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理论解释范文1
1诠释学方法的浅识
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后者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专门向凡夫俗子迅速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欲进行正确的传递，必须进行翻译和解释，要做到翻译和解释，则必须要理解诸神的语言和指示，因此，理解就成了翻译和解释的前提，也成为诠释行为的必然要求。
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传达、翻译、解释和阐明的学科，在西方已有漫长的历史，在经历了作为圣经解释学、罗马法解释理论、一般文学批评理论，以及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诠释学进入了作为实践哲学的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标志着哲学诠释学的诞生。哲学诠释学所强调的是实践智慧德行，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所强调的理解与解释的与时俱进的品格、实践品格和创造品格，其影响迅速波及西方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哲学诠释学的出现，标识着诠释学不在于如何去解释，而在于在解释中什么东西发生，发生了之后，用以指导实践。目前，对诠释学的理解至少要把握4个方面的意义，即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前3个方面是统一过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解释就是理解，应用也是理解，理解的本质就是解释和应用；后一方面说明它不是一种语言科学或沉思理论，而是一种实践智慧。这种实践智慧决定了诠释学的哲学转向与多元论的转向并行。过去的传统诠释学主张文本只能有一种真正的意义，而哲学诠释学则完全拟接受单一文本能得到不同意义的多元论观点，从而使诠释学具有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种与时俱进性，决定了在进行诠释行为时，理解客体总是知道如何把这种客体的意义应用于现时的具体境遇和问题，应用决不是理解之后才开始的过程，决不是什么首先理解、然后才把所理解的东西应用于现实，而应当强调一切理解都包含应用，这鲜明地表现了诠释学经验的卓越实践能力。生活世界的实践视域指明了诠释学 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哲学诠释学成功地摈弃了那种脱离实践脉络而评价知识或理论的真理的素朴的客观主义。
2中医学的发展史堪称是东方诠释学发展史
诠释学虽然兴起于西方，但实际上，中国也有与之类似的诠释学传统，经学就是其代表，表现在医学上就是历代医家对经典中医文献的注解。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诠释思想传统尚未形成体系。
走进中医学的文献宝库，不难发现，中医学的许多概念、学说，是基于途释学方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的。
历代对中医古籍的研究，不外校勘、注释、语译、专题研究等几个方面，这种研究与现代诠释学有许多相同之处。从诠释学的角度而言，《内经》的学术研究史，也可以说就是《内经》的诠释史，只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论与方法。
仔细回想一下，中医学的许多经典著作在历代都有所校勘、考证、注解和发挥，这些注解、注释、考证与发挥等，虽然水平不一，内容有丰羸，程度有深浅，但基本上符合今天所说的诠释过程，实际上就是历代医家对古代中医典籍的诠释。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华医典》所收录的近千部中医药古籍中，仅对《内经》进行诠释的书籍就有56部，对《伤寒论》进行诠释的书籍有68部，对《金匮要略》进行途释的书籍有36部，对《神农本草经》进行诠释的书籍有84部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医学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历代医家不断总结前人经验，结合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不断对前人的古籍、理论、概念、学说等进行诠释的历史。如果说《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勾勒出理论框架的话，那么，正是历代医家的不同的诠释，才使得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丰满，才发展成有血有肉的理论体系，而不是空洞的、泛哲学式的空架子。从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没有诠释，就没有中医学丰满的理论体系，没有诠释，就不能有今天的中医理论繁荣。
3诠释学与中医学发展
诠释的基本要求就是在所要诠释客体（文本）的框架上，注入时代的血肉，增添时代的灵魂，创新发展的翅膀。这些新生的血肉和灵魂，便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内容和标志。原则上说，诠释必须遵守其应有的边界。虽然诠释总是力图自出机抒，在当时的语境和心情的刺激下，发现原始文本未被发掘的意义，仿佛与原始文本产生着离心力。但是，被诠释的文本总有一定的指事范围，会对诠释者加以确定的外在限制，任何诠释总要受到那个存在的文本的制约，它成为诠释者不可逾越的边界，将途释拉向自己，仿佛产生向心力，使得诠释行为不能越雷池一步而进行过度检释。但同时，在开展诠释进行阅读过程中，既要尊重文本的存在、作者的存在，也必须看到读者的差异，这种差异广泛地表现在读者的经历、知识修养、个性特征、性别、情绪变化、文化背景、种族和年龄特征等方面，由此产生的读者与文本、作者的相互作用和对话，必然会产生认识层次的差别、角度的差别、兴奋点的差别，这些差别使得在诠释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围绕文本重心产生一种向外的离心力，激越起发散式思维，产生一些甚至是激烈的动荡，凭借着这种动荡，弹去其应当舍弃的尘埃。在经历了一番或几番的发散式思维之后，结合一切可能凭借的当展，寻找一种较为和谐的向心力，把这种向心力放大，勾勒出几根学说的绳索和理论的框架，填充上时展的内容，并用时代的语言进行表述，付诸实践之后进行总结、升华，便形成了新的观点和理论。因此，可以说，检释学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手段，中医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检释，换言之，没有诠释，就很难说中医理论有所发展。
4中医学诠释的基本手段之一：读经典
诠释的步骤之一是理解，只有理解了诠释的对象，勾勒出诠释对象的框架，才能发现框架的软肋和所缺如的气血筋肉。就中医学来说，要对中医学的概念、学说或理论进行诠释，就必须对这些概念、学说和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解。要进行充分地理解，就必须阅读，尤其是阅读经典，阅读古文、原文。只有读懂了、读熟了、读透了，才能深刻理解其主旨精髓。所谓熟读百遍，其义自见。在熟读精读的基础上，才能勾勒出文献的重心，发现并或许超越文献的边界，在重心与边界之间，柔和于聚内的向心力和向外的离心力和。当向心力足够大，或许能丰富原来体系框架的内容，当离心力足够大，或许能创新一种新思维，阐释出一种新观点、新概念和新理论，如此，可以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诠释动作。
王永炎院士十分重视读经典工作，强调“读经典做临床是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的重要途径”。其所强调的，实质就是重视文献检释工作。毛泽东主席早在1958年就提出：“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进深分析毛主席的语录，不难看出，语录中的发掘，其实质也就是读经典，重诠释。爱因斯坦也曾说过理论物理学的完 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最有效的基本定律，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构成的。“仔细分析爱因斯坦的这句话，也能发现，对概念的理解、概念与基本定律的逻辑推理，其实质也就是途释工作。在诠释中发现，在诠释中创新，在诠释中发生，在诠释中发展。
5中医学诠释的基本手段之二：做临床实践
与一般人文学科相比，经典中医文献一个显著特征，即强烈的实践性。经典中医文献的不少内容直接就是对古人当时临床实际的描述。就中医而言，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一是在于实践的有效性，二是在于后人不断的诠释，丰富理论内涵与创新学说新端。因此，临床实践也是一种诠释，既是诠释的基本手段，也是诠释的目的之所在。
中医学之所以走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而且至今仍在传承与发展中，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临床实践，在于临床实践的业者，在于临床实践所取得的疗效。后者成为传承的基础，前者则成为传承的使者。通过临床，一方面，使得中医学理论得到实践的验证，另一方面，又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着中医学理论。任何理论失去实践的过程，都终将因为缺乏验证而失去发展和创新的机会，从而也就变成了一种死理论而被束之高阁，无异于自我毁灭。中医学理论或学说惟有通过临床的实践，才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或许能萌生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或方案。
