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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范文1
【关键词】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1 研究进展
风险分析现今已广泛运用于生物、环境、技术应用以及医学等多个领域，且发展极为迅猛。灾害大多承受着自然、社会、技术以及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自然灾害风险分析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科学，发展时间较短，以至于几乎没有成熟的成果。国内外学者对于风险分析的研究也多针对经济领域，起步较晚的自然灾害风险研究，起先是侧重于对工程项目的研究应用。通过研究建立了自然灾害系统理论体系，有了损失指标以及定量计算的方法，建立了自然灾害评估框架体系，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函数，洪水灾害模型、洪泛区价值模型、洪泛区抗灾模型及损失计算方法，同时还在台风灾害的风险评估，区域水灾的风险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近年来有学者通过研究，在农业生态地区法的基础上，建立了华南果树生长风险分析模型，这也是国内较早在农业气象灾害中运用风险分析的方法，即便如此，我国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方面的技术、理论等仍旧薄弱，对某一农业气象灾害进行相应的风险评估的技术则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我国现今对于农业气象灾害的研究大都将灾害发生的实际频率作为研究基础，但是随着资料序列的增长，灾害的出现频率以及致灾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无法反映出真实的风险状况。尤其现在侧重研究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研究报告稀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灾种，资料收集、处理
本文将针对东北地区玉米冷害、北方地区冬小麦干旱、江淮地区冬小麦涝渍以及华南地区荔枝寒害等地区灾种进行叙述。
本文逐日资料来自东北地区玉米产区、北方地区冬小麦产区、江淮地区冬小麦产区以及华南地区荔枝产区近400个气象点，时段大都为40年。逐日资料缺少的个别日期在处理时通过多年平均值进行替代。相应的年实际产量以及灾情资料来自不同地区对应的统计部门。
2.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2.1 研究思路
通过对农业气象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估计，即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分析，也就是对农业产量损失、产品质量下降，最终经济收益损失等事件由于气象灾害而导致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分析。现今利用概率论作为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数学分析依据。
农业气象灾害系由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灾情四要素构成，同时利用气象、产量、灾情历史资料，分别对东北地区玉米冷害、北方地区冬小麦干旱、江淮地区冬小麦涝渍以及华南地区荔枝寒害进行分析，研究在不同孕灾环境、灾害种类、发生强度下，造成的减产率、承灾体的抗灾性能。
将北方地区冬小麦干旱、江淮地区冬小麦涝渍以及华南地区荔枝寒害进行的风险评估为例，分析其主要致灾因子有：冬春少雨雪且底墒差、冬季强寒潮南下最低温度降到热带果树致害温度以下。其主要灾情为：产量减少、质量下降。依据致灾因子的强度、频率对冬小麦、荔枝灾损率以及抗灾性能进行分析，建立不同的灾损价值模型和抗灾性能模型。与此同时，还应构建北方地区冬小麦干旱和华南地区荔枝寒害致灾因子的致灾等级标准。
2.2.2 研究方法
（1）减产率序列的构建。确定一年生农作物冬小麦历年减产率，通常采用逐年实际产量偏离其趋势产量的相对气象产量的负值。趋势产量通过正交多项式逼近法、直线滑动平均法等方法确定。
（2）不同致灾指标、致灾因子序列的建立。利用长年代灾情资料、产量、气象，对不同年代北方地区的冬小麦减产率与对应发生涝渍，华南地区荔枝减产率与对应发生寒害，江淮地区的冬小麦减产率与对应发生涝渍等各种致灾因子进行相关分析，筛选出主要致灾因子；根据减产率与致灾因子量值之间的关系，建立不同致灾指标、致灾因子序列。由此得到研究区域的不同致灾因子、致灾指标的长年代序列。
（3）农业气象灾害风险估算模型的构建对研究区域分县的不同承灾体的减产率序列，不同致灾等级下的致灾指标序列分别进行指数分布、正态分布、瑞利分布、伽玛分布、威布尔分布等概率分析方法。
3 结果分析
3.1 主要农业气象灾害致灾因子及致灾指标
东北地区玉米冷害致灾因子为5～9月平均气温之和。致灾指标为一般冷害和严重冷害。北方地区冬小麦干旱致灾因子为冬小麦全生育期自然水分亏缺、降水量亏缺、拔苗期降水量。致灾等级及对应的致灾指标：轻旱70。江淮地区冬小麦涝渍致灾因子为2、3、4、5月降水持续时间及降水量。致灾等级轻度涝渍、中度涝渍、重度涝渍。根据不同时期降水量不同进行致灾指标划分。
