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艺文化范文1
【关键词】 白龙花灯；传承；文化艺术；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辈们在日常劳作和生活的实际运用中留存至今的文化财富。随着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些文化艺术正面临被遗忘、消失、灭亡的境遇。民俗民间艺术正伴随着老艺人们的离去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也正是因为形成这些宝贵遗产的地区地理位置偏远、经济落后，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往往更容易被人们遗忘，其文化内涵赶不上新世纪人们高速发展的脚步，至今也逐渐被社会淘汰与摒弃。其生存发展现状十分堪忧，其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独特魅力也正在遗失。如今人们对待非遗文化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大不如前，总是金钱至上观和利益至上观。非遗的自然状态和真实性因人为成分而减少，从民间性走向官方性，从实用性走向表演性，从日常性走向节庆性。非遗成为了一种包袱，致使其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完好地留存下来。
广元白龙花灯是产生并流传于剑阁山区的一项传统民间艺术活动，在2006年成为广元市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2007年成为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龙镇在2011年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也称花灯之乡）。从漫漫历史至今，白龙花灯历经沧海桑田，昨日辉煌已在社会和环境的更替下黯然失色。亟待我们对此现象启动抢救与保护措施，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的民间艺术也是我辈人需要考虑的问题。白龙花灯身处如此境地，亦是前景堪忧，本文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白龙花灯的过去和现象的对比研究使更多人能够了解这一项运动，让白龙花灯在发展中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一、白龙花灯的文化渊源追溯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白龙花灯起源于广元市剑阁县白龙镇，之所以称之为白龙花灯，当地一直流传了一个关于“白龙”的传说，相传一条白色的巨龙在一座名为玉盘山（现在的卫盘山）的山上修炼，因出洞寻宝在途经剑阁古城的大黄柏林里与一条青龙争夺珠宝而展开激烈争夺（故有“二龙抢宝”“二龙戏珠”之说），而后双龙因战结缘成为生死之交一同修炼。苦修千年后在临津镇的寺庙内得佛祖点化修成正果，而后封二龙为护庙神龙。关于白龙镇的来源，据有关史书记载和老人们的口述可知，白龙镇从唐朝到北宋时期都称为临津县，有四百多年设县的历史，到明成祖永乐初年，遣陕西八姓人到临津屯田，同时培修唐时古刹“院”，更名为“白龙庙”（如今的白龙镇老年协会）。随之临津镇也根据庙名改为了白龙镇，之后白龙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市场欣欣向荣、一片繁华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美满。于是在每年的春节白龙镇的百姓都会通过耍花灯舞龙来庆祝和祭祀。并成为白龙镇的传统习俗，在每年春节的正月十二到正月十五的前后四个晚上，白龙镇的人们都会出灯耍龙，其顺序是先耍火龙，后出花灯，历年如此，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关于白龙花灯（又名剑阁花灯）的起源也是众说纷纭。历史早有记载。《晋书》卷二十二记载：“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z人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为阆中侯，复z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但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传说是白龙花灯在隋炀帝时期的灯会已经广为盛行，在耍花灯时唱段中的其中一段就有提到关于：“有个皇帝他姓杨， 荒淫无道是昏君。成天不管朝廷事，日日夜夜思美人。于是传下一道令，初一十五耍花灯。明观花灯暗选美，驿官老爷来押阵。”而另一种说法在民间的老一辈艺人当中流传的更多，相传唐玄宗李隆基因安史之乱而进入蜀地，当时随行的宫娥彩女，在途经蜀地剑阁停留期间，也在此地留下了唐宫宫廷盛行的花灯，在凭借蜀地人民的智慧并结合蜀地独特的地域风味将宫廷花灯融入本土元素，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别具地方特色气息的白龙花灯。 也有说法是花灯在是在宋代的时候才开始兴起，因为传统唱段中有这么一句是“灯是灯，灯是宋朝天子兴”的唱词。白龙镇当地有些群众则是认为是在湖广填四川的时候，花灯艺术是通过各地的移民而流入这个地方的，在各民族的长期融合和经济大发展变化下形成的独树一帜的文化艺术。与其它流传下来的古老原生态艺术文化十分相似，大多数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因此关于白龙花灯具体历史起源于何时我们现在还无从考证。其实无论历史起源究竟如何，我们都可以从中知道白龙花灯的历史底蕴是十分深厚的，历史渊源是毋庸置疑的。
根据史料记载，目前基本可确定在明代已有白龙花灯，剑州志记载 ：在明朝永乐年间富平军屯田于白龙。 半军事组织富平军平时耍白龙花灯， 其200余套阵型中有大量的军事阵型，具有明显的军旅痕迹，从这点可得到印证。白龙花灯在清代出现鼎盛时期，据调查，早在乾隆年间，剑阁县圈龙乡有位何姓秀才，因会编写灯词，而被官府封为“灯官”。清末白龙有个叫杜尧的“灯官”，掌管剑阁、阆中、梓潼、南部、苍溪五县的灯棚。在其为官期间，年年春节都会组织灯棚进行表演，每到一处，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1]从此，白龙花灯在剑门山区得到广泛发展，几乎村村都有灯棚，一直到“”期间才中断。[2]
二、白龙花灯的传承与变迁
1、表演内容――单一与多样
白龙花灯是一种融多种艺术文化的大型花灯演出活动，每逢过节，当地人民就会相约耍花灯以庆祝祈福。起初白龙花灯只是普通的花灯而已，在原有官灯的基础上，根据日常生活中的发现探索才逐渐形成了符合生活气息的葫芦灯、采莲船、仙鹤灯等等，后来随着历史朝代的更替，人们借鉴流出的宫廷文化加以改变，整理成为民间特有的一种文化艺术。白龙花灯不仅吸收了优秀的历史、社会、地域精华，还更贴近人们生活，并借以反映人们的美好愿望和追求。其规模从一步步产生到发展再到成熟，从小小花灯迈入“灯戏”行列再到“村村灯棚”的盛况。表演项目从仅是花灯演出到加入了龙狮表演、蚓纾音乐、说唱等元素，现在还与时俱进的融入了剑门山区的特有“柏木扁担”、“打连箫”、“倒采茶”等。其表演形式还分内场和外场，表演以灯舞为主，辅之以参演群众的领唱和独唱，配之以独具地域特色的乐器伴奏，整个场面十分让人震撼。仿佛一种听声入境，赏艺甚悦的愉悦感。演出时花灯的服装、道具颜色较为鲜艳喜庆，与五颜六色的花灯颜色相呼应，花灯表演时手持花灯的表演者一手提着各样的花灯，灯光夺人眼球、绚丽多彩；一手挥舞着执扇或轻盈的水袖等相关道具，十分喜庆，在剧情《闹元宵》、《天女散花》中可窥其风采。
