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模研究范例6篇

市场规模研究

市场规模研究范文1

【关键词】 出租车 经营模式 政府规制

出租车行业在我国一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租车行业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没有随经济协调发展。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相对下降,而行业压力在增大,比如租金在不断增长,导致矛盾激化。同时又由于缺乏畅通的行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导致出租车司机的诉求难以得到及时处理,长期累积迫使一些司机走上街头抗议,当其他司机看到效果好于正常的诉求渠道时,也纷纷效法。

一、出租车行业属性及其规制原因分析

出租车行业为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本身特有的不同于其他交通工具的属性,从城市交通的共性和出租车行业的个性来看,出租车行业具有如下几个属性:一是准公共产品属性,出租车行业属于基础性行业,具有公用性属性;二是市场收益性;三是服务性;四是规模报酬性;五是非重复博弈属性与需求价格弹性低,司机与乘客、司机与公司之间,缺乏常态性的相互博弈机制,非重复博弈已成为当下解决矛盾的重要阻碍。

出租车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该行业必须兼顾社会效益,而收益性又决定了出租车的竞争性,此外,公司与政府、公司与司机、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些性质决定了出租车行业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只用市场手段很难解决出租车行业问题。而出租车行业的非重复博弈性质,需求价格弹性小,司机有很强的动力高价或绕道宰客。这些都需要用政府规制这个有形之手管理出租车行业。

二、中国城市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不完善

中国城市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完善是导致出租车行业不稳定的最核心原因,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归属关系不清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公司实力有限,一般只拥有出租车的经营牌照,而没有实力购车,出租车公司就以经营权向出租车司机融资,出租车司机与公司的关系是合作经营,此时谁也不能单独使用经营权,比如将出租车经营权拿去抵押,就会侵害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导致公司与司机之间的纠纷。

2、出租车经营权使用期限不一致

出租车经营权存在有限期和无限期两种转让方式。早期政府为了鼓励出租车的发展向市场投放了无限期甚至是无限期的无偿出租车经营牌照,后期主要以有限期有偿拍卖的方式将经营权投放市场。这导致了对后进入者的不公,一方面,一部分经营者可以长期无偿使用经营权,占有社会公共资源,而且可以通过转让、租借、继承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一部分出租车经营者为了获取经营权不得不高价获取,而且由于其相对稀缺性,经营权的拍卖价格越来越高,经营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3、出租车经营权转让不规范

以温州为例,温州的经营模式是个体经营模式,个人拥有经营权。由于缺乏合理管理与完善的交易平台,很多情况下是在一些不正规的小中介完成交易。这会衍生一些违纪犯法的事情,比如通过虚假信息来获取不正当收益。而由于民间的“炒卖”,经营权费用越来越高,增加了司机的营运成本。

三、国内典型城市出租车经营模式实证分析

出租车经营模式主要有公司化经营、合作经营、个体经营和挂靠经营四种模式,在中国城市出租车经营中,不同城市采取了各自差异性的经营模式,从城市主体角度看,主要有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温州模式。

1、北京模式

截止到2010年,北京市出租车公司277家,出租车6.7万辆,从业人员9万余人,主要有两种经营方式:公司经营模式与个体经营模式,个体经营模式下的个体出租车仅有一千多辆,而公司经营模式下的出租车大约有6.6万辆。

北京模式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公司化经营模式,北京的公司经营模式是出租车和各种相关手续由出租车公司统一出资办理,出租车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归属于公司所有,司机向公司承包出租车的使用权,并获得相应受益,司机按月向公司缴纳承包费即“份儿钱”。

2、温州模式

温州是我国最先在出租车行业尝试使用个体化经营模式的地区,截止到2009年底,温州市出租车数量保持在3329辆,出租车运力缺口依然存在。目前温州出租车经营模式也有两种:个体经营模式和公司经营模式,以个体经营模式为主,在3329辆出租车中有3287辆归于个人所有,比例为98.8%。个体经营模式下,司机自负盈亏,也有将经营权转租给他人经营的;另一类是指产权公有,公司规模化经营。

温州模式一般是指个体经营模式,政府将经营权以单个为单位拍卖给个人,个人出资购买车辆和经营权,依法纳税自负盈亏。温州模式的最大好处是,产权清晰,经济纠纷少。在前期的改制中,政府的主导思想也是以尊重个体经营模式,采取将产权和经营权统一的改革方式,对早期遗留的经营权不明晰的历史遗留问题,在1999年11月份采取交纳3万元有偿使用金的方式已明确经营权归属个人。

3、上海模式

上海出租车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模式:公司化经营模式与个体经营模式,个体经营模式下出租车大约1000辆,主要是20年前为解决运力不足而向个体投放的出租车运营证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但现在必须挂靠到公司名下,每月向公司交纳管理费;另一类就是公司化经营模式。

上海模式或说“公车公营”模式主要指的是公司化经营模式,公司与司机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司机按时上班,到月领取工作报酬。这种经营模式责任明确,产权清晰,缓解了公司与司机之间的矛盾,司机干好本职工作领取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公司负责日常正常运营,提供后勤服务支持,维护公司品牌。上海出租车行业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市民出行更喜欢乘坐大品牌旗下的出租车,公司的品牌与司机的行为表现以及公司的效益与司机的收益之间保持正相关性,公司与司机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四、国内典型城市出租车经营模式之比较分析

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同属公司模式下的不同类别,二者共性大,而与温州模式差别较大。所以,下面将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温州模式单独分析。

1、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之比较

北京模式司机与公司之间属于承租关系,缺乏对司机的管理培训,司机每月向公司缴纳“份儿钱”,车辆维护等各种税费都需要司机本人从运营收益中提取,如果有其他罚款或者“份儿钱”提高,司机压力将更大,经常采取的方式是:以卖代管、以包代管,局限于收取管理费的初级管理阶段。北京模式下,公司名下的出租车司机成本较高,出现“黑车”与异地经营情况可能性较大。

上海模式司机与公司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司机与公司签订合同,只需交纳安全保证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基本任务即可,每月从公司领取工资,压力相对较小。

二者的公司化管理模式控制了出租车行业市场资源流通渠道,使经营权成为控制在公司手中的稀缺资源,公司获得垄断利润,作为行业主体的司机未能获得垄断利润的分成好处。而且公司化经营加上政府规制容易使公司产生寻租的冲动,俘获政府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比如提高门槛阻止企图进入者。

2、温州模式利弊分析

温州模式属于个体经营模式,最突出点是司机处在出租车行业的中心地位,大多数情况下司机拥有经营权与出租车产权,转租的除外,司机可以将所获得经营收入都归自己支配。经营权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以单车经营权为单位进行拍卖,个人与公司都可以进行拍卖,个人与企业有同等条件进入出租车行业,充分反应了市场需求,尊重了市场机制与价值规律。温州模式减少了公司这个管理环节,降低了管理费用,而且温州市出租车司机自发组织“出租车自愿服务队”,可以完成很多出租车公司的社会公益性活动。

温州模式弊处:数量管制导致经营权成为稀缺资源,在公开拍卖时,导致经营权价格过高,比如2004年经营权价格一度拍到129万高价。虽说明行业存在高额垄断利润,但高涨的经营权价格挤压垄断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了出租车司机的经营成本,而为增加收益,司机可能以降低服务质量弥补成本的提高。

五、政府规制与经营模式改革的政策建议

从各地“罢运”情况看,无论北京模式、上海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存在自己的短板,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政府规制不足和经营模式不完善所致。

