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给人的启示范文1
这个问题使我有点措手不及。面对学生的质疑，我努力镇定下来，对同学们说：“老师在备课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所以一时也不可能给大家作出科学的解释，请同学们互相讨论一下，我们一起探讨答案吧。”
同学们活跃起来，很快有同学提出了假设：
伏尔泰推崇的儒家思想，不应该是儒家思想中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应该是儒家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吧？
学生的发言把我的思路打开了，我及时引导学生分析儒家思想中积极的一面有哪些。学生通过讨论，总结出以下方面：
“仁政”“民本思想”“为政以德”“民为贵、君为轻”及伦理道德的思想内容。
我又引导学生思考伏尔泰推崇这些思想主张有何目的？
有的学生谈到：伏尔泰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当时的法国在波旁王朝统治下，封建统治腐朽，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阶级矛盾尖锐。伏尔泰认为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实行的是开明专制，希望法国的封建统治者用儒家的理性价值观来治理国家，借此来反对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
还有的学生认为：儒家思想主张修身养性、宽宏大量、乐善好施、仁恕之道等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启蒙思想家希望当时的法国能够借鉴这些思想，缓和社会矛盾。
经过师生的共同对话交流，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当时整个欧洲处在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渴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相应的地位，但现有的制度成为其继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在这种背景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的启蒙思想家发起了一场旨在反对封建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高举理性、自由、平等旗帜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为了获得有力的支持，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理论依据，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等人发现中国可以作为他们的楷模。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成为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反对当时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来源。儒家思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启蒙思想家认为儒家要求人们达到的这一境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依靠个人的修行就可以达到，借此反对天主教神学的统治。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凭学问、凭才干，不世袭、“选贤任能”的教育制度和选拔官吏的制度，与18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尊重个人价值，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世袭制度，通过自由、平等、竞争攀登仕途高峰、梦寐以求的理想一拍即合。正如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儒家思想给人的启示范文2
关键词：译介学 古代典籍 思想
课题名称：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译介研究（本课题系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资助）
项目编号：Fs201016
作为比较文学领域的一个正式分支，译介学的产生是比较晚的，大约起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而真正取得重要的地位，则是再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近年来，翻译在整个比较文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界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一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国际上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一种趋势。
在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早在1687年就正式传入西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是较早接触儒家思想的一位西方学者。早在1676年，他就已经读过儒家书籍。莱布尼兹认为，在政治、伦理方面，中国远胜于欧洲。在法国，18世纪上半叶法国大革命的前导启蒙运动走向高潮时期，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就已在启蒙思想家们面前呈现出一个理性的世界。启蒙学者的重要代表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
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载，儒家思想在公元2世纪即传到欧洲，虽然欧洲人当时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儒家著述，但西汉人张骞出使西域时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永不放弃、效忠国家的精神，给欧洲人带去了震撼和敬佩，他们从张骞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教化力和穿透力。后来，另一个欧洲人马可波罗游历到中国，他被这个富庶文明的国度深深吸引，开始在中国一边经商，一边游历名山大川，并写了《马可波罗游记》，介绍这个被儒家思想浸润的富裕的国家，让整个欧洲为之疯狂。
孔子思想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影响同样甚大。法国哲学家从孔子思想中悟到：征服者可以毁坏有形的物质，但毁坏不了道德。法国作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他读了《赵氏孤儿》，将它改为“五幕孔子伦理观”，并说，假如世人都像孔子那样仁义，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同样，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人的，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近代史上，德国人卫礼贤跟随军队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学成回国后，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在教授学生时，他流传法国的名言是这样说的：“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西方哲学家兴推倒前人学说而代之，中国则以孔教通贯数千年。”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比西方哲学思想好处更多，所以能统治中国几千年。
美国人对儒家学说的认识大约是从19世纪开始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先读儒学著述，后办教会学校。在两种思想结合过程中，儒家思想不胫而走，传到了美国。1844年，美国学者爱默生说：“孔子是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这句话点燃了美国人对孔子的热望，从此，美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研究机构，开始致力于孔子思想与东方哲学的挖掘。1974年，美国成立孔子文教基金会，其成员皆为各国政要，开始推动世界尊孔运动。后来，他们还在各国成立孔子学院、孔子博物馆等，对孔子思想进行世界范围“布道”。在美国的华人华侨也继承古人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勇于创造，科技人才辈出，出现了许多名人巨匠。华人华侨的卓越表现，又反过来印证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教育价值，使儒家思想愈发魅力四射，大放异彩。
