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代表人物范文1
关键词：犬儒主义 第欧根尼 自由 个性 西方艺术
一、犬儒主义的起源和特点
犬儒派是古希腊时期的著名哲学流派。关于犬儒派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在“雅典郊外的‘白犬之地’体育场讲学，从而被称为‘犬儒派’，音译为‘昔尼克派’（Cynics）”。[1]值得玩味的是，犬儒主义的现代英语名词为Cynicism，它的另外的涵义是愤世嫉俗和冷嘲热讽。这个涵义正与犬儒派的行为和观念相符合。另一说为犬儒派的思想家奉行放浪形骸、像狗一样的生活方式，因而获得“犬儒”的称号。
犬儒派的代表人物是第欧根尼，他比柏拉图出生略晚，是犬儒派创始人安提斯泰的学生。第欧根尼出身富贵，然而他主动放弃了富裕的生活。据说他住在一个木桶里，衣衫褴褛，像狗一样吃路边的垃圾食物。犬儒派鄙视社会礼节。犬儒派的第欧根尼、克拉底和希帕基亚曾在公开场所、众目睽睽之下，仿佛回到原始社会和动物时代一样。犬儒派认为自然的和本能就是正常的和理所应当的，主张抛弃那些虚伪的社会规范，摆脱对奢侈享受的迷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生活。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访问第欧根尼，问他需要什么恩赐。他却说：“我希望你闪开，不要挡住我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后来说：“我如果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成为第欧根尼。”行为放荡不羁的第欧根尼获得了那个时代的最有权力的人的深深尊重。当时，全世界大概只有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是最自由的，因为一个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而另一个是我行我素的犬儒主义者。
犬儒主义主张简单的物质生活，反对人们追求那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以外的其他物质和精神享受。犬儒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一切权威，反对虚伪的伦理道德。犬儒主义不仅反对现世的统治者，而且还反对宗教的神灵，因此对后世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反基督教神学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思想和行为上，犬儒主义者通常表现出鲜明突出的个性。
二、犬儒派对西方艺术的影响
犬儒派是西方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他们的影响或许不能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相比，然而他们的影响始终是存在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犬儒派的生活方式恰似一曲曲行为艺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拉斐尔创作了著名壁画《雅典学院》。《雅典学院》以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和艺术家为主题，是拉斐尔的代表作之一。可见，古希腊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画面台阶上方中心的位置是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们正在激烈的争论。柏拉图左手挟着《蒂迈欧篇》，右手手指着天上，仿佛在说：“理式在彼岸。”亚里士多德左手捧着《伦理学》，右手平伸，手掌向下压，仿佛在说：“理式就在物自身当中。”除此之外，画面中还有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等著名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台阶的中央位置卧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即犬儒派的第欧根尼。在画面中，他的个性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着装和姿势与他人不同以外，其他人都是簇拥在一起，唯独他孤零零一个人横卧在画面的中央。想必在拉斐尔的心中，第欧根尼是有个性的，并且是重要的。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重要的个性解放时期，赞美和拥护个性的犬儒主义思想无疑对文艺复兴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犬儒主义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影响了西方的艺术。
第一，犬儒主义尊重自由的意志。除了不做犯法的事情以外，犬儒派的信徒均是恣意妄为，不守规范。这种体现自由意志的倾向，在浪漫主义艺术当中已经出现了苗头（如浪漫主义音乐家开始突破了维也纳古典音乐的章法程式），而在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等现代派艺术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康定斯基的抽象主义绘画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摹仿的观念，信手涂鸦，随意发泄，正像犬儒主义者我行我素的行为方式。
表现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上完全抛弃了19世纪前在西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模仿论”观念，而崇尚自我表现。也就是说，艺术创作不再是摹仿客观世界和物象的过程，而是主观情感、意象幻想的自由表现。犬儒主义也主张每个人应不为外界的物质诱惑所动心，而完全听任内心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表现主义的艺术精神与犬儒主义精神是非常契合的。
第二，犬儒主义积极对抗人类文明对人的异化，倾向于返璞归真的人生态度。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对人的本性都有明显的异化。在文明的枷锁下，人的本性受到了压抑。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被压抑的本性变成了潜意识。而犬儒派则把潜意识从思维深处拽了出来，或者从来没有形成潜意识，明目张胆地做出“文明人”眼中疯狂的举动。
西方后世一些艺术家的行为恰与犬儒派相仿。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辞去了银行的职务，放弃了法国奢华的生活，来到遥远的太平洋小岛塔溪提岛，同当地的原始居民生活在一起，并以塔溪提人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著名绘画作品，创立了所谓的“野人艺术学派”。高更曾说：“原始的、本能的、暗示的艺术从精神出来，利用着自然。”[2]他以塔溪提岛生活为主题的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仿佛是犬儒主义理想的现代回应。法国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经常以原始古朴的人物形象作画，这些人物形象野性稚拙，虽不着衣物，却没有丝毫猥亵做作之感。
第三，犬儒主义反对一切权威和偶像，这正与西方现代派艺术不谋而合。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多以反对传统艺术观念自居。最著名的当属现代艺术家杜尚。他曾经买了一件男用小便器，并命名为《泉》。这件作品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艺术概念的理解。给肮脏的小便器一个“泉”的名称无疑是对古典主义唯美和谐的艺术观念的冷嘲热讽。
现代音乐史当中也存在极端反传统主义的例子。约翰・凯奇是20世纪美国音乐家，是“偶然音乐”（又称“机遇音乐”）的代表人物。他创作了很多富有个性的音乐作品。“勋伯格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说约翰・凯奇‘与其说是一位作曲家，还不如说是一位发明家’，此话虽有些夸张。却也有几分道理。”[3]约翰・凯奇最具个性的作品是一个题为《四分三十三秒》的作品。这部作品演出时，演奏者坐在钢琴旁，打开钢琴盖，但并不弹琴，安静地坐了四分三十三秒，然后关上钢琴盖。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任何乐音，只是在规定的时刻打开和关上钢琴盖来表示音乐的开始和结束。人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不是什么都听不到。比如，人们可以听到听众的咳嗽声，可以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等。就像杜尚的《泉》改变了人们对于美术的根本观念。约翰・凯奇的《四分三十三秒》也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音乐的理解。这种叛逆精神与犬儒主义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1] 凌继尧.西方美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5.
[2] 瓦尔特・赫斯.欧洲现代画派画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0.
儒家代表人物范文2
【关键词】：儒学核心价值 价值观教育 大众文化
一、关于对儒学核心价值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兴起，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概括起来关于儒学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一个方面。
