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家庭教育范文1
关键词 人文关怀 家庭医生 实践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5）04-0014-03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humanistic concern in the family doctor’s system
WANG Chao1， ZHANG Jianmin2， JIANG Songyun2
（1.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Center of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200437， China; 2.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200080， China）
ABSTRACT The family doctor is a new emerging discipline in our country which emphasizes the idea of the “people-oriented” whose characteristic differs from the other specialists. With the full enthusiasm， the more family doctors in Hongkou District are practicing the humanistic concern so as not only to relieve the pain of the people， but also to enhance the people’s self-este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mily doctor’s system needs to carry out the idea of the humanistic concern， and even more to establish the trust between the family doctor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This requires the family doctors to contribute more humanistic concern to focusing on the life caring and humanity，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eople’s existence and value.
KEY WORDS humanistic concern; family doctor; practice
家庭医生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家庭医生有别于其他专科医师的特色。医学为人服务，离开了人，医学便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充分调动人的内在潜能与积极性是医学人文关怀的内涵[1]。
人文关怀的概念
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2]。概括来说，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人文关怀集中体现为对人本身的关注、尊重和重视，它着眼于生命关怀，着眼于人性，注重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尤其是人的心灵、精神和情感。
实施家庭医生制必须树立人文关怀理念
家庭医生制服务是以家庭医生为主体，家庭医生团队为依托，以家庭为单位、以居委为范围，以全面健康管理为目标，通过约定式服务的形式，为家庭成员提供安全、有效、连续、可及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现代医学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在维护人类健康、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医学技术异化的现象，偏离了医学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守护。市场经济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特征，又导致了人文精神的严重弱化和消解[3]。
医学本质上是一门人学，帮助人们保持健康，回归到对人性的关怀。因此，在实施家庭医生制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人文关怀理念。家庭医生制作为一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制度，希望通过建立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进一步转变服务观念，推广实施以“健康为中心”的家庭医生制服务，有利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回归本位，工作重心从临床医疗卫生服务转向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真正担负起“医、防、保、康”的责任。从服务理念与模式、软硬件条件、服务内容、考核与激励五方面，建立和完善家庭医生制度，为寻找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人文关怀”是家庭医生的精髓
家庭医生制服务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是“人文”的。家庭医生处理的多数是早期的、自限的、心理和社会层面的疾病，有些疾病的康复甚至需要终身医学照顾。家庭医生服务更应该是人性化的服务，具体来说，就是把服务对象看成是生病的“人”或尚未生病的“人”，是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人文关怀”是家庭医生的精髓，家庭医生服务还应超越“治病救人”的概念，包括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不仅照顾患者，还惠及家人，造福社区。体现对“人”的关注，对生命的珍惜。患者生理上需要帮助，心理上需要关怀和支持，在患病时更需要得到尊重。“人文关怀”应当是医学进步和发展的旗帜，在引领医学的发展和实践的道路上应把握以人的健康为核心、以生命为中心，实现人文精神融会贯通于医学的每个角落。“医学人文精神”是一种品格内涵，“医学人文关怀”是一种行为表现[4]。
人文关怀在虹口家庭医生中的实践
家庭医生向家庭的每个成员提供连续性和综合性的医疗照顾、健康维持和预防服务。家庭医生通过提供服务逐步与居民建立和谐、互信、互动的伙伴式契约关系。虹口区众多的家庭医生正在以饱满的热情实践着人文关怀，以下举例说明。
案例1：周云庆医生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从事临床工作已有17个年头。自他成为曲阳社区家庭医生，工作状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坐在诊室里等待患者上门，到主动下沉社区，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刚开始，很多居民都不太理解家庭医生工作，周医生就会对他们说：“我是您的家庭医生，您若有任何健康问题，只要愿意就来联系我”。1年多来，周医生的手机始终畅通;每周向约定居民的手机发送日常健康小贴士，每月在社区给居民开展健康知识讲座，通过“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及时转诊患者18人次。如今，周医生已经有了不少“粉丝”，体会到了家庭医生的工作价值。
案例2：吴强强是提篮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自2000年参加工作以来，每天有大量的上门医疗服务，但他无怨无悔，只要患者信任，家庭医生的工作就有意义。虹口区是个老城区，老龄化程度及人户分离情况很严重，很多慢性病及高龄老人都独居在家。2005年起，吴医生开通了手机24 h服务热线，让社区居民能随时随地联系到他，使那些身患重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能在家里得到医疗咨询，患者亲切的称之为“小吴热线”。至今，他与辖区内1 800余名居民建立了家庭医生契约服务关系，社区居民的信任是家庭医生最大的动力。
案例3：黄岳岳是凉城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年轻家庭医生。2年来，他率先在凉城社区开展了家庭医生制服务，签约居民600多户，每年服务近千人次。他每天穿梭在凉城社区的各个角落，上门为行动不便或年事较高的患者会诊、测血压、测血糖、开药、送药、开展健康教育，平均每月家庭访视60多人次，全方位的服务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成为了居民的健康守门人。
家庭医生如何实施人文关怀
实施家庭医生制度需要贯彻人文关怀理念，更需要建立起家庭医生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这就需要家庭医生付出更多的人文关怀，着眼于生命关怀和人性，注重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
“人文关怀”的精神如何在家庭医生制实践中体现
专科医生在针对某一患者时，应充分了解本病的最佳临床证据和现有医疗资源，并在全面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及其意愿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制定合理的诊疗方案。充分了解疾病的临床证据和现有医疗资源是循证医学的需要，但循证医学提供的是生物科学证据，未必适合每例患者的情况。而家庭医生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是根据“人”的意愿、个性特征、家庭情况和社会背景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个性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重视人胜于重视病，重视伦理胜于重视病理是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家庭医生需要加强医学人文核心价值观教育
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是以人的健康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家庭医生必须加强正确的医学人文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重视敬畏生命、关爱生命、尊重生命、维护生命健康权的教育，认真思考和完善人生价值，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激发关爱生命、奉献社会的热情，努力营造善待生命、尊重生命的良好社会氛围。当社区居民与家庭医生都知道对方的期望值与能力时，双方的信任度和人文关怀体谅度才会持续提升，即社区居民要信任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也要信任社区居民。
发挥人文关怀教育在家庭医生中的激励作用
家庭医生的医学人文教育应当是社会教育与家庭医生自我教育的结合，具体到医学教育领域即医学院校应当开设符合当前家庭医学发展的医学人文关怀培训项目及医学人文教育课程，引导家庭医生在课堂上领会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同时，家庭医生也应当在临床实践中加强医学人文教育的自我学习，激发个体积极向上，促进自我肯定、自我发展，调整社会关系，进一步拓展符合家庭医生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人性化功能。
参考文献
王一方， 赵明杰. 医学的人文呼唤[M].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9： 1-3.