解放前白龙花灯还划分了两类：一类是大花灯，是通过其极少的民间艺人传承，其劣势在于传统的师傅教徒弟的口传心传的保守方法，一般徒弟不会学到所有技艺的精华，表演团队十分受限，主要依靠戏班子或是灯班等演出（在解放后就改为白龙川剧团），这些都为其技艺的流失埋下了伏笔。另一类就是小花灯，此类在农村相当普遍。当时由于受到农时和一些习俗的制约，只能在节庆时候的表演，时间大大缩短，也不会像大花灯一样有专门的技艺训练和大量的资金投入，每逢节庆都是临时召集乡亲们组成团队进行表演，而且表演内容也是即兴发挥，动作简单单一，服装参差不齐，道具十分简陋。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研究人员整理发掘，传承人在大花灯的基础上新增了百余套白龙花灯的表演形式内容，让白龙花灯独树一帜，更由此走出白龙，走出广元。
综上所述，白龙花灯文化艺术的价值已远远超越了其自身，它的表现内容极大地保留了最原始的民俗生活原本风貌，蓄积了历史流变的文化特色，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心理表现，也是文化生活传承的一种符号。在白龙花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道路上，不仅实现了对自身文化的延续，同时在时代变迁下由内容单一的花灯发展成为了后来丰富多样的花灯表演，助推了白龙花灯的活态传承。所以它是民间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语言，它的传承和变迁也是历史悠久的。
2、工艺制作组成――改良与创新
白龙花灯的制作工艺不断发展，最初的白龙花灯的灯是用的竹签制作的，主要以农村劳作生活和劳动生活用品为制作原形，例如西瓜灯、莲花灯、鲤鱼灯、马马灯、踩莲船等，具有鲜明的乡土制作特色。后来因榇统的工艺制作繁琐，且现实条件有限，可利用制作道具的资源缺乏，当时老艺人曹楚先生在利用自己制作纸偶的方法基础上创新了做花灯的工艺，将花灯的制作进行了改良，利用报纸将模型导出来，再通过自己工艺技巧，将花灯做的活灵活现（根据曹楚老先生口述）。现在白龙镇老年协会保存的一条青龙和一条白龙就是老先生自己工艺制作的，每到耍花灯的时候才拿出来使用。另外由于机器渐渐取代传统手工艺的地位，商品经济逐渐将传统的自然经济吞噬殆尽，使得传统工艺支离破碎，现在很多花灯的道具大部分都是工厂购买的。据白龙老年协会的管理负责人介绍，大部分简单的花灯款式是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只有一小部分工艺复杂的道具由曹楚老先生亲自动手制作。据悉，目前会这门手艺的老艺人已经相继离世，只有八十多岁的曹楚老先生还能偶尔动手制作一些，虽然其子是嫡亲传人，但是未得其精华，并不能完全掌握这一门技艺，再加上许多制作步骤和方法完全不能用数字计算或是用文字来记载，所以白龙花灯的手工工艺制作很有可能面临失传。
目前来看白龙花灯手工艺生产虽然表面上具有低能耗、密集化、分散式等产业特征，但也赋予了其在市场的独特性，对于生产者来说能够增加就业，带来经济收入的实际意义。同时这些传统制作花灯的手工艺可以说是一种发端于白龙的生产形式、承载着白龙乡土文化的精髓，是白龙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与建构白龙乡土文化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如果制作工艺失传对于白龙花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是巨大损失，那么对于白龙花灯制作工艺的传承也是迫在眉睫。
3、组织形式――自发与功利
白龙花灯是白龙人民每逢节庆就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文化活动，以前过节时场镇上十分热闹，耍花灯是人们自发参与到行列中的，表演者兴高采烈，小孩们手提花灯跟着表演方队跑跳玩耍。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会融入耍花灯的热闹气氛中去。而现在除了老年协会还在耍花灯以外，年轻人中对花灯产生兴趣的寥寥无几。据当地群众口述，白龙花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为了应付检查临时组建一支花灯表演队，检查完随即解散，并未真正意义上将花灯表演组织起来。现在的组织遗产花灯演出，政府会因为当地经济发展等因素要求人们参加花灯表演，但如果要让人们参加表演没有实际的报酬，很多人都不愿意参与其中，因此组建一个大型的表演队伍是相当艰难的，只有极个别爱好者还在勉强将花灯表演维持下去。白龙花灯的组织形式和参与方式应该以人为本的，从兴趣爱好出发，凸显其实用性。但在今天实际的发展中忽略了对白龙花灯文化的定义和理解，功利性目的尤为显现，甚至关于白龙花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其保护、留存等问题上都夹杂着利益的驱使，现在的花灯表演者多会因为金钱利益关系才参与其中。文化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本身的价值也不是需要它作为一件商品才能得以彰显。政府只是将文化作为了当地发展的一个推动剂，将白龙花灯的艺术文化申报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简单地将其变成当地的招牌和宣传方式。
将文化剥离原生态，过度追求商品化、市场化，并未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没有利益的追求其传承发展。建议当地政府以民众自娱自乐为目的，将人们日常生产劳动和生活经历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4、花灯规模――鼎盛与衰弱
白龙花灯队由灯棚的灯头带领，每个灯棚人员由40至80人组成，各有角色。以前的花灯发展是村村有灯棚，大小灯棚有近41个，剑阁各地都有。清末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剑南地区每个自然村平均至少有一个灯栅，个别村一两个生产队就有一个灯棚。各个灯棚大的框架下细节都有所不同，都传承和保留着自己特色和优势。现在的灯棚由于一些地方没受到重视和无人组织，仅剩下禾丰、广坪乡等小部分地方还保留了一些灯棚。白龙镇以前花灯表演是真的做到了整个镇上全民参与，而今花灯的规模严重缩水，大一点规模的有七八十人或是百人左右，围着街道表演，小规模的花灯大概五十人左右（曹楚老先生回忆）。过去人们依赖于农村、依赖于农作便能丰衣足食。如今，更多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外出打工维持生计，放弃了原本哺育自己的家园，致使能继承白龙花灯的人寥寥无几，这便导致了白龙花灯的发展逐渐流逝，规模也在不断缩小。真正的花灯艺术文化是需要专业的人才来细心呵护和传承的。现在文化站的花灯演员都是业余爱好者，这对于这项民俗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承又徒添了一份烦恼。
三、结论
