一书的开头就说：他讲的哲学，“大体上是承接着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虽然因冯友兰先生当时的思想局限和阶级立场问题，新理学在创立之后其思想内容受到胡绳等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的激烈批评，但是从哲学创新的角度而言，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贺麟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也力图将中西哲学融合起来。他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有赖于对于西洋哲学的吸收与融会，同时中国哲学家也有复兴中国文化，发扬中国哲学，以贡献于全人类的责任”。他反对全盘的西洋化，认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入文化上的殖民地”。因此他主张应以西洋哲学于中国孔盂、程朱、陆王之哲学汇合融贯，产生能发扬民族精神之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之新危机，实现“儒家思想的新发展”。抛开当时他的阶级立场，单纯从对待中西哲学文化的关系角度而言，这种认识还是很有见地的。
老一辈哲学家们在理论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无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钟情，对西方哲学思想容纳的态度，还是在两者互融基础上创建新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勇气和热情，对于今天从事哲学理论研究的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在理论领域创建新哲学体系的尝试与在实践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及形成的理论成果一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任何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被抛弃，新哲学的创建与产生不能没有传统哲学的参与；在传统与现代，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对流和融通中，只有从时展的需求出发，新思想的结晶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传统的哲学思想才能有真正的传承。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具有内在统一性
把传统哲学思想作为新哲学的思想和理论的起点与载体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主体的地位并不矛盾，而是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和互补性。
不容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和不足，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哲学在近现代的败落，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基础的丧失。但其本身的理论资质较差，缺乏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之思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现代中国所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而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其不一致。古代中国思想家也许因为缺少希腊哲学家的闲暇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他们把思想的目光聚集在人生的修养和天下的治理上，把东方思想引向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方向。对比西方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德性之思的视域遮蔽了纯粹理性态度的思想维度，从而使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受到减损。而这些思维领域正是支持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制度的思想前提。
传统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中国古代社会已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消解了。因此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已不可能成为观察、解决中国和当代世界问题的指导思想。也不能像当代新儒家所希望的那样能在儒学的传统中开出现代的科学民主，在儒学的基础上来解决中国以致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因此单纯的复兴儒学是不可能的。我们坚持它的基础地位应着眼于它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的历史影响和制约，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取长补短”,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开创出中国的新哲学。它只能是新哲学的基础而不是根本。不是“老树新枝”，而是在它的基础上长出一棵新树，形象一些它就是形成这颗新树的土壤。
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主体形态，但是这并不排斥中国传统哲学作为新哲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哲学，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正像许多学者认同的那样，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又同中国哲学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相似性，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具有内在的契合点和联系。正如冯契先生所述：“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在近代史上起了重要影响。在我们的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候，那灌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非常深厚的爱国热忱和不屈不烧地为真理而战斗的精神，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中国人之所以能比较快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同中国富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地优秀传统是有一定关系的。”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结合，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理论形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其主体地位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在政治上探索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之路，而且也探索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意义世界秩序的重建，一直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探索。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又要批判地吸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认为这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因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这种文化观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又体现了很强的民族特色，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继承。毛泽东特别重视研究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主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还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3—534毛泽东从青少年时起就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长期以来形成了良好的哲学素养，因此他能够很好地把马哲的基本观点同中国哲学的思想材料结合起来。他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遗产加以清理和总结，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运用中国哲学的思想材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之带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的这一治学态度和方法，对今天肩负着哲学创新的哲学工作者来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化的形式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就它们的基本原理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可就它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来说，又是中国的，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的结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可离开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离开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它就不是中国的。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而言，哲学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新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又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思想发展的哲学反映，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有着紧密地联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哲学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传统哲学的延续，也是新时期、新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四、通过“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
尽管在理论上确认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已是不争的共识；在现实生活中，当下的国人迸发出对中国传统文化高涨的热情，但是对于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只有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实现其从内容到形式的“创造性转化”。所谓“创造性转化”，正如傅伟勋先生所言，就是“批判地继承”与“创造地发展”，也就是在批判地继承过去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大力进行理论创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论题既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相关论题的逻辑延伸，也是新世纪里中国学人在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冲突中寻求民族文化身份的定位与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思想探索中对中国哲学发展的一种希望。这种“创造性转化”的尝试早已开始，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已提出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主张，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一种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冯契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过对金岳麟“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认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实践论的改造，并将佛教哲学“转识成智”的命题纳入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范畴，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新理想，在“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在新时期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会贯通，建构新的哲学形态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
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人和文化观念的日益开放，国际汉学尤其是海外华裔学者的一些有关中国传统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与学术探索不可避免的成为推动中国哲学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组成部分。像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的观念，以及在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中，运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工具，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三家的重要命题和概念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相统一的生命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的学术成果；还有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为推进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尤其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