陈杰. 人文关怀-当代中国社区发展的新坐标[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24.
张洪雷， 张宗明. 医学技术化与人： 医学哲学的反思[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14， 35（11A）： 7-9.
中医与家庭教育范文2
关键词：青少年，医学中障碍，增长趋势
当前，社会正处在一个信息发达、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个体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人们多年来形成的稳定生活模式不断受到冲击，这给人们身心健康带来威胁。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也是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他们求知欲望和模仿能力均较强；自制力及分辨能力差，当碰到困难时，不懂得运用缓冲应激来释放情绪，久而久之就会引起医学中疾病，因此开展青少年医学中障碍讨论显得尤为必要。
1青少年医学中障碍的特点
青少年医学中障碍的特点是指医学中过程和个性医学中差异，人与人之间在认识及判断客观事物时基本倾向会有差异，差异的核心是世界观、人生观的不同，其次是兴趣爱好的不同。人们在判断客观事物时，医学征不同，即在能力、气质、性格等方面会有差异。
2青少年医学中障碍的主要原因
2.1大众传媒指以报刊、图书、影视广播、网络等现代工具，面向大众的信息沟通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化手段。影视、音像、广播报纸杂志，特别是国际互联网迅速向人们提供大量各种信息，使人们开阔视野，学到新的知识与规范、角色评价、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等。对个体的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互联网对人们的社会影响较大。［1］
2.2家庭氛围是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一大因素，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促进孩子健康成长。调查显示，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与孩子失去关爱，有强烈精神压力未能及时获得排解有密切关系。患上医学中疾病的青少年长大后，常缺乏对他人的人情关怀和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2］有关青少年医学中障碍的危险因素，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家庭关系不融洽、父母离异、不良的教育方式、居住地区社会风气恶劣是引发青少年医学中障碍的主要因素。［3～5］
一位医学中保健专家指出，由于城市住宅的封闭状态，现代儿童除在课堂外，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他们无共同的游戏，集体的娱乐。同时，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许多家长与孩子缺少交流和沟通。不少现代儿童内心孤寂，其心灵健康容易受到损害，久而久之，甚至会患上儿童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福建省某医学中卫生中心医学中咨询挂号人次数字统计，见表1。表1医学中咨询挂号人次统计表1数字显示，所有到医学中卫生中心就诊者，均存在医学中障碍及精神疾病。通过对门诊人次调查，患有医学中障碍、抑郁症的儿童当中，有78%的儿童是单亲或父母不在身边的家庭。根据统计学相关分析，儿童患医学中障碍及抑郁症与有缺陷家庭的关系呈正相关。
2.3教育体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将近30年教育模式是影响青少年医学中危机重要原因之一，学校过高追求升学率，在校生教育过分强调智育，忽略或淡化人性教育，人文关怀未得到有效发展。［6］
3青少年医学中障碍发展趋势
根据中国部分地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推测目前至少有1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精神疾病已成为中国严重的疾病负担。主要表现为偏执，交往障碍、抑郁、情绪波动、躯体症状，过于敏感，其中有一半需要医学中卫生干预。福建省某精神专科医院门诊挂号人次数字统计，见表2。表2门诊挂号人次统计图1显示儿童、青少年精神专科门诊挂号人次每年均递增，显示青少年医学中障碍有增长趋势。如以这种速度继续发展，我国本世纪末将有＞60%儿童青少年存在医学中疾病，因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4几点建议
4.1教育机制改革需对近30年来的教育体制加以总结和研究，并提出具体完善措施。进入20世纪后，国家先后提出了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和建立创新体系，但在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上，始终未走出旧的教育体系，在教育宏观管理上，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故应针对基础教育，应用教育和教育创新的特点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和运用机制。充分重视基础教育，应用教育和教育创新，培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一代青少年。
教育是一种终极关怀，建立科学的教育观不容忽视，教育本质是人的成长，教育学首先是一种人文主义哲学，教育是一种智慧，建立科学的教育观比掌握任何一种教育技术均重要。要转变中国旧的教育理念，确立新的教育理念系统：即养成教育、和谐教育、自我教育、尊重教育、启发教育、生命教育、重视实践和效果，善待并协助从儿童的个性开始，才是打造他们未来核心竞争力的唯一出路。
中医与家庭教育范文3
(一)国外文献回顾
舒尔茨为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开创了先河，其着重分析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把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范围概括为医疗保险、教育培训、劳动力就业迁移等方面。Becker(1964)指出，个人可以通过教育、训练、医疗等方式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个体的产出量依赖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对个体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研究中，Easterlin(1981)认为教育的形式很重要，并结合西班牙教会对教育解禁前后进行了对比研究。Maddison(1991)以1882年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和巴西等国家每万人口中的小学数，与三十年后该国人均GDP高低具有高度关联性。Mincer(1974)认为，个人“挣得能力”(individualearnings)是其所受教育年限和经验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个体健康状况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中，Spurr(1983)以哥伦比亚6－1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经研究指出儿童的营养状况不仅密切影响其当前的健康水平，而且对长大后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有巨大影响。Basta(1979)以印度尼西亚橡胶种植工人为研究对象，得出工人身体状况的好坏能极大影响劳动生产率，从而间接影响收入水平。Bhargava(2001)对一百多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证明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健康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用大于发达国家。
(二)国内文献回顾
我国大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始兴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主要从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发展的作用、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等方面来分别做了论证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有:吴建国(2002)指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并经过实证研究计算得出1990－1998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13%－14%;闫淑敏、张生太(2003)认为转变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提高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竞争意识，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具有重要作用。张嫘、刘怫翔(2009)根据辽宁省的农村实际情况，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地方财政投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和农民自身对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贡献最大。