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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范文1
作者简介：何俊(1973－)，男，浙江嘉兴人，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057－03 收稿日期：2006－12－25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2005年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省，下同)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净额(以下简称流量)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增股本投资38亿美元，当期利润再投资32亿美元，其他投资52．6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以下简称存量)572亿美元。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的流量、存量为基期进行测算，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
事实上，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100亿美元。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贷款形成的其他投资在直接投资中占43％；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投资占当年流量的四成；地方的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一倍多。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继续放大，投资分布的国家(地区)更为广泛；从存量的构成上看，利润再投资所占比重最大；从行业分布情况看，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占到投资存量的一半；我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九成；中央企业的投资存量占81．8％，地方的投资规模及所占比重均有所增加。
此外，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超过国有企业跃居投资主体首位，国有企业占境内投资主体的比重由上年的35％降至29％，而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为32％，比上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截至2005年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572亿美元。从境外企业的分布情况看，亚洲、欧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3％和85％。从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占境外企业总数的34．7％，批发和零售业占1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7．5％，建筑业占7．6％(人民网，2005)。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
导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快速增长的动因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这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相关。
20世纪末的最后10多年，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动因，这与传统的跨国公司FDI动因有着很大的不同，是对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许多观点各异的跨国公司FDI理论。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海默(1960)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尼克博克的寡占反应理论、巴克莱的内部化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等。这些跨国公司FDI理论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行列中，并且呈现出迅速增长之势：1981～1985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占世界FDI总额的2．2％，但到了1993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到了7．2％，其绝对数量的增长更可观，在1981～1985年期间平均每年只有10亿美元，而到1993年已高达140亿美元。2005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unctad．org网，2006)。上述传统FDI理论对于大批涌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特别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动因无法解释。本文认为，传统理论所依据的环境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社会经济状况。而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伴随着这种变化，企业战略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巨变必然对现有的跨国公司FDI理论提出众多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
1．获取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具备了垄断优势，才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我国大多数企业不具有垄断优势，在技术上往往处于劣势，属于技术后进国。我国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为了获取技术，加速技术累积的速度和动态效果，从而获取垄断优势。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依赖于这样一些条件：某技术先进国拥有生产x所必需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T，这是因为技术先进国具有产生T的R&D环境；某技术后进国拥有生产X所需要的某种重要要素L。假设：(1)技术或管理技能T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技术先进国向技术后进国许可并由技术后进国组合T、L进行生产的方式被排除；(2)技术先进国企业到技术后进国从事FDI的可能，因跨国成本高(含跨越“国界”成本和技术内部转移成本)和害怕引出潜在竞争者，而被排除；(3)技术后进国为得到T，可到技术先进国从事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在当地雇佣工程师、收集信息、设计和开发技术或管理技能T1。
上文证明了技术后进国(多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现实的，强调了技术后进国是可以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有所作为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直接投资。事实上，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实践中也完全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对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在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
国外跨国公司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而国内企业被迫成为技术标准接受者。因此，与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我国企业最为突出的缺陷正是缺乏核心技术，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模仿阶段，不能自主开发出引导市场需求、领先于同行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而出于保持与增强垄断优势的需要，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转让还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关键技术都十分敏感，避免技术扩散，增强竞争对手能力。因此，我国企业也很难通过技术引进或引进外资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正因如此，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利用“走出去”获取技术，即开展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并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使“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我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并购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者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硅谷”技术集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研发机构更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直接地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有助于我国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时，更能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我国企业实施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企业开始逐步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型企业，成为中国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先驱者。