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1
摘 要：本文介绍了古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的历史返观，包括汉代、魏晋南北朝、宋元、明代等时期。
关键词：文化传播；历史返观；语文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在教育上主要是传播儒家文化、弘扬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兼有释、道等的文化价值观），这些无不是对儒家文化观的体现和融通。我国古代文化是儒释道并举、海纳百川的文化，其间道家一直在和儒家的融通中起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使得我国古代的文化在儒家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下保持着超然物外的气度，保持着文化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塑造和提升，他们强调“行不言之教”，强调潜移默化的文化对人的影响。
1、汉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汉代教育崇尚儒术，对后代的语文教育影响甚大，“把语文教学看成是经学的附庸，认为学语文只是治经的手段”，“重视识字写字教学”，“重视教师的讲解”。由于重视经学，就形成了对先秦书面语言的高度重视，为经学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也奠定了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长久占据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主阵地的基础；由于重视识字与写字，逐渐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的“小学”，这为进一步巩固经学和强化我国古代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视教师的讲解，保证了传统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但这些也为后世的语文教育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比如，造成了在教育内容上书面语言和历代口头交际语言的长期断裂（这一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得以纠正）；教育方式上的食古不化，缺乏创新，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经学文化的垄断和新文化的举步维艰。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三苍》、《急救篇》等蒙学教材，为后世的语文教育开辟了蒙学之路。
2、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混乱，官学时断时续，教育时兴时废，但语文教育却有不小的成就：家学盛行，父子传授，形成了古代教育史上的家学传统，如王羲之一家的书法教育，这一传统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语文教育，也为后世开辟了一条家学的传统；清谈玄学，为避言论得祸，这一时期清谈玄学风气大盛，虽使当时的语文教育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远离了时代的需要，但对时人的语言训练却起到积极的作用；蒙学兴起，其主要内容是识字写字，出现了以《千字文》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它们成为我国古代基础教育和文化渗透的有效工具；佛教大兴，在传播佛家经典时，为使大众听得懂，采用了当时的比较口语化的讲解方式，对一般群众进行了基本的语言教育，虽主观上起到了麻痹大众思想的作用，但在客观上对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佛家文化和汉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汉民族文化价值观里融进了新鲜的血液；文学作品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以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写的《昭明文选》为代表，这时期人们对“文学作品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人已经能够把文学与经学、史学、玄学分开，这种认识反映在《文选》的编撰上，就是经书不选，子书不选、说话的记录不选、史书一般不选，只选其中有文学价值的{论序述”18，再加上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的出现，文学作品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在语文教育上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它不仅开启了我国语文教育文选型教材的先河，还重视文章的艺术成就，使得文学作品独立出来，是一种新的语文教育观的确立，对以后的语文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官话”教学和“双语学习”得到重视，这一时期是一个民族文化（包括异域文化如佛教等）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由于战乱和政权的迭次更替，为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人员的交流，南朝兴起了“官话”教学，北朝兴起了“双语” 学习，在满际需要的同时，各种文化也得以传播和交流，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多元文化传播与交融的黄金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海纳百川的特性得以张扬，文化内涵得以丰厚，奠定了以汉民族文化为核心融通各民族文化包括外来文化的多元向心文化的文化品性，这种文化品性为隋唐的大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3、宋元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宋元时期，宋代政治的封闭性导致了汉文化在哲学和文化思想上追求道德思想的完美、明心净性精神提升的理学思想，语文教育思想也随着“理学”（“新”儒学）产生和发展而演变。宋代的理学家大都是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教育名师辈出，唐宋家中宋代的六大家不仅继续发展着韩柳古文运动，还以他们的文学业绩极大地影响了语文教育；民族文化的交融继续发展，特别是元代文化，以汉文化和的蒙族文化交融为核心，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文化进一步交融。虽然这一时期的科举考试逐渐失去了隋唐时的文化活力，但在考试之外，为了满足民间的交往，在交际上民间语文朝着实用化发展，元曲的繁荣就是适应这一需要，其代表成果是关汉卿等人的创作不仅成为语文教育的典型内容，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流传物。宋元时期，颜真卿、柳公权、欧阳洵、赵孟\等人的书法、绘画异彩纷呈，流派众多，成就斐然，作为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在语文教育上值得提倡的还有以“三”、“百”、“千”为代表的蒙养教育和修身教育，其主旨还是通过这些教育实现“教化天下”的文化价值观。
