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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1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转 农机作业 巴鲁姆·斯奎尔农户模型
自2004年出现“民工荒”以来，全国农民工工资进入上升通道，非农就业的工资收入成为农户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它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非农就业，粮食种植的收入水平较低而辛劳程度较高，大部分农户种粮仅限于满足口粮消费与补充家庭收入，一些农户往往选择“种懒田”甚至“抛荒”，自1996年以来，小麦跨区机收带动了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蓬勃发展，农机作业替代人工劳动在粮食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了反映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流转对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本文主要利用粮农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外出劳动力数对粮食生产农机作业水平的影响。
一、理论基础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户使用农机行为的研究主要立足于两个基础理论，一个是消费者行为理论，它涉及的文献主要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农户在农机投入方面的购买意愿，另一个是生产者行为理论，它涉及的文献把农户视为理性的生产者，认为农户基于利润最大化选择农机具的投资行为，主要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农机具投资行为以及最优的农机具资本存量。本文沿袭恰亚诺夫（1920）、加里·贝克尔（1978）、巴鲁姆与斯奎尔（1979）关于家庭经济行为分析的思路，认为农户既是一个生产组织又是一个消费单位，生产利润准则与消费效用逻辑交互作用影响着农户的农机使用行为。
巴鲁姆·斯奎尔农户模型系统地阐释了农户会对家庭变量（家庭规模与结构）与市场变量（农产品价格、工资、技术等）的变化做出反应，与现实农户行为方式较为接近。在农机作业可分性假设下①，本章借鉴巴鲁姆？斯奎尔农户模型具体分析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的农机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其中，农户效用函数形式设定如下：
上式中，CA表示农户自我消费的粮食，I表示以货币度量的工业品消费，TL表示闲暇时间，TA、TN分别表示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与非农劳动时间，FA表示农业产出，Ld表示耕地面积，M表示农机作业时间②，PCA表示农户对自我消费粮食的主观价格，PA、PM分别表示农业产出与农机作业的价格，w表示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农户效用最大化存在CA、I、TL三个消费项的有效配置，同时面临时间约束、生产约束、收入约束三个约束。在上述三个约束下，农户效用最大化行为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上式中，M*是农户在时间约束、生产约束、收入约束的影响下实现生产与消费同时均衡的最优农机作业时间，它是粮食自给性消费量、农业劳动时间、非农劳动时间、耕地面积、价格向量、生产特征变量与消费特征变量的函数，各变量对M*的影响方向均取决于农户的生产消费均衡机制。
根据农户效用函数的时间约束条件，假设闲暇时间不变，TN增加会减少农业劳动投入量，相应地需要使用较多的农机作业M*，因此非农劳动时间对农机作业形成正向激励作用。与此同时，TN投入会带来较高的非农收入，收入增长诱致农户对闲暇的需求，需要进一步使用农机作业替代人工劳动以释放更多的闲暇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A反映的是家庭的口粮消费需求与基本生存压力，当CA越大时也意味着粮食商品化程度较低，需要投入家庭劳动时间也较多，相应地抑制了对农机作业的需求。
二、变量设定与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科技部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课题“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与粮食安全保障研究”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粮食种植户（下文简称“粮农”）调查。鉴于不同地区粮食种植制度、水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异，粮食课题组以粮食产销关系为标准分别在粮食主产区、粮食平衡区、粮食主销区中选取了若干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调查地，共计调查了587户有效粮农数据，其中属于粮食主产区、粮食平衡区、粮食主销区的粮农数据分别为284份、211份、92份。为了集中反映农户非农劳动投入对粮食生产农机作业的影响，本文重点选取了水稻、小麦、玉米三种主粮作物的相关数据。
（二）变量设定
根据巴鲁姆·斯奎尔农户模型及其推导的M*函数形式，本文重点考察TN与其他相关变量对M*的影响，并设定各变量如下：
1、农机作业综合水平（Mach）：为了综合反映农户农机作业水平，结合调查所得的粮农数据，本文设定农机作业综合水平（Mach）为被解释变量，它是巴鲁姆·斯奎尔农户模型中M*的变量。Mach涉及的粮食生产农机作业环节包括翻地、播种、插秧、除草、施肥、排灌、拉运、（稻谷、小麦、玉米）采收等十项，在每一作业环节，农户对于农机使用程度的选择包括“不使用”、“偶尔使用”、“经常使用”，与之对应的赋值分别为“0”、“1”、“2”，十个农机作业环节的农机使用程度赋值加总则得到Mach的特定观察值。
2、外出劳动力数量（Lbout）：指在本乡镇外就业劳动且所得收入报酬构成家庭总收入一部分的家庭成员数量。本文以Lbout作为巴鲁姆·斯奎尔农户模型中TN（非农劳动投入）的变量。
3、种粮收入比重（Graip）：指收获粮食的市场价值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它是巴鲁姆·斯奎尔农户模型中CA的变量③。当种粮收入比重在10%以下时，则Graip赋值1；当种粮收入比重在11%—30%时，则Graip赋值2；依次类推，当种粮收入比重在70%以上时，则Graip赋值5。
4、Hinpt（粮食生产劳动投入量）：指农户在粮田劳动折合的时间，雇佣劳动工时也包括在内。当粮田劳动时间在1个月以下时，则Hinpt赋值1；当粮田劳动时间在1—2个月时，则Hinpt赋值2；依次类推，当粮田劳动时间在7个月以上时，则Hinpt赋值5。
5、户主特征包括年龄（Age）、教育（Edu）、性别（Mat）、职业（Job）：根据户主年龄大小分别对Age从1到6赋值，根据户主教育程度高低分别对Edu从1—6赋值，当户主为男性是则对Mat赋值1，否则赋值2，根据户主的职业类型“种谷物”、“种大豆”、“种经济作物”、“养家禽”、“其他”分别对Job从1—5赋值。
6、种植制度包括以水稻为主的种植户、以小麦为主的种植户、以玉米为主的种植户与粮食主产区、粮食平衡区、粮食主销区，被设定为二元虚拟变量。如，当农户为以水稻为主的种植户，则被赋值1，否则赋值0。
7、其他变量包括耕地面积、耕地平整度、粮食直补的收入效应、家庭纯收入、粮食出售比重。粮食直补的收入效应指农户对于粮食直补的增收效应评价，对“几乎没有作用”、“略有作用”、“有些作用”、“一般作用”、“很大作用”分别从1—5赋值。当家庭纯收入低于5000元时，则赋值为1；当家庭纯收入在5000—10000元时，则赋值为2；依次类推，当家庭纯收入超过30000元是，则赋值为6。
（三）各变量的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单因素相对影响比率分析方法分析外出劳动力数量及其他变量对农机作业综合水平的影响，具体方法如下所示：
（3）
上式表示具备某项变量k组特征的农户其农机作业综合水平的相对影响比率，χ表示某一时点样本农户的农机作业综合水平，n 表示所有时点的样本总数。当ρ>1时，农户倾向于使用农机具，且ρ值越大则农户使用农机的倾向性越强；反之，农户使用农机的倾向越弱。本文假设当ρ≥1.1时，农户具有使用农机具的显著倾向，当ρ≤0.9时，视为农户不愿意使用农机的倾向显著。
根据表1所示，受访农户外出劳动力数量平均为0.86人/户，其中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为288户，占样本农户数的49%；随着外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农机作业综合水平总体上呈现递增的趋势，当外出劳动力数量超过2时，它的ρ值大于1.1，农户显著地存在使用农机作业的倾向。
