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技论文范文1
目前在中医和西医治疗癌症方面，虽然有一定的疗效，但都存在某些片面性、局限性和矛盾性。如西医的放疗、化疗， 中医的以毒攻毒，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大量杀死正常细胞，造成了“祛邪正变衰”的局面。而活血化淤、攻坚散结，如使 用不当则更促使癌细胞加速繁殖和转移。如给癌症患者输入各种营养，同时也给癌细胞提供了营养基础，更加速癌细胞繁殖。 因为癌细胞繁殖能力为正常细胞的80倍以上，于是就形成“扶正邪更盛”的局面。怎样才能解决“扶正邪更盛，祛邪正亦衰” 的矛盾?通过四年来对数千名各类型的癌症患者的治疗，我采用以下几点：
第一，采用恒定的遗传基因物质，防止和控制细胞基因的突变。动物或植物的形态和分子结构的改变，取决于遗传基因 大稳定情况。我认为在稳定的遗传基因物质中，必然存在着一种恒定的遗传因子，在控制或限制细胞的变异。如果人体中能 增加这种恒定的遗传因子，就能从根本上防止癌瘤的发生或控癌细胞的生长扩散。试验证明，一份正常细胞48小时自然死 亡率为10-15%，加入我院研制的含有恒定遗传因子的中药液后死亡率小于5%。
第二，使用药物切断或干扰增殖细胞和静止细胞的信息源。 癌细胞中的增殖细胞的破坏性极强，而静止细胞是癌症复发和转移的直接根源，因为它处于静止，分散和半休眠状态，对药 物敏感性极低。实验发现，当增殖细胞大量死亡时通过一种ynx物质将信息传递给静止细胞，使静止细胞大量转化为增殖细胞 并高速繁殖，这就是手术后容易“转移”和“复发”的原因。所以采用药物切断或干扰两者间的信息源，使静止细胞永远处 于休眠状态，就能从根本上控制癌症的复发和转移。
世界科技论文范文2
进入21世纪后，第六个世界科学中心能否到中国，也引发了广泛的追问和思索。甚至有观点直接认为，21世纪的中国能否成为第六个世界科学中心，就看以整体观念、系统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是否能影响21世纪世界整体生产力和生活方式，具体就是指能否在智能科学、再生能源科学、太空科学、人体健康科学四大领域有所突破。无独有偶，2011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报告《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指出前五次科技革命的重点任务是认识自然、改变自然和满足人类需要，即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第六次科技革命则将主要处理人类自身的问题。后者的复杂性、系统性、关联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超越简单线性思维的局限，走向系统辩证思维的轨道。这些判断和论述表明，未来科技发展的总方向及其所要坚持的方法论的思想源泉可以从中国文化中获得启迪。
科技革命是一个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突变的现象，是建立在科技创新量变、渐变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科技创新应当坚持文化自信，这是由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以及第六次科技革命面临的基本形势和主要任务决定的。我们不仅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增强文化自信，更要在引导科技革命发生、主导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至中国的过程中增进文化自信。这一历史进程也是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所确定的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一致的，即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这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此，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坚持中国文化自信，其本质就是要将蕴含其中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乃至技术方法转化为现实的制度范式和直接的生产力。中国文化在回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问题时，最显著的特质就是整体观念和系统思维，它不会割裂地看待世界万物中的每一个个体，而是认为人与世间万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天地人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的、生态的整体。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可以影响和指导包括科技、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共生系统的活动。
坚持文化自信，引领科技范式的转变。晚清以来，国势衰微，伴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而来的是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西方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经济主义对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猛烈冲击，民族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更迭。西方科学范式成为一切事实判断和价值评判的基础，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但是，这种范式已经遇到了当代困境，这也意味着第五次科技革命结束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中国文化引领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系统论、语境论的科学观，在从无机世界向有机世界这一认识对象转变的过程中，不仅能实现全面地、辩证地看待世界，也可避免科学霸权主义。
坚持文化自信，引领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嬗变。近代以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诸多知识分子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之所以落后和挨打的主要原因，中国一度落入“文化失语”的境况，丧失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五四”运动以后，科学和民主的观念便一直飘荡在中国社会之中直至形成了“主义”。科学的社会功能更加坚定了其在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前所述，前五次科技革命处理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西方文化在征服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文化危机，也最终影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中国文化将自然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以人为本但并不形成人类中心主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友好、和谐地相处。因此，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对当代各个领域思想观念和具体生活方式的反思和改进，有益于我们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更好地解决人类自身运用大科学、高技术所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包括生态问题、伦理问题等等。
世界科技论文范文3
关键词：社会建构论；科学技术建构；异质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112-02
瑟乔・西斯蒙多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副教授，1993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科学技术学博士学位；1993-1996在女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此后留校任教，他是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美国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科学的社会研究》编辑，著作有《科学技术学导论》《科学的艺术》《没有神话的科学-论建构，实在和社会知识》，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科学技术理论以及计算机模拟的哲学社会问题。
一、西斯蒙多的社会建构理论简介
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专项领域，成为一种多元错综复杂的理论研究，探索思考及社会实践活动。现今STS领域的研究及其哲学领域问题，也不断引起了国内外研究学者们的重点关注，不断探索和思考，是很多学者颇为感兴趣的一项哲学研究学术课题。
在20世纪70年代，爱丁堡学派的一群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着手用社会学来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倡导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和哲学观念，在STS领域有重要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建构这个词在科学技术学中变得越来越常见（比如Medelsohn 1977;Van den Daele 1977; Latour and Woolgar 1979）爱丁堡学派的精神领袖布鲁尔（Bloor，1976）提出新的SSK的研究范式和哲学观念。在此之后，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都宣称要揭示事实，知识、理论、现象、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的社会建构，因此，社会建构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代名词，他将科学技术学的众多不同成分充分地联系到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然而社会建构论也成为一些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猛烈攻击的对象。
西斯蒙多在社会建构论上有新的看法和要求，他认为社会建构论为科学技术学提供了三个重要预设。第一，科学是社会的。第二，科学技术是主动的，建构着隐喻的活动。第三，科学技术并没有提供一条从自然关于自然的思想直接通道，科学技术产品本身并不自然。
