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博弈本质范文1
[关键词] 柠檬市场 混合策略 矩阵分析
二手货市场在中国发达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商品种类也不断丰富。面对日益蓬勃的二手市场，各地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予以规范。那么如何使二手市场健康发展以发掘其巨大潜力呢？本文通过博弈论对柠檬货模型进行修改给出了简单解释。
一、柠檬货模型
二手市场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即消费者与商家对商品质量存在不同的私人信息。基本的柠檬货模型里的参与人包括数量对等的消费者和商家。基本的柠檬货模型有两条基本假设。
第一，自然根据分布均匀分布F（θ）选择商品质量类型θ。假定θ均匀分布在1～100，1表示最差质量的二手商品，100表示最优质量的二手商品。
第二，对随机一件商品，消费者缺乏信息无法做出准确的质量估计，由于商品质量均匀分布，所以商品的平均质量为50，缺乏信息的消费者只愿意提供一个平均价格即50.
博弈双方为消费者和商家，博弈开始时，市场的均衡价是50，但市场上质量高于50的优质商品，不能接受如此低价，渐渐的这些商品将选择退出市场，而质量低于50的商品能够在此价格上成交，它们留在市场，这就是逆向选择――劣胜优汰，由于信息不对称，优质商品被劣质商品淘汰出市场。当质量在50以上的商品退出市场后，市场上的商品质量就均匀分布在1～50之间，平均质量下降到25，消费者将只提供25的平均价格，同理，质量高于25的商品被质量低于25的商品淘汰出市场，如此循环，劣胜优汰过程持续进行至平均价格低到最小（模型中为1），商品数量也会低到最小（几乎没有成交量），市场将不存在！
二、二手市场的假设调整
现实中的市场数据表明柠檬货模型和实际存在差距。而每个理论和现实的差距都在于理论的假设将现实简化了。二手市场的现实发展说明了柠檬货模型的假设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通过观察，对二手市场模型设定以下假设。
第一，商品质量并非均匀分布，现实中商品的质量很难满足均匀分布条件，最为现实的是商品质量满足正态分布，这也是自然最易出现的状态。所以质量分布函数有
第二，消费者并非完全无法获得二手车质量信息。当一个消费者想要去二手市场购物时，他往往会请教对他要买的商品性能熟悉的人，这样能比较准确得到商品的质量信息。从商品本身消费者也可以得到重要的质量信息，比如，对于二手车，最令人关注的是行车里程和维修记录。通过这些途径，消费者虽然跟商家的信息还是不完全对称，但差距已经不大。所以对随机一件商品，消费者不可能只给出平均价格，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出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通常离商品的真实价值不会很远，所以，具有优质商品的商家不会轻易退出市场，劣胜优汰将不起作用。此外，在信息不对称下，商家也会主动通过信息传递表达自己商品的质量，例如通过建立长久的声誉，许诺三包等。
第三，假设二手市场中，供不应求。鉴于二手市场在发达地区的发展，假设市场中的消费者数量多于商家，那么市场达到出清。这种条件下，劣胜优汰将更没有理由出现，高质量的二手商品不会轻易出场直到价码合适为止。
第四，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程度不同。不同商家之间，不同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对风险的偏好不可能一致。风险偏好的程度对市场的均衡状态和市场稳定度有关键的影响。
最后，引进一条先验信念：开高价的二手商品一般有高质量。这条在正常商品市场中通用的先验信念是触发二手市场博弈开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三、二手市场的支付矩阵分析
基于假设调整，通过分析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来探索二手市场的均衡状态。首先，根据先验信念，有相当一部分愿意买二手商品的消费者存在，而且他们愿意对高质的二手商品出高价。其次，商家可以选择出售高质或劣质商品。引进社会福利博弈模型对博弈双方进行支付矩阵分析。
矩阵数值的意义如下:消费者以高价买到高质的二手商品时，他的效用为10，如果不小心看走了眼，买到了柠檬货，他的效用只有4 。对商家来说，用高质商品卖出高价的效用6，如果以次充好，得效用为12 。当消费者害怕上当，不购买二手商品时，如果此时证明该商品是高质量的，消费者的保留效用3，如果，该商品被证明是劣质的，他会很庆幸并为自己的准确判断而高兴，所以得到效用5 。之所以不买劣质品的效用高于不买高质品，是因为考虑给消费者的准确判断附加了效用。对商家，他留下高质商品有保留效用3，留下劣质商品则的效用仅为1。支付矩阵的具体数值便于直观理解，不同的参与人可以给上文的支付矩阵赋予不同的值，但这并不会影响分析结果，因为博弈论的均衡解是由博弈结构决定的，并非由支付矩阵的数值决定的，下面就给支付矩阵赋予变量，分析一般二手市场均衡解。
二手市场的一般支付矩阵如下。
对变量间相互关系做如下规定：a>d>b>c, x>w>y>z. 这是为了该博弈模型能满足对二手市场的假设，它的具体意义跟上文具体数值一致。容易验证该矩阵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当商家提供高质量二手货时，对消费者最好的策略是购买，商家提供劣质二手货时，消费者最好不要购买。反之，当消费者购买时，商家提供劣质品以谋求暴利；无人问津时，最好保留高质量商品吸引其他潜在顾客。这个市场对任何一方不存在优势策略（否则，拥有优势策略方不会同意混合均衡）。
现在对上述博弈求解。用p表示消费者愿意进入二手市场的概率，用q表示商家是诚实的并提供高质量二手货的概率。
对消费者来说，当他进入二手市场，他的期望效用为：
（购买）=qa+(1-q)b
他不进入二手市场，期望效用为：
（不买）=qc+(1-q)d
将两个方程设为相等，有
q*(a+d-b-c)+b-d=0
得到
同理，让商家在提供高质货和提供柠檬货之间效用相等时，可以得到方程式：
（高质）=pw+(1-p)y=（劣质）=px+(1-p)z
p*和q*就是一般二手市场的混合策略解（临界值）。这个解的形式在博弈论中具有基础性。按照拉斯缪森的说法2×2博弈主要有三种类型，他们是非协调博弈，协调博弈和贡献博弈。三种博弈的不同之处在于2×2支付距阵的支付参数的相对大小关系不一样。股东与经理的委托模型，审计博弈，社会福利博弈的结构与本文的二手市场博弈是一样的，他们的一般解具有通用性，只是在于对不同现实的解释不同。
四、解的现实意义
