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范文1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比较不同经济增长路径的特征效率，提出了现阶段中国必须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为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
关键词：经济增长 投入型 效率型 竞争力 路径转换
经济增长路径是指实现经济增长(即产出增加)的方法或途径，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对经济增长路径进行分类：如果按照经济增长对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指全要素生产率，以下同）的依赖程度的差异，经济增长路径可划分为投入型和效率型。其中，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指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特征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超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两种经济增长路径的特征比较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通过单纯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如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工作时间的延长、大量投资的吸纳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极大。投入型增长路径追求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在短期内较有成效，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总量较大，但一旦由于资源的过量消耗造成资源供给短缺，则经济增长速度会迅速下降，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表现出周期性波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全面改进技术水平，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协调、平稳、持续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方向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路径一直是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可从表1看出。
由表1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其份额高达近95%，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为广义的知识进步)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50%以上，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物质资源投入量的依赖度极高，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这种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导致资源消耗过大。以1989年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数据可以说明此问题。当年人均GNP分别为330美元、2040美元、1833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地区)、高收入国家(地区) 的人均能源与消耗(千克油当量)依次为330、1242、4867，能源消耗GMP之比则为1.00、0.61、0.27，中国能源消耗GNP之比为该类国家的倍数为1.69、2.77、6.26倍。由此看出中国工业的物质资源消耗量太大。虽然1989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耗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45倍，但产出率极低。同时，中国储蓄率、投资率均高于世界各类国家，中国的人均产值却不高。就1993年人均产值而言，中国是日本的1/65，是美国的l/50，是韩国的l/15，是马来西亚的l/6，泰国的l/4，仅高于印度；199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的l/40.8，美国的l/36.5，德国的l/45.9。
经济发展的规律证实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是必然的趋势。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时期，进入知识经济自然是迟早的事。适应知识经济出现的要求，中国应由原来的投入型增长路径转向效率型增长路径。当然也应注意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并非一刀切、非此即彼，而是指某种类型占主要地位。同时也难以避免辅助类型的作用，不可片面看待。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过程是动态的、渐进的、持续的，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等决定，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任其由无到有慢慢自然转换。因此我们应该从思想上充分认识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分析其加速转换的可能性，并努力从物质上为转换经济增长路径创造必要的条件，以早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
加快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的低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一种特别依赖于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种经济增长路径存在众多弊端，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的投入数量。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源，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所需投入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就越多。一旦资源供应不足，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无法实现。高通货膨胀。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增加大量的投入，对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必然大幅增加，导致其价格上涨，从而引起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需求旺盛，企业片面追求产量扩张，而不注重提高要素生产率，这造成产品成本的上升，从而诱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由于受资源供给的约束，经济增长无法摆脱资源供应与需求矛盾可能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时高时低的变动。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的竞争力低下。我国的现状正说明了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纯粹依赖增加投资、铺新摊子、搞重复建设发展经济，我国仍处于资源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的落后状态。
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的高竞争力
依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发展经济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经验。在认识到知识对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后，直接通过加大知识的投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增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更成了各发达国家推进经济加速增长的最主要做法。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很多优势，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小。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即便在资源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一定要求以资源的大量投入为条件，而可以通过依赖知识投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解决。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会带来对资源投入的过度需求膨胀，也不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由于知识的产生是无穷的，它的生产成本因产量的扩大而上升的部分微乎其微，所以增加知识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不会导致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也不会诱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又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多少。长期来看，知识的供给是不存在短缺的，知识用于生产也不会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抵消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趋势，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并不困难。这些优势使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极大的竞争力。美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已证实了这一点。近年来，美国经济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表现出“三高四低”，即“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出口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低利率”。这说明，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能实现高质量、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向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是极其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余天心等.经济增长要素：中外国际比较.经济日报，1996(1)
2.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主编.生产力规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范文2
人可能在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能动地认识世界，预判客观事物的发展逻辑，合法地作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便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表达，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选择。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本身就具有客观规律，它“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而认识这种经济形态发展所遵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规律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认知程式。首先，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统一的观点，二者的有机统一也是判断事物发展合法性的依据。主体性原则是主体的内在性把握物的尺度原则，突出人的实践性。经济活动作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在于主体能根据内在性法则选择自我塑造的行为活动价值，满足主体的发展需求;客观性原则是事物的流线发展，表达外部世界掩抑下物发展的本质力量。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统一就是寻求主体的目的选择与物本质力量的规律表达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观点，客观性原则要求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伪，丰富和发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符合这一经验识辨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在实践中反复认识、检验的过程，既定原则不是最终选择，不成熟的理论在实践中被扬弃，实践指导范式的绝对理念缘起物本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源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性，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因此，主体对经济路径的科学选择不能违背这种客观规律，这是人类主体发展合规律性的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又必须是中国人民从自身目的、需要作出合理的选择，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过程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这种认识的选择必须是类主体合目的性发展要求的一种萃取。由于受实践主体的实践技术和环境的束缚，类主体合目的性选择就是在描述性价值中寻找规划性的价值。规划性的价值是描述性的价值域中一个可选值，它论述了类主体本质力量恰当性，主体能否选择价值多元性的层次性高的元素在于主体的本质力量是否足够有这种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人自身本质力量发展程度与价值值域变量取值的一种函数关系体现。