4、明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明代是一个旧传统教育思想逐渐僵化、新思想萌芽的时期。一方面，自明太祖朱元璋始，科举考试必须以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范本，强调“代圣人立言”，封建科举考试逐渐僵化，至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敕命翰林学士胡广等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作为钦定语文教学内容来传播正统儒家思想19；另一方面，明中后期在我国历史上被史家认为是不同程度地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在文化教育方面，有的已经渗透了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具有近代的启蒙思想，如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家李贽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只可惜这种思想的亮光，由于本为游牧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而没能发扬光大，清朝建立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没有继续发展，封建道统得以继续维系，科举考试继续僵化；民族文化的融合逐步走向高潮，汉、满、蒙、藏还有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这无疑也促进了语言教育的发展；在教育思想上，黄宗羲等人提倡办学校要崇尚实学精神，“不是为了空学儒家经典，而要有用于天下”20；民间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四大古典小说为标志的民间文学创作渐入佳境；种种态势无疑是对当时社会主流的文化观、教育观和价值观的一种反拨。明清以来，西方文化在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呈现出一种优势的地位，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的教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化第一次面临着强势的西方文化而涤荡、迷失、自省，语文教育从思想到形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直至开始并逐渐完成了一种凤凰涅似的文化变革――从文言文走向白话文。
5、结束语
以人文化成为主体的文化传播在我国古代Z文教育中一直是隐藏并立在教化明线后面的暗线，以口头语言、器物上的刻画标记、书面语言等为主要媒体的文化潜移默化在教育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语文教育同呼吸共命运。文化传播在内容上的丰厚性、形式上的多样性给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借鉴，特别是在文化育人、人文化成方面的极大成功无疑是今天处于价值多元化社会的语文教育应该努力学习的。
参考文献
[1]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2
关键词：玉文化 历史发展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6-0100-02
在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玉文化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独特的、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重要文化。玉文化贯穿着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渗透到中国的经济、政治、宗教、伦理、美学和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人独具魅力的崇玉、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观念。
一、新石器时期――巫神法器、宗族图腾
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生活Y料有较可靠的来源，人们开始定居生活，原始宗教和祭祀活动比较频繁。这一时期玉石器、玉器时有出现，玉制器具中片状玉占绝大多数，动物形象占很大比重。新石器时代，“玉石分化”已经完成。
1.巫神法器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器主要为生产工具和装饰性用品，制作简单，功能分明，如玉铲、玉斧注重的是玉器的使用价值，璧、璜、i、珠、管等注重的是玉器的审美价值。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万物有灵”的观念物化到“玉”，于是“玉”被赋予了超越现实的神秘力量，成为沟通天地鬼神的桥梁。由于用来制作玉器的工具相对简陋，玉器的制作相当耗时耗力，再加上开采工具和技术的局限，精美的玉料颇为难得，这一时期的玉器因珍贵少有而多数用于祭祀，宗教功能是其主要功能。
2.宗族图腾
原始社会玉被琢成鸟兽等各种图案，用于图腾崇拜，出现在一些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中。史前时代的玉文化以北方的红山文化（距今5000-6000年）和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000-5000年）最为发达。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都有图腾崇拜的功能。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除常见的珠、璜、璧一类佩饰外，成组的鸟兽形的玉制品出现是其一大特点。红山时期的玉器雕琢上所出现的动物造型，大都风格质朴，豪迈奔放，抽象概括，讲求神似，体现出原始的动物图腾风格，比如C形龙。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礼器，包括玉璧、玉琮、玉璜等。龙首纹是良渚文化玉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是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上最通行的纹饰内容，也是玉梳背等一些玉器的造型源头。良渚文化玉器是图腾制度的产物，是纯巫术与的产物。
“玉文化”是“石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在漫长的石器时代，人类从无意识地使用简单粗糙的旧石器到有意识地制作、使用精细的磨制石器，甚至开始工艺上的雕琢，“玉”的美学概念、宗教概念、政治概念初步建立，中国玉文化的序幕也由此拉开。
二、夏商周时期――祭祀重器、王权威仪
夏商时期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青铜器的发明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玉文化的发展。原本作为权力象征的圭、璋、钺、戈等玉器，逐渐演变成了祭祀的礼器和礼仪的仗器，成为王权政治的重要物质体现，为王室贵族专有。
1.祭祀重器
进入夏代之后，玉器制作技术随着青铜工具的出现而大为提高。夏代玉器的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出土了不少圭、璋、琮、钺、七孔刀、戈、柄形器等玉礼器。与史前玉器相比，这一时期玉器的巫术风格淡化，更侧重于作为祭祀和礼仪用的礼器。
崇玉、尚玉成为殷商王朝重要的时代特征。殷商时代崇信鬼神，崇尚祭祀和厚葬。这一时期的玉器中，很多都蕴含着浓重的神鬼观念和宗教意识。商代盛行占卜，凡事大自祭祀、征伐、天时、年成、田猎，小至私人疾病、生育，无一不求神问卜，以此决定凶吉与行止。其中，交通鬼神过程中所用的器物就有玉器。“玉”被视为神物之后，其祭祀鬼神的神秘功能得到了加强。
2.王权威仪
殷商奴隶制王朝的礼器，开始成为国家政治典章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实物载体，“玉”的制度化、人格化的功能得到强化。
西周时期，人们开始摆脱天命鬼神观念的束缚，肯定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价值。这一时期玉不再纯粹用于神秘的天地鬼神祭祀，而是开始与礼乐制度结合，以礼用玉，以玉节礼，逐渐使玉的使用与宗法、伦理、道德融合到了一起。周统治者在继承商代玉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将用玉等级化、礼仪化，使“玉”成为政治阶层“分贵贱，辨等列”的礼器，形成了该时期佩玉文化的一大特色。
经过夏商西周约一千五百年的发展，中国礼玉的种类日益齐全，服务于宗教和社会等级制的功能渐趋完备，被赋予浓厚的人文色彩，这为其后来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春秋战国时期――财富象征、寓德于玉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发生重大变革，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这也促进了这一时期玉器制作数量上和用途上的进一步拓展。同时，玉的功能被人为地规范化和礼仪化，出现了一系列具体细致的用玉制度，礼玉文化由此产生。春秋战国时期，玉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1.财富象征
春秋时，诸侯国的玉器工艺十分发达，诸侯贵族不仅继承了前朝佩戴玉制项饰和胸佩的习俗，而且作为相互之间酬谢和交际等方面的珍贵礼品。此时虽然已“礼崩乐坏”，但是，玉文化的发展非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受到各诸侯国的大力推崇。玉器在上层贵族间的广泛使用，使其成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同时，这一时期 “君子比德于玉”的思想道德观念得到完善和加强，玉佩饰盛行，玉器的使用开始摆脱上层社会的垄断。东周时期，玉器盛行，玉被广泛应用到祭祀、装饰和丧葬等场合，等级森严的用玉制度也被打破，除上层王侯贵族外，平民百姓也掀起了用玉、佩玉的浪潮，社会上掀起了尊玉、爱玉的习俗。