当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传承需要借助外力或是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属品而被动留存下来，我们就会不得不去思考：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到底能被留存多久？难道只是时间问题？试问白龙花灯如果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方式来自保，像这样一类的民俗民间文化会在偏僻的乡村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会随着岁月的流逝会依然传承下去吗？如果当一个文化失去了孕育本身的土壤和环境，被现代化的发展所冲击，这意味着这个文化将会慢慢走向濒临消亡的边界，就算是被保护起来，也只能看到文化的现象而非其本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非只是为了一个荣誉与头衔，而是真正认识到文化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并且能付之践去保护、传承。否则这些民间文化将会逐渐衰弱，一步步走出人们的视线，到最后这一宝贵遗产的消失殆尽，或许未来我们也只能以此凭吊了。随着老艺人们的离去，这些技艺也渐渐失去颜色空有其表，失去其原本的意义，黯然失色。谨以此文希望引起重视，大家能真正关心到这些像白龙花灯一样的民俗民间文化当中，真正的了解它的文化价值内涵，正确对待文化的传承发展，发挥它的文化魅力。
四、建议
首先政府应该重视，政府在传统白龙花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应积极充当一个召集者的角色，对传承人引起重视，因为传承人是白龙花灯“非遗”保护传承的核心和关键。文化是一个地区的标志，当有人真正认识文化的重要性时，便可探索具有白龙特色的传承方式，使白龙文化能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中得以延伸或维系。
其次，对于青年传承人，可以通过奖励的方式，积极刺激花灯传承人主动发展花灯的主观能动性，引导、调动青年传承人学习和钻研文化的动力，调动其传承的自觉、自主意识。
最后，关心文化传承老艺人们。他们是文化发展的精髓，是白龙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而今他们年事已高，希望有关部门能在生活中给予照顾补贴。
【参考文献】
[1] 白庚胜.花灯――中国国粹艺术读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2] 李林蓉.川北民间艺术“白龙花灯”[J].四川戏剧，2015.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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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泽国镇中心小学是一所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有着近百年办学历史的农村名校。学校以“为师生持续发展服务”为办学理念，以“打造活力校园、塑造魅力教师、培养潜力学生”为办学目标。学校为全国经典诗文诵读重点实验学校、全国新学校行动计划学校、浙江省书法教育研究实验基地、浙江省首批艺术特色学校。
学校以书画艺术为特色之路，依托三原色画社、丹崖书法社等艺术社团为平台，充分发挥书画社团的核心辐射作用，以兴趣小组的特长培养为突破。力求营造“艺术之花遍地开，特色文化满园香”的艺术氛围。学校以培养能写一手漂亮字的老师作为关键抓手，师资队伍建设校本化，建立了书法骨干培训班，以定时、定点、定量、定检、定评等多形式促进教师书法的专业成长，推行书法指导老师级别评聘办法。以师徒结对，凝练课堂教学技能，加快书法师资梯度建设。不断探求为动力，策略推手多样化：分年级推行书法“段位制”，评比“书法小能手”。总结现行教材在推广四五年中的良莠，重新修订了书法校本课程一到六册。而且学校在加大优等生培养力度，进行“一对一”个别专项辅导的同时，重视全面提高，普及“天天练”活动，集中教室定点、定量，每天下午15分钟由指定教师专职辅导。学校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提升平台，艺术综合活动人文化，一是向生活开放，为居民写春联、为老人进行书画表演；参加展览；把学生的作品制成明信片、书签等。二是向学生的需求开放，大众参与，使每一位学生都能享受艺术的乐趣，获得成功的幸福，如“享受童年，放飞童心”百米地画赛、全镇书画比赛、艺术考级、艺术之星评比等等。绘画《我和爷爷看社戏》、《最后的家》获省级一、二等奖。版画《捕鱼归来》、儿童画《我的假日梦想》等获市学生现场书画比赛一等奖。同时，书画长廊、书画苑、书法文化回廊等体现个性化的环境营造，将艺术融入了校园的各个角落，艺术教育已浸润了学校全体师生，渗透到课堂、融入家庭，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几年来，学校成绩斐然，书画教师在部级、省级获奖12余人次，学生书画作品获奖部级8人次，省级15人次，地市级共计60多人次。现在，我们提出了三个走向：走向艺术，引导学生去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走向民族经典文化，帮助学生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走向态度、情感、价值观，培养学生对待学习工作的态度，培养精益求精的价值取向，培养尊重传统勇于创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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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秀山；花灯文化；跳灯；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J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2008805
重庆秀山地处渝、鄂、湘、黔四省市结合部，清章恺称其为“蜀道有尽时，春风几处分，吹来黔地雨，卷入楚天云”[1]。重庆秀山是汉、土家、苗等民族杂居区，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当地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花灯文化。由于历史、交通、民族等原因，重庆秀山花灯文化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原生态韵味[2]。
重庆秀山花灯跳灯习俗历史悠久，一般从正月初二开始，至正月十五结束，逐渐形成了民族性、地域性和群众性特征，深受人们喜爱，并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花灯文化。重庆秀山花灯文化的艺术内涵主要表现在艺术门类、表演程序、道具动作等上，“它既包涵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群众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等诸多文化因子，又融合了如土家摆手舞、民歌、打镏子、傩愿戏等多种民间艺术的精华，充分体现了花灯文化的传统性与创造性、单一性与多元性的自然融合与有机统一，是一个构成元素众多，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化体系”[3]。重庆秀山花灯文化与特殊的跳灯习俗紧密相关并世代传承，在反映历史生活面貌和道德伦理教化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历史起源
