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论文范例

儒家思想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范文1

(一)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唯上”观念

孔子的思想中有许许多多的精华,给人们的生活学习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贵借鉴。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孔子的思想中仍有落后或缺陷之处,最主要的就是他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这和西方提倡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截然不同,儒家思想主张等级和礼教,到董仲舒时期更是发展为三纲五常,而这种思想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中华民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唯上”的观念。这种观念渗透到全社会,在家中妻要听夫的,子要听父的,幼要听长的;在朝廷中,臣要听君的,下级要听上级的;在学校,生要听师的,师要听校长的;在社会中,百姓要听官吏的,地位卑微的要听地位尊贵的等。首先,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本身就是不民主不科学,人人生而平等,不同的只是社会分工而已。其次,在这种唯上观念的影响下,事情不是以是否科学合理为标准,而是以高低贵贱的身份来评判,有别于唯上的观念思想,就是犯上,就要受到处罚,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国民就逐渐产生了一种顺从服从的意识,并进一步发展为听话和继承。军队中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生活中文件和通知就是命令。在这样的大氛围中,我们所倡导的创新教育所呼吁的学生创造力的培养,首先其创新意识和精神就难以落实,更何况是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性人格的培养。

(二)崇尚礼教,束缚创造力的培养

儒家思想非常重视礼教,孔子曾言:“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礼教给人们的生活设置了众多藩篱,一言一行极受束缚。《论语》乡党篇云:“寝不尸,居不容,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等,在生活中设置了条条框框,做什么事都重视工整,整齐划一,这种思想在当代仍有残余,例如学校中提倡军事化管理,东西放在那里都有严格要求,幼儿园小学生上课非要求将手放在膝盖上不能乱动,个个正襟危坐。做什么事都要排队,哪怕奥运会开幕入场也非要像举行阅兵式一样站成方块队,一板一眼地走,这种种礼教使中国人无意识的生活在种种条条框框中,缺少了灵气和活泼,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严重受到束缚,个性发展和思维等的发展严重受到摧残,善于思考向权威挑战的创新意识,灵活、独特、流畅的创新能力以及独特性、挑战性、能动性的创新性人格都无从培养。

二、儒家教育思想

儒家有许多珍贵的教育思想,如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学思结合”“因材施教”,孟子“深造自得”的教育思想,荀子“闻见知行”的学习方法等,都可称得上教育思想中的瑰宝,对后世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是儒家教育思想中亦有一部分观点对当下的创新教育起着负面影响。

(一)“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

孔子的这句“学而优则仕”指导了从春秋至今的整个中华历史,历朝历代,就是在如今的现代社会,学而优则仕仍是众多学子和家长的奋斗目标,古有孔乙己、范举,今有年年高温不减的考公务员热。学而优则仕,使得学术不再纯洁,学术的功利性太强,弥漫了官宦之气。其结果首先是学术难进步难创新,学问很难做到家。治学不是为了创造知识和科技而是为了做官。学生比拼的不是谁学识渊博而是谁能进学生会、当干部,治学不再是一种目的,而是成为了一种入仕的手段,这样的氛围使得学术研究很难突破和发展,而我们都知道,科研是先于教育的,科研都难以发展和创新,又何谈教育呢。其次,学而优则仕使得学术和行政合二为一。在中国的学校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问做好了就去搞行政。美国的一些学者在看到这一现象后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西方国家学校的校长都是聘用的专业管理人才,教授和老师就是专心搞科研和教学的,可中国不是这样,学问做好了就可以升官去做主任、校长、院长,有的甚至完全脱离一线专心从政了,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这就是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学术和行政合二为一,学者也是官员,于是都为统治阶级唱赞歌,学术界、教育界、政府不约而同地发出同一种声音,而这一声音在全社会就是主流声音,这一主流声音指导着整个社会,看似和谐繁荣团结,可是少争鸣、少批判、少怀疑,而这恰恰是创新的土壤,土壤的贫瘠使得创新的幼芽难以健康成长。

(二)儒家的教育内容本身缺少对创新能力的关注

儒家的教育内容是六经、六艺和四教,主要以研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和自然等的关系为核心。儒家教育思想中认为道德的养成要比技能的学习重要得多,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轻视科学技术教育,甚至将科技称为奇巧淫器。自四大发明之后中国经济科技一直落后于西方诸国,与此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知道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最好的领域就是科技领域,而儒家重人际、轻科技的教育思想影响至今,大大阻碍了创新教育的发展。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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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古代的礼仪之道,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以“仁”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儒学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独尊于西汉武帝时期;在先秦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而大行于世。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被后人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主要内容是“士”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与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第二阶段是以《天人三策》、《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而后成为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第四个阶段从康有为开始,是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主要对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发挥作用。从四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出,无论儒学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都实际上承担了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的社会功能,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十分相似。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是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开展的社会教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及行为模式等多个层面;主要任务是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导思想意识(或称“主流文化”)的灌输和规范行为的训导。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二、儒家思想的特点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教化民众的正统思想,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以人为本,儒家思想重视人性,强调人的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能力,包括“自我修养”、“自省”、“慎独”、“自我完善”,还提出了“做人”的要求和方法,使人们从中得到乐趣。第二,注重德育,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孔子从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为确立儒家道德教育的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职责,尊重教师的实质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视。第四,崇学重教,孟子认为,教育使人懂得人伦规范,是控制人们思想观念、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第五,因材施教与言传身教,孔子主张根据人的不同资质加以教育,主张教师以身作则。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重视教育客体,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性即政治性,同样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三、比较儒家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教育方法,社会教化和修养两个方面的主要方法有:教化方法,主要有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礼乐结合、环境陶冶、践履笃行等几个方面;自我修身方法,主要有学思结合、自省、克己、慎独、积善成德等几种方法。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有理论灌输法、实践锻炼法、自我教育法、榜样示范法、比较鉴别法、咨询辅导法等。从教育方法的比较结果中可以看出,教育灌输与理论灌输法相一致、践履笃行与实践锻炼法相一致、自我修身方法与自我教育法相一致、身教示范与榜样示范法相一致;比较鉴别法和心理咨询法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儒家思想中化民成俗、礼乐结合、环境陶冶等方法可以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启示。

四、儒家思想育人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儒家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之道,“四书五经”中大多论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是王道政治,宣扬“君权神授”的观点,真实目的在于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同时,儒家主张“为国以礼”、“为仁以德”,《论语》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以强硬的行政权力、政策法令来管理国家,使子民顺应服从;以残酷的刑罚来约束,使子民安分守己,只不过让人隐藏了一颗不知羞耻的心,暂时不表现出违法违规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平和安定;如果以礼仁之德来感化人民、以礼义之法来引导人民,那么民众就会勇于知耻,且能在日常生活中克服不良习惯和丑恶心理,并长期保持不变。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作用

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设计者,其核心就是通过向民众灌输政治理念,形成民众的政治情感、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儒家思想认为,人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国家观念,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忠于君主;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规约人们的道德,使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责任,从而“克己复礼以成仁”。儒家思想强调向内扩充人性中本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使人们坚信有成圣贤、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可能。这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培养了民众良好的道德品质,既巩固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又达到了引导民间才智忠君报国的目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功能

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以共产主义为方向,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因此,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激励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个体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两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作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即实现个体性功能;进而通过人的发展来影响社会生活,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即实现社会功能。

(四)思想政治教育从儒家思想中得到的启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善”,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时候以善恶来评价人的行为,善恶观念是深植于人们意识中的价值观念。儒家思想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观念的发展中,给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诸多的启示。《论语•季氏》中提出,做人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见到好的、善良的,要努力思考自己的不足,争取达到同样好的程度;见到不好的、恶的,要像碰到热水一样,尽力避开”;要“省”在高处,学典明理,坚定信仰,守住良心,不为蝇头小利而鼠目寸光,不为荣耀光环而急功近利。运用儒学的语境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已在儒家思想中存在并早有阐释。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文化有着功能上的价值契合点,正确的理解运用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达到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对于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方法创新