2.寓德于玉
在“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下，各学派各执一说、为己所用，对玉器的功能和价值进行了诠释和演绎。“玉德”理念始于西周，最早见于管仲的“九德”说，而后有孔子的“十一德”、荀子的“七德”、西汉刘向的“六美”，最终到东汉许慎的“五德”。儒家的奠基者孔子从“玉”的质地、色泽、声音、瑕瑜、器形等自然属性与君子的道德操守相比附，进一步阐述了“玉”和“君子”的密切关系，将“玉”道德化，“君子比德于玉”的理论创立，奠定了玉文化的核心理念。
在儒家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下，玉器从最初活跃于原始宗教活动的法器、祭祀鬼神的原始礼器，发展为上层阶级用以尊显身份地位、标志志向的佩饰，“玉”被赋予了高尚的道德观念和深厚的人文寓意，用玉制度进一步完善，礼玉思想进一步强化，尊玉之风由此盛行，“玉”的文化含量和文化意蕴得到进一步提升，使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
四、两汉到南北朝时期――事死如生、琼浆玉液、极盛而衰
秦始皇时期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秦代出土的玉器寥寥可数。秦朝玉器遗存量极少，只有著名的“传国玺”在史书中有记载，但实物无存。
汉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社会环境，玉器的制作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玉器雕琢技艺大大提高，日益精湛。汉武帝时，削弱诸侯王势力，强化中央集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思想上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儒家的用玉理论和礼玉制度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儒家推行孝道，汉代流行厚葬，葬玉之风极为盛行。
1.事死如生
西汉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礼制隆兴，祭祀频繁，提倡孝道与厚葬，帝王臣子们希望死后尸体能被长期保存，永世不朽，以玉护身能使尸体不朽之说应运而生，再加上道教“长生不老”思想深深植根于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这些都推动了汉代葬玉的空前发展。以玉器殓尸，成为汉代社会政治文化和礼仪文化的重要内容。汉代玉文化最具特色的就是葬玉制度的完备。汉代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塞、含玉和握玉等，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由金银丝等材料编缀玉片成人形，并著于死者身上，即所谓“金缕玉衣”。玉衣被列入了汉王朝的明文定制之中，具有最崇高的礼仪地位，成为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政策，也是汉代政治用玉的集中反映。
2.琼浆玉液
玉作为一种天然矿产，其中的矿物元素也是中的组成部分。西汉时，由于受到南方楚国神仙思想的影响，以及北方燕齐地区重丹药、求长生的做法，两者合流形成盛极一时的神仙方术，加上帝王的肯定，上行下效。东汉时期，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兴起和冲击，玉被赋予了世俗宗教的观念，玉文化在功能上实现了传统性的突破。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当时人们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尤其是魏晋时期玄风盛行，食玉可以健康长寿、长生不老的观念流行开来。
3.极盛而衰
三国初年，东汉帝国的崩溃，儒家因“不周世用”而式微，礼玉制度渐渐衰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大迁徙，社会动乱，统治阶级提倡俭朴，对玉器的使用加以限制。社会的动荡、军阀的割据、经济的萧条、手工业的衰败，这些都成为玉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央政权势力衰弱，自顾不暇，无力兼顾和控制西域地区，因此，盛产于西域地区的玉石原材料的供应也得不到保障。此外，传统的儒家礼制艺术受到了玄学和佛学的冲击。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玉文化是一个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杯和玉盏。
秦汉的社会发展与思维的变化增强了玉的精神意义，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都视“玉”为高洁儒雅的圣物，“玉”的文化意义进一步加强，其文化内涵和品质得到沉淀和巩固。汉代的玉文化高度发达，逐渐走向了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并展现出了独特的文化特征，成为中国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参考文献：
[1]张丽辉.中国玉文化的发展[J].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2）：118-120.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3
三十多年前读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时，曾被他关于古典文化是一种非历史的文化的论断所吸引。他说:“古典文化并没有记忆，没有这种特殊意义的历史器官。古典人的记忆……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当作清醒意识中的排列整齐的远景的过去与未来，那是没有的”，“在希腊人的世界意识中，一切个人经验以至共同的过去经验在特定的瞬间的‘现在’跟前无不立即变成了一种没有时间的、没有运动的、神话式的背景”。他还指出，“修昔底德绝对没有透露出他有透视若干世纪的历史的才华……优秀的古典历史著作都一成不变地是关于作者当时的政治事件的”，“直到波斯战争时期的古典历史，以及往后很久根据传统建立起来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神话思维的产物”[1]。当时觉得斯氏的论述颇有见地，仿佛道出了某些自己未曾看到的东西，但又感到这些话似乎太武断和绝对化，而他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的理论比较晦涩，并且已受到了批判，因而，这个问题只放在心上，未再深入思考。
较斯宾格勒稍晚一些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认为“古希腊的思想整个说来有着一种十分明确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2]该书中译本在1986年问世，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1990年出版了张广智、张广勇的力作《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作者全方位地探讨西方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旁征博引，视野广阔，读后很受启发，获益良多。该书有专节讨论“古典文化中的历史理论”，指出“作为西方文化滥觞的古希腊，并不是西方历史哲学的发源地，也就是说在这一片文化土壤中并没有产生出深刻的历史思想”。作者引述了斯特恩、柯林武德和斯宾格勒等西方学者关于古希腊人缺乏历史思想的论述，认为“以上这些观点都是从一定的视角或理论出发的，有的不免过于绝对，但它们都说明了古典文化的精神”。[3]
然而，就西方来说，史学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在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虽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但没有产生较有意义的史学著作。史学是希腊古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古希腊人对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那么，“缺乏历史思想”的古希腊人又怎会超越某些其他民族和文化，创作出优秀的史学著作，成为西方史学的源头呢?