根据表2所示，随着粮食生产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农机作业综合水平总体上呈现趋减的态势，当粮食生产劳动投入量在3个月以下时，它的ρ值大于1.1，农机作业对人工劳动的替代关系较为明显；当粮食收入比重在11%—30%时，它的ρ值为1.14，而粮食收入比重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农机作业的应用。
根据表3所示，受访农户的粮食出售比例户均为36.8%，当粮食出售比例超过50%时，它的ρ值为1.32，粮食生产商品化程度与农机作业的正向关系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当家庭纯收入小于5000元时，它的ρ值为0.87，收入较低的农户使用农机作业的倾向较弱；认为粮食直补对增加收入“几乎没有作用”的农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66%，它的值为0.93，而有小部分农户认为粮食直补对增加收入“大有作用”、“略有作用”，其ρ值分别为1.20与1.14，总体而言，粮食直补政策对推动农机作业的影响非常有限。
根据表4所示，当受访农民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时，它的ρ值为1.37，处于该组别的农户使用农机作业的倾向较强；受访农民为女性的比例为25.7%，其ρ值为1.10，由于女性在粮食种植中无法胜任重体力生产活动，其使用农机作业的程度较高；受访农民年龄在66岁及以上的比例仅为3.2%，但其ρ值高达1.21，老龄农民由于体力下降使用农机作业的程度较高；受访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的比例为23%，其ρ值为1.13，远高于从事种养业的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使用农机作业的程度较高。
根据表5所示，受访农户的耕地面积户均为5.97亩，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农机作业综合水平呈递增态势，当耕地面积大于5亩时，不同组别农户的ρ值均超过1.1，农机作业的规模效应非常显著；小麦种植户、玉米种植户ρ值分别为1.69、1.26，农业作业程度明显高于水稻种植户；类似地，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农户的ρ值分别为1.16、1.15，农机作业程度明显高于粮食平衡区。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分析方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外出劳动力数量（Lbout）与其他解释变量对农机作业综合水平（Mach）的影响，本文构建若干计量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上述式（1）是基于所有调查粮农考察Lbout对农机作业影响的计量分析模型，
式（2）与（3）则分别进一步具体分析粮食主产区农户、水稻种植户的农机作业行为，Machm、Machr分别为粮食主产区农户、水稻种植户的农机作业综合水平。α、β、δ分别为计量模型（1）、（2）、（3）的待估系数，μ、ε、γ分别为计量模型（1）、（2）、（3）的误差项。
（二）模型估计与相关分析
运用Eviews6.0计量分析软件，对计量模型（1）、（2）、（3）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估计结果显示，R2值为0.524，F统计量为36.47且其P值为0，因此模型（1）的估计结果总体拟合效果较好，模型整体显著性程度较高。
1、外出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外出劳动力数量对农户采用农机作业具有正向影响，且其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是显著的，这与前述对二者关系的统计分析与理论判断是一致的；进一步分析粮食主产区农户与水稻种植户行为，粮食主产区农户农机作业采用行为对家庭外出劳动力数量的变化更敏感，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系数为0.472，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而水稻种植户外出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农户的农机作业采用行为影响程度较小，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2、粮食生产劳动投入量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粮食生产劳动投入量对农户采用农机作业的影响系数为-0.389，且其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这与前述对二者关系的统计分析与理论判断是一致的；在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劳动投入量对农机作业的影响系数为-0.423，农户劳动投入对农机作业的替代弹性较高；对于水稻种植户而言，农户劳动投入对农机作业的替代程度较弱，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水稻种植的各个环节农机作业尚不成熟，劳动与机器的可替代性相对较低。
3、种粮收入比重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种粮收入比重对农户采用农机作业的影响系数为-0.256，且其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其经济意义在于，随着种粮收入比重的增加，小农生产方式的粮食种植对农机作业的排斥程度越来越强。在农地经营“细碎化”情形下，种粮收入比重反映了农户的维生压力程度，根据恰亚诺夫的农户行为理论与黄宗智的相关研究，小农生产者在维生压力下倾向于“过密化”地投入家庭劳动，对价格相对昂贵的农机作业存在天然的排斥性。需要指出的是，当种粮收入在农户收入中的比重相当低时，农户可能存在“种懒田”的倾向而不愿意较多的使用农机作业；尽管粮食规模种植的比例非常低，但以种粮收入为主的粮食专业大户则愿意较多的使用农机作业。
4、农户特征变量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户主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职业等变量对农户采用农机作业的影响不显著，而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采用农机作业的影响系数为0.454，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其经济意义在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在粮食种植各环节的综合农机水平越高；是否为水稻种植户的虚拟变量对农机作业的影响系数为-0.748，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而是否为小麦种植户的虚拟变量对农机作业的影响系数为2.510，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其原因可能是水稻种植各环节的机械技术不如小麦成熟，在2007年小麦种植在技术上已实现全程机械化，而水稻在插秧、收割等环节的机械化应用推广程度较低。
5、禀赋条件变量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是否为粮食主产区、是否为粮食主销区两个虚拟变量对农机作业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59、1.479，其经济意义在于：相对于粮食平衡区，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农户采用农机作业的程度更高。耕地面积、耕地平整程度存在着对农机作业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它意味着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平地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农户采用农机作业。
6、其他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纯收入对农机作业的影响系数为-0.182，且其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家庭纯收入的增长，农户脱农倾向凸出，因而较少地使用农机作业；粮食直补的收入效应对农机作业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由于粮食直补政策实施较晚、力度较小，在农地经营“细碎化”情形下对农机作业的影响有限。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流转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随着农村劳动力流转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反转，农民工工资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进一步下降，诸多田野调查均发现农村留守人口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青壮年农业劳动力不足，因此部分学者提出了“谁来种粮”、“怎样种粮”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全国587户粮农数据研究农村劳动力流转对粮食种植户农机使用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劳动就业有利于诱致农户在粮食种植中使用农机作业；家庭农业劳动投入与农机作业存在较强的替代关系；在农地经营“细碎化”情形下，以粮食产出为主的农户在粮食种植中使用农机作业的程度较低；粮食生产商品化程度越高则越有利于农户使用农机作业。