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当消费者和商家群体的行为特征固定时，即（a、b、c、d、x、w、x、y、z）有一个现实统计意义上的值，这时均衡解（p*,q*）就是一个具体数值，它就是该地区，该消费群体在二手市场的均衡临界点。如果消费者进入市场的概率恰好等于p*，那商家提供优质商品和提供柠檬货的效用是相等的。反之，商家提供优质商品的概率正好是q*时，消费者去不去购买二手货的效用相等的，这样就形成了混合策略均衡，即按照（p*,q*）的概率一部分消费者回去购买二手商品，一部分商家会提供高质量二手商品。在发生重大事件改变消费者和商家的行为模式之前，这个均衡将是稳定的。但如果有重大事件足以影响消费者或商家的行为模式，例如媒体对某些不良商贩的大面积报道，令消费者对商家的信心受挫，风险规避情绪上升，从而支付矩阵中a、b等值发生变化，使得当前消费者进入市场的p值不等于临界值p*，那均衡将被打破，商家也会调整行为，从而形成新的均衡。以上述为例，p值变小时，商家必须提高自身q值以使它大于新的q*，否则市场将崩溃，形成一个很少人进入二手市场，很少商家提供优质二手货的局面。也就是二手市场中只有最差的商品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优质商品被淘汰。
进一步研究临界均衡的意义。求p*的倒数为：
根据矩阵赋值规定，是一个正数，这保证了大于1，p*小于1（概率P*大于1是不可理喻的）。W－X意义是商家提供柠檬货比提供高质货多得的效用，通常可以把它当成以次充好的暴利程度。Z－Y是说商家积压柠檬货比积压高质货的负效用，即损失程度。根据p*的表达式，的越大，P*越小。现在真相大白，矩阵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二手市场的暴利程度越高，风险越小，消费者进入二手市场的积极性越低，因为理智的消费者会觉得，二手市场的猫腻太多，很难得到什么好处，他选择进入二手市场的概率就很比较小。
同样对商家提供高质量二手货的概率q*进行分析，可以得到 的值决定了q的取值。（a-c）是消费者购得高质量二手货的效用，（d-b）是消费者规避了柠檬货的效用。风险与效用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假设这个正相关系数为k，风险设为ε。所以是消费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如果＞1，消费者是风险偏好者，他更倾向于去攫取二手市场中的潜在效用，如果＜1,该消费者是风险厌恶者，他倾向于规避二手市场中的潜在风险即效用损失即从二手市场中获得额外效用的期望不能补偿他所承担的风险。由q*的表达式可以得出，消费者越是风险喜好者即越大，q*的值就越小，临界均衡中商家提供高质货的概率越小，或者说在所有商家中提供高质量二手货的比例越小。这很好的解释了大城市尤其像上海、广州这样的都市，二手市场的稳定性。原因就在于大城市的消费者的风险爱好程度相对较高，所以即使只有小比例的商家提供高质二手货可以也能保持市场处在稳定的均衡上。当大部分消费者是风险规避型时，商家必须有一个较高的概率提供高质量二手货，才能维持市场的均衡，而商家的本能利益驱动使这个条件比较难以实现，尤其是商家之间的博弈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使这个均衡更难以实现。一旦市场中的q值无法到达均衡值q*，市场将被一步步瓦解。
五、小结
对于经济发展，一个稳定的二手市场可以更好的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分配，减少资源浪费。而理想的二手市场，应该是消费者群体乐意参与二手商品消费，并且广大商家以较大概率提供高质量的二手商品，市场处于（购买，高质量）的均衡下实习公平交易。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管理者可以有两条途径去维护市场的稳定，第一是努力提高消费者群体的风险偏好程度，第二就是建立相应的规章去增加二手市场的透明度，减低商家谋求暴利的程度，具体的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Martin J. Osborne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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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妮 王运陈:基于博弈理论浅析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 商场现代化,2007.08 P69
期货博弈本质范文2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 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 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主权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 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期货博弈本质范文3
本文通过对期货市场监管层与投资主体之间博弈的分析，得出了监管层进行监管力度把握的影响因素和投资主体对过度投机程度的选取的影响因素，计算出了监管层应该对投资主体进行监管的投入成本是多少以实现均衡后过度投机程度在限制的范围内。并对期货市场上的过度投机现象提出相关看法和解决办法。
关键词：期货市场；过度投机；博弈监管；均衡
国内关于资本市场博弈的研究起步较早，比较有典型的研究成果是张艳的《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这份研究细致地描述了证券市场的监管博弈问题，并研究出了相关的监管对策及建议。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操作指南。本文旨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对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之间的信息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建立相关的博弈模型，找出监管层需要进行监管的成本投入和限制投资主体进行过度投资的程度的影响因素。揭示出期货市场过度投机本质原因，计算出打击过度投机行为的力度大小，使监管层能合理运用市场监管职能，保证期货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一、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现状
在期货市场中，期货投资主体适度投机可以推动期货市场基本经济功能的发挥，过度投机则会对市场有产生巨大损害。在期货交易中，期货市场监管层、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期货投资主体对过度投机的偏好也不尽相同。监管层不希望看到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期货投资主体间更是利用彼此对交易信息的掌握情况进行过度投机。在期货市场监管层、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期货投资主体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信息博弈。为了解决过度投机问题，我们必须做好监管工作。
本文下面主要是通过对期货市场的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之间的信息博弈进行分析，建立相关的模型，得出监管层需要进行监管的成本投入和限制投资主体进行过度投资的程度。