1、改变传统管理思维

从“罢运”后政府的反应速度看,具有滞后性,没有及时主动解决和积极引导问题。面对新形势,政府必须及时公开信息,直面问题,及时与媒体、司机代表进行沟通,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介的信息传递功能,制止谣言和问题的扩大升级,积极引导舆论正向发展。对出租车罢运应保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应敏感回避,武断采取过激应对措施,这样只会将问题激化。

2、完善政府管理规制

(1)规范出租车行业收费。遵循透明公开的收费公正制度,做到收费有理有据。对于新增收费或增加费用,必须进行听证,完善听证制度,不能听而不证。

(2)疏堵结合,解决“黑车”和异地经营问题。给予交通部门、城管监察部门、警察局等主管部门对“黑车”和异地经营出租车的处罚权,加大对重点区域的监管。同时适当增加出租车投放量、设计合理的城市间运费差距以及加大黑车的危害性宣传。

(3)以服务质量和经营权有偿使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招标。该方式可以减少有偿招标造成竞相出价、经营牌照价格过高而对服务质量的忽视。出租车行业提供的最重要产品就是搭乘服务,将服务质量作为标书中的重要参照变量,比如将出租车行业中的各项服务指标设定不同的权重,同时对经营权出价的不同级别设定不同的权重,二者权重相加,权重高者得,可防止只会出高价而不注重服务质量的公司出现。

(4)建立奖惩制度。设定行业打分制,给公司进行打分,可以设定不同标准进行奖励和淘汰。

3、建立互动性的利益表达沟通博弈机制

(1)完善出租车行业工会机制。目前我国的出租车行业工会功能比较弱化,据调查,目前行业工会几乎都被公司所俘获,或成为公司娱乐俱乐部,或成为领导退居二线的去处,未能履行作为司机娘家人的角色。为此要完善行业工会建立的本来功能。第一,保障出租车行业工会的资金来源,政府制定法律规定从公司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工会运行经费,司机可以以会员身份交纳会费。第二,行业工会制定行业道德标准,对出租车司机、公司和行业进行引导。第三,将行业工会作为第三方协调者角色引入行业,使政府变成中立的行业制度供给者,避免政府偏向任何一方,消除其向出租车行业获利的冲动,形成有问题首先找工会的意识。第四,突出行业工会代表司机与公司、政府的谈判协调作用,发挥行业工会的疏导作用,解决行业诉求渠道不畅的问题。

(2)建立利益诉求互动协调机制。第一,建立动态的淡旺季收费标准。第二,建立对话谈判协调机制,让行业工会成为主导协调力量,少用行政命令的手法。第三,允许常态性的相互博弈机制存在。让工会、公司、政府主管部门之间进行沟通博弈,解决行业内存在的一次性的博弈现象,实现重复博弈。公司作为一个品牌会更加维护公司形象,公司和工会也可以向乘客公布投诉电话,这样行业内部四方利益都可以维护。

4、建立城市出租车股份制公司经营模式

股份公司将司机和公司之间利益统一起来,维护了司机作为产品服务提供者、责任主要承担者和资本主要承担者的利益,符合市场经济权责相等原则。司机既是公司员工又是公司股东,拥有了工资收入和公司的利润分成,同时又可通过工会防止大股东和管理层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此外,股份制可以解决公司资金瓶颈,迅速壮大公司。

(注: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2012Q084)。)

【参考文献】

[1] 杨帆:我国出租车行业当前的经营监管模式及其未来发展思路的思考[J].城市基础设施,2007(11).

[2] 连小超:浅论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的改革[J].华商,2008(16). [3] 武欣:城市出租汽车发展相关问题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8.

[4] 朱婷婷: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08.

[5] 刘耀霞:出租车行业利益主体关系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8.

[6] 曾繁华、游保德、程金亮:基于市场产权的出租车市场经营权模式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3(4).

市场规模研究范文2

【关键词】 通信业 面板数据 移动化 3G

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性大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以来,通信业一直被视为最具创新活力及市场竞争力的领域之一,并迅速成长为广泛普及的大众消费服务行业。作为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先导性行业,通信业已成为世界各国优先发展的关键领域。电信业务总量的增长不仅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还对其他产业起带动作用,进而也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渗透与倍增作用[1]。所以对电信业务总量增长情况及其带动作用显著的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本文在面板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固定电话市场规模、2G市场规模、3G市场规模及互联网市场规模对电信业收入增长的拉动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以此提出相关的建议。

1 实证分析

面板数据综合了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的优点,全面的提供了通信业的客观信息,在控制了个体的异质性的同时又达到增大自由度和减小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的效果[2]。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采用2012年8月到2013年4月共计9个月的月度数据,截面包括全国共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使用EViews 6.0,Stata 12.0软件进行分析。

1.1 变量

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固定电话市场、移动电话市场(2G/3G)、互联网宽带市场。本文主要研究各市场规模的变化对电信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故变量选择如下:(1)电信主营业务收入。根据工信部提供的电信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值),我们计算了每月相应的净增值(单位:亿元)。设该变量为;(2)固定电话市场规模。分析固定电话市场规模及发展趋势时,以固定电话用户数(单位:万户)为表征量;(3)移动通讯市场规模。移动通讯市场处于高速发展期,主流为2G与3G并存。2G与3G市场分别处于成熟期和发展期,市场份额、发展趋势、业务贡献能力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别,且二者对通信业今后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也是值得研究的。考虑以上,作者选用2G用户数(单位:万户)和3G用户数(单位:万户)为通讯市场规模的表征量;(4)互联网市场规模。考虑到反映互联网市场的实际数据的可得性、准确性,同时与移动数据市场区分开,以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单位:万户)作为互联网市场的表征量,研究其与通信业收入的关系。

1.2 面板数据处理

对来源于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2012年8月到2013年4月共计9个月的月度数据5个变量的分析整理,得到以全国共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截面的平衡面板数据(横截面看,每个变量都有观测值,纵截面看,每期都有观测值)。对每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消除异方差效应。

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避免由于非平稳引起的伪回归问题[3]。由表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的单位根检验是不平稳的,除了LLC单位根检验外也都表现为非平稳。在一阶差分后四种单位根检验都显示为平稳。因此,可以认为该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模型建立时使用变量对数后一阶差分(如表1)。

1.3 模型选择与实证结果

我们常采用三种方法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选择过程见图1。

1.3.1 个体效应检验

固定效应检验结果如下:F test that all u_i =0:F(30,243)=0.32,Prob>F=0.9998。从检验结果看,F值等于0.32,P值不显著。因此,我们认为固定效应不显著,选择混合OLS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好(如表2)。

1.3.2 混合OLS模型(如表3)

根据所得结果,我们得出回归方程:

结果表明,方程各系数均显著,模型整体显著,回归方程有意义。

1.3.3 模型解释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及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固定电话用户数、2G用户数、3G用户数以及互联网宽带用户数的增加会促进电信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由各变量系数大小可以看出,3G用户数的增加对电信主营业务收入增加的拉动效果最明显。固定电话用户数对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也具有拉动作用,但是和移动电话用户数增加的拉动效果相比,后者更为明显。

2 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2012年8月~2013年4月9个月的面板数据实证了通信业各业务规模的增减变化对电信业务收入的影响。我们比较了估计面板数据的三种模型,最终结果认为,在处理本文面板数据上混合OLS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通过混合OLS模型得到的回归方程显示,对于中国的通信业来说,各个业务规模的增长都对增加电信收入有显著影响。如果在各业务市场均未饱和的情况下,增加各个业务的用户规模均对电信收入的增加具有拉动作用。但是,就中国目前的电信业发展情况来看,电话用户规模已快接近饱和状态。但是就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固定电话用户规模的扩大远不如移动电话用户规模的扩大对于电信收入的拉动效果明显。所以,当电话用户数目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加速固定电话用户向移动电话用户的转移,将会显著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其中,3G用户规模增长又显著优于2G用户规模增长对电信业务收入的拉动作用。所以对于通信业来说,加速固定电话用户移动化,2G用户3G化,同时保持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的稳定增长,将会显著增加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促进我国通信业的整体发展。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地优化和改善。考虑到目前3G市场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不久,后续研究可以采取更多的时点数进行完整分析,探究其与电信主营业务收入的关系。如果按照通信业发展水平对各省市地区进行分类,针对每个类别进行面板数据研究分析,每个分组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模型,对各变量系数的经济意义解释或许会对不同地区的通信业发展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参考文献:

[1]赵晓力,杨显佐,杨东亮.我国电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计量检验[J].工业技术经济,2007,26(11):102-104,121.