在科学技术学中，有着众多不同的“社会建构”，它们的含义也有所区别。西斯蒙多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便于学者们的思考。由于实在论的直觉告诉我们，真理更多地取决于世界而不是谈论真理的人。世界是以某种方式存在着，解释和表象世界是可能的。但到底科学的真相是什么，想真实地表达出来，展示出来，实在论者之间存在不同的争议。正因如此，也许实在论更多的是一个否定的概念，而不是肯定的立场，人们是在某种反实在论的情况下开始争论的。
二、西斯蒙多社会建构理论的八种形态
（一）社会实在的建构
社会建构的许多思想都来源于古典社会学和哲学，来源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人的分析。科学技术学聪伯格（Peter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实在的社会建构》（1966）引入了“社会建构”一词。
伯格和卢克曼他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社会实在及制度和结构――它们因为人的活动和态度而出现。社会世界这些特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众多成员知道他们存在，并依此行事。对于科学技术学而言，知识、方法、认识论、学科边界以及研究风格，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轮廓的核心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对象是社会建构的，就是认为他们是这时的社会对象，虽然其实在性具有偶然性。如果一位科学家或工程师在行动中不能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做出交代，就会遇到同行的抵抗，这意味着那个事实具有社会实在性。
然而指出这一点绝不是要批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围绕知识的实践的社会实在性是进步的前提条件。如果不存在足够稳固的东西，便没有了建设的地基。科学技术往往会平添给它一个主动的维度，去理解观察社会建构的过程。不断地接受这件事情，通过正面引用，反面引用，质疑它。建构实施的是科学家而不仅仅是科学。
（二）事物和现象的建构
被建构的不仅仅只有表象和社会实在。也许，科技史学的建构论视角的最大创新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所研究和使用的许多事物都是非自然的。各种形式的操作带来的结果是，源于实验室的知识是事物的知识，而这些事物明显是非自然的。他们是建构出来的，尽管是实实在在地，完全物质性的架构。关于技术，人们有什么可担忧的。人设定科学目的在于原原本本地展示自然，而技术则不同，它赋予了旧物质以新的形态和新形式，并制造着有用而别致的对象。事实上，技术设计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建构形式，把自然放弃在一边，这是人们所预料到的。
（三）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科学技术建构
科学事实和人工物对物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正是人们对他们产生兴趣的原因。在一定的立场上可以说，科学技术推动了众多环境的建构。技术起到了很大的效果，他们可存在于意料之中，也可存在于意料之外。汽车、火车、轮船的成功有助于确立城市和乡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计算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加速了人们沟通的距离，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同样科学塑造着世界，在人们生活当中，公众对性别的看法和对性别的研究，产生了理解的差异化。公众对这一话题颇感兴趣，对于研究男女大脑的差异的生物学研究，相关报道众多。同样科学也塑造着政策，政府的行为越来越面向科学依据。不管是在经济、文化、卫生、环境还是国防等领域都参与其中，科学研究至少会对公共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公共政策也会对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产生一定的影响。科学就像技术一样，有助于建构我们的环境。
（四）理论的建构
在科学技术学当中，社会建构隐喻着直接的应用，是描述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何构建说明、模型和理论；基于数据，基于从数据想表象的方法；自然的表象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然而表象并不必然符合自然。科学在几何学意义上是建构性的;先实际找到固定点，然后再画图。
科学在数据的基础上建构表象，也许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主张。在实证主义面前，科学理论之类的东西本质上具有偶然性。对于任何适当的科学理论，都可以另外提出一个，它同样可以清晰地对数据做出说明。范・弗拉森说：“我用建构这个词是想表明我的立场，科学活动是建构而不是发现，建构模型必须与现象，而不是与设计不观察植物的真理的发现相适应。”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科学表象的偶然性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事先选择的框架加以消除；逻辑主义之所以是逻辑的，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假设：科学家要对他们在其中工作的逻辑框架进行选择。科学技术争论展示出了代替性的表象，展示了建构理论的基本方法，他们可以揭示导致争论的某些力量。
（五）异质性建构
成功的技术活动运用了多种类型的资源，同时参与到了多个领域，工程师的出现，推动了知识、社会事物以及物质和社会世界的建构。同样对于技术建设者需要做的工作，技术建设者必须同时建造他们的工作环境，这些工作不可能独自开展。科学工作是异质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区分仅仅是传统的科学边界所致。然而科学网络把物质世界创造了一个有序世界，所以网络世界的架构就是秩序的建构。科学网络把物质世界的各个独立部分组合起来，实验室设备，既定的知识、资金、资助、机构等等。从意义上说，体现出了异质性的建构。异质性建构是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同时塑造，从而使二者相互匹配，呈现出一个“共同建构”。异质性建构涉及我们提到的所有建构形式，他综合了说明的建构，部分社会实在的建构，现象的建构，以及宏观环境的建构。
（六）种类的建构
唯名论者认为，类是世界的真实特征，类的边界很模糊。对于唯名论者而言，唯一实在的东西是个别事物，因为很难解释普遍性质的实在性。唯名论者承认类外在于人。在科学技术中，建构隐喻是兑现唯名论的一种方式。如果类不是世界的特征，那他们就是建构出来的。建构他们的是人，所以说是社会建构。
（七）自然的建构
唯名论距科学技术学中最强硬的社会建构隐喻只有一步距离，后者主张，表象直接塑造了对象，根据这种建构论，当科学家就某个主张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们就使得该主张真实的为真。世界追随者=共识，而不是共识追随世界。新康德式的建构论很难让人接受。这种建构论的核心主张是康德提出的，其温和形式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认识论；个体把结论赋予他所有理解的世界。对于康德主义者而言，个体与物质世界的分离意味着，谈论现象之外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实在论”主张可以促使人们去关注科学技术的偶然性，并引导研究者去追问偶然性的原则。如果看作隐喻，这种激进的新康德主义在研究科学技术的过程当中，可以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八）五花八门的建构
社会与建构话语遍及科学技术学的同时，它在整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流行起来。社会建构的话语已经河用于各种各样的事物之上，性别、情感、身份和政治运动仅仅是其中的一点。科学技术学要对社会架构话语的广泛流传承担部分责任。主张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就是一个很激进的说法。在心理学、地理学、环境学、教育学、管理学、文化学等领域看到明显的借鉴科学技术学建构论资源的情况。
建构论研究的是，科学家和技术家如何把知识和事物置于社会当中。科学的力量部分来源于他操作和测量自然反应的能力，以及跨时空地把这些测量转移到别的实验室和场合的能力。因此，实验室和其他技术推进了客观性和客观知识。建构论的科学技术是可以支持某种实在论，尽管这样的实在论并不意味着存在对实在的直接认识，也不意味着存在一组完备的真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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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研究方向；世界观；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R2-0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7717（2008）11-2497-03
An Exploration on Research Direction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U Xiaoxio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With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cience as the beginning of study,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re are many shortcomings in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both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after respectively discussing their different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TCWM),it points out the real goal of ITCWM is to produce a new unified theory system and technology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and to produce a new unified medical science.By further pointing out the method of ITCWM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new unified medical science,it suggests that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ITCWM based on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has a wide space to develop and a good prospect.