就此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规律性的和合目的性客观、协调的统一，中国人选择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法的、合理的。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观点。任何科学的选择都必须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指涉整个客观世界，任何知识都是无限经验的一个片断的静态的有限认识，这种认识是具体的、有限的、现实的，是“实践主体内在互传递”的类本质力量阶段性最高的认知体现［2］，这种认识力量所认知存在的原则若具有事物的一般性，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便是绝对真理阶段性诠释，这也是主体认识的本质力量客观的、绝对的、历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这种主体实践意识的科学表述，它既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又包含着符合中国经济现实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先哲只是为我们提供发现问题、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绝不可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经济路径选择在于要区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之间的差别，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经验存在的既定判断，是先定条件的一种偏好结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错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就是忽略物质运动的根本属性，主体反思判断的认识能力缺位。反思判断关键就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合法性判定标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核心要义中把握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进行事物客观发展的本质性的规律思维运算。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合法性的确证，在于有力利用主体反思判断的思维程式，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历史逻辑的支撑:思维经济“特殊对象”
至上性思维是指人类通过理性的精神直接思考历史的“特殊对象”，从变化中寻找不变的逻辑结构的内核，理解个别事物间发展的一般性。一般性提供着事物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知识。中国每作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特色的选择可以说就是一次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特殊史实的完整回溯，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总结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历史逻辑的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选择既吸取了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是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下，大胆开拓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代的体现，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具有合理、合法性。这一合法性表现在它是思考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等特殊经验的结果，不是凭空想象，有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考据的对象。邓小平曾经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长期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经验的结论，这是一段思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过程。“特殊对象”是指历史界域内具体的历史片段，它蕴涵着历史普遍性，存在着事物发展的一般性，可以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具有事物发展“普遍逻辑”的性格，而人脑的内在理性程式有把握这一性格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特殊对象”的思维理性程式的运算结果。“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得益于思考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面临“权力过于集中”这一“特殊对象”，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批评过“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他认为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是省市，不给工厂权力、机动的余地和利益，不妥当。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为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指出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和市场结构这三方面下，保留一部分的产品自由生产、一部分个体经营和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可以弥补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足的特殊历史经验，这些“特殊对象”为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还有，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有人提出消灭商品和货币，提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的观点［5］，这一“特殊对象”贮蕴着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后来变成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性选择。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也吸收了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无数特殊成功经验。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国情的实际需要，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性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强大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事实考据的对象。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失败教训掉以轻心，这些“特殊对象”被规限于非经济发展“一般逻辑”的实践合法限度之内。生产力尚未成熟，苏联就搞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排除体制之外，政府对企业下达的是僵化产品数量计划指标，生产资料由主管部门按计划分配，产品由国家物资和商业部门收购，创造的利润尽数上交国库，生产费用由财政拨发等，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原有的活力丧失，这样的经济路径不具备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极力避免遵循这类“特殊对象”蕴涵下反一般性法度。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凝结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类科学发展策略的思想光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引导商品，以价格调整生产，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的举措便是得惠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特殊实践。美国保守主义者弗里德曼曾中肯论证:“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路径，斯密原初教义是正确的，政府的干预无论在何处都会把事情弄糟。”［6］在思考这些“特殊对象”逻辑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合法限度内，建立了适度的自由市场，激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从有限的现实经验抽象出具有反思性的合法经济选择，这种思维体现了人类自由思维的必然性，是生产关系实践的历史必然状态。从认识论上说，自由和必然是相联系的，自由是对必然状态的追求，恩格斯也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不是凭空想象，是对“特殊对象”的自由思维，是事物必然性“一般逻辑”的科学思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它们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规范性经济秩序，是历史与实践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发展逻辑的合法性。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范文3
关键词：贸易结构；波动性特征；路径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冲击。一是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中国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对外贸易不断扩张的同时，中国已成为每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数目最多的国家。二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量排名仅落后美国与德国，排名第三，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竞争力仅局限在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上，而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上却无法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贸易利益的获得已经不能仅仅取决于生产能力和生产量的大小，更要注重品牌及创新技术的提高。三是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低碳经济必定是大势所趋。这间接的表明了我国不能再依靠能源、资源、劳动力数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必须开拓新的增长模式，贸易模式必须探索新的路径。此外，联合国贸发组织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较低。
由华尔街开始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不禁要问我国现有的贸易模式是否仍然适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贸易演进路径应该怎样调整？本文首先对中国1985年~2008年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与转换速度进行分析，然后希望从深层次上获得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转换路径。
二、中国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1985-2008
传统文献中对贸易结构阶段性特征的分析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从比较优势出发分析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另一种是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阶段的考量。他们的分析都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结构的趋势性特征，但是却回避了贸易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拐点”和波动性特征，并且对贸易结构转换速度问题也重视不够。本文着重从贸易结构的波动性和贸易模式转换速度角度进行分析。
按照SITC分类标准，将所有出口商品按照要素密集度标准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计算出每种类型产品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本部分的分析数据基于1位数的SITC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通常将SITC0-4类定义为初级产品，也被称为是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5-8定义为工业制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类制成品一般被粗略的认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本文的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1985年~1992年来自Sitc.rev2；1993-2008数据来自Sitc.rev3，对两类数据按照分类标准进行了适当转换。从图1中，可以明显的发现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而且各阶段的波动性特征也非常明显。本文按照波动性特征，将贸易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贸易结构呈现出“双升一降”的变化特征，波动最为剧烈，并且贸易结构切换速度最快。1987年和1992年出现两次“剪刀差”形状。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全部产品的份额各自上升将近一倍，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则迅速下降，由1985年的62%下降到1992年的18%，不及原来的1/3。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都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进行了超越，并且两者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明显呈现粗放式增长特征，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是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的经济动力只能依靠资源的开采与投入来推动。但是，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体现。中国是劳动力禀赋充裕的国家，而资源相对匮乏，根据静态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当出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产品。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比较优势得以集中体现。