总之，儒家思想展示了不同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它为中国封建文明的高度发展做出了贡献，它也启发了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头脑。以至历史发展到现代，西方学者仍把孔子列为世界哲人之首。1988年，世界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4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21世纪应当成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在新的世纪中，也将焕发新的活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
2.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3．谢振天《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49年
儒家思想给人的启示范文3
【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特点；方法；启示
我国古代并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只是统治者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力图用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来影响全社会的成员，进而形成了最初的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纵观我国五千年封建文明，思想政治教育硕果累累，方法也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进行理论教育灌输。统治者为给大众灌输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大力普及《诗》《书》《春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并自己也会编写一些喜闻乐见的读物，使其在民间广为流传。
（二）教化百姓，使之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统治者实现“化民成俗”一方面是教育灌输的结果，同时也是老百姓在生活实践中自发养成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多种多样，如秦汉时期，地方设“三老”专职教化。
（三）树立理想榜样，身教示范。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重视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教育者应该是完美的体现者，要以对自己负责的精神、谦恭态度和博学多识来教育学生、感染学生，学生树立好典范。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伦理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经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此相适应，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伦理道德，各种政治制度、礼仪规范、社会习俗无不渗透着强烈的伦理道德要求。
（一）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强制性。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和政治上的专制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其方法必然带有强制性。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方法就只能以儒家为正统，不允许其他的内容与方法与之相抗衡。
（二）强调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孔孟等儒家先贤都高度赞扬那些虽不善言辞、却能遵循道德规范身体力行、亲身实践的君子，而耻于那些言过其实、知行不一的小人。孔子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三）重视因材施教与循序渐进儒家思想主张。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强调因材施教，对象的性格、能力等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儒家思想还认为，思想道德教育要“循序渐进”，这符合教育的认识规律，有利于教育对象的接受。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其中许多内容反映了人类某些共同的生活规则，体现了人类的基本智慧和情感，对于加强和改进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引导当代人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历来把树立远大志向当作塑造完美人格的前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形成了以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理想、道德情操、道德品质，激励人们树立远大的志向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为目的的思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我们要高度重视自我教育，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在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自我教育法居于核心地位，针对如何实施自我教育，也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它对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在于：达到了自我教育方法为中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整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调动教育对象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教育对象自己反省的勇气、自律的精神和能力。
（三）要学会运用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综合教育方法。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十分注重运用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重视建立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综合教育机制，只有学校、社会、家庭三者紧密协作的情况下，才能教育和引导广大学生青年养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立足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审时度势、联系实际，既要继承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合理因素，又要开创富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方法，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会在新形势下焕发出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邓球柏.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陈悦悦，张正霞.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启示.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3]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4]曹影.“教化”的缘起、内涵及与道德教育的异同.长白学刊，2005.