（一）以“仁、义、礼、忠恕、道”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称为经典儒学，把宋明时期以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成为新儒学，其核心价值归纳为“道（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仁、义、礼、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杜维明教授在回答什么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2010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汇集了两岸百余名学者共同讨论儒学的核心价值，并认同“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仁”的范畴贯穿儒学的全部价值体系，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于建福认为，“道”是儒学的终极价值。在儒家学说中，反映终极关怀的终极价值可以用“道”来概括。
（二）以“德”、“文”为代表的生命核心价值观
“德”与“文”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台湾大学齐益寿教授认为，从孔子最赞赏一生并无事功的颜渊，从孔子在与众弟子言志时惟独赞同许曾点的“沂水春风”之志，从孔子于匡、宋、蔡三遭危难而能坦然无惧，从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话语，均不难看出“仁德”与“文德”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
（三）重视人格尊严教化
“人格尊严”是孟子突出强调的基本价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指出，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和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儒学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基于人性本善、人格平等、人格独立，特别注重人格尊严，鄙夷“自侮”、“自贱”人格，倡导“爱人”、“敬人”，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修得人格尊严，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四）以“和谐”为代表的政治理念
“和谐”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其礼乐文化观，还是其仁孝修身观，这两个联系密切的基本理论，都可归结为“和谐”二字。南京大学杨明教授提出，以“中”、“和”为表征的和谐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儒家“中和”理念具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普遍和谐的丰富内涵和实现普遍和谐的基本原则。儒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和谐”是其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标，即以个体身心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最终达到国家乃至天下和谐的目标，认为儒家这种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大众文化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
袁贵仁教授曾撰文指出，价值是指事物的意义，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有意义的看法、观点、态度。研究价值观，不能不研究文化，各种文化的最深层次都是要指向价值观。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只有把对价值观的研究放在文化的视野中去才具有研究的价值性和思想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而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仁、义、礼、智、信”。传统的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当下却遭遇了大众文化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价值观多元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逐渐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
首先，以商业电影、流行音乐、小说、广告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普遍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却日益式微。这种以技术性、标准性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强迫公众在闲暇时被迫接受流行文化元素，并限制了公众的想象力。
其次，大众文化消解了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例，文化不再以经典为标准，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最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类告别了节俭生活和按需消费的时代，使人们认为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志就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所消费的商品档次的高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评价商品是否具有价值不是看其使用价值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时尚”，最终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从而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压抑。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尽的需要不可能在消费主义所提倡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只能在精神的王国中才能实现，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追求幸福无疑是南辕北辙。
（二）对传统价值观的诉求
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而从儒学价值传统中吸取精华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然肩负着保持、改造、发展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念，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殊使命。无论时代对儒学加以利用还是彻底否定，儒学传统都自觉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孜孜进取的入世精神参与到时代价值确立和变革的过程中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儒学核心价值中研究当代价值观教育也是历史使然。从而国民特别是在校生能够在价值观多元化，甚至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利用儒学精髓，摆脱价值追求的困惑、疑虑、徘徊，确立“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
三、当代价值观对儒学核心价值的扬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价值观教育，任何成熟的民族也都需要成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面对西方大众文化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渗透，我们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不是就一定要抛弃中华传统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如果连儒家积极入世的核心价值也遭到否定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叩问自己：是否儒学核心价值就能够担当拯救价值体系重建的重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一）儒学核心价值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核心价值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但任何带有时代烙印的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千年，一直体现了封建阶级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面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科学、和谐的时代氛围显示出一定的被动性和局限性。比如儒学核心价值中的以“义”为代表的重义轻利思想，使中国人用处理兄弟关系的准则来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使“人治”大于法治；“仁”强调的忍让、宽恕、克制、谦和的道德标准约束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儒家强调和谐、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竞争的传统；儒家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理工，即“君子不器”；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侧重人文知识，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子《天论》）而缺乏科学精神。这些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因此，在本质上儒学的核心价值无法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儒学核心价值为当代价值观确立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