第二阶段（1993年~2002年）：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双降一升”，贸易结构转换波动性减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份额虽然仍然很高，但是出现拐点，进入下降通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仍然下降，但是在1998年~2002年间下降特征不再明显。而最为明显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带动了经济的提升。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东南沿海城市不断开放，加工贸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随着我国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动态要素禀赋理论的体现，劳动力产品的比重的大力发展，使得我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资本劳动比显著提高；再加上FDI在这个阶段的大力引进，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出现了拐点，在1994年达到了61%的峰值水平，然后不断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仍然不断攀升，并且在这一阶段，这种比较优势之间的切换速度很快。
第三阶段（2003年~2008年）：“这一阶段波动性最弱，趋势平稳”特征得到明显体现。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劳动力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是强势超越的话，那么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份额的超越则显得动力不足。三种类型的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保持趋势平稳特征，三者的离差都在10%以内。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达到了最低，将近6%；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平均保持在42%与52%。在这一阶段趋势平稳的特征，还表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向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转换逐渐减弱，这是动态比较优势走向低速发展的特征体现。其中的原因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贸易模式提升，不能只从数字角度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增加，更应该关注贸易效率和质量问题。
通过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的贸易结构不断升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先升后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不断升高。但是，从波动性特征来看，这种贸易结构转换的动力在逐渐减弱，三种份额已经进入趋势平稳阶段。依靠提升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降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的空间已经不足，原来的升级路径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必须寻求新的升级路径。
三、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路径转换
贸易结构升级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在发展。第一条路径是贸易结构由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转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并且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径上，我们的贸易结构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这条路径演进过程中，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处于比较低端的环节。并且，这种发展路径继续延续会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中国出口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低成本、低市场进入壁垒的特点，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国将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尤其是进来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和仲裁措施急剧增加，使我国的出口形势面临恶化。因此，必须寻求贸易路径的转换。
第二条路径是在各类密集型产品出口质量、技术、品牌上的全面提升。我国贸易结构朝着这条路径转换才能真正实现二次升级，其原因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在国际贸易理论界，异质性厂商、异质性产品贸易理论备受关注，贸易学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代表性企业、同质性产品转移到异质性厂商、生产技术差异、生产效率与产品品牌的提升方面。在实践上，由于低价格、低质量、低技术的产品更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诉讼。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产品出口曾经面临严重的贸易壁垒，中国现在也面临者类似的问题。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外包的盛行，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展开新一轮的布局，在加上我国近年来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我国的贸易发展可以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在第二条升级路径中寻求突破。
路径的转换可以通过两条关键渠道来实现。第一，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根据动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禀赋的增加是贸易结构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参与更高阶段的国际分工，参与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要素的资本技术含量。现实情况是中国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最低端，经常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此，在全球产业链的横向一体化延伸中，我国企业应该增强品牌保护意识，加大产品的异质性来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提高自身在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第二，要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目前，我国要素结构搭配存在严重扭曲。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资本拥挤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资本投入已达到了一定高度，适当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下转第113页）劳动者素质，以增加高质量劳动力要素投入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能源、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可以实现要素产出率最大化。
但是，资本、技术要素禀赋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合理搭配？从而提升中国的贸易结构层次。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产业的有效集聚、国际和国内分工等途径进行分析，以获取适合我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路径。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促进跨国公司FDI的使用效率和FDI的技术水平。我们知道FDI一般会携带相对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吸引更多高质量的FDI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层次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产业合理布局之后，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都会促使国内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当同类行业的公司聚集到一起生产的时候，这种无形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会使得技术溢出增加，同时也促使其它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此外，产业集聚还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其中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集聚效应可以通过配套设施的提供导致成本的降低，而且产业集聚加速了资源的流动，尤其是使得携带知识与技术的资源快速流动，再加上干中学效应，从而会导致人力资本以及产品质量的大幅提升。
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途径是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合理配置国内的分工体系。中国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分工与专业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整体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还向当低，并且我国国内分工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才能使得我国的要素资源合理搭配，要素使用效率提升，从而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根据国际分工理论，跨国公司会根据所有权、区位等优势把生产网络安排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外包生产。中国在全球分工结构中，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移动是中国贸易结构二次升级的突出体现。此外，国内分工应充分发挥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优势，注意分工的层次性。一国国内分工越发达，那么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更容易接轨。
我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提升不能只局限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提高，而更有赖于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与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通过产业的集聚，构建合理的分工体系，同时，加大高素质人力资本投入，使要素流动更加合理，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所有这些因素是增强我国出口比较优势，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基础。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范文4
[关键词]经济发展，路径依赖，锁定，制度要素贡献率，制度调整
相关的综述
路径依赖 ，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诺思，1994）这种激励结构会影响或改变人们的偏好和理性，进而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和行为，并最终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果和绩效。随着人口数量、要素相对价格、技术及偏好的变化，制度安排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化，即发生制度变迁。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制度变迁的一个示例。很多制度变迁是渐进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如我国20 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时候也可能发生剧烈的、非连续性的制度变革， 如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本文所说的制度调整即指这种渐进和连续的演变。