以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1991年2月，该公司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IDO)合资成立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同时在东京成立研发公司――中和软件株式会社东京支社；1994年3月复华实业全额投资成立美国环球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与生产UPS产品并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加速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量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家电、IT等行业。家电行业方面，1998年格兰仕集团投资1亿元进行自主技术开发，并在美国建立研发机构。1999年3月，格兰仕北美分公司成立，同时成立美国微波炉研究所。随后，格兰仕向市场推出了自主开发的上百种新型微波炉。格兰仕集团在技术开发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使其微波炉产品在拥有无可比拟的规模经济优势的同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含量和一流品质；康佳集团1998年3月开始研究开发高清晰度数字电视，7月在美国硅谷正式成立由康佳美国分公司控股的康盛实验室，只用短短8个月时间就在其美国硅谷实验室里成功研制出第一台高清晰度数字电视，其性能与国际大公司的产品相比毫不逊色；2000年，长虹与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组建九大联合实验室(长虹一微软联合实验室)；IT行业方面：2002年，首信集团在美国新泽西州投资组建的Mobicom公司，作为首信集团的海外研发机构，以跟踪世界最新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技术；华为集团不仅与摩托罗拉、IBM、英特尔、ALTERA、SUN等世界一流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广泛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合作，而且还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等5个研究所。2001年华为印度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CMM四级国际认证的软件研究开发机构；联想集团则已建成全球化研发网络，这一网络以香港为轴心，横跨北京、深圳、美国硅谷。其中，美国硅谷是技术情报站，及时监控和反馈世界计算机市场的最新技术动态和商业动态。香港承担主板等新产品的开发和中试；深圳直接为香港中心服务，其主要职责是降低人员开支；北京研发中心承担质量评测、整机开发、汉字系统开发等功能。在这一国际化研发体系支撑下，联想在中国以至世界计算机行业确立了强者地位，
2．融入全球供应链。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认为，企业的跨国发展与国内市场发展相比，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跨国经营的必要条件是具备某种竞争者所没有的优势，这是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其实，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非全球化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企业在各自的国内市场里可以生存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非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非全球化时期里，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企业成长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必须做好全球竞争的准备，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全球供应链的概念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化业务拓展而产生的，是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供应链优化的问题。以在华跨国公司为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全球供应链延伸到中国，在中国建立新的大规模生产基地、设立新的合资公司及销售网络，以期降低其运营成本、更贴近消费者，并提高市场份额。举例来说，进军中国市场较早的摩托罗拉和爱立信公司，在把整机带入中国的同时，也发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国外知名企业在华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2000年摩托罗拉在华采购金额达到了5亿元人民币，2004年达到120亿元。摩托罗拉产品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比例高达65％，有700家供应商。同样，爱立信公司在中国也有24个办事处、9家合资企业和4家独资企业。中国已经成为爱立信全球四大供货基地之一，设在南京和北京的两家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不仅提供给中国市场，也提供给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客户。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采购和销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延伸至全球每个角落。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不能等待观望，而要积极参与，争取尽早融入到全球供应链的环节中去，这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提出的客观要求，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中国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的商品随处可见，但这些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大多是通过中间商卖到国外的，利润的大部分都被中间商占去了，中国企业只能挣些微薄的利润。随着近年来中国商品竞争力的大幅提高，中国企业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直接把商品卖给国外消费者，而融入全球供应链是必然的选择。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都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和销售，这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供应链。这些跨国公司每年的采购额十分可观，而且一旦选定供应商就轻易不会变动。客户不稳定、订单不稳定一直是中国许多企业面临的难题，这些企业不得不按照中间商的指令进行生产，企业成了中间商的“打工仔”。如果能够进入全球供应链，就相当于获得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就可以摆脱中间商的控制。中国企业在设备、技术、人力资源、经济环境等指标上都相当不错，完全有条件进入全球供应链。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中国企业不仅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而且还能成为新一代的全球供应链的“链主”，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中国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总之，融入全球供应链是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又一主要动因。
事实上，一些发展壮大了的中国企业为了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已经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他们制定了国际化战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拓全球市场。在实践中，我国的宝钢公司在打造全球供应链方面颇为成功。宝钢生产钢铁所需的原材料，绝大部分必须依靠进口。这一点使宝钢较早地考虑了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在采购上采取战略供应链方式以及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最近几年，宝钢相继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等合资办矿，确保了资源的长期稳定供给，并与多家世界知名船东签订长期运输协议，确保了原料资源的稳定供应，保障了运输能力。2004年，宝钢决定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在巴西建设一个钢铁厂，产品主要为当地汽车工业服务。这一计划吸引了巴西淡水河谷矿业公司、法国钢铁集团阿赛洛的参与，是迄今我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之一(柯兆发，2005)。宝钢此举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与国际矿业巨头和钢铁巨头的战略联盟，也直接嵌入了美资巨头主导的全球汽车供应链条之中。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以融入全球供应链为主要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会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采用。
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我国企业要善于利用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寻找合适的切入点，物色良好的合作伙伴，更为大胆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获取先进技术，尽早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使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必将成为全球FDI来源大国之一。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范文2
近20年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呈高速增长态势。然而，进入2001年以后，由于新经济泡沫在美国的破灭，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的衰退，并影响到西欧和日本，尤其是在“9·11”事件后，美国经济不仅复兴无望，反而雪上加霜，全球性经济衰退也进一步加剧，外国直接投资也由此出现了大幅下降的局面。根据联合国2001年9月18日发表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全年投资将下跌到7600亿美元，跌幅近1/3.