为了应对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流转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切实保障粮食有效供给与粮农收入增加，需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转，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夯实农业劳动者技能培训，培训一批起示范作业的专业农民；二是理顺土地流转机制，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引导建立农业机械化发展与土地规模经营的衔接机制；三是积极培育农机专业户，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促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四是提高农机补贴标准，扩大农机补贴规模，完善农机补贴方法，进一步健全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扶持政策。
注释：
①在短时期内与农户固定的承包耕地数量相对应，农户可在既有的农机具装备条件下调整机械作业时间或者向农机户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因此农机作业具有可分性特征。
②在农业机械作业可分性假设下，用连续可分的农机作业时间表示农业机器投入，农机作业时间作为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呈替代关系。
③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2009年户均耕地面积7.12亩，平均经营耕地块数为4.1块，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三种粮食作物亩均净利润为192元。因此，粮食收入比重越高则说明农户家庭总收入较低且面临较大的维生压力。
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2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宏观动因；微观主体；社会网络理论；二元经济；劳动力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 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 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 “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 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 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 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 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 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Harry T Oshima. The RanisFei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om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53（3）：448-452.
[2]Dale W Jorgenson.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my[J].The Economic Journal，1961，71（2）：309-334.
[3]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3）：138-148.
[4]Larry A Sjaasta.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2，70（5）：80-93.
[5]Stark O， Taylor J E.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J]. Demography，1989，26：1-14.
[6]Stark O， Taylor J E.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Migration：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R].World Bank，1991：656.
[7]Borjas G.SelfSelection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4）：531-553.
[8]Ramón López ， Maurice Schiff.Migration and the Skill Composition of the Labour Force：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LDCs[J].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31（2）：318-336.
[9]Alejandro Portes， Julia Sensenbrenner.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3，98（6）：1320-1350.
[10]Douglas S Massey. Social Structure，Household Strategies，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J].Population Index，1990，56（1）： 3-26.
[11]William J Carrington.Migration with Endogenous Moving Cost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4）：909-930.
[12]Gordon H Hanson.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Labor[G].NBER Working Paper，14490，2008.
[13]Gustav Ranis.Analytics of Development：Dualism[M].Yale University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1988：74-91.
[14]梅建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农业劳动力转移[J].上海经济研究，2003，（6）：8-14.[Mei Jianming.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J]. Economic Research of ShangHai，2003，（6）：8-14.]
[15]胡铁成.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与我国城市化的困境[J].江海学刊，2003，（2）：59-64.[Hu Tiecheng. Dual Structure Theo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Dilemma of Chinese Urbanization[J].JiangHai journal，2003，（2）：59-64.]
[16]陈吉元，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经济研究，1994，（4）：14-22.[Chen Jiyuan，Hu Biliang. Tri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 and the Transfer of Surplus Labor Force in Agriculture [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1994，（4）：14-22.]