路径依赖框架最先被运用到技术变迁路径分析之中。其核心思想是，某一技术一旦因偶然性事件的影响而被采用或在竞争中稍占优势，便会最终占据市场，将其他甚至更优的技术驱出市场。经济增长 是一国潜在生产能力在技术进步、观念更新和制度演化基础上的持续增加，是一种长期经济现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徐雷，2003）。
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初是把技术变迁的分析运用到制度变迁分析之中。诺斯和大卫在此基础上，为了解决“是什么决定了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能生存相当长的时期"两大理论，将路径依赖的概念引入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并建立起了分析制度变迁路径及其绩效的一般理论框架。诺斯认为，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在技术变迁中实质上是分析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也能运用到制度变迁之中。诺斯认为，“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不完全市场的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 ，“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被不完全信息反馈及规定路线的意识形态所修正" ，从而使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非绩效性制度变迁路径。所以，一方面是偶然性因素和上述两种力量决定了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存在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闭锁状态而长期存在。
杰兹·豪斯勒(Jerry Hausner) 、鲍伯·杰沙普(Bob Jessop)等人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重新解释了苏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建立是外部偶然性因素(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产物，而后计划经济这种非绩效的经济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而未被富有绩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其原因就在于制度递增收益和交易费用等因素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而递增收益的来源主要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协同效应、正规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和适应性效应等。另外，他们还运用退出闭锁状态的分析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改革方案提出种种建议。他们认为，由于原有路径的递增收益主要来自社会意识与正规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相互依赖的效应，因此改革应当加强信息传播，改变非正规约束和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政治变革和经济的“休克疗法"消减原有制度的递增收益机制，并建立新制度相互作用的网络效应，以形成新制度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 ，同时通过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利用私有化以减少路径转换的沉没成本，使之具有可转换性。哈利斯和诺斯则集中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转型的问题，认为要形成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良性自我强化机制，仅仅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以及各种非正规制度的建设，以形成制度耦合的自我强化机制，并通过减少交易费用、确定信息的流通，使这种自我强化机制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采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来分析制度变迁有其局限性，如对退出闭锁的处理就是不充分的。在技术变迁中，要退出闭锁状态， 就意味着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退出闭锁状态就意味着彻底地打破旧体系而快速地形成新体系，但是“政府干预" 和“革命" 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不予考虑的命题。另外，他们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因素，而只考虑了如何打破旧制度，形成新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
诺斯(1994 ， 1997)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建立在经济人对“成本—收益进行比较计算”的基础上的。制度创新的动力源于个体在现存制度下对最大潜在利润的期望。潜在的外部利润主要体现在外部性的内在化、风险的分担和不完善市场的发展。潜在的外部利润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但是潜在的外部利润还必须与变迁成本进行比较，当潜在利润超过了预期成本时，才能产生新的制度安排。具体地说，制度变迁是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构成的，也就是对这些规则所作的边际调整。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在竞争过程中个体和人的不断学习和知识积累推动了组织的发展，而组织的发展又会推动制度的变迁。
国内经济学界对于路径依赖的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在制度变迁方面主要是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经济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如渐进地进行市场化改革，以逐步替代计划经济体制，把握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在速度与稳定之间进行了权衡(林毅夫等，1993) 。也有学者认为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局部的突破性变革，避免了单纯改进、修补旧体制部分可能陷入久拖不决、长期僵持的泥沼 (陈孝兵，2001) 。在微观层面，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外部环境的影响、资本所有制形式的作用等方面都有一些细致的工作，如国有企业因公有化程度高，委托层次多，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之间的距离远，监督效率理所当然就低，于是便产生了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等现象(张维迎，1995) 。林毅夫(1997) 则强调从外部环境入手，解除企业面临的各种负担，进入竞争性的市场，在这个前提下再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简新华(1998) 的观点则是二者并重，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激励监督作用。刘汉民(2002) 认为资本所有制是企业有效治理的前提。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是与不同国家或企业所处的环境分不开的。在既定的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下，只要企业所有权安排得当，任何与其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相适应的资本所有制形式都是可以有效的。的提出
学和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已经相当深入了，但在从量化角度量度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生物学中引申过来的“路径依赖”对于一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从定性角度解释了很多国家的发展现象，宏观经济如何从路径依赖造成的制度锁定中解放出来，不断向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更高的状态演进，在界出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争论。制度调整也是制度变迁的一种说法，这里更强调制度方面的微调，而不是剧烈的变动。
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占多大比重是个仍然答案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否存在制度路径依赖，制度因素带来的边际收益是否呈现出递减效应，如何跳出这个路径依赖的轨道，使经济发展出新的增长点和活力，迈入更良性的轨道的机制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如何看待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路径依赖
我国建国后一直遵循的是主义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里，进行着经济基础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探索。在1949~1955年，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6~1959年尝试进行社会主义大跃进式发展，结果直接导致了对国民经济持续了近3年的毁灭性打击；之后是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十年运动，意识形态中的矛盾突出地影响到了经济建设，可以认为，1978年以前的经济发展进程始终深陷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斗争，曾经带来中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给新中国的建设者指出有效进行经济建设的正确路径，反而是僵化的教条主导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个阶段的符合诺思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制度的初始点偏差，进一步导致发展路径沿着不正确的轨道发展下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强化这一过程，尽管在左的思潮中也出现了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试图摆脱这种路径的努力，但结果是不成功的，中国经济深深地锁定在低绩效的非理性状态中而不能自拔。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的基础上开始的，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以是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了生产力为标准，这是“对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指导思想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彻底否定，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在全民对政治运动已经深恶痛绝的年代，给了大众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良好期待，得到了来自基层群众的热烈响应。从联产承包制开始，启动了经济改革的进程，通过城市经济改革，以及不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价格双轨制等措施不断强化对改革收益的认知和期待，逐步使增量性的经济改革路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轨道，形成了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路径依赖。
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个年头，增量改革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能够改和容易改的方面基本都改完了，对于存量的改革势必牵动众多既得利益者，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与改革者的矛盾冲突，而且，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在改革前期回避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做法，既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局面，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但也不可回避地带来了路径依赖的影响，似乎增量改革才是必须的，存量部分是不能轻易触动的。政治体制问题是不可以触动的，否则社会就会发生动乱。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都已成为不能跳出现有路径锁定的理由。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次大的成就，连续的高水平经济增长，都和及时颁布实施的经济新政策有关，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次都是不断修正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不断向市场经济逐步逼近，不断地微调，不断地使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的过程。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 。
实证研究结果