(一)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中的积淀和精华,博大精深,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与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以德润身、内圣外王”的身心和谐思想、“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的人际和谐思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和谐思想以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生态和谐思想。当然,任何思想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儒家思想在维护和推崇“大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同时,必然会抹杀了人的个性,压制了人的创造性;因过于强调人伦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而存在浓厚的“官本位”倾向且缺少民主意识,更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功利化的倾向;另外,因循守旧的思想和过于保守的作风也不利于社会进步,因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鉴和吸收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认清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并树立开放的治学理念,把思想政治教育推向前进。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一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推移已不再符合时代的需求。在建国之初就向全党提出,应系统总结从孔子到孙中山期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任务,采用“古为今用”等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阶级性和封建性,不能全盘照搬其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而是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树立正确的、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思想启示下的方法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明显的阶级性,也与政治和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儒家思想反映出当时政治社会和教育文化的需求,并随着几千年的发展深植于大众的思维之中。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儒家思想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割断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思想的文化关联,却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符合人性的观念和方法,并将其科学地运用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有效途径。

1.化民成俗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如果民众能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学到良好的社会风尚,就会在思想上生成道德规范、在行为上养成风俗习惯,并自觉自然地认同法治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礼乐结合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文化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平,使人们实现自我完善。“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礼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也使人知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还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人伦和谐,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环境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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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的思想深受黑格尔影响,因而对中国人文思想发掘得似乎不够通透,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唯心论色彩。他认为,一方面,现实环境是精神实现价值的场所,现实环境能够规定心灵创发活动的形态,甚至可以成为人文活动的桎梏或束缚;另一方面,心灵自我能够超越自我以外的现实环境。他说:“至于所谓吾人之文化活动,随吾人所在之现实环境而异,唯是吾人之精神受现实环境之规定,而表现为不同之文化活动。……吾人之主张是:一切谓现实环境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皆实只是规定而非决定。而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此依佛教之名词说,即凡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以外者,对精神与文化活动之自身,皆为一外缘,而非真因。”[3]7无论是心灵的自我超越还是现实环境的外缘作用,心灵与现实环境的二元关系终归难以调和,立足于心灵的文化活动,难以逃脱唯心论的指责。同时,以环境与心灵的二元结构阐述心灵自我也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特点。张祥浩批评唐君毅的唯心论倾向说:“因为主观唯心论直截了当地把物质身体或客观现实存在,看成是心的作用或心的派生物,而他则把客观的现实环境看成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外缘或第二因,把身体看成是托显精神的消极存在,这是有区别的。但在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2]178-179这依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只不过是西方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种视角同样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中“心”之作用。心物关系如加以分割对立,立足于一方就会遮蔽另一方。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富有哲理性的现代转型,儒家思想在富有哲学素养的唐君毅手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重视人、重视人文之化感通变是儒家思想最具现代意义的内容,唐君毅以此为契机论述人文关系,无疑找对了论述人文关系的“中心观念”。唐君毅总结人文关系说:“一切学问亦皆人之为人之学之一章。此之谓一切学问之摄末归本。”[5]87将学问各科理解为“为人”之学,并以成就人作为学问之“本”,唐君毅摄末归本的人文思路有力地冲击了科技理性的西方思维,为人文学的研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文序列: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群科排序

人文序列是人文学者对人文群科的排序与定位。唐君毅非常重视人文群科之间的序列问题,一方面,他从人的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群科之次第,另一方面,他论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际,这两方面的排序思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在于“顺”着西方讲,而在于以传统思想为资源“逆”着西方讲,体现出唐君毅既接受西学又试图超越西学的中西学会通特点。唐君毅从人之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学术的序列。唐君毅认为人文学术即是为人之学术,他说:“一切学术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讨论任何种之学术思想,都是讨论一种人文中之思想。”[6]1从人的角度论述人文学术,学术既是“人为”的学术,也是“为人”的学术,学术是人在世界中的缘构,也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如果人缺乏道德精神,学术建构亦不可能。唐君毅说:“故人之道德精神,如果建立不起,缘之而使当然理想、客观价值意识、历史精神,皆不能向上提挈,而向下降落崩坏,则无一人生之活动或社会文化之建设,能真实成就。”[5]70唐君毅批评了西方重视抽象概念的学术传统,他认为西方学术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西方学术重学(真理)重术(技术)而忽视了学术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唐君毅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学术与人存在在世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为依据重订了各种人文学术之高下次序:“一、为人之学,二、历史,三、文学艺术之学,四、哲学,五、社会科学,六、自然科学,七、形数之学与逻辑”[5]72。唐君毅认为,人成为人是人成就一切事之本,一切人皆须为人,一切学问皆是成人之学问,因此,为人之学居人文学术之首位。人为本,学为末,为人之学摄末归本;人为道,学为器,为人之学道器合一;人为体,学为用,为人之学体用不二。唐君毅的人文序列凸显了学问世界与人的亲缘关系,批判了西方人文序列将人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从而将人文学术重新奠基在“人”的大地上。

唐君毅还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术的序列做了新的阐发。唐君毅论述三大学科群的出发点依然以人为中心,他认为三大学科群的分际是人看事物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在这三种态度与观点中,人文学术能够自觉回顾和反省自己的反应、感通、行为,并能摄入人所面对的自然社会之事物,因此,人文学术是人之心灵与精神的学术,是人对自己行为之表现的学术,她与人之关系最为密切,应当居于人文序列之首位。反之,自然科学将对象作为离开或外在于人之主观行为与精神来认识,是一抽象的普遍者,因此,自然科学只是人看事物的一种态度或观点,并不能取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而独居首位。三大学科群中,自然科学的地位还在社会科学之下。通过对三大学科群的重新定位,唐君毅提出在人文学术中重建人的主体意识的构想。唐君毅认为,此时代的学术思想过分崇拜抽象普遍者,忽略了人生之具体存在。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学术恢复了人在学科群中地位,重新提出了学术对人心人情的感通要求,彰显了学术活动所蕴含的人之价值。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序列具有融通性和开放性,这体现在唐君毅对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认识上。唐君毅认为:“人文思想之发展,一方由人对于人文本身,逐渐加深加广的思想,同时亦即由人文思想与非人文、超人文、反人文等思想,互相发生关系,而相依相涵或相反相成以发展。在此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见非人文的思想之扩大人文思想的领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会于人文的思想,即人文的思想之不断以新形态出现,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续不断的人文思想发展历程中,便显出一种人类之精神的向往。此种精神,我们称之为人文精神。”[6]3可见,唐君毅认为人文精神是通过反反人文思想而不断前进,这是黑格尔式的进化论。我们认为,人文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之一,人文能够澄澈、净化非人文思想,但不能取代非人文、反人文思想,人文与反人文思想之关系走在相互涵摄的路上,而不一定是进化论式的“前进”。栾栋曾对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群的关系做了论述:“从本质上来讲,人文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而不是唯一动力,人文有赖于自然力、科技力量的协调作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反之亦然,自然力和科学力量也只有在人文力量的导引下才不至于走入歧途。与之相对应,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等于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学科群的通力合作和相互涵摄是文教与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7]33以涵摄化感论人文学科,突出了学科群之间的根脉勾连,强化了学科群之间的内在互化,有利于促进三大学科群之间的良性循环。唐君毅对人文群科的重新排序凸显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原属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儒家传统思想受到了西学的冲击,曾经被视为应该打倒的对象。唐君毅以西学反观中学,力图从中学中挖掘出西方传统曾经关注过的“问题”,并立足中学彰显出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的“视域”,这种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工作思路开发出了儒家思想的现代特征。

二、人文平视:会通中西学的方略

以道德理性开发儒家思想和以儒家“立人极”重新排序人文群科体现了唐君毅人文平视的中西学会通方略。唐君毅认为,当前世界各种文化正处于冲突融合之中,人类文化发展到了现在,应当是把整个人类文化当作一体看的时候了。平视是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而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人文平视是唐君毅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通而提出来的文化交流举措。当今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错综复杂,人类文化正在走向“由分到合”的之路。据此,唐君毅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对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提出了“平视”的设想。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有四目:一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二为充量客观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动之精神;三为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四为学术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发展之精神。[5]71此四目特殊精神重在文化之超越性,其“光辉乃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因此西方文化精神贵在学问的超越性与抽象性。唐君毅说:“照由西方传来而流行于现代中国之一学问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高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这种文化传统贯注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臻于近代而成型,唐君毅在分析形成西方文化精神的外缘条件后,对近代西方文化作了总结评述:“近代西方文化,由无数民族之战争与商业关系而生之文化接触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与尊重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动之精神也。”[6]6这些精神内涵正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中国文化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反本复始型文化,反本复始与向上向前向外“不能不谓之两种精神”。至此,唐君毅概括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根本性差异,这两种文化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而为文化之间的平视奠定了基础。