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角。自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伊始，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达到了16.1%，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了39.9%.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趋势却又急转直下，发达国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统计数字表明，1995 - 200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自3058亿美元增加到1046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2034亿美元增加到10052亿美元，分别增加了242.2%和336.3%，都超过了同期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速度。结果，发达国家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就明显提高了，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由86.1%提高到了91.0%，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61.4%提高到了79.1%.相比之下，同期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就明显下降了，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由13.8%下降到了8.6% （1998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曾下降为4.8%），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34.2%下降到了18.9% （1996年曾回升为38.4%）。
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非常活跃。1995 - 1999年，美国和西欧的相互投资由840亿美元增加到2863亿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488亿美元增加到582亿美元，欧盟对美国的投资由351亿美元增加到2281亿美元，分别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国和欧盟间相互投资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按对内直接投资额计），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另外，欧盟各国间的相互投资也非常活跃，1999年达到了3180亿欧元， 2000年又达到了4360亿欧元，约相当于1995年630亿欧元的6.9倍，占欧盟对内直接投资的60%以上。
二、中国面临的新课题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表明了经济全球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不仅意味着世界已从过去的贸易市场一体化发展到金融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阶段，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也随之急剧变化，传统上的“国界”对经济分割和屏蔽作用不断弱化，整个人类的生产效率获得了提高。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新特点表明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资本流动的目的所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本质决定了资本必然在最大范围内流动，寻求增值的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带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并购、重组愈发活跃，迭起。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出现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倾斜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的技术优势、广阔的市场优势和完善的投资环境优势等，资本流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有效地分散和化解风险，并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对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很快，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但对外直接投资相对缓慢。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加入WTO为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准备了契机，也提出了挑战。
1、伴随经济金融全球化而来的是对经济金融管制的不断放松
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等，以及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我国置于更加广阔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国必须参与到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之中去。换句话说，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为中国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客观压力。与此同时，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又意味着全球性经济金融风险的大大增强。不仅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经济结构调整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也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和影响。这无疑使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极大地增加。
2、中国加入WTO要求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地“走出去”
中国已经加入WT0，根据中国与WTO各成员国达成的一系列的协议，中国必须按照世贸组织体制的要求修改规则、开放市场，允许其他成员的商品、资金、技术进入，展开竞争，优胜劣汰。
也就是说，中国市场将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将大大改善我国企业的外部环境，市场开放也使国内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我国企业不出国门，就将同国外产品和企业短兵相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即便是采取关税保护的产业，外国竞争企业同样可以用到中国投资设厂的办法绕过这些壁垒。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没有什么市场面对外国竞争者是绝对安全的。因此，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时代已经到来。
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企业经营者具有全球眼光，实现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的彻底转，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利用两种资源（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那么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要求我们认真思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走出去”的方式、“走出去”的战略等等。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于1979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中型生产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综合经营类企业、甚至民营企业也加入对外投资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1年9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贸易与非贸易企业累计为6513家，协议投资额117.95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额79.03亿美元。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因应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变化，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1、我们应该明确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这一观念