受特定的人文环境影响，重庆秀山花灯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艺术魅力强烈，其历史起源与独特的跳灯习俗有密切关系，传承历史悠久。
重庆秀山花灯的历史起源目前尚无定论，“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各种丰富生动的民间传说，初步归纳起来，主要有土著说、外来说和土著外来相结合说三种”[4]；不惟如此，重庆秀山花灯的缘起时间亦有或唐或宋的不同主张。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具体来源与兴起时间若何，重庆秀山花灯文化历史悠久的论断则可成立。从史籍记载角度看，重庆秀山花灯起源与古代赏灯习俗有关。《隋书・音乐志》记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参加歌舞者足达万人，从昏达旦，至晦至罢。”[5]《旧唐书・中宗本纪》亦云：“（景龙四年）丙寅上元夜，帝与皇后微服观灯。”[6]从花灯唱词角度看，重庆秀山花灯自身或可窥及其历史起源。秀山花灯《红灯调》唱道：
灯是灯，灯是灯，灯从何处来？灯从何处兴？唐王设下花灯会，年年元宵闹花灯；花灯三千六百盏，留下两盏到如今。
唱词透射花灯艺人历史追索意识，虽未能明确缘起何位“唐王”，但至少说明花灯文化与唐代元宵赏灯习俗有关。《红灯调》又云：
灯是灯，灯是灯，灯由何处起？灯由何时生？仁宗皇帝登龙位，国母娘娘瞎眼睛；许下红灯三千六百盏，流传两盏到如今。
民间艺人宣称花灯源自宋仁宗皇帝为祈求太后重见光明所许灯愿，故《红灯调》再云：
仁宗年间有五姓，朝廷进贡观花灯；红灯两盏带回家，世代传到如今。红灯两盏往下传，高挂土人祭祀堂。祭祀仪式同欢舞，围绕花灯“跳团团”。跳团团，挂红灯，艰难爬行几百春。待到清末明国初，逐渐演变为花灯。
唱词不仅点明花灯源起宋仁宗朝，而且揭示了重庆秀山花灯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及发展脉络，对了解其历史起源不无价值。
二、艺术构成
除正月春节祭祀祈福“跳灯”外，重庆秀山的各族乡民在节日喜庆、修房造屋、婚嫁礼俗等民俗活动中也以跳灯祈福纳祥。因此，重庆秀山花灯文化吸纳了诸多民间艺术，集歌舞表演、乐器吹打和故事说唱于一体，涵盖了众多的艺术门类，具有鲜明的表演特色。
（一）艺术门类众多
重庆秀山花灯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融会多种民间艺术，艺术内涵十分丰富。相对整体而言，各种民间艺术元素既共同汇融成秀山花灯文化，彼此之间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地域特色鲜明。
1.花灯音乐。重庆秀山花灯的音乐演奏由小锣提点，大锣压拍和收尾，马锣和二钹穿插其间，常用的伴奏乐器有打击乐、吹奏乐及丝弦乐三类。打击乐器包括堂锣、勾锣、头钹、二钹和鼓等，吹奏乐器主要有竹笛、高音短唢呐与低音长唢呐，丝弦乐器则为大筒。重庆秀山花灯音乐可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以声乐为主。声乐按其演唱内容，可分为“灯调”、“正调”、“杂调”、“小调”四大类。“灯调”运用最为广泛，是“请灯”、“启灯”、“出灯”、“看灯”、“会灯”、“送灯”、“烧灯”等祭祀仪式必须演唱的曲调。“正调”是跳花灯拜年用的曲调，包括“开财门”、“送寿月”、“谢主”、“祝贺调”、“参调”等五种。“杂调”是非正统的杂牌曲，直接反映人们的生产生活、爱情婚姻和社会历史等。歌唱生产劳动和生活的曲调有《采茶调》、《送郎调》、《打谷调》、《划船调》、《一把菜籽》、《黄杨扁担》、《盘花》等；歌唱历史故事的曲调有《唱古人》、《参十三代名医》、《祝英台》、《洛阳桥》与《孟姜女》。“小调”数量最多，题材丰富。一是“地方小调”，如《十爱》、《十望》、《十看》、《十绣荷包》、《送情郎》、《望郎调》等；二是“外来小调”，如《雪花飘》是取自外来小调《茉莉花》。
2.花灯舞蹈。重庆秀山花灯舞蹈多以丑角赖花子、旦角幺妹子的歌舞为主，由早年两人“跳团团”，发展成“单花灯”、“双花灯”和“群体花灯”等多种形式。“在继承土家族祭祀歌舞‘跳团团’的基础上，秀山花灯逐步形成了一旦一丑的‘单花灯’、双旦双丑的双花灯、多旦多丑的花灯群舞等表演形式。”[7]重庆秀山花灯的舞蹈动作主要包括身法、扇法、步法，身法主要有“回头望”、“古树盘根”、“雪花盖顶”、“犀牛望月”等，步法主要有“矮桩步”、“悠悠步”、“梭子步”、“过堂步”等，扇法主要有“一枝花”、“并蒂莲”、“凤点头”、“滚绣球”、“鱼摆尾”等，大多取法于现实生活。“秀山花灯舞蹈动作的名称有 300 多个，这些动作名称多来自于大自然的万事万物的形态、情趣中。”[8]重庆秀山花灯旦角的舞蹈动作端庄、秀丽、乖巧、高贵，丑角舞蹈朴实、健壮、诙谐。赖花子踩着“矮桩步”、“梭子步”、“顺风起”和“风摆柳”等步法，上身绕着幺妹子作“弧线”舞动；幺妹子脚踩“丁丁步”，伴以“单摆柳”、“单推磨”等动作，与赖花子形成“大团圆”、“门斗转”等舞蹈形态。
3.花灯唱词。重庆秀山花灯文化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等多民族文化的结晶，是秀山人民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形成了内容丰富的花灯唱词。重庆秀山花灯以歌舞为主，故唱词刷白极少，或为旦、丑出场互答，或为花子插科打诨。唱词多临场即兴创作，优秀者如《黄杨扁担》、《一把菜籽》和《黄花草》等。重庆秀山花灯唱词“刷白”属典型的山歌，以七言句式为主，亦有完整五、十言句式，还有长短不齐的杂言句式。刷白多有衬字，反复演唱，一唱三叹。如《四季财门》唱道：
春季里来财门开哟，桃花闹春来，左手采来花一朵哇，右手帮你戴起来，桃花一朵哟戴也起来，恩情的哥哟你在说什么呀，仙桃花儿开哟，恭喜发财呀；
夏季里来财门开哟，荷花出水来，左手采束花朵哇，右手帮你藏起来，荷花一朵哟收藏起来，恩情的哥哟你在说什么呀，荷花哟开哟，恭喜发财呀；
秋季里来财门开哟，财门那里开，飘香来，左手采来花一朵哇，右手那个帮你藏起来，一朵哟藏起来呀，恩情的哥哟你在说什么呀，哟开哟，恭喜发财呀；
冬季里来财门开哟，财门那里开，喜鹊闹梅来呀，左手采来花一朵哇，右手那个帮你是藏起来呀，梅花一朵哟藏起来呀，恩情的哥哟你在说什么呀，梅花哟开哟，恭喜发财呀。
上述唱词按季节流转表达祈求富裕的祝福，以春天桃花、夏天荷花、秋天、冬天梅花等引领，既扩充了作品容量，又减轻了记忆压力。重庆秀山花灯的“十更”、“唱十”、“唱十二月”等亦属此类。
4.花灯戏剧。重庆秀山花灯在舞台扮演故事，形成了花灯戏剧，其结构短小简单，以表现劳动生产、婚姻爱情等日常生活为主，具备戏剧的雏形。“‘秀山花灯’戏以其戏剧人物塑造与演绎结构来看，都为类型化的行当角色和短小的故事情节；再以其传统和现状的曲调系列发展而言，还没有形成相应的‘曲牌体’或‘板腔体’的戏曲声腔系统。”[9]秀山花灯戏又名“单边戏”，有旦、丑、生等角色，将演唱故事、乐器伴奏与花灯舞蹈紧密结合，其传统剧目主要有《花子醉酒》、《三碗饭》、《四季景》、《看牛牧童》、《箍桶匠》、《卖花记》、《三星送子》等，现代剧目有《看对象》、《牧场情歌》、《卖百货》、《算八字》等。秀山花灯戏剧具有类型化的行当角色和短小的故事情节，虽未形成相应的戏曲声腔，但丰富了秀山花灯文化的内涵。
（二）表演特色鲜明
重庆秀山花灯的表演多在农闲祈福纳吉和节庆志喜时，一般多为简单的旦、丑歌舞，在花灯戏剧中也加入生角，其表演特色主要体现在场所、程序和服装道具等方面。