Key words: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research direction;worldview;methodology
中医中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至今仍在保障人类的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医兴起并传入我国以后，中医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有人在网络上主张废除中医，目前中医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经过了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目前中西医结合在结合层次、方法、目标等方面还处于实践摸索阶段，还未形成统一的新理论，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正确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方向直接决定着中西医结合健康快速发展，能有效地减少在中西医结合探索过程中所走的弯路，能更快地提高临床疗效，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现就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1医学的产生与发展
1.1医学的产生
1.1.1医学的产生医学不是原创学科，它是将当时其它学科的相关知识应用到人体，研究人的生命现象，疾病的产生、发展及防治等，从而形成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是当时将其它学科的相关知识与人体相结合的产物。在我国古代，将当时的哲学、数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气候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应用到人体，经过长期大量的医学实践，形成了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诊疗规范的中医学。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将当时的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应用到人体，产生了现代西医学。
1.1.2医学与当时其它学科的联系和区别在医学产生过程中所借助的其它学科的相关知识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①当时的世界观、方法论；②当时其它学科相关的理论、技术。这些相关知识是先于医学而产生的，是医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医学不可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凭空产生。因此，医学是在当时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借助当时其它学科相关的理论、技术，以人体作为研究对象，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诊疗技术，从而形成的独立学科。它与当时的其它学科有着共同的世界观、方法论，但由于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不同，所建立的理论、技术也不同，这是医学与当时其它学科的本质区别。
1.1.3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是“气”和“象”、整体思想、天人相应、取类比象等；西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为机械还原论、线性因果决定论、实证思想等。中医与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而导致中医与西医的理论体系、诊疗技术等截然不同，最终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这就是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
1.2医学的发展
1.2.1医学发展的内容其发展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内部的发展内容：主要包括原有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深入；新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的不断创立等。②外部的发展内容：主要包括影响力的增强，应用范围的扩大，民众认可度的不断提高；对外交流范围的增大，交流频率的增多，交流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内部的发展内容是内在本质，代表着医学的发展水平，外部的发展内容是外在现象，受内部的发展内容的影响。
1.2.2影响医学发展的因素其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世界观、方法论直接决定着医学的发展方向。中医的世界观、方法论决定了中医向宏观方向发展，以整体联系的观点来研究人体；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决定了西医以研究微观物质的结构和功能为主，使西医向微观研究的道路上发展。②医学在其产生的过程中借助了其它学科相关的理论、技术，同样，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其它学科理论、技术的发展。在世界观、方法论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其它学科理论、技术的发展不断地为医学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不断地促进医学向前发展。
2中医的发展前景
2.1中医发展的里程碑
在中医悠久的发展史中，中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3个里程碑阶段：①秦汉时期。在这个时期，《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医理论、诊疗规范的确立，使中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被建立起来。②金元时期。在这个时期，多个中医流派的形成及学说的建立，使原有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不断完善和深入。③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创立了温病学这一新的医学理论及相应的诊疗技术，填充了中医学理论体系、诊疗技术的一大空白，同时也使原有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更加完善和深入。因此，中医学其内部的发展内容已相当完善，即理论和诊疗技术已相当完善，中医的发展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些发展均是理论、技术应用层次上的发展。2.2中医的发展前景
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中医的世界观、方法论一直没有改变，中医一直在宏观的道路上前进，但是，没有微观方面的内容，其发展是不全面的。在中医相关学科方面，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我国古代的相关学科已被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所替代，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唯独只有中医学存活下来，还在继续发挥光和热，继续为人类的健康做贡献。因此，在失去了中医相关学科发展的情况下，在现有中医理论、诊疗技术应用层次上的发展已相当完善的情况下，中医发展应该提升到世界观、方法论层次上的发展，这样中医才能显示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3西医的发展前景
3.1西医发展的直接动力
目前，西医相关学科不断地向前发展，这直接促进了西医向前发展。新的理论、应用技术不断地被应用到西医中来，使西医原有的理论、诊疗技术不断地完善和深入，新的理论、诊疗技术不断地被建立，同时其外部的发展内容也不断丰富。可以说，西医相关学科每前进一步，西医也会前进一步。
3.2西医发展的方向
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决定了西医主要向微观的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还原论思想上。在研究人体这样的复杂系统时，总是尽可能将人体分解成最小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些最小的组成部分的结构和功能，然后用这些最小的组成部分的结构和功能的总和，或者干脆用某些组成部分的结构和功能，来说明或替代人体这一复杂整体的结构和功能。在其指导下，西医对人体最小组成部分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分子水平，下一步将会达到原子、量子水平，这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但是，在已经进入到分子研究水平中的西医，还有许多细胞水平、组织水平、器官水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总是希望能在更微细的水平上去解决。西医的这一还原论思想，忽视了人体各个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等不同层次间以及同一层次的不同物质之间的网络立体结构及其相互间的影响，不重视人体的系统调节和整体调控，结果会导致只能解决一部分医学问题，还存在一些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因此，西医目前的世界观、方法论决定了西医是不全面的发展，是一条腿的发展。
4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4.1中西医结合的层次
中医与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而导致中医与西医的基本理论体系截然不同，在理论层次上是无法结合在一起的。但各自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治病救人，因此在技术应用层次上是可以结合的。这种在技术应用层次上的结合是目前的结合层次。
4.2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目前中西医在临床实践中相结合，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医学理论的直接指导，还是处于实践摸索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的摸索：①中医的介入阶段。中医在病情的哪个阶段介入最合适。②中药的介入途径。面对某个病人的具体病情，中药以哪种途径介入最合适。③中药的介入依据。中药在何种理论的指导下介入，是以辨证论治的方式介入还是以西医的药理医理为指导进行介入。④中药介入的时间。中药介入多长时间获得的效益最大。⑤中药与西药的协同作用。