刘恩伶(2009)认为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不仅考虑货币收益，还更多看重社会地位提高带来的价值最大化。朱韵洁、于兰(2011)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也发现农民受教育程度能明显促进经济增长;翁杰(2012)利用杭州市制造业调查数据发现，培训是一种对转移农村劳动力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且个人培训的效果优于政府培训。在交通迁移投资方面，刘纯阳(2005)通过对湖南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家庭调查研究发现，交通通信支出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居于首位，且家庭交通通信支出比例严重偏低，并提出对贫困地区农村实行交通费“半价制”。在医疗保健方面，王引、尹志超(2009)在考察了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后指出，热量摄入与农民收入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且热量摄入对男性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孙昂、姚洋(2005)经实证研究证明，农民家庭中大病冲击与其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关系明显呈负相关。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大多数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多从政府的视角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出发，较少从家庭这一微观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行探析，尤其对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选取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且人地矛盾突出的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对河南省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研究，阐述河南省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和制约因素，提出了提高现有人力资本存量的政策建议。
二、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对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教育、医疗保健卫生、个人和家庭用于就业迁移的成本等方面来论述。
(一)教育方面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而得，其中，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是指农村住户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服务和相关用品的总支出。河南省农村居民家庭每年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水平长期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在2004年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80元，但随着时间推移呈逐步拉大趋势，在2011年两者相差118.2元。虽然近年来河南省文化教育投资发展势头良好、速度呈递增趋势，但相比国家平均水平和周边省份的增速明显偏慢。对比数据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河南省此项消费支出与同位于中部省份的河北、湖北、安徽、山西等六省相比处于垫底的位置。一是河南省人口众多，家庭规模相对较大;二是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且收入渠道单一，由于农村家庭财力所限，普遍对孩子的学前教育不够重视，整体资金投入不足。“生活支出”也叫“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八类。显示了河南省自1995－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态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对教育支出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人均家庭教育投资从1995年的63．53元增加到2012年的343．8元，增加了4.25倍。尤其是从1995年到2003年增长更为迅速，从占生活总支出的6.84%增加到10．67%，各年度教育投资的增长均高于生活消费水平的增长;但自2003年以来，此项投资比重却不断下降，一度在2011年低至只占生活支出的6．43%。究其原因主要是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开始实行扩招政策，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激增，但四年毕业后面临的就业压力陡增，让许多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不再信心百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其他农村家庭继续投资教育人力资本造成了负面效应，导致教育投资比例逐年下降，甚至部分地区“读书无用论”又有逐渐抬头趋势。
(二)医疗保健卫生方面
本文采纳国家统计局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定义，指农村住户用于医疗和保健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服务费用，包括医药卫生保健用品、医疗保健服务费和医疗卫生设备、用品加工修理费等。河南省自2004年至2012年人均/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呈不断增长态势，但其水平仍处在中部邻省以及黄河中游省份中靠后的位置。2012年河南省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468．8元，仍和全国平均水平513．8元有不小差距，与湖北、河北相比差距更为明显。“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河南省要实现把人口大省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省的目标，首先，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全省的医疗保障水平。其次，要向农民宣传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人的健康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不能“拖病扛病”，要加快完善医疗保障网络及其覆盖面。河南省自1995－2012年农村家庭对医疗保健投资占生活支出的动态变化情况。首先，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对医疗保健支出近十八年来虽然逐年增加，但其占家庭生活支出的比例依然非常低，医疗保健整体投入不足。在2005年以前人均不足100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去甚远，只有在2011年和2012年比例略微抬升，占到生活总支出的9．25%和9.32%。这主要是因为河南省农民收入较之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依然较低，农民多以务农为主，且收入渠道单一，财产性收入偏低且增收压力较大;导致在有限的收入水平下对保健支出微乎其微，就连在医疗上也是“能省则省”，看不起病或者不愿看病的现象较为突出。其次，通过在河南省封丘县、原阳县、延津县等地走访农户了解到的情况发现，农民的健康投资绝大多数是医药看病类支出，而营养保健、卫生预防等开支所占比例较低;这凸显出农民保健意识淡薄，政府应引导农民主动防病而非被动治病，大力开展农村医药卫生服务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医保覆盖面和服务水平。
(三)农村家庭人均就业迁移成本投资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相较于其在农村务农，有利于增加其家庭收入、知识才干，有利于拓展社会人际关系和开阔眼界，进而提高其思想观念水平。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中“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指农村住户用于交通和通信的工具、各种服务费、维修费用支出，主要指农民进城务工所要花费的交通费、通信费以及在外食宿等费用的总和。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力资本投资中用于迁移的成本投入。通过对比分析近年来河南省与其周边省份农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情况可知，河南省近年来农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很快，2004年该项支出为121．2元，同期国家平均水平为192．6元，与周边省份相比为倒数第一名，但在2012年此项支出达到525．1元，居中部六省前列，远高于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其中农村居民因外出务工乘坐交通工具和与亲人通信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为该指标迅速增长贡献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河南省在外出务工方面有人口输出优势，能使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河南省经济欠发达，本省吸纳消化劳动力能力不足。有鉴于此，河南应该在鼓励农民外出务工的同时，加大对农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的宣传力度和政策鼓励，加强对劳动力培训再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群众技能水平;同时也应加快自身经济建设，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结合当地实际特色的乡镇企业，引进劳动密集型龙头企业，争取让农民就近就业。