首先，儒学核心价值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儒家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提倡晓大义，知情理，讲“诚”、“信”，重礼节，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忧国忧民的美德，都为中华民旅的精神传统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其次，儒学核心价值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神圣使命，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这种道德情操和济世情怀，是中国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朽精神支柱。
最后，当代价值观的确立也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以儒学核心价值为基础。合理面对儒学核心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社会、家庭、学校、制度、政策、思想宣传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实践，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科学民主精神相协调，实现当代价值观同儒学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儒家代表人物范文3
【关 键 词】新儒家 新儒学 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支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单纯从“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因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纸堆里把我们已经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又给搬了出来的感觉。这是一部分不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设层面的中国人所误解的地方。因此，对当代新儒家有一个恰当的、合理的认识和理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一、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当代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方向，它融汇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为根本宗旨，用现代的意识和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儒学和现代文明的需求，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当代中国新儒家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说最初当代新儒家是以自觉继承儒家的“道统”，以儒家价值为终极皈依，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础上探求回应西方、重建儒学的话，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需要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所回应的时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新儒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的文化观，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识来积极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区别
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对“新儒学”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区分。“‘新儒学’与‘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为方法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而后者则以内在体验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前者力求在客体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后者则力求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前者力求在知识研讨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也以知识为条件重建逻辑或价值，后者则仅先行肯定价值判断，是否再寻求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以实现价值理想或目标则因人而异。”可以看出，“新儒学”和“新儒家”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实质内涵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学者的统称，是以人的实践性和价值体验为依据的一群人，也是对当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肯定称谓。而新儒学则是以儒家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来认识当代文化、挖掘当代文化的价值，其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理解。
三、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当代新儒家思想变化的发展历程是对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诠释，通过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国文化被禁锢、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哲学为中所用，确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换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从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质，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同时，现代新儒家也会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他们也会用西方的学术思潮来解释传统的儒学，宣扬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关注现实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时，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对当时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的思想。虽然两者的哲学都主张从生命的视角解释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观点印证、诠释儒学。此时，儒学是“体”，而柏格森的哲学不过是“用”。同时，他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于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国文化尊严的“维护”之情。