1.场所简易。重庆秀山花灯是特定人文环境的产物，表演场所的选择与人们的生存方式有关。重庆秀山地区多有吊脚楼或者土木平房，花灯表演一般在堂屋进行，走村窜寨的花灯表演在院坝堂屋和街头巷尾均可进行。秀山花灯的舞台简易，除在地面直接演出外，多搭方桌以当戏台――多张方桌搭成的舞台表演称为“跳宝塔”，用桌子或就房屋阶沿搭起的简易舞台称“搭花台”。
2.程序独特。重庆秀山花灯除随时应邀贺喜外，还有春节期间的固定表演，其表演规模大、时间长、程序严格。首先，设灯堂。秀山花灯实即火崇拜民俗的产物，故花灯象征光明幸福和吉祥喜庆。花灯艺人必由“灯头”、“灯师”等在堂屋设“灯堂”来供奉灯神牌位，敬献酒肉、焚香化纸，祭祀“金花小姐”和“银花二娘”等花灯神。其次，启灯。花灯表演前举行启灯仪式，花灯班子所有成员必须参加。“灯头”在灯堂烧香明烛，敬拜花灯神，祈祷神灵保佑跳灯平安，在灯堂唱舞《启灯调》：
迎请灯来叩请灯，迎请花灯降来临。来有三杯下马酒，请来堂前跳花灯。一张桌子四角方，金杯玉盏摆中央。七元供果来摆起，出灯老少保安康。
另启灯仪式亦唱《红灯调》来追述花灯起源，花灯班子把将要表演的花灯调“汇总”彩排一遍。再次，跳灯。花灯表演先由花灯班子派人手提大红灯笼，“下帖子”通知接灯人家，明确跳灯时间。主家接帖后通常在街沿院坝或堂屋烧香明烛，摆上供果以接灯。跳灯结束后，主家备好甜酒、糍粑及酒肉为花灯班“宵夜”，奉送“打发钱”。花灯班子逐户跳灯，直到正月十五“辞灯”后方回还。重庆秀山春节跳灯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观灯调》、《祝贺调》、《谢主调》等。最后，辞灯。花灯表演到正月十五就结束，否则就是跳“厚脸灯”。辞灯时，花灯班子在河边举行祭拜灯神仪式，而《送灯调》有云：
送灯送到堂屋中，妹妹双双拜祖宗。送灯送到街檐边，抬头一看谢苍天。送灯送到大院坝，再不回头望主家。金花小姐听我讲，银花二娘听端详。来有三杯下马酒，去有上马酒三旬。麻瘟带在麻州去，痘瘟带在豆州城；老少一齐来送你，送你姐妹转回程。
仪式虽是辞送灯神，但唱词却明言送“瘟神”。掌调灯师将春节期间所唱灯调曲牌“会灯”通唱一遍后，烧灯送神以求吉祥。
3.服装道具丰富。重庆秀山花灯作为综合性民间艺术，服装道具较为丰富，花灯表演中“旦”、“丑”服装颇为独特。旦角幺妹子身穿大襟衣，头扎长辫，下着花裙，身披云肩，头戴花饰；丑角赖花子身穿对襟衣，反穿白皮袄，头挽英雄结。秀山花灯表演有“花灯不离扇，离扇不成灯”的传统，故基本道具为棕叶扇、蒲扇、折扇、彩巾。现代秀山花灯群舞表演的扇子形状更大，颜色更艳，极具视觉冲击力。秀山二人“跳团团”的道具比较规范：幺妹子一手执彩巾或毛巾，一手执花扇，花子手执蒲扇或棕叶扇等。
三、文化价值
重庆秀山花灯文化历史悠久而艺术内涵丰富，形象地反映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审美情趣和理想追求等，具有历史和教化的价值。“秀山花灯是一种凝聚着丰韵文化基因的文化象征，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地方色彩和民俗意味，同时也体现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秀山花灯是珍贵的文化财富，它所包含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花灯形式本身，具有重要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研究价值。”[10]
（一）历史价值
重庆秀山杂居着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等不同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孕育了花灯文化，折射了当地的历史进程，寄予着人们的精神追求。“秀山花灯的民俗文化传统不仅仅是土家族一个民族的，而是土家族、苗族与汉族等多个民族在区域民族文化融合基础上共同创造的。”[11]重庆秀山地处偏远，环境闭塞，虽物产丰富但经济发展缓慢，历代秀山人民生活极为艰难。“重庆秀山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促使人们形成浓郁的巫觋文化，形成多神并存的格局。”[12]重庆土家族是典型的多神信仰，秀山花灯文化具有浓重的祭祀性，鲜明体现了土家族的火神崇拜、动物崇拜和祖先崇拜等，是土家族信仰文化的重要载体。
1.火神崇拜。对于光明和温暖的向往使原始先民产生太阳及光明崇拜，火崇拜则是光明崇拜的一种重要形式，形成祭祀火神的风俗。秀山花灯文化是土家族火神崇拜的产物，秀山花灯文化祭祀灯神即是祭祀火神的变体，体现了对光明温暖、幸福安康的无限期盼。重庆秀山春节的花灯表演中，启灯仪式邀请神灵庇佑，确保跳灯顺利；逐户跳灯意在祈福，希望全年幸福；送灯辞神则借送灯神驱瘟神，求取四季平安。因此，秀山花灯承载着美好的希望。在秀山地区，表演花灯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祭祀灯神亦是祭祀行业祖师，具有行业祖师崇拜的属性。行业祖师崇拜是民间文化的分支，有固定祭祀时间和严格祭祀礼仪。对此，重庆秀山花灯亦有体现，如《参灯》唱道：
石匠师傅打石头，石头奠基起高楼，高楼修起全家坐，莫忘石匠是领头。木匠师傅手艺高，修房造屋是龙凤雕，要问技艺哪里来，鲁班是老师把我教。
唱词从修房造屋要尊敬石匠木匠出发，归结敬奉鲁班祖师，教育人们应尊重民间艺人，仍有行业祖师崇拜的意味。
2.动物崇拜。“原始宗教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动植物的崇拜，从一开始，人们对于自己身边的亲密相关的动物倾注了极大的关怀。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就产生了动物的崇拜。”[13]重庆秀山花灯文化被打上了土家族动物崇拜的烙印，花灯舞蹈的“金鸡独立”、“狮子滚绣球”、“犀牛望月”、“白鹤亮翅”等动作是土家族对自然动物的观察与模仿。
3.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在中国有重要地位，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重庆秀山花灯文化体现出强烈的祖先崇拜，并表现在祭祀与表演等中。重庆秀山花灯设灯堂、启灯和表演大多在主家堂屋进行，堂屋是土家族最重要的地方，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若不在主家堂屋跳灯，则犯了跳“野花灯”大忌。秀山花灯舞蹈经常保持“男低女高”的站位造型，蕴含着原始母系崇拜的理念。花灯唱词亦能体现鲜明的祖先崇拜观念，如《参灯》唱道：
花灯今日到祠堂，列祖列宗听端详，弟子今日参拜你，保佑我们送吉祥。花灯今日参庙神，各位神灵听分明，跳灯本是热闹事，磕头作揖表虔诚。
唱词提及重庆秀山花灯表演在供奉祖先的祠堂，邀请历代祖先及诸多神灵庇佑，保障跳灯平安。
（二）教化价值
重庆秀山花灯文化是现实生活的深厚积淀，艺术内涵丰富，集中而形象地反映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教化价值。
1.道德伦理。“道德本是维系群体人际关系的原则、准绳，它是一种逐渐形成并不断演化、微调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一种非人为设计的长久习俗。”[14]重庆秀山花灯文化在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具有丰富的道德伦理内涵，如《十劝郎》之一唱道：
正月里来是新年哪，郎到后花园哪，情呀姐妹劝呀劝情郎，劝郎你要孝，人孝天知道，父哇母年老心呀欢笑。
唱词借青年男女之口，告诫人们大孝动天，家庭和睦。又如《十二月点兵》唱道：