三、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制约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农民的视角，对影响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制约因素可以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认知状况、预期收益等;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家庭收入水平、社会价值导向、政府政策环境等。
(一)增收渠道单一，家庭收入水平低
家庭是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除政府以外的另一个投资主体，家庭收入水平将直接影响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人口众多、资源禀赋不强;加上河南省农民基数庞大、农民技能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且短期内粮食单产增收已达上限，后备耕地资源亦不足，所以总体发展压力较大。另外，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产业化难以形成，致使农业效益较低。近年来，上游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成本不断攀高，使农产品获利空间备受压缩。河南省乡镇企业发展活力不足，本地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差，唯一可以转移劳动力的渠道就是外出打工，但受后金融危机时代影响，出口效益疲软，外出打工就业形势严峻。统计资料显示:河南省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7524元，比同期国家平均水平7917元低近400元。
(二)社会竞争压力大，农村医疗保健水平差
河南省的基本省情就是人口众多，人地矛盾尖锐，工业化水平低。截至2013年年底，河南省人口为1．06亿人，人均GDP为34187元，全国排名第23位。分析发现，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相对不足，缺乏适销对路、紧密结合当地特色产业的乡镇企业来拉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也就无法极大地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造成大量农民抛家舍子、不远千里常年在外打工，生存压力较大。另外，河南省农村现有医疗保障水平较低、医疗人员及设备不足问题较为突出。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在农村每千人医生数和医疗床位数等基层基本卫生医疗资源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对一个承担国家粮食主产核心任务的农村人口来说，不利于新型农业化的推行和新型农民的培养，也不利于中原经济区的崛起。
(三)投资与回报率偏低
根据收入与成本曲线我们可以看出，当效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显现出对人力资本投资较强的偏好。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激励着农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尤其是农民在对子女的教育投资问题上更为明显。但目前河南省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与收益严重不成正比，自1999年大学扩招到现在，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至今，致使大学生就业问题异常突出，加上河南省特殊的省情，后一个问题表现更加严峻，尤其是那些辛辛苦苦让孩子在独立院校就读的家庭更是对教育投资失望。这些现象都给社会带来一种负面效应，致使后续农村家庭对子女高等教育投资信心受到打击。
(四)消极社会文化价值导向影响
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将会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对生活越有信心就越倾向于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消极颓废的价值观将湮灭人们对工作的信心，进而逐步失去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河南省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省，农村长期以来受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影响，至今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着“读书无用论”和“读书至上论”两种极端思想。秉持“读书无用论”的家庭早早让孩子辍学在家，出去打工两年就回家结婚，致使近年来早婚现象又有逐渐抬头的趋势;这种现象不利于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不利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秉持“读书至上论”的家庭则表现出一种非理，对教育认知存在偏见，鄙视职业技术教育。从河南省的情况可见一斑，要解决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既要改变农民思想意识方面的认识问题，又要社会舆论做引导，更要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公共资源享有等涉及民生问题方面向农民有所倾斜。
四、河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路径选择
(一)广开农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家庭收入水平
经过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农村家庭收入与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呈正相关。农村家庭经济水平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保障，而人力资本投资反过来又促进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首先，河南省各级政府应该重视加快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创造条件让农民持续增收。鉴于河南省是人力资源大省，富余劳动力较多，可以由政府牵头对农民进行培训、组建劳务公司，打造专业品牌、成建制输出劳动力。其次，应该建立健全农村资本市场，完善农民小额信贷制度，发展庭院经济，支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土地流转资金扶持;规范和保护民间自由信贷，为家庭创业和投资提供安全快捷的农村金融环境，把农村资本市场这池水搞活，让创造财富的资源要素充分涌动。再次，针对河南省农业大省的实际情况，可以开展多元化的农村保险业务，降低农民家庭及财产因意外受损而导致的返贫情况，比如，可以施行农作物保险、经济林、园林苗圃保险、家禽畜保险。
(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已覆盖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医疗保障水平依然有待提高，尤其是农村各项医疗设备很落后，医务人员数量严重缺乏且水平有待提高。各地可以利用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服务于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比如，河南省可以在河南中医学院和新乡医学院两所医科院校培养农村紧缺的全科医生，充实农村基层卫生事业需要;也可以安排乡镇优秀基层卫生人员去市级甲等医院、医学院定期进修，发扬“传、帮、带”的优良风尚。要建立完善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减少农民因病返贫的现象，提高农村医疗补贴标准和完善农村卫生预防体系，改善贫困地区现有医疗环境，尤其是豫北太行山区和豫南大别山区等长期贫穷落后地区。政府及媒体应大力宣传健康教育、医疗保健、营养卫生知识的重要性，让农民树立健康生活的观念，增强其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三)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科技水平