2.以“返本开新”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更本质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建设的进程已经无法绕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不过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甚至“主位性”，是现代新儒家从未改变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两层存有论，形成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致力于本体论意义上来建构儒家思想，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打通中与西、内与外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他运用西方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和本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哲学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建立对话的路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牟宗三也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立场，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坚持“一本性”，就预示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必须依心性之学内在的“道德主体”加以吸收融会。牟宗三运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学说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须有良知的坎陷为前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释道德理性的作用，从而达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学”本体论表述。其中在解释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对西学的借鉴还是对儒学的肯定，都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意识体现。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主，以成中英、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开始从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观世界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重建儒学，更多地符合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儒学回应现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学传统从极端的传统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面向客观现实，面向生活实体。
成中英把新儒学从主体世界带向了整体世界，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儒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观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他的本体学是整体本体、过程本体，严格的说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过程本体。“所谓本体，是整体的一个函数，所谓方法论，是另外一种函数。……我提的本体是一个整体化得观点。……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人就是一个本体。也可以说宇宙就是个本体。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儒学的重建必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必把儒学定为至高无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现代生活中个体的人性需要这些问题，而不能只关注内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生活这个实体，不能脱离现实的结构和文明状态来讲儒学，要肩负起解决社会的、精神的现实文化问题的责任。
杜维明作为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创立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让儒学可以有机会接触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维明从人学的立场出发，虽然也关注个人的心性问题，但与前人区别的是他不再强调儒家心性学的本位性和本体性，而是提供一种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通过强调人的立场来突出儒学的精神性价值，这也带给儒学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点是本身对传统儒学的了解深入透彻，海外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层的理解，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对待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
通过对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他们更多的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化。无论他们的观点、表述，甚至本体论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确立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于儒家“道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和儒学重建目标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质特征。
四、当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通过对新儒家本质特征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显了儒学的人本优势。最后，新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代自我意识丧失和道德沦丧的时代，带来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带来了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总之，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仅对于新儒家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陈鹏.现代新儒学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宋志明.现代新儒学的走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儒家代表人物范文4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作为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是时代精华的结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本质、必然性和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虽是两种处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不同哲学体系中的哲学，但两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共同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被中国社会接受、认可，很大程度上也证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着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两者之间的联系体现在方方面面，具体来说包括间接联系和直接联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的人性关怀
世界上任何优秀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发展下去，本质上是因为都存在着共同的属性——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最优秀的文化，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共同点：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完成到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至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兴起到形成，直至成熟诞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时期。当时，由于单方面强调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忽视了对人性的关怀，导致劳动的异化、人性的扭曲。马克思为防止劳动异化和人性扭曲，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强烈批判，强调对人性的关怀，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同样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儒释道哲学，在其思想体系上，渗透着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仁”上，所谓“仁者爱人”、“正己立人”、“经世济民”、“孝悌忠信”等思想，闪烁着古人对人性的关注;佛家哲学思想中的“修己度人”、“行善无恶”、“众生平等”等思想渗透着最淳朴的人性关怀;道家哲学“为己利人”、“德养万物”、“道尊德重”的思想也体现出道家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的间接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释道哲学的间接联系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建受到儒释道哲学的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吸收人类历史上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其中就包含了儒释道哲学思想。儒释道哲学中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