看来，首先应在历史哲学和历史著作之间做出区别。前述那些作者主要是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着眼的。古希腊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比较贫乏，而史学著作却有所建树。其次，史学著作有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之分。古希腊人主要是在近现代史方面取得成就，而在古代史领域内，他们的认识是幼稚的和不成熟的，神话笼罩着希腊人的古代历史。以下，我们准备就古希腊人对神话和古代历史的认识和神话与历史的交融略谈管见。
二
古希腊人具有丰富的神话传统。希腊神话是希腊文化艺术的源泉，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4]希腊神话对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具有极其强烈的影响。荷马史诗在古希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荷马不仅是他们最热爱的、最广泛引征的诗人，而且是他们民族精神的杰出象征，他们最早历史的无可指责的权威，并是创造他们众神祇的决定性人物。”[5]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故事特别内容丰富，逼真动人，系统完整，貌似历史。这恐怕与古希腊人对神话与历史的认识和有意无意地将神话“历史化”有关。古希腊人在神话与“古史”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他们将传说的英雄视为自己的祖先，各氏族、部落纷纷将英雄当作自己的名祖，英雄的业绩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历史。希腊人将神话当成“古史”，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英雄是“古史”的主角，“在古风古典时代希腊人的眼中，他们如同远古活生生的人，属于一个比当代更古老更有力量的种族，因为他更像人而不是神，遂被当作楷模仿效”。[6]
希腊神话起源于迈锡尼文明时期。当时希腊人已有了线形文字B，但现发掘到的线形文字B泥版，仅是一些帐目的记录，丝毫不涉及历史、文学和神话。当时的神话和传说大概多以民间故事和诗歌的形式在社会上口头流传相承，还不存在任何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叙述。
在所谓“黑暗时代”的荷马时代，迈锡尼文明毁灭，线形文字B失传，但神话故事仍存， 而且随着社会与人事的变迁有所增减变化。一代代民间歌手在地方上吟诵这些神话和传说，不断加以充实、补充和调整，其中最吸引人的则为关于特洛耶战争的各种故事。大约在公元前9-8世纪，这些故事被编集、加工、提炼，最后升华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希腊传统上将这两部史诗的作者归之于荷马。荷马史诗被公认为希腊神话创作的最高成就。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希腊人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字母文字，但其大量使用则要稍后一些。荷马史诗大概最初是在口头上创作和流传的，那时也还没有什么历史的文字记录与文献。
公元前8-6世纪，希腊城邦纷纷涌现，希腊人开始了最初的文化精神觉醒。萌芽中的历史意识和理性意识，就神话和历史而言，起初仍局限在神话的领域内，表现为一系列史诗的创作和神话的系谱化、历史化。关于特洛耶战争的神话故事大大小小极多，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只叙述特洛耶十年战争中的一段插曲和战后一个英雄的流浪冒险故事。于是，希腊人又创作出了《塞普里亚》（Cypria）、《埃提俄庇斯》（Aethiopis）、《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伊利帕尔息斯》（Iliupersis）、《诺斯托伊》（Nostoi）和《泰列格尼》（Telegony）六部史诗，加上《伊利亚特》和《奥德塞》共八部，系统描述了整个特洛耶战争的前后始末，合称特洛耶战争系列组诗。该六部史诗的规模和艺术质量远不如荷马史诗，皆失传。此外，还创作了关于忒拜地方英雄神话的三部忒拜系列组诗和关于天地众神的史诗《提坦诺马奇》（Titanomachy）一部。[7]系列组诗的创作迈出了将神话和传说系统化、历史化的第一步。
希腊神话中神祇众多，故事错综复杂，纷繁无章。较荷马稍后一点的另一位著名史诗作家赫西俄德遂著《神谱》，系统叙述从混沌初开到奥林帕斯诸神的诞生和发展，缕清他们之间的亲缘世系及其与其他神怪和后代英雄的关系，以奥林帕斯神系为主线来统一希腊神话。他在另一部史诗《工作与时日》中，则以神话的形式将人类的历史归结为五个种族和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表达出了一种朴素的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和看法。追随其后，出现了一批谱系诗人和地方史诗。他们将一些城邦的建立及其统治者家族的世系与传说中的英雄连结起来，如《科林斯阿卡》（Corinthiaca）、《弗罗尼斯》（Phoronis）和《阿里马斯佩亚》（Arimaspea）等。赫西俄德及其后继者的史诗创作为希腊神话的系统化和历史化奠定了基础，既是历史意识的体现，也满足了当时希腊人的历史兴趣。英国著名古典史家柏里指出，“在所有这些心智活动中，我们能够辨认出一种粗糙形式的、受前后一致与年代顺序的观念所指引的历史探究的本能”。[8]
从公元前7世纪末起，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产生了希腊世界最早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称米利都学派，他们努力探求宇宙万物的本源。理性精神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批判性的，势必引向对神话和人类过去历史的探讨和反思，导致“疑古”的倾向。科罗丰的色诺芬尼对荷马、赫西俄德描述的与人同形同性的奥林帕斯众神提出了诘问，认为“任何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外貌比作自己在世上的同类”。[9]
在史学领域，出现了一批不同于史诗、用散文记事的作家。他们多半为爱奥尼亚人，爱好旅行，到处观察民情风俗，收集民间旧闻，以散文的形式记述神话传说、一些国家城市的历史和各地的风土人情制度，可称为“史话家”（Logographer，或称散文记事家）。他们有了一定的批判和研究精神，根据理性和新的伦理价值观对传统的神话进行检验和修正。其方法是从众多相互矛盾的神话版本中选出较真实的情节，删除不合理的荒谬之处，使神话合理化、历史化。但由于“合理化”的前提是相信神话的基本真实性，神话的“古史”地位并未动摇，又因缺乏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合理化、历史化的结果未能澄清历史真相，只是把神话打扮得更像历史而已。例如，米利都的赫卡泰俄斯（Hecataeus，约公元前550-478年），在其《系谱》一书卷首宣称，“我这里所写的是我认为真实的记述。因为希腊人的故事是为数众多的，而且在我看来是荒谬可笑的”，[10]表明了寻求真实与合理的态度。可惜，其全书已佚亡，我们无法全面判断其成就。然而，就其少数残篇来看，他对神话所做的合理化解释则是浅薄而不能令人满意的。比如，他认为赫拉克勒斯并未从冥界牵回那只三头狗，只是在泰那伦海角（Taenarum的一个山洞，传说是冥府入口处）捉到一条可怕的毒蛇，因它咬人致命，故有“冥府之狗”之称，等等[11]。这只是对神话的具体情节做了修正与澄清。