发展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模式的认识，从哈罗德、多马的简单模型，发展到内生性的增长模型，对于生产、技术创新、劳动和资本的研究相对较充分，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尝试对其影响的程度进行度量，如舒元等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K模型的，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舒元、徐现祥，2000）。张军也做过一些测算，得出生产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张军，2002），而美国的经济中，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达到80%以上（Solow， 1965）。有些研究者也尝试了对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测量，如对1991~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测算，认为在1992~1994年制度创新贡献率曾高达40%左右，而在稍后几年却很微小（姜照华，2003）。也有人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董祥海，李升，2004)。有些研究成果从表面上是检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采用了“直接技术贡献”和“间接技术贡献”的细分法，而在后一种里实际包括了制度创新的因素，并测算出这部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在一段时期内远大于直接技术贡献率（谭德庆，2000）。 有学者从所有制变革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角度出发，选取中国1990年和2001年各地区的截面数据做拟合检验，得出制度方面10%的差距会引起8.37%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提高物质资本产出弹性3.7%（王金营，2004）。
对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 ，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成果（傅晓霞，吴利学，2002）。采用了一个包括资本和劳动投入，技术和制度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F（T，K，L）=AKαLβIγ， 其中Y代表产出；A代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其他未显示的进入生产函数的增长因素，对此我们沿用索洛余值法来处理；K和L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I代表制度变迁变量，从非国有化率(FGYH)、市场化程度(SCH)、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CZSR)和对外开放程度(DWKF)等四个方面测量了制度变迁的影响。出1978~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贡献率为35.2778%，这充分显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表1 引自傅吴文
制度变迁测度（%）项的逐年差分就是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就是改革的边际收益，表现为随有波动但整体有递减趋势，见图1。
图1. 1982-1999年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变化趋势
使用时间序列模型对制度变迁贡献进行回归，得到
这是一个自回归移动平均过程ARMA(2，2)， 对应的模型表达式可以写作:
ln(contrib)=4.45+0.93[ln(contrib)-4.45]-0.91ut-2+ut
(35.04) (47.78)
(-9.39)
Q=10.93
通过t值、DW值和Q值，说明上式是一个满意的模型。
用上式进行预测，得到
预测年度 制度变迁贡献率
2000 67.73
2001 68.83
2002 69.87
2003 70.85
2004 71.78
从下图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的趋势来看，今年（2000-2004）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制度变迁中得到的边际收益明显在减少。
图2. 1982-2004年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变化趋势（2000-2004年采用的是预测值）
对制度因素与技术、资本和劳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互动的思考
制度因素与技术、资本和劳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如何互动，对于解决将制度如何由外生纳入内生，是重要的课题。也是探讨制度调整如何摆脱路径依赖所需要搞清楚的理论问题。本文无法严格地论证其互动机制，只试图在经验的基础上做一些假设性表述。
作者假设，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度、技术、资本和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一样的 。但在相对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可以假设制度是不变的，从而在特定制度环境下，技术、资本和劳动形成一个组合，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在这阶段的后期，资本和劳动带来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技术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 ，经济从整体上必然表现出增长乏力，趋势放缓。此时，沿原来的路径发展，已经没有多少潜力了，不仅如此，现有的发展模式还可能对经济摆脱固有轨道带来很大阻力。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 另外，在这一时间段，制度本身也在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主要特征是制度越来越与技术、资本、劳动紧密融合，制度本身也在进行一些微调，以更适应技术、资本和劳动，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也形成了惯性，甚至有可能形成了不易调整的制度依赖。
对于这种情况，解决进一步的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克服已形成的技术和制度路径依赖，需要进行制度调整，此时，制度调整的关键是摆脱技术路径依赖，调整对象不应仅限定在技术方面，也可以是调整资本和劳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对传统纺织业压锭的政策，就是一个实例。而当技术本身具有创新的趋势的情况下，从制度层面只需稍做引导即可推动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这也是制度调整。
在中国经济现状里，资本显然占有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主要体现为投资驱动的特征（安立仁，2004），但是巨大的民间储蓄还没有有效的渠道转化为投资，在中国现有的国家体制下，对于投资的导向和政策制度的需求是巨大的。另外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前期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模仿，继续发展需要借助自主创新。 从劳动角度看，低劳动力素质比例大，人力资本开发的空间还很大。设计适宜的的制度调整方案来满足上述需求，将成为经济持续健康高速增长的长期保障。进一步的可能途径
如何将制度纳入增长模型，虽然经济学已形成成熟的看法，认为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是内生的，但制度的内生机制如何，是个非常复杂的。如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可考虑沿用类似索洛技术对增长影响时采用的方式，将技术、资本、劳动分别计量，而这三者之外的“剩余”主要包括的是制度的影响 ，为方便记忆，可以称作制度因素贡献率。在测算的处理上，关键是对技术变量的选择会显著地影响测算的结果。增长函数Y=AF（T，K，L）=AKαLβTγ ，，其中T为技术，K为资本，L为劳动，A为制度因素贡献率。这样的模型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技术、资本和劳动之外，增长依赖于制度因素，但制度在这里暂时还是作为外生因素考虑的。
对于现有的实证测算结果，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
首先测算的模型的选择很重要，一般国内学者仍采用索洛或罗默的增长函数，美国是个市场经济发达的经济体，在经济和体制上早已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而且就是这样的体制本身孕育和成就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和正规制度的约束较少。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以释放生产力的余地基本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在其经济增长里，资本（甚至延伸到人力资本）、技术、劳动等因素起到绝大部分作用。对于边际收益递增可主要侧重从技术和人力资本效应等方面考虑。在的经济发展成分里，技术不是主要的促进因素，而且属于自有知识产权的独创性的技术很少，中国在前期技术路径基本是以跟从性的模仿为主；从资本角度讲，虽然国民储蓄存量巨大，但因为政策性限制，还未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劳动力充足，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者占大部分，近年来国家加强了体系建设，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需要一段时间方能显现出来，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因此，技术、资本和劳动本应该表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但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是改革前期和中期具有递增的高速度，后来增长速度虽有所降低，但还是平稳地维持在9%左右。据有关方面的预测，高速增长的趋势还会维持若干年。中国经济这种持续性高增长是无法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侧重考虑的技术、资本和劳动等因素解释的。
其次，制度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考量因素（技术、资本、劳动，乃至人力资本等）是内生的，制度并不一定单纯依靠制度本身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影响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对技术、资本和劳动等因素的改变，并借助它们来作用于经济增长过程。在国内体会的最深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每当一些性事件出现时，带来的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可观的发展成就。 中国的经济体现出明显的随政策而波动的特征，而这属于制度层面。在中国现阶段研究技术、资本、劳动等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计量测算，很难抛开制度因素，而单纯地认为是技术、资本或劳动的单独作用。
最后，中国作为复杂经济体，从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制度差距也很明显，如果仅从全国平均意思上度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数据拉平的情况，因此，对不同地区进行测量，可能会更客观地反映出在不同制度变迁水平下的经济发展差异。
另外，制度是个复杂的因素，现有的实证分析方法只能从某些方面考察制度的特定作用范围，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组合，实证的目的并非要得到准确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量，而是通过将制度以及制度变迁引入经济分析过程，以了解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什么因素在对经济发展起到主要作用，并引导政策制度向有力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因此，在更微观的层面，如产业领域，做这样的研究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政策含义与建议
我国建国后，主义建设起步于战后的一穷二白，曾采取了赶超性发展战略，形成了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从战术角度选择了先从增量开始的策略，成功地回避了现实矛盾，降低了起步的阻力和难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效。但是，增量改革也形成了路径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有改革路径的边际收益不断减少，改革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存量部分，甚至是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必然会影响到既得利益群体，改革有可能触及深层社会结构。
作者认为，进一步改革仍然要紧密联系国情，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多属于制度创新层次，跃迁的跨度大，影响面宽而深远，应审慎推进。在推进时机上要把握好，目前应以小幅度改革为主，也就是制度调整，主要针对经济生活的具体层面进行，如投融资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和有助于保证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法规体系，这些方面的改进，将大大促进技术、资本和劳动等因素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制度的保障下，有其自我理性选择的一面，也有制度引导和政府指导的一面，把握得好，是可以极致地挖掘在现有政治体制下经济发展的潜力的，而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促进，也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好物质基础，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有其自主生长的基因，从国外的经验看，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政治更加清明，社会更加民主，从而最终得以实现中国整体的社会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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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范文5
摘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用电需求的迅速凸现，电路铺设所经地区往往房屋众多，用传统的全站仪丈量，很难迅速在现场选出一条最佳路径。另外，在崇山峻岭中，树林茂密，通视条件很差，路径选择成为电力建设的关键环节。本文介绍了电力线路建设中的一般路径选择原则,并基于沈阳城市建设中电力线路铺设的实际，探讨了图上选线、现场选线实践，提出了线路建设中的设计思路。
关键词:电力勘测 电力线路设计 电力实践