众所周知，法国近代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基础。儒释道哲学深刻影响法国近代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主义哲学，也就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之间产生了间接联系。
法国近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引进并吸收了儒释道哲学思想，推进了法国唯物主义的发展，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如：法国的重农学派从儒家的“天命”、“天理”和道家的“天道”中倍受启示，以“自然律”为主杆理论，掀起了一场“向中国学习”的运动，其主要代表人魁奈因此而被称为“欧洲孔夫子”。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最主要的来源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它们深受儒释道哲学的影响：莱布尼兹的单子论思想中含有孔子、老子关于“道”的观念;黑格尔“绝对精神”思想中有中国道家“道”、儒家“理”的痕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深受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的直接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虽身在西欧，但是却与遥远的中国联系密切，从他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新的对华战争》、《鸦片贸易史》等著作中可以发现，马克思曾经深入研究过中国文化和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也曾间接地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并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黑格尔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很显然，这句话体现出儒释道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释道哲学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讲中国革命时，反复强调“对立统一规律”，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观点就是阴阳对立统一。毛泽东也提到：“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统一”思想是受到中国道家“阴阳相交”思想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时代精华的产物，但由于两者所处的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形态不同、阶级不同、所处的哲学体系不同，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在定义主题、产生条件、阶级属性等方面有着区别。
(一)定义主题不同
广义上哲学的定义包括四点：一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二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三大知识的概括与总结;三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即知行统一;四是以最一般的概念、范畴、最高的抽象性等逻辑形式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照此定义，我们可以分别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释道哲学下定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与方法论。儒释道哲学的主体是生命哲学：儒家哲学在以“仁学”为核心的基础上，是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人性的把握的生命哲学;道家哲学以 “道”为核心、本原，认为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是世界上万事万物产生、发展的动力，同时又是指导人生的标准和规范的哲学;佛家哲学：以“空”为核心，强调修己度人、缘起性空的生命哲学。因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在定义主题方面存在着差异。
(二)产生条件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释道哲学产生的条件包括：经济条件、时代条件。这二方面两者都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特性。
产生的经济条件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矛盾的激化，以及推崇 “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等，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了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经济条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儒释道哲学是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之上的，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哲学都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结晶，是封建经济的产物。
产生的时代条件不同。马克思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从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通过自身的发展，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以及推翻复辟王朝，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类从封建社会彻底走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创造的成果以及带来的矛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时代条件。儒释道哲学产生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道家哲学开始于春秋时期，当时社会动荡、分裂，因此其哲学思想中体现出“道法自然”、“道本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反映要求社会安定的愿望;儒家哲学产生于礼乐崩溃后，因此其创始人孔子要求恢复礼乐制度，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佛家哲学发展于中国古代社会动荡时期，因此佛家思想普度众生、修己度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存在需要的反映。
(三)阶级属性不同
在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过程中，与特定的经济结构相联系，出现了特殊的人群共同体——阶级。任何哲学都具有意识形态性，都反映本阶级的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也不例外，各自代表的阶级属性自然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体现，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期，当时资本主义由于单方面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压榨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急需拥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与资产阶级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时代要求诞生。从其诞生起，就始终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打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儒释道哲学诞生于中国古代，代表着农民阶级的利益，以此反对官欺、官压，可以说其宗旨是“诫官”。儒家的“仁政”强调民贵君轻，君主应主动去尊敬百姓，“明明德”强调对庶民生命的重视关怀，“亲民”强调老有所养，百姓皆有所养。道家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自然规律，统治者只有在遵循“道”的前提下，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佛家哲学也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社会安定的利益，佛家快速发展时期，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百姓想脱离这种社会，因此强调普度众生。儒释道哲学从本质上讲，都是生命哲学，告诫统治阶级要尊重百姓的生命，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