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通过在国际市场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仅要获取微观经济利益，还必须兼顾宏观经济利益。一方面，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的投资利润，还要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安全，抓住机遇，更多地投资海外，开发和利用国外资源，尤其是要注意石油、铜矿、铁矿、森林、橡胶等中国十分缺乏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物资的储备；另一方面，“走出去”要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需要。中国有一些行业，近几年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形成了大量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生产能力，但由于国内生产能力总量大大超过需求。
2、我们应该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而培育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经济主体
跨国企业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微观经济主休。这主体健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的水平。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数仍然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一方面，“定指标”、“下计划”式的发展思路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许多企业的机制已经发生转变，但“预算软约束”问题然存在，争投资、争项目、轻效益、轻风险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对于那些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管理松懈、国有资产监管不到位、缺乏内在发展动力的企业来说，进行境外投资，很有可能成为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的新渠道。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微观因素即企业自身的特点是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转机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才会有长期不懈的“走出去”的内在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鼓励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范文3
1 后危机时代世界投资概述
经济危机来袭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7-2009年的衰退期，第二阶段为2010-2012年的缓慢恢复期（见图1）。200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为2.1万亿美元，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急剧下降15%，滑落至1.77万亿美元。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拖累，其影响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加剧，最终2009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跌入低谷，大幅降落至1.1万亿美元。随后由于各国相继推出经济刺激政策，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开始缓慢复苏，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小幅回升5%，达到1.3万亿美元；但仍比危机前的均值低15%左右，比2007年时的最高值减少近37%。2011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了16%，达到1.53万亿美元，首次超过2005-2007年危机前的水平。由于全球经济的脆弱性跟政策的不稳定性，201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18%，降至1.35万亿美元。如图1所示。
2008年：在经济危机阴影的笼罩下，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倒退
2008年全球FDI流入量也缩水为1.77万亿美元，比2007年下降了14.5%。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比2007年的1.69万亿美元减少了29.1%，为1.21万亿美元。受本次危机的直接影响，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比2007年下降了35%。这也是造成全球FDI流量下降的又一重要原因。
2009年：低碳经济投资的兴起
2009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1.1万亿美元，较2008年下降43%。其中，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连续第二年大幅下降，降幅达48%。2009年，全球FDI流入量和流出量分别下降了37%和43%。跨国公司方面，它们开始在全球积极开展低碳投资。联合国毛发组织估计，2009年仅流入三个主要低碳行业（可再生能源领域、循环再利用领域和与环保技术有关的产品制造领域）的低碳FDI就达到了900亿美元，占到全球FDI流入量的10%左右。跨国低碳投资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随着世界经济系向低碳经济转变，其潜力将不可限量。
2010年：全球直接投资复苏势头增强，但前景不容乐观
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小幅回升5%，达到1.24万亿美元；但仍比危机前的均值低15%左右，比2007年时的最高值减少近37%。新兴经济体成为直接投资的新力量。然而，危机后的商业环境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治理的不可预测性、可能蔓延的债务危机，一些发达国家财政和金融部门的失衡，以及通货膨胀上升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过热的迹象等危险因素，都有可能影响直接投资的恢复。
2011年：全球对外投资增势放缓，各国投资政策呈现双向调整趋势
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外资）流入量仍然增长了16%，首次超过2005-2007年危机前的水平，达到了1.53万亿美元。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外资增长了21%，达到748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直接外资增长了11%，创纪录地达到6840亿美元。转型经济体的直接外资增长25%，达920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分别占全球直接外资总量的45%和6%。2011年财富基金累计直接外资达1250亿美元，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在发展中国家。财富基金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2012年：复苏势头瓦解，经济不确定性加剧
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18%，为1.35万亿美元。2012年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达到了7030亿美元占全球FDI流入量的52%。二者相差1420亿美元。2012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下降了32%，为5610亿美元。欧洲和北美地区的FDI流入量均有所减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不例外。仅欧盟减少的流入量就相当于全球下跌总量的三分之二。不过，流入日本的FDI从连续两年的负流量转为正值。
2 地区发展趋势
2.1 2007-2009年：衰退期各地区投资发展趋势
1）非洲。尽管全球遭遇金融和经济危机，但是2008年非洲的直接外资流入量高达880亿美元，再创历史纪录。这使该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达到5110亿美元。除北非外，2008年非洲所有次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均有所上升。虽然南部非洲吸引了近三分之一的投资流入量，但是西非国家的投资流入量增幅最大（63%）。
2009年流向非洲的直接外资量降至590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19%，整个非洲的外向投资收缩了一半，降至50亿美元。2009年南部非洲的流出量扩大到16亿美元，这靠的是南非投资的拉动，北非仍然是该区域对外投资的最大来源，占总额的50%以上。
2）亚洲。2008年，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继续强劲增长（增长17%），达到3000亿美元的新高。其中南亚增长49%、东亚增长24%、东南亚下降14%，三个地区的投资流入量分别为510亿美元、187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2008年，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外向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7%，达到1860亿美元。2008年，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30%，为340亿美元，投资减幅最大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从130亿美元降至10亿美元）和卡塔尔（从53亿美元降至24亿美元）。