二、期货市场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之间的信息博弈
在之前几乎所有相关的文章中，博弈分析模型对于监管层的监管都是分了两个方面：监管与不监管，对期货投资主体的过度投机行为分为：进行过度投机行为和不进行过度投资行为。其实在现实的期货市场上，监管层肯定是采取监管的，所以我们无需对是否监管进行博弈分析。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监管层的监管力度大小的问题。对于期货投机主体一般都会进行投机，只不过是他们的投机力度不同而已。下面我们不对是否监管和是否过度投机进行分类，运用一个新的概率函数直接得到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进行过度投机的概率。通过这个新的方法对期货市场监管层的监管程度和期货投资主体投机力度进行博弈分析。
（一）模型假设。假设在模型中有只有两个参与人：期货市场的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期货市场的监管层选择他的监管力度，期货投资主体选择他的过度投机程度，期货投资主体是根据自己的期望过度投机利益最大化选择投机力度的，对于期货市场的监管层，他们虽然是非营利机构，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中，他们也是根据投入的稽查成本和收入的罚款的多少进行行动，所以期货市场的监管层也是以自己的期望监管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监管的。他们不了解对方选择什么样的行动，即：期货市场监管层不知道期货投资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期货投资主体也不知道期货市场监管层的监管力度。
假设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进行过度投机的概率PE，C=E*C/αβ。其中α为期货市场监管层进行稽查所付出的成本的最大可能值，β为期货投资主体凭借自己能力进行过度投机的最大可能收益。在这里，随着稽查成本C的增大，期货投资主体被查的概率PE，C也就越大（即P′C>0），当C=0时，期货市场的监管层不进行稽查，此时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过度投机的概率PE，C也就为0，当C取得最大值α时，此时期货市场监管层进行全力稽查，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过度投机的概率PE，C=E/β（此时概率大小取决于期货投资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E）；随着过度投机收益E的增大，期货投资主体被查的概率PE，C也就越大（即P′EE，C>0），当E=0时，期货投资主体不进行过度投机，此时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过度投机的概率PE，C也就为0，当E取得最大值β时，此时期货投资主体进行全力投机，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过度投机的概率PE，C=C/α（此时概率大小取决于期货市场监管层的稽查投入成本C）；当C取得最大值α，E取得最大值β时，PE，C=1，说明过度投机收益最大并且稽查力度最大时被查到的概率为1，也就是期货市场全力进行稽查监管，期货投机主体全力进行过度投机时百分百是要被查到的。此函数在此完全替代了之前文章中的分类讨论问题，并且能非常恰当的反应期货投资主体被查到过度投机的概率。
（二）模型建立及求解。期货市场监管层的期望效用支付函数为：
πM=PE，C*E+A+1-PE，C*-C
期货投资主体的期望效用支付函数为：
πI=PE，C*-A-S+1-PE，C*E
为了找出期货市场的监管层监管力度和期货投机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的决定因素，我们首先根据上述假定：期货投资主体会根据自己的期望投机收益（即期望效用支付）情况选择自己过度投机程度E，对期货投资主体的期望效用支付函数进行最优化处理：
max πI=PE，C*-A-S+1-PE，C*E
代入概率PE，C得：
πI=C*E/αβ*-A-S+1-C*E/αβ*E
对E求导得：
πIE=C*-A-S/αβ+1-2C*E/αβ=0
化简得出：
E=αβ-A+S*C/2C
1
从而得出了期货投资主体在期望投资收益最大时选择的过度投资程度E。由1式表明当过度投机行为的惩罚力度A+S越大时，投机程度E越小。对E进一步化简得出：
E=-A+S+αβ/C/2
由此式可知当C越大时，E越小，说明监管力度越大，过度投机程度越小。过度投机的最大值α越大，过度投机的程度也会越大。监管成本占监管所能达到的最大投入的比例C/β越大，过度投机的程度E低的。这冲反映出了期货投资主体过度投机程度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以这些指标为基础，进行适当监管，以取得更好的监管效果。下面我们通过期货投资主体的投机程度选择来寻找一下期货市场的监管层最优的监管力度。我们再根据上述假定：期货市场监管层会根据自己的期望罚款所得（即期望效用支付）情况选择自己基差力度C，对期货市场的监管层的期望效用支付函数进行最优化处理：
从而得出了期货市场的监管层在期望效用收益最大时所选择的监管力度C。由2式表明要想把过度投机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E
C=αβ/E-E-A/2
由此式可知当E越大时，C越小。此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把期货投机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当作变量，而并不是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当过度投机程度增大时，期货市场的监管层要获得最大的收益所要付出的稽查成本就越少着反映出了现实的情况：过度投机程度大，进行简单的稽查就能获得很大的收益。
（三）模型的均衡。为了找出出期货市场的监管层最优监管力度和期货投机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的均衡点，我们首先假定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都是根据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进行决策，他们不考虑对方的策略行为，他们之间只是进行简单的静态博弈。并且我们令期货投资主体在被查到之后的损失全部记为：
M=A+S，令期货市场监管层的收益为N=E+A。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找出这个静态博弈的均衡点。下面我们对上述1、2两式进行联立：
E=αβ-A+S*C/2C
C=αβ-E+A*E/2E
根据新的假设可以简化为：
E=αβ-M*C/2C
C=αβ-N*E/2E