三、总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既有自己的特点，又有相同之处。我们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释道哲学的区别与联系，目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看待传统儒释道哲学的发展，以复兴传统儒释道哲学为契机来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释道哲学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
儒家代表人物范文5
一、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
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裔学者和美国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中。杜维明较早提出了“超越启蒙心态”的问题，认为应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金则代替自私自利的原则，把“天人合一”发展成为“更为全面的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方面，他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存有的连续性”的概念，认为中国哲学的“气”是物质和思维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存有的连续的本体论”;他还提出了“儒学生态学”的概念。玛丽・塔克尔提出了“气”可以对生态哲学做出贡献的七个具体方面。[1]成中英提出，儒学是包容性的人本主义，在圣人那里，天地人在道和太极的本体宇宙论上三位一体，人是“自然的完成者（consummator）而不是征服者，是自然的参与者而不是掠夺者”。[2]罗泰勒认为，儒学关注人类与宇宙的内在关联，当人性得以实现时，“仁”作为人性之核心亦成为宇宙之中心。因此，“成仁”就是要超越人类自身，这是儒家生态学的根源所在;儒家的仁就是生态学。[3]
关于儒家生态哲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也有不少研究。布拉克雷（Donald Blakeley）分析了《论语》中的三原结构的动物价值论问题。艾文荷（P. J. Ivanhoe）认为《荀子》中有一种可称为“快乐的对称”（happy symmetry）的“清晰且非常有趣的环境伦理观”。[4]日本学者桑子敏雄认为，朱熹把人如何与他的环境宇宙相关的思想整合进了一个相容的系统。“这种整合不仅导致了对环境宇宙展现的结构的解释，而且导致了我们对一个困难问题的探究，即我们在何处定位最基本的价值，并且根据这一价值评价人的行为。” [5]艾周思（Joseph Adler）指出，宋代新儒家把“恕”拓展到自然界，使“应”（感应）具有了环境伦理的意义。其他如黄勇分析了二程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思想。[6]韦巴（Ralph Weber）研究了天人合一的“合”的形式，白诗朗（John Berthrong）则对“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把儒家关于修养和社会伦理的洞见扩展到新的领域”的八种设想。
二、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对生态哲学或环境问题展开研究。当时的讨论热点是天人关系问题。1992年，中国政府在主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里约宣言》上签字，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政治与学术话语。因为传统哲学的“究天人之际”的主题和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合，于是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的探讨。
（一）以“天人合一”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正如余谋昌先生所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作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7]学者们在研究儒家生态思想时都不能绕开“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季羡林、汤一介、张世英、余谋昌、牟钟鉴、陈来、蒙培元、李存山、柴文华、何成轩、胡伟希、陈国谦等学者都论述了天人合一含义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在1993年，牟钟鉴就著文，认为“天人合一”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天’或‘天地’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自然界’的概念，当然也包括自然界的神秘性和超越性;其‘人’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人生’，群体与个体都在其中了。因此，天人关系基本上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8]同年，季羡林在《东方》创刊号发表《“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1994年李存山发表文章认为，天人合一之“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接触与符合”;另一类是“客体就在主体之内，或客体是由主体的活动所产生”。[9]
陈国谦吸收冯友兰哲学思想，提出了“环境境界”的概念。他指出：“环境哲学是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形上学反思”;环境哲学的功用“是提高人的环境精神境界，使人的环境意识从人与环境的彼此分离提高到人与环境相融一体”。[10]张世英深入比较了中西哲学关于主客关系的思想，认为中西方各有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思想。[11]在90年代天人关系的讨论中，主张天人合一和主客的“互补”成为主调。
胡伟希则认为，“‘天人合一’这一古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自然与人类合一’的意思。”[12]他还指出，将“天人合一”的观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理解，认为“天人合一”的意思是提倡人类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这一观点“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并为传统儒学如何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前景。”[13]
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汤一介说：“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7]
（二）以生态伦理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导方向
生态伦理学，也称环境伦理学，“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际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把伦理‘公正’概念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的关心，道德‘权利’概念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过程，尊重生命的生存权利。”[13]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工业国家。然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已经蕴涵了生态伦理学的思想。随着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成为学者们所青睐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力图发掘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并探讨其现实意义。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从儒家传统的人伦概念中寻找生态伦理的意蕴。
“仁”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传统意义上对于“仁”的理解，学者大多关注于“仁”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随着对于儒家生态思想的深入研究，“仁”由传统的人的伦理扩展出生态伦理意义。王正平认为儒家“仁”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先哲从‘天人谐调’思想出发，确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是以生为道’，尊重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歌颂生命价值，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物我兼照’，‘衣养万物’，‘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的超我的仁爱观念，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先声。”[14]对于“仁”的生态意义扩展，是根据“仁”的人的伦理推导出来的。张永刚指出，“儒家主张‘天下归仁’，把万物作为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把原本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扩大到天地万物之中，维护着天地的‘生生之德’。”