三
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罗多德开始撰写《历史》一书，他称自己的著作为Historia，原为调查研究之意，后演变为西方语言中“历史”一词。希罗多德在全书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说:“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12]他抱着明确的目的，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时间的框架中加以系统叙述，说明因果，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历史》一书是西方第一部堪称为“史学”的优秀作品，为希罗多德赢得了“西方史学之祖”的称号。从希氏的前言和全书涉及的内容来看，《历史》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希腊人所知的世界通史，其中包括了古代史。但仔细分析起来，该书虽穿插了不少较久远的传说和往事，实际却是一部近现代史。希罗多德在第1卷第5章中指出:“下面我却想指出据我本人所知是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然后再把我所要叙述的事情继续下去”，而这个人就是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这个克洛伊索斯在异邦人中间是第一个制服了希腊人的人。”[13]所以，该书主要是从克洛伊索斯至希波战争的希腊世界和近东地区的历史，为时不过一百多年，应属于近现代史的范畴。
希罗多德本人接受赫西俄德关于英雄时代人种和黑铁时代人种的思想影响。他说:“波律克拉铁斯，据我所知，在希腊人中间是第一个想取得制海权的人;当然，这里是不把克诺索斯人米诺斯和在他之前掌握过制海权的任何人考虑在内的。在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这一范畴之中，波律克拉铁斯可以说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14]。很清楚，他认为米诺斯等人是英雄时代人种，属于神话范围，不在他所考虑和探讨的历史领域之内。而波律克拉铁斯是现代人种，属于历史的范围，因此他将波律克拉铁斯列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想取得制海权的人。[15]看来，希罗多德是把古代史让给神话去支配和占领的。
至于希罗多德对神话和“古史”的处理办法，可以他在全书前五章关于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最早冲突的叙述为例。在克洛伊索斯之前，他根据所谓“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列举了五次这样的冲突，即:(一)腓尼基人将阿哥斯国王之女伊奥掳往埃及;(二)希腊人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劫往克里特;(三)希腊人劫走科尔启斯国王之女美地亚;(四)特洛耶王子掠走斯巴达国王之妻海伦;(五)希腊联军侵入特洛耶。这五件事都属于希腊的神话传说故事，而希罗多德却基本上接受了下来，改装成历史，托之出于波斯人、腓尼基人之口。可见，希罗多德是把英雄时代的古史与今人的现代史区别开来，将前者划归神话领域，而如果自己在历史的探讨中有所涉及，仍然基本采纳，通过加工使之更合理化和历史化一些。事实上，希罗多德记述了大量往昔的趣闻轶事，富有神话和民间故事的气息与色彩。
稍晚于希罗多德的修昔底德是西方古代世界最卓越的历史家，以治学严谨、精于批判史料著称。但是，他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完全是一部当代史著作，不包括古代史。然而，全书的前23章可以说是一导论，其中修氏说明了自己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古代史的看法，简明回顾了希腊世界从远古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历史进程，并阐述了自己研究和写作历史的方法。由此，可以看出修氏对神话和古史的态度及处理方法。
首先，我们看到了修氏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相当科学的观点与方法。譬如，他注意从物质和经济因素的角度，如地理位置、海上交通、商业发展、财富积累、人口变动等，来考察希腊历史的发展;对神话的内容和史诗的描述持有怀疑态度，认为其中不乏夸张之处;采用考古学的眼光，如由迈锡尼的遗址和提洛岛上的墓葬，来观察历史的研究方法等。由于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不赘述。
其次，修昔底德也暴露出了他在对待和处理神话与古史方面的某些偏向和不足。(一)修昔底德不重视古代历史，对之不感兴趣。他说:“虽然对于远古时代，甚至对于我们当代以前的历史，由于时间的遥远，我不能完全明确地知道了，但是尽我的能力所及，回忆过去，所有的证据使我得到一个结论: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16] (二)他仍然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及其业绩当作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以叙述，如米诺斯、柏修斯、彼罗普斯、阿特柔斯和阿伽门农等。(三)在连贯概述希腊往昔历史进程时，没有看到迈锡尼文明的毁灭和迈锡尼文明与希腊古典文明之间的中断，缺乏具体的史实和确切的年代。
总之，修昔底德虽然对历史研究采取了比较客观和科学的方法，但他没有写古代历史，这不仅是因为他重视当代史，认为古代不“伟大”，更因为他无法用其比较科学的批判史料的方法来研究与撰写古代历史。神话传说笼罩着希腊的古代历史，没有关于远古历史的文字记录和可靠史料，修昔底德无“用武之地”[17]。因此，当他回顾往昔历史时，仍不得不接受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和基本情节，凭借自己的洞察力和对当代世界的社会、制度以及心理的了解来反思过去，乃至出现了漏洞和不确切之处。著名古希腊罗马史家芬利认为“就历史一词的真正意义而言，修昔底德在其开始几页中实际写出的不是历史。反之，他给于我们的相当于一种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一种被反思地运用于过去的关于力量和进展的理论”。[18]而当代英国古希腊史家卡特勒治甚至进一步称修氏的这段前言为“考古学神话”，认为修昔底德为了证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伟大的骚动”，而“矛盾地发现他本人不得不去发明他自己的主要是寓意的关于过去的神话”。[19]
四