正月点兵是新年呃，当叮郎叮当叮，下拜的祖宗嘛，上拜天呃，当叮啷叮当叮，当叮啷叮嗬。双手作揖辞祖宗呃，当叮郎叮当叮，眼泪的汪汪嘛，落胸前呃，当叮啷叮当叮，当叮啷叮嗬。
唱词虽多衬词，但蕴含着人们强烈的敬祖孝父观念。秀山花灯文化的祖先崇拜特征，实是对家族与家庭的强烈关照，体现出爱护家族与和睦家庭的观念。另外，花灯唱词还体现了人们对社会恶习的抵制，如会导致废财破家、丧志，故《劝赌调》唱道：
正月子飘是新年，娇妹劝郎莫赌钱，十个赌钱九个输，劝我郎莫赌钱，哪个赌钱有好处。
唱词借春节跳灯之机，力劝世人戒除恶习，避免破家亡身之灾，至今仍有警示意义。
2.爱情观念。重庆秀山地区土家族、苗族长期杂居，婚姻从自由婚配发展到媒妁婚姻，花灯文化包含鲜明的爱情观念。首先，自由婚恋。花灯文化赞颂纯朴真挚的爱情，歌唱男耕女织的自由生活。如：《送郎送到豇豆林》中“送郎送到豇豆林，手摸豇豆诉苦情。要学豇豆成双对，莫学茄子打单身”表达了对两情相悦的期盼；《手扶栏杆》中“手扶栏杆叹一声，叫声干哥要动身。路上闲花你莫采，行船走水要小心”传递了对爱情专一的希冀；《十二月望郎》中“正月望郎是新年，花又香来酒又甜。花香酒甜人人爱，只等情哥来拜年”透露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青年男女借歌声互诉衷肠，表达情意，以真诚赢得相互信任，结为连理而定终身。其次，反对封建婚姻。媒妁婚姻客观上稳定了婚姻秩序，但可能造成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恶果，破坏人们的幸福生活。秀山花灯文化也包含反对封建婚姻的内容，如《黄花草》唱道：
黄花草草开黄花，爹娘把我嫁王家。公婆又狠又毒辣，又是骂来又是打。隔河望见荔枝尖，荔枝开花朵朵鲜。好吃不过荔枝酒，好耍不过娘面前。
唱词通俗易懂，揭露了无良封建婚姻的罪恶。《高山种荞不用肥》中“高山种荞不用肥，阿哥讲亲不要媒。不花酒肉不用钱，唱首山歌带妹回”和《火烧芭茅》中“火烧芭茅发嫩苔，爹妈不准偏要爱。哥在屋外学鸟叫，我变燕子飞出来”直言不讳地表达了男女向往自由婚恋和对媒妁婚姻、买卖婚姻的反抗，爱憎极其分明。
重庆秀山花灯文化是秀山民间跳灯习俗的直接产物，主要由传承历史悠久、艺术门类众多、表演特色鲜明和服装道具丰富等内涵构成，是人们日常生活、精神理想和审美追求的形象载体。重庆秀山花灯文化具有认识价值和教化价值，从中折射出历代秀山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爱情婚姻等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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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艺文化范文4
资生堂在日本以艺术而文明，其对于产品文化和企业的挖掘更是一以贯之的进行持续投入。《花椿》作为资生堂企业所创办的企业内刊杂志，不仅仅也是唯一入选全球杂志势力TOP排行榜的商业刊物。遵循“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理念的《花椿》连同庞大的“花椿俱乐部”已成为资生堂的最佳文化表达体，影响力甚至远及巴黎。
创办于1872年的资生堂，最初是设在东京最繁华商业中心银座的一家西式药房，取名源自《易经》中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涵义为孕育新生命，创造新价值。创办者福原有信先生汲取西方医学中的精华，生产具有东方特色的医疗用品。早期的产品大多为药品和卫生洗涤用品，如香皂等。1897年，资生堂生产出肌肤用的红色梦露（Eudermine）是第一瓶保养产品，资生堂从此开始了化妆品事业的开发与研究。资生堂真正成为一个化妆品牌，却是第二代传人资生堂的第一位公司主席福原信三的功劳。福原信三回到日本后的20年，资生堂从产品到形象都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成立了资生堂第一个设计部，由他们自己设计的海报充满了20年代巴黎新兴的Art Nouveau和迪考艺术（Art Deco）的影子，不一定以当时的“美人”标准为依据，而是理想中的梦幻女郎，这种既有东方格调，又有西方尊贵气质的形象正是资生堂希望营造的。也就是这时《花椿》杂志出现了。资生堂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企业文化，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形象包装的重要性，强调高品质的商品同样需要美丽的外表包装，率先在公司成立广告宣传部，培养年轻的广告设计师。那时，资生堂广告以素描、绘画海报为重点。 到了60年代中期，素描或绘画的海报渐渐退出，摄影和各种新式印刷技术成为主导，当然亦少不了新媒介——电视。 踏入80年代，资生堂请来了法籍的image creator形象创作人舍尔简牛敦斯（Serge Lutens）作设计，他想像力丰富，奉行东西合避，从而把资生堂的形象搞得更有声有色。《花椿》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1937年资生堂为了配合它为忠实顾客设立的山茶花会的成立，资生堂同时发行自身品牌的时尚杂志《HANATSUBAKI》即《花椿》。资生堂作为化妆品商首次出版文化杂志并通 过全国性的连锁网络向消费者免费派发，开创了日本先河。 本着“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编辑思路的《花椿》的前身是1924年的《资生堂月报》，1940年由于战时用纸紧张曾一度停刊，直到1950年才复刊。1982年杂志由原来的32开变为16开，并在1993年4月号中将开本改为大十六开。从战后复刊到2005年11月为止，《花椿》一共出了665期。
就从其封面来看，《花椿》把西方的简洁明快与东方的雍容典雅的融合作为设计的指导思想，使它洋溢着古典神韵和现代潮流，创造出一种东西合璧的风格。和一般时尚杂志一样它也用时尚女郎作为封面人物，但是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封面上有日语刊名、罗马音刊名、期号以及本期的主要内容。其中主要内容的字体较小一般安排在女郎的周围，虽然没有着重突出，却因为在封面人物的四周而带动了读者对它的注意力。它突出了刊名与期号，为读者加深了对其刊名的印象，使得读者对于资生堂的品牌标志印象更深刻，对产品的销售很有好处。虽然它没有其他时尚杂志封面画面的强烈的视觉冲击感，没有线条，也没有太多的修饰，却也是韵味十足。它主要给人以轻松明快的感觉，在版式设计上也是如此。
结合西方的前卫和日本的典雅，资生堂为理想的女性下了定义：作为新女性，不但要贴近潮流，更要清楚了解自己的潜能。这一定义鼓励女性勇敢地在社会上表达自我，展现由内而外的美。因此资生堂并未将杂志的内容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产品，也不只是关注整个化妆品行业的最新动态，它内容丰富包含了日本本地与海外的潮流资讯、时装、旅游以及艺术范畴。刊载当代著名作家的文选更是杂志的一大特色。在1967 年在女性读者中开展了的“花椿公募诗”活动，引起读者的积极响应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1983年“现代诗花椿赏”的设立更是对现代日本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内容使得女性在关注外在美的同时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及内在的气质，使女性对美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看一下2005年的11月号的内容：Interview栏目采访的是日本画家松井冬子，好评连载中刊载的是海野弘、山下裕二、小田岛久惠的小说，Beauty Esprit中讲的是毛线球在时尚中的运用，这一期的特集是Prospect own，此外还有ART、NOISE 、WINE&DINE、 SPACE、 FILM、SPEED CULTURE等栏目分别介绍了每个领域的时尚潮流。另外，消费者除了可以看到纸媒介的在杂志外，还可以在资生堂的网上看到《花椿》的最新内容。