从上可以看出，目前中西医在临床实践中相结合的目标是避免单一医学的不足，更好地提高临床疗效，做到两种医学在临床实践中优势互补。但是这种在技术应用层次上的结合需要长期大量的探索，且不能上升到医学理论上的结合而形成新的统一的医学理论，其根源在于两种医学体系的世界观、方法论截然不同。
5中西医结合的目标 途径及新医学的特征
5.1中西医结合的目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西医结合的目标应该是从目前技术应用层次上的结合转变到中西医世界观、方法论的结合；从目前临床实践中的优势互补转变到中西医世界观、方法论的劣势互消。中医世界观、方法论的劣势是忽视人体的细微物质结构和功能，西医世界观、方法论的劣势是忽视人体的普遍联系及整体功能。如果各自克服自己的劣势，保留自己的优势，那么就可以发现，这两种医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就融合成为一种医学，这种新医学同时具有中西医的优点、又同时去掉了中西医的不足。在研究局部时，将局部的物质放到整体中去研究，不忽视整体；在研究整体时，充分考虑各个局部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因此，中西医结合的真正目标是在世界观、方法论的层次上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技术，产生新医学，这与20世纪50年代提倡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方针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5.2中西医结合的途径
目前中医与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分别代表着两种对世界的认识方法及思想，是无法直接结合的。因此，需要对各自的世界观、方法论进行改造，保留各自合理的部分，同时积极吸收新的世界观、方法论成果及其它所有学科可以利用的成果，将其有机地整合到一起，产生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对现在的医学理论进行改造，保留合理的部分，同时吸取相关学科，特别是一些横向边缘学科的理论、技术，将其应用到人体，产生许多新的医学理论和诊疗技术。这样，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在理论体系、诊疗技术上都被统一起来，成了一种医学，这就是新医学。目前，一些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已经出现，比如“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混沌学，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等，这些理论和应用技术已经产生，其在工程应用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是还没有被应用到医学中来，至少它们的出现已为医学吸取新的世界观、方法论提供了源泉。
目前，中医的世界观、方法论已渐渐地被人们淡忘，其发挥力量的舞台正越来越小，其真正博大精深的内容只有越来越少的人所知道，因此，发展中医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吸取中医世界观、方法论中的合理内容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对中医的世界观、方法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挖掘其可取的合理的部分，为新医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产生打下坚实的基础。西医世界观、方法论还处于其发展的强盛时期，在西医相关学科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还能促进西医更多的发展，其不足虽已被部分认识但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想改造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也并非易事。应该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重视其不足，同时重视系统论知识，加强对系统论方面的研究，争取早日实现新医学。
5.3新医学的特征
世界科技论文范文5
关键字：技术；范式；现象学；生活世界；知觉
1. 技术是科学的应用？
自从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就进入一个技术社会，但是长期以来，技术并没有进入人类的思想视野。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费布弗尔曾说过，“技术：未编进历史的众多词汇之一。”［1］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认为，“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技术即是无思。”［2］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很多，例如认为技术是一种无法用理论来阐述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技术容易遗失等等，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占主导的观点认为，技术仅仅是科学的应用。随着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了质疑。
首先对“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是一些历史学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芒福德和法国的年鉴历史学派。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机器的神话》等著作中，通过技术史的考察，认为古希腊不仅是西方科学的发源地，而且还是古代世界的技术发明中心。古希腊由于具有技术发明的民主环境，从而使得古希腊人首先成功地将机械动力用于生产劳动，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水磨和各种建筑机械设施的发明和应用上。对此，芒福德认为，“后来的复杂机器的大部分成分或者是希腊人在公元前七世纪到一世纪期间发明的，或者是借助于希腊人首先发明的机器和机械部件来制造的。”［3］在对工业革命的认识上，芒福德也不像一般的科学史那样强调蒸气机的主导作用，而是认为在十六世纪之前所发明的水磨、风磨、印刷机、玻璃、钟表等技术，已经为工业革命时期的巨大进步做好了准备。芒福德的这一观点越来越得到了认同。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布罗代尔认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匈牙利历史学家拉兹洛•马凯对此补充说，“工业革命也同样不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是在中世纪技术革命影响下自发出现的。”[4]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认为，古典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联系在于中世纪的技术革命，这一点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先于现代科学的兴起，并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在工业革命之前，蒸气机、水力、机械工具、钟表制造、冶金等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很少或者几乎是在没有具体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5]对于这种现象，美国科学哲学家雷切尔•劳丹（rachel laudan）曾说，“技术是在没有科学理论的帮助下发展的，这一立场可以总结为一句口号：‘科学受益于蒸气机的，要比蒸气机受益于科学的要多’。”[6]
但是，这些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的技术的社会影响，而不是关注技术本身。真正从哲学上扭转“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这一常识观点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工具的现象学分析认为到，人在使用像锤子这样的工具时，是在一个由工具、意向性和人类相互牵连的具体情境中来发生的，对这种日常活动做出科学上的理论描述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早在库恩之前就认识到，技术的本质是一种看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工具的聚集。通过技术，世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揭示出来，而科学就是与这种揭示方式相一致的对待自然的理论知识。他由此在《技术的追问》中得出了“技术在存在论上先于科学”的结论。
自从科学哲学兴起之后，由于长期以来是由逻辑实证主义占主导，单纯以数学－逻辑的模式来解释科学，因此也就从科学哲学中排除了对技术的关注。美国哲学家伊德（don ihde）在《技术与实践》中认为，哲学对技术的忽视部分原因来自哲学本身。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就将哲学视为是一种关于概念的体系，而不是一种关于物质的体系。这种观点明确区分了实践和理论，而“理论－实践的区分也与心灵－身体这种更深层次的区分有关。理论作为一些关系体系中的一系列概念，通常认为是心灵的产物，而实践总是与一种身体的产物有关的”［7］，而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占主导的柏拉图－笛卡儿主义一直认为心是优于身。在当代实践哲学和现象学发展的背景下，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了挑战。随着科学哲学中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的兴起，科学中的技术问题逐渐受到了关注。
2. 技术与科学革命
库恩不满足于逻辑实证主义从科学本身来分析科学，他着眼于科学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在对科学的解释中引入了科学以外的因素，抨击了逻辑实证主义解释科学的模式，认为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更基本的是“范式”而不是科学的规则和归纳－演绎方法。库恩的科学哲学除了提出范式这一主导概念外，他思想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已经认识到技术在科学发展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写道：“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8］库恩在这方面经常提到的例子就是莱顿瓶和望远镜。