中医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历代涌现出来的著名医家。这些医家大多是经验丰富的临床实践家。一方面，他们熟识经典，通过经典的内容丰富了临床思维；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日益宽广的临床思维和临床知识，不断地对经典的概念、学说或理论等进行解析、勾勒与诠释。因此，历代著名医家，可以说大多都是经典理论检释的医学大家，正是依靠他们精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赋予了睿智的诠释思维，推动着中医学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6中医学诠释的基本手段之三：跟名师
王永炎院士强调“读经典、做临床、跟名师是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的重要途径”，所强调的最后一点，突出了“跟名师”在中医传承与学术创新中的巨大作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跟名师”是实现中医学检释的重要环节。名师之所以名师，一方面，名师是中医理论的精通者，他们具有中医理论知识的宽广性，能高瞻学术的最高峰和远瞩其最前沿阵地，最能发端学术的新思维，最能从他们那里捕捉到学术前沿的走向脉搏，为诠释者最能提供阐释灵感，提供创新的思路和捷径。另一方面，名师具有系统而丰富的临床经验，最能从他们那里，丰富诠释内涵，也最能为诠释的目的——实践与应用提供最好的验证。笔者在做博士后工作期间，深受王永炎院士的教诲，在开展“玄府概念诠释”一课题时，正是聆听王老师的教诲，汲取王老师丰富的临床经验，才得以将玄府概念检释这一个工作顺利地初步完成。另外，名师本身就是中医理论或观点的践行者，他们蕴积了中医学丰富的实践智慧，而且不同的名师，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流派，不同的学术流派，形成了对经典理解的多元性，正是这种对经典理解和阐释的多元性，恰与哲学诠释学的多元论观点不谋而合，为丰富经典之文本客体的内涵，提供多维的现实应用范围，提供了可能。
7玄府概念诠释
7.1玄府概念诠释的基本步骤 按照诠释学的思路与原则，在王永炎院士的指导下，对中医学的经典概念“玄府”进行了初步的诠释。
按照诠释学的3个基本要素是理解、解释、应用以及哲学诠释学的实践智慧德行观念，确定了诠释的基本步骤，其技术路径是：检索―阅读―梳理―勾勒―诠析—实践—总结。
在检索方面，以《中华医典》及明清时期散在的电子文献和纸质文献为蓝本，实行多主题词的文献检索和手工检索，建立相应的资料库。
按照读经典的原则，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全面的阅读，重点资料及其历代医家有差异认识的资料，实施重点阅读和反复阅读，以期加深理解，为诠释提供思路。
按照时间维的历史性原则，对肇基于《内经》的玄府认识和缘起于《素问玄机原病式》的玄府认识，以及对玄府的多个相关名词进行梳理，理清其演变轨迹和概念差异之所在。
在上述步骤和较为细致认识的基础上，对玄府的概念内涵进行分类认识，提出了狭义玄府说和广义玄府说。按照狭义与广义的分类认识，结合现代的时代特点，进行主题勾勒，对玄府的概念、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作用等，进行全面诠析。
在诠析阶段，提出了系列认识假说，为学术刊物刊登后，一方面，为同行所关注，另一方面，受到了中医学多专业同行的实践应用。目前，可以说，就玄府 的概念诠释来说，仍处于实践阶段，相信在今后的实践中，会对玄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以期为今后的总结取得更为丰富的资料，获得更为饱满的内容，从而取得对玄府的较为圆满的诠释。
7.2玄府概念初步检释结果 （1）“玄府”是指结构上幽远深奥难见、至微至小，其内聚集、流通气液，渗灌血气，运转神机，功能上主于开阖通达畅利，作用至为玄妙的一种遍布机体各处的微观孔隙结构：①玄府之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②结构有宏观与微观之异。③功能有相对简单到绝对复杂之别。④功能上开阖自如，贵于通利，“一有怫郁，诸病生焉”。（2）提出玄府-细胞间隙假说，认为两者有相似性。并就玄府-微循环说、玄府-离子通道说进行了探讨与述评。认为玄府毕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臆测成分。赋予众多功能于一体的玄府，其功能的全部内涵，远非细胞间隙、微循环和离子通道所能概括。（3）运用玄府概念，提出4个相关假说。即玄府-津液微循环假说；玄府阻滞-神机运转障碍假说；水淫玄府与隐性水肿假说；玄府阻滞病机假说。（4）探讨了开通玄府的基本方法。
中医基础理论解释范文2
关键词：中医学基础 教学方法
中医学基础课程阐述了中医脏象、经络所体现的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病机、诊断、辨证、防治等基本理论。由于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于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要求较高，这让基础较差的中等卫校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较大困难。如何改变中职卫校学生的学习现状，提升中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是摆在中医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下面笔者介绍自己在中医学基础教学中对教学方法进行的一些探索。
一、了解学生特点和中医学习现状
近几年，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所招收的大多是初中分流的学生，其特点为：学习基础差、学习态度不明确、对学习缺乏兴趣。中医学习要求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基础，而这正是这部分学生薄弱的环节。再加之笔者学校中医学基础教学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学生没有任何有关医学的知识，这就使本来就晦涩难懂的中医学基础的学习更加困难。比如在讲五脏的生理联属时，就要讲到大量的临床实例，学生听起来就感觉非常吃力。
二、明确中医学基础的教学特点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体会到中医学基础是非常难教、难学的课程之一，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内容抽象、复杂，难以掌握。如对阴阳、五行、气、精、经络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医基础理论，学生难以理解，但这些理论却贯穿于所有的中医课程中。二是思维差异。中医的思维方式与西医截然不同，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要同时接受两种医学模式，这对于基础较差的他们来说是难上加难；且学生从小接受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西医，对中医容易有排斥心理。三是内容容易混淆。中医学习和西医学习同时进行，学生很容易将两者混淆。比如肝的生理功能为肝主疏泄和肝主藏血，这和西医的解释有很大差别，学生很容易用一种观点来解释另一种观点。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明确要求学生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观点。
三、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
1.提问式教学方法
根据教学大纲和临床需要，在课程结束前对下节课的内容提出一系列问题。如在学习“气”时，笔者提出问题：“武打电影中常常出现元气大伤的情景，那么，什么是气？元气又是什么？气分为几类？其各自的功能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对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有了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每组提出问题，笔者对问题加以解释，最后对本节课进行总结，找出理解错误的原因。这样学生不仅能牢固地掌握课程内容，而且能通过参与教学过程激发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脏腑学说与西医参比教学法
教师在中医学基础藏象教学中，讲授生理功能时，与西医的观点对照讲授。如心的生理功能为心主血脉和心藏神。在讲述心主血脉时与解剖学联系，可用血液循环途径及心脏的腔室结构来理解心主血脉；讲授心藏神时用日常与心相关的成语来理解，如用心想事成、三心二意等来说明心与神志有关。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3.触类旁通法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其中一个观点是人与自然界是统一体。自然环境与人的健康密不可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从感知周围环境入手，触类旁通地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比如六淫包括风、寒、暑、湿、燥、火，这些作为自然现象每个人都有感知，讲解时教师就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区分自然现象与致病因素的不同，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4.多媒体教学法
中医知识抽象难懂，教师讲授时可运用多媒体，给学生带来多方面的感官刺激，使中医学抽象、复杂的内容形象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如讲望、闻、问、切时，多媒体所展现的大量图片、声音、查体手法，会使学习变得轻松、容易，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医基础理论解释范文3