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资源，社会经济的发展，电力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近几年，随着城乡建设的大规模发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日显重要，输电线路的科学选径成为基础电力建设的基础。在送电线路设计工作中，笔者深刻体验到线路的路径选择在线路设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结合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想法，将线路设计的路径选择的体会向大家介绍。
1 新的图上选线方法的应用
图上选线是路径选择的先期准备工作，包括取得各种所需资料并在地形图上设计线路方案。过去一般需要现场测得地形图，如今各测绘单位就有各种比例的航测图。图上选线在五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进行。地形图最好要较新版本的，比例要切合实际，观看此比例的图纸既可把握全局又可兼顾局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室内选线还可结合各类卫星图片软件同步进行参考，在实际工作中较为常用的为Google地球。该类软件对大部分城市均有较清晰图片，在先期选线过程中可尽量避开现有地表设施，将线路路径合理化、准确化。选定后的路径在该软件中均可查出任一点经纬度坐标，对下一步的现场选线具有指导性作用。
2 现场选线
现场选线是把室内选定的路径在现场落实、移到现场，为定线、定位工作确定线路的最终走向，设立必要的线路走向的临时目标(转角桩、为线路前后通视用的方向桩等)，定出线路中心线的走向。在现场选线过程中，还应顾及到塔位特别是一些特殊塔位(如转角、跨越点、大跨越等)是否能够成立。对于超高压送电线路，还应考虑沿线每6~8km有一设置牵引机或张力机的场地及设备运达场地的条件。
现场选线的工具早期多为经纬仪及全站仪。现GPS测量（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也较为普遍，采用卫星定位测量既快捷、精准度又较高，且可大量减少在选线过程中的林木砍伐量，将环境影响降到最小。结合上文中提到的线路路径在Google地球中查出的经纬度坐标，可在现场较为快速准确地将路径选定。若要将其绘于地形图上，只需将经纬度坐标换算为地形图对应坐标系数据即可。
3 路径选择的原则
选择线路路径时应遵守我国有关法律和法令。线路路径的选择应结合交通条件及地质地形情况考虑。沿线交通便利，便于施工、运行，但不要因此使线路长度增加较多。若条件允许，最好将路径选在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现在的施工及运输一般都由较大型的机械来承担，若交通不便，势必影响施工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使路径长度最短、转角少、角度小、特殊路越少、水文地质条件好、投资少、省材料、施工方便、运行方便、安全可靠。
地质方面一般应观察记录沿线地质地貌现象，对土、石、水等做必要的物理与化学分析，如土壤种类、湿度、水质对混凝土的侵蚀程度等。除按上述常规经验选择外，还应特别注意避开采空区，以免地面塌陷而危及线路安全。如一些采掘业发展史较长的省份，采空区相当多，再加上部分小矿私挖滥采，造成了许多地区地面塌陷而危及建构筑物的安全。
另外，线路应尽可能避开森林、绿化区、果木林、防护林带、公园等，必须穿越时也应选择最窄处通过，尽量减少砍伐树木。路径选择应尽量避免拆迁，减少拆迁房屋和其它建筑物。线路应避开不良地质地段，以减少基础施工量。应尽量少占农田，不占良田。应避免和同一河流或工程设施多次交叉。
4 与城市规划部门的沟通
对未来路径选择的设想，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城市和乡镇企业更是发展迅速，大中型城市用电负荷剧增，致使220kV送电线路向大城区供电已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500kv送电线路伸入市区已成为必然趋势。这就要求规划设计部门、工程建设部门尽早做好电力负荷增长的长期规划与预测，并依靠当地政府提前做好必要的送电线路路径的规划选择，特别是在拥挤地区和线路路径卡脖子的地段，在做好城市建设发展规划的同时，应预留好送电线路路径走廊。
架空送电线路路径的选择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不可一概而论。一条线路很难通过一次勘测就可以完全通过，往往要经过反复修改线路走向。选择路径过程除文中提到的这些情况外，还有很多不可预见因素。但不论过程如何，路径选择的最终结果都是为了将路径合理化、 经济化、安全化。以上是本人在线路设计中总结的一些体会，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指导，以求改正和完善。
5 结束语
我国城市化及工业现代化在飞速发展，城市的生活用电及工业用电负荷日益增大，保证供电的可靠性及提高供电的质量，电力线路的勘测设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电力线路建设的实际过程中，要密切协调城建关系，回避由于线路铺设与城市规划建设的冲突，科学建设线路走廊，为迅速发展的社会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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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范文6
尽管理论界对于绩效的界定一直在争论中，但是对于绩效的特征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绩效是与工作目标相关的行为、结果和过程的多维体。早在1935年K.Lewin对场地论、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发现，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动力场”中发生的，动力场包括人和环境两个部分，这就是著名的行为公式，即b=f（pe），行为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由此得出，环境是影响绩效的重要因素。
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研究一直是绩效理论与环境经济学共同研究的焦点。以往研究认为，影响个体工作绩效的因素主要有员工个体特质和心理定向两个方面，而对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较少。1990年Campbell[1]等人提出绩效影响因素理论，绩效受到决定因素和前件因素影响。决定因素代表产生绩效行为所必需的人的因素和组织因素，它是绩效的直接原因。而前件因素是导致每一种能力之不同的因素，它是通过对决定因素产生作用而间接影响绩效。受Campbell [2]理论启发，一些学者探索把对绩效结构与对绩效影响因素结合研究，提出绩效影响因素构想，并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3]。因为绩效的实现不能脱离所处环境，不同的环境导致差别的绩效。不论是组织的内环境（组织机制、组织结构、文化氛围等）还是组织的外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市场竞争状况等），都会通过影响员工的行为、过程和结果[4]，进而影响员工和组织的最终绩效。
近年来，学界将生态系统理论和观念运用于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概念，它强调金融体系的重构不仅着眼于金融系统内部在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的改革和完善，还要加强外部环境的健全和建设。目前，学界尚未对金融环境作全面、详细的界分与实证。本文认为，金融环境随着金融主体与客体的变化而变化，微贷客户经理的行为活动与工作绩效是受组织、环境影响的，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的因素具多样性。如果将微观金融作为金融内环境，那么金融外环境就是宏观金融，它包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制度。小微企业贷款所处的金融环境必须紧扣小微贷款特点和机理，突出现实来展开分析。近年来小微贷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为小微企业提供商业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渠道，国家宏观的经济金融对其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愈加明显。商业银行同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经济政策取向、政府对小微企业的重视程度、区域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影响因素构成了商业银行的外部金融环境。外部金融环境在影响商业银行整体发展状况的同时，也对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带来影响。[5]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拓展了金融环境的传统理论，探讨了小微企业贷款涉及的金融外环境。其次，本文探讨了金融外环境因素影响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产生作用传导途径。本文在研究小微贷款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和金融外环境之间多种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中的中间机制及其中介效应。最后，本文为决策层培育小微企业发展、改良金融外环境提供了建议。图 1 描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微型金融离不开金融体系和经营外环境的支持，金融外环境包括微贷外部影响因素和外部支持因素。
1. 对单路径效应分析的假设
金融外环境中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经济发展与信用环境两因素可能通过小微企业活力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这种影响效应是单路径发挥作用的。
（1）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是反应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是否健康的标志。宏观经济对金融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重要的影响，因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主要的三架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者对经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可以使经济和谐发展，对小微企业能够起到利好作用。
假设1：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的正向作用是完全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2）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本文中的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是指区域经济中的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原因，造成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较大差距，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已成为客观现实。在一定的地域文化、社会心理和民众价值观念中，由于经济条件的综合性和多元性的影响，小微企业也深深带有了特定的区域性特质，这些特质造就了小微企业不同的发展状况和诚信理念。
假设2：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的正向作用是完全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2. 双路径、部分中介变量分析的假设
金融外环境中的经济政策取向和政府认同度能够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模型，同时这些影响因素也对小微企业正常经营产生有利或不利作用，这些利好或者负面因素会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
（1）经济政策取向。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取向就是国家针对经济增长的态势，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因素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当然，经济政策取向采取的最重要的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都是经济政策，都属于宏观调空的重要方式。政策的制定者不同、内容不同，效果的即时性和持久性也不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的，它们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
假设3：经济政策取向直接正向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是显著的；
假设4：经济政策取向对微贷客户经理的间接正向作用是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2）政府认同度。政府认同度是政府和监管当局对小微企业的重视程度。大量小微企业是有活力的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发展具有公共性、社会性，它们不仅对经济总量、就业有贡献，而且由于其机制灵活，在技术创新方面也有贡献。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就会逐渐成长为具有规模的中型或大型企业，将来对国家的税收和就业就会具有更大贡献。正是由于小微企业发展的正外部性，政府和监管当局高度才重视和关注，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国家的政策支持表现在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优化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建立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以及法规创新方面，这些政策同样直接或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
假设5：政府认同度直接正向显著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
假设6：政府认同度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间接正向作用是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3. 中介变量分析
发挥小微企业的活力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也是微贷实现商业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小微企业的经营活动离不开金融外环境，而其经营状况又会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产生利好或负面影响。所以，小微企业的活力也就决定了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小微企业的活力决定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是其内生动力。