[2]李小玉,郭文.基于面板数据的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 企业经济,2011,(6):136-141.

市场规模研究范文3

[关键词]技术进步;阈值;研发效率;市场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3—0048—05

DiscussingthethresholdinEnterprise'sTechnicalProgress

XUYoumin

(HunanUniversitySchoolofEconomyandTrade,Changsha410079)

Abstract:Thethresholdinenterprise’stechnicalprogressistheminimumvaluethatenterprise’sR﹠Defficiencyandthemarketdemandscaleneededtoachieve.Thereisathresholdofmarketdemandscaleintheenterprise’stechnicalprogress,duetotheenterprise’sR﹠Dinvestmenthasthecharacteristicofscaleeconomy.Thereisathresholdofenterprise’sR﹠Defficiencywhenthemarketdemandscaleofenterpriseisestablished,anditisinverselyproportionaltothemarketdemandscale.Oligopolyorcompletemonopolycanreducethethresholdofenterprise’sR﹠Defficiency.Itishelpfultoenhancetheenterprise’sR﹠Defficiencyandexpandtheincomescaleoftechnicalprogressbecauseoftheimprovementoftechnologyandmanagementlevelandtheappropriateenterpriseexternalenvironmentsuchas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systemandtaxsystem,whichisusefulforenterprisetoovercomethethresholdobstaclesoftechnicalprogress.

Keywords:technicalprogress;threshold;R﹠Defficiency;marketstructure

阈值是令研究对象发生某种变化时其原因或其变化的条件所必需达到的最小值,亦可称为临界值。如果引发变化的原因或其变化的条件未达到阈值,则变化不会产生。阈值现象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中常常出现,经济活动中亦存在阈值现象。本文拟研究经济活动中的技术进步所表现出来的阈值问题,研究决定阈值大小的因素,利用阈值现象来解释某些经济状态持续存在的原因,探讨降低阈值的措施。一技术进步中的阈值现象及其经济学意义

阈值现象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早已为人们所熟识,最小规模经济就是投资或生产活动的规模阈值即临界值,如果不能达到这一阈值则其效率低下而在理论上不应该产生。机会成本这一概念也具有阈值的内涵,因为一项经济活动不能够获得超过机会成本的收益,则该项经济活动不应当发生。

技术进步的阈值(Thethresholdoftechnologicalprogress)亦被人们所注意或有所研究,技术进步的研发投入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可能形成新的、有经济价值的技术,这表明研发投资存在阈值现象。研发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也必须达到一定的进步程度才能够使得研发投资所获得的收益足以弥补研发投资的成本,这对研发效率提出了阈值要求。

笔者在指导研究生研究熊彼特猜想[1](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产业组织结构既非完全竞争也非完全垄断)过程中研究了阈值现象。在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和改进产品质量的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存在导致研发投入是否具有效率的临界值即阈值[2]。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研发效率阈值是一定规模的研发投入成本所能够降低平均成本的最小程度,提高产品质量的技术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研发效率阈值是一定规模的研发投入的成本所能够通过提高质量提高单位商品收益的最小程度。只有当研发效率高于阈值时,研发投资才可能获得净利润,否则研发投资行为将不能获利。

通过对技术进步中的阈值现象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熊彼特猜想,这一猜想是众多学者Arrow[3]、Scherer[4]、Kamien,M.I.andSchwartz[5]、Loury[6]、Dasgupta,P.andStiglitz[7]、LeeChangYang[8]研究后未得到一致结果的难题。

技术进步的过程存在阈值现象,表明经济过程的技术进步现象具有非连续性的特征。从发生条件来看,如果技术进步的条件满足阈值要求,则技术进步能够发生,否则技术进步不能发生。阈值现象表明技术进步的条件有不连续的特点。从技术进步的程度来看,技术进步一旦发生,其技术有不连续的变化,这也表明技术进步的程度具有不连续的特点。技术进步的不连续特征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既定技术条件下资源有效配置时所具有的连续变化的特征有很大的区别,技术进步的阈值特征及其不连续特点必然对技术进步产生显著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经济问题。

二企业技术进步的阈值与

企业需求规模的关系企业为技术进步进行研究而产生的投资具有一次性投资的特点,即研发投资产生新技术之后,并不需要新的投资就能够保有新的技术即新技术一旦产生就可以永续使用,保有新技术本身并不需要新的成本支出。研发投资产生的新技术在使用规模上可以不受限制,使用范围的扩大并不会带来研发成本的提高,因此研发投资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即随着使用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所分摊的研发成本变小。

经济活动中的研发投资主要达到两个目的:降低生产成本或者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的投资可以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提高企业产品的盈利能力,我们可以以单位产品的盈利能力的提高量p来反映企业单位产品的盈利能力的提高。研发投资所带来的产品质量的提高也可以以单位产品的盈利能力的提高量p来反映企业产品质量的改善。如果一企业有一次性投入RD,则单位商品盈利能力的提高量p是RD值的函数:即有p=f(RD)。以下称p为技术进步的单位收益,f(RD)为技术进步函数。

显然,技术进步函数具有以下特性:当RD=0时,p=0;且f’>O即是RD的单调递增函数。

一个生产者研发投资所带来的总收益取决于技术进步之后销售量与单位收益的乘积,而技术进步之后销售量又取决于技术进步之前的销售量Q和因技术的变化所带来的销售变化量Q,因此总收益应该为p×Q+p×Q,研发投资形成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纯收益或利润有:

Л=p×Q+p×Q-RD

=p×(Q+Q)-RD

令p/RD为研发效率,研发效率即为新技术的单位产品收益与总研发成本之比。

显然,研发效率的阈值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纯收益为0时的研发效率。

令Л=0,有p/RD=1/(Q+Q),这是研发效率的阈值。显然,当(Q+Q)足够大时,即便研发效率很低,也存在某一销售量(Q+Q)使得p/RD=1/(Q+Q),即理论上存在研发效率的阈值。值得注意是如果(Q+Q)不是足够大,则p=f(RD)可能无法满足p/RD=1/(Q+Q)条件,即任一规模的研发投入均无法达到研发效率的阈值,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的研发无法产生。因此存在一个导致技术进步产生的最小销售规模,这是需求规模阈值。

当然,如果当(Q+Q)=1时即有p≥RD,即技术进步中只需要一单位商品的收益即可弥补研究成本,但这种情况是特殊情况,也许只存在于公共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或者研发效率特别高的技术进步过程中。对于一般商品的技术进步我们一般要求Q+Q>1,即存在导致研发得以产生的最小需求规模。

依据p=f(RD)和p/RD=1/(Q+Q)条件我们可以确定使得研发效率达到阈值的RD的最小值。即需求规模既定且大于需求规模阈值情况下,存在一个研发投资规模RD的阈值。只有当研发投资规模不小于这一阈值时,其研发效率才能够不少于研发效率的阈值。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