[15]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把自然的‘生’与道德的‘仁’等量齐观，使‘生’不仅具有宇宙论的意义，也被视为人类道德的根源。”[16]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以及围绕生态哲学问题发表文章多篇，对于儒家哲学的“生”、自然的目的性、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等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当然是有内在目的的。”自然的目的就是生生，是向完善、完美发展，故可称为善，善即是目的。人是自然目的的“实现原则”，由此他特别强调儒家的“为天地立心”“不是为天地立法”，而是对于自然的照管;是肯定自然生生不息的事实，把自然的生生不息作为价值，自觉地、主动地帮助自然实现生生不息的过程。[17]柴文华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儒家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学共同的思考客体;[18]何成轩也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当今生态伦理相吻合。[19]任俊华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表现为天道与人道一致的生态伦理信念，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念以及仁爱好生的生态伦理情怀。[20]
陈义军认为，“仁”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中心问题。“由于‘仁’内在天然地具有一种可以不断外推的特征和心理机制，‘仁’的实现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推己及人的过程，如此推衍，行‘仁’就不但要爱自己、爱别人，而且可以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这是儒学内含的由人道推衍天道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道德视野的一次革命性拓展。”他进一步说明董仲舒将“仁”扩展到爱鸟兽昆虫，无所不爱才是真正的“仁”，“从此，施仁的内在规定性便有了实质性进展，并且获得了生态道德的意蕴。”[21]学界有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赵媛、方浩范也指出， “儒家的生态道德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己及物的道德。它以‘仁爱’为基点，把人类社会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其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目的，首要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其次才是对自然万物的爱护和同情。……同时，儒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的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又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了使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把管理社会的原则推广到自然界中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爱的精神，在人与自然界中建立起协同互济，相互制约的秩序。”[22]
（三）以解读概念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要方法
学者们在进行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时候，主要采取的方法是选择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命题加以解析，从中发掘出具有生态意义的内容。
前文中提到的“天人合一”、“仁”都是学者们非常看重的概念，学者们通过对儒家思想中这些重要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释，从中找到生态思想的因素。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如“时”、“通”、“民胞物与”、“尔汝群物”等，学者们也做了解析。
“时”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儒家的“时”的范畴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孔子的“使民以时”，孟子的“待时”，荀子的“应时”都具有生态意义。“儒家认为‘天’即自然界有着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基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著名论断，即人类社会出现种种殃祸，正是有悖规律所导致的。尊重自然规律，当然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农业生产实践，儒家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等符合生态农业规律的思想，认为人们应该根据时节，即按照大自然的节奏、生命万物的节律以及四季来决定什么时候该‘取物’，什么时候不该‘取物’。”[23]
笔者曾对“通”这一概念，做了全面的解析，论述了“通”的生态意义。“通”的意义在于自然规律向生态规律的转化。“‘通’范畴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儒家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物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认识，由此使我们可以对天人合一获得一些新的理解，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生态一体性、相关性与依赖性。尤其是，人与自然的精神的沟通能够促进当今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时，能承担更大的责任。”[24]
可以看到，解读概念的研究方法就是选择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入。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研究互动得到加强。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在吸收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而展开。关于具体人物，如孔、孟、荀、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等都得到了研究。然而，儒家思想中还有许多有关生态思想的内容等待学者们去发掘。笔者认为，研究儒家生态思想不仅能够拓宽儒家思想研究的道路，重新理解儒家思想，有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新思路，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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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代表人物范文6
关键词 儒家 生命观 大学生 教育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9.009
The Enlightenment of Confucian View of Life on
College Students' Life Education
ZHANG Chengyin[1]， HUANG Shan[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2] Tianjin Sino-German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Lif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has been in the orthodox position of the Confucian Thought o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life education has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he Confucian view of life embodied in the three areas of the life consciousness， life value and life relations， the basic concept can be as life education resources，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life consciousness， life value and life and relationship education quality and effect has a role.
Key words Confucian； life view；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0 引言
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入世情怀与对生命的清醒认识以及有限生命无限意义的思想，对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儒家生命思想可以具体融入其中，用其具备的道德的制高点与修养的素雅，为推动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完善，促成大学生健康积极生命观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界同仁可以以儒家思想中对如何使生命更有意义的智慧，深化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内涵。