[关键词]中药；组分；缓释制剂；体内外评价
对于一些药物而言，其本身就有一定长效性，仅需每日给药1次就能维持有效血药浓度，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这类药物通常制成传统速释制剂（及常规制剂）。然而对于那些本身并不具有长效性的药物，要求多剂量给药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多剂量给药不但给患者带来不便，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而缓释药物制剂的持续释放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目前国内更多的是以中药提取分离的单体成分作为中药缓释制剂的中间体，由于其纯度高、结晶性好、物化比较清楚，易于筛选出适宜的缓释辅料和设计出合理的制剂处方制成理想的缓释制剂，其制备时成型工艺也比较容易。然而，大多数中药或中药复方很难以1个或几个单体成分作为几个中间体原料，而是一个多组分的整体。鉴于此，笔者认为在设计口服中药现代缓释制剂时，应紧密联系中医组方原则，最终提出中药多组分释放的“程序性”，即中药多组分的释放应该讲究“有序性”，口服药物经过胃肠道吸收转运，有序地释放到靶部位，同时保证其吸收，从而使各释药单元在靶部位发挥最优的整合效应。因此口服中药现代缓释制剂的“程序释放”，既符合了中医药理论，又兼顾到了各组分释药单元的释放量、释放速度以及吸收量。
1中药缓释制剂的起源及发展
中医药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多年传承下来的瑰宝。而中药制剂的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传统的以中药饮片直接粉碎、或简单地以部分药材经提取为特征的制剂，如丸散膏丹等传统剂型，为第一代中药剂型；第二代中药剂型基本包括了现代剂型如片剂、胶囊、颗粒剂、软胶囊、注射剂等，其药材的前处理特征是药材或饮片基本经提取、或经初步的除杂浓缩使服用量减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中药及复方是由多种成分组成的复杂体系，物质基础尚不明确，限制了中药制剂的发展，随着中药物质基础和中药现代化的深入，中药制剂的发展进入第三代剂型发展阶段，其特征是以中医方药经过精制纯化得到的组分为研制剂型的前提，剂型的设计必须符合中医复方（多组分）用药特点，并体现中医药整体观，因此设计基于组分层次的多单元释药系统是一重要的、科学的选择，而口服中药现代缓释制剂与技术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口服缓释制剂可按需要在预定时间内向体内提供适宜的血药浓度、较少服药次数和不良反应，从而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实际上中药缓释思想在古医书中早有记载，追溯到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神农本草经》序例指出，“药性有宜丸者”；汉晋以来提出，“丸药以舒缓为治”、“丸者缓也”，宋代《苏沈良方》也记载“大毒者须用丸”等。这些都是早期中药缓释制剂的雏形，但其缓释行为具有模糊性和随机性，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缓释制剂。国外对口服缓释制剂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了70年代被医学界认可上市的缓释制剂品种逐年增多。而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才开始研制缓释制剂，但现代中药缓释制剂的研究是近几年才逐渐开展的，中药缓释制剂的研究较为薄弱，与西药缓释制剂的研究相比已滞后很多[1-2]。
2中药现代缓释制剂设计原理研究必要性及其科学意义
从中药制剂学本身发展的需要，现在迫切要求吸取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来发展中药的缓释理论与技术。中药的发展需要结合中医临床用药特点，从临床环节研究来提高疗效，而用于中医临床防治的中药制剂就显得很重要，而普通的中药缓释制剂无法兼顾到这一点。随着中药的发展，不再是简单的提取物而是到达了组分的层面，因此基于组分层次来研究口服中药现代缓释制剂的设计原理、设计技术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的、重要的科学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解决，将提升中药制剂学理论研究水平，阐明中药现代缓释制剂研究技术方法，是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制剂技术的有机融合，为中药制剂特别是中药现代缓释制剂的创新研究奠定理论与技术基础，对中药制剂学科发展和中医临床疗效提升起关键、重要的作用。
3中药现代缓释剂研制的基础——方药物质基础的组分结构
中药及复方物质基础是多成分构成的，多种成分并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单体成分是其最基本的单元，相似的单体成分按照一定的比例构成了组分，不同的组分又按照一定的比例构成了中药复方的整体。组分与组分之间，组分内部成分与成分之间的这种量的比例也是一种“结构”，这就是人们所提出的基于中医药整体观的方药物质基础“组分结构理论”假说[3]。因此，中药缓释制剂的研究应该基于物质基础的“组分”基础之上，研究组分的理化性质及生物药剂学性质，根据组分的性质特点，针对性的进行组分释药单元的设计[4-5]。
4中药现代缓释制剂指导思想的建立及研究思路
近些年来，我国在中药缓释制剂领域的研究中，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均显滞后，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忽视中药及复方的多组分特点，而一味的追求中药单体化合物，忽略了中医药的整体性；其次是考虑到中药化学成分复杂，药效物质基础尚不清楚，提取分离的对象不明确，因此难以获得中药缓释制剂设计所需的药物动力学参数，从理论上难以指导中药缓释制剂的设计，同时也难以建立中药缓释制剂质量监控的指标和方法。鉴于此，适应中药现代化的缓释制剂的发展应该加强基础研究，特别是要确立中药现代缓释制剂的研究指导思想：基于中医药理论基础，从临床需要及中药药性出发，以方药物质基础组分为基本对象，充分考虑其多成分的作用特点，结合组分的生物药剂学分类性质及ADME性质，采用多元化的缓释制剂技术，整合制备成具有程序释放特征的中药缓释制剂，最终改善组分的生物利用度，达到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的目的[6-7]，具体研究思路见图1。
5中药多组分现代缓释制剂的“程序释放”
在以往中药复方制剂的研究中，学者更多的会提及各组分或成分的同步释放，同步释放旨在使中药多组分同时达到吸收部位，发挥其整体协同作用，虽然这种整体协调作用围绕中医药整体观，考虑到了释放量和释放速度，但是忽略了中药各组分同一时刻的吸收量。鉴于此，本课题组在建立中药多组分现代缓释制剂体系时，提出中药多组分现代缓释制剂的“程序释放”，即中药多组分的释放应该讲究“有序性”，
口服药物经过胃肠道吸收代谢，有序平稳的释放到靶部位，从而使各组分在靶位得到很好地吸收。中药多组分缓释制剂程序释放的提出，既符合了中医药整体观，又兼顾了各组分的释放量、释放速率以及吸收量。本实验室黄洋等[8]制备的通脉微丸缓释释药系统，采用固体分散体技术和多种缓释技术重点解决难溶性组分葛根黄酮和丹参酮组分的释药问题，改善各个组分的性质，增加其吸收利用，以期提高其生物利用度，同时根据中医治病法则，将主要用于疏通血管的葛根黄酮组分、丹参酚酸组分和川芎酚酸组分设计成速释单元，使能够快速释放并迅速疏通血管，达到指标的目的，将用于保护心肌细胞的丹参酮组分设计成缓释单元，使其能够缓慢释放持久保护心肌细胞，两者速效与长效结合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并将不同的释药单元按一定的比例混合，最终形成含有速释部分的缓释制剂。同时郁丹红等[9]通过紫外分光光度和HPLC测定，表明该释药系统中葛根黄酮组分、丹酚酸组分、川芎酚酸组分和丹参酮组分释药单元的溶出度曲线具有相似性，并且各释药特性表明各单元无相互影响。结果表明，初步构建的通脉微丸释药系统改善了难溶性组分的溶出，整体上表现出速释和缓释结合的特征，符合设计的要求。
6中药多组分缓释制剂技术
对于口服制剂，药物的长效作用主要是通过药物制剂的释放速率实现的。用于改变药物释放速率的缓释技术主要包括以下2点：通过包衣控制消化液的渗透以及对药物的溶解，进而控制药物分子的扩散速率；通过药物本身或其“制剂屏障”与特定部位消化液之间的化学反应或相互作用控制。口服缓控制剂主要有骨架型片剂、微丸包衣膜缓释片、胃内滞留片等。根据生物药剂学性质，本实验室尝试将中药组分分为4类：I类组分（高溶解性，高渗透性）；II类组分（高溶解性，低渗透性）；III类组分（低溶解性，高渗透性）；IV类组分（低溶解度，低渗透性）。目前实验室主要通过脂质分散技术平台来研究I类组分，采用固体分散缓释技术平台进行研究II类组分，采用磷脂复合物技术和纳米吸附缓释技术平台相结合来研究III，IV类组分，且重点研究基于纳米羟基磷灰石的吸附技术，在各组分经过技术设计后，再将各组分进行适当的整合并最终形成中药现代缓释制剂。常见的中药口服剂型的缓释技术见表1。
7中药多组分缓释制剂的体内外评价
化学缓释制剂包括化学复方制剂，其成分明确，制剂的评价相对已形成体系，通过对其生物利用度的研究可以评价其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由于中药缓释制剂是多成分的复杂体系，物质基础不明确，其释药特性评价和生物利用度的评价刚刚起步，仍然缺少系统性的评价技术体系。