第一,企业的技术进步存在由其需求规模所决定的研发效率的阈值,阈值与需求规模成反比。企业的需求规模由技术进步前的原需求规模Q与技术进步所改变的需求规模Q之和决定。

第二,研发效率既定的情况下,存在一个需求规模阈值。需求规模阈值是导致研发效率能够达到研发效率的阈值所需要的最小需求规模。

第三,当研发效率既定、需求规模不小于阈值的情况下,存在一个研发投入规模的阈值,这一阈值是使研发效率等于研发效率阈值所需求的最小研发投入规模。三、市场竞争条件和市场需求状况

对需求规模的影响及对企业技术

进步效率阈值的影响由于需求规模作为技术进步企业的外在因素对企业的研发效率阈值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需要从市场竞争条件和市场需求状况角度研究对企业需求规模的影响,进而研究这两类条件对企业技术进步阈值的影响。

(一)技术进步前市场需求状况和市场竞争条件对企业需求规模的影响

单个企业的需求规模取决于整个市场的需求规模和市场竞争条件,因此市场需求状况、市场竞争条件将通过影响单个生产者的需求规模来影响单个企业的技术进步效率的阈值大小。

设产品市场的需求函数为TQ=F(P),对于这一需求函数有dF(P)/dP<0,即均衡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导致市场需求TQ的减少。

某一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为r(0<r≤1),即这一企业的需求规模Q=r×TQ=r×F(P),显然r值的大小与这一企业技术水平所决定的产品质量、生产成本及市场竞争状况有密切关系,其中的市场价格P与市场的竞争状况相关,一般有dp/dr>O,即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增加会导致市场均衡价格的上升。

dQ/dr=TQ+r×dTQ/dr=TQ+r×dp/dr×dF(P)/dP

由于dp/dr>O且dF(P)/dP<0,因此r×dQ/dr的大小取决于TQ与r×dp/dr×dF(P)/dP的比较,当r×dp/dr×dF(P)/dP的绝对值足够大即大于TQ时,dQ/dr<0,这要求r、dp/dr与dF(P)/dP绝对值均比较大,即dTQ/dr的绝对值大于TQ,一企业市场份额的改变将导致市场需求规模的变化量大于原有市场规模,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并且由于当r0时,dTQ/dr0,因此,如果存在r值使得dQ/dr>0,这时r应为接近于1的有限值。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一般将导致其需求规模的扩大。因此,导致一企业需求规模最大的市场竞争状况应当是完全垄断或需求弹性(即因市场价格的相对改变所能够相对改变的市场需求规模)很大的情况下由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的寡头垄断状况。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对市场需求的改变,仅从市场竞争条件来看,一企业市场份额越大,其产出规模越大,由此所决定的技术进步效率阈值越小。当市场竞争状况处于完全垄断或寡头垄断状况时,垄断企业的市场需求规模达到最大,技术进步所要求的阈值最小。这一结果与熊彼特猜想:垄断的市场竞争状况更有利于技术进步是一致的。

(二)技术进步后市场需求状况和市场竞争条件对企业需求规模的影响

技术进步改变了市场需求状况,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所能够改变的市场需求的大小,那么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的变化就不仅仅只受到原有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

设一企业的技术进步将改变整个市场的需求,设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需求函数为TQt=F(Pt),一企业在技术进步之后所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为rt,相应的需求规模为Qt=rt×TQt,这里我们用t来反映技术进步的程度,一般应当有:dTQt/dt>0,drt/dt>0,即一个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强度越高其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和提高市场份额的能力越高。

这时dQt/dt=TQt×drt/dt+rt×dTQt/dt>O

如果r=l,则drt/dt=0,即完全垄断条件下dQt/dt=dTQt/dt即完全垄断时技术进步后所能够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就是其需求规模,记为TQ1。

在非完全垄断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后的企业需求规模为Qt=rt×TQt,只要技术进步能够保证rt×TQt>TQ1,则技术进步企业的需求规模大于完全垄断企业的需求规模,从而使得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得以下降。由于rt<1,这要求TQt>TQ1,即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大于完全垄断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规模,这是竞争有利于降低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的必要条件。

如果TQt>TQ1,还需要rt>TQ1/TQt,才能使得rt×TQt>TQ1,即技术进步的企业在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份额必须足够大,才能使其技术进步之后的需求规模大于垄断条件下的市场需求规模。因为如果企业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份额rt=1则又回到了完全垄断状况,这时其市场需求规模可能反而变小。因此,如果TQt>>TQ1,则存在一个适度的市场份额,在这一份额下,技术进步企业的需求规模可以达到最大,其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最小。

如果虽有TQt>TQ1,但TQ1/TQt接近于1,则rt接近于1,由此可以推断出企业技术进步之后形成的寡头垄断可以导致其研发效率阈值最小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既便技术进步能够扩大市场需求规模使得研发效率阈值最小的市场竞争结构并非完全垄断,但考虑到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规模的有限性,即这一比值TQ1/TQt并不能够接近于0,因此,使需求规模rt×TQt最大的rt值是0与1之间的有限值,即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可以导致技术进步的阈值最小的市场竞争结构应该由有限个企业参与的寡头竞争。显然,随着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越大,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市场竞争的企业个数会增加。

需要强调的是,影响企业技术进步效率阈值大小是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份额的大小和市场需求规模,技术进步之前的市场份额的大小和市场需求规模并不会直接决定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

依据以上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在市场需求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缓慢时,垄断程度和市场份额的提高可以提高企业产出规模,进而降低企业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如果市场需求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很快时,适度的竞争可以使企业产出规模达到最大,进而使企业技术进步效率阈值达到最小。

2.如果技术进步能够使市场需求规模扩张迅速,且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大于垄断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则存在一个可以使技术进步企业的产出规模达到最大化市均份额的寡头竞争格局,在这一寡头竞争市场下其技术进步效率阈值达到最小。

3.如果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十分有限,并且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虽然大于垄断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但增加的比率小,则技术进步企业所形成的市场垄断格局将使其研发效率阈值达到最小。

四影响研发效率的因素,决定了研发

投入规模阈值和需求规模阈值影响研发效率的因素可以区分为由企业自身决定的内部因素和不能由企业决定的外部因素。

显然,影响企业研发效率的内部因素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企业技术水平越高,则技术进步所需要的新增投资相对较少,所能够获得的单位产品的收益较大。企业拥有从事技术开发的一流人才和丰富的经验是企业一流技术水平的保证。企业的管理水平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表现为能够有效地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降低技术创新过程所耗费的成本。由于技术创新依赖于原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因此,企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影响企业研发效率的外部因素是制度和经济政策,并且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对此我们应当作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分析。

第一,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可以降低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技术创新产品的单位收益,进而提高研发效率。

专利制度有效实施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效实施可以排斥侵权企业对技术进步企业的成果的侵犯,这不仅仅可以提高技术创新企业的单位产品收益,还可以扩大技术创新企业的市场规模,使这技术创新的总收益得以提高。

第二,在所得税前可抵扣一定比例的企业研发成本,降低企业实际承担的所得税的比例,使得企业实际承担的研发成本降低,因此可以提高研发效率。对研发投入比重较高的技术型企业,制定较低的所得税税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第三,对企业的研发项目直接提供财政支持,可以减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对研发成果进行财政补贴和奖励等方式为企业研发提供资本方面的支持,显然可以降低企业的实际承担的研发成本,进而提高该企业自有投资效率。

第四,高水平的教育体制可以使企业获得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人才,提高企业研发效率。