儒家思想给人的启示范文4
关键词：儒家文化 韩国 影响 启示
韩国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早、最深的国家之一，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完整继承与发扬，且对韩国现代化进程、思想教育及社会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何善待儒家传统文化，让其精华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值得深思。
1.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
1.1儒家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20 世纪后半叶韩国经济迅速腾飞的内部先决条件是全体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儒家精神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意识。儒家倡导的中央集权政治观、忠孝一致伦理观、重农抑商经济观等弥漫于韩国社会各个角落。政治方面的中央集权，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忠孝观使团队和集体养成忠诚奉献精神；儒家倡导的重农抑商与韩国社会的发展观念不相符合，但韩国人结合本国特点，找到两者之间的结合点。
儒家文化强调重责任、重义务的奉献精神，要求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共同利益，这种集体主义成为韩国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儒家文化中提倡节俭、勤劳、敬业更是韩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韩国现代化人才的挖掘与培养与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尚贤重教分不开。儒家文化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诚实、守信用、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伦理等，对形成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道德规范起到推动作用。“修齐治平”、“奉公灭私”、“经世济民”等功利观，经过现代意识改造，转化为孕育企业家阶层社会责任感和创业传统的源泉。
1.2儒家文化对当代韩国思想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很好传承。早在1960 年，韩国就将儒家文化放入到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科目里面。在推行国民精神教育的过程中，韩国始终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作为载体，通过传播儒家文化达到铸造韩国民族精神之目的。韩国初中道德课渗透儒家文化传统，要求学生要孝敬父母老师，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与人要和谐相处。大学开设的国民伦理课吸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且进行自立自主思想方面的教育，以达到强国之目的。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又提出“文化立国”国策，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精髓，将其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
儒家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在高校办学体制及专业设置方面表现尤为显著。成均馆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等众多高校里也专门开设研究儒教的学科，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并发行自己的刊物。设有儒教学会、儒教文化研究所等机构。分布于全国各地的300 余所乡校则有“儒生大学”之美誉，每年举行祭祀儒学创始人孔子的“释典大祭”， 是儒家文化的发展见证。
1.3儒家文化对当今韩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
当今韩国，优良的儒家文化在国民精神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高丽大学曾编写《韩国民俗大观》，强调儒教在韩国还占据着绝对比重。韩国把儒家文化中的孔子所倡导的礼和孝结合起来，家庭孝道至今不衰，且强烈地抵制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每到父亲母亲节日，从小学生到成年人都会给父母送上节日礼物。如果因工作必须与小家庭分开，必要的团聚还是不能少，比如周末团圆、遇到大事全家商讨、过节祭祀等。夫妻和睦相处，父慈子孝，尊兄爱弟依然是国家倡导的良好社会风气。儒家文化一直提倡的行为规范对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国家安全都起着重要作用。尊敬长辈，服从上级，讲究秩序。在长辈面前不能吸烟，喝酒也要经过允许方可，并且要背过脸去喝；对同学中年长的师兄师姐也要敬重有加；前辈要关心爱护后辈，师兄师姐要关心师弟师妹。
2.对中国的启示
2.1儒家文化根在中国。
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曾做过的“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调查显示,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大陆排在最后一位；韩国首尔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中国上海则排在最后。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差距较大：韩国有专门的儒教大学，而中国有一些知识精英则强烈反对儒学，认为儒学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韩国很多政界和企业界领袖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韩国生活世界处处体现儒家文化精神，韩国人每年都要祭拜孔子，而且祭孔仪式非常庄严。中国大陆最近也恢复祭孔，但旅游观光色彩太浓。文化起源和生成有国界，但文化传播和影响没有国界。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普世价值，具有很强的共享性、适应性和变异性。在文化传播和传承过程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比皆是。儒家文化虽然根在中国，但“花落谁家”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不能陶醉于中华文化已走向世界，而应该深思自身在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做得如何；不能让中华文化长期处于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状态，而应该对儒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不能让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成为远离母国的过程。