[17]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Du Ying，Bai Nansheng. Out of the Village： Empirical Research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M]. Economic Science Press，1997.]
[18]杨春瑰.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及其稳定性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3，（2）：45-49.[Yang Chunhuai. Logistic Discrete Mode of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Stability Analysis [J]. China Rural Survey，2003，（2）：45-49.]
[19]黄泰岩.知识经济的结构革命[J].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5，（12）.[Huang Taiyan. Structural Revolution of Intellectual Economy [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12）.]
[20]张宏伟.三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Zhang Hongwei. Analysis Framework of Labor Mobility in Trieconomy [M].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2008.]
[21]肖六亿.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技术进步[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Xiao Liuyi. The Original Driving Force of Labor Mobility： Technical Progress [M].Sichuan：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2008.]
[22]朱农.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Zhu Nong.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Farming Problem [M]. Hubei： Wuhan Science Press，2005.]
[23]蔡昉，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Cai Fang，Bai Nansheng.Labor Migr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M].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2006.]
[24]Zhao Yaohui.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9，47 （4）：767 -782.
[25]尤丹珍，郑真真.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6）：52-62.[You Danzhen，Zheng Zhenzhen. Fertility Desire Analysis of Rural Women：Empirical Research on Anhui and Sichuan[J].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2，（6）：52-62.]
[26]袁志刚.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理论和经验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Yuan Zhigang. Labor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M].Beijing：Economic Science Press，2007.]
[27]赵伟，李芬.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1）：27-35.[Zhao Wei，Li Fen. Heterogeneous Labor Migration and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y：An Expansion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J]. China Population Science，2007，（1）： 27-35.]
[28]张永丽，黄祖辉.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来自甘肃省10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 （2）：80-87.[Zhang Yongli，Hang Zuhui.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of the Labor Migration of New Generation： Survey and Analysis from Samples of Ten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J]. China Population Science，2008，（2）： 80-87.]
[29]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28-41.[Sun Wenkai，Bai Chongen and Xie Peichu.The Effect on Rural Labor Mobility from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in China [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1，（1）：28-41.]
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the generalized theory to explai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effectively. It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ference of subject of labor （individual）， which is called heterogeneity
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3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初，南下的民工潮潮涨潮落，求职的民工源源不断，给东南沿海地区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出人意料的是，10年以后，民工荒成为东部地区企业发展的困扰。本文从效用论出发，联系阻力论分析了我国目前民工荒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 民工荒 效用 农村劳动力
从上世纪80 年代起，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民工潮”。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减少7.8%，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954万人，减少22.5%。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19.4%和22.6%，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7.6个百分点，全国大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现象。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是基于“经济人”理性假设的个体行为选择，其流动的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效用水平，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取决于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两种就业方式带来的财富效用水平的比较。效用概念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经济人的行为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追求自身财富效用的最大化。由于劳动力面临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两种就业方式的选择，这种抉择导致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在家务农的劳动力就业方式能够取得的最大净收入作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只取决于进城务工的预期效用水平。
预期效用函数的构建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意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测度工具。从理论上讲，预期效用函数值越大，劳动力流动意愿越强烈。这是对劳动力流动意愿顺向测度方法。但由于效用函数无法确定具体形式，因此，通过效用函数对劳动力流动的顺向测度无法实现数量化。我们可以对劳动力流动进行逆向测度。所谓逆向测度，是指对劳动力流动阻碍作用的测度。影响预期效用的因素对阻力系数的大小同样产生影响。相应地，我们总结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四大阻力如下：
1．空间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空间距离的阻碍，流动目的地越远，流动阻力越大。
2．能力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就业技能阻碍，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流动阻力大。
3．风险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资兑付风险的阻碍，工资被拖欠、被拒付的风险越大，劳动者流动阻力大。
4．心理阻力。一般而言，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社会环境越公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小。
农民工的流动受多种因素堵塞制约，现阶段出现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短缺现象，主要是各种阻力导致劳动力流动不通畅所致。一些企业为了解决用工问题，采取了为农民工提供带薪休假、报销探亲往返车船费、准时发放工资、以及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等有效措施，挽留农民工。但从长远看，农民工的流动受到阻碍重重，单靠个别企业的行为只能解决该企业的燃眉之急，同行业企业可能出现相互挖人的恶性竞争。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配套政策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为了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向城市顺利转移，解决当前“民工荒”现象，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措施降低劳动力转移的阻力系数。
第一，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目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还未普及，农民工输出数量大，但技能低，劳务收入不高，这是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实现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提高农民进军市场的本领，是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和亟待落实的任务。
第二，提高《劳动法》执法力度，规范用工行为，降低工资兑付风险。最近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工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要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应严格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第三，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消除二元户籍制度，取消就业限制，并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第四，关爱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为农民工提供健康娱乐活动场所，为夫妻分居农民工提供配偶探亲便利条件，形成尊重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等；减轻其心理压力。应该重视农民工的文化权利，包括文化参与权和享受权。建议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将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文化权利三大核心问题纳入国家立法轨道，过渡期内可考虑先出台一些条例或地方性的法规。政府应调整公共财政政策，建立农民工的文化专项经费，将农民工文化活动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可设立“农民工文化发展基金”。
参考文献：
[1]王俊祥.中国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挑战.光明日报.2006.10.18.
[2]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人口研究.2005.3.
[3]李士梅,徐志勇.我国东南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人口学刊.2005.3.
[4]王仕豪,张智勇.制造业中农民工用工短缺:基于粘性工资的一种解释.中国人口科学.2006.2.
[5]刘尔铎.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短缺与民工荒.人口学刊.2006.1.