求解得出：
E=M2+8MNαβ-M/4M
C=N2+8MNαβ-N/4N
从均衡的结果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随着α的增大，C是增大的，随着β的增大，E是增大的。这和前面的结论非常符合。期货市场的监管层的稽查成本的投入可能值越大，稽查的实际投入就越大，期货投资主体可过度投机的范围越大，那么他投机的程度也就越大。另外就是，随着α的增大，E也是增大的，随着β的增大，C是增大的。这其实与前面的结论也是一致的。首先考虑随着α的增大，E也是增大的，这表示的意思是：在稽查的实际投入C固定的情况下，期货市场的监管层的稽查成本的投入可能值越大，期货投机主体的过度投机程度也就越大，这是因为实际稽查投入C已经固定，而最大的可能稽查投入越大，那么实际稽查投入与最大可能稽查投入之比C/α也就越小，C/α越小表明监管层的监管重视程度越小，此时期货投资主体进行过度投机的程度越大。其次考虑随着β的增大，C是增大的，期货投资主体可过度投机的范围越大，稽查的实际投入就越大，这是因为随着期货投资主体可过度投机的范围的扩大，要把期货投资主体的投机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需要投入的稽查成本是逐渐上升的。
这个均衡结果可以很好的表达出期货市场监管层需要进行监管所需要具体进行的投入选择，与此同时，期货投资主体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收益最大化选择过度投机程度。监管机构根据国家要求、过度投机对社会的影响、自身形象等问题，通过这个均衡解把期货投资主体的投机程度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证期货市场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三、模型的实践分析
首先，本模型找到了一个与期货市场上监管层和期货投资主体的行为非常一致的函数，这样就为后面得出正确吻合的结果奠定了基础。第二，此模型去除了部分分类讨论的环节，之前文章把监管层的监管都是分为：监管与不监管，把期货投资主体的过度投机行为分为：进行过度投机行为和不进行过度投资行为。这是没必要的，监管层肯定监管，只是力度不同而已，投资主体肯定投机，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我们直接用力度或程度来表示监管和投机行为。第三，本文直接用函数表示出期货投机主体被稽查到的概率，这样做就使得模型既简单又准确。第四，在最后得出了最优监管力度的计算公式，这对监管层的监管投入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了解到期货投资主体进行过度投机的程度受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主要包括他们可以进行过度投机的最大限度问题（即在期货市场上，期货投资主体对资金或是现货等的拥有量占据优势，从而对期货市场的价格控制能力）、惩罚力度、监管力度等。我们了解到这些因素之后期货市场的监管层就可以从这几方面入手。首先，控制交易量。在实际的问题中控制单个期货投资主体在同一产品上交易量，以防止他们可以依靠自己拥有资金或现货的优势进行不正常交易。第二，加大惩罚力度。随着惩罚力度的增加，他们的过度投机行为程度会减少。但是过重的惩罚也会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对投资主体过于严格，造成出发过重，违背公平性原则。所以也要适当加大惩罚力度，采取多种惩罚机制结合的方式，做到严格与公平。第三，加强监管。加强监管是最有效和最公平的措施，他既能降低投资主体的投机行为，又能做到公平。但是加强监管力度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们要采取最恰当的监管投入。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根据监管机构需要控制的过度投机程度的范围来确定监管投入，这无疑对监管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与此同时这个模型在实际应用也存在着诸多不足，首先，在模型中对于他们的风险偏好没有考虑在内，理性的投资者不会只是考虑期望收益。第二，对于过度投机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在本文章中还未设计，比如信息因素、社会关系因素等。第三，为了计算方便，文章对具体的细节进行了简化处理，可能会对结果有轻微的影响。下一步如果能加入风险溢价、信息因素、社会关系因素等进行模型分析，肯定会取得更进一步的效果。（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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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博弈本质范文4
关键词：存货质押业务；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防合谋
中图分类号:F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08-0141-04
Mechanism Design of Avoiding Collusion in Inventory Financing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HE Juan1, WANG Jian1, JIANG Xiang-lin2
(1. School of Traffic, Transportation & Logistic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2.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 stract: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ollusion etween the logistics enterprise and the orrower in inventory financing for the commercial ank, the theory of repeated game and reputation effect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re introduced and the repeated games model is set up etween the ank and logistics enterprise.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k should esta lish long-term relationship with logistics enterprise to avoid the single transaction, so that logistics enterprises have to follow the positive reputation effect.