如果说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这样杰出的史学家在神话与古史之间仍划不清界限，无法恢复古史真相的话，那末，一般的希腊人在这方面就更模糊一片了。特别是，在史学家、思想家企图使神话历史化、合理化的同时，悲剧诗人却正努力使神话人性化、社会化。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思想感情，改造传统的神话，大量创作了以神话为题材、但为当代服务的悲剧，借以教育鼓舞他们的观众，而不考虑历史的真实情况。在神话、史诗、悲剧的薰陶和感染下，希腊人将神话视为至宝，奉作权威和指南，以指导自己各方面的活动。他们认为神话是真实的、可靠的，英雄是自己的祖先和仿效的楷模，神话中的过去就是自己古代的历史，神话和历史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在浓厚的神话氛围中，我们发现古希腊人在将古代的神话历史化的同时，还出现了将近代真实的历史神话化的趋向，于是历史化的神话和神话化的历史相互融合，共同溶化于希腊人的记忆乃至历史作品之中。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历史神话化的事例:如居鲁士童年的故事，波律克拉铁斯的兴亡及其指环印玺之失而复得，克洛伊索斯与梭伦的对话和他与居鲁士之间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等。这里，再举一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一再匡正的、被雅典人神话化的历史事实。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刺杀了当时雅典僭主希比亚之弟希帕库斯，但雅典人却相传他们刺杀的希帕库斯是当时的僭主，把他们奉为反对和推翻僭主政治的英雄，加以神化，在神圣的公民活动中心市场上竖立起他们的雕象（希罗多德，Ⅵ.123；修昔底德，Ⅰ.20；Ⅵ.53-59）。
在英雄传说被历史化的同时，神祇也被历史化了。许多“隐退的神”如海伦、狄奥斯里兄弟、许阿铿托斯、阿斯克勒庇俄斯等，都从原初的神的地位降为凡人，被世俗化成历史人物。希腊化时代的哲人欧赫墨罗斯（Euhemeros， 约公元前300年）将宙斯等天神看作远古真实的历史人物，是人世间的伟大君主，因其对人类的善行而被后世奉作神明。欧氏已不满足于对神话做细节上的合理化修正，而进一步认为:神灵是被神化的远古先祖，神话则是乔装改扮的远古历史。欧氏的理论被后世称作“欧赫墨罗斯主义”，对后人一直影响不衰。[20]
总之，古希腊人讲理性，重人性，务实而有历史感;同时也爱美，爱幻想，虔诚而迷信。古希腊人这种矛盾的精神气质在神话中和谐地融汇在一起。他们没有像汉民族那样把神话彻底改造成历史，也没有像其他上古民族那样沉溺于粗鄙荒诞的神话幻觉中。他们始终没有弄清神话与历史的真正界限，既虔诚地相信神话亦即古史的真实性，又不时地疑古，不断地修正细节，使神话日趋历史化、合理化、世俗化，同时也不断将真实的历史神话化、故事化、传奇化。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构拟出一个既浪漫优美又接近理性和现实的“古史”——神话化的历史与历史化的神话之融合与结晶。
[1]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24页。
[2]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3]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
[5] 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Peguin Books， 1979，p.15。
[6] Carlo Brillante，“Myth and History”，in Approaches to Greek Myth，London 1990，p.94。
[7]Moses Hadas，A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sity Press，1950，pp.28-29。
[8] 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New York，1908，p.6。
[9] 转引自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1卷上册(中译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5页。
[10] 转引自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第13页。
[11]同上参阅Dowden，The Uses of Greek Mythology，London&New York，1992，p.43；1992，p.43。
[12]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13]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中译本)，第3页。
[14]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中译本)，第247-248页。
[15]参阅Paul Cartledge，“Inventing the Past：History v. Myth”，in The Greek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9。
[1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页。
[17]修昔底德明确说：“他们（指散文编年史家——笔者）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遥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第17页）
[18]Finley，“Myth，memory and History”，in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Penguin Books，1975，p.19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4
【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2、众多的蒙古文古籍文献执笔者从自身角度和用自己文字直接记录了本民族历史发展和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各种生活，具有珍贵的客观历史价值。如《蒙古秘史》这一历史巨著，不仅可补《元史》的不足，而且还可与中国史书汉文典籍中有关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史料进行对比研究和互相印证，是研究北方民族史和有关诸朝历史的学者不可不读的书。
3、中国蒙古学研究和蒙古文古籍文献更多体现出民族意义，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文种从北魏时期起便一直纷纭多样，蒙古文古籍文献囊括了中国数个主要文种，表现出多民族互为影响的历史。而蒙古学研究面对的是蒙古族的历史和过去，利用现有古籍文献是蒙古学研究创新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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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一鸣.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纂情况及全国蒙古文古籍的鉴别统计[J].蒙古学信息，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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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邢丽娟.试论西部大开发中古籍地方文献的保护与利用[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报，2002，9.