2.2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绕不开儒家文化。
传统反思与现代意识追寻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支点。人们总是通过对其前人所创造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思想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建立起自己与传统的精神文化联系；同时又在理解和解释中，使传统获得进入现代的途径和继续发展的契机。不吸收其他文化的民族难有发展，而割断历史、遗忘过去则注定没有前途。尽管我们的生活世界已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尽管我们的意识伴随着社会问题的转换而出现认识上的断裂，尽管人类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日益深广，但儒家文化仍是汉语世界基本精神价值之所在。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精神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儒家文化本身就是解答这一永恒课题的重要思想资源。韩国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对立，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2.3从无本不立的高度重新认识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母体，是中国人的身份之根、属性之本。近年来种种假货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事件频频上演，正说明中国人面临着底线伦理的崩溃，羞耻感和责任心正在消失。扭转上述局面，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复位和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要重建，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要重新定位。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文化有着十分管用的现代价值。其精髓是中华民族的心灵归宿和精神依托所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度去研究如何防治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诸多问题。重评儒家文化必须走出三个误区：一是西方尺度误区。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明共处的开放世界，不能轻易引用西方的理论和价值观念来简单评判儒家文化。二是“”尺度误区。儒家文化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能用“封建遗毒”等“”思维统统抛弃。三是主观尺度误区。儒家文化通常要将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做阐释后方可取得发言权，不能信口开河。
2.4以韩为师重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但却在韩国得以生机勃勃，甚至给世界造成了“儒家文化的源头在韩国”的错觉。我们需要以韩为师，重新找回自己的传统文化，续回断裂已久的文化传统。
2.4.1要有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构建能否在全球化中保有“中国性”、“民族性”的问题。自“五四”时期开始，源远流长的中国儒家文化之根出现了断层，怀疑、批判、否定儒家文化成为一时之风尚，以《四书》、《五经》为载体的儒家文化从社会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传统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位置，儒家文化成为落后保守愚昧封建的代名词。目前，儒家文化虽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但公众对它的认识了解还只是表面现象，传播方式还只是初级阶段，甚至有作秀和戏说的成分。重振儒家文化，需要我们恢复对几千年儒家传统的敬意与温情，在此基础上再增强传承和弘扬儒学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感。
2.4.2要在生活化和大众化上下功夫。
儒家学派在创立之初就具有非常浓厚的平民色彩。孔子是“学在民间”的第一人，儒学有着喜怒哀乐和鲜活的生命价值。它通过一些浅显易懂的阐释告诉人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本质上是生活的哲学、大众的哲学，反映的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儒家文化韩国儒学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主要就在于注重实践、深入人心、百姓日用。中国的儒学大多还局限在学术圈子里，没有真正使之通俗化、普及化，没有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百姓。因此，重振儒家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儒学的生活化和大众化。当前最需要做的是重新定位儒学传播战略，把工作重心从书斋式研究放到面向人民大众的普及上来，通过多种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儒家文化回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应本着先易后难、积极引导的思路在普通百姓中推广和普及，同时应考虑在中小学生中恢复中断近百年的经典教育课程，使学校成为儒学普及的重要渠道。
2.4.3要有举措、抓落实。
党的十七大作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大部署，充分说明执政党对于传统文化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新认识、新觉醒。但文化传承和发扬不是光靠政治动员就可以做到，关键要有举措、抓落实。
一是要有自己的儒家文化扩张战略。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武力竞争、商业竞争，现在发展到文化竞争。中国要在已经到来的儒家文化竞争中立于主动地位，就应尽快制定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产业规模发展计划，并以政府作为直接的推动引擎．同时允许和发动社会力量参与。