2009年，对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外资流量经历了自2001年来最大的下滑，该区域流入量下跌近17%，降至2330亿美元。流出该区域的投资总量下降8%，降至1530亿美元，跨界并购减少44%。
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2008年上升了13%，达1440亿美元。各次区域的增长分布不均：南美洲增长了29%，中美洲和加勒比的投资流入降低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对外直接投资2008年上升了22%，达630亿美元。
2009年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直接外资跌至1170亿美元，比2008年的水平下降了36%。虽然巴西的内向投资收缩了42%，受影响程度超过整个区域，但该国仍然是最大的直接外资接受国。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流出的直接外资从1991-2000年间的年均150亿美元跃至2003-2009年间的年均480亿美元。
4）东南欧和独联体。2008年，东南欧和独联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八年增长，达到114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但该区域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仍然分布不均，三个国家（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占该区域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84%。
在连续8年增长之后，2009年流入东南欧和独联体的直接外资量锐减至699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43%。2009年，流入这两个分区域的直接外资量都出现下降，但东南欧流入量的下降幅度不及独联体。
2.2 2010-2011年：恢复期各地区投资发展趋势
1）非洲。2010年，非洲直接外资流入量下降了9%，为550亿美元，在全球直接外资流入总量中的份额由2009年的5.1%降至2010年的4.4%。
2011年非洲的直接外资总量降至427亿美元。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流入量从2010年的290亿美元恢复至2011年的370亿美元，堪比2008年的峰值水平。流向南非的直接外资反弹，使复苏更加强劲。
2）亚洲。2010年，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流入量总体上升了24%，达到3000亿美元。然而，三个次区域的变化趋势大相径庭：东盟的流入量翻了一番以上；东亚的流入量增长了17%；南亚的直接外资流入量减少了四分之一。2010年，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外资流出量增长了20%，升至约2320亿美元。
2011年该区域直接外资总流入量达3360亿美元，占全球流入量的22%。东南亚流入量为1170亿美元，增长26%，增速依然领先于东亚，不过东亚在流入量上仍占主导，为2190亿美元，增长9%。东亚的直接外资流出量下滑9%，降至1800亿美元，而东南亚的直接外资流出量则增长36%，达600亿美元。
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1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的直接外资流入量上升了13%。南美涨幅最大，达到56%，巴西的表现尤为突出。201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的直接外资流出量上升了6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11年的直接外资流入量增长了16%，达2170亿美元，主要是流向南美的资金量（增长34%）增加驱动的。该区域的直接外资流出量就起伏不定。2009年下降44%，随后2010增长121%，而在2011年又下降17%。
4）东南欧和独联体。2010年转型期经济体的直接外资流入量出现小幅下滑。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流入量略微增长了0.4%。外国投资者继续青睐本地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尤其是俄罗斯联邦，其直接外资流入量上升了13%，达到410亿美元。
2011年在东南欧的转型经济体、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和格鲁吉亚，直接外资经过两年的停滞之后有所恢复，达920亿美元，主要是由跨境并购交易推动的。
3 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发展情况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产业升级，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生产成本上升，一些投资和生产活动从中国沿海地区迁往内陆，中、西部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全国总量中的份额有所上升（从2008年的12%增长到2012年的17%）。另一方面，一些外资公司特别是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开始将生产基地迁往东南亚低收入国家。与此同时，流入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如先进电子元器件生产）的外国投资快速增长。外资研发中心总数在过去五年翻了一番，在2012年底达到约1800家。中国吸收外资的质量和结构不断改善。
随着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提升。中国企业成为诸多行业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中国成为通过吸引外资在全球值链中不断升级，进而创造更多国内增值的成功范例之一。
但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仍较多地集中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低附加值的环节，换言之，中国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和底部。为更有效地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国一方面应进一步提升吸引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将外资更多地引入高端制造业以及知识、技能含量较高的服务业。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调整原有的“走出去”模式，确立以建立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为核心的对外投资战略。这一战略要求通过集群式投资，而非以往点式的、分散的对外投资，推动中国制造企业通过投资、贸易以及非股权模式（如合同生产等），将产业链延伸到海外，建立自己的区域和全球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各地的资源。实施这个战略的目的是建立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体系，由参与全球价值链向建立自己的区域及全球价值链转变，进而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并推动国内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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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范文4
1、我国商品出口所受到的限制要求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我国商品的山口在世界市场经常受到反倾销、技术努壁垒以及绿色壁垒等等贸易利非贸易性壁垒的限制，严重阻碍了山口的进――步增长。据外经贸部统计，从1979年起，我国的糖精遭到当时的欧共体立案反倾销，到2002年9月30日，全球共有33个国家发起了对我国的反倾销利保障措施案件，共54l起，其中反倾销案件500起，保障措施案件4l起。共涉及山口额达160.5亿美元。反倾销案件之多位居全球之首。技术性贸易壁垒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发展，抽样凋查表明，2002年，我国有71％的山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技术壁垒的限制。加入WTO后，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比加入世贸组织前更为严重。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利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
面对这样的山口形势，再想通过扩人山口米拉动经济增长，抢占国外市场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厂。而国防际直接投资就可以克服这些限制利弊端。
2、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外贸出口的增加以及我国一直以米吸引国外投资的开放