高水平的教育体制可以使企业的研发人员达到进行研发所需要的尽可能高的知识水平,否则企业将需要为提高研发人员的知识水平支付更多的成本,这会降低企业研发效率。

第五,高水平的国家科学研究体制所产生的科学技术可以改善企业技术进步研发的基础条件,进而提高研发效率。

如果由财政承担研发成本的国家科研体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只需要通过适当的转移和改进,就可以成为企业继续研发的基础或直接为企业所采用,这显然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投资的规模、持续的时间和研发的风险,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

第六,开放的竞争政策有利于使得具有更高研发效率的企业和生产要素进入具有技术创新潜力的领域,从而可以提高研发效率。

参与竞争的企业数量和生产要素的增加,可以使得具有较高技术进步能力的生产要素更容易进入具有技术进步潜力的市场中,使有技术进步的研发效率得以提高,这可以大幅度降低技术进步的投入规模阈值。因此,适度的竞争有利于技术进步。相反,在行政垄断的情况下,由于限制了高水平的生产要素的进入和参与竞争,同时行政垄断时改变市场份额的可能性降低。因此行政垄断所形成的竞争格局将因有对参与竞争的生产要素的约束和市场需求份额的约束而提高技术进步的阈值,降低市场中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五结论

经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由于企业研发投资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因此,当企业的研发效率一定时,存在市场需求规模阈值,只有当市场需求规模大于这一阈值时,企业技术进步的研发才是有利可图的。而当企业市场需求规模既定时,也存在企业研发效率的阀值,企业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则有利于降低企业研发效率的阈值。

第二,有利于扩大企业市场需求规模、降低企业研发效率阈值的市场结构是寡头垄断市场或完全垄断市场,这与熊彼特猜想一致。

第三,企业研发效率不仅仅取决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与企业的外部环境如知识产权制度、税收制度、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也有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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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研究范文4

经济评论1999年第3期ECONOMICREVIEWNo.31999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

李明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39)

去年国内出现了不少介绍实证会计理论的文章,也有人运用国外的数学模型验证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这对弥补规范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推动我国会计研究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整体上分析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在实证会计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进而指出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以期为促进适合我国国情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抛砖引玉。

一、有效市场假说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是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

实证会计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奠立于1986年,以瓦兹和齐默尔曼的合著《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实证会计研究的宗旨是解释现行的会计和审计实务并对未来的会计和审计实务作出预测,其研究重心是会计选择行为。围绕这个重心,实证会计理论涵盖如下领域:(1)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该领域主要研究EMH和CAPM的确立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意义。(2)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该领域研究在有效市场假说下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的关系。(3)竞争性假说的辨识。该领域研究与有效市场假说相竞争的机械性假说。(4)会计数据、破产与风险。该领域研究有关会计收益与破产及风险间的关系,它是在前述(1)(2)(3)部分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5)收益预测。该领域研究有关会计收益的时间序列特性的证据。对该领域的研究,必然应用了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6)信息披露管制理论。该领域研究对公司信息揭示进行管制的理由所在。研究表明,实际上不存在对公司信息揭示进行管制的明显理由。管制是基于相对成本与效益的经验性问题。有效市场假说依然是该部分必要的研究前提。(7)订约程序。该领域研究会计在企业及其经理人员的订约中的作用。研究中也必须运用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8)报酬方案、债务契约与会计程序。该领域研究会计程序对报酬方案、债务契约的影响。在给定市场有效的前提下,结合运用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所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程序上的变更可能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9)会计与政治程序。该领域研究政治活动对管理人员选择会计程序的影响。(10)会计选择的实证性检验。该领域研究对各种有关会计选择行为的验证。(11)股票价格的检验理论。该领域研究强制性会计程序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过程中运用的主要分析工具依然是资本资产计价模型。(12)契约理论在审计中的作用。该领域研究契约理论对会计和审计实务的解释。

分析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出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逻辑是:首先验证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在市场有效的前提下,分析各种与会计程序选择有关的因素,寻求影响会计程序选择的相关变量,然后分析促成这些变量发生变动的原因,进而达到解释和预测会计和审计实务的目的。如果市场是无效的,则会计收益与代表公司价值的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就无法考证,从而也就无法考证影响会计收益的各种会计程序选择发生的真正原因。换言之,没有有效市场假说,实证会计研究就成为无本之木。而没有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就无法对有效市场假说进行验证。因此,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奠立了实证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就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的现状看,普遍地强调对有效市场假说的介绍和对它的三种效应的验证,而忽视了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在实证会计研究中的作用。其实,自实证会计理论形成之时,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就相辅相成地成为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在研究中割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注重对有效市场假说的研究和验证,实质上是走入了误区。资本资产计价模型确认期望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而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检验,就是寻求背离已被模型确认的上述关系的状况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这种状况,则市场无效;反之,市场有效。由此可以看出,CAPM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对EMH验证的成败。

二、有效市场假说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出现时的理论研究背景

有效市场假说(EMH)由尤金·法玛(EugeneFama)提出于1970年,后成为理财学中的著名假说。根据法玛的定义,有效市场是满足如下条件的证券市场:(1)投资者都利用可获得的信息力图获得更高报酬;(2)证券价格对新的市场信息的反应迅速而准确,证券价格能完全反应全部信息;(3)市场竞争使证券价格从旧的均衡过度到新的均衡,而与新信息相应的价格变动是相互独立的或称随机的。因此,有效市场假说又称随机漫步理论。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在有效市场中不存在非正常收益。评估市场有效性的分析方法分为两大类:(1)将实际收益率与在假设市场是有效的条件下应有的收益率进行比较;(2)进行模拟交易战略的测试,观察这些战略能否提供超额收益。在有效市场假设下,运用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和随机游走模型(TheRandom-WalkModel)(我国的研究者多用随机游走模型)得出应有收益率,再用此收益率测试观察到的收益率的波动是否符合有效市场假说。然而,这些测试均为“双重测试”,既对市场有效性测试,又对模型本身测试。这种对观察到的已实现收益率和统计测试的方法称为“间接测试法”。与此相对应,依据一组市场数据采用某种交易战略来观察能否产生超额收益的方法称为“直接测试法”。

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最初是由夏晋(Sharp)、特雷纳(Trenor)和林特纳(Linter)在60年代中期提出的,是对风险如何定价和度量的均衡理论。其根本作用在于确认期望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揭示市场是否存在非正常收益。通常记为:E(Rj)=RF+〔E(RM)-RF〕βj式中:E(Rj)—第j项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RF—无风险资产收益率E(RM)—市场组合资产的预期收益率βj—COV(Rj,RM)/VAR(RM)=第j项资产不可分散风险的量度

该模型建立在如下假定的基础上:(1)市场是由理性而厌恶风险的、力图使其预期消费效用最大化的投资者组成。这些投资者用标准差来度量资产组合的风险和收益。该假设提供了风险度量的尺度(如β值)。(2)所有投资者在进行其投资决策时,都有一个普通的时间期间(如一个月、一年等)。该假设使得对预期收益的计量结果具有意义。(3)所有投资者可以免费获取信息,具有完全一致的市场期望。在不同的系统性风险中,投资者之所以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是因为他们对风险的偏好不同。(4)市场是完善的。即不存在能左右市场的投资者;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差别税收;所有资产可无限分割。(5)存在着一种无风险资产,所有投资者均能以无风险利率RF进行借贷。

随机游走模型的假设前提就是有效市场假说,该模型的作用于揭示市场收益分布是否呈随机状,本质上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没有区别。其在实证会计研究中的意义远不如资本计价模型,所以本文不予细述。