花艺文化范文5
这是黑龙江省文化部门近年来少有的与俄罗斯卓有成就的功勋及人民艺术家联合举办的大型美术作品展。此次来中国展出作品的俄罗斯艺术家，大部分在其国内拥有崇高的知名度，他们带来的油画和部分雕塑作品基本能代表当前俄罗斯美术的现实水平，这为我们了解俄罗斯艺术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同时，参加此次中俄美术交流展的中方艺术家，绝大部分是来自黑龙江省美术界的优秀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艺术形式多样，内容积极向上，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是俄罗斯艺术家们了解中国当代美术的一个窗口。除中俄油画与雕塑作品外，此次还有部分吴志伟先生的牙雕精品展出。中俄两国艺术家的作品在此并列展出，更能为两国艺术家和广大观众朋友展示一种直观的艺术比较状况，这种形式的展览活动，能使中俄两国的艺术呈现出优劣互现的状态，更有利于两国艺术家们发现自身的优点和了解自身的缺憾，并在这种良性互动的状态中大力促进两国艺术向着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
布洛多夫・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
为艺术而生
布洛多夫・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毕业于“记忆1905年”的莫斯科艺术学院谢多夫的工作室， 2006年因其对城市的贡献获二级勋章，授予其荣誉证书，2008年成为俄罗斯功勋画家，2012年获得俄罗斯艺术学院荣誉证书，同年还获得俄罗斯美术作家协会的金质奖章“传统、精神、技巧”。
1956年布洛多夫・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出生于一个和艺术没有任何关系的家庭。一次偶然机会：他的邻居做美工的科斯佳叔叔送他一本童话绘本，绘本里的图画神奇地就像通向另外一个世界的窗户一样深深吸引了小尼古拉。就是从那时起，画笔和颜料成了他最忠实的朋友。起初的素描是从一次看见农村里行走的教父开始的。后来在学校的绘画班和波多里斯克市文化宫儿童艺术创作室学习绘画，在那里他掌握了绘画的最基本技能。
在布洛多夫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对他的艺术创作给予了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当属拉什B.A.，文化宫儿童艺术创作室老师。拉什B.A.是一位深受大家崇拜的教育工作者，就是他为一些爱好艺术的年轻一代打开通向艺术的道路，培养出很多著名画家。
成为大学生以后，布洛多夫跟随著名的谢多夫Ю. Г.教师学习，这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布洛多夫说：“他帮我唤起了艺术个性，理解了艺术哲学，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定位。”谢多夫经常带学生去普希金国立视觉艺术博物馆，在那里看到了关于绘画与雕塑的图册，打开了汉斯・荷尔拜因、皮埃尔・博纳尔、彼得・保罗・鲁本斯、费迪南德・霍德勒、伦勃朗的世界，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了布洛多夫以后绘画中的航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布洛多夫成功地融入了俄罗斯的创作生活，他成为了苏联青年画家联合会成员，随后又进入俄罗斯画家协会。外光派、创意旅行、首期的参展、各种体裁和绘画技术的尝试，所有这些为他选择自己未来独特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基础。
多奇金・尼古拉・维克多洛维奇：
俄罗斯艺术之星
多奇金・尼古拉・维克多洛维奇，1935年出生于图拉州，就读于索罗金叶列茨克艺术学校， 1997年获得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称号，2005年获得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称号。尽管他已经80岁了，但谈起艺术他却兴致勃勃，他说，他一生将绘画融入了他的生命，他是在用心完成每一幅作品。
1949年他与家人迁往加里宁市（现特维尔），在那里他在儿童艺术学校接受了绘画教育。从小师从雕塑家斯佩兰斯基、画家西尼亚科夫、艺术学家苏达科夫，到现在多奇金仍对这些老师充满敬意与感恩。
多奇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是在叶列茨艺术学院学习时期，在那结识了对他今后创作风格和艺术发展方向影响最大的天才画家索罗金。他的踪迹仍可在多奇金今天的作品中找寻到，那就是在每幅画中所体现出的对莫斯科传统画派的偏爱。艰苦的求学生涯、舰队服役经历和初为画家的时光在多奇金回忆起来，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和感怀。今天，多奇金已是公认的大师，他的作品被广大群众喜爱，被诸多画家欣赏。
花艺文化范文6
【关键词】花鼓灯；艺术；发展
花鼓灯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深深扎根于广大农村，融合了中华汉民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花鼓灯艺术精彩纷呈、门派众多、风格各异，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可以说，花鼓灯艺术是中华汉民族民间歌舞的优秀代表和典范。
花鼓灯艺术广泛流传于淮河流域，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逐步占据了华夏文化的主体地位，但在多元文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传统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为了进一步保护、传承和发扬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艺术，本文试着从花鼓灯艺术的重要性、现状分析、发展方式三方面，探讨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花鼓灯艺术应该怎样走出一条政策保护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兼具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以期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领导、专家、学者和花鼓灯爱好者的关注。