在18世纪40年代初期，许多电学研究者分别独立地设计出了能储存电荷的莱顿瓶。在莱顿瓶发明之前，人们虽然认识到有两种电荷的存在，但是由于不能保存电荷，就使得电学研究很难深入下去。莱顿瓶的发明为电学研究带来了新开端。富兰克林用莱顿瓶储存到了天空中的雷电，证明了天电和地电是相同的电现象，并提出了正电和负电的概念。对于富兰克林的电学研究，库恩评价道：“富兰克林几乎是从他开始电学研究起，就特别关心解释这种新奇而又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专门仪器。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为他的理论成为一种范式提供了最有效的论证。”［9］库恩认为，18世纪早期的电学家所看到的电学现象之所以要比17世纪的观察者所看到的更精致、更丰富多彩，是由于新的电学家“设计出研究需要的更专门的仪器，并且比以往电学家更顽强更系统地运用这些仪器。”［10］
库恩提到的另一个关于技术的例子就是赫舍尔兄妹用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18世纪德国天文观测家赫舍尔兄妹由于对天文学感兴趣，就自己动手造出了一台当时最好的望远镜。他们起初只是想用望远镜来发现恒星的周年视差，但却无意中发现，以前被人们认为是一颗恒星的星体呈现为圆盘状，而恒星不可能呈现这种形状。赫舍尔最初认为这是一颗彗星，但是后来却发现它的运动不合乎彗星运行的轨道。几经周折，人们才最后确认这是太阳系的又一颗行星，这就是现在所知道的天王星。随后，赫舍尔用望远镜继续观测并记录了双星，并用双星之间的绕动再次证实了万有引力定律在宇宙空间中也是成立的。赫舍尔之所以能有这些成就，是因为“赫舍尔的天文观测主要得意于他自制的望远镜。他一辈子都没有停止过改进和制造新的望远镜。”[1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两种技术都与玻璃有关。）
正是因为库恩认识到了技术在科学发现中作用，他才认为“不管是否意识到，只要科学家决定使用某种特定的仪器，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使用它，那就等于做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只有某些类型的情况会发生。除了理论上的预期，还有仪器的预期，而且这些预期在科学发展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2]他甚至还曾说，“技术经常在新科学的突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3]
库恩认为，随着范式转换而发生的是科学知觉的转换。17世纪的电学家只是看到静电的相互吸引，但是后来的大型仪器却发现了静电的排斥现象，从而使得排斥成了静电的基本表现形式，反倒是吸引需要解释了；赫舍尔的发现不仅使对同一星体的知觉发生了转换，而且他所造成的范式改变影响到了其后对小行星的发现。这种科学知觉的转换不仅发生在电学和天文学中，甚至在化学、力学等其他学科中都存在。正是这种知觉的转换，才使得“接受一个新范式的科学家会以与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14]
库恩的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很大争议。批评者指责库恩将科学还原为了科学社会学，他用科学家的心理等因素来解释科学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表现。但是伊德却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理解库恩的思想。伊德认为，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暗示了“一种解释科学的不同模式，这种模式至少是包括知觉的，就库恩具有历史感来说，标准的论述通常忽视了实践的特征。”[15]这种对科学的解释就从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数学的模式转变到了实践－知觉的模式。库恩将范式视为一种“看”的方式，而同样的物体在看的范式发生了转换之后，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同样是一个摆动的石头，亚里士多德看到的是一个做受限制的落体运动的物体，而伽利略看到的却是一个重复同样运动的单摆。因此，库恩认为单摆“是由范式引起的格式塔转换之类的事件创造出来的。”[16]这种范式转换不仅改变了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也指向了科学研究领域自身，“范式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关于实质的，因为范式既是科学家观察自然的向导，也是他们从事研究的依据”[17]，这就最终使得“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18]
伊德认为，库恩因为已经意识到了知觉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对科学的解释在占主导的科学解释模式中显得成了异端。但是同时伊德也指出库恩对知觉的理解太狭隘。库恩是以分析哲学为背景，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将知觉视为一种看的方式，还不具有对知觉进行进一步阐述的理论。另一方面，当科学家借助于技术工具来知觉世界时，他们所知觉到的世界不同于不借助工具所知觉到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工具可以给出不同的知觉，这种知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主义所能解释的。伊德认为，早在库恩之前的现象学传统中，已经具有了关于知觉的更丰富的理论，同时也发展出了一种对科学的实践－知觉模式的解释。
3. 现象学与科学危机
科学哲学是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发端的。在与科学的关系中，逻辑实证主义采取了与科学“和解”的态度，认为科学寻求的是经验的真理，哲学的任务仅仅是处理科学命题的纯粹逻辑形式。与此相反，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传统却对科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现象学没有将寻求新知识的任务完全转让给科学，而是试图从实践－知觉的角度出发，重新形成科学的哲学基础。[19]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中，通过分析欧洲科学的危机，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从而使胡塞尔成为新科学哲学的先驱。胡塞尔指出科学的危机和对科学进行严肃的批判，并不是否定科学“最初的在方法论成就的正当性方面无可指摘的科学性的意义”[20]，他所说的“科学危机”是指“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21]科学因为受到实证主义的限制，陷入了肤浅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因此所谓的“科学危机”就是说科学脱离了“生活世界”，失去了科学“对于人的生存过去意味着以及现在可能意味着的东西。”[22]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有多重含义，但他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些清醒地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总是已经在那里了，对于我们来说是预先就存在的，是一切实践的基础。”[23]因此，生活世界主要是一个实践和知觉的世界，而科学世界是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的，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在《关于几何学的起源》一部分中，胡塞尔具体地分析了科学世界是如何从生活世界中抽象出来的。
牛顿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的序言中曾指出，古人是从两方面来探讨力学的，一方面是理性的，用论证来精确地进行，另一方面是实用的，而“古人认为在研究自然事物时力学最为重要，而今人则舍弃其实体形状和隐蔽性质而力图以数学定律说明自然现象……凡是完全精确的就称为几何学的，凡是不那么精确的就称为力学的。”［24］牛顿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追溯了几何学的起源，而胡塞尔关心却是“几何学的理念性是如何从其最初的个人心中的起源而达到它的理念上的客观性的。”［25］胡塞尔认为，“几何学以及与它紧密联系的诸科学，不能不与空间时间性，以及其中的可能形态、图形，还有运动状态，形状变化等等打交道，特别是将这些东西当作可测度的量与之打交道。”［26］而这种打交道的基本方式就是像土地测量技术等这些基本的实践活动。但是随着实践兴趣向纯理论兴趣的转移，经验的测量技术却被理念化了，转变成了纯粹几何学的思维方法。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伽利略将自然的数学化，“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27］，而事物的其他属性也被间接地数学化了，这表现在我们对事物本身所知觉到的声音和热成了物理学上的声波和热波振动，数学化的性质成了事物的更“真实”的组成部分，这就使得伽利略在将自然数学化的过程中忽视了作为理念化基础的生活世界，科学世界成了理所当然的、不言而喻的世界。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也对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进行了区分，认为现象学就是做出这种区分并唤醒我们对生活世界的意识的哲学。他像胡塞尔一样对科学脱离生活世界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科学的观点始终是幼稚和伪善的，因为科学的观念没有提到它所暗指的意识的观点，“意识的观点认为，世界首先在我周围展现和开始为我存在。重返事物本身，就是重返认识始终在谈论的在认识之前的这个世界，关于世界的一切科学规定都是抽象的、符号的、相互依存的。”［28］为了重新获得对生活世界的意识，必须采用现象学的“悬置”和“还原”的方法，“因为我们是贯穿的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构想世界的唯一方式是悬置这种活动，拒绝向世界提供我们的同谋关系（胡塞尔经常说，以不参与的方式注视世界），以及不使这种活动发挥作用，这不是因为我们放弃常识的确实性和自然的态度——相反，它们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而是因为作为一切思维先决条件，它们是‘不言而喻的’，却没有被人注意到，因为为了唤起它们，为了使它们显现，我们必须暂时离开它们。”［29］梅洛－庞蒂与胡塞尔的不同之处是认为，这种悬置和还原之后的“剩余”不是胡塞尔所说的“先验自我”，而是“知觉”。梅洛－庞蒂以知觉来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被知觉的世界是所有理性、所以价值及所有总是预先设定的前提。”［30］知觉是人通过身体在具体的情境中对世界的整体体验和感知，它先于对被感知物体的纯概念的规律性的把握。在这种意义上，知觉就是通向真理的入口，而“我所知道的，也是通过科学所知道的关于世界的一切，是根据我对世界的看法或体验才被我了解的，如果没有体验，科学符号就无任何意义。整个科学世界是在主观世界之上构成的，如果我们想严格地思考科学本身，准确地评价科学的含义和意义，那么我们应该首先唤起对世界的这种体验，而科学则是这种体验的间接表达。”［31］