Key words: inventory financing; incomplete information; repeated game; avoid collusion
1引言
信贷紧缩国际背景下，供应链金融业务一枝独秀。作为重要的供应链金融业务——物流企业参与下的存货质押融资，是指企业将库存产品、半成品及原材料等作为担保，向银行出质，同时将质物转交给具有合法保管动产资格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监管，以获得银行贷款的业务活动［1］。其主要操作程序如图1。
图1中所示，即为实践中的委托监管模式，物流企业作为银行人，对借款企业提供的存货进行监管，并向银行提供真实的质物数量、质量、状态及价值信息，银行据此发放贷款。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驱使，物流企业却可能与借款企业合谋，向银行提供虚假的质物信息，从而产生团队成员合谋隐藏信息及行动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研究存货质押融资实践中参与多方博弈行为，防止贷款中的合谋问题的理论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存货质押融资的已有理论侧重于对质押业务风险定价以及融资对企业运营影响的研究，如Jokivuolle 和Peura［2］，Cossin 和Huang［3］以及 uzacott 和Zhang［4］等。 而分析参与多方非合作博弈、设定合理的利益风险分担机制的却并不多见。事实上，存货质押融资业务中，银行、物流企业和企业三方参与者在信息结构、利益结构和契约关系等方面存在着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关系。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三方都以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其利益诉求之间不可能完全一致，从而存在着三方非合作博弈的问题。其中，物流企业作为联系银行与借款企业的纽带，如果将质押贷款资金视为一种商品，银行与借款企业通过物流企业，建立了类似于普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商品供求关系。作为借款企业监督者的“人”物流企业往往比“委托人”银行拥有更多的企业信息，利益驱使，物流企业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与企业合谋隐藏信息及行动，共同损害银行利益。
随着供应链结构的日益复杂，由于信息不对称，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设计以及委托问题研究已引起关注，涌现了大量成果。受此启发，国内学者开始探索基于博弈论以及委托理论研究供应链金融参与方的非合作博弈，其中基于银行的角度，李娟、徐渝、冯耕中通过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表明，银行对物流企业施以激励比激励借款企业更能减少业务风险［5］；李毅学等讨论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如何防范物流企业与借款企业共谋，即变委托严密监管为简单监管，欺诈银行的行为［6］；王勇、徐鹏则考虑公平偏好的基础上，研究了银行对物流企业的激励问题［7］；马中华、何娟、朱道立站在物流企业的视角，考虑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定量给出物流企业的参与条件及其监管决策［8,9］。
上述成果对于深刻认识和把握存货质押业务中各参与方的利益风险协调机制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拟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重复博弈和声誉模型，研究不完全信息下，如何防止借款企业与物流企业的合谋问题，即充分利用重复博弈和声誉模型带来的隐性激励，促成物流企业与银行全面合作。
期货博弈本质范文5
关键词：社会两难；公共品博弈；实验经济学；条件合作者；搭便车者；货币性惩罚；非货币性惩罚；非惩罚机制；性惩罚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59-11一、引言
十报告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要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和谐相处的局面，核心是妥善协调好各方利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极大改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同时，诸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加剧、城乡差别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在现阶段，我国社会成员利益多元化，如何协调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如何促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相互合作，使整个社会资源达到合理配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国不同地区或群体间存在共同的利益，但又有本地区或群体自身的利益，有时候这种共同利益和自身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如何协调各方利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群体成员的合作行为才最符合群体利益，是群体最优行为；但个体倾向于选择“搭便车”的行为。例如所谓的“公共地悲剧”，若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所有农民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来决定放牧数量，这将会将导致草地资源被过度使用，最终所有农民的利益都将受损。这种以经济主体暂时得利，但造成整个社会资源枯竭的“社会两难”现象在社会冲突中比比皆是，如团队生产活动、污水排放、公共品供给等。如果我们能够提高这些社会两难中决策者的合作水平，那么对于提高团队竞争力、减少污水排放、增加公共品的供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经济学实验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认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三种：历史的思辨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实验经济学是在可控条件下应用实验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新分支，在某些情况下，实验方法有前两种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主要是采用公共品博弈实验来分析这些社会两难中的合作问题。