7.1体外释药特性评价 中药缓释制剂的体外评价主要针对药物体外释药性的评价，是筛选制剂处方和控制质量的重要手段，对于体外释放度的研究目前可参考的方法主要有指标性成分法和药理效应法，而结合中药整体性的口服中药现代缓释制剂越来越多的关注中药多组分的同步释放和程序释放[26]。杨冬丽等[27]以丹参酚酸类成分迷迭香酸和人参皂苷Rg1为指标对复方丹参pH依赖型延迟释药微丸的体外释放进行评价，再用血清药理学方法对药效动力学进行研究；宋洪涛等[28]以冰片和水溶性成分人参总皂苷为测定指标，过用γ-闪烁显像示踪技术考察康香保心pH依赖型梯度释药微丸的体外释放度；张伟等[29]采用指纹图谱评价雷公藤胃漂浮缓释制剂的体外释放度。此外，最近有学者提出“总量释放动力学”和“多组分谱特征”等新的中药及复方缓释制剂的体外释放评价模式[30-32]，但均未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由于现有条件的限制，目前的缓释制剂多采用指标性成分方法来研究体外释放度，这方面的研究报道也比较多。
7.2体内生物利用度评价 到目前为止，释放度试验只是缓释制剂处方筛选、质量控制的重要工具，还不能完全替代体内试验对缓释制剂进行评价。因此，目前口服缓释制剂还必须进行体内评价即生物利用度评价。口服中药现代缓释制剂体外评价主要是针对中药多组分的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进行评价，目前常用的生物利用度研究方法主要有血药浓度法、血清药理学方法、生理效应法等[33-34]。其中适宜中药多组分缓释制剂的主要有基于多成分整合药-时曲线下面积的药动学评价方法、基于统计矩总量的药动学评价方法和基于多组分多维向量归一的“总量”药动学评价方法等[35]。此外，药动学-药效学（PK-PD）模型[36]是评价生物利用度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是研究体内药物动力学过程与药效量化指标的动力学过程，能够有效的了解复方中各味药的主要有效成分及成分的化学群与药理效应的关系。目前，“中药血液指纹图谱药动学”、“中药谱效学”、“血清药物化学指纹图谱”等从整体的角度将指纹图谱与药动学、药效学相结合，预测中药及复方的整体疗效[37]。药动学及整体药效-毒理学评价是从药动学和药理学的角度辅助评价制剂设计的合理性，为临床试验提供依据，并最终指导临床应用[38]。
7.3体内外相关性评价 体内外相关性是建立数学模型用以描述药物体外释放特性和体内药代动力学的关系，是缓释制剂要求评价的试验之一，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药物体外释放特征预测药物在体内的作用特征，从而指导和优化处方设计，合理调整和选择制剂和工艺，加速产品的开发。《中国药典》（2010年版）二部“缓控释制剂指导原则”规定，只有当体内外具有相关性时，才能通过体外释放曲线预测体内作用特征的情况。目前可参考的评价方法有“体外溶出度与体内生物利用度参数回归法”、“模型依赖法”、“人工神经网络”和“统计矩分析法”等[39-41]。目前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体内外相关性评价方法较多，对于寻找适合绝大部分药物的试验方法、试验条件等方面的缓控释制剂体内外相关性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现代口服中药缓释制剂体内外及其相关性评价见图2。
8结语
中药及复方是一多组分，成分复杂、性质多样、物质基础尚不明确，且具有多组分协同作用，多环节或多靶点发挥疗效的特点。中医药的用药特点决定了中药缓释制剂不能单纯延用化学药物的研究方法。由于中药缓释制剂的研究起步晚，发展相对滞后，加之中药及复方的复杂性特点，缺少大量临床疗效或生物效应研究资料的支持。要加快中药缓释制剂的研究开发，实现中药缓释制剂现代化、科学化的发展，就必须开展中药现代缓释作用机制及技术的研究。这是中药药剂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是临床应用的需要，更是中药在现代条件下寻求发展的需要。因此，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制剂技术有机融合，在传统剂型的基础上，以组分缓释剂型作为基本单元，针对其物质基础的生物药剂学和ADME性质，在组分缓释单元中融合各种适合组分性质的现代制剂技术，并最终将各组分内整合为程序释放的口服中药现代缓释制剂。
目前，我国中药缓释制剂发展虽然滞后，但也欣喜地看到了它进入临床的希望。如抗癌中药复合5-Fu磁性靶向微球制剂、白芨微球等已用于临床；又如用于心血管疾病的盐酸川芎嗪缓释胶囊及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雷公藤缓释片等药也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研制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超声提取法及薄膜蒸发、沸腾干燥等关键技术和提取工艺的出现，为中药缓释制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代缓释制剂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处于不断发展和探索阶段，寻求一种经济实用的现代中药缓释制剂技术，建立科学完善的体内外评价体系，研究口服中药现代缓释制剂体内外相关性及药效学和药动学，并揭露中药及复方药效物质基础是今后现代中药缓释制剂的研究重点，也是仍需解决的难题。
[参考文献]
[1] Avachat A M，Bornare P N，Dash R R. Sustained release microspheres of ropinirolehydrochloride： effect of process parameters[J]. Acta Pharm， 2011， 61（4）：363.
[2] 田振，张晶，周欣，等. 口服中药多组分同步缓释制剂的研究进展[J]. 中草药，2011，42（10）：2130.
[3] 贾晓斌，陈彦，李霞，等. 中药复方物质基础研究新思路和方法[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08，23（5）：420.
[4] 郁丹红，刘丹，张振海，等. 基于生物药剂学性质的中药组分剂型的设计技术[J]. 中国中药杂志，2012，37（19）：2993.
[5] 刘丹，贾晓斌，郁丹红，等. 基于中药组分的中药多元释药系统的构建[J]. 中国中药杂志，2012，37（15）：2338.
[6] Song H T，Zhang Q，Wang H J，et al. Prepa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recipe Shuxiong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by multiparticulate time-controlled explosion technology[J]. Pharmazie，2007，62 （5）：372.
[7] Song H，Guo T，Zhang R，et al. Prepa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recipe heart-protecting musk pH-dependent gradient-release pellets[J]. Drug Dev Ind Pharm， 2002，28 （10）：1261.
[8] 廖正根， 梁新丽， 平其能. 桂枝茯苓双层缓释片处方设计和优化研究[J]. 中草药， 2009， 40（4）： 553.
[9] 聂诗明， 张红. 雷公藤双层片的制备工艺研究[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06， 26（7）： 812.
[10] 洪燕龙， 吴清， 杜守颖. 三七总皂苷缓释片的初步工艺研究[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4， 27（3）： 75.
[11] Lu C， Lu Y， Chen J， et al. Synchronized and sustained release of multiple components in silymarin from erodible glyceryl monostearate matrix system[J]. Eur J Pharm Biopharm， 2007， 66（2）： 210.
[12] 杨星刚. 复方中药精制冠心渗透泵控释制剂的设计与评价[D]. 沈阳： 沈阳药科大学， 2006.
[13] 游本刚， 潘海敏， 许琼明， 等. 珍珠菜提取物微孔渗透泵控释片的制备工艺研究[J]. 中草药， 2010， 41（8）： 1266.
[14] 李娅， 张霞， 郑传莉， 等. 挤出滚圆-流化床包衣法制备决明子微丸的研究[J].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1， 28（11）： 1010.
[15] 黄荣华. 珍珠菜有效部位提取物缓释微丸的研究[D]. 镇江： 苏州大学， 2008.
[16] 王超， 张平， 王刚. 银杏叶缓释片总黄酮苷释放度方法考察[J]. 中国药师， 2010， 13（1）： 76.
[17] 崔翰明， 金良， 白鸽， 等. 黄连总生物碱树脂复合物及其缓释制剂与它们的制备方法：中国， 101982200 A[P]. 2011-03-02.
[18] 张琪， 陈忻， 张楠， 等. 外翻肠囊法比较黄芩苷磷脂复合物与黄芩苷在大鼠小肠的吸收[J].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1， 28（6）： 501.
[19] 金良. 黄连总生物碱药物树脂骨架型缓释制剂的研究[D]. 西安： 陕西中医学院， 2010.
[20] 薛钰. 定位-定时多元释药——结肠康胶囊的药学研究[D].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08.
[21] 宋洪涛， 郭涛， 康鲁平， 等. 多元定位释药技术制备舒胸缓释胶囊的研究[J]. 中草药， 2005， 36（7）： 993.
[22] Song H T， Guo T， Zhang R H， et al. Prepa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recipe heart-protecting musk pH-dependent gradient-release pellets[J]. Drug Dev Ind Pharm， 2002， 28（10）： 1261.
[23] 宋洪涛， 张倩， 姜鹏， 等. 采用定时释药技术制备复方中药舒胸缓释制剂的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 2006， 31（17）： 1413.