农民是农村建设的重要微观主体，其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新农村的发展水平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进度。然而，目前农民工技能素质普遍偏低，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太少，在就业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且现有初高中提供的课程和教学资源是无力改变这种现状的。有鉴于此，河南省可以抓住新课改的契机，针对实际勇于开拓创新，改善目前初高中课程内容结构，尤其是对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实践能力;另外，还要大力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由政府牵头，县农广校、成人高校、农业职业学校、农业科研院所等多方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因地制宜、结合农民意愿和兴趣开展农村特色课程培训，从而达到提高农民文化技能，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目的。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开展的特色产业加工生产，学习“一村一品”特色种养殖经验，开展厨师、焊工等紧俏工种培训等值得借鉴。
(四)树立积极的社会文化价值导向
中医与家庭教育范文4
[中图分类号] R473.7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6）07-0160-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ternal and their families' participation and satisfaction rate in the use of network personalized healthy education modal. Methods After completed 11 courses during pregnancy， 296 primipara and their families from May 2012 to November 2014 were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egistration number randomly. Experimental group（n=162） was accepted the fixed midwife team's health education in their homes by use the modern information social network tools from 28 weeks to postpartum 28 days with the continuity， personalized consulting. Control group（n=134） was accepted the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pregnancy school and institutional delivery， postpartum telephone follow-up as usual. Participate in pregnancy course and satisfaction of prenatal education mode of two groups of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In the pregnancy course particip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education mode part， experimental group of pregnant women and family memb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obviousl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Key words] Personalization； Continuity； Health education during pregnancy； Network
现代产科服务以健康模式为基础，从孕产妇为中心转变为孕产妇及其家庭为中心的服务。生育是家庭事件，需要家庭参与和决策。国内外研究表明，孕期健康教育对降低社会原因剖宫产、促进正常分娩具有重要作用[1，2]。分娩对于孕产妇来说是一个受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的特殊的生理过程，由于产妇在分娩过程存在不适及风险，因此很多初产妇在分娩前及分娩过程中会产生焦虑情绪，而不良心理因素的产生在分娩期易产生宫缩乏力、疼痛感强烈、从而使产程延长等不良后果[3，4]。施行个体化的“一对一”健康教育和产时指导在初产妇各个产程中的应用都意义重大，其使孕产妇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放松，缓解产妇焦虑和不安等不良情绪，产妇在产前增加分娩健康知识的教育，在产程中根据教育过程中所学心得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积极配合完成分娩，可大大缩短产程，取得较理想效果[5]。但是，许多孕妇因各种原因不能参加孕妇学校的教育，且孕妇家人对课程教育的参与更是不够重视。我们自2012年5月对孕产妇及其家庭在家里进行个性化网络健康教育，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参考世界卫生组织高危和低危孕产妇筛选标准，将孕28周的低危孕妇纳入研究对象，排除高危孕产妇，排除标准[6]：资料不齐全的孕产妇；有精神障碍、意识不模糊者；心、脑、肾等重要脏腑器官病变者；孕妇年龄35岁；有习惯性流产史；产妇骨盆狭小或畸形；孕期前置胎盘、胎盘早剥、妊娠高血压综合征、胎位不正、胎儿发育异常；孕妇合并心脏病、慢性肾炎、糖尿病、重度贫血等妊娠合并症。选择2012年5月～2014年11月我院初孕妇296例，年龄22～34岁，按照来医院门诊产前检查时间段，以孕妇就诊当日前后顺序，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有效孕妇162例，对照组有效孕妇134例。两组孕产妇在年龄、学历（本科以上43例；大专及本科184例；高中56例；初中或以下13例）、孕周（37周以下38例；37周～42周以下256例；42周及以上2例）、分娩方式（顺产234例；剖宫产62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定期在门诊产科检查，填写知情同意书，从孕28周至产后28 d的孕产妇，由固定助产团队通过现代信息化网络社交工具，实现助产士和家庭双方在家进行孕期健康教育以及连续性、个性化网络咨询为主的产科支持。
1.2 助产人员
由5位助产士组成小组团队，助产工作20年以上主任护师1人；助产工作8～10年主管护师2人；工作5年以下护师2人。家庭成员：把15～20个预产期在同一周内的孕妇家庭设立成组。
1.3 形式
通过手机、电脑网络工具，利用QQ群、YY、微信群，孕产妇网站视屏等网络系统实现网络沟通服务。网络上课：每周1次，选在周日20：00～21：00网络上课，要求孕妇及家庭成员参与。录音回放：网络上课内容录音上传群里，供不能及时上课的孕产妇及其家庭成员下载收听，学习知识。网络咨询：助产士和家庭“一对一”个性化网络咨询，根据家庭意愿，选择公开平台或隐私平台解答相关问题，每周2次，分别在周二和周五20：00～21：00固定时间咨询，直至产后28天；在分娩前期，即37周至分娩前实行24 h个性化咨询。网络交流：qq群孕产妇及其家庭间的互相交流。
1.4 内容
1.4.1 课程内容 主要包括11项课程：“孕期保健”主要内容为如何在怀孕的不同时期进行自我保健，使孕妇保持健康的身体，使胎儿健康成长，在怀孕的什么时间进行何种健康体检，如果有问题应该如何应对。“分娩方式的选择”主要内容为患者应该如何选择适应自己和胎儿的分娩方式，在什么情况下适合顺产，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剖宫产。“自然分娩信心的建立”主要内容为消除产妇对分娩时的恐惧，讲述各个产程的经过以及应该如何调整自己，帮助孕妇打消疑虑。“孕期体重的管理”主要内容为正确对待饮食和运动，使体重在不同月份均处于正常范围内，这样既有利于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又有利于健康分娩。“认识分娩过程”主要内容为对分娩过程的详细讲述，使孕妇在分娩过程中积极应对。“分娩疼痛的本质及应对”主要介绍如何应对分娩疼痛，使胎儿顺利分娩。“家庭如何陪产”主要内容是为孕妇的家庭树立正确的陪产观念。“自由体位分娩”主要内容为介绍自由体位分娩的优点和所需条件。“新生儿护理”主要内容为如何护理新生儿，使新生儿健康成长。“母乳喂养”主要内容为介绍母乳喂养的优点以及需要注意事项。“科学坐月子”主要内容为如何使产妇健康地度过产后30 d，恢复身体，保证身心健康。
1.4.2 咨询内容 孕期检查结果的个性解读、课程内容的个性解答、个人需求的健康教育等。
1.5 评估方法
评估家庭在不同阶段的意向分娩方式：孕28周帮助家庭建立意向分娩方式；孕34周确立较稳定的意向分娩方式；孕36周与其家庭一起拟定分娩方式；孕38周和孕产妇及家庭一起讨论分娩计划；住院时再次评估产科情况，帮助家庭作出分娩决策。对照组初产妇134例，定期在门诊产科检查，在孕妇学校完成与实验组相同的11项孕期课程，要求家属一起参加。按照常规住院待产，自由选择助产士和家属分娩陪伴，产后常规护理，出院一周电话回访，予以指导。观察所有孕妇和新生儿结局。
1.6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孕妇及家属的孕妇课程参与度、家属课程参与度、孕妇满意程度（包括授课形式、授课内容、授课老师的态度、技巧、孕妇认为听课有无用处）、家属满意程度（包括授课形式、授课内容、授课老师的态度、技巧、家属认为听课有无用处）、顺产率、剖宫产率、新生儿5 min Apgar评分指标（新生儿心跳、呼吸、肌肉张力、反应、皮肤颜色）情况。孕妇满意程度及家属满意程度采用发放满意度调查表，根据调查结果（满意、一般、不满意）统计。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孕妇及其家属参与孕期课程的比较