政策，使得我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山经常项目利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局面。资料显示，我国国家外汇储备1980年末为13亿美元，而截止到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己突破4000亿达到4032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由此可以看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就已经初见端倪，并有不断扩人的趋势，尤其是近两年，资本金融账户利经常账尸的顺差人幅增加，尤其是资本金融账户。而过多的双顺差，不仅给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从而不利于金融的稳定，也给山口增加了困难，同时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了外汇风险利资金的闲置成本，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卜人量的国际游资涌入国内，增加了外汇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及国际收支的进一步顺差。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加人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这不仅是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需要，也是平衡国际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需要。
3、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良策
经济全球化是人势所趋，是每一个国家不得不重视的问题，我国也是如此。就如上海财经人学的学者程恩富、朱富强在他们的论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中所说的那样，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确确实实的趋势，虽然依据“马太效应”，它更有利于领先的国家，但全球化进程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人家都不加入而联合起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固然可以得到更多的益处。但是如果一部分加入，另一部分不加入的话，则加入者可以得到更人的好处，而不加入者将受到更人的损火。既然我们无力让人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加入，我们就应该主动及早加入，因为受损最大的将是“局外人”。
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仅需要我们在经济体制、规则以及经济制度安排上尽快与国际接轨，还要求我们积极的走山去，尽快的提高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扩人山口，加人国际交流，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很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方式。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和技术等优势，不仅能够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利先进管理经验，利川奸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便利，还有利于开拓国外的市场，提高本国的资本收益率。所以，现阶段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4、对外直接投资是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搏市入世挑战的需要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范文5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市场因素 资源因素 “第三国效应”
引言
经济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涉外经济活动，改变了其空间格局：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对华投资重塑了中国国内的产业地理格局；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其区位选择受到全球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的影响。目前，关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行为及其影响的研究较为全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FDI）的关注较少。但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兴未艾，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878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本文中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数据均来源于2003-2012年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不再重复标注），其投资范围已经扩展至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因此，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十分必要，有助于全面理解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涉外经济活动的影响，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分工、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和资源导向特征。但是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表明，市场因素是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试图探究是什么因素在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市场因素或者资源因素是否占主导地位？市场因素和资源因素在不同区域内是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不同影响？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在邓宁国际折衷理论的框架下，探究资源因素和市场因素对于OFDI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且探究不同区域内，影响OFDI空间区位选择的因素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放松了对外投资行为发生在两国之间的假定，考虑了“第三国效应”导致的空间依赖性，并且考虑了贸易与投资行为之间的互补或替代关系，控制了贸易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动因分析，一方面可以明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在实证上加深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解，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确定发展方向时提供一定的参考；另一方面可以在理论上丰富“第三国效应”带来的FDI行为空间依赖性的相关研究。
文献回顾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课题。海默（1976）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具备某种垄断优势弥补与当地企业竞争的劣势；而拉格曼等（1987）提出跨国投资的根本原因是通过市场内部化来克服自由贸易壁垒和知识分散风险。尼克伯格（1969）通过研究美国跨国公司国际投资行为认为防御性国际直接投资是寡头垄断竞争的直接结果。邓宁（1980）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系统回答这三个问题。邓宁认为，当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并可以通过内部化优势获得更大利益时，企业会在全球范围内比较各国的投资条件，若国外投资更有利可图，跨国投资才会发生。这些区位优势包括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市场潜力、贸易壁垒、技术水平、集聚经济以及友好的外资政策等。本文在邓宁的理论框架下试图探究市场因素和资源因素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本文认为，由于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存在很大不同，影响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也存在差异。目前，鲜有研究关注不同区域内，不同因素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空间差异。