二是提升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播质量。韩国在传播儒家文化方面是“有心有力”，而我们则是“有心无力”。世界对中国的总体印象还是停留在五千年文化、长城、故宫、京剧等文化遗产上，国际文化形象是一个“智慧而年迈的老人”。外国人关注中国，并不仅仅希望了解逝去的历史和文明，他们更渴望了解当代中国人民的观念、心态、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因此，如何像韩国人那样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开发出引起共鸣或至少是可以得到认同的文化产品，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潜移默化式的渗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课题。
三是少争论、多做事。韩国在弘扬儒家文化方面对我国构成的挑战是现实而严峻的，我们面对这种挑战总体上还处在嘲笑、责骂和无所作为阶段。韩国不会因为我们的不满而停止发展利用儒家文化步伐，中国也不会因为指责别人而能够确保自己的正宗大位。与其责怪别人，不如反求诸己。
四是要准备打持久仗。儒家文化在中国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时间造成的文化断层也同样需要用时间来弥补，不能指望通过任何浮躁的方式来解决。在重新振兴儒家文化上一定要有打持久仗的思想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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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给人的启示范文5
一、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个案研究
对荀子管理哲学的研究，学者们进行的比较深入，有几篇硕博论文分别从不同研究方向进行了详尽阐述。于海舰《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沿着荀子的哲学观点，如“天人关系论”、“人性论”、“明分论”，来探讨管理的主体、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手段、管理的终极价值等问题。从“明于天人之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关系论突破了“天命论”的枷锁，使人成为管理的主体;“群居和一”的群观念，为管理设定了终极价值目标;“明分论”和“礼法论”为实现管理目的提供了合乎天人的管理方法论;“隆礼重法”的管理思想;从“以礼分施”的君道论等哲学观点谈起，把人的问题分析明白，而后向管理层面落实，详细探讨了“明分论”和“礼法论”在其管理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余森华的硕士论文《＜荀子＞的管理哲学特色研究》，从荀子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修身”思想与自我管理间的关系、“王霸”思想与公共治理的关系、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的关系四个方面，审视《荀子》思想的管理之“用”。阮艳的《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采用历史研究的办法，通过整理和分析《荀子》及相关哲学思想的研究资料，从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前提、管理组织、管理主体、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目标等五个方面对荀子的“化性起伪”、“明分使群”、“尽伦尽制”、“隆礼重法”、“求治去乱”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另外，此文还将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西方的X理论、马克思•韦伯的组织理论以及管理方法、管理目标等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其差异和通融之处，阐释了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之精华。
对于周易管理哲学的探讨，就所涉及问题而言，应该说比较全面，但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宏观而不具体，从外部即儒家研究《周易》管理思想，或者说用一般儒家的管理思想看《周易》经传管理思想，未深入到经传内部。黄新根的博士论文《＜周易＞管理哲学研究》在吸收前贤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周易》经传出发，通过解读《周易》卦象符号和文辞，全面系统地探讨《周易》经传的管理思想。把经传管理思想分开研究，指明《周易》管理思想是其固有的，与西方管理思想不同，有自己的特色。文章客观理性地分析了经传管理思想的优与劣，提出真正建立《周易》管理学必须扬长避短，融合中西管理思想。黄宝先《＜周易＞的管理哲学》一文，从其管理体制———科层制出发，从“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几个层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他认为，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周易》管理哲学思想的精华，只是思想太超前，没有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难以推广。张耀天的《周易管理思想初探》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趋势，从“道器不离的形而上学论”、“以和为贵的管理目的论”、“大道至简的管理方法论”及“以人为本的管理价值论”几个方面阐述周易管理思想，并理顺了周易管理哲学的基本体系。许尔忠《＜周易＞的管理哲学智慧》一文，从整体性管理思维、进取性的管理理念和变易性的管理方法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思想，认为这些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管理思维、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形成，还给现代管理许多重要启示和直接浸润。对《中庸》及其思想的研究，多与儒家管理思想或是孔子管理思想融为一体。黎红雷的《“中庸”本义及其管理哲学价值》一文，认为中庸一词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4］等多重丰富内涵，同时蕴涵着“正—反—中”的中庸辩证法。把中庸辩证法运用到管理活动中，正确处理“为己与为人”、“正己与正人”、“修己与容人”、“行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领导智慧;正确处理“王霸杂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辩证关系，便是“德法兼济”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确处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便是“义以生利”的中庸经营智慧。以此说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重要价值。严金梅、胡春蕾《中庸之道与现代管理》一文认为过犹不及与适度原则、和而不同与原则性和灵活性、“时中”与“权”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中庸思想在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同时他也认为，中庸在管理中存在很大局限性，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使用。