[6]章铮,谭琴.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效应――兼论民工荒.中国工业经济.2005.7.
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4
[内容摘要]在一国内部由于劳动力流动具有便利性和广泛性，限制了发达地区产业过度集聚后劳动力成本的升幅，导致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的产业转移(资本流动)被抑制。文章回顾了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变化幅度，发现无论与中西部地区还是和其他行业相比，其增速都明显偏慢。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民工荒”、出口转冷等新背景下我国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西进的新态势进行了展望，提出内需市场的充分启动是中西部地区大规模承接东部资本转移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民工荒；产业转移
一、“里昂惕夫之谜”的中国案例与解读
“里昂惕夫之谜”是对经典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著名质疑。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1953)通过对美国1947年进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了一个有悖于传统禀赋比较优势论的现象：美国实际上主要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现象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里昂惕夫之谜”是对国际贸易领域比较优势理论的质疑，而在一国内部，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现象。在我国31省市的工业结构上，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特征的大多是西部欠发达省区(如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等)，而很多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则明显偏向于劳动力密集型特征。2006年全国31省市工业部门按全部从业人员人均固定资产净值的排序中，最低的三个省份均位于东部沿海，分别为广东(89022元从)、福建(89286元从)、浙江(10793l元／人)。
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与资源禀赋、历史积累、区位地理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密不可分，但其与“里昂惕夫之谜”显然存在着共通之处：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相对更偏重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落后国家或地区相对更偏重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本文认为，我国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倒挂”现象，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目前仍大量分布于发达地区的现实，与国内经济环境下所特有的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密不可分。由此所引致的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替代，是东部发达地区在不具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情况下，仍然大量存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内陆落后地区吸引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资本转移的一个不利影响因素。
劳动力流动问题是国内学界近10余年来一个高度关注的热点领域，针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现象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对既有研究资料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大部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上。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中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对区域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制约，尚未在实践中体现出明显的效果，典型的例如蔡防等、姚枝仲等等。
然而，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等同于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对二者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劳动力流动与资本流动(或者说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对该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范剑勇(2004)吴安(2004)六亿(2007)等，大都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具有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的消极影响，并且这种消极影响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流动对既有产业分工格局、产业集群现状的推波助澜之效。
与其稍有区别的是，任太增(2001)、王兴中(2006)等人认为劳动力流动本身对产业转移也有着抑制性影响，即劳动力流动通过增加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延缓了其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从而削弱了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阻碍产业转移。本文论点与此类观点较为接近，都强调劳动力流动与资本转移的替代性关系。在深入剖析这种替代性关系的内在机理基础上，本文特别对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劳动力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趋缓的现象做了实证统计，并分析了在“民工荒”、出口转冷现象等新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资本转移替代性关系发生改变的可能性。
二、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替代机制
在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分析前提之一是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不流动性，然而在实际经济当中，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是可以在国与国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流动的，下面将分别分析资本与劳动力两种要素流动所带来的影响。
图1中，假设有东部与西部两个地区，两地区在发生要素跨区域流动之前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初始资本存量存在差异：横轴OO′代表东西部地区总的资本存量，OC和O′C分别代表东部、西部各自的资本存量，东部发达地区显著高于西部落后地区。左右两个纵轴则分别代表东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m和n分别是东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
首先来看剔除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资本流动。由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在出口拉动作用下率先发展起来，因此其初始资本占有量远高于西部落后地区，在资本边际产值递减规律作用下，东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应低于西部地区，在图中体现为OG＜O′F。在现实中，这体现为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攀升使其利润率、投资回报率低于西部落后地区。为了追求更高的资本边际产值和回报率，东部地区资本就有了向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力，体现为移动过程。当资本西进过程使资本占有划分由C点移动到了D点时，东西部的资本边际产值达到均衡状态，即两地区资本边际产值曲线相交于正点。
现在加入劳动力流动因素。劳动力由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的流入，改变了该要素在东部地区供小于求的形势，抑制了劳动力价格攀升，进而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使其与西部地区均等。这样，劳动力的流动就对资本流动产生了一种替代作用。体现在图1中就是移动过程，东部地区资本边际产值曲线整体右移到m′，与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相交与E′点。E′点与初始情形相比，东西部间资本占有比例未发生变化，但资本边际产值回归均衡。
在更多的情况下，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是在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同时反向开展的。体现在图1中就是移动过程③和④，东部地区资本边际产值曲线右移到m″，资本占有划分由C点移动到H点，两地区资本边际产值在E″点达到均衡。与E″点相比，E″发生了一定的资本转移；但与正点相比，资本转移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
前面的分析中都假定西部劳动力输出不改变该地区劳动力供求关系。由于西部向东部劳务输出主要来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时，其供给可以近似的看作无限供给。但是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存在下去，当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达到一定规模时，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导致西部当地劳动力成本提高，进而降低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和资本边际产值。体现在图1中，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n右移到n″，即移动