（1）市场竞争。小微企业市场竞争力体现在集群发展、市场潜力和应对市场能力三个方面。产品和服务转向产业集群，小微企业通过集群化的发展，实现小企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小微企业天生具有挖掘市场的潜力，从事的行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科技含量，属于节能环保、战略型新兴产业和民生工程。小微企业能够积极开拓新市场，并且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具有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
（2）自主创新。小微企业的自主创新表现为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小微企业围绕战略改进内部管理，增强品牌意识，培育和壮大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通过自主创新，小微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大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力度，就会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
（3）发展战略。科学的发展战略包括市场定位、竞争战略和组织制度。小微企业应该适应新形势，以市场为中心，以客户为导向，走 “小而专”、“小而特” 的特色化道路，开发有自己特点的特色产品，在细分的市场找准位置。小微企业应发挥自身优势，制定差异化发展目标和战略愿景。小微企业选择的组织制度应因时因地而异，因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发展过程和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有适合于自己情况的企业制度，适合的组织制度够降低总成本，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
（4）现金流。良好的现金流包括正常的销售现金流、持续盈利以及预测良好未来的现金流。如果小微企业销售正常，现金流能够支持正常流转，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比合理，盈利能力就较强，未来的现金流向好。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为了达到研究目的，2012年第一季度选择一家全国性的中小银行为研究对象，该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全国分布有14家分行104个基层支行，其中东部3家分行，中部10家分行，西部1家分行。从其全国的分支机构选取500个从事专业小微贷款的客户经理为研究对象，样本具有代表性。本次研究共发出530份，共收回500份，回收率94.34%。在500份问卷中有470份来自专业小微贷款的客户经理，有20份来自小微企业贷款的主管，有10份来自分管小微企业贷款的高级管理人员。被试男性29%，女性71%。23岁以下和28岁以上23.2%，24岁至27岁76.8%。97%没有职称，工龄在1年以下和3年以上占16.4，2年至3年之间占73%，学历大学本科占94.1%，未婚64.2。
2. 变量的测量
（1）问卷的编制。由于国内、外很少见到金融外环境的实证研究成果，可供参考的文献又几乎没有，所以在编制量表时，条目收集过程非常重要。本文在访谈和半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关键事件法，借鉴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结合微贷工作绩效模型和传统金融环境的特点，收集尽可能详尽、全面的条目。邀请了3位长期从事金融工作的高管对开放式问卷的结果进行汇总，并在项目中重复进行合并。根据这些条目，结合文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有心理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组成5人项目组对项目内容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评估，经过多次试测修改，形成了正式的量表问卷。
（2）变量的选取。①国民经济状况。国民经济状况包含3个子维度，共有9个项目，其同质信度是0.754。数据显示，“国民经济状况”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国民经济包括3个因素，即投资、消费和出口。本文从宏观经济出发，从经济运行角度测量国民经济状况。②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包含3个子维度，共有9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872。数据显示，“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包括区域小微企业经济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量表根据区域小微企业分布与发展水平和区域信用环境编制。③经济政策取向。经济政策取向包含2个子维度，共有6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801。自变量经济政策取向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运用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运用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从而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量表根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出发，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度测量经济政策取向。④政府认同度。政府认同度包含4个子维度，共有12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699。数据显示，“政府认同度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政府认同度包括4个因素，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融资环境、税收支持和创新法规。⑤小微企业活力。小微企业活力包括4个子维度，共有12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791。数据显示，“小微企业活力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中介变量“小微企业活力”包括市场竞争，发展战略、自主创新和现金流四个维度。从小微企业内在因素出发，本文主要挖掘小微企业具有的活力首要条件来测量小微企业活力。⑥工作绩效。工作绩效包含5个子维度，共有15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699。数据显示，“工作绩效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工作绩效包括5个因素，胜任绩效、促进绩效、可持续绩效、安全性绩效和尽职绩效。[6]
（3）研究工具与统计方法。本研究使用的工具Spss15、EXCEL2000、AMOS16.0和Lisrel 8.70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测量，并使用 16.0 版本的 AMOS 软件进行统计测量。分两步对假设进行测量。首先，使用测量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量表的效度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使用结构模型对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的拟合优度，然后以此模型为基准模型，与其它的非中介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进行比较，并判断假设模型是否最优。
采用回归分析对假设的中介作用做进一步测量。首先，以金融外环境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小微企业活力”为因变量，分析中介变量关系中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次，探讨中介变量关系中的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研究当控制“小微企业活力”后，金融外环境对工作绩效模型影响的强弱变化。
四、统计与计量分析
1. 测量问卷质量分析
对样本质量和相关分析用于验证变量之间相关关系，为后续模型验证性分析做好铺垫。表1显示变量之间均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与本研究的理论构想相一致。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表明，问卷是可靠且有效的，结果为假设的证明提供了初步证据。
上述采用主成份法对金融外环境的4个自变量、小微企业活力和工作绩效进行探索性分析，并对量表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为了证明模型存在中介变量，本文使用结构方程进行验证。首先，将金融外环境的4个因子和小微企业活力因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次，把小微企业活力的4个子因子视为一项指标，4个子因子作为问卷的条目，与其它因子作为所验证的观测变量。最后，按照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模要求，对提出的构想模型验证，并比较竞争模型，确定最佳的匹配模型。见表2，结果表明6因子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2. 结构模型分析
由于金融外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 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 不是互为嵌套模型，因此不能放在一起直接比较，必须分别验证。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结构方程式模型对“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对数据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684.40，df=290，x2/df=2.36，CFI=0.92，RMSEA=0.06，NNPI=0.92；“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构想模型的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751.10，df=290，x2/df=2.59，CFI=0.98，RMSEA=0.07，NNPI=0.95。接着，以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为基准模型，比较了另一个竞争模型，也就是部分完全中介双路径模型，该竞争选模型与基准模型互为嵌套模型，因此可以直接比较优劣。此模型是部分完全中介模型，作为第一竞争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到工作绩效的直接路径。将这两对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完全中介此模型明显优于部分中介模型，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972.95，df=305，x2/df=3.19，CFI=0.80，RMSEA=0.11，NNPI=0.76；“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997.35，df=305，x2/df=3.27，CFI=0.74，RMSEA=0.23，NNPI=0.83。根据模型最简化原理，结构模型的结果显示：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与数据拟合优于部分中介竞争模型。本文把非中介模型作为第二竞争模型，这种模型与完全中介模型不是嵌套模型，因此不能直接比较。但是，通过检验其对数据的拟合优度，可以判定是否为非中介模型。非中介模型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到工作绩效的直接路径，并删除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到“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路径。结果显示：此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度较差，“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1466.57，df=287，x2/df=5.11，CFI=0.55，RMSEA=0.37，NNPI=0.65。“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443.61，df=287，x2/df=5.03，CFI=0.43，RMSEA=0.29，NNPI=0.59。从三个模型拟合度指标来看，如表3所示，完全中介模型有较好拟合优度，因此是最佳模型。“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通过“小微企业活力”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验证了单路径完全中介模型，假设1和假设2得到初步验证。
笔者采用同样的方法，对“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假设的部分中介模型对数据具有良好的拟合度，“经济政策取向”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863.58，df=222，x2/df=3.89，CFI=0.90，RMSEA=0.41，NNPI=0.76；“政府认同度”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456.99，df=367，x2/df=3.97，CFI=0.94，RMSEA=0.08，NNPI=0.74。本文继续以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为基准模型，比较了另一个竞争模型，也就是单路径模型，该竞争选模型与基准模型互为嵌套模型，因此可以直接比较优劣。此模型是部分中介模型，作为第一竞争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到工作绩效直接路径。将这两对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部分中介此模型明显优于完全中介模型，也就是双路径模型优于单路径模型。在部分完全中介模型中，“经济政策取向”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625.40，df=212，x2/df=2.95，CFI=0.92，RMSEA=0.07，NNPI=0.95；“政府认同度”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037.53，df =347，x2/df=2.99，CFI=0.98，RMSEA=0.08，NNPI=0.93。根据模型最简化原理，结构模型的结果表明，假设的部分中介模型与数据拟合优于完全中介竞争模型。本文依然把非中介模型作为第二竞争模型，这模型与完全中介模型嵌套模型，因此不能直接比较。但是，通过检验其对数据的拟合优度，可以判定非中介模型是否合理。非中介模型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到工作绩效的的直接路径，并删除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到“小微企业活力”中介路径。结果显示：该竞争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度较差，“经济政策取向”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1，102.20，df=220，x2/df=5.01，CFI= 0.75，RMSEA=0.17，NNPI=0.56.“政府认同度”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862.19，df=363，x2/df=5.13，CFI=0.83，RMSEA=0.19，NNPI=0.63。从三个模型拟合度指标来看，如表4所示，双路径部分中介模型有较好拟合优度，因此是最佳模型。“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对工作绩效模型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路径，金融外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工作绩效；一是间接路径，金融外环境因素通过“小微企业活力”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双路径部分中介作用模型，初步验证了假设3、假设4、假设5和假设6。