二、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核心概念研究
对核心问题“仁”的研究几乎没有独立成篇的论文，大都与儒家其他管理思想融为一体，这里不再单独陈述。对“义利观”与儒家管理哲学及现代管理的研究比较深入，不同思想家的义利观都得到了归纳和发掘，研究深度也不断加强。李朝秀的硕士论文《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探微》从义利观的社会背景、理论来源入手，详细阐释其内涵、特点、儒家不同观点的共性与差别，并论述了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文章认为，利和义是分层次的，达到“义”之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同的。高晓红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认为将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归纳为:重义兼利、重义尚利、先公后私和先天下之公利。叶世昌《儒家义利观和现代企业管理》认为正统儒家的义利观可以“义以生利”和“何必曰利”［5］八个字为代表，其反映了贵义贱利思想。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具有相对性，要进行具体分析。对“人性论”的研究也较为深入，黎红雷《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管理学意义》一文，从现代管理角度，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人性理论，论述了先秦儒家“性善论”、“性恶论”、“人性可塑论”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异曲同工之处。文章认为，强调塑造人性以实施管理，正是先秦儒家人性理论的独特之处。易想和等人撰写的《何为人性?如何人性?———儒家人性论的管理意蕴及当代价值》一文，从儒家人性论的演变历程及哲学根源、管理意蕴及伦理困境、现代价值及伦理向度三个方面论述了管理中人性的重要性。认为其管理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安人三个方面，现代管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伦理向度。对“道治”与管理哲学的研究，张贵明《论“道治”管理哲学与C管理模式》一文认为，道治是对德治和法治的统合与超越，因其建立在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之上，是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本管理思想，而成为科学管理基础之上人本管理———C管理模式中最重要的哲学智慧。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意义与当代价值研究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一文，从“安人”、“教化”、“修己”三个方面论述了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文章认为，儒家管理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人正己为途径”，对于现代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李玲等人撰写的《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梳理了儒家“仁”学思想、中庸之道、“德主刑辅”、“义利观”的现代价值，具体阐释了在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与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和崇尚人本价值的理念;“中庸之道”倡导管理者道德修身，在管理中感悟和把握平衡的艺术，揭示了管理依循的途径及追求的终极境界;现代管理中“正人先正己”的原则传承于“德主刑辅”的管理理念，体现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儒家“义利观”蕴含着义与利两种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它鞭策着管理者见利思义，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警示自身。
四、先秦儒家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
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一书，认为西方的管理哲学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的管理哲学是以伦理为基础的，而中国哲学核心价值的来源是儒家。他指出中国管理哲学是具有一种现代性，融合希腊、西方的精髓在其中的，具有一种高度的知识性与伦理性、现实性与理想，实现和谐自由和正义的标准。书中倡导动态和辩证管理，是综合创新中国管理哲学的奠基之作。它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开创了当代中国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新蹊径。在论文方面，高志鹏的《浅谈中西方管理哲学的异同》、马鸿飞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的整合》两文，以基本相同的框架结构分述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基本特征及价值取向，西方管理哲学基本特点及最新发展趋势，均认为中西管理哲学应逐步实现共通及融合，以利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儒家思想给人的启示范文6
关键词：儒家思想；先秦儒家人本思想；员工激励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1
一、前言
中国社会传统价值观主要是儒、释、道，其中儒家思想更是占据核心地位，影响也最大。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系体现在先秦时期，孔、孟、荀的学说则是先秦儒学的代表。先秦儒家的注重人格修养、德治礼治、重人尚贤等思想，都为现代管理中的员工激励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价值。