过程⑤，与东部地区移动后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m″相交于c″资本占有划分由C移动到J，即移动过程⑥。新的均衡点E″与上一种情形的均衡点E″相比，资本转移规模进一步减小，再次体现了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形成的替代。
可见，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替代体现在两个方面：不仅是发达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提高会抑制资本流动，并且当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后落后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降低同样也会抑制资本流动。
三、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劳动力价格变动情况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转移抑制了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削弱了当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内在动力。对于近年来东部地区劳动力价格，特别是制造业劳动力价格的实际变动趋势是否真正呈现出了这样一种被“抑制”的现象，下文将进行比较分析。
从图2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近10余年间东部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并未体现出与其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较高增速。在1998年之前，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长率基本位于同一水平，各年份之间差异不大；而在1998年之后，地区间差异开始愈加明显，特别是2002年以后东部地区增速明显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内部三大经济圈之间的比较同样值得关注。从1993年到2006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中，珠三角区域制造业平均工资增幅明显低于环渤海和长三角：1993年，珠三角平均工资尚高于另两大区域；2001年，珠三角被长三角超过；2006年，更是被环渤海超过(如图3所示)。珠三角区域正是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劳动力对外输出的主要流人地和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最集中的区域，其制造业工资的缓慢增长与本文前文假设不谋而合。
最后再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行业间的工资水平变动情况(如图4所示)。与制造业一样，采矿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包括住宿和餐饮业)等也是吸纳外来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行业。与这些行业相比，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的相对增速并不低；但在2003年以后，其他几个行业的平均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而制造业则趋于缓慢。
通过以上三组比较可以清晰的发现：无论从区域层面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还是从行业层面与其他行业相比，近年来东部地区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速都明显偏低，其劳动力价格被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一现象全部归因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带来的劳动力供需形势变化，但毋庸置疑的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东部地区制造业的成本压力，使其在日趋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价格竞争背景下仍然富于一定的成本优势。
然而随着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日趋放大，这种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又直接导致了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对劳动者吸引力的下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制造业收入水平的优势在缩小，这会减低一部分劳动者进行跨区域流动的动力；与其他行业相比，东部地区制造业收入水平的劣势在放大，这会进一步加速就业者从制造业向其他行业的分流。
综合来看，整体工资水平增速的相对滞缓，一方面既是东部地区制造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保持相对成本竞争力的一大优势，但另一方面同样也是导致其近两年遭遇“民工荒”问题的主要内因之一。
四、“民工荒”、出口转冷等新背景下的要素流动
(一)要素流动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在一国内部区域与区域之间，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均不存在明显限制。当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出现资本边际产值差异时，究竟由哪种要素的流动来实现资本边际产值重新均衡，取决于两种要素流动成本与收益的相对比较。
要素流动的收益很明显是资本投资回报和劳动力报酬的增加。而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流动的成本则分别包括以下方面：资本流动成本主要包括由于地理位置改变而带来的交通物流费用增加以及原有投资沉没损失等；劳动力流动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迁徙成本、劳动力生活费用增加等。
要素流动收益与流动成本之差，即为要素流动的净收益。近10多年来，由于劳动力流动成本相对较低、资本流动成本相对较高，劳动力流动净收益相对高于资本流动净收益，导致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主要要素流动形式为劳动力流动而非资本流动。
造成劳动力流动成本相对较低、资本流动成本相对较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限制大大减少，虽然户籍等制度仍然存在，但在实际当中真正能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性因素已经基本消除；其次，城市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之间存在着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成本上的“二元”结构，这种特征虽然扩大了贫富分化，但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生活费用等成本的攀升；再次，我国特殊的空间地理结构导致中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交通物流上具有极大的先天条件制约，东部产业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后将长期面临由产品物流费用攀升带来的巨大的资本流动成本。
(二)“民工荒”与要素流动
2004年春季以后，东部沿海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纷纷开始遭遇“民工荒”现象。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就民工短缺问题在这几个地区所进行的调研显示：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珠三角的深圳、东莞，闽东南的泉州、莆田，浙江的温州等地区尤为严重。虽然2007年以后随着东部外向型企业出口转冷现象的加剧，“民工荒”现象已不再是当地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但该现象的出现具有深刻背景，其与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探讨。
“民工荒”出现并非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转移殆尽，蔡防(2007)的估算显示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约1.2亿的剩余劳动力。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在东部沿海地区此前出现的“民工荒”背景下，以及今后内外经济形势转暖、“民工荒”现象重新抬头的格局下，东西部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替代资本流动”的现象是否会出现转机，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西进的态势是否会真正意义上大规模提升。
导致“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无外乎两点――劳动力要素流动成本的升高或者流动收益的下降，导致劳动力流动净收益及流动积极性的降低。本文认为，流动收益的下降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当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与其他行业存在一定差异。建筑、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由于主要面向国内消费市场，因此其企业收入水平和员工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本国整体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劳动力要素价格和最终商品价格具有比较紧密的关联性。当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时，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大幅提升，而企业则可以通过涨价等方式消化增加的劳动力成本。但在外向型制造业领域，由于国际产业竞争的存在，我国企业难以单方面通过产品提价的方式来消化用工成本上涨，而更
多是被动接受既定产品价格。因此近年来外向型经济占重要比重的东部沿海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相对较慢，不仅落后于西部地区，也落后于本地区其他行业。
由于宏观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通货膨胀等因素，近年来国内建筑、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工资水平得到很大程度提升，间接提高了整个民工群体的收入期望水平；而由于人民币升值、国际竞争加剧和部分发达国需求疲软等因素，东部沿海外向型制造业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难以承受较大幅度的成本上涨，因此无法给出具有竞争力的工资报酬。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制造业的转移因此同时面临直接收益的下降和机会成本的上升，制造业“民工荒”现象自然萌发。