实验组162例孕妇及家属应参与课程11项，共参与1782次课程，孕妇听课1182人次，课程参与率为66.33%，家属听课771人次，课程参与率为43.27%，对照组134例孕妇及家属应参与课程11项，共参与1474次课程，孕妇听课836人次，课程参与率为56.72%，家属听课495人次，课程参与率33.58%。实验组孕妇与家属课程的参与率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孕妇及其家属对孕期教育模式满意率的比较
实验组162例孕妇中有151例孕妇满意，孕妇满意程度为93.21%，155例家属满意，家属满意程度为95.68%；对照组134例孕妇中有100例孕妇满意，孕妇满意程度为76.63%，57例家属满意，家属满意程度为42.54%。实验组孕妇与家属对教育模式的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两组孕妇的生产方式以及新生儿评分比较
实验组顺产产妇明显多于对照组，且实验组新生儿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3.1 “便利”的网络健康教育，孕产妇及其家庭参与率增加
分娩方式的认知误区是持续高剖宫产率的原因之一，健康教育是解除认知误区的重要方法。然而研究表明许多孕妇因交通不便、工作繁忙等原因不参加孕妇学校的健康教育，家庭成员参与率更低。段成钢等[7]和陶水英等[8]研究，亲人、朋友对分娩方式的态度及建议，显著影响着初产妇对分娩方式的选择，需要将家属纳入到妊娠期健康教育中来。为了提高健康教育的参与率，我们探索“便利”方法，利用现代信息化管理手段，教育者及被教育者在家里或行路时，随时可接受健康教育，由于网络便利及选择休息时间，孕妇及其家庭成员参与率增加，真正做到以孕产妇及家庭为中心的健康教育，使家庭满意度提高[9-10]。家庭网络个性化健康教育的实现离不开现代的信息技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远程医学成为一种新型的医疗手段，凭借如今先进的网络和通讯技术，远距离亦可通过卫星、电话线等网络通讯技术来实现，使两端的视频、音频达到同时接收，医生与患者面对面进行交流、互动。通过计算机对孕产妇健康信息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和应用网络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能够便于医生对患者健康的管理且有效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并为个体化教育模式的改进提供了科学的、可应用的数据资源，通过电话或者网络实现医患双方的相互交流指导，使真正意义完整地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成为可能[11-13]。此模式便于健康教育知识的推广，利于家庭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减少社会原因剖宫产。
3.2 探讨个性化分娩方式，帮助家庭科学决策，减少医患纠纷
传统观念认为分娩过程对于孕妇来说是一种持久而强烈的生理性应激源，如今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神经生理学家以及心理学家都认为分娩应激均可产生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应激[14-16]。而分娩方式是指终止妊娠的形式，分娩方式根据分娩的途径不同分为自然分娩和剖宫产。近年来剖宫产率在我国有急骤上升的趋势，最佳分娩方式是根据孕妇个体的分娩条件及时间、产程进展、重要脏器的功能状态和胎儿情况的综合分析的结果来选择[14，17-18]。
决定分娩方式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踌躇和艰难的，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有一个认知、反思、接受的过程。临床上，门诊医生谨慎提供经验，且不同医生之间有时观点不一致，孕妇及其家庭把决策寄望在住院以后。但是住院医生给予建议不够透彻，对没有充分接受过孕期教育的家庭，需要在短期内作出决策，使仓促的决策在不良分娩结局面前，医患互不信任，纠纷不断。周英凤等[19]也认为产前的意向分娩方式是初产妇选择剖宫产的重要因素。研究中，我们在孕28周至住院分娩前的不同阶段，多次与家庭探讨孕妇的分娩方式及分娩计划，最后在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帮助下，让其家庭决定分娩方式。经过几轮的深入探讨，孕产妇及其家庭，在全面认知基础上形成较科学的分娩决策，更容易了解各种分娩方式存在的风险，理解医学的局限性。
3.3 连续性、个性化健康教育，提高孕产妇、家庭、助产士的满意度
中医与家庭教育范文5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状况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项目组2007－2009年对湖北的红安、孝昌和四川的阆中、富顺四个部级贫困县的农户调查。调查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遵循县内分层随机抽样原则，在每个县内随机起点等距抽取3个乡（镇），再从每个乡（镇）随机起点等距抽取10个村，在每个村随机选择100户进行农户调查。这样共形成12000个左右的农户大样本。第二阶段，按照事先确定的大病标准从第一阶段调查获得的农户大样本中选择5％的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共形成621户大病农户样本。调查主要收集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家庭成员的患病就医情况以及农户对医疗保障项目的认知和采用等方面信息。在621个大病农户中，6岁以上在校学生共有438人，分布在309个农户家庭中，其中，有1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196户，有2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99户，有3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12户，有4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2户。在这些学生中，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有341人，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有97人。在309户有子女上学的农户中，170户农户家庭发生了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发生率为55．0％，其中，11户农户借贷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子女上学，占样本户数的6．5％。从金额方面看，为子女上学而发生民间借贷的11户大病农户民间借贷金额为146355元，占170户发生民间借贷行为的大病农户总金额1696931元的8．6％，户均13305元。调查地区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民间借贷用途中的8．6％用于子女上学，这与叶静怡、刘逸对云南彝良县的调查研究结果近似。
（二）概念界定
1．大病。
本文中的“大病”概念根据以下三个标准界定：一是农户当年（2006年）住院治疗费用劳均（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平均数）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二是不符合第一条，但是农户当年门诊治疗的费用劳均（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平均数）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三是不符合上述两条，但是当年因病误工累计超过90天的疾病。凡符合以上三个判定条件中之一者，即定性为“大病”。
2．教育投资。
本文中所指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是指当年农户子女上学而发生的教育费用支出，包括学杂费用、在校生活费用、住宿费用、上学来往交通费用等。
二、民间借贷对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作用的计量分析
（一）变量选择和描述性分析
本文以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作为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由于各农户家庭上学子女人数不同，所以被解释变量按家庭子女上学人数取平均值，即本研究以农户家庭教育投资的子女平均值为被解释变量。对于影响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邹小芄（2007）、刘祯（2008）通过研究表明，家庭收入状况是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的主要因素。Lloyd和Blanc（1996）认为，除了家庭收入外，父母受教育程度也与子女教育投资有密切关系，且母亲通常比父亲花费更多的家庭预算在子女教育方面。ParishandWillis（1993）的研究指出，家庭人口规模、成员构成、家庭借贷约束、子女与父母的血缘关系、家庭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等均对子女教育投资产生影响。