[24] 李丹， 宋洪涛， 初样， 等. 多元定时释药技术制备复方丹参缓释胶囊的研究[J]. 中草药， 2009， 40（4）： 544.
[25] 彭博， 唐开冲， 郭军， 等. 一贯煎定时释药缓释微丸的制备及其体外释放性质的考察[J]. 中国药剂学杂志， 2008， 6（6）： 357.
[26] 张继稳， 陈立兵， 顾景凯， 等. 多组分中药化合物组释放同步性评价方法[J]. 药学学报， 2008， 43（6）： 647.
[27] 杨冬丽， 于叶玲， 唐星， 等. 复方丹参pH依赖型延迟释药微丸在家犬体内的药效动力学[J]. 药学学报， 2005， 40（12）： 1075.
[28] 宋洪涛， 郭涛， 张汝华， 等. pH依赖型梯度释药鹰香保心微丸在健康志愿者胃肠道的转运和崩解[J]. 中国药学杂志， 2002， 37（12）： 930.
[29] 张伟， 宋洪涛， 张倩. 指纹图谱评价雷公藤胃漂浮缓释制剂的体外释放度研究[J]. 中草药， 2010， 41（3）： 376.
[30] 岳鹏飞， 郑琴， 朱根华， 等. 基于物质粗糙集理论的中药复方缓释制剂“总量”释放动力学评价模式[J]. 药学学报， 2010， 45（11）： 1354.
[31] Zhang J W， Chen L B， Yang M， et al. Novel theory andmethods for chemomic multi-component release/dissolutionkine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J]. Chin J Nat Med， 2008（6）： 48.
[32] Chen L B， Wang Z H， Fu D D， et al. Application of chemomicrelease kinetics to evaluation of the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of Yinqiaojiedu tablets[J]. Chin J Nat Med， 2008（6）： 450.
[33] 成旭东， 贾晓斌， 陈彦， 等. HPLC法测定家犬口服葛根黄酮微丸后血浆中的葛根素含量[J]. 中国中药杂志， 2007， 32（4）： 346.
[34] 贾晓斌， 蔡垠， 陈彦， 等. 抗氧化效应法研究葛根黄酮微丸的药动学[J]. 中国中药杂志，2007， 32（22）： 2370.
[35] 贺福元， 邓凯文， 罗杰英， 等. 中药复方动力学数学模型-总量统计矩法的研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06， 8（6）： 13.
[36] 杨昭毅， 魏伟. 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结合模型研究进展[J]. 中国药理学通报， 2005， 21 （8）： 918.
[37] 沈岚， 张梁， 冯怡， 等. 芍药甘草复方效应组分谱效关系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 2008， 33（22）： 2658.
[38] 罗国安， 梁琼麟， 张荣利， 等. 化学物质组学与中药方剂研究——兼析清开灵复方物质基础研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06， 8（1）： 6.
[39] 赵红， 魏巍， 张茂润， 等. 丹皮酚缓释微球的制备及体内外相关性研究[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0， 30（2）： 42.
[40] 王维， 王博， 连潇嫣， 等. 口服缓释制剂体内外相关性评价方法研究进展[J]. 药物评价研究， 2011， 34（5）： 380.
[41] 刘朝晖， 李明亚， 黄榕波. 人工神经网络在药动学中的应用[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08， 28（18）： 1600.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multi-component sustained-release preparations of
or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XIA Hai-jian1，2， ZHANG Zhen-hai1， LIU Dan1， YU Dan-hong1， JIA Xiao-bin1，2*
（1. Key Laboratory of New Drug Delivery System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8， China；
2.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have a long history， with a large quantity of effi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nd prescriptions. However， the vast majority of pharmaceutical dose forms remain common preparations， with very few efficient， long-lasting and low-dose preparations. The sustain-release preparation allows sustained drug release in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maintains blood drug concentration， reduces the toxic effect and medication frequency， and improves medication compliance. Unlike monomer drugs， the material ba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mpounds is multi-component， instead of single or several active monomers. Therefo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 modern multi-component sustained-release preparations were developed for or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with the aim of finally improv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中医基础理论解释范文4
关键词: 诠释学; 中医英语教学; 视阈融合一、诠释学及诠释学翻译观诠释学，又称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起源于西方，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中世纪后期诠释学用来解释《圣经》，发展成为经文释义学，它主要涉及对《圣经》的解释。19 世纪上半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建立方法论诠释学使诠释学从特殊诠释学开始转向了普遍诠释学，随后被誉为“诠释学之父”的狄尔泰在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诠释学基础上，把对解释问题的研究扩展为对历史现实本身的探讨，使诠释学成为人文学科的普遍方法论，20 世纪60 年代形成了哲学诠释学，现今诠释学已发展成最具活力的哲学思潮之一。
英语中的“hermeneutics”一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词“hermeneia”
。其意思是“解释”和“翻译”，由此可见，诠释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翻译”这种意义在内，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1］。翻译是古代诠释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即解释”是诠释学一个古老而核心的命题。诠释学认为翻译即解释，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狄尔泰认为对待人文学科必须采取与对待自然学科截然不同的概念，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客体的形式而出现的语言( objectified expression) 来处理人类经验和我们可以理解的内心现实，因此，人文学科必须采用理解和解释这两种手段。伽达默尔认为语言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符号体系，而是我们的世界观，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他把语言推向了诠释学的中心。
“前见”( prejudice) 和“视阈融合”( fusion of horizons) 是诠释学关于解释和翻译的两个重要概念。关于理解，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他不能脱离自己的历史性，因此，任何理解都是理解者带有前理解的理解，他称这种理解为“前见”。
“前见其实就是一种决定某个处境( situation) 的一切要素最终得到考察之前所给予的判断力”［2］。理解不可避免地包含“前见”和“视阈”，在翻译时译者视阈与源语文本视阈各自跨越自身的界限与对方融为一体，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不是消极地接受，而是主动地让自己的视阈和文本视阈融合形成新的视阈，这就是视阈融合，理解是一个视阈融合的过程。
与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不同，诠释学认为由于视阈不断地发生融合，所以无论是现在的视阈还是过去的视阈，也无论是读者的视阈还是解释者的视阈都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因此，翻译具有动态性。
二、诠释学对中医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
( 一) 中医的诠释特征
中医同诠释的关系源远流长，其表现主要来自两方面:
1． 诠释是中医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中医自古同诠释就密不可分，中医学的发展与研究从来都是围绕对古籍和经典的理解和诠释而展开。在中医诸多古籍中，《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 一般认为成书于先秦战国时代) ，也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众多医学流派，其学术渊源主要来自对《内经》不同的阐释和理解。千百年来众多医家及有关学科专家对《内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注疏、专论大量问世，当今对《内经》的诠释越来越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使之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内经学。
2． 诠释是中医语言最为突出的特征。汉字已有6000 年的历史并经历了许多变迁，汉字从夏代之夏文，经甲骨文、金文、大小篆书、隶书到楷书、行书、草书和简化字，语言表述从文言文变成白话文，而中医语言自从它产生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中医文献多用文言文或半文半白写成，词语精练浓缩，内涵丰富深刻，有史以来中医人都是通过对古籍和医学经典的诠释来掌握、整理和学习医学知识的。中医语言特征也使得众多阐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形成了各家学说。由于中医语言从结构到表达形式都与现代汉语相去甚远，当代学习者必须首先把其“译成”现代语言来加以理解，否则无从掌握，因此，诠释成为中医表述的凸显特征。可以说诠释给中医以生命，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赋予它新的诠释与内涵，中医才得以传承、发展与沿革。
( 二) 文本的开放性与阐释的多样性
由于中医文献大部分是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写成，语言浓缩精练，因此，中医英语翻译首先涉及对中医文本的认识和解释。与传统的翻译课不同，诠释学视角下的中医英语教学从一开始就把翻译过程看成是动态的，文本作为被解释对象是开放，教师不是文本的唯一解释者，每个学生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和解释，文本的“最终”意义是通过师生共同探讨而达成共识，这不仅符合中医自身的特点，也有利于学生研究性学习。
中医文本解释的多样性是不争事实，从诠释学视角分析，一是译语本身实际是多个前理解变化的结果，每个译者的解释是建立在历史的理解和自己的“前理解”之上，经过一次次查阅和考证得出的结果; 二是同一文本，由于理解的差异，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解释，也就形成了同一文本多种解释的现象。
诠释学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阐释的多样性，认为翻译是视阈融合的过程，因此，它不是简单地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或者用一种符号代替另一种符号的过程。视阈是运动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阈，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视阈，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视阈，因此，翻译或解释是动态的，深受文化背景和个体认知程度的影响，文本只能向读者展现他所能够体验到的意义，其余的就可能处在遮蔽的状态。因此，意义的获取并非建立在纯粹逻辑经验基础上，“而是在人的揭示中，使事物去蔽而按其所是显示其自身意义”［3］，这与中医学的特点不谋而合，中医学的研究历来承认文本意义的动态性和多样性，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因为个体生命体验、临床实践、环境、性格、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存在差异，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也会不同。
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有点过于僵化，追求中医翻译的“统一”和“完美”往往使译者望而生畏，甚至使翻译裹足不前，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由于文本的解释是“唯一的”、“统一的”，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和学习，翻译课常常变成了阅读课，课堂教学形式是单一的。诠释学指导下的中医英语教学，把文本释义的多样性视为中医翻译的基本特征，把翻译植入一个动态活动中，重视翻译的形成过程，译者往往不能直接以自己的视阈去和原文的视阈融合，而是首先诠释文本中的某些字或词的含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不但要考察历史的理解，还要以此考察充实自己的理解，并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形成新的视阈，再回到文本，对文本进行重建，译成新的译文。教师根据这一过程，可以有机地组织课堂教学，使翻译循序渐进，让学生通过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形成译文。
( 三) 打破传统的二元论控制下的教学模式，形成师生互动
传统的课堂是二元论控制下的课堂，二元论( dualism) 的主张就是认为有两种根本上不同而且完全对立的东西存在，在不同的领域二元论有不同的表现，在教育领域表现为主客体———师生的疏离，在二元论控制下的课堂把教师作为主体，学生是客体，师生是对立的双方。在传统的中医翻译教学中，由于翻译存在许多难点，在教学中难以把握，因此，教师常常以“我”为主体，把自己的理解或翻译强加到学生身上，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
诠释学视角下的中医英语教学把教材视为被诠释的文本，教师和学生都是解释者，对教师而言，教师是作为文本的诠释者而存在，教师的任务就是把文本的意义及文本背后隐含的意义解说出来，教师的存在价值是通过解释而彰显的，通过与文本的视阈交融，实现自我诠释，是向普遍性提升的过程。学生也是文本的诠释者，甚至是诠释的主体，他们通过诠释文本，整理已有的医学知识，积累新知识，从而获得自我反省，自我超越。这样就使对文本的释义由障碍变成了积极因子，在整个英译过程中，师生形成互动、互补效应，教师的视阈与学生的视阈相遇，并相互影响，通过同化将他人的视点变成属于我的东西，但这个同化并非“占有的同化”既不是把自己移入他者中，也不是使他者受制于我的标准，而是相互汲取，共同提升的视阈融合的过程。知识的传授从来不是把某些体验从这一主体内部输送到那一主体内部这类事情，教师传授的知识不是作为“统治知识”强迫学生接受，而是作为“服务知识”取得学生认可［4］h悆 <。此外，文本通过师生的理解、解释而呈现自身意义，由于文本的多义性使自身得到增值，被诠释对于文本来说是一个生成更新的过程。
三、结语
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要求翻译“对等”、“忠实”
等，只是一个理想模式，诠释学翻译观不但强调译者在翻译中的主动地位，同时也强调翻译的动态性和解释的多样性，使翻译更为开放，为中医翻译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因此，诠释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医英语教学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提出问题，探索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让学生主动思考，使之主动自觉地参与翻译实践，进而获得终身受用的语言技能、翻译技能、创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中医基础理论解释范文5
笔者自2000年在北京市朝阳区罗有明中医骨伤科医院研习中医正骨推拿以来，紧密结合临床实践不断探讨摸索，发现正骨推拿流派确有其独到的临床疗效，并有详实的理论作指导，现本文就正骨推拿流派的理论基础作一探讨。
正骨推拿流派治疗的常见病种是各种类型的颈肩腰腿痛及软组织损伤、骨折后遗症等，主要属现代医学运动系统损伤多。在探讨推拿为何能治疗此类疾病时，多以西医理论来解释，如颈椎病，现在多以无菌性炎症水肿为病理基础，即在颈椎骨质增生之基础上，因受寒，劳累过度，外伤引起局部的无菌性炎症水肿。刺激了颈部的血管神经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证候群，照此解释，治疗颈椎病消除无菌性水肿即可。那么甘露醇脱水疗法，局部封闭，口服利尿剂当更为迅捷，但临床上往往按此治疗效果不显，以推拿按摩治疗反而有突出的效果，难道是手法推拿消除了水肿?这以西医的理论解释往往令人迷惑，如果用中医正骨推拿的传统理论“骨错缝，筋出槽”，则很好解释了颈椎病即是由椎间的小关节错缝和颈部肌肉、筋膜错位导致的，据此采用整复关节错缝，理顺筋膜之方法，治疗效果是立竿见影，且远期疗效也相当可观。
我在北京跟师罗有明大师学习期间，亲见罗老师治病的神奇、快捷，对一切颈肩腰腿痛均以“骨错缝，筋出槽”六字以概括。腰椎间盘突出症，罗大师一摸，“喔，骨头歪了”，轻轻一旋复位了，再配以卧床休息，中药热敷效果很好，如为慢性的则一周复位一次，多治疗几次即可痊愈，此病按现代西医治疗，多采用手术疗法，手术创伤大，费用高，后遗症多，极受病人抵制，而以中医正骨推拿治疗此病则轻巧稳妥，费用低，病人易于接受，如此良法，湮没民间，令人不由感慨惜之。
肩周炎为骨科疑难病之一，罗有明大师对此更注重理筋治疗，此为“筋出槽”之病也，治疗师仔细摸诊出病变出槽之筋锁、筋结，针对性的用分筋理筋治疗，然后扳动肩胛骨以活动肩胛胸壁关节，推拉肱骨以活动肩关节，如此一番治疗下来，多数病人当均即可改善活动范围。
中医基础理论解释范文6
[关键词]躯体化；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医学史；文化心理学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MUS）是指不能用实验医学的生理疾病过程进行合理解释的躯体障碍，也是躯体化等躯体性心理障碍诊断标准中必不可少的核心条件之一。作为一种精神或心理诊断的必要条件，“医学无法解释”的界定却完全基于实验医学的生理判断标准，反映出躯体化诊断和实验医学生理性思维路径的密切联系。西方对“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认识和理解伴随着近代实验医学的发展不断演变。而对于中国本土来说，这个深刻植根于西方医学体系的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却缺乏相应的理解基础。因此，从本土医学观念的角度来反思这一概念，或可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的躯体化问题。