平视即平等互观,承认异“我”之他种文化存在的价值及其对“我”之反观意义。唐君毅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健康的心态,一为自上视下,二为自下视上,此两种心态皆有所蔽。他说:“在过去的中国,直到清末,曾以自上而下的卑视的眼光,看近邻夷狄,与近代洋夷之文化。在中古时期,回教与蒙古民族之铁蹄,皆曾横扫欧亚。而近代的西方人,则又凭藉其武力经济力,科学技术,以征服世界为殖民地。现代不少西方学者,以西方文化系统以外之文化,皆属于落后之一阶段。而近百年来的中国人,亦在吃了军事上经济上的败仗之后,乃改而以自下而上的高攀的态度,去接受西方文化。并自视为落后地区,落后文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上视下者不见,自下视上者不明”[8]369。平视是对这两种心态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对待异类文化的平等平和心态。文化是族群社会化生活的人化成果,承认异族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是承认一个族群生存的权利。平视在尊重他人生存的基础上学会欣赏异族文化,学会吸纳异族文化。人类文化发展到了全球化时代,必须从过去“灭绝他”的野蛮愚昧走向“吸纳他”的开明豁达。唐君毅的人文平视方略尽管不容易实现,但是能够纠偏返正,不啻为地球上的一缕祥和的清香。平视也蕴含着人文的融通,人文平视的归宿是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唐君毅对未来世界的人文图景有清楚的勾画。他认为,西方人文精神注重超人文、非人文的宗教和科学精神,忽视了人文的道德理性,因此,西方人文精神需要中国道德理性的补益。中国人文精神过于反本复始,偏于回归母位,忽视了人文的超越,需要吸纳西方的科学、宗教等超越性的精神。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文化之间的融通即是吸长补短,多种文化共同营造出人类文化的美好未来。在文化融合的世界图景中,唐君毅偏重道德理性色彩浓厚的中国文化。唐君毅一贯主张,道德理性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根本,中国文化是道德理性的人文文化,因此世界文化的主流在中国而不在西方,中西文化融合应该是:“斯则吾人之藉西方之国家精神,以充实吾人之文化精神,而可转以吾人之文化精神,裁抑西方国家精神,以充达吾人之仁心仁性于天下,而所想望于人类世界之社会文化组织者也。”[9]29中国文化注重人伦、人情、人性,是以人之存在为本位的人本文化,中国文化尽管在近现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如能吸取西方文化科学、宗教的超越性精神,中国文化必能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反映出新儒家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厚爱,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融合进程中吸纳他者的开新与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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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建筑

0前言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在建筑设计上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其重中之重在于构思建筑及文化,而并非传统一词。中国传统元素是极其繁多的,而且范围相对较广,其定义可以分为很多项来列举。在中国元素的设计领域中,建筑有着传奇且悠久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受文化、地域、气候、史实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经研究后阐述了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1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中国,传统一词是各个因素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磨合产生的结果,之后虽受印度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并未影响中国根基性的东西,传统文化依旧流传,也表现出了中国的伟大之处。元素可称之为要素,是由一个一个的事物组成的形态,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下逐渐保留和继承下来的。同时,文化、精神、信仰等也是中国传统保留的成果。从古到今,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发展趋势,传统元素得以保留并继承,固有其存留的意义与原因,其目的是普及并弘扬文化,使其可以在现代人们的心中上升一个高度,以便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当中。

2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才是根本。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注定是蕴含底蕴与功底的,那么中国建筑中的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必然包含本土的底蕴,以至于成为独立的一套体系。然而,并不是说每个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都要大体相同,这是个错误的理论,文化与底蕴并非一日之功,因此每个个体做成的作品,所蕴含的底蕴与意境也会大不相同。换一种说法就是,可以称建筑设计的方案是文化的延续与产物。开始,只是古人们形成的一种社会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由于沿用时间较为久远,逐渐开始演变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并且这种思想也在不断影响着当代对于建筑的设计。正是由于这种设计方案的出现,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世博会中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2.1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道家的文化与底蕴可谓是我国的本土宗教的根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在知识层面上的一种体现与表达。道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是我国宗教的代表,道法自然,其表达的喻义也拥有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严格地遵循自然的规律,对顺其自然之法更是有相对的含义,顺应天地万物,认为万物都有自己的道,道也是万物的始端。由于道家思想中原有避世的思想,其在宫廷并不被推崇,无宜于战事。但是道家思想延续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其中很多思想观念和现代的思想观念是很多相辅相成的,如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之相对应的在建筑上也能体现出来,尤其在节能减排上其并不是凑巧思想和建筑的结合,如果没有长期的底蕴存在,又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

2.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在汉朝时期,儒家文化成为典型的流派,可以说,其对我国未来在文化上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仅体现在君主治国方面,更体现在儒家文化的底蕴与造诣上,这方面在建筑上也是较为显著的。例如,如今在北京的四合院,采用了“忠、义、礼、孝”的思想,其来自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另外,“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也来源于此,再加上建筑本身构造应有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建筑构造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建筑在造型上大同小异,而西方建筑在造型上却形态百样,一方面是因为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儒家文化对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不是说中西方差异在于西方要比中国先进,而是说中国建筑相比于西方建筑有着更深厚的底蕴与历史背景。经研究,在中国建筑设计遵循儒家思想,更多体现在顺其自然。例如,山体或者湖边就是遵循自然的构造,顺势而做成的,这都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体现。

2.3佛家思想

佛学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佛学并非中国本土宗教与学派,但佛学思想与文化在古代的权位之上和群众中十分有影响力,“三教并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出现过,可得知,佛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造诣是极大的。在中国古代,寺庙的形象非常多,如白马寺(公元25年—公元220年)、四百八十寺(公元420年—公元589年)等,佛学从古至今一直都被保留,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可以看出,佛学的文化仅次于儒家文化。经研究后,中国的佛学演变至今,可谓独树一帜,更多的是追求心灵上的纯净与意境上的突破,人得以升华。而这种心灵与意境上的洗礼同样也体现在建筑设计中,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拥有自己风格的建筑体系。并且,佛学有着亲近自然的喻义,将其带入建筑中就会发现,很多寺庙都是在顺应自然而没有人为所建的建筑群的地方,如少林寺以及清凉寺等寺庙。思想的几经演变,使追求意境到达了一种新的层次,多会选择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使现代的城市生活与工作所带来的压抑与不满在寺院可以解脱,有一种遁入空门的感觉。

3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在论文或是演讲上展示的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引导,国人和世界都应该重视中国传统元素为建筑设计带来的影响。本文希望能对读者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启迪作用,然后去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建筑设计讲究一定的内涵和观点,其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不同观念下的设计方案体现出的风格也不一样,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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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伍联德.老照片•中华景象[M].南京出版社,2015.

[7]雷东霞.中国古典建筑图释[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儒家思想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三全育人;课程思政;中国传统文化

一、课程思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课程的重要意义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高校思想政治课在落实过程中一定要遵循改革与加强的理念,与各个科目的课程相契合,通过协同效应提高教育质量。课程思政的本质在于对各类课程的教育资源进行挖掘利用,通过思政元素的融合,实现内涵与外延方面的拓展,实现思政教育目标,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政教育格局。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文献、物品等多种形式,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民族风情、价值观念、道德行为、审美品位、文化知识等模糊的形态。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教学有着紧密的关系,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思政教育素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支撑。二者在理论依据上具有统一性,可基于同一目标而相互促进影响。将课程思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育,是高校加强立德树人、培养德才兼备优秀人才实现课程育人,达到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向而行协同育人的最终目标。