一、保护花鼓灯艺术的重要性及探讨意义
被誉为“东方芭蕾”的花鼓灯艺术，集传统的武术、杂技、舞蹈、小戏、灯歌等艺术形式为一体，综合表现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汉民族农耕人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具有独特的汉民族美学和历史研究价值。花鼓灯又因其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参与性强、流传广泛等特点，成为祖国灿烂的歌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汉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优秀代表和典范，是我国传统民族民间歌舞文化的瑰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领导、专家、群众都非常关心和重视花鼓灯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花鼓灯艺术亦不负众望，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尽管如此，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急速变化与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使传统花鼓灯艺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花鼓灯艺术的保护者，我们不得不放下已有的骄傲和成绩，深思花鼓灯艺术的未来发展之路，因此，“如何走好下一步棋？”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探讨意义。
二、花鼓灯艺术的现状分析
花鼓灯艺术历经数百年的兴衰沉浮，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达到繁荣鼎盛、百花齐放的艺术巅峰，在世界掀起一股“中国热潮”，如今，当这份热情悄然褪去，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和整理花鼓灯艺术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方式时，花鼓灯艺术的弊端也日渐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表演内容陈旧，缺乏创新。
近年来，民间花鼓灯作品虽有新作，但题材大多取自上世纪中期的传统农耕劳作或男女打情骂俏的场景，与当下城乡群众的现实生产生活状态脱节，不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如近年新作《赶庙会》《小货郎》《淮畔鼓乡情》等，无论从音乐、唱词、动作语汇还是演绎方式等方面来说，都相对老套，缺乏新鲜感，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二）民间花鼓灯班子“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
花鼓灯表演的即时性、自发性决定了民间各花鼓灯班子在艺术流派、表演特点、舞蹈语汇等方面风格迥异，而花鼓灯又是以罗鼓点为起舞标识的，民间花鼓灯班子锣鼓点各有不同，很难凑合到一起，因而民间各花鼓灯班子“各自为战”的情况比较普遍，难以形成“化零为整”的强大合力。如历史上曾出现的“千班锣鼓百班灯，村村都有花鼓灯”的繁荣局面，也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三）政府及社会各界对花鼓灯艺术的关注度不够。
近年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虽然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扶植力度，但相应的政策保障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导致一些“惠民扶植政策”很难在基层落到实处，再加上政府和民间资金对花鼓灯艺术单项的总体投入不足，花鼓灯传承人和基层群众对表演、传承和创作的积极性不高。
（四）传统传承方式的局限性。
传统的花鼓灯艺术以家族式传承方式传承，市面上鲜有系统的花鼓灯教学书籍、影音教学材料，在当今信息化、多元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花鼓灯仍然以“地域集结”及艺人间“口传心授”的“慢”传承方式传承，花鼓灯艺术的传承和普及，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三、花鼓灯艺术的未来发展之路
艺术源于生活，又反映生活，任何脱离现实的艺术都是没有生命力和意义的。花鼓灯起源于农耕时代的传统农耕生活，若想“艺术长青”扎根现代，就必须牢牢扎根于现实生活，不断地推陈出新、树立品牌，才能走出一条群众需要、群众参与、群众支持、群众喜爱的未来发展之路。
（一）注重创新，突出特色。
创新是艺术发展的灵魂。花鼓灯艺术如果只满足于过去的表演形式或内容，终将遭到淘汰。因此，花鼓灯应该从现代生活中提炼和记录舞蹈语汇、灯歌唱词、音乐舞美等元素，创造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作品。如：在花鼓灯舞蹈中加入街舞、影子舞等动作元素；在音乐中增加弦乐、民乐等乐器；在服装造型上进一步突破、创新等。
（二）聚集力量，塑造品牌。
一是各民间花鼓灯艺术团应摒弃“固步自封”、“画地为牢”、“沽名钓誉”的名利之争，集中优势力量，整合优秀资源，合力打造“安徽花鼓灯”这个大品牌；二是充分发挥“名片效应”。“名片效应”相当于一种品牌效应，它可以带动人群、强化事物、扩大影响。如：韩国明星“鸟叔”、电视剧《大长今》、《来自星星的你》等“韩国名片”，都带动了“韩流文化”的发展。安徽有著名的花鼓灯舞蹈大师“冯国佩”“中国花鼓灯第一村”、著名歌曲《好一个花鼓灯》等文化“名片”，均可以参考“韩流文化”的宣传发展模式。
（三）政策保障，资金支持。
群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重视：一是需要政府主导解决花鼓灯发展的先决条件，建立、健全各项政策及监督、保障体系；二是需要各级政府加大资金投入，保证花鼓灯艺术发展基金足额拨付和有效使用；三是需要政府加强对花鼓灯艺术的宣传、包装及推广力度。
（四）重视人才培养和储备。
未来的竞争，是市场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花鼓灯艺术未来的发展是随着人才的培养、储备以及人才的增量来体现的。人才培养首先要建立一整套完整的教学体系，如：教科书、光碟、教学大纲、专业教师等；其次是采取适当的人才奖励机制，通过比赛、演出等形式，激发花鼓灯艺人参与和创作花鼓灯的热情。
（五）开发和推广艺术衍生品。
优秀的文化产品可以催生经济效益，我国艺术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前景广阔。随着花鼓灯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们可以试着将花鼓灯的艺术形象，如：冯国佩大师创造的经典舞蹈语汇等，进行二次加工和创作，设计出一些饶有趣味、特色十足、兼具审美和美育特征的摆件、玩偶、T恤、马克杯等艺术衍生品，进行大众化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