一个简单、典型、基准的公共品博弈实验的内容是：n个被试可以在私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中分配E元的实验货币称为初始禀赋，其数值由实验主持者设定，多数实验的初始禀赋为20、40或100。 。如果贡献给公共账户X元，产生的收益为n名被试贡献给公共账户的钱加总乘以k，再平均分给每个人k/n称为边际资本收益（marginal per capita return，MPCR），由实验主持者设定，多数实验该值为0.3、0.5或0.75。 。投资私人账户的钱为E-X元，产生E-X元的收益。这样，每个被试的总收益为公共账户收益与私人账户收益之和。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实验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搭便车的机会。公共品博弈实验早期的研究主要包括Bohm（1972，1983）、Dawes（1980）、Dawes等（1977，1986）、Orbell 等（1990）、Marwell等（1979，1980）以及Isaac等（1988a，1988b）等文献，这一系列的实验发现：（1）在单回合博弈中组内成员平均捐赠介于初始禀赋的40%到60%之间，远远超过博弈理论中纳什均衡的预测。个体捐赠水平则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捐赠了100%，有的不捐赠。（2）如果重复博弈，平均捐赠水平逐步下降，越来越多的局中人选择搭便车。
刘建华：社会合作与利益协调：国外公共品博弈实验综述Ledyard（1995）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系列PG博弈实验进行了综述，并识别了一些提高合作水平的因素，包括交流、捐赠的门限值、MPCR的数值；他也讨论了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看起来可能起作用但实际上总体效果不佳，比如性别和组的规模。此后，国外的公共品博弈实验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路展开的：一条是探求促使被试自愿合作行为的原因；另一条则关注于如何提高与维持重复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水平，主要包括货币性惩罚和非货币性惩罚及非惩罚机制。鉴于篇幅限制，本文将主要对第二条线路的国外实验研究进行综述。
二、条件合作
国外许多实验研究发现，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被试，其中条件合作者（condition cooperator）是最为普遍的类型（Brandts et al，2001；Keser et al，2000；Kurzban et al，2005；Brandts et al，2000，2009），他们对公共品的捐赠水平与他们对组内成员捐赠水平的信念是正相关的。
Fischbacher等（2001）首先对这种条件合作行为进行了直接的实验检验，发现50%的被试是条件合作者。他们的捐赠曲线位于45度线的下方，意味着虽然这些被试的捐赠水平与他们预期组内其他成员的捐赠水平相关，但不是预期他人捐赠多少自己就捐赠多少，而是显现出略微的自私偏向（self-serving bias）。Fischbacher等认为被试类型的异质性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捐赠水平随时间递减：在实验中每个组包含着条件合作者和搭便车者，对同伴的捐赠水平抱有乐观信念的条件合作者将向公共账户捐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了被试类型的异质性，特别是他们发现组内存在搭便车者，于是他们逐渐减少捐赠，导致捐赠水平的递减。
其他大量研究也探讨这种条件合作行为，这些研究发表时间都比较接近。Sonnemans 等（1999）第一次使用“条件合作”这一术语。他们的实验在3～12个回合内保持组员不变，随后组员逐渐变更，每次有一个被试离开，换另一个被试加入；被试离开的时间是共同知识；一个被试离开之后不会再与其他组员有任何关联，因此在他离开的最后一个回合里没有动机去采用策略，而在其他回合里则有可能采用策略。研究发现，在离开的最后一回合捐赠水平存在明显的下降。他们还发现组内存在着期望他人捐赠的被试自己也捐赠的条件合作行为。
Keser 等（2000）发现被试的行为并不是要么搭便车，要么利他，而是一种固有的条件行合作为。被试使用组平均捐赠的信息来锁定他们自己未来的捐赠，大约80%的参加者采用条件合作行为，在一个回合中高于（低于）平均捐赠的人在下一个回合里会降低（增加）他们的捐赠。
Fischbacher等（2009，2010）拓展了Sonnemans 等（1999）的研究，他们使用两种不同的实验设置分析被试的类型。在P实验里，被试首先进行单个回合的公共品博弈，然后填写问卷，回答他们基于其他组内成员的平均捐赠愿意捐赠多少。在C实验里，被试重新随机配对进行10个回合的线性公共品博弈，在每个回合结束后，要求估计其他组内成员的平均捐赠。在一半的实验局里，被试先进行P实验，紧接着进行C实验（P-C设置），另一半的实验局的实验顺序则相反（C-P设置）。实验发现，55%的参加者是条件合作者，23%的被试是搭便车者。在C和P实验里，条件合作者的信念与捐赠水平显示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在P实验里，用问卷方式被归类为条件合作者的被试的行为，与接下来他们进行的10回合的C实验中的行为相同。P-C设置和C-P设置中被试的信念的分布无显著差异，表明在被试参加了公共品博弈实验之后诱导出的信念并不影响他们的偏好。
Burlando等（2005）用四种不同的方法来检验被试条件合作的稳定性：（1）采用Sonnemans 等（1999）使用的“策略性方法”，（2）Offerman等（1996）使用的“分解博弈技术”，（3）在重复PG博弈实验中往公共账户捐赠，（4）问卷调查。总体而言，四种方法的结果是一致的，35%的被试是条件合作者，18%的是无条件合作者，32%是搭便车者，剩余的15%不知归为何类。
近年来一些实验考察了地区和文化差异对条件合作的影响。Kocher 等（2008）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和日本东京三个地区的被试进行研究，发现多数人是条件合作者，美国的被试中条件合作者较多，达81%，奥地利和日本则分别为44%和42%。Hermann 等（2008）在俄罗斯四个不同的大学招募了160个被试，研究发现总体上有56%的被试是条件合作者，只有6%是搭便车者，且农村和城市的被试的偏好分布无显著差异，社会经济条件似乎并不影响被试条件合作的偏好。Brandts等（2004）对日本、荷兰、西班牙和美国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也发现了条件合作行为。
鉴于在这些研究中条件合作者处于多数，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当条件合作者了解到组内存在其他条件合作者时情况会如何？Chaudhuri 等（2006）发现当向被试提供组内存在条件合作者的信息时，条件合作者的捐赠额度显著增加了。