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按照动机分为四种类型，Markusen（1984）提出了“水平型”FDI，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强调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追求更大的市场份额。Markusen的理论提出，“水平型”FDI追求的目标市场一般具有很强的贸易壁垒，或者是很低的生产成本，并且目标市场越大，越容易吸引FDI。Helpman（1984）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垂直型”FDI，认为FDI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主要是东道国的劳动要素成本，在东道国生产产品并运回母国，因此东道国一般为出口导向型，并且不受到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随后，FDI行为中关于“第三国效应”的研究逐渐展开。FDI行为不仅取决于东道国和投资国的特征，还存在“第三国效应”。Ekholm 等（2003）和 Yeaple（2003）提出“出口平台型”FDI，认为跨国公司的FDI行为不仅关注东道国的市场，并且希望将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第三个国家。而Baltagi等（2007）提出了的“复合垂直型”FDI认为跨国公司将自己的垂直产品链分散在多个国家进行生产，并将最终产品运回国内以实现最低成本。后两种FDI类型涉及到多个东道国之间FDI行为的空间依赖性。由于FDI类型不同，“第三国效应”如何影响投资国的投资行为是复杂的。目前为止在实证方面考虑“第三国效应”的文献较少。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中，除了传统FDI理论视角关注的市场与成本两大因素外，一直有学者试图用国际贸易理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行为。其中最著名的是Mundell（1957）提出的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认为贸易和投资是相互替代的关系。Kojima（1978）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提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是互补的关系。投资国通过将本国的边际产业投资到其他国家，本国开发新技术和比较优势，使得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差距扩大，从而促进对外贸易。 Pfaffermayr （1994）、 Lipsey和Ramstetter等（2003）分别实证研究了FDI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不同类型的FDI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对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表明“出口平台”的不同会导致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交互出现。因此，本文在考虑市场因素和资源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时，将贸易因素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控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出口贸易之间的互补性或是替代性，从而更真实的反映市场因素与资源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数据与方法
由于第三国效应的存在，设立模型时不仅要考虑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要考虑第三国对于两国的影响，因此，设立如下模型：
FDI=α1+α2Host Variables+α3 *Surrounding Potential
其中，FDI表示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额，Host Variables 表示东道国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Surrounding potential 则用于度量第三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称为“第三国潜力”，其计算方式如下：
Surrounding Potential=W*Surrounding GDP
其中，Surrounding GDP为周围邻域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W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距离衰减的方法计算，表示如下：
其中，dij表示双边距离。
本文选取2010年中国对全球直接投资额作为因变量，自变量分为市场因素、资源因素和控制变量。市场因素主要选取的变量有：东道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反映市场规模，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越高，说明消费能力越强，市场规模越大，则越能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人均GDP增长率，增长率越高，市场发展越快，市场潜力越大，越能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国市场潜力，由东道国周围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地理加权而成，反映第三国的市场潜力，预计第三国市场潜力可以通过第三国效应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影响。资源因素主要考虑劳动力资源和能源，劳动力资源选取东道国劳动力数量代表劳动力资源禀赋；东道国能源产量（千吨石油当量）则反映了东道国的能源禀赋，能源产量越高，则东道国的能源资源越丰富（见表1）。
考虑到上文所说的贸易与直接投资的替代效应，本文在控制变量中主要考虑贸易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选取东道国燃料出口额和东道国的进出口总额数据作为控制变量考察贸易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且通过将贸易变量与市场变量和资源变量分别交叉，考察控制贸易效应时，市场因素和资源因素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自于《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本文剔除数据严重缺失和一些海岛地区，共采用17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表2反映了自变量数据的统计特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首先，本文考察了资源与市场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本文先分别考察市场和资源的单独影响力。随后本文在模型中考察了“第三国效应”，验证了贸易的替代效应，并且考察所有相关变量对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回归模型（1）和模型（3）发现，市场因素是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都会影响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本文中，反映市场规模的东道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本身不显著，但是市场规模和贸易额的交叉项显著，说明人均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对商品的需求量增大，但是这种增大，可能会使得FDI到东道国的投资增多，但是也可能使得东道国的贸易额增大。研究结果还表明，贸易的替代效应是存在的，在贸易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人均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才会对FDI有吸引作用。而市场潜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影响，东道国的GDP增长速度越快，则表明东道国是新兴市场，其市场潜力越大，则越能吸引中国到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第三国效应并不存在”，相反，邻国市场潜力对本国的FDI投资呈现显著的负作用，说明邻国与东道国市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即邻国虽然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但是邻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更大的贸易壁垒。中国在选择对外投资区位时，会选择相对市场潜力最大的一个市场，因此邻国与东道国之间是竞争而非合作的关系。
在回归模型（2）中，劳动力数量对于FDI的吸引为正，但是能源产量并不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但是在模型（4）中，东道国燃料贸易进出口总额与能源产量的交叉项却显著为正。因此，劳动力资源对吸引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资源越丰富的东道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强。国家能源产量和FDI的关系受到贸易的替代效应影响。能源产量越高，既可能吸引投资国到东道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获取能源，也可能直接进行大规模的能源进出口贸易。能源进出口贸易的增加会削弱东道国对FDI的吸引力。因此，在控制了贸易水平的情况下，能源产量高的国家更加能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源因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回归模型（5）中，控制了贸易因素后市场规模依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邻国的市场潜力依然会与东道国争夺FDI资源，阻碍东道国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资源因素则全部不显著，说明在全球尺度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对市场因素的考量要多于资源因素。市场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力更强，资源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这说明之前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主要进行战略投资，以获取资源为主的投资方式是夸大了资源因素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实际上，市场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决策的主导因素。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市场和资源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尺度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受到市场因素和资源因素的主导作用，其中市场的吸引力更强。市场规模越大、市场潜力越强，越能吸引中国对外投资。“第三国效应”目前不存在，相反，邻国和东道国的市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会阻碍东道国吸引外资。劳动力资源和能源资源禀赋越高，对FDI的吸引力越大。市场规模和能源资源禀赋在不同区域内对东道国吸引外资都存在显著影响力，但是都受到贸易因素“替代效应”的影响。因此市场规模较大、能源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区并非一定存在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而有可能通过贸易往来与他国进行联系。