3. 回归分析
本文在结构方程建模中采取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仅对提出多个假设模型的优劣进行初步比较，根据初始构想模型与观测数据的拟合情况确定最佳模型。下面本文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方法，对于模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进一步研究，采用回归分析进行检验。
采用回归分析进行验证。对金融外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相关效应采用回归分析进行验证。首先，在回归1中，“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对“小微企业活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β=0.273，p
“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相关效应同样采用回归分析进行验证。首先，在回归1中，“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对“小微企业活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β=0.221，p
图2展示了最终模型中所有显著的回归系数，结构方程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了金融外环境各个因素与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正向相关。影响效应呈现出复杂的路径，有单路径完全中介作用效应，也有双路径部分中介作用效应。
五、讨 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通常，商业银行经营离不开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支撑，而小微企业活跃程度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本文探讨了金融外环境如何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并对中间机制进行研究，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国民经济发展状况
扩大再生产可以促进经济加快发展，而投资是再生产的主要手段。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国民经济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这样大范围内的投资，在产业链上必将产生大批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也是大中型企业的补充，弥补市场空缺。加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货币的流动性，给大中型企业带来生机，同时给小微企业带来活力，从而激发小微企业融资的需求。
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则形成了消费，消费需求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三家马车中，消费是最主要的马车，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商业零售业、饮食业零售业和工业零售业中，分布着大批小微企业，有效消费不会使工业产品大量过剩，使大中型企业上、下游的小微企业维持合理的商品库存，促进其经营发展，保持社会再生产正常循环。在一定程度，消费是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维护零售市场的合理规模状况，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出口贸易是生产或加工的商品输出国外市场销售。出口贸易一旦形成，国内的资本会发生流动，资金会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生产更加专业化，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出口贸易进军国际市场，企业的单位成本不断下降，提高利润率，获得规模经济利益。围绕国内出口产业的小微企业很多，因为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大中型企业和与之相关小微企业改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有利于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传播，从而促进小微企业在国内产业中的发展。
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状况直接表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并相互促进。经济增长会带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加，国民经济的良好状况对最终居民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显著影响，而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协调发展可以提高小微企业市场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带来更多的现金流，增强小微企业活力，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
2. 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
中国的疆土幅员辽阔，区域小微企业分布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民众创新创业意识比较强烈，小微企业所占地方经济总量的比重很高，而且大多形成了一定产业集群。行业分布较为明显，在企业规模上，东部小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大于中部和西部。同时，当地小微企业的有关协会组织数量较多，而且企业能够进入一个有序的、活跃宽松、自由竞争的经营氛围当中。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都处于优质状态，这决定它们具有活力，具有活力的小微企业的融资行为也是健康的。区域经济的不同，区域信用体系运行的文化环境、体制环境、市场环境、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也反映差异。良好的信用环境能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经济效率。因此，区域信用环境培育小微企业的活力和层次。
区域经济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成就小微企业在市场竞争、发展战略、自主创新和现金流不同的表现，由于区域性特质，增添小微企业不同的动力，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而且正向的显著影响。
3. 经济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一般运用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它是刺激或减缓经济发展的最直接方式，不论采取积极或紧缩的财政政策取向，政府都要动用有关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对实体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增减，以及市场不同程度产生影响，同时也要影响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加大采购，需求旺盛，市场繁荣，小微企业快速发展；若采取紧缩财政政策，市场萧条，小微企业经营步履艰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通过调控利率和货币总量的中介，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间接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手段有两种即紧缩货币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动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信贷规模。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实体经济中的小微企业社会融资总量，信贷资金得到的容易程度和融资渠道的畅通也决定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如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小微企业容易得到融资，现金流充裕，企业欣欣向荣；如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信贷规模稀缺，融资门槛提高，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资金，发展缓慢。
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实施双管齐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实施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运行中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在变化，企业稳定发展向好或向坏的势头也在变换，必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运用财政政策手段时，很快传导到实体经济中的小微企业，这一传导直接，效果明显，决定小微企业的活力。通过“小微企业活力”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间接正向显著影响工作绩效。实施货币政策后，货币的供给取向发生变化，也就是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发生变化，那么客户经理发放贷款的笔数和金额发生变化。客户经理执行政策客观存在一定的惯性，政策取向发生改变，执行政策也会带来偏差。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调控，必将给客户经理的执行效率带来不利因素，货币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这是直接正向显著影响工作绩效。因此，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取向直接和间接对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产生影响。
4. 政府认同度
政府切实加大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降低和规范小微企业市场准入门槛，引导小微企业联合参与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开采领域。允许小微企业、社会资金以资本形式进入国企改革；推进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办好资本市场中小企业创业板块；逐步建立中小企业监测体系等。无疑，政府放宽小微企业的准入门槛，可以延伸小微企业的经营范围，增大资产规模，增强抗风险能力，给小微企业带来活力。优化融资环境着力解决外部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对微贷的抵押质押登记、评估、公证、担保等中介收费标准给予优惠，切实降低小企业贷款的外部成本。结合小微企业在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特点和融资风险，政府培育风险投资基金、互助基金、担保公司等多种市场主体，逐步建立完善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政府优化融资环境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增强小微企业活力，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政府完善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体系。设立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落实和安排微贷贴息资金到位，实现政策向培育市场竞争力转移。放宽商业银行给予小微企业呆坏账核销政策，能够促进微小企业的发展。微贷是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但金融的创新必须符合监管当局的监管要求。微贷创新设立的组织架构、独特技术、和授权机制都要得到监管当局的认同，因此决策层要创新法规，建立符合微贷的法规制度，从法规上认同这种小微金融产品的创新，有利于推动微贷可持续发展。
政府和监管当局重视和关注小微企业，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融资环境和建立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都能增强小微企业活力，推动小微企业的健康经营，这些影响因素通过“小微企业的活力”间接正向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而监管当局创新法规传导过程比较复杂，金融外环境通过金融内环境影响组织架构、独特技术、和授权机制，再经金融内环境影响工作绩效。所以，政府认同度可以使金融内环境和金融外环境共同导致工作绩效发生变化，这是双路径部分中介影响途径。政府认同度与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呈现较复杂的传导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