梅洛－庞蒂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知觉的存在，而知觉是围绕着身体生存展开的，身体已经暗含了所有知觉和知觉发生的条件，因此，“如果不通过身体的体验，我就不可能理解物体的统一性。”［32］知觉的特点是模棱两可和变动的，它可以在情境中从时空上展开，并且更重要的是，由于运动性是身体的最基本的活动，运动中的身体就成了知觉的导向。在知觉的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当我的知觉尽可能地向我提供一个千变万化且十分清晰地景象时，当我的运动意向在展开时从世界得到所期待的反映时，我的身体就能把握世界。”［33］
伊德认为，梅洛－庞蒂的重要贡献是认识到了人可以借助于工具来扩展知觉。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曾谈到盲人的手杖和妇女的羽饰，他们将这些物品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习惯中使身体理解了运动，而这种习惯“表达了我们扩大我们在世界上存在，或者当我们占有新工具时改变生存的能力。”［34］伊德认为梅洛－庞蒂的这种分析不仅对技术哲学有重要的含义，而且对科学哲学来说也同样如此，因为“羽饰、汽车和手杖就像大部分科学工具一样，属于一种存在意义上的使用，这种使用被大部分标准分析简单地忽视了，但是对于新科学哲学所需要的洞察力的扩展来说却是必须的。”［35］
伊德在此基础上将知觉分为两种，一种是“微观知觉”（microperception），另一种是“宏观知觉”（macroperception）。微观知觉就是胡塞尔和梅洛－庞蒂所说的纯粹身体的知觉，而宏观知觉则是身体借助于物品和科学借助于工具所实现的知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库恩所说的借助范式来“看的方式”和伽利略的数学化自然都是一种宏观的知觉，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微观知觉；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强调的是都是微观知觉，但是却没有看到微观知觉与宏观知觉的联系；而海德格尔注重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将知觉作为一种知识的能力，从而忽视了知觉在实践中的作用。由于我们对世界的知觉不可能不借助于工具来实现，因此宏观知觉和微观知觉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它们在大部分情境中都是同时发生的。梅洛－庞蒂谈到的盲人的手杖和妇女的羽饰时实际上已经将这一点阐明了，而胡塞尔也暗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胡塞尔在分析几何学的起源时曾经说过，“以一些基本形态作为基本规定手段，由此出发对一些理念形态，最后是对全部理念进行操作规定的几何学方法，可以追溯到在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中已经使用的测定的和一般测量的规定的方法。”［36］这种前科学世界中的测量方法典型的就是土地测量的技术，因此，即使是在胡塞尔所看重的生活世界中，对世界的知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技术，而工具在几何学的发展中也发挥了物质条件的作用。
宏观知觉由于是借助于工具来实现的，因此当工具变化时，宏观知觉就发生了转换，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的“范式转换”；同时宏观知觉又是模棱两可的，可以做出多种解释，因此也就导致了后来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争。但是由此可以看出，科学是借助于技术而实现的宏观知觉。伊德通过对宏观知觉和微观知觉的区分与相互作用，从而以技术为基础，将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重新联系了起来。
4. 工具实在论
伊德认为，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开始以实践－知觉的模式来解释科学。他们更注重科学的实践与观察，重视技术在科学中重要作用。在现象学运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帕特里克•a•希伦（patrick a. heelan）。
希伦曾经获得物理学和哲学博士学位。他在《空间知觉和科学哲学》中，从现象学出发，发展了对科学进行实践－知觉解释的模式。希伦在对量子力学的研究中体会到，“客观经验知识总是情境的函数，而这种情境本身同时是具体的——或者说是（身体）体现的（embodied）——和意向性的，或者说是由主体的一种特殊的、在先具有的、在文化上共有的兴趣所引导的。”［37］但是当代科学思想却是被客观主义、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和技术主义（technicism）所占据。所谓的客观主义就是认为客观对象是独立存在的，科学所获得的客观知识代表了现实，与认识主体没有关系；唯科学主义认为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在原则上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技术主义则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成功地控制自然和剥削自然的工具。由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对现代科学的批判出发，希伦认为，“现代科学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偶尔地分有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being-in-the-world）人类研究者的内在的历史维度；现代科学是非诠释学的，因为它建立在视心灵为‘自然的镜子’而不是做出诠释的感知者的知识理论基础上；现代科学是非存在论的，因为它没有存在的视域，而是简单地用抽象模式来服务于人的技术控制的兴趣。这种批判也暗含着对科学的非辩证法的批判，因为科学中的进步不是来自于人类主体中对立的意向性的冲突，而是完全来自于客观事实、费力地排除错误、普遍和永恒的逻辑的运用的逐渐增长。”［38］希伦认为现象学恰恰提供对当代科学进行批判的哲学基础，因为“现象学是一种意在通过研究者的活动的意向性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人的认知和思考活动的基础的意向性的结构——来沟通物质与非物质、心灵与身体、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两元对立的哲学方法。”［39］在希伦看来，所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就是指“人的经验中客观结构的在场（或不在场）的可能性的主观条件”［40］，它表达了主体在世界中的兴趣。他认为这种意向性没有天生的，它既与身体有关，也与世界有关；它既是一种学习过程的产物，也是多样的，因此是需要做出诠释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希伦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详细说明现实的新的视域，这种新的视域是知觉通过可读的技术而把握的。”［41］实验科学中的观察总是处于情境中和需要诠释的，科学家就像阅读文本一样来“阅读”设备和数据，科学的知觉是从产生数据的研究情境中获得意义的，而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的知觉已经被实验设备转化了。借助于科学中的技术，像原子这样的在以前不能知觉的科学实体，也可以通过“可读的技术”来知觉到。希伦是以特殊的诠释方式来解释知觉的，认为科学工具作为一种“可读的技术”，它既是知觉的手段，又是测量的手段。这种测量知觉是一种以技术为中介的特殊的知觉，它像直接的知觉一样发挥作用，使得观察对象的呈现对观察者保持实在性，而所有的观察必须解释为具有身体的观察者所做出的。如此一来，科学观察并不是负载理论的，理论与观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区分观察和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希伦将科学视为整个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认为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通过技术的身体体现融合了，从而排除了不借助于技术的知觉，建立了一种希伦所说的“视域实在论”（horizonal realism）。
伊德认为，科学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中，不仅有像希伦一样的以现象学为背景的科学哲学家看重技术在科学中的作用，而且在以分析哲学为背景的科学哲学界中，也有更多的科学哲学家开始关注技术在科学中的作用，例如哈肯（ian hacking）和阿克曼（robert john ackermann）。
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的是理论和命题，而哈肯在《表象和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中的引导主题》中却涉及到了实验。他认为，“科学哲学总是在讨论理论和现实的表象，但是几乎没有谈到实验、技术或用知识来改变世界。这很奇怪，因为实验方法就是科学方法的另一种名称。”［42］哈肯通过恢复实验在科学发现中的主导功能，从而涉及到了实践、技术和知觉。他反对科学是从理论开始的观点，认为“实验科学的生命比通常所允许的更加独立于理论。”［43］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与实验具有不同的关系。实验观察不是简单地负载理论，因为观察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种技能的获得，因此单靠理论不能解决科学实在论的问题。哈肯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展历史表明，科学观察从一开始就与工具的使用有关，通过工具把不可知觉到的对象转变为可知觉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观察对象在被工具转化后，就进入了可以操纵的范围，因此，知觉主体就在科学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克曼在他的《数据、工具和理论：一种理解科学的辩证方法》一书中，也通过指出工具在实践和知觉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接近了现象学的立场。阿克曼认为，“科学观念的连续性必须与科学工具的连续性联系起来，没有数据中的这一基础，共有的范式和原型就不可能充分地获得充实。”［44］因此，单纯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不能解释科学革命，打破理论和观察连续性的是新的工具。他认为工具的使用否定了观察依赖于理论的观点，从而为科学的客观性建立了新的理性基础。工具的使用建立了新的数据，而科学是用来解释这些数据的。随着工具性能的提高，数据范围就随之发展，从而使科学获得了连续性。因此，如果没有工具对观察对象的呈现，科学就不可能发展。阿克曼否认了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忽视了科学中的技术要素，从而无法从动态上理解科学，他甚至还认为，“有可能根据为科学所用的工具来写出一部科学的历史。”［45］