(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代天文历法内容培养高校学生创新探索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文和历法知识分属两个章节。天文方面主要介绍古代天文的概念,历法方面主要介绍天干地支及历法的三大系统。例如,在讲解某个天文学知识时,讲到北斗七星由7个元素构成,分别为天璇、天权、开阳、天枢、天玑、摇光、玉衡,在讲解过程中还会对元素的命名依据进行介绍。北斗七星在古代有重要的作用:第一,可以找到北极星。将天璇、天枢两颗星连线延长约5倍的距离可以找到北极星。第二,北斗的斗柄方向可作为季节判断依据。斗柄指向东、南、西、北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古人根据北斗七星的特点和位置对其命名,让抽象的七星更具形象化,这是古人智慧和勤劳的象征。古人对北斗七星长时间的观察和揣摩,研究出北斗斗柄的指向可以辨别方向,体现了科学精神和创新探索精神。“勤劳”指以辛苦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智慧”指循规律把分寸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创新”可理解为对优秀传统进行继承,将现代因素进行融合,探索出新的模式。“探索”可理解为科学家在自身已有知识、经验及预测的基础上,在开展活动时有具体的方向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心。在课堂教学时,可以将这三点思政元素充分挖掘,和北斗七星知识点充分融合,把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细致、生动的讲解,不能生搬硬套,要使学生们易于乐于接受。在融合思政元素时,一定要遵循科学性合理性,这需要教师对思政有清晰的认知与融合意识,能够在社会热点与教学内容中挖掘其所存在的思想教育元素。

(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加强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两种思想体系构成哲学思想。讲解儒家思想时,教师首先要理清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儒家思想中涵盖的中华传统美德在涵养人的道德品质及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生根据这一思想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及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通过学习“仁者爱人”“忠诚信义”“义利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友善”“诚信”思政元素紧密结合,也照应了中华传统美德“仁”“义”“信”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教师在设计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时,要注重此思政元素在融入点发挥育人功能的有效性,要想办法做到潜移默化。“贵在自然融入,重在严谨贴切”。学生理解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在心中认同这一思想,并落实在具体的行为上,教师培养出对国家、社会、民族有责任意识的人,使其能够以正确的三观应对生活所存在的问题,成为心态良好、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节日民俗培养高校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节日民俗内容,具体涉及对中国传统节日民俗的介绍、文化内涵阐述。主要按照四季的划分对民俗春、夏、秋、冬四季的节日进行介绍。教师授课过程中,春季民俗节日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为代表,其中春节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是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心理模式的集中反映。春节的民间风俗有贴春联、贴福字、扫尘,这些都象征着辞旧迎新,同时春节又是阖家团圆之日,亲朋老友相聚一起祈愿福佑,象征着人们追求富强、和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明节的节日习俗有当天禁止生火,还包括扫墓、踏青、荡秋千等。据说,清明节不生火做饭的原因是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因晋国内乱流亡国外,介子推自割腿肉献给晋文公,后晋文公归国登上王位后要大封功臣,介子推不肯,背母亲到绵山隐居,晋文公为了逼介子推受赏焚烧绵山,最后母子相抱烧死在柳树下。寒食节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民间的普遍习俗是在这一天禁止生火做饭,只吃冷食,是为了纪念古时的介子推。人们在清明节上坟焚香,缅怀故人。同时,踢蹴鞠、荡秋千也体现了运动养生的作用。联系课程思政元素,我们看到了古人的重情重义、家国情怀。通过学习节日民俗,培养学生树立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人文认同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爱国情怀,激发爱国思想,增强文化自觉。

二、三全育人背景下优秀德育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中的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凝聚了我国无数人民的智慧结晶,在三全育人背景下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德育元素与课程有机结合对我们实现课程育人、文化育人、协同育人同向而行有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中的德育元素包含以下四方面。

(一)仁爱孝悌德育元素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构建与发展遵循儒家思想提倡的“仁爱”理念。新时期的高校学生要继承儒家的仁爱思想,将其贯彻在自身的行为理念中。首先,儒家思想认为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起源于家庭成员之间亲亲之情的扩展。爱人首先是爱自己,然后爱自己的亲人家属,最后推及于社会。其次,人在具有孝悌的前提下才能发展成仁德。孔子重视孝悌之道,主张做人首先从孝悌做起。《说文》:“孝,善事父母者。子承老也。”“孝”指孝顺父母和长辈。《说文》:“悌,善兄弟也。”“悌”指友爱兄弟。现在所说的孝悌不仅包括单纯意义上的赡养,还包括对父母的敬爱之心。新时代大学生在学习孔子的仁爱孝悌思想后,要擅于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使传统文化课程中的德育元素有效释放,发挥全员育人的作用,使专业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例如,仁爱提倡有差等之爱,强调爱人的递进性。高校学生也要深刻领悟到孔子的这一思想。首先,爱自己。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刷手机玩电脑,上课集中注意力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做到这两条可保持身心健康,也是将孔子的仁爱思想用到实处。其次,爱家人。从孝道教育入手,引导大学生认同社会道德规范和国家政治理念,构建以情感为中心的德育模式。每周给父母致电方便父母及时掌握自己在校的情况,对家人致以亲切的问候,不仅有利于亲子关系,还有利于家庭和谐,仁爱思想的递进性和孝悌思想也得以体现。传统文化中仁爱孝悌的思想,“爱人如己”“爱一切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价值取向成为新时代大学生必备的德育元素。如今的学生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及人际关系中,可通过仁爱思想解决面对的难题,以理性平和的态度去与他人交往,要尊敬、爱护与理解他人,形成积极、乐观、包容的品质。

(二)重义轻利德育元素

《说文》:“义,己之威仪也”。义,本义指合宜的道德和行为。孟子在见到梁惠王时说,大王为何直接就提及利益呢?有仁义就足够了。提倡利,会激发人们贪婪的欲望,会引起社会暴乱。孟子主张“舍生取义”,认为“义”这一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重义轻利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的价值观,对于新时代的高校学生而言,要深刻领会重义轻利的德育元素,并将孔孟的义利观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目前国家提倡推动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提倡高校学生在读期间可自主创业,很多学生通过申请学校创业街的门面自主经营。经营门面需要创业团队,自然由高校学生组成,一般创业负责人会选择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同学加入创业团队。团队在进行收益预算签署协议时,可能会面对“义”和“利”的问题,双方可能会对收益分割产生争执,一方面是自己最信得过的铁哥们,另一方面是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如何取舍?这时候不妨想想孟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孟子甚至可以舍生取义,这点利益又算的了什么呢?有“仁义”在就够了。德育理论要应用在具体的生活与实践中,才能发挥其根本作用。

(三)人际和谐德育元素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要以和谐为前提,才能体现出礼。儒家提出在伦理关系及社会生存时都需以“和”为基础,其指的是古代的意义,即适合、尺度适中。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礼则表示做人要懂礼、守礼。“礼”是对一个人优秀品质的体现,并且能够促进百姓间的情谊。《说文》:“恭,肃也。宽,屋宽大也。信,诚也。敏,疾也。惠,仁也。”“宽”由房屋的宽大引申为对人宽容,“恭”指与人谦恭,“信”指与人守信,“敏”指办事勤敏,“惠”指慈惠,给人以恩惠。孔子告诫我们,做到以上几点,能真正处理好人际关系,达到仁的境界。新时代大学生要将传统礼仪文化和提升人文素养相结合,成为懂礼守礼、人际关系融洽的青少年。要明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懂得换位思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新时代众多高校学生都为独生子女,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因此在新生入学第一学期爆发了很多寝室矛盾。大一新生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追求来到同一所高校同一个班级同一个寝室,因为个人性格、生活习惯、为人处世不同产生了很多摩擦。这时就要联系传统文化讲到的“恭、宽、信、敏、惠”,对室友宽容,施人以恩惠,自然可以和同学和谐相处。

(四)恪守信用德育元素

《说文》:“诚者,信也。信者,诚也。”二者互为表里,信本义是真心诚意。《论语》中提及的信所涉及的内涵是“诚实不欺”,可引申为相信、信任。学生向孔子请教如何提高德行,孔子提出前提首先是要做到忠诚。其次是不欺人,具有讲诚守信的品格。孔子认为,做人以忠诚信义为本,唯以忠信待人,才能取信于人。君子有仁能够让君子三省自身,让自己无愧于心。而君子顺承诚信之道则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诚信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的重要德行。在社会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自然成了一方净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行与建设中,诚信是构成其重要过程的部分,在校大学生更应具备这一品质。传统文化从价值层面对诚信进行定义解释,在如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塑造时应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拓展。毕业论文写作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即将毕业的高校学子应当诚信写作,杜绝学术造假。同时,高校应在各毕业班级开展诚信写作主题班会,以“诚实不欺”作为重要价值引导,帮助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学生的诚信素养,养成恪守信用的道德习惯。