有效市场假说萌芽于本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美国,由于股份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强大,证券投资尤其是股票投资成为人们重要的投资工具之一,市场对投资分析工具和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迫使理财学家和会计学家创建新的理论来满足现实需求。当时美国的电子计算机软硬件的水平,已经足以满足经济分析专家的应用需求。而美国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RSP)所建立的大型计算机数据库也促进了对分析过程中形成的假设进行试验性验证。主客观条件的具备,促成了对股票价格性态以及信息披露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研究。当时的乔尔·迪安、莫迪利亚尼及米勒等人通过应用经济分析来解决理财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理财理论的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创建了定量描述股票价格和风险关系的理论模型CAPM。为了限定模型的应用环境,随后又创建了EMH。与此相关联是,这段时期也是美国会计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1957年,面对来自各界对会计理论研究现状(注重具体方法的研究)的批评,美国会计师协会会长阿尔文·R·詹宁斯(AlvinR.Jennings)提出应重视会计概念,并将重心从应用研究转向基础研究,从而推动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建立和承认一套统一的会计理论体系尤为重要,而非以往对具体方法的强调。作为提倡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1955年和1957年,R.J钱伯斯(R.J.Chambers)和理查德·马德斯切(RichardMattessich)分别在《会计研究》杂志上著文,试图建立一种比以前具有更大内聚力和适用性的会计假设和原则为基础的会计理论整体结构。事实上,在确立会计原则之前,钱伯斯和马德斯切分别在三个方面对当时的理论提出了批评:(1)它们没有逻辑的一致性:(2)它们缺乏普及性;(3)它们的结论是不可检验的。而后他们于1964—1967年间又分别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假设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就连它的有效性也建立在一个推理严密的验证基础上。为此应敞开对会计理论检验的大门。他们认为应存在是接受或否认会计理论的标准,理论应能接受其提出者以外的人的严格检验。或者,至少应将可检验的假设与价值判断和定义区别开来。检验意味着保证理论与其所有可能的后果保持相符。假设不应被作为基础的全部会计原则和规则中的任何一个驳倒,每条原则都应与所有的假设和规则保持一致。而且,还可以通过判断使用某一规则的长期收效是否大于使用它所付出的代价,是否不亚于使用另一准则的好处,相互对照着对规则加以检验。上述观点可谓开实证会计理论思想之先河。这些观点已经涉及后来的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重心—会计选择行为,而当时的规范会计理论不能为会计选择行为的研究提供理论前提。恰逢其时,理财理论中的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的创立,为实证会计理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先导。这样实证会计研究者就自然地在研究中引入了EMH和CAPM。可以说,如果没有会计选择行为,实证会计研究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证券市场是世界各国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枢纽,会计信息披露对证券市场信息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衡量会计信息披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而研究会计选择行为对证券市场价格(主要是股票价格)的影响正是揭示会计信息披露有效性的最有效的途径。60年代早期,会计研究中普遍地隐含这样的假说,即会计报告是获取公司信息的唯一来源。由于经营者具有选择会计程序的灵活性,在上述假说下,经营者能够随心所欲地报告公司经营业绩从而欺诈市场。通过夸大报告收益,经营者就可以抬高公司股票的价值,这样股票市场不仅无法对高效率和低效率的公司加以区分,而且无法对这些不同的股票进行合理定价。如此,会计收益就不是计量公司价值变化并使股票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正确信号,这无疑是说明会计收益对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没有意义。进一步可以推论当时的会计规范体系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对于股票市场而言,会计收益是一个会计循环的最有意义的结果。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唯一来源”假设不成立,如果会计收益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着实证性联系(研究结果也表明存在这种联系),那么即使不是按照经济学定义的收益进行计量的会计收益仍将是十分有用的。这说明会计收益的披露对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是有意义的。它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会计收益无用论,维护了当时会计规范体系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从而也显示了实证会计研究的意义,促进了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

三、有效市场假说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所面临的挑战

众所周知,实证会计理论将有效市场分为三种形态,即,弱势有效市场、次强势有效市场和强势有效市场。对市场有效性的检验,就是验证上述三种形态之一是否存在。然而,假说与模型都有其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EMH隐含的前提是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无交易成本及所有信息都会很快被市场参与者领悟并立刻反映到市场价格之中。运用CAPM的几个前提条件如前文所述。由于存在严格的理论前提限定,而现实经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结果,假说和模型在解释和预测现实经济问题时,有时就给人以捉襟见肘之感。时至今日,EMH和CAPM已面临如下悖例:(1)一月效应。1976年,有人研究表明,一月份的股票收益率是一年中最高的,至少是其它月份的股票收益率的两倍。不仅如此,通常情况下,夏季和秋季的股票收益率要比春季和冬季的股票收益率要低得多。根据EMH,一年中的各个月份的股票收益率应大体一致。显然,一月效应悖离了EMH。(2)交易周的日效应。研究者发现,在美国股市上,星期一的平均收益率常为负数,而星期三和星期五的收益率则为正数。该现象在英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股市也存在。此外,人们还注意到节日效应,即节前的几天收益率特别高,而节后的收益率一般较低,仅仅当节后恰逢周末时会变高。该效应的存在意味着投资者依靠定时购买可以赚取超额利润。如此,交易周的日效应表明次强式EMH或CAPM中两者之一是错误的,或者两者都是错误的。如果CAPM是对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的正确计量,那么,EMH就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交易周的日效应表明市场价格不能够正确地调整以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如果EMH是正确的,则CAPM必定错误。因为,一定存在另外的风险因素没有被CAMP发现,或者说运用CAPM无法界定该情形下的市场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是EMH和CAPM都错,因而用EMH和CAPM无法解释交易周的日效应的存在。(3)星期五—13号效应。在美国,这种可怕的效应发现于1987年,它意味着每年中的13号并且是星期五的这一天,对投资者而言是个灾难日。事实上,每年中的13号且为星期五的这些天的年平均收益率为-36%,这一年中的其它星期五的年平均收益率为正的+43%以上。尽管每年中的13号且为星期五的天数不超过3天,但该效应确是EMH或CAPM的有力的反证。(4)市场的过度反应。80年代中期的美国,财务研究者发现,在对EMH验证期间,证券价格波动幅度很大,一些投资者朝赚金山,暮为乞丐。这说明市场可以操纵和欺骗。这种现象明显与有效市场假说不符。在此后的观察中,类似的现象亦屡见不鲜。(5)投机泡沫。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使得某一证券价格极度偏离其价值的案例,在各国证券市场屡有发生。这种现实的存在,不能不说是对EMH和CAPM的一大讽刺。由于上述悖例的存在,导致了人们对EMH和CAPM的日趋强烈的批评。1987年10月15日到19日,美国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剧烈下降。对此,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曾言:“不存在任何明显的能够使股票的价值(或价格在这4天的日子里)出现30%的差别的因素。”有效市场专家在此批评前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四、对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在会计理论界似成燎原之势,目前已有较多的文章在介绍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有少部分研究人员尝试性地进行了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检验。甚至已有结论表明我国的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已呈次强式。考察我国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我们会有如下发现:(1)较多的人士注重实证会计方法论的探讨,其中也比较了规范与实证研究方法的区别。(2)过分强调EMH的介绍或对EMH的检验,普遍忽视对CAPM的考察和研究。(3)在验证我国市场有效性的过程中,普遍地缺乏对EMH和CAPM的运用前提的考证和分析。上述第一点是理论研究必须注重而且应该提倡的。而后两点如果不加以关注和引导,就必然将我国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导入歧途。

市场规模研究范文5

关键词:市场研究公司;能力;选择

1市场研究公司的类型

目前,国内的市场研究公司按性质可分为三类:外资、国有、民营。他们在规模、市场定位、营销手段以及所面临的问题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1)外资公司。如盖洛普、麦肯锡、Gartner、SGR等,他们的进驻大约可追溯到90年代初。外资市场研究公司在规模及办公环境方面都优于其它类型的调研公司。其客户主要是一些跨国的大企业。外资市场公司的主要特征如下:

①调研项目质量的控制水平较高,项目操作的规范性较强,公司各部门分工明确。例如,同一个项目的资料收集和后期分析是由不同部门负责的。其质量控制标准与国际一致,项目可管理性强;②客户较为稳定,其主要客户多是海外总部直接委托;③研究人员素质较高,公司在调研方面的培训能力很强;

④知名度较高;⑤价格高,他们的价格往往超出一些客户的心理承受能力。

(2)国有市场研究公司。国家及各省的统计局一般都有下属的调研公司,其特征为:①能发挥城市调研队伍的网络优势;②收费相对较低;③信息资源稳定,能够获得多行业的背景资料及相关数据;④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不畅,个人工作业绩与回报不成正比;⑤在项目的质量监控方面与国际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数据误差较大。

这类国有的市场研究公司已有几家开始同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如,中央电视台下的央视与法国最大的收视率调研公司合资。它们如果能将外资的管理、技术与政府部门的行业优势、数据资源结合起来,在细分市场上很容易形成行业垄断。

(3)民营市场研究公司。这类市场研究公司可谓业内的后起之秀,大多为管理者以股份制的方式创办。其数量多于前两类市场研究公司,在传媒界也表现得非常活跃。他们去糟粕取精华,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于“国际水平,国内价位”,因此很具竞争优势。其特征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①具有较强的市场营销能力,常在传媒上调研结果,有很高的知名度。对客户的反应迅速,有很强的服务意识;②采用项目经理负责制。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敬业精神,而且还能有效地将调研项目的质量与项目经理的个人素质密切结合起来;③报价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这种企业规模往往不及上述两类公司,人员流失现象严重。

可以说这三类市场研究公司各具特色,企业的管理者应该结合企业的具体要求来对不同类型的市场研究公司进行分析和对比。选择一家满意的市场研究公司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我们将陆续介绍一些评价及选择市场研究公司的标准及方法,敬请读者朋友关注。

2对市场研究公司的能力进行评估

对于不太了解市场研究行业的公司来说,若要对其进行评估实属难事。其实,只要考虑到市场研究公司的声誉、规模、人员素质、经验以及报价这几方面,就能较为有效的对市场研究公司进行评估,下面让我们就这几方面具体分析一下:

2.1声誉

声誉是个综合性的评估标准,良好的声誉包含很多方面,因此它是个比较软性的标准。有些客户认为,那些常在媒体上发表调研报告的市场研究公司一定具备良好的声誉。这种想法虽然没错,但却很缺乏说服力。2.2公司规模

公司规模可细分为人员数量、办公室面积、专业设施、分支机构等很多方面。通过对市场研究公司规模的了解,就可以大抵知道这家公司的专长和所属的专业领域,以及调研能力等方面的信息。

市场研究公司的人员一般分为专职和兼职两种,公司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等应是专职人员,而访问员、复核员、编码员、行业专家等一般是兼职人员,实地督导有些是专职的,有些则是兼职的。这些可以量化的指标是判断公司实力的一种比较硬性的标准。办公室的面积同样反映了一个公司的规模。另外,从办公室的整洁程度与部门设置情况上可以看出一个市场研究公司的管理水平。

2.3人员素质

这里所谈到的人员素质是一些基本的素质,如受教育程度、专业知识、敬业精神等。除受教育程度外,其他的指标都很难量化,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每人对个人素质的判断指标不尽相同。

2.4经验

“经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是市场研究公司成立时间的长短,另一方面是该公司主要人员的从业经验。立业较早的市场研究公司对本行业的过去、现状及发展趋势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此外,其管理制度及各种规范也很完善。

评估一家市场研究公司的专业经验时,公司主要人员的从业经验则十分重要。具备丰富经验的市场调研人员能够准确地定义客户的问题,对各种调查方法的优缺点了如指掌,能够及时处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2.5报价

报价已成为客户选择市场研究公司时的一项重要定夺因素。不同市场研究公司的报价只有在调查方法、质量、地域等方面相同时,才具可比性。这一点在下期的介绍中也会再次谈到。

3对市场研究公司的选择

选择一家优秀的市场研究公司如同寻找一个战略联盟,是件十分细致的工作。一般来讲,企业可按照以下两个步骤来遴选市场研究公司。

首先,企业可从现有的名录中选出几家重点对象,以备进一步接触。但就目前而言,市场上还没有一份完整的市场研究公司名录。因此,企业应注重日常的收集。有不少市场研究公司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刊登调查报告。这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渠道,企业还可从中看出各市场研究公司的水平及专长。

其次,在遴选结束后,企业就要与这些市场研究公司开始进一步的接触。常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电话或传真等方式联系,另一种就是登门拜访。前者对那些常做市场调研的企业较为适宜,他们有固定的,互为了解、彼此熟悉,运作起来较省时有效。那么,对于那些不经常做市场调查或正在寻找新的市场研究的企业来说,登门拜访则是必要的。通过拜访,企业可以了解到这家市场研究公司的规模(包括人员多少、办公环境、设施等),研究人员的专业素质、经验等方面的信息,对其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这种感性认识将对企业选择理想的市场研究公司有所帮助。

市场规模研究范文6

摘要:审计费用一直是审计研究的重要话题,国内外学者已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的研究。由于经济全球化,交叉上市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国内外学者也从融资、企业成长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不过,几乎还没有人将审计费用与交叉上市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本文从交叉上市角度对审计费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交叉上市也是一个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交叉上市的公司其审计收费明显高于非交叉上市的审计费用,这表明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交叉上市的企业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表明了交叉上市的企业需要付出更高的审计成本,要求更高的审计质量。

关键词 :审计费用;交叉上市

一、引言

审计费用一直以来都是审计研究的重要议题。过低的审计费用无法吸引优秀的人才进入审计行业,而行业中已有的审计师在审计时也会由于资金限制而被迫减少审计工作从而影响审计质量;而过高的审计费用可能会造成会计师事务所过度依赖高额审计费用而影响其独立性,从而影响审计信息的真实性。审计费用代表审计师劳心劳力的投入程度,人力物力投入越多,审计收费越高。审计费用的研究亦是支持资本市场或利害关系人有审计需求的间接证据,对高审计质量的需求越迫切,企业审计投入也会越大,审计费用会越高。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股权融资迅速发展,交叉上市相关议题也成为理论界新的研究热点。交叉上市是指同一家公司在两个或者多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行为。在我国,交叉上市主要指的是在A+H 股市场同时上市。交叉上市本质上是企业的融资行为,交叉上市可以达到增加企业的价值。由于各个证券交易所得地域、文化及法制监管环境不同,交叉上市的企业会和只在单独一处上市的企业在各个方面有所不同,那么它们会在审计收费上有所区别?下面来进行讨论。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许多研究表明,审计费用与投入被审计单位劳动有关。投入的劳动越多,审计成本越高,审计费用就越高。

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费用有关,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资产规模越大,审计成本越高,因此,审计费用也就越高。Simunic(1980)最早考察了可能影响审计费用的十大因素,发现资产规模是决定审计费用最关键的因素。Francis(1984)用修正Simunic 模型考察澳大利亚审计市场,同样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Firth (1985)、Taylor&Baker(1981)、Anderson&Zeghal(1994)与Krishnagopal&David(2001)等国外学者的研究都反映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通过对我国2001 年披露的590 家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数据,利用Simunic 修正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总资产是影响审计费用的主要因素。伍利娜(2003)、漆江娜(2004)、张继勋(2005)与王洪春(2002)等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都反映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