二、先秦儒家人本思想概述
1.孔子的人本理论
（1）“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说。孔子认为，人都有相近的本质、本性，都具有趋于完善的可能，而是否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调动其内在积极性，取决于人们不同的习行。
（2）以仁爱为本的人格追求。理想人格由德、知、志、美四要素构成。孔子尤其强调知行的统一，“仁且智”，仁爱为本，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宽容，但并非不讲原则，要“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3）以善为本的成人之道。人的成长需要三个重要环节：一是“志于道”，即要有信念目标，确立成长的信念；二是提供成长的内在根据，即“据于德，衣于仁”；三是离不开习、行、艺等后天条件。真善美相互渗透，以善为本的成人之道，既强调外在转化灌输，又特别注重内在的自觉自愿的修养。
2.孟子的人本理论
（1）“性具善端”的人性论。人生来善良，都具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性善是先天而非外塑的，但可随环境变化，可通过后天努力发展与完善善良的本性。
（2）“居仁由义”的理想人格。孟子将孔子仁爱为本的理想人格发展为仁义礼智等具体规定，其中更具特色的是“仁”、“义”统一的理论。即不能无原则地施爱；心存仁德，行由义路；审美上强调精神生活美的陶冶。
（3）“反身而诚”的成长之道。孟子主张性善论，因而形成了一套以存心、养心和养气为基本方法的成长之道。成人，就要进行道德修养，保持住先天的善端不丢失。成长之道的根据在于“求其放心”即在于向人心内求，在道德实践上要从“反求诸己”到“反身而诚”，理想人格的实现贵在“自求自得”。
3.荀子的人本理论
（1）“性伪之分”的人性观。荀子的人才理论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他的人性说是“性伪之分”，人性有“好利恶害”的特性，对此要“制礼义以分之”。
（2）“全而粹”与“行法志坚”的人格取向。荀子强调“人格的全”，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求善的过程；既然人性为恶，仁德原则要与法度原则结合起来，才能化性成伪，才能成为君子。
（3）“注错习俗，积善成圣”的成长之道。荀子非常强调人格的外在造就，既然人性为恶，善者伪，自我的后天发展及自我究竟趋向于何种人格目标，主要取决于习俗与教育。
三、引入儒家人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1.“宽则得众”——建立双向忠诚。管理者都希望员工队伍忠诚，但忽视了一个前提——组织及管理者是否对员工忠诚？如果不爱员工，何来员工的忠诚。只有善待员工的组织才能赢得员工的忠诚之心，换来员工的勤奋工作，得到社会赞誉，从而在竞争中取胜。孔子说“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要想立身、立业，有所发展，就要帮助他人立身、立业、发展、进步，推己及人；孟子也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管理者要对员工有善心、说善言、行善事，宽厚善待员工，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员工的拥戴与支持。在管理者普遍抱怨员工缺乏足够忠诚的今天，孔子的名言“宽则得众”更显得意义深刻。
2.“以德服人”——使员工“虽劳不怨”。要想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将员工与组织结成利益共同体，就必须注重情感激励，包括增加感情投资，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采用弹性工作方式等等。孟子“以德服人”、“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孟子·尽心上》），集中表达了他情感投资的精神激励思想。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看，这句话包含着现代弹性管理、个性化管理的思想，具体包括：一是要体谅和帮助员工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二是在确保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给予员工更大的自主安排工作的主动权，这样员工才能“虽劳不怨”。
“得人心者得天下”，历史与现实无数次证明了这个真理。情感是影响人们行为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员工都有渴求各种情绪的需求，情感需要的满足会成为组织向心力的来源。管理者要从心里管理员工生活，营造和谐共进的氛围。
3.“隐恶扬善”——“夸”出好员工。《礼记·中庸》中所提的“隐恶而扬善”，提示管理者要多表扬少批评、多鼓励少处罚、多看优点少看缺陷，这也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正面激励。不赞扬下属，即使对确有成绩的员工也缺乏及时、真诚的夸奖，是现在很多管理着会犯的错误。员工如果因完成任务而受到奖励，他就会更专注于这种受到期望的行为，如果奖励得到所期望的回应，那么这种奖励就是有效的；如果员工行为没有受到奖励或受到惩罚，那么行为重复的可能性就很小。
及时赞美员工，真诚与下属分享成功的喜悦才是管理者成功的法宝，惩罚员工应该是管理者最后和万不得已的选择。
4.“惠则足以使人”——满足员工需要。精神和情感激励固然必不可少，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脱离物质激励单纯构建精神激励的空中楼阁。孔子认为只有满足人的物质利益需要，才能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惠则足以使人”。儒家主张先利后义，既然“利”是正当的，是激发员工劳动热情的物质手段，那么管理者就应该给员工以“利”，使员工得“惠”。
管理者必须注重维护员工的利益。儒家的“惠利”思想，更具现代启示意义。管理者要了解员工的心态并予以尊重，并据此制订薪酬福利等物质激励机制，实现薪酬福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员工的需要，这样的薪酬福利政策才更具激励性。
四、结语
激励员工是每个现代管理者的必修课与重要的工作内容。目前较流行的激励理论几乎都基于西方的管理理论。将其应用于我国实践时，必须注意不同文化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活动与行为方式的差异性所带来的激励方式的不同。而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引入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不失为一种理性和更有实效的方案选择。
参考文献：
[1]柏丹丹，田江伟.儒家思想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商，2013（15）.
[2]蔡磊.论人力资源管理与先秦诸子思想[J].中国电力教育，201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