三、三全育人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法

首先,尝试将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导入法融入课程思政教学,实现全员育人。指出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独特的文明体系及深厚的文化知识,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可通过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发挥我国优秀的文化价值,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针对大一学生刚刚高中毕业,处于心智正在成熟、但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讲故事导入式可以激发其好奇心和对问题的探究性,这种融德育教育于PBL(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可以大大提高师生互动、情感共鸣。其次,通过多种引导手段提高学生的课堂体验,拓展德育的覆盖范围及涉及领域,实现全方位育人。课程思政在落实期间,一定要体现实践性与活动性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课程设计激发学生的体验性、主动性、情感性,情感体验和行为锻炼是德育教育的有效手段。教师可在课后布置课本剧表演、古文字书写、课前诗歌分享等活动,可以锻炼学生互相合作能力和对知识点理解和把握能力,例如在讲授称谓这一章节时,对古时关于青壮年的称谓进行介绍,古人有二十岁行冠礼,说明人已成年,但身体尚未达到最强壮时,此时称之为“弱冠”。在讲授冠礼时,课上播放冠礼的视频,要求学生以课本剧的方式自设情节,下节课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表演。学生课下自己准备冠礼的服饰、道具,设计故事情节,既让冠礼的知识点有效巩固,又欣赏了一场视觉盛宴,同时加强了学生间的团结合作、加强了优良学风的建设,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得以体现。再次,采用分享、实践、点评等多种教学形式促进师生联动,实现全过程育人。如教师引进学科前沿问题,课堂上分享学术文献,引导学生课下查阅自己感兴趣的科研论文,同时还可在寒暑假进行社会实践,到中小学进行实体课堂授课,以提高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社会沟通能力。教师鼓励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对知识点进行讲解,并完成课件制作和课堂展示,对于基础知识扎实的同学可参与教师的微视频制作,以加深对知识点和文化内涵的理解;或在选修课上让学生写课程论文、启发学生批判思维、科研能力等,然后教师上课点评。最后,“互联网+”助力教学时间与空间多样化,实现全过程育人。课程思政教育要结合三维立体模式实现全方位、全领域的覆盖;思政教育不能局限在课堂,还要包括课堂外、校园外以及线上领域。课堂教学有明确的时间限制,所以要对课堂以外的时间进行合理的拓展,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作用。校内课堂内外课程思政教育必须突破围墙、走向社会才可以拓展思政教育的无限空间。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网络平台、手机APP制作课程思政教育微课、快课对于拓展思政教育的时间和空间都有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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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论文范文6

1、经部

比如在中国的古代诗歌中,在其表象特征上尽量委婉含蓄,在意境的追求上,则要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时还追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均体现出了其思想上的折中与中行,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因此,对于古代先秦时期儒学思想以及宋明时期理学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的范畴以及审美观念。同样的,儒家思想对于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其构成了该书最核心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就已经写到,“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是作者进行创作的基本方法。这充分地说明了刘勰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及推崇。因此,只有对儒家经典的主要思想及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和掌握,才能充分地体会到《文心雕龙》这本文学理论著作中的主要思想,才能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进一步的发展。

2、史部

史部主要收录的是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杂史类、别史类、时令类、职官类、地理类等十五类。在此部分,《史记》是不可不读的。《史记》最初被称为“太史公书”或是“太史公传”,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最主要的特点便是同时记录了各大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也就是所谓的“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在《史记》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了解到“大江东去楚王流芳”的项羽、“文武双全英风伟概”的蔺相如、“戎马一生终难封侯”的李广李将军、“旷世奇才悲凉收场”的淮阴侯韩信等诸多英雄人物。我们均深刻地感受到其浓郁的悲壮色彩,画面宏廓,意蕴深远,悲剧气氛浓烈且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我们在对其中的主要人物有了通彻的了解之余,也为司马迁的个人经历感慨万千。除了认识伟大的人物,我们还可以从中全面地认识一些成语或是名言警句。比如“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等等。《史记》不仅开辟了通史体裁,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更对古代的小说、戏曲、传纪、散文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冯梦龙的小说《东周列国传》便是取材于《史记》,《赵氏孤儿》《霸王别姬》同样也是取材于《史记》,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说过“读史可以明智”。毋庸置疑,《史记》对于人们进行国学研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子部

子部收录的主要是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类书。包括有儒家类、兵家类、道家类、释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学类、杂家类等十四类。对于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首先是从体验文学作品开始。体验文学作品,除了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外,还需要具备超群的审美能力。具备了审美能力,才能深入作品之中,才能捕捉作者的内心感受,才能从作品中取得共鸣。从而在情感上受到感动,在感动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再通过透彻的理解进行评价,进而得出作品中所蕴含的主要思想与情感价值。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主要以儒家和道家为例进行解析。在子部这一部分中,儒家崇尚的是“礼乐”和“仁义”,提倡的是“中庸”和“忠恕”。而道家推崇的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老子与庄子是该思想的主要代表。其中特别是以《庄子》一书为代表的著作充分反映了其主要思想及倡导的理论。《庄子》一书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这一书中,其内容大量采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想象奇特,生动传奇,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艺概•文概》中曾说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可见庄周已经将文学语言发展到一种非常高深玄远的境界,对之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庄子》一书,不仅在文学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在哲学上同样成绩显著。庄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与老子的哲学思想体系被并称为“老庄哲学”。在其思想中包含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主张“天人合一”“清静无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同时又是相对的。“道”是庄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范畴,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主要观念。庄子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生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倡导要顺应天道,摒弃人为。在其《齐物论》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其主观思想便是按时顺命、逍遥自得。没有充分地了解庄子的主要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就无法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及其精神世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也就无法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4、集部

集部收录的主要是诗词总集以及专集等,其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大类。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主要对《楚辞》进行深度解析。楚辞是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文体,带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后经汉代刘向整理成集,命名为《楚辞》。这部作品不仅包含了诗人屈原的作品,同时还包含的有宋玉等“承袭屈赋”的作品,是一部对我国的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楚辞主要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仅有其独特的地方音乐,还有独特的土风歌谣,同时由于当地巫风盛行,因此,楚辞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同时,还带有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姚华曾在《论文后编•目录》中说过:“楚辞者,楚人之辞也。随凤兮沧浪,已载前籍,而《骚》尤深远,其辞若跌宕怪神,其思则缱绻恻怛。”屈原的《离骚》可以说是《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抒情诗。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诗人自身因遭受谗言而被陷害的苦闷和忧愤,在抨击黑暗现实的同时,表达了自身坚持“美政”的理想和信念以及“九死而不悔”的斗争精神和爱国热情。

二、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的关系

1、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相互渗透

对国学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促进各个学派的思想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促进对古代文学史的深入学习。同样的,对于古代文学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学的真正内涵,促进国学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兴盛。比如,我们在学习宋学的时候,不仅要知道其宋学最基本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是由韩愈等开启的,其作用是将儒家思想由外转向内。经过两宋理学家的共同努力,宋学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完备、最为精致的理论体系。它所包括新学、洛学、关学、蜀学等,相互之间的主要思想及价值追求均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有关。宋学内部产生分歧的起因则是北宋时期的党争,但不同于其他时代权势的争斗,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君子之争。宋学内部虽存在竞争,但从整体的思想上是保持一致的,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点进行。在当前时期,对其主要作品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不仅使我们充分地了解宋学的主要思想和文学理论,还可以进一步地促进宋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2、国学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的主要思想和观念

在对古代的作家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认识作家的文学及其他各个方面的成就。比如在对欧阳修进行研究的时候,更多的人关注的是其文学方面的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其他方面也是成绩斐然的。比如在经学、金石学、史学、考据学等方面都是有所建树的。欧阳修著的《集古录》,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其收录了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有四百多篇,均是其在做官之余,广为收集而成。苏轼曾对该书赞曰:笔势险劲,字体新丽,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这亦自然之事,本身编纂的是金石学,方竣字里行间自不免沾染些金石气息。欧阳修对金石学的研究,深深地影响了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他们共同编制的《金石录》便是循《集古录》的体制进行。同样的,为史学、考据学、文献整理和金石书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客观公正地评价国学有利于对古代文学思想的认识