1 儒家生命观对生命意义、生命价值与生命关系教育的启示
1.1 儒家与生命意识教育
生命观是指对生命的看法与态度以及如何运用生命，对生活、死亡的看法与态度。儒家思想中所体现出的生命意识观是指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个人对于自己生命的终与始的观点。儒家，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不同于道家的“无为”，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入世的态度去面对人生，面对生死，对人生的意义与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唯物的解读。儒家思想中体现出对自然生命本身至上的敬畏与珍惜，而在面对死亡的问题时，儒家又一改之前的珍惜，表现得闲适而洒脱。
儒家十分重视人在宇宙间的崇高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在儒家观念里，珍惜生命本身应当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事。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明确肯定了人的价值。生命是人存在的前提，是人的其他方面得以全面发展的根本。有学者认为，儒家的实质不仅仅在于“仁”，更在于“人”，儒家思想得以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原因也在于，儒家真正关注人的发展，关注社会，并不以一种漠视的、旁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同时，“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珍惜自己的生命，也是对所有爱自己的人的一种负责。这就要求我们在生命意识中，要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珍爱生命。
儒家虽然说“未知生，焉知死”，也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但并不是不重视死亡；相反，儒家认为活着已经不容易，死是比活更难的事，只有认识生，才能更好地体会死，表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与生命至上的情怀。儒家思想主张客观地看待生死，以平常的心态待之。孔子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荀子也坦然承认：“死，人之终也”。这些都表现出儒家面对死亡清醒、坦然的态度。儒家在面临死亡问题时，表现出不同于世俗的洒脱，这主要由于儒家认为死是对生的另一种诠释与超脱，只有正确对待死，才能真正学会如何对待生。生为可贵，生即意味着无限的可能，好好思考“生”与“死”的意义，从而让每一个人都能真正珍惜并且享受自己的生命，在有限的生命长河中完成自己的创造。
在生命意识方面，儒家重视生命、爱护生命，倡导大学生也应保护生命。但在另一方面，儒家以道德价值的实现为人生的目标，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相应的义务与责任。近年来，大学生轻生的新闻屡见不鲜，这正是大学生对生命不具有珍惜与敬畏的生命观态度缺失的表现。笔者认为，在大学生生命意识观的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进行珍惜生命的教育，生命意识教育可以融儒家生命观中的精华，使当代大学生对生命有更多的了解，从而更加重视生命、珍惜生命。生而为人、生而来世，个人就不能仅按照个人的意愿生活，每一个人都承担了亲人及友人、爱人的所有期待，让自己的生命幸福，也让自己的生命可以为别人带来幸福，这正是儒家生命观所强调的，也正是儒家生命观在大学生生命意识教育中所应体现的。
1.2 儒家与生命价值教育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弘毅”一直是儒家思想的重点，承担自己的责任，发挥自己的价值，作用于社会，是儒家思想中认为的人生价值的所在。儒家主张以积极入世而又严谨的态度去追求个人生命的价值，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儒家主张外立业，内修心，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有“仁义礼”的道德追求。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承担着祖国繁荣的使命。对社会的强烈则仍，也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中的这些内容，对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生命意义的缺失，对人生的淡漠，对个人责任的漠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儒家的文化中，“闻道、行道”为其价值指导原则，“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家不仅追求知识，更注重个人品德的塑造，一生都以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德行，努力把所学体现在实践中。奋斗目标的存在，是一个人对社会、对个人生活目标的明确反映。应对当代大学生价值感缺失的问题，构建这种积极有为、奋发图强的目标，去追求个人道德的发展与个人意义在社会上的实现，并在这样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地享受生命所带来的惊喜，是儒家生命观在大学生生命意识观塑造中的重要体现。
儒家的生命价值观高度凝练在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这种人生追求的“三不朽”中。具体说，立德就是志于道，以身载道，以完美的人格和品行成为世人的楷模。立功就是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做出突出贡献。立言则是创一家之言，从思想上拓展人生境界，为群体生活寻找最佳方案。儒家的入世思想并不是消极的、功利的、个人主义的，而是积极的、为个人更好的发展而努力的，并非常注重处事智慧的发展，注重对心态的修炼。这对当下的大学生应该是很有启发的。儒家追求的境界之一就是能在困境（包括物质困境）中做到乐观、达观，并能乐观行事，也就是“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孔子曾多次称赞自己的得意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又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颜之乐不是一种物质的快乐，而是一种精神的平静与满足，是一种超然于物外的胸襟和境界。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很容易导致极端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倾向产生。儒家的生命思想中一直称赞以个人的、正义的奋斗与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并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努力的行为，但又不仅关注结果，在追求建功立业的同时，对关注个人思想境界以及道德水平的提高。在对当代大学生的生命教育中，应提倡当代大学生既要追求个人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要保证灵魂上的洁净。
1.3 儒家与生命关系教育
生命关系教育在于引导大学生能够正常地看待与处理个体与社会、与自然、与他人的关系，引导大学生真正学会接受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
儒家所提倡的“仁”，不仅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要求，也是对人与社会、他人与自然间一切物我关系的界定。仁者爱人，是对一切自然生命的爱，是一种向善追求，一种爱他人，爱他物的情怀。儒家又崇尚“天人合一”，认为宇宙万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与理由。儒家对万物表现出恻隐之心和“无伤”的悲悯情怀。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的“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出“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都变现了对自然万物的仁爱之心。由此可见儒家虽一直倡导个人的重要性，但对于天地中的其他其他生物与广博的大自然，仍具有相应的关注与怜惜。
儒家生命观中对个人生命、对大自然中万物的生命的观点可以为高校开展当代大学生生命意义观的教育工作提供有益的支持与补充。通过开展如何处理应对生命中关系的教育，引导大学生与自我对话，与他人交流，真正了解自己内心的丰富世界。在自己方面，做到了解与接受，保持对生活的期待与愉悦心情；在他人方面，做到和谐相处，善良对待，做到自己与社会共同发展；在自然方面，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做到欣赏与爱护，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2 结语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世世代代生命观的更迭与变化，儒家生命观在当代可以流传，必然有其现实的优点与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人生的哲学，而这种人生哲学应为当代大学生了解。它不仅可以丰富当代大学生生命观教育的维度，而且可以使当代大学生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在潜移默化中，优化自己的思维，提高生命的质量，承担起自己所应承担的生命责任，真正学会尊重生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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