赵连阁、李旻（2008）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把家庭收入、母亲受教育程度、母亲非农就业状况、家庭在校学生人数、子女性别、家庭劳动力人数和人均土地面积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子女教育投入影响显著的因素有家庭收入水平、母亲是否非农就业、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子女性别等因素。借鉴中外文献研究成果和根据从农户调查中所获取的数据信息，本研究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的解释变量包括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民间借贷规模、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母亲教育程度、户主教育程度、学生性别、母亲是否非农就业、户主年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等10个因素。这10个解释变量与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之间的关系统计描述。贫困地区农户货币收入普遍偏低，义务教育学龄段47％的学生家庭年货币收入在10000元以下，货币收入最高的家庭，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支出也最高；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中，家庭货币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较多，占样本的35．05％，但人均教育投资支出水平偏低。
从民间借贷规模来看，无论是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非义务教育学龄段，50％以上的学生家庭民间借贷都是2000元以下的小额借贷；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家庭民间借贷规模在11000元以上的学生所占比例将近20％。从家庭人口规模看，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家庭人口最多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支出最低，家庭人口规模影响了农户子女的教育投资。从家庭劳动力情况看，将近50％的学生家庭劳动力人数为3～4人。但家庭劳动力越多并不意味着学生教育投资越多。样本农户学生的母亲文化程度普遍偏低，55％以上学生的母亲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母亲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最高。义务教育学龄段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在户主文化程度方面差别较大，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户主文化程度偏低，55％学生的户主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户主文化程度最高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水平也最高；而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户主60％以上具有初中和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但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最多，户主文化程度最高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反而最低。
从学生的性别状况看，无论是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男女学生比例严重失调，男学生的比例比女学生高约11个百分点，但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并不大。进一步分析发现，调查地区6～24岁的农村人口共有7133人，其中男性人口有3991人，占55．95％，女性人口3142人，占44．05％。在校学生的性别失衡是由于调查地区农村人口性别比本身严重失调造成的，而非农户在子女教育上性别歧视的缘故。从母亲是否非农就业方面看，大部分学生的母亲以在家务农为主，非义务学龄段的学生母亲在家务农的比例更高（74．23％）；在义务教育学龄段，母亲从事非农就业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相对较高，但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母亲从事非农就业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相对较低。
从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来看，绝大部分学生家庭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在75％以上，无论在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非义务教育学龄段，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在50％～75％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水平最高。
从户主年龄看，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38％的学生的户主年龄在30～44岁，40％的学生户主年龄在45～54岁之间；而在义务教育年龄段，38％的学生的家庭户主年龄在30～44岁之间，但有30％的学生家庭户主年龄在55～64岁之间。年龄差显示，大部分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家庭户主为其父母亲，而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户主为其祖父母。他们成为农村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对于非义务学龄段的学生来说，户主年龄越小，教育投资水平越高。
（二）模型回归结果和分析
利用Stata12统计软件将438个学生样本数据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比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否因学生所处的学龄段的不同而异。
1．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分析
（1）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收入水平对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在义务教育学龄段，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变化成正比，而且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家庭收入每增加5000元，子女教育投资将增加198．45元。但家庭收入水平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大病风险冲击下，农户家庭的收入主要先满足家庭成员看病的需要，子女教育投资需求只好通过其他途径来满足，所以，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水平与家庭收入额没有相关性。
（2）民间借贷规模。
民间借贷规模对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影响不显著，其子女教育投资支出不随民间借贷规模的变化而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民间借贷规模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与民间借贷规模成正比，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规模每增加3000元，农户子女的教育投资将增加954．29元。模型结果表明，贫困地区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需要依靠向亲戚朋友借贷来完成学业。
（3）家庭人口规模。
无论子女是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对子女教育投资都具有较显著影响，而且系数符号都为负数，表明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水平会随着家庭人口增加而减少。但相比较而言，家庭人口规模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更显著。
（4）劳动力人数和母亲教育程度。
模型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母亲的教育程度这两个解释变量对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的影响都不显著，没有统计学意义。
（5）户主教育程度。
大病农户子女无论是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其教育投资都在5％的统计水平上受到户主教育程度的影响。对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来说，其教育投资与户主教育程度成正向关系，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户主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其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会增加156．24元。但对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来说，其教育投资与户主教育程度成负向关系，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户主教育程度每提高一级，其子女教育投资支出反而要减少1002．64元。这种现象在农村贫困地区出现，需要引起重视。随着高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和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以往农户所信奉的“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受到了现实挑战。在大病风险冲击下，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户主家庭决策会更加理性，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会以家庭成员的健康为优先考量，而宁愿放弃就业前途不确定的子女教育投资。