对古代文学学术研究进行评价,许多人都能很好地把握标准和原则的,都能进行公平客观的评价,但对于国学,许多人还是不能很好地对其进行评价。大多数人搞不清楚中国国学的本质是什么,其价值又是什么,对中国的发展又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何炳松早在1929年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所谓的“国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鲜明地提出“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由此可以看出,有许多人认为国学界限不清、来历不明,是对本国古代文学的践踏,甚至在今天这种现象依旧存在。但不管是怎样的一种态度,都应该明白从学术史方面来说,国学包括的范围太广,但也正是它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才可以使我们在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某一方面内容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还可以放在更大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横向研究。只有这样,才可以全面地促进当今社会中的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整体、全面、系统地认识。

三、结语

儒家思想论文范文7

东方人着重努力、西方人重视能力是简化了的结论。受此影响,首笔者早期的一些论文也用过“华人究竟是较聪明些还是只不过是较勤力些”这一类标题。无论如何,“儒家文化”开始进入话题,也就出现了“儒家文化圈(CHC,Con?fucianHeritageCulture)学习者”这个名词。“儒家”这个观念也就悄悄地走上了前台。笼统言之,它包含两岸四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但确实指哪些地区仍有待商榷。例如,在首届东亚数学教育会议上,一位新加坡与会者不同意新加坡属于“儒家地区”,因它是一个多种族国家。Hatano&Inagaki也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数学课堂大有差异。同时,我们也不能确定香港,这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区域应否视作一个“儒家地区”。而当传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及后时期被摧毁时,我们也很难解释中国内地的情况了。难怪如有学者指出“我们找中国人找错了地方”。

中国文化与考试文化

对于任何社会现象,学者们寻找其文化根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惜“儒家文化圈学习者现象”一旦被冠以“儒家”之名,一些人又误解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于是出现一些错摸。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就算以中国内地而言)有23个省、56个民族。不同的地域(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等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有异。就算我们局限于“中原文化”,从地理上也不容易确认那儿是“中原”,究竟是今天的华中(两湖)?古代的太原(山西)?黄河文化还是更早的长江文化呢?

在儒家思想之外,中国文化也受到墨家、道家、佛教和其他传统的影响,儒家思想亦随着时代而更新,①并与其他学派的思想相结合,如阴阳五行、法家、道家、佛家等。我们曾花了不少篇幅试图澄清这些观点。其实,儒、释、道、法、墨等对教育均有其启示,如道家的“无”、禅宗的“悟”等(于科学领域,法、墨尤然),不过其核心思想在有些部份是南辕北辙。故此,有人指出,许多对教育(甚至经济)的解释有“过份儒家化”之嫌。广而言之,是否真的存在着“文化X→行为Y”的因果关系呢?而“思想X→文化Y→社会行为Z”的关系更遥远。

一些学者将华人学习者的现象归因于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相信“熟能生巧”、“勤能补拙”,注重现世功业和以学业成绩报父母恩、光耀门楣等。在历史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管治工具(所谓“阳儒阴法”、“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与其说儒家思想导致华人的优异学术成绩,为统治目的而设的“科举考试文化”对社会成就取向的影响远比儒家文化深远得多。明代之“八股文化”也就是考试文化的产物。考试(科举)本来有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就是理论上,要进入上层社会(当官),不完全只能透过世袭,普罗大众也可透过相对公平的考试,为这个家族“翻身”,给与一般人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它也为学习加进了“利害关系”(“今之学者为人”),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古代,只有希望当官的少数才需要接受考试的洗礼,一般的农民、商人,大可“逍遥试外”。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所有人均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社会,进一步加重了考试的压力。中国数学中由官学出身的人其实不算太多,反而在光辉时代,如宋元四杰等不少均于“非主流教育系统”(如道观、隐士)中得到传承。宋代书院(其传统下接到清末民初)的出现就是要形成建制以外的清流。再者,常为人津津乐道的“熟能生巧”、“勤能补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并非出自儒家论著,而“书中自有黄金屋”正是出自皇帝手笔(宋真宗《劝学诗》)。我们不敢马上就说他正是要诱使“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但不可讳言,这些文化取态与帝皇统治之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前,我们又是否在假借孔夫子之名,把考试的“紧箍咒”愈拉愈紧?

寻找有效的教学:由“入法”到“出法”

有些学者提议,我们应暂把上面的议题放下,把注意力转向寻找华人地区中不论其文化来源(不管它是儒家、道家、东方抑或西方)、不同地区对有效教学的启示。这里仅指文化上的“应然”,而不是在普遍地实施的“实然”。这大抵存在两个方向。一是探讨古代中国人如何学习和如何学习数学,试图寻找一些有效的教学方法,另一是看中国内地为主现行一些好的做法。对中国古代算经的分析中外皆如星罗棋布,但我们所知道古代中国人实际如何做数学、学数学、教数学甚至考数学的方式不多,主要论述集中于萧文强的几篇文章,当中亦带出了一些启示。但一旦尝试寻找“中国式教学法”时,又牵涉到上面的问题,中国那么大,是哪部分的中国、哪个时代的中国?学习(数学)方式是否是一种人类颇为普通的东西?尝试寻找“中国式学习法”亦或“中国式教学法”是否是某程度的民粹主义?

随着清末西洋学堂的引入,我们可进一步问,如果说今日华人(数学)学习成就上凌驾于西方,是受惠于传统的中国教学模式还是西方的教育思想?再推前一点,现时普遍在课程和课堂上存在的数学是西方的数学,还是“世界的教学”?这其中又有多少的中国的成份?抑或明清以来关于“源”和“流”的争论,即是说西方数学及历法,其源是中国,由中国传到西方(包括阿拉伯)转个弯再传回中国。是耶非耶?这些又是另一组甚多历史学家探讨的有趣课题。又或者,犹如中提出的设想:今天华人数学的成就可归因于用中国传统的某些学习方式(如考试导向),至于学习,哪管是中国式还是西方的数学。#p#分页标题#e#

不少人一谈到中国传统教学就会联想到死记硬背,但孔子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却为大众所一再引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如朱熹亦强调怀疑及反思的精神。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即使教师在理念上接受儒家的想法,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可能受制于考试。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并不是一些人想象中只侧重权威性的“机械学习”。此外,若做得好,“基本功”可以是“能力发展”的基础。武术界便有“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练功不练拳,犹如无舵船”之说。这样看来,通过大量的练习所做的重复学习成了一个重要手段。透过实证研究,Biggs发现,重复学习不一定就是机械学习。Marton进一步指出,在重复中若能有系统地引入变化可导致深入的理解(于下一节再详述)。透过进一步审视书法、武术和篆刻三个中国传统艺术的学习历程,首笔者归纳出一道由“入法”到“出法”之路。

首先是“入法”。不少中国传统思想都认为,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正当”的方法,就是所谓“礼”,①又或称作“道”。以书法为例,在各基本功的训练外,接着就是描红与临摹。就是由老师选择一位典范,如颜真卿,给弟子模仿,直至弟子的书法与颜真卿的书法到难以分辨的程度。武术的练习也是一样。拳经里说“习之若恒久,不期自然至”。最终,学习者会达到一种“技到无心始见奇”的境界。在其五次华人地区的访问中,Gardner亦归纳出“基本功———向大师学习———自己成为大师”的学习路径。在“出法”的过程中,老师的启发和指导至关重要。但此中并无定法,因为这些手段往往是要“应机、应境”。故此,黄檗禅师曾叹道:“不道无禅,只是无师!”(《碧岩录》)。