伊德认为，虽然这些科学哲学家在对借助工具所知觉到的对象的解释上还存在异议，例如希伦认为只用工具构造的现象才是科学实在的，阿克曼认为由工具产生的数据就像文本一样，可以由科学做出多种解释，哈肯则认为有些观察不必借助于工具，但是他们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对科学中的技术、科学的工具体现的更深入地关注。”［46］因此伊德称这些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为“工具实在论”（instrumental realism）：“我们的工具实在论者强调通过工具而实现的这种增强和放大。正是在这里，以前被认为是‘理论的’狭窄范围就处在了从工具上‘可观察的’位置上，在不同程度上，这种可观察性反过来又成了新的知觉范围。这就是工具实在论的‘实在论’的核心。”［47］通过将工具视为科学的体现和转化身体的知觉，这就扭转了传统现象学对技术与知觉关系的忽视，弥合了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分裂，从而也就避免了对科学和技术的消极批判。
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在工具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观点上达成了共识，技术成了以前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界面，而科学哲学也从嵌入在技术中的、从技术上体现的科学中获得对科学的更具体和更深入的认知，而伊德认为这一点主要是从现象学运动中获得的。新科学哲学从现象学运动中的兴起恰恰印证了海德格尔的一句话：“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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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文章以20世纪的西方批判理论为主要考察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分析了生活世界理论派、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和后 现代 主义派各自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发现文化危机，认真反思各派在面临现代 工业 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是如何发现危机的潜在，并怎样提出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案中的。
文化批判是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进人一种非常规期和变革期时，知识精英们以自觉的理性反思来揭示和把握主导性文化危机的失范，而这种理性反思就被称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代表着特定时期人类精神的一种觉醒，是对当时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审视和反省，不同时代的文化批判所信奉的价值取向和所坚持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有时甚至会出现观点完全相悖的不同的文化批判精神，但它们都各自代表着人类文化在重大的转折期不同学派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选择。
虽然在具体的价值取向上存有差异性，但是文化批判理论的内在框架是基本一致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特定的价值视角对现实的文化危机的原因、本质、问题和后果做出一定的判断，另一方面是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大胆的可行性的建议，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根据各自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不同，20世纪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可分为三个派别，一是生活世界理论派，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前现代的视角出发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主义进行批判;二是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是从捍卫现代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批判技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异化;三是后现代主义派，他们主要是从否定现代性的后现代视角对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激进的否定和批判。要对这三个派别的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深人的透析，主要是从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出路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一、生活世界理论派的文化批判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殊途同归，两个人从不同的路径出 发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生活世界回归，开辟了一条从 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的前现代视角。他们都意识到，随着现代 科学 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抽象的科学世界和实证主义思潮对人的统治，从而导致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被遗忘。另外，前科学的、前逻辑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 自然 的日常生活语言是重要的语言形式，它是显示生活形式的代表。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欧洲的科学正陷人深刻的危机之中，他所谓的科学危机是指由于科学的社会作用而引起的文化危机，而不是指物理或数学等具体科学本身的危机，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场 哲学 危机，是一场人自身的危机。他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实证主义的流行，人们逐渐沉醉于实证科学的表面繁荣，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都处于实证科学的统治之下，结果是被人们理想化和神化的科学世界不再关注人生问题，把人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世界之外，导致了片面的理性和客观性对人的统治，偏离了理隆主义传统。胡塞尔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人面对命运枚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可以看出，科学危机的实质是科学同人的存在分离开来，使科学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而人们由于迷信于实证科学也失去了其意义和价值世界。
胡塞尔认为导致这样一场深刻的科学和人的存在的危机的根源便在于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分裂，科学世界在自己的建构过程中，偷偷地取代并遗忘了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却是之于科学世界具有优先性的，在生活世界中，人能够参与到世界之中，能在其中获得目的、价值、和意义，能和世界保持统一性。而科学世界只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它把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并加以形式化和片面化，结果把人从统一的世界图景中排除出去，形成了一个没有人生存于其中的、没有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科学世界。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因此，要摆脱这场危机，科学就不能把人的问题排除在外，而必须要自觉地回归到生活世界中，以重建一个人与世界相互统一的、有价值和目的的世界。
维特根斯坦为给陷人危机的人类“寻找家园”，则从另一途径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语言和生活形式回归，“他对生活形式的回归实际上就是在寻找被实证主义所遗忘的人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前期持逻辑原子主义的维特根斯坦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传统，把哲学归结为一种分析活动，一种“语言的批判”，认为人类的认识取决于语言，人对超出语言范围的东西，是无法获取认识的，“人对不能言说的东西，应该保持沉默”，但人们有用于认识的语言，只不过这种语言是科学语言也就是一种人工语言，哲学的任务在于分析人工语言。
但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自己承认，早期的逻辑原子主义体系中存在“严重的错误”即试图用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他后期开始放弃对科学语言或人工语言的追求，相反提倡回到多样的日常语言中，以日常语言的分析代替人工语言的逻辑分析。他为了解决语言和实在的意义的来源问题，提出了“生活形式”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语言的真正意义就呈现于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中，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采用一种生活形式，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归根到底就来源于生活形式。他所谓的“生活形式”是指人的现实生活。可见，维特根斯坦通过回归生活形式，把语言从抽象的逻辑王国中拉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摆脱严重的危机。他在《数学基础评论》中明确指出:“时代的疾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疾病则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治愈，而不是用某个人发现的药物来治愈”。