三、利用货币性惩罚维持合作
期货博弈本质范文6
两人零和博弈作为较归整的形式，在博弈论的早期研究中已经得到的深入讨论。本文引入了i类理性与ii类理性的概念，认为现实博弈中的参与人往往既可能从i类理性的角度采取战略，也可能是从ii类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因此，构造了一个综合了i类和ii类理性特征的支付矩阵，通过对一些常见的非零和博弈实例进行讨论，认为这一模型可以解决战略选择的不确定性问题。但本文没有对此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
[关键词]
i类理性，ii类理性，混合战略，战略选择，不确定性
在经济学的博弈理论中,一般假设参与人(players)具有理性人的特征, 即总是寻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 选择能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计算收益的时候，使用的是个人所得。这是一个“绝对量”，而现实中，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也就是参与者之间除了考虑自己的所得之外，也很关心对方的所得，并比较相互间的差异，采取使“相对”所得最大化的策略。我们不妨把以追求相对所得最大化的行为人称为ii类理性人，并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他们的行为模式进行研究。
具有ii类理性特征的现象在很多方面都有存在。比如，我们在人际交往中确实会碰到一些“损人利己”的人，也会见到“损人不利己”的人，从我们观点看来，他们是非理性的，但是进行换位思考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行事原则是相对来说，总要让自己占便宜或者自己吃得亏比对方少，至于别人是否会吃亏，不是他们考虑的因素，这也是一种“理性”行为，也有出于心理层面的考虑,认为自己所得相对较少或者自己损失较大是一种不公平,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策略选择。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竞争双方在短期内有时会不计代价地采取大出血的策略而欲先致对手于死地，希望对手先被淘汰而自己会坚持到最后。如果做不到这点，也要最大程度地削弱对手力量，使其一蹶不振而不会对自己再构成威胁。这种商场竞争，并期望自己能笑到最后的思维，也是“理性”的。有研究表明，国际关系中这样的ii类理性的例子更不少见。这些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可能是，每个人或组织都会考虑自己的所得，并期望自己的所得比别人的大。关键是对两种所得在考虑时的权数是随情况不同而变化的。如果否定在策略选择中的ii类理性因素，可能会对一些现象无法解释。尽管从道德角度讲不值得提倡，而且从价值评判上总是受到谴责, 但作为一种存在的现象,仍然有必要加以研究。但本文从ii类理性个体的博弈战略开始，并过渡到一个综合了i类和ii类理性行为的博弈模型，对例中设计的参与人的战略选择，只进行经济学分析而不做道义上的衡量。
当博弈参与者是ii类理性人时, 此时收益矩阵的取值有一定的规律。假设两个参与人甲和乙都是ii类理性人时，对比在i类理性的得益矩阵(图1)
乙
s1 s2
甲 s1 (m1,n1) (m2,n2)
s2 (m3,n3) (m4,n4)
图1．i类理性参与人收益矩阵
ii类理性参与人的得益矩阵如下图所示：
乙
s1 s2
甲 s1 (m1-n1,n1-m1) (m2-n2,n2-m2)
s2 (m3-n3,n3-m3) (m4-n4,n4-m4)
图2．ii类理性参与人收益矩阵
很明显，在ii类理性参与人进行的博弈里，在每一个战略组合下，双方的得益之和必为零，此时的博弈具有零和的性质。这就是早期博弈论中重点研究的二人零和博弈的情形,在1910年~1930年间, 作为绝对竞争的形式,零和博弈被认为是博弈理论中的主要形态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对零和博弈的研究成果成为了现代博弈理论中很多新理论的基础概念。
作为一个练习，我们把常见博弈模型改为零和博弈情形，来看相应的结果会是怎样的。一般认为，零和博弈是一种常和博弈，而最普遍意义下的博弈情形是非常和的。
例1．囚犯困境
甲，乙涉嫌同谋犯罪，分别在两个房间被提审。提审官预先向两人交代政策：如果他们都承认犯罪事实，各判刑10年；如果两人都否认，双方都无罪释放；如果一方认罪一方抵赖，认罪方获500元奖励，抵赖方被判15年。在非零和博弈情形下的支付矩阵如下：
乙
承认 抵赖
甲 承认 (-10,-10) (5,-15)
抵赖 (-15,5) (0,0)
图3
纳什均衡策略 是（承认，承认），如果甲乙两人是ii类理性人，他们的相应支付矩阵就变成了：
乙
承认 抵赖
甲 承认 (0,0) (20,-20)
抵赖 (-20,20) (0,0)
图4
可以看出，纳什均衡策略还是（承认，承认）。
例2．春节前夕，某小镇上两个商铺甲和乙同时看到一个赚钱机会：去城里贩一批鞭炮回来卖，购货款加上运输费共5000元，如果没有竞争对手，这批货在小镇上能卖6000元；但如果另一家商铺也同时在小镇上卖鞭炮，价格下跌使得这批鞭炮只能卖4000元。
对于甲乙都是i类理性人而言，有支付矩阵：
乙
进货 不进货
甲 进货 (-1000,-1000) (1000,0)
不进货 (0,1000) (0,0)
图5
（不进货，进货）和（进货，不进货）为纳什均衡策略。但是问题在于，甲乙双方同时行动，而互相不知道对方采取的行动。
如果甲乙都是ii类理性人，那么情况会变成：
乙
进货 不进货
甲 进货 (0,0) (1000,-1000)
不进货 (-1000,1000) (0,0)
图6
此时的纳什均衡策略就是（进货，进货）。
例3．利己与利他
甲乙作为i类理性人，其支付矩阵为
乙
利己 利他
甲 利己 (1,1) (4,0)
利他 (0,4) (3,3)
图7
纳什均衡是（利己，利己）；
甲乙作为ii类理性人，其支付矩阵转化为：
乙
利己 利他
甲 利己 (0,0) (4,-4)
利他 (-4,4) (0,0)
图8
纳什均衡仍然是（利己，利己）。
例4．智猪博弈
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被关在同一个猪圈里。猪圈的一头安装着一个特制的按键，另一头安装着一个食槽。但一头猪按下按键时，会有10单位的食物进入槽中，但按键的猪会付出2单位的成本；如果大猪先到食槽，则小猪只能吃到1单位的残羹剩饭；但若小猪先到的话，则它能吃到4单位的食物。若两猪同时到，则小猪可吃到3单位的食物。
如果按照i类理性，有支付矩阵：
小猪
按键 等待
大猪 按键 (5,1) (4,4)
等待 (9,-1) (0,0)
图9
纳什均衡策略是（按键，等待）。
在ii类理性下，重写支付矩阵为：
小猪
按键 等待
大猪 按键 (4,-4) (0,0)
等待 (10,-10) (0,0)
图10
纳什均衡是（按键，等待）和（等待，等待）。