寻迹华人学习的剧本

以上我们尝试从传统(古代)中国教学方式中寻找对今天教学上的一些启示,然而或多或少有纸上谈兵之嫌,自1990年代开始西方人已对华人学习现况进行实证研究。例如Biggs发现华人学生(当时主要是香港学生)的学习取向不比西方学生浅层,而多了一个“成就式取向”(achievingapproach)。他又提出重复性学习(repetitivelearning)不一定代表“盲操瞎练”(learningbyrote)、不求甚解。[40]Marton等人更提出,华人能把记忆(背诵)和理解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并不普遍存在于西方学生群中。他进一步用“现象图示学”(phenomenog?raphy)分析,要形成概念就要用“例子———非例子”的反差加以凸显或审辨(dis?cern)。这种想法有别于传统教学的例子和非例子,因为还有考究概念的不同度向。要做到这点,重复是无可避免的。以等腰三角形这个概念为例,我们要提供许多许多的三角形,有等腰的,有不等腰的———这还不够,有不同大小的、不同颜色的、不同物料的……让学生审辨出这个等腰性的关键特征(criticalas?pect)是两边长度相等而非大小、颜色或物料。故此,重复是无可避免。问题的关键是要避免不断地机械性的重复,要在重复中布置有系统的变异。故此,重复性练习(操练)不一定是坏事。更有人认为,中国(内地)普遍流行的变式教学能达到这个目的,且是解释中国(内地)高效数学学习的钥匙。当然,问题又会变成:变式学习与操练能引致高层次思维是“应然”还是“实然”?现行的变式教学是否真正能体现有系统的变化还是只为形式上为了变而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

不少学者如黄荣金等曾为华人数学课的情景作出勾画,大致得出如下的一幅图画:学生循规蹈矩,聚精会神听教师讲解;教师教学内容准备充分,结构严谨;学生很少提问来打断教学流程;教师通过提问检查学生听课情况;教师不会在课堂上照顾个别差异;学生课后仍有不少学习机会(包括课后作业,辅导班);教师课后给以个别辅导;教师注意对个体担负的道德培养责任,包括与学习无直接关联的方面(如个人成长,文化价值传播者等)。上述的一些元素可能与奥苏泊尔(Ausubel)提倡的“教师带动,学生为中心”[48]的想法类似。在这种学习环境中,基础知识以高效率、大范围在课堂内传递,学生得到“入法”。课后有个别辅导,以期“出法”的实现(纵使这可能很偶然)。邓国俊等人便曾论述“以儿童为中心”与“教师带动”并不一定对立。Watkins甚至提出华人教学的特色为“以学习为中心”(learningcentred),这亦更胜于“以学习者为中心”(learnercentred)。

不过,要实现这一剧本,我们可以想象注意力和课堂纪律是先决条件。所谓纪律,远非单纯的服从,而是学生需要知道并遵从课堂教学的各种常规。譬如,何时讲话、何时在座上做堂课、何时打开课本、何时看黑板(或计算机投影)等等。没有这样一个文化假设(课堂常规),“教师主导,学生中心”的剧本就无法演出了。例如Hatano&Inagaki便提出东方文化重视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聆听者(listenership)而非西方人的重是“发声”(意见表达:speakership)。我们不评论两者的优劣,假如新的教育趋势重视学生探索、动手、主动建构等(我们无意反对这种想法),我们就要问,上述的先决条件是否还存在?过往师生共“演”的“剧本”若不调整,是否有由“满堂灌”变为“满堂动”的可能?[53]

虽然我们提出了“纵然教师带动仍可以以学习者为中心”这个可能,但首先并不是说现行普遍的“以教师带动”的课堂就必然可做到以学习者为中心,上面所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和某程度上的寻找中带。我们不能轻率的就此认可了以教师带动的课堂。此外,我们也无意否定“夏山式”的学生主导性学习,当然这种学习方式自有其专论,不在此文讨论范围。#p#分页标题#e#

变式教学与“深层程序”

如上所述,变式教学正于中国内地广泛地施行,与上面“入法———出法”及有一定的一致性。甚至有学者提出,西方变异学习理论及中国的变式教学的实践有其共通点,二者均尝试在“基本功”与“高层次思维能力”之间搭建桥梁。首笔者等曾对个中理论作出整理和进行实证研究。黄荣金等人更提出这种变式教学法是解释华人学习现象的钥匙。纵使我们可再追问现时普遍施行的变式教学究竟是体现了个中精髓还是只流于形式,我们还是看到,它的理论基础正在逐渐整理出,而且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证效果。与此同时,西方开始提出程序性理解不一定次于概念性理解,有别于Skemp等人先前的想法(Skemp甚至觉得程序性理解算不上是真正理解),Star及Baroody等人指出,程序性理解也可以有其深层的面向,而深层与否,取决于其联系性(connect?edness)。嗣后,这批学者进而提出以“比较”去缔造程序性理解的深度。黄荣金等人提出这与变式教学有很大的相似性。探讨“深层程序”的内涵似乎有着很大的研究潜质和实际教学意义,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华人学习数学的趋势和不足。与此同时我们亦应进一步探讨“程序”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我们常常说学习和学习成果,其实不同的情境可能有不同的内涵。如上所述,在Star等人的论述中,似乎并没有提示程序性学习(纵使有多深层)能取代概念性学习。不过,现时数学教育重视问题解决,把它看成学习数学的主因,而这些问题基本上纵不局限于常规性问题,起码是已曾解决的问题(与数学发明有一段距离)。在这情况下,程序性学习在达成数学成就上自然有其优势。因为着眼点仍是解数学题,由此可见,我们常常谈到“学习”、“学习成果”,然而在不同处境中这些词的意义可能万别千差。

对于某些领域一定程度的纯熟性和自动化是必须的,如技击便需要透过无数的演练把攻防变成自动反应,正如黄汉勋在书中所说“……武术之运用,动辄危及生命,拳脚交攻之中,刀枪齐举之际,俄顷之间,生死胜败立见,此又非七步倚马可望其万一也”。[71]乐器演奏要自动化(如不用看乐谱)才能浸入感情,甚至佛教的很多讽诵,亦要背诵如流方能腾出意念作相关观想(观心)。故此,大量的练习是少不免的(图1,略)。于数学而言,程序性学习能让学生解决(常规性)问题,深层程序让学生在解题中不至不求其解,这亦解释了变式教学等程序性学习何以能为华人学生不至于不求其解,变式教学等程序性学习何以能为华人学生带来优秀的成绩(因为测试方式基本上集中于此),但是解非常规性问题(这里所指的包括数学发明这一层面)和教学可能又是另一回事。概念形成产生作用可能在于常规问题无法解决时能让问题解决者建构自身思维概念架构,从而跳到高一层次审视问题,所谓迫使他们找寻统摄“低阶法则”的“高阶法则”。[72]不能满足于深层程序而忽略概念形成,总的来说,这些学习目的之间的关系仍要进一步理清。

课程、教材、教学

我们还可进一步问:是否有不同的数学?我们在讨论东西方的情况时会否根本上在说不同的语言?这不只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也可能是学习目的的问题。我们是在针对有效解数学题还是数学创意思维?这又关乎经典的“P”(prod?uct———学习结果)和“P”(process———“过程能力”)的问题。在华人数学成绩彪炳有目共睹的同时,数学创造能力就是否能被这些测试中如实反映(我们认为并非主张把创意也纳入高利害考试中),我们是否仍有不足之处与改善空间?在华人地区,我们往往重视制度、课程设计、教师培训等硬件,仿佛有了完善的教育制度、好的课程、完整的教师训练,他们就会把课程如原先设计般执行出来,再加上配套的评核就可量度出预期的学习成效。我们不妨把心怀放开考虑以下问题:

(1)首先,学校是否是接触知识(包括数学)的唯一场所?(2)除了学校知识外,学生于生活中是否也会学习到不少其他一般性技巧如概念或问题解决、自学能力等?(3)就算局限数学而言,是否教师教了一遍学生就学会了?(4)既然不是,学生是否本来就可透过自行摸索、钻研模仿其他同学,看教材等获得数学相关知识和技巧?这些问题其实提供了为何一些地区(如香港)在硬件上有着不少缺憾仍有可能教学成果不算太坏的部份原因。

既然如此,课程等设置纵然相当重要,但其作用可能被夸大了。反过来说,不把这些硬件定得太死,是否反而让能干的教师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学生也有更多自行学习的空间?还是老问题,我们是要把很多东西塞进学生的脑袋还是提供他们学习的诱因和指导?老师也需要由知识的传递者转为学习的促进者?[74-75]当然,考试文化在这个环节会起障碍性的作用。反过来看,课程及教材设计人员,无论多专业,没可能预视全国每一个课堂发生的状况而加以设计课程。事实上,现时透过学生诊断设计教程的情况基本不存在,大部份只是按学科知识结构而撰写,那么又怎能预计这些教材会在学生身上产生预期的效果?