[5]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及开发利用之我见.中国民族宗教网.中国民族报在线阅读（来源《民族古籍》）.2008年2月21日.http：//.cn/onews.asp？id=19273.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5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绍兴；艺术气息；保护策略
一、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艺术文化研究
（一）绍兴文化发展的历程概述
绍兴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四千多年的文明史，曾为先秦时期越国国都，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绍兴人杰地灵，历史上人才辈出，群英荟萃，从政界的范蠡、文仲到书法家王羲之、徐渭再到文学家贺知章、陆游、张岱等，应有尽有。近代以来，绍兴更是产生了一大批革命志士、文学巨匠、科学巨擘，如徐锡麟、秋瑾、鲁迅、竺可桢、钱三强等，数不胜数，可以说，绍兴的文化发展延续千年，绵绵不断，谱写了中国文化史上最精彩的一章。
（二）绍兴艺术文化特征分析
绍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极为灿烂的文化发展历程和非常鲜明的艺术文化特征，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区域性。绍兴地处吴越之间，曾是越国国都，自然会受到越文化的影响，比如越文化中寄情山水、崇尚性灵的文化因子就影响绍兴历代的艺术巨匠，如王羲之等；第二、完整性。绍兴文脉历千年而未断，从先秦到魏晋到唐宋明清至近代，相当完整，是一个完美的链条，这也是其他城市所欠缺的；第三、独特性。绍兴艺术文化，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文学、印章乃至民俗等都有着非常明显的绍兴特色。
（三）绍兴艺术文化的传世价值探讨
绍兴被誉为“天上仙都”、“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前者和绍兴的山水风光有着重要关联，后者则主要归因于绍兴的人文环境。首先，绍兴的艺术文化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徐渭《菊竹图》，都是我国艺术史上的瑰宝，尤其是《兰亭集序》更被誉为千古行书第一；其次，丰富的人文价值。绍兴艺术文化涵盖多个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文价值，比如张岱的小品文，风格隽洁高雅，士大夫气息浓厚；最后，深厚的历史价值。绍兴艺术文化跨越各个时代，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特色，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的资源。
二、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保护现状分析
（一）文化内涵发掘不深
绍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内涵不仅仅体现在外部的建筑遗迹或者作品遗存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中，也就是说文化精神、文化理念才是绍兴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所在，但就目前的名城保护现状而言，保护者的着眼点更多地还是落在文物整理、搜集等环节，对历史遗迹背后的文化内涵发掘地不够深入，未能及时地总结出发人深省的绍兴城市文化内涵。绍兴具有大量优质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卧薪藏胆的勾践、书圣王羲之、女侠秋瑾、文豪鲁迅，都是文化内涵发掘地重要保障。
（二）保护理念略显滞后
古城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任何环节出了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历史文化资源的损耗与破坏，给人民群众造成极大地损失，因此，更新保护理念就显得尤为必要。当前，绍兴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保护理念仍然存在着滞后性，比如未能妥善地处理好专业保护与民众参与之间的关系，使得民众参与古城保护缺乏合理的渠道和机制。又如，古城保护需要突破既定思维，根据古城发展的总体方向制定科学的规划，绍兴在保护中仍然存在着零散性的问题，亟待更正。
（三）保护机制有待创新
保护机制是古城保护工作得以进行的外在保障，保护机制在古城保护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目前，绍兴的古城保护机制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漏洞。比如，在当前的保护机制中，文化保护与城市职能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矛盾，如何疏导此种矛盾，保护机制中并未言明，又如，文化保护的最佳手段是创新性保护，市场化保护，在创新与市场的互动中提升保护效能，这一点，现有的艺术文化保护机制中也多有不足。
三、强化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保护策略思考
（一）以古城保护为前提
如前所述，绍兴历史文化具有完整性的特征，古城到处都有存在着大量的文化遗迹，仅市区内就有八字桥、鲁迅路等7片历史街区，其它大大小小的历史人文景致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历史遗迹不仅是古城之所以成为古城的核心依据，也是绍兴历史文化的载体。对此，在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保护中，必须以古城保护为前提。首先，需要制定一个宏观性的保护文件，将需要保护的古城遗迹整理成目录，然后，根据其重要性，将其划分为不同的保护等级，比如沈园、鲁迅故居等需要重点保护，突出古城保护的层次性。
（二）以延续艺术为关键
绍兴文脉历千年而未绝，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奇葩。在绍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中，艺术作品如书、画、印等的保护与价值开发非常关键。换言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必须以延续艺术或者说延续文脉为关键。对此，文化保护部门以及宣传部门需要突出以以兰亭为代表的书法文化、以徐渭为代表的国画文化、以越剧为代表的戏曲文化，使文化传承与艺术延续居于古城保护的核心位置，让古城绍兴始终沐浴在浓厚的文化气息中。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古城保护的层次性，还能更好地发掘出古城历史遗存中的文化价值。
（三）以全面参与为路径
古城保护涉及到城市的方方面面，需要社会各界全面参与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对此，在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保护中，还要发挥好全社会的力量。首先，政府需要合理调控好古城的职能，逐步降低古城在交通、行政、经济等职能中的作用，突出古城的文化、旅游、生态职能；其次，古城居民也要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自觉性出发，拆除有碍城市观瞻，且不契合历史文化名城精神的违章建筑，提升城市的美感；最后，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文艺界人士，需要经常性地举办各种文化沙龙，比如王羲之书法论坛、越剧沙龙等，丰富文化保护途径。
（四）以机制创新为保障
体制机制创新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关键所在，对绍兴的历史文化保护而言，机制的创新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是古今融合，将绍兴已有的文化资源与现代形式融合起来，比如借助现代雕塑呈现绍兴艺术大师的书画作品，或者将书、画、印等艺术宝藏与现代城市建设，尤其是公园等休闲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如此，既具有古城的文化理念，又具有现代建筑的功能，一举两得；第二是市场与文化融合，走市场化的古城保护之路，以古城保护发展文化旅游，以文化旅游带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促进古城保护，形成良性的保护链。
四、结语
绍兴是一座有着浓厚艺术文化气息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数不尽的文化资源与艺术瑰宝，做好绍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阮仪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呼唤“理性回归”[J].城市观察，2011（3）：5-11.