有趣的是，此时小猪一定会选择等待（占优战略），而大猪无论怎么做，都是一无所获！最终结果是两头猪都会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两头猪的结局似乎和“布里丹的饥饿的驴”有共同点，后者因为面对同样两堆干草不能做出选择而饿死。在智猪博弈里，小猪认为自己的结果只能是损失或者既无损失又无所得，这时它会选择后者，而将责任推给大猪。现实中，不大可能出现两猪都饿死的结果，因为大猪最终会明白，与其被饿死还不如去按键，此时自己会得到4单位的食物；而小猪也会因为大猪作出这样的选择，而同样得到4单位的食物。
例5．性别战
两个恋人，男方想看拳击，女方想看芭蕾。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牺牲自己的爱好而迁就对方。有下面的支付矩阵：
女
拳击 芭蕾
男 拳击 (2,1) (0,0)
芭蕾 (0,0) (1,2)
图11
纳什均衡是（拳击，拳击）和（芭蕾，芭蕾）。
将支付矩阵做个变换：
女
拳击 芭蕾
男 拳击 (1,-1) (0,0)
芭蕾 (0,0) (-1,1)
图12
那么，（拳击，芭蕾）就是纳什均衡策略。
例6．斗鸡博弈
两个人举着火棍从独木桥两端向中间前进，每个人都有两种战略：前进或退下阵来。若两人都继续前进，则两败俱伤；如果一方前进，另一方退下来，前进者取得胜利，退后者丢了面子；若两人都退了下来，则都丢了面子。支付矩阵如下：
a
进 退
b 进 (-3,-3) (2,0)
退 (0,2) (0,0)
图13
纳什均衡策略是（进，退）和（退，进）；
按ii类理性对支付矩阵进行变换后得：
a
进 退
b 进 (0,0) (2,-2)
退 (-2,2) (0,0)
图14
纳什均衡策略是（进，进）。
在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在例2中，对于i类理性参与人，（不进货，进货）和（进货，不进货）都是纳什均衡策略，采取哪个战略要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在一次静态博弈中是很难在行动之初就了解到对方的战略的，因此存在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在智猪博弈中，对于ii类理性参与人而言，不能根据支付矩阵决定出大猪的战略，如何才能避免在选择时出现这样的不确定状态呢？有必要考虑某种混合战略。
一般来讲，博弈的每个参与者在某些时间会按i类理性人行为模式行事，而有时又会采用ii类理性人模式行事。不妨将这种组合看成是决定于概率p和q。 这时候，假设甲遵循i类理性的概率是p，那么他是ii类理性人的概率就是1-p,乙遵循i类理性的概率是q，相应他是ii类理性人的概率是1-q。这时我们也可以构造出一种混合战略， 得到支付矩阵：
乙
s1 s2
甲 s1 m1-(1-p)n1,n1-(1-q)m1 m2-(1-p)n2,n2-(1-q)m2
s2 m3-(1-p)n3,n3-(1-q)m3 m4-(1-p)n4,n4-(1-q)m4
图15
对于i类理性可以看作p=1,q=1时的上述混合战略的一个特例；而ii类理性对应p=0,q=0的情况。
在现实中，还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也就是甲乙两个参与者中，一方是i类理性的，而另一方是ii类理性的，为方便起见，我们假设甲是i类理性人，乙为ii类理性人，那么支付矩阵具有下面一般形式：
乙
s1 s2
甲 s1 (m1,n1-m1) (m2,n2-m2)
s2 (m3,n3-m3) (m4,n4-m4)
图16
这其实是在p=1,q=0时，混合战略的一个特殊情况。
对于上述常见博弈案例，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演绎，相应也会得到一些有趣的结果。
例1．囚犯困境
乙
承认 抵赖
甲 承认 (-10,0) (5,-20)
抵赖 (-15,20) (0,0)
图17
纳什均衡策略仍是（承认，承认）；
例2．进货与不进货
乙
进货 不进货
甲 进货 (-1000,0) (1000,-1000)
不进货 (0,1000) (0,0)
图18
纳什均衡策略是（不进货，进货）。
例3．利己与利他
乙
利己 利他
甲 利己 (1,0) (4,-4)
利他 (0,4) (3,0)
图19
纳什均衡策略仍是（利己，利己）。
例4．智猪博弈
小猪
按键 等待
大猪 按键 (5,-4) (4,0)
等待 (9,-10) (0,0)
图20
纳什均衡策略是（按键，等待）。
例5．性别战
女
拳击 芭蕾
男 拳击 (2,-1) (0,0)
芭蕾 (0,0) (1,1)
图21
纳什均衡策略是（芭蕾，芭蕾）。
例6．斗鸡博弈
a
进 退
b 进 (-3,0) (2,-2)
退 (0,2) (0,0)
图22
纳什均衡策略是（退，进）
可以发现，在多数情况下，ii类理性人的结果都好于i类理性人。
现在使用如图15的混合战略，看看在例2，性别战，斗鸡博弈和智猪博弈中， 战略的选择情况：
在例2中，为方便起见，将原支付矩阵先转换成：
乙
进货 不进货
甲 进货 (-1,-1) (1,0)
不进货 (0,1) (0,0)
图23
再设甲乙为i类理性的概率为p,q:
乙
进货 不进货
甲 进货 (-p,-q) (1,q-1)
不进货 (p-1,1) (0,0)
图24
可以看到（进货，不进货）是一个可能的均衡策略，但若要使其成为唯一的纳什均衡，还应该要求q-1>-q,即q>1/2。同理，（不进货，进货）要在p>1/2才能成为唯一的纳什均衡。可以理解为，当甲更象是i类理性人是，此时乙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采取进货的战略来应对；而当乙更象i类理性人时，此时如果甲认识到这一点，应该采取进货战略。这样，就给出了一个选择的指南，避免选择不确定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可以把握好参与方的理性倾向。例4的情形与此类似。而斗鸡博弈中，相应地要求p>0.4,q>0.4即可确定出应该采取的唯一的纳什均衡策略。
再看智猪博弈，得到支付矩阵为
小猪
按键 等待
大猪 按键 (4+p,5q-4) (4p,4q)
等待 (10-p,-10+9q) (0,0)
图25
可以看出，大猪按键是占优战略，那么很容易得出（按键，等待）就是唯一的纳什均衡了。同样可以很圆满地解决选择的不确定性问题。以上通过实例，可以看出这里的两人一次静态博弈的混合战略，能够解决纳什均衡策略选择的不确定性问题，但讨论是从归纳的意义上，没有从理论上严格地证明这一点。
以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碰到的三种基本的组合。p和q还可以取0～1间的任何数，在理解上，我们认为任何人对收益的大小的判断都取决于他个人的效用函数，而效用函数本身，是与其看待或对待事物的观点以及客观条件密切相关的。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下，对每一次静态博弈，参与人更有可能采取的是一种综合的效用观点，如果在连续多次博弈中，参与人每次都有机会调整p和q的大小，有必要对这样的综合的理性行为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英）伊特维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第二卷492-516.
[2]蒋殿春.高级微观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257-304.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