在这种背景导致的“民工荒”现象下，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西进的态势仍然难以出现根本性改观。东西部地区间劳动力价格的差距正在被缩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也逐渐削弱，东部资本通过西进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迁移动机难以实现。反应在图1中，移动过程的情形出现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其资本边际产值相对降低，成为阻碍资本西进的新因素，东部资本即便遭遇“民工荒”也难以通过西进来予以有效解决。
(三)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需冀望于需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江西、湖南、四川、重庆等中西部省市纷纷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作为本省经济发展的一大战略性举措。该政策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东部企业赴中西部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当前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川渝等西部省份)所吸引到的主要还是一些面向国内市场、旨在通过分散设厂来降低分销成本的企业，而真正支撑起东部沿海制造业主体的外向型企业，西进态势仍不明显。
目前中西部地区吸引东部企业投资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土地、能源等丰富且相对廉价，而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显著――在东部制造业工资增长相对缓慢和国内其他行业工资增长相对较快的双重作用下，东部地区制造业与中西部地区其他主要就业吸纳行业的整体工资水平已不存在明显差异。当外向型制造业可承受的最高劳动力价格由国际市场形势、汇率变化等因素“外部给定”的前提下，较低的薪酬水平不仅使其在东部地区会遭遇“民工荒”难题，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同样不具备较强吸引力。
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5
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已超过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2,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情况
1.兼业性。在大多数地区,绝大部分转入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放弃土地承包权,仍然或用闲暇时间或用家庭辅助劳动力来经营农业。有相当的劳动力属于季节性转移,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经商。农村农业转移的劳动力近62%是兼业型转移。
2.集中性。第三产业吸纳了绝大多数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30%,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70%。在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中,结构不合理,倾向性较大,偏重于建筑工、搬运工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3.区域性。县域经济是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体。在转移劳动力中,县域经济吸纳转移劳动力占65%;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吸纳转移劳动力约占35%。其中转移到直辖市的劳动力约占17%;转移到省会城市的劳动力约占34%;转移到地市级城市的劳动力约占49%。
4.素质较低。从文化素质看,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仅有10%左右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71%,而且,这些劳动力中60%以上没有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由于文化素质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这些岗位就业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下。从调查的情况看,因找不到工作而返回农业的劳动力占返回农业劳动力的16%。
5.无序流动。农民做出是否流向城市或外地的决策,依据是预期流动净收益是否超过预期留在家乡的净收益,其决策是理性的。一般地说,留在家乡预期净收益较为稳定,而流动的预期净收益则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无序流动的根源就在于流动的实际净收益小于预期净收益,甚至为零或负。由此可见,信息不对称是无序流动的根本原因。
6.法律意识不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对于农民工来说,劳动合同不过是一纸文书,可有可无,找到工作意味着有活干,就可以赚到钱,而不问及由什么来界定他们在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谁来保障他们的工资和劳动的基本权益。由于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在合同中具体详细地规定农民工各种权益的行使方式、时间、违约责任等条件,结果,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
二、对策建议
1.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高县域经济的吸纳能力,首先是要加强县城和中心镇建设,充分发挥其产业聚集和经济带动的功能,培育和发展一批小城市和小城镇,提高县城和中心镇的吸纳能力;其次是要推进乡镇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使乡镇企业适应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新的环境,再造辉煌;再次是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
2.给农民平等就业机会,提高大中城市的吸纳能力。在当前县域经济吸纳能力减弱的情况下,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必须提高大中城市的吸纳能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目前还存在许多政策性、制度性的障碍因素,根本的是没有给农村劳动力平等的就业机会。因此,要尽快消除这些不平等因素,培育和发展城乡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
3.着力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升级,这一制约将更为明显。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一方面,要着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培训工作,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传授一些专业技能,培训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从而提高适应能力,保证劳务输出的成功率,提高输出人员的收入。另一方面高素质的劳动力在外能较好的学习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在他们掌握技能和管理经验后,鼓励这部分人员回家乡领办企业,为家乡经济建设贡献力量。从长远来看,发展农村教育,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才是治本之策。进行农业深度和广度开发,在农业内部吸收和容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4.延寿县是农业县,但不是强县,农业相对资源比较丰富,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的开发在农村内部吸收和容纳劳动力具有很大的潜力。 对农业进行全方位开发,拓展农业内的就业空间。
延寿县建设开发型农业仍然具有很大的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潜力:
其一,要加快推进农村产业化经营。农村产业化经营,实行农工商、产加销一体化,对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很大的潜力。
A.通过大规模开发生产基地,带动千家万户从事专业化生产,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
B.通过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招商引资,容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C.通过开发农村中的多条产业链,以及产业链的拉长和深化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
其二,改造中低产田、兴修道路和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
目前,延寿县耕地其中2/3是中低产田,如果把这些中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田的话,则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此外,自从以后,农田水利、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劳动较过去大大减少,要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就必须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大量的劳动力。
5.积极组织劳务输出,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的渠道。
(1)要抓好劳动力流转的组织网络建设。大力发展连接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职业介绍机构。提倡发展政府公共事业性的、集体的、个体的、社会团体等多种形式的中介机构。政府应制定劳动力中介机构的行为规范,实施必要的监督和管理,杜绝以介绍职业为名,行坑骗农民工为实的行为,真正把中介组织办成使农民相信、政府放心、能为延寿县劳动力转移起到桥梁作用的机构。
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6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农村人力资源
1 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就业形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现已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我们可以从宏观数据和指标了解市场变化的趋势，并通过纵向对比分析研究2007年与2011年第四季度数据，从区域、供需和市场结构等多角度了解当下市场。
1.1 宏观把握