一、“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解释变迁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一概念源自实验医学的诊断过程。在西方实验医学的解释模式中，一些躯体症状之所以被诊断为“医学无法解释”，是因为缺少病理学意义上确定的变化去指向某种疾病实体，比如器官的癌变就能指示癌症的存在。在临床实践中，患者因为症状向医生求助，而医生则通过诊断来对患者的症状做出解释。当医生找不到病理学确定的疾病来解释一个患者主诉中的躯体症状，这些患者的症状也随之被称为难以理解或“无法解释”的功能性或躯体化症状。从这个角度上说，“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界定建立在一种固定的逻辑基础上：即通过病理证据对所有疾病进行排除，而这正是在实验医学将疾病确定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之后才产生的概念。
在历史上，哪些躯体症状或综合征会进入“医学无法解释”的领域和特定时代的医学技术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随着实验室检验和病理检查技术的发展，某些原本被认为是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在发现病因之后变成了医学可解释的症状；而反过来，新的科学发现也可能否定某些被认为已经得到解释的症状的病因，使其再度成为无法解释的症状。另一方面，某些症状在一个时代内“无法解释”或“原因不明”也并不意味着医生就会对其置之不理。相反，他们必须做出新的理论假设来努力尝试解释这些症状。而对“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解释假设也是随着医学技术和观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前科学时代的医学其实并不存在所谓“无法解释”的症状，因为大部分病痛体验也无非是用前科学医学观念下的一些假定的原因来加以解释的。比如，最初源于古希腊的“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一概念，其希腊语原意就是“子宫”。整体性的朴素唯物论将这些和情绪激动共同出现的躯体综合征解释为集中于特定身体器官的紊乱，尤其是带有特殊道德意义的生殖器官。文艺复兴之后，对解剖学的进一步理解导致神经系统疾病被当作无法解释症状的病因，这种观念将歇斯底里、疑病症等原因不明的躯体综合征逐渐划归到一个分类之中。1667年，英国权威解剖学和神经学家Thomas Willis从脑解剖学角度对各类“神经性”疾病做了研究，批判了传统认为歇斯底里产生自子宫的观念，转而认为歇斯底里中的激情症状通常来自头脑，但其源头仍然是生理性的病变（Sharpe & Carson，2001，pp.926-930）。
在17-18世纪，精神病学逐渐发展，心理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精神病学发展的初期，医生们所认为的“典型”精神疾病只包括丧失心智，抑郁和躁狂等单纯具有心理症状的状况，很少有学者将歇斯底里和疑病症拿来和这些疾病相提并论（福柯，2005，第399页）。而到了19世纪，随着精神病学逐渐建立自己的体系，越来越独立于普通医学体系，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开始在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上发展，而这两种路径分别处于身体和心理两个平行的维度上。其中一条路径是神经学家和生理学家的生理性解释，另一条路径则是将发展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心理生成论（Psychogenesis）观点。在精神分析学派崛起之前的一段时期，神经生理的解释一度占据主流，无法解释症状公认的病因是神经系统的可逆性失调。但是，逐渐发展的病理检查技术始终未能证明脑部或其他器官存在可观察的解剖学异常，这就导致这些生理失调被称作微妙的或“功能性的”（Trimble，1982，pp.1768-1770）。
这种神经生理解释的一个典型就是19世纪中期由George Beard提出的“神经衰弱”的概念。Beard总结了当时在美国广泛流传的一类原因不明的躯体综合征，将其命名为“神经衰弱”，即“由过度疲劳引起的神经机能衰竭”，其症状包括多系统多项躯体痛苦，比如全身不适，功能衰弱，食欲不振，长期神经疼痛，失眠，疑病以及其他类似症状（Beard，1869，pp.217-221）。Beard认为这些神经系统上的虚弱或疲惫以及各种精神和身体的低效症状是由于神经功能的一些可逆的失调所造成的。神经衰弱的概念几乎包括了所有非器质性生理功能紊乱和多种由于心理社会原因引起的心理生理障碍。而虽然身为神经病学家的Beard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医生一样，都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证明中枢神经系统真的存在功能失调，但他仍然更强调神经衰弱病因学上的生理性而不是心理性。其后，同为神经生理学家的Charcot将Beard总结出的这种疾病在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扩展，使其从先前被人认为的“美国病”变成了一种国际化的疾病（Goetz，2001，pp.510-514）。
19世纪的解释模式转向最终明确地区分开了生理和心理的病因，而所谓的“医学不可解释”根据这种二元划分，最终被交给了精神医学。20世纪，心理分析的时代到来了。脑部功能失调的概念大部分被心理发生概念所替代。由此，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治疗完全成为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的管辖范围。Freud的支持者，奥地利精神医师Stekel（Stekel，1924，p.341）创造了“躯体化”一词用来解释精神问题如何表现为躯体症状，其所表达的心理机制和Freud的“转换”概念如出一辙。当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修订《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Ⅲ）时，特别划分出一类以躯体痛苦为主的精神障碍，即躯体形式障碍（somatoform disorders），这个诊断逐渐被世界其他重要的精神诊断手册所接受。而伴随这个诊断分类及其标准一直延续下来的核心条件之一正是“医学无法解释症状”。
二、“医学无法解释”的逻辑基础：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二元分裂
回顾“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在启蒙时代之后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实验医学内的一种解释模式的反复和循环，而这也是普通医学（medicine）和精神医学（psychiatry）逐渐分裂的一个写照。17世纪Willis对歇斯底里的分析和19世纪Beard对神经衰弱的定义都曾经是一度占据主流并影响巨大的理论观念，他们的理论代表了原因不明躯体症状的解释模式中一种相似的路线：从生理角度将此类综合征归于一种神经生理系统的疾病。而在Willis和Beard对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的经典论述之后，两种疾病理论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转向”：由“真实”生理疾病变成“无中生有”的心理障碍。在歇斯底里的例子中，传统的子宫冲动学说随着解剖和生理学的发展，逐渐转变为由大脑主导的神经系统作为中介的紊乱，但并没有改变此类疾病植根于身体的基本观念。可这个主题在18世纪却从身体空间的动力学变成了心理空间的伦理学，使歇斯底里和疑病症进入了精神病学的领域（福柯，2005，第410页）。同样，在神经衰弱的例子中，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日渐扩大，神经衰弱也被逐渐纳入到精神分析的情感冲突框架中。导致症状的潜在的情感因素变得比表面的躯体症状更加重要。在诊断上，神经衰弱也逐渐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心理问题，最终被抑郁症争情感障碍或心境障碍所替代（汪新建、何伶俐，2011）。这些例子显示出，在医学科学的疾病分类一直到精神病学理论观念建立之初，医生首先会尝试从神经系统疾病的角度解释“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在现代的医学系统中，医生也是首先从他们自身所属的医学专科考虑能否对症状做出解释。而当病痛和症状被医学排除在外，它们才最终落脚于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领域。由此可见，被认为是“医学无法解释”的这些躯体综合征与其他典型的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障碍不同。按照医学科学的身心二元观念，这些主观的躯体症状和病痛体验最初进入的应该是非精神科的普通医学话语体系。
科学观念中的机械身心二元主义对疾病和医学观念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精神病学从普通医学中分离出来，将身体病痛留给医学，将精神病痛留给精神病学。在笛卡尔的机械二元论之后，被客体化的身体只是一种“机器”，它与遵循科学规律运行的物质世界中的其他“系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身体获得了机器的隐喻，而疾病就是“机器抛锚、燃料缺乏或者摩擦过多引起的机械故障”（波特，2007，第59页）。这个纯粹物质性的“机器”是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不能涉及的，专门属于医生的领域。而心灵却又经历了另一种意义的转换，一方面心灵是理性的来源，是决定人类思维与意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心灵也是一种系统，一种“机器”，它也能被科学化，并逐渐丧失原本的道德伦理意义，而变成另一种客观存在物。这个心灵被降格的过程则是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产生的起点。
在西方医学科学的体系中，精神病学虽然诞生自医学，也一直被当作一个医学专科来看待，但在很多语境中它明显有异于其他医学专科，甚至和它们对立起来。对于以生理解释为主体的现代西方医学体系来说，精神病学始终缺乏等同于普通医学的合法性。20世纪中期Szasz曾针对精神病学展开颇有影响力的全面抨击。通过分析歇斯底里和精神分析这段经典历史，Szasz声称精神疾病并不像癌症等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一样“真实”，因为没有生物化学检验或神经生理发现能够证实其存在（Szass，1974）。他认为精神疾病是用来伪装道德伦理冲突的神话：“严肃的人不应该将精神病学当同事――它只是对理性、责任和自由的威胁。”（Szasz，2008，p.2）虽然有不少学者和精神医学从业者认为Szasz的批判过于极端，但却也难以否认其主张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精神病学分类中的疾病和障碍确实缺乏科学意义上的充足证据，特别是以躯体病痛为表现的心理问题，比如躯体化。进一步说，围绕躯体化疾病分类和诊断逻辑的争论正是整个精神病学遭到批判的缩影。普通医学和精神病学在身心归属明确的疾病或问题上，两者分工明确，“合作愉快”。但在躯体化现象这种本体和性质模糊的问题上，两者似乎就产生了龃龉。一定程度上，正是疾病分类体系对疾病体验的规训使得躯体化成为现代生物医学的“弃儿”（汪新建、王丽娜，2013）。