[2]丁云，傅建祥，李佳佳.绍兴书法文化与旅游[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2（20）：18-19.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6
一、古迹的定义
古迹是指古代流传下来的建筑物或具有研究、纪念意义的地方。在这里有两种说法，一是即古代遗迹。多指建筑物或其残迹。如唐?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诗：“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妗！甭逞浮妒樾偶?致黎烈文》：“我们要保存故宫，不过不将它当做皇宫，确是作为历史上的古迹看。”
另一种说法是指古人的法书墨迹。《隋书.经籍志一》：“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於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
由此可见，古迹是指先民在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上的具体遗产或遗址，包含古建筑物、传统聚落、古街市，考古遗址及其他历史文化遗迹，涵盖政治、防御、宗教、祭祀、居住、生活、娱乐、劳动、社会、经济、教育等多方面领域，弥补文字、历史等记录之不足。
二、古迹旅游资源的涵义
（一）古迹旅游资源概念
人们把这种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的历史文物真迹标为古迹旅游资源，它是人类在各种活动中创造的、把动态的历史用静的实物体现出来、能激发人们旅游动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二）古迹旅游资源分类
古迹结合旅游，可分为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古迹。
1．名胜古迹
是指风景优美和有古代遗迹的地方。中国名胜古迹众多。名胜古迹里最直观的文化现象恐怕就是那些浩如烟海的楹联了。这些楹联，或镌刻于亭台楼阁，或分贴于寺庙祠墓……以抒发兴致和情怀，它们不但为山水增色，美化了环境，又是游人吊古凭史的场所，既陶冶了人们的情操，又得到了大自然的享受，所以世世代代为人所称道、传颂。
2．历史文物古迹
是指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活动遗迹、遗址、遗物及遗风。它按照历史时期可分为：古代遗址和近现代重要史迹；按照文物古迹的形式、特点可分为：居住遗址、生产遗址、古战场遗址、古城与村落遗址、古建筑遗址、摩崖石刻遗址；按照反映人类活动可分为：生产活动类、生产类和精神类。
在这些分类中，还可细分，例如：
（1）人类历史文化遗址可分为：古人类文化遗址、社会历史文化遗址以及历史名人遗迹。
（2）古代建筑又可分为：皇家建筑、楼阁亭台建筑、墓陵建筑、宗教建筑、居民建筑、其他重大工程建筑，如防御工程、古代桥梁、古代水利工程等。
（3）历史文物可分为：原始社会文物遗存、青铜器遗存、陶瓷器遗存、雕塑遗存以及古代绘画遗存。
这些历史文物古迹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是我国辉煌历史的美学展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集中凝聚；是我国古代科技的高度浓缩。
（三）古迹旅游资源的特点
古迹旅游资源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资源，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性：
1．时代性，即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
任何文物古迹都是一定时代（或年代）的产物。从结构、形式到内容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蕴含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诸多内容和信息。它们是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遗存，是历史的残迹，这就决定了文物古迹不能再生产，建造。虽然人们现在可以复建，仿建出外形一样的古迹，但却无法复制文物古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因此，文物古迹也就具有不可替代性。
2．物质性
文物古迹是有形的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文物古迹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都是由人们用一定的材料制作或建造的。文物古迹的物质性和形态（种类、造型），使它具有形象性和直观性，文化内涵深藏于物质载体之中。
3．价值的客观性
文物古迹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包含着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和艺术文化等丰富内涵。它的价值是凝结在文物古迹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志。
4．突出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加之地域辽阔、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差异，文物古迹的种类和风格非常丰富。
5．实用性
许多古建筑可以作为生活居住、游乐活动等场所；很多古老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如京杭大运河、都江堰、灵渠等。
三、古迹旅游的涵义
为了了解历史，继承文明，人类需要去考证、去分析，人们对古迹旅游资源越来越关注，为了追溯历史，回首往事，人们对祖先遗留下来的历史遗址、古陵墓、古建筑、历史文物古迹也越来越感兴趣，由此产生的旅游方式，称为古迹旅游。
古迹旅游是主题旅游中一种形式，是以观赏游览历史古迹资源为主要内容，游客不仅能够获得精神上享受，更能增强其历史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文物古迹与旅游的发展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十分密切的关系。旅游离不开文物古迹，文物古迹借旅游发挥其作用，流传其历史，传播其信息。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四、三个相关问题的探讨
在认知了古迹、古迹旅游资源、古迹旅游之后，在此提出了三个问题，即是不是所有古迹都能成为旅游资源？是不是所有古迹旅游资源都能成为古迹旅游产品？是不是所有古迹旅游产品都能带来效益？下面谈谈我的个人观点，供大家探讨：
（一）文物古迹与旅游资源之间的关系
将历史文物古迹开发为旅游景观乃是着眼于经济和社会效益，它能促进旅游消费，刺激经济发展，带来可观的利润，同时能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启迪后人、警示后人，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古迹资源都可以成为旅游资源用于旅游业开发，只有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视为旅游资源：
1．历史的知名性
该古迹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2．文化的展示性
历史遗址旅游是历史文化的体验之旅，只有物质遗存丰富、文化内涵浓厚的历史遗址，才能让普通游客看有所知，知有所思，感触深刻，难以忘怀。
3．开发的可能性
旅游者的大量进入，必须会对历史遗址的遗存环境带来干扰，影响遗址的寿命，旅游开发不会对其造成负面影响的历史遗址才能够允许旅游业开发利用。
古迹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的最优形式就是文物古迹历史文化价值高；观赏内容丰富；观赏性强；文物古迹与周边的人文、自然景观相协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可入性好。如北京的故宫、西安的秦陵兵马俑、洛阳的龙门石窟皆因有最优的旅游资源表现形式而蜚声中外，成为国内一流的旅游景区。
（二）古迹旅游资源与古迹旅游产品之间的关系
古迹旅游资源必须开发转化为经济良好、社会和生态效益高、吸引力强的旅游产品之后，才可言谈发展古迹或文化旅游业。而且在古迹旅游资源开发、转化之初，就必须坚持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必须坚持景区景点的环境容量与游客流量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共赢。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潜在古迹旅游资源都值得开发，也不是所有的潜在资源都适合于现在开发。开发与否，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市场需求的实际来认识和开发，因为不同游客的需求是不同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游客的需求也是变化的。
（三）古迹旅游产品与效益之间的关系
1．丰富完善的古迹旅游产品能促进经济和社会效益
文物古迹作为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既可吸引游客，获得经济效益，又可通过旅游活动起到对人们的宣传，教育作用，弘扬传统文化，实现社会效益。
2．单一的古迹旅游产品结构，无法形成产业链，不能实现旅游综合效应
古迹旅游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仅仅重视观光旅游区（点）内的旅游者需求，而忽视他们在景区滞留期间的餐饮、娱乐、社交、住宿、休闲游憩等需求，没有形成旅游产业链，那么留下的仅仅是“门票经济”，不能体现最大限度的旅游经济效益，自然也就实现不了当地的综合效益。
3．针对性、目的性较强的古迹旅游产品，同比效益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