2007～2010年的登记失业率数据显示，2007年登记失业率为4 %，2008年为4.20 %，2009年达到4.30 %，而2010年回落至4.10 %。该组数据表明，国际金融危机确实影响了我国经济，在此期间，登记失业率明显攀升。这主要是由于出口依赖型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影响，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回流，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扩大，我国净出口大量锐减，我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工厂与企业举步维艰。
同样，以新增就业和再就业为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在2008、2009年出现了就业低谷，（图1所示）但2010年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善，这些印证了以上的分析。因而，我们可以基本上判断，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失业率有所攀升，并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
1.2 微观入手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90余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了分析报告。这些监测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3.10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将2011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同2007年同期进行比较，首先是供求情况，2007年所统计的94个城市中，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412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约422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0.98，而2011年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448.60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429.80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4。因此，2007年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反映为民工潮，大量农民工向城市流动。而2011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形，各大工厂招工难、用工荒，多数农民工选择了返乡务工。按照地域划分，2011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均不景气，如图2，3，4所示，供给和需求与2007年同期相比均大幅下降，增长率为负值，其中下降最为显著的是中部区域的城市，而西部地区降幅较小，尤其是其劳动力需求方面。而各地区2007年企业用人需求涨幅大于劳力供给，有效的刺激劳动力向城市地区转移，而2011年需求明显减少，但减少幅度仍小于劳力供给，说明的确有大量务工人员选择了离职，而中部地区人员离职最为严重。
产业、行业内部同样存在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需求人数逐年下降，第一产业需求比重2007年为1.90 %，而2011年下降为1.30 %，并且有着逐年下降的趋势，从总量结构看，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占主体地位。根据2011年第四季度的统计，81.70 %的企业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以上各行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分别为32.50 %、15.10 %、12.60 %、9.70 %、7.60 %和4.20 %。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用人需求分别占第二产业全部用人需求的80.30 %和10.40 %，二者合计为90.70%；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分别占第三产业全部用人需求的25.90 %、21.70 %、16.70 %和13.10 %，四项合计为77.40 %。近年来，各大用人单位均对求职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八成以上的用人需求对劳动者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有所要求；市场中16～34岁年龄组、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供求减少幅度较大。技能人才的供求主要集中在初、中级技术人员；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技师的用人需求缺口较大。
2 农村人力资源逆向流动的探索
通过以上的数据对比与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输出已转变为城市向农村转移，出现了逆向流动的现象，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从理论和现实背景两方面进行考察。
2.1 农村人力资源流动的理论模型
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非农产业部门的法阵和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刘易斯在他的《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有两个阶段，首先，随着资本量增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规模逐步扩大，这就很好的解释了民工潮的原因，而当资本赶上了劳动供给时，经济就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供给弹性逐渐变小，也就是目前民工荒的由来。同样，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式特别强调预期因素，只要未来的预期城市收入的现值看起来大于未来的预期农村收入的现值，人口就会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概率角度讲，加入作农业劳动的实际收入为50货币单位，城乡收入差异为50货币单位，若找到工作的概率为20 %，那么预期转移到城市工作的收入只有20货币单位，那么他一定不会去城市工作，相反，如果这个概率是60 %，那么他会作出进入城市的决策。因此，在当下城市市场价格偏高，落户困难，医保劳保覆盖不全面的形势下，返乡务工成了农民工的唯一出路。
2.2 农村人力资源流动的管理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各大城市外来流动人口数量更是明显增加，1990年代后，取消了粮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凭票定点供应后，户口已经不是生活的必要条件，农村人力资源流动更是进一步扩大，而为了缓解汹涌而至的“民工潮”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冲击，国家劳动部于1994年11月公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通过流出地区签发《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流入地区发放《外来人员户口暂住证》和《外来人员就业证》的办法调控局面，而此项规定为当下的民工荒留下了隐患，这不仅没有达到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政策目标，反而成为一些地区实施歧视政策的理由。国务院办公厅在2012年2月23日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长期在当地务工、经商人员的城镇落户问题，推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3 基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建议
3.1 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积极统筹城乡资源配置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快城市化建设，一是要挖掘乡镇企业的潜力，率先发展特色优势品牌，并做精做细，疏通完善推介渠道，合理布局生产资源，将从前和城市产业的竞争关系转化为与互补的双赢关系，而是重点扶持小城镇的发展，促使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吸纳更多劳动力，促进规模经济。三是壮大县域经济，增强县城和中心镇的辐射带动能力，努力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产业结构互动发展的新机制。
3.2 探索产业化带动机制，引导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构建城乡产业互动机制，延长农业产业化链条，是新型农村工业化的主要方向，其核心是统筹城乡产业资源配置，加快生产要素集聚，增加城乡产业发展的关联度。为了逐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需要重点建设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开拓农村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把交通、通讯、保险、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积极推动这些行业在农村的发展，并积极培育、开发农村房地产和旅游等新兴服务行业。
3.3 加强培训教育与宣传，完善规范劳动就业市场
在急需新型人才的形势下，提高农民工素质是当务之急，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农民培训的投入和组织工作力度，增强劳务输出合作。城乡之间劳动务工市场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并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源在各个区域之间自由流动。我们要做好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加快覆盖信息网络的覆盖，提高城乡市场联动性与统一性，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并注重法制建设，规范市场运作，积极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并轨。
3.4 构建平等化保障体系，不断降低务工生活成本
加强社会保险体系，户籍管理等制度创新，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和农民工流动的制度壁垒，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参考文献
[1]赵保佑.科学构建城乡产业互动和人口同步转移机制[J].农业经济导刊，2007，2.
[2]梁雄军，林云，邵丹萍.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J].农业经济导刊,2007，10.
[3]黄立民，王立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挑战[J].农业经济问题,20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