未来，中国政府将继续大力推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质的市场和资源，同时发展全球贸易和跨国投资。同时，在选择投资国家时要更多的考虑东道国的区域特征，考虑区域内第三国的影响，实现对外投资的战略性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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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范文6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存在问题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成阶段性变化，不同发展阶段对外投资数量差距较大。1984年之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不超过1亿美元，存量仅有2.71亿美元但到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到了878亿美元，存量到达了近5319亿美元，可以说是几何性增长。
数据资料来源：UNCTAD。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2002年-201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连续10年增，从2002年的299亿美元猛增到2012年的5319亿美元，增加率为1679%。特别近些年来存量增速维持在25%以上的高水平，相信中国的增长势头会保持下去。
数据资料来源：UNCTAD。
从图2可以看出尽管中国2008年-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率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有所下降，但很快就稳定下来，并在2012年达到了18%。较之全球直接投资流量的负增长，中国去逆势上扬，并在流量总额上实现了四年增，2012年更是到达了878亿美元，首次跻身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行列。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不管是从企业数量还是从投资额占比来看国有企业都占优，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国有企业在所有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占比不断减少，而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最为活跃，积极参加对外直接投资，以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数据为例，有限责任公司数量占总数的57.7%（见图3）。
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企业类型占比来看，国有企业占比仍高于50%，在非金融类投资中比如自然资源行业的投资，国有企业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有限责任公司等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连续5年增，这也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向着多元化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分析
2008年以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绿地投资为主，在海外建立贸易公司、贸易代表处的方式。这种方式能过很好的控制当地的子公司或公司但是投资成本很高。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不断成熟发展，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金额较上年增长了379.4%，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54%。2008年中国跨境并购数量占全球并购数量的1%，2011年则是2.5%，在2012年达到了历史之最，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457个，实际交易总额为434亿美元，跨国并购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能使得中国企业更快的进入当地市场，有效降低进入新行业的壁垒，大幅度降低企业发展的风险和成本，充分利用经验曲线效应，获得科学技术上的竞争优势，同时一方面并购他国公司可能会背负该公司沉重的债务，对该公司的治理上可能会更难，经常会发生管理上的文化冲突。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集中在第三产业，2012年以来在流向第三产业的存量和流量占比均高于60%，其次是第二产业约占30%，最后是第三产业。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七大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建筑业，行业聚集度高，以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点行业的存量占比、流量占比为例，这一年投资在这七大行业的存量之和占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92.37%，投资在这七大行业的流量之和占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89.19%，见表2。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投资存量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惊艳的表现，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起步比较晚，存量规模还相对较小，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2012年年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美国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和日本的50.4%，占全世界比例也不超过8%，很难算的上对外直接投资强国。
2.投资结构不合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1）投资区域结构方面，投资区域相对集中，2013年中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70.1%，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3.3%，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相对较小，对外直接投资区域过度集中会造成企业过度集中，各企业间竞争加剧，重复投资，资源利用率下降；不利于中国企业在全世界生产布局、合理分配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2）在对外投资产业结构上，中国企业投资偏重于原材料和能源等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利润率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缺少对信息技术和技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高层次服务业的投资，结构失衡较为严重。
3.政府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管理不合理
随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地发展，政府也在不断地政府逐步加强政策与法制管理的建设，积极与他国签订了双边或多边协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完备的专门的针对有关海外投资的法律，这不利于给中国的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安全的法律环境。另一方中国对外投资管理缺乏统一高效的管理机构，导致了审批程序繁琐复杂，一个企业项目往往要经过层层审批，效率较低。
4.缺乏高素质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
对外直接投资要求跨国经营人才精通一门外语，掌握国际贸易相关学科知识，各国法律条款，以及他国风土人情，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但是很多中国企业缺乏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盲目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限于管做出错误的决策，企业大量亏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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