可以看出，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都通过回归现实生活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期克服危机，二者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构成了完整的生活世界论为中心的文化批判理论。
二、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中，还有一个影响巨大的派别就是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派，这个派别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影响，他们深刻地剖析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而导致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特别是深刻地批判了人受制于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文化力量统治的生存状态。另外，他们还认为，要改变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下人的异化状态，就要真正唤醒人内在的批判的意识和超越性，从而通过价值和理性的结合，重建合理的理性观，其宗旨就是要真正确立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自觉的生活方式.。
作为代表人物之一的海德格尔虽然也曾对生活世界进行过深入的剖析，但是，他并非像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白那样把日常生活世界当作自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源泉，以拯救处于危机之中的现代科学、哲学和人，而是要通过对人的在世，通过对人的日常共在进行剖析，揭示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和全面的异化。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中，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全新异化的领域，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主要表现为，首先，日常主体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此在与他在共在，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被置于与他人相同的地位，甚至可以被任何他人所替换，失去了自己的本真存在，造成了常人状态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支配所引起的人的平均化的结果。“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 艺术 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甚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催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其次，日常共在的主体在逃避自由的同时，也在推卸责任。再次，日常共在的主体间的交往同样具有异化的性质。总而言之，海德格尔从文化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在其中失去主体性，全面异化的日常共在的世界。
另一位代表人物也是存在主义大师揭示了发达 工业 社会条件下的文化危机萨特也同样深刻地他的存在 哲学 的出发点是上帝不存在。萨特认为，人被抛人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中，没有上帝预先规定人的本质，人不同于其他的物，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人是通过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而取得自己的本质的，从而也就造就了自己的世界。从这一点看，人是绝对自由的，自由本身是不可以选择和逃避的，人是被判定了的自由，但人在无法逃避自由的同时也无法逃避责任。正是由于人在自由选择时要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世界负责，从而带来了个人的烦恼、孤寂和绝望等情绪，这些生存状态也是不可避免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用了大量篇幅揭露现存社会中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但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人的这一不可更改的宿命上，他倡议人们要与困境作自由抗争，要在绝望中寻求希望，他弘扬一种与绝望的危机境遇抗争的人的主体性。他曾明确指出，人虽处于绝望中，但又时刻怀有希望，希望的生成才是人的存在的现实展开。
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吸收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的诸多思想，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危机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20世纪发挥了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 科学 技术的高速 发展 和人对 自然 的征服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导致人从异己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反，人陷人了更大更深的异化之中，几乎人的一切创造物都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从而形成了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模式。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文化层面批判了 现代 社会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如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文化，日常生活等，而其中科学技术失控发展所导致的技术合理性对人的统治以及人的片面性(单向度的人);同技术统治联姻又不断强化的官僚 政治 (独裁国家);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操纵意识);以批量生产和标准化为特征的非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现代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深层异化等都成为最主要的批判主题。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文化批判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幸福和人类的解放为自己依据的最高尺度，这完全反映出来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本质所在。
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后现代主义派别掀起了当代最激进的文化批判思潮，他们也以构成现代工业文明主导精神的理性主义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他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所面临的各种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并不是工业文化精神遭受破坏的产物，而是以人之主体性和技术理性至上的现代文化精神的产物。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企图从根本上不但要颠筱工业文.化的本质精神，消解一切绝对的、给定的、中心的东西，而且也消解人之主体性，达到自我消解的境界。
后现代主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他的解构哲学基点是要消解一切固定的结构，拆解一切既定的东西，这是一种与解构主义对立的一种新的哲学。他认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便在于固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期待寻找一种确定的意义这样一种逻辑中心主义。从这样的思维方式出发，传统文化精神假定世界有一个中心，存在一种深层的终极价值和确定的真理去认识和探寻。德里达认为解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逻辑中心主义，打破那种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消解中心，放弃对终极真理和价值的追求，拒斥“在场的形而上学”，并且在解构他者的同时，要达到一种自我解构。
另一位代表人物利奥塔，从分析知识分子和知识状态的角度揭示现代文化的危机和后现代文化生成的基秒。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正在经历着一场价值的危机，他们的地位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从萨特式的对运动的“介人型”，转变为能够高谈自由解放的“中间型”，是处于介人和非介入之间的，接着转人了从现实退回书斋的“非介人型”。利奥塔认为，知识分子地位和存在价值的危机直接反映了知识状况的改变和危机。他指出，知识状况的最大改变就是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之间的冲突。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科学知识只是一种可以操作的电脑语言。而科技大规模地将知识变成了电脑语言，变为可以操作运用的资料，而不能电脑化的人文知识却可能被淘汰、被遗忘。这种商品化和电脑化的知识状况导致了传统人文科学所坚持的传统价值失去了效用，随着人文知识的地位的动摇，科学知识只能走向一种平面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