儒家思想论文范文8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其管理思想中的精髓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本文就儒家的人本思想、修己安人思想、中庸思想、和谐思想等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谈几点看法。

1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儒家思想重人生,讲现实,强调个体德性修养,由个体推及整体社会国家,把道德与政治管理创造性地联系在一起,实现团结、稳定、和谐的政治统治。所以儒家管理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成为儒家管理的核心。荀子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论》)即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所以说人是管理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组织管理活动的实质在于对人的合理的调配、使用,实现组织内部能量的积聚。儒家有“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所以管理活动必须以人为本。馆员是图书馆的灵魂,是连接文献服务与读者的纽带,是图书馆组织中最积极、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馆员的素质、积极性决定图书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决定图书馆事业的前途。所以图书馆管理应充分调动馆员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以人为本,和谐管理。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依靠人,开发人的潜力,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业内人士都知道图书馆在高校中的边缘地位,而各高校45岁以下的馆员多为女性且多有高等学历,这些知识女性迫切希望自我价值得以体现,自我实现需要尤其强烈。所以图书馆管理层应为这些馆员提供一个充分展示自我,实现自我的平台这一最深切的人文关怀,比如业务培训、业务交流、学历提升、学术交流等。图书馆管理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给馆员以最充分的尊重、理解和关怀,才能充分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从而实现图书馆组织的进步发展。反之,图书馆整体的发展也会带动个体的完善,实现图书馆组织系统整体的绩效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双赢。

2以修己安人为目的的管理原则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修己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其中更强调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正所谓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管理者的表率作用不言而喻。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最有效的管理行为是以双方约束为前提的,组织内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以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行为控制推己及人,以合理的思想和行为来从事管理、参与管理,就会创造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管理活动就会达到预期的目的。管理者的修己包括“德”、“才”两个方面,“才”包括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首先,作为图书馆领导要一身正气,具有端正的人格品行、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坚定执著的工作信念和远大的事业抱负,还要勤政廉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次,图书馆领导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业务能力是从事管理的先决条件,不管是流通部、期刊部还是技术部的工作图书馆领导都要精通,成为既有艰深业务知识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图书馆领导的“修己”魅力,也只有如此才能起到垂范的作用。立足于“修己”的自我管理,自然也达到组织管理“安人”的社会效果,所谓“内圣外王”。

3以礼为原则的管理控制

“礼”是传统儒家保证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儒家主张德治,德治即礼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儒家管理的至理名言,即通过道德教化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和自律,通过“礼”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使管理达到和谐有序。《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礼,经国家,安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这是从经营国家、安平社稷、百姓信从、利后代的角度阐述礼的作用。古代的“礼”具有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行为规范、礼节礼仪的功能,在现代的组织管理中,“礼”是对人们思想行为的约束、规制,是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准则,包括礼貌、礼节、礼仪,准则、规章制度等。礼存在于家庭、团体、社会中,承担着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教育、文明行为的规范,各种社会关系协调的责任,是维持良好社会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的有效管理手段。“礼”在儒家的管理思想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自觉的约束,更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控制,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所以图书馆的管理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起。

第一,馆风建设。良好的馆风能融洽领导层、管理层、操作层之间的关系,增强图书馆组织内每个成员的主人翁意识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意识,形成一种团结、奋进、拼搏、进取的积极力量。馆风建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公开公正。图书馆的馆务、政务、财务公开。对购书经费使用、设备添置、人事调动、职工福利、评优等群众最敏感问题都采取公开透明的办法,给馆员一种家的归属感,就会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工作关系。(2)团结协作。图书馆各部门的工作是另一部门工作的延续或补充,哪个环节出现不协调的现象或失误,都会影响图书馆工作的进展和质量。所以在明确分工的前提下,各部门各岗位互相理解、相互支持,互相协调。比如大批量图书的采编、著录、上架,期刊每年的装订、倒架,图书馆扩建后的搬家等等都需要大家通力合作。(3)优质个性服务。树立“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服务理念,在图书购置、期刊征订、信息检索、服务便捷等方面征求读者的意见。数字图书馆可采用MyLibrary和My-Gateway系统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还可将因特网上相关的节点按某一主体进行归纳、分类,引导用户到特定的地址获取信息进行信息导航服务。(4)虚心学习。图书馆工作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但这种学术性要通过对读者提供服务才能显现出来,这就决定了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不断地学习、总结、科研,撰写学术论文,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服务水平。

第二,规章制度建设。高校图书馆在规章制度建设方面大多不够完善、有序,往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规章制度或残缺或缺失或无序。高校图书馆应从实际出发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系统、合乎管理规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并大力宣传,使人人知晓,人人理解,使组织内的每个成员的工作行为都有章可循,有则可依;因为现代管理的有效控制是靠科学的规章制度来实现的。比如岗位职责、绩效考核细则、奖惩条例、考勤细则等等。规章制度必须具有约束性,但绝不是为了约束而约束,约束的目的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达到人的行为的自觉性以及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有序和协调,从而创造一种和谐的工作环境,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在规章制度的实施方面,领导首先要把自己纳入组织管理运行机制中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不搞特殊化,不搞不正之风,坚持原则,遵守规章制度,不以权谋私。#p#分页标题#e#

4以中庸为度的管理原则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它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并已固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所以至今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工作中、生活中仍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庸的认识有失偏颇,认为中庸就是折中、调和,不讲原则。孔子所谓中庸,意即适中,适度,中平,中常,核心思想是无过无不及,要求人们待人处世恰如其分,谦恭敦厚,着重控制过头或偏激行为。孔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促进人际和谐,实现良好道德的一种法则,是再好不过的了。朱熹解释:“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以其不差异可常行,故谓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卷六十二)“中”就是不偏不倚,“庸”就是平常。“中”强调的是凡事要掌握恰当的分寸,“庸”强调的是凡事要甘于平淡无奇。“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是朱熹对“中庸”含义最简洁最完整的解释。冯友兰则用“极高明而道中庸”一句概括中庸之道的实质。说到底,中庸就是合理主义,是极高明的处世哲学,是营造和谐人际关系,创造和谐人文环境,避免、克服片面性与极端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现代图书馆管理如何掌握“中庸”这个度呢?首先,在用人方面,要遵循德才兼备、知人善任、合理组配的原则。德才兼备是用人的永恒标准,但现实中往往德者不够才,才者德不够完美。所以用人应用其长避其短,不求全责备。另外,用人要知人善任,用者不疑,疑者不用。按照中庸的原则综合考虑各种用人因素,做到因德、因才、因能、因信而用,坚决杜绝任人唯亲。其次,在图书馆工作目标制定方面,应遵循以下原则:(1)全局原则;(2)主次原则;(3)可行性原则;(4)可评性原则。再次,规章制度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鲜明的政策性、严格的科学性、较强的可操作性、广泛的群众性、形式的稳定性、内容的连续性和发展性。中庸就是合理主义。管理者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只有不断探索、试用、调整、修改,使以上三个方面达到最佳适用状态——“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达到合乎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才能最终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5以和为目的的管理目标

和谐是任何一门管理科学追求的理想境界,儒家管理思想更是主张“和为贵”。“和”,原指笙或排箫之类的乐器。各种乐器演奏需要和谐,所以“和”本就有协调、和谐之意。《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之情在表现出来而又没有违礼的情况下为和,这是从人的情绪角度解释“和”。作为管理目标的“和”,指人际关系的适度、自然、无过无不及。总之,“和”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也只有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矛盾双方或多方通过彼此力量的消长来推动事物的发展、变革,矛盾统一体才可能和谐并充满活力。儒家提倡“和为贵”“和而不同”,“不同”指不随意苟同。“和而不同”就是承认事物多样性,表现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就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和睦相处,小事讲协调、讲和睦,大事讲原则,不苟同。即和中有刚,刚中有柔,刚柔相济。图书馆管理中的“和”主要指人际和谐,即领导层之间的和谐、领导层与馆员之间的和谐、馆员与读者之间的和谐。图书馆领导成员之间应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勤政廉洁,形成一支团结、进取、勇于奉献的组织力量。馆员之间应遵从“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礼记•防止》)。奉公忘私,信奉吃亏是福,以达到馆员之间的人际和谐。读者是图书馆的终极关怀,在秉承平等、开放、自由理念的前提下,以人为本,服务创新,为读者提供细致、周到、个性化的服务,实现馆员与读者之间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