（6）学生性别。
模型结果表明，性别差异对子女教育投资支出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进入少子女时代以后，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歧视已经不明显了。
（7）母亲是否非农就业。
对于子女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的母亲是否非农就业对子女教育投资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与母亲从事非农就业的学生家庭相比，母亲不从事非农就业的子女教育投资要少217．29元。但母亲是否非农就业对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8）非农收入比重和户主年龄。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非农收入比重和户主年龄这两个因素对于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
2．模型标准回归系数分析
在多元回归模型中，标准回归系数（Beta）用来判断和比较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作用的大小，标准回归系数（Beta）的绝对值越大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越大。从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义务教育学龄段的模型中，家庭收入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最大（0．2896），其次是户主教育程度变量（0．1412），而包括民间借贷规模在内的变量标准回归系数都非常小。这就是说，在义务教育学龄段，学生家庭的收入对其教育投资水平影响最大，而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很小。这表明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困难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依赖向亲戚朋友借钱的局面，缓解了贫困农户子女“上学难、上学贵”的状况。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模型中，民间借贷规模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0．2524），其次是家庭人口规模（0．2234）和户主教育程度（0．2210）。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很小。也就是说，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作用和影响最大。这说明，贫困地区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要严重依赖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对帮助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困难农户子女求学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利用回归模型对影响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的10个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民间借贷对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但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影响十分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大病风险冲击下，为给患病成员看病而耗尽了自有经济资源以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上学要依赖向亲戚朋友借贷。针对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子女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阶段的农户遭遇大病风险冲击后要依赖民间借贷来支持子女上学的状况说明我国农村刚刚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对农户提供的医疗保障不力，医疗费用挤占了农户子女的教育费用。因此，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方面，从提高补偿水平、改进补偿方式、异地住院补偿衔接等方面完善新农合的同时，建立大病医疗保险救助制度，科学界定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权问题；另一方面，增强农村社区医疗保健机构的服务功能，定期向农村人口提供体检、医疗、护理等服务，使农村人口能够“小病早治，大病早防”，切实保障农村人口的健康，减轻农户的医疗负担，使农户能够有较多的资金投向生产经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
中医与家庭教育范文6
1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自愿的原则,选取2009年l1月-2009年l2月在本市两家三级甲等医院门诊及住院处就诊的慢性病患者为调查对象。
1.2 调查工具通过参阅文献 、专家指导,自行设计了 慢性病患者家庭护理需求调查表 ,由患者的一般情况、医疗资源、家庭护理需求、家庭护理服务意愿4个维度组戏。评估表经3位专家评定和预调查,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3 调查方法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调查员为大专以上学历、具有2年以上临床 作经验的临床护士或教师,[i{调查员与被调查对象一对一进行,本次完成有效调查问卷576份。
2结果
2.1 慢性病患者一般情况及医疗资源
2.2 慢性病患者家庭护理需求(1)患者对本次调查所列出的33项护理服务均何不同程度的需求,需求最多的前5项护理依次为:健康咨询、用药指导、照顾者指导、血L压监测和静脉输液。总体上需求多,覆盖面广(合计5233人项)。
(2)所有患者对家庭护理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各种疾病对常规护理及相应专科护理普遍需求,具有明显的专科特点,各系统疾病对家庭护理需求最多的前5项护理见表3.
2.3 慢性病患者家庭护理服务意愿慢性痫患者根据家庭护理项目的不同,愿意接受的服务方式不同,包括咨询服务、上门服务、上门指导及自理或由照顾者完成,具体见表4.
3讨论
3.1 建立完善的家庭护理服务体系,保证慢性病家庭护理的顺利开展本调查显示,慢性病患者家庭护理需求量大、涵盖面广,目前无统一的管理系统及收费标准,医保患者家庭护理费用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另外,爿研究表明,家庭护理服务具有一定风险,风险来E{患者。家属和护士。因此,为满足慢性病患者家庭护理的需求,保证患者、照顾者及护士的合法权益,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快建立和完善以社区护理为主体的家庭护理服务体系,建立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制定家庭护理服务内容,规范家庭护理服务流程和收费标准,才能保证慢性病家庭护理顺利和有效的开展。
3.2 提高家庭护理的整体水平,满足慢性病患者的家庭护理需求本调查显示,家庭护理不是简单的医院护理向家庭的转移,在服务理念、服务范围及服务方式上有本质的不同。慢性病患者对家庭护理需求火、涉及面广‘,老午和不能自理患者所占比例大、患者问的文化程度存在差异。
因此,家庭护理从业护士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专业技能。
社区护理是家庭护理的主体,但我国牡区护理服务的内容和模式不健全,护理人员=譬业知识缺乏,社区护理服务利用率低恻。因此,要大力宣传和发展社区护理。首先要尽快提高从业人员的家庭护理水平,可以通过开设护理专家培训、成人教育、医院进修等形式对现有的社区护士进行再教育;第二,在护理教育中开没社区护理、家庭护理课程,系统教授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知识,把家庭护理作为一一个独立专业进行发展,为社区护理发展积蓄后备力量医学教育|网整理搜集。第三,为了解决目前社区护短缺的问题,政府部门可以利用政策导向吸引医院高年资的护士到社 服务,高年资护士在护理管理、护理科研和护理教育方面均有较强的指导能力,可以带动社区护理的伞面发展。
医院护理是家庭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医院护理优势,调动医院护理人城的积极性,对弥补社区护理发展落后的不足,促进家庭护理的有效开展非常重要。首先,医院要建立家庭护理服务体系,加强家庭护理管理,保证护士和患者的利益和安全。如,恢复或建立家庭病床科,通过上门服务、上门指导,专题讲座和培训、专家咨询、电话随访、发放科普读物等方式将医院护理延伸到社区和家庭,提供连续不间断、更具针对性和有效的护理,实现真正“无缝隙”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