被审计单位盈余管理水平与审计风险相关,因此盈余管理水平影响审计收费。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审计所需投入的资源越多,审计成本也就越高,审计费用也就越高。应收账款水平应收账款是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应收账款虚构坏账的计提与转回等方式进行盈余管理。因而,应收账款的核查是审计的重要工作之一,需投入较多的审计资源,应收账款水平越高,审计成本越大,审计费用也就越大。国内外大量研究结论显示应收账款水平与审计成本正相关。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的研究显示度量经济业务复杂程度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在0.01 水平上与审计费用相关。张继勋、陈颖和吴璇(2005)在其研究中得到上述结论。Firth(1985)研究显示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Simunic(1980)等国外学者在其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上述结论。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也会影响审计费用,事务所规模差异往往代表了审计质量差异,被审计单位可以通过表明自己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向市场传达高质量的审计以及公司高质量的财务信息,给投资者有利的信号,从而影响审计费用。Francis(1984)用修正过的Simunic 模型考察澳大利亚审计市场,发现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Johnson 、Walker 和Westergard(1995)在Firth 的基础上研究新西兰审计市场,发现规模最大的五个事务所较其他事务所多收取24.1%的审计费用,即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审计费用越高。Rubin(1988)、Mark 与DeFond(2000)等学者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伍利娜(2003)借鉴Simunic等1994 年研究所运用的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费用有明显的影响,五大比非五大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漆江娜、陈慧霖和张阳(2004)用2002 年沪深股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四大所收取的审计费用比非四大高。其他国内学者考察了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时得出基本一致的上述结论,认为事务所规模越大,所收取的审计费用往往也越高。

交叉上市能有许多好处,公司加强了信息披露,可以提高公众对公司的认知度,能增强股票的流动性,能改善融资规模。许多有关交叉上市的研究发现,交叉上市能增加对投资者的保护,促进资本市场监管水平的提高。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的监管法制不太完善,同时在一个制度更加完善的市场上市会更加保护投资者利益,增加企业价值。何丹、张力上和陈卫基于约束假说理论,对在香港交叉上市的内地A 股上市公司展开研究,发现在中国香港或美国等发达资本市场交叉上市的内地A 股公司,由于受到发达资本市场严格的法律制度、证券法规的约束,受到更高的信息披露标准制约,降低了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给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保护。

三、数据与研究设计

为了从交叉上市的角度对审计费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选取了2011 至2013 年的数据,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并剔除了未公布审计费用的样本。由于我国交叉上市的市场主要是指在A 股和H 股的市场,因此,样本主要看是否在A+H 股市场同时上市或只在A股市场上市。

(一)变量与假设

为了研究审计费用与交叉上市的关系,设控制变量为是否同时在A+H 股市场上市,若同时上市赋值为1,若只在A股市场上上市赋值为0。

审计收费与审计师投入的劳动有关,交叉上市的企业会因为受到更严厉的监管,为了能更好的保护投资者,监管要求公开更透明的信息,因此交叉上市的上市公司受到来自H 股市场的对财务信息更加严厉的要求,审计质量要求也相应更高,因此需要审计师投入更多的人力和劳动,使得审计费用也会更高。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

假设:在交叉市场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费用比只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费用显著更高。 本文使用多元回归,其他的控制变量有审计范围、审计风险以及是否为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范围用取自然对数后的公司规模lnAssets 来作为变量。国内外学者做了许多研究发现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是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资产规模越大审计费用越高,因此可知,审计范围越大,需要审计师更多的劳动,审计收费越高;审计风险由应收账款与存货占总资产比例作为变量,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被审计单位盈余管理水平是审计费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应收账款水平是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因此,应收账款与存货越多,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审计师需要花费更加多的劳力来保证审计质量,需要更多审计成本,使得审计费用更高;用Big4 来表示是否属于四大,属于四大的样本赋值为1,不属于四大的样本赋值为0,由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有更多的专家审计师,有行业专长,会要求更多的审计费用,此外,因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向市场传递更好的公司信息,能够向投资者传达有力信息,被审计单位也愿意为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更多的费用,因此属于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比不属于四大的事务所审计收费更高。

(二)设计模型

本文使用多元回归模型,选取三年的数据,不过由于时间对审计费用并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并没有设置时间变量。根据上述的假设与变量,设立模型为:

lnFee=α+βsametime+γ1Bij4+γ2lnAssets+γ3yingshow+ε

各个变量表示如下表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通过对sametime 变量的分析可知,在2013 年2487家A股市场上市公司中,有55家(其中排除了审计费用数据缺失的样本)同时还在H股市场上市。由于香港上市的公司会明显比大陆上市的公司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因此,公司也更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目前只有55家同时在两地的上市公司上市,这对比所有上市公司这一数据显然太少了。这可能表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还不够完善,也表现了我国一些上市公司的各个方面还没有达到能是投资者满意的程度。

对审计费用进行分析可知,上市公司审计费用三年中审计费用最高位207000000 元,是一家同时在A+H股市场上市的公司,最低为100000元,是一家只在A 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对于只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审计费用最高为40500000 元,与同时在两地市场上市的公司最高审计费用要少许多。可见,审计费用对于不同的公司数额差别很大,也可以看出同时在A+H 股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费用一般高于只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

(二)多变量回归分析

运用stata对数据进行回归,其结果可见:

对全部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可见,模型的拟合度良好,调整的R2 为0.6069,F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0。

1.审计费用与是否交叉上市显著正相关,且其系数为0.57,可见在A 和H 股市场同时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费用要显著地大于只在A 股市场上市的公司,与本文的假设一致。可见,在A+H 股市场同时上市的公司有着更高的审计劳动投入,从而,拥有更高的审计费用。这也反映了交叉上市的企业需要付出更高的审计成本,要求更高的审计质量。

2.审计费用与是否四大显著正相关,其系数为0.59,可见作为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其收费要显著地大于不属于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这与其他学者研究发现基本一致。

3.审计费用与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可见公司规模越大,审计范围越大,审计费用越大。这表明公司规模越大,审计工作的业务量也就越大,审计师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因此,审计费用也就越高。这也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4.审计费用与应收账款与存货占资产的比值显著正相关,可见审计风险越大,审计费用越高。这也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五、结语

审计费用一直是审计界一个重要的议题,交叉上市随着经济全球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目前还从交叉上市角度对审计费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浅显的讨论。

在我国,A+H 股市场同时上市的公司有着明显更高的审计费用,这间接表明了在交叉市场同时上市的公司有着审计师更多的投入,有着更高的审计质量,更能满足对投资者的财务信息需求。可见,为了更好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可以建议,政府多鼓励企业在其他市场同时上市,当然,政府也要建立好A 股市场的监管制度,完善法制法规,加强信息透明化。而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要做大做强,争取获得品牌能够给被审计单位带来更多的声誉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国辉,黄秋菊.交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研究-基于我国A+H股上市公司2011年数据. 财经问题研究,2013.

[2]何丹,张力上,陈卫.交叉上市、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财经科学,2010.

[3]刘斌,叶建中,廖莹毅.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审计研究.2003.

[4]漆江娜,陈慧霖,张阳.事务所规模、品牌、价格与审计质量.审计研究.2004.

[5]唐伟杰.审计费用影响因素文献综述:中外实证文献回顾.财会通讯.2013.

[6]伍利娜.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影响分析—来自上市公司首次审计费用披露的证据.会计研究.2003年.

[7]张继勋,陈颖,吴漩.风险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的分析.审计研究.2005.

[8]Francis,J. The effect of audit firm firm size on audit price:A study of the Australian Marke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4.

[9]Krishnagopa Menon and David D.Williams. Long—Term Trend in Audit Fees. 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Theory,2001.

[10]Firth,J. An analysis of audit fee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in New Zealand.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1985.

[11]Simunic,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