三、从本土医学观念看“医学无法解释症状”
对于大多数非西方社会而言，西方的现代医学体系是一个外来物，与医院模式、医疗保健体制相互捆绑，随着整个现代化进程“空降”而来。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早在明清之际就对一些流传而来的西方医学知识有所了解，但真正采用西方的医疗体制和诊断系统，也不过就是一个世纪以内的事情。本土社会接受的是在西方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形的一整套体系，对于“医学无法解释症状”中所反映出来的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具有历史渊源的纠缠与竞争，恐怕没有多少切身感受。
首先，从中国传统身体观和医学观的角度看，将患者的病痛原因划分为“医学可以解释”和由其他原因解释的“医学无法解释”是一种不太自然的做法。在本土医学观念中，“医学解释”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知识，包括对所有病痛和不适的解释。其典型如宋代陈无择提出的三因学说，将病因根据来源分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类，“然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冈。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圻，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陈无择，2011，第22页）。外至风邪入侵，内至情志所伤，这些病因全部共同作用于患者的身体。
而这种传统的病因解释和诊疗模式究其根源则在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身体观。传统思想与医学理论往往以天人类比的方式，建构身体概念。身体通过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等天地万物的共有本源与整个自然世界相互贯通。又有“五行配脏”的理论，使身体各部分不但和阴阳之象相互对应，而且喜、怒、悲、忧、恐也是通过配属于五行而与各自对应的脏器联系到一起。由此，个人的情志通过阴阳五行的意象连结到身体各部分以致宇宙万物上。中国文化中的身体也就成为了一个天人相应、内外相通、与自然世界具有有机联系的功能系统。纯粹物质的躯体只是身体系统的一部分，而躯体与心理之间又存在天然的联系，共同组成一个身的整体，其内部存在普遍联系、相互交感的关系。中国人谈到“身体”时，并不进行躯体和心智的划分。身体本身是人的健康和疾病状态的基础，它同时也参与心理、精神层面的活动。因此，中国人的“身体”牵涉到无形的精神、心灵、情志，是生理与心理的交互作用而成的一个整体。
正因为这种传统的身体观，传统中医也不存在针对躯体、器官或针对精神、心理的两种医学专科的二元分裂。在整体性的身心系统中，心理与生理并无本质区别，而只具有功能和形式的区别；它们的运作没有机理的不同，只有具体表象的不同。因此，在本土观念中，身体的疾病也自然涵盖心理与生理的双重维度，不必再行区分。在传统中医的临床实践和诊疗模式中也并不是不存在分科，患者的疾病原因也有内外之分，但医生必须能够对所有可能的病因做出判断并加以应对。
除了中国本土身心整体观念和西方二元论的差异，从传统中医的诊断方法上看，“医学无法解释”的说法也很难被习惯了传统医学诊疗模式的患者所接受。无论古今中外，所有医学体系都必须为患者的病痛寻找某种“解释”，这也是诊断的意义：医生必须要通过他的诊断告诉患者，他的痛苦是什么，原因何在。但是“解释”的方式以及能够被患者接受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却可能因为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以科学主义为基础西方实验医学的“医学解释”必须要依赖于生物病理证据建立的严格因果。而在中国本土社会，中医对疾病病因和过程的解释依据的则是中国人传统的意象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因果判定方式与科学模式不同，它以主体意向判定事物之间的联系，对因果关系进行主观性、体验性、感悟式的论证，因此传统医学的理论通过理论本身的自洽性和个案例证即能建立其自身的合法性（吕小康、汪新建，2013）。这种解释模式并不用证实关于某种疾病实体的“假设”，也就不要求科学严谨的因果性证据。
意象思维的影响又体现在中医的“辩证”模式中。中医的对象并非是西方科学定义下的“疾病”，而是一个本土概念“证”。中医所说的虚、寒、热等证候并不是西方医学中的“疾病”那样的客观实体，它们既是现象的描述，又附有本质的概括，这就是所谓“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吕小康、汪新建，2012）。而在中医的辨证模式下，其实所有体验都可以和这些体验性、感悟性的隐喻及意象连通到一起。一些带有情志因素的身体病痛按照严格的科学观念无法加以解释，但是其中却表现出直观的心身影响或交互作用，在本土的文化中被归结于意象性的“气”、“火”、“经络”等概念。对于并不太了解医学理论的患者而言，这些概念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某些生命“力量”或“能量”的隐喻，它们也许是直接从外界侵入，也许是身体受到外界刺激后而产生。通过这些隐喻所给出的“为什么生病”的解释也不难接受：这些力量或能量的起伏扰动了身体系统的整体平衡和正常状态，导致了各种非正常状态的产生。
已有研究发现，即使在西方社会，对躯体性病痛给出纯粹“心理和精神”的解释也较难得到所有患者的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患者主观体验到的病痛是身体状态（Kirmayer，Robbins，Dworkind，& Yaffe，1993，pp.734-741）。而中国传统意象性诊疗观的文化环境熏陶下的本土患者可能更难以理解和接受“医学无法解释”。患者并不清楚“医学无法解释”中暗含的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划分，因此在科学角度上严谨合理的“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一条件，对于患者来说却更像是医学在解释他们的问题时表现出的一种“无能”。“医学无法解释”还暗示着患者的症状不是真的，这种对想象性疾病、诈病和伪病的暗示也是对医患相互信任的一种损害。而本土的诊疗模式却相当依赖这种信任关系来获得体验性的病痛主诉，并总能根据患者的主诉提供一种宽泛的医学指导，形成一种“治未病”的医学传统（吕小康、钟年、张紫馨，2013）。这种传统未必能够在所有案例上得到科学的验证，但仍是极强的文化传统，对塑造患者的求诊模型和疾病表达体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躯体化诊断的本土反思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种种问题反映出躯体化这个概念及一系列相关诊断在西方医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从西方实验医学体系内部而言，“躯体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心理障碍面I临合法性危机。“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个躯体化定义和诊断的核心条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医学体系中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二元分裂。而这种贯穿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二元主义又恰恰是中西方医学在观念和诊疗模式上差异最大的部分之一。这种矛盾在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被进一步放大，导致躯体化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不适应性。
在治疗方面亦是如此，身心二元主义划分的代价是限制了有效的心理疗法和普通医学实践的整合。以目前的临床医学系统来说，如果患者首先不是进入精神病学专业科室，而是进入初级保健中，那么大多数主诉是“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患者都能够得到各个专科的解释：纤维肌痛、肠易激综合征、神经性胃炎等等。对于各专科医生来说，这些诊断能够被患者接受，而患者也能够得到处置，也就是说这些解释在初级保健系统中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合法性”。对于内科各科室的医生来说，主诉躯体症状的精神障碍，比如“躯体化”等概念，其合法性可能还不如各类功能性综合征。因此，虽然心理疗法可能对患者很有帮助，但仍然有很多去非精神科看病的患者无法得到这些治疗，而另一些患者则根本不接受精神疾患的解释。一方面，在普通科室，医生和病人可能不断重复没有结果的医学检查和干预；另一方面，称这些病人具有精神病学问题，转介精神科，让他们觉得受到误解和污名化。患者可能被留在一个狭窄的“无人区”：生物医学方法否定他们的症状是生理性质的，而他们自己又拒绝心理解释（Quill，1985，pp.3075-3079）。
西方医学和精神病学界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正是因为“医学无法解释”这一条件造成了躯体形式障碍诊断在病因学上的模糊性，美国精神病学会在新版本的修订中去除了这条标准（APA，2013）。但是这种修订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众多反对者认为，如果去除“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个条件，就会模糊躯体化一类心理障碍和医学状况之间的明确界限。而界限的模糊将可能会扩大精神障碍的范围，将很多确实患有医学疾病的人群错误的指为“精神障碍患者”（Frances，2013）。可见，在基于身心二元主义的西方实验医学体系中，跨越身心两个领域的躯体化问题是个难以解决的“痼疾”。如果严守科学主义的机械二元论分野，当前被诊断为“躯体化”的心身病痛体验无论如何都必须被一分为二：或是归为心理领域的疑病症，或是归为普通医学中的各种功能性综合征。如果像此次DSM修订一样，简单地在诊断标准上去除二元主义暗示，就会陷入与医学科学观念的基础相抵触的境地，使精神病学本身遭到“试图入侵医学领域”的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