3.2 主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本文仅针对冬小麦进行评估，其他方法类似。冬小麦干旱风险评估方法，表现出了在实际生产情况下，自然社会等因素对冬小麦产量的综合影响。造成北方冬小麦产量低的最主要因素是干旱。北方地区气候干燥，降水量少，因此干旱成为北方地区冬小麦低产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分析冬小麦的历年减产率，得出年际间干旱变化对冬小麦产量具有很大的影响。通过数学概率分析的方法，利用构建的正态分布模型，可以估算北方地区分县的不同冬小麦减产率范围出现的风险概率。
4 结论
依据灾害风险分析理论，本文介绍了几种我国主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方法，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筛选出适用于东北地区玉米冷害、北方地区冬小麦干旱、江淮地区冬小麦涝渍以及华南地区荔枝寒害风险评估的主要致灾等级、致灾因子、致灾指标以及相应的减产率，初步构建了主要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量化标准体系。
参考文献
[1]李世奎，霍治国，王素艳，刘荣花，盛绍学，刘锦銮，马树庆，薛昌颖.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体系及模型研究[J].自然灾害学报，2004（01）.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范文2
关键词：自然灾害；建设工程；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B503文献标识码： A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的多发性与严重性是由其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中国大陆东濒太平洋，陆海大气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复杂，天气形势异常多变，各种气象与海洋灾害时有发生。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易形成大范围的洪、涝、旱灾害；因位于环太平洋与亚欧两大地震带之间，地壳活动剧烈，是世界上大陆地震最多和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中国有约70%以上的城市分布在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和地震灾害都十分严重地区。而工程建设项目多是暴露于这些自然灾害之下的，灾害的多发必然会对建设项目产生很大的影响和损失，因此有必要对工程建设项目中的自然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估和管理。
自然灾害风险概述
自然风险是涵盖于风险范畴内的，它是由某一种自然灾害发生所造成的损失的不确定性。在灾害学研究理论中，认为风险是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某一致灾因子可能导致的损失(死
亡、受伤、财产损失、对经济的影响)，其中致灾因子是一定时间和区域内的一个危险事件，或者一个潜在破坏性现象出现的概率。
自然灾害的分类，一是气象灾害：台风、暴雨、雷击、寒潮、高温及干旱等；二是地质灾害：地震、泥石流、滑坡、崩塌、地裂、火山等；
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形成复杂的自然灾害系统。它们常常在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段集中产生一系列灾害群或灾害链。许多自然灾害、特别是强度大的自然灾害，常常诱发或引起一连串的次生灾害与衍生灾害，形成灾害链；灾害群与灾害链交织在一起往往放大了自然灾害的效应，从而制约着自然灾害风险系统影响结果。
2. 自然灾害对工程项目建设的影响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包含了在建筑施工全过程当中的一切有关质量与安全施工的组织和管理活动，其主要是通过严加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各个要素，从而使得这些要素当中的危险状态或危险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降低甚至达到完全消除，以此来降低一般事故的发生概率乃至杜绝重大事故发生的目标。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和城市化的发展，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损失与年俱增，随之而来的便是自然灾害因素对建筑施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通过一系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施工质量与安全管理措施的实施，尽量避免或降低建筑施工因自然灾害而受到损失是当务之急。
自然灾害风险对建设施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工程项目进度控制的影响（工期），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影响和施工成本的影响。
2.1 自然灾害对工程进度的影响
建筑施工大多为室外露天作业，施工进度经常会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发生不良气候条件和极端天气时，如高温、台风、暴雨、地震等条件下工人的工作效率会收到很大的影响。发生自然灾害导致的停工，各地方都有规定，当温度、风力达到一定级别时，工地必须停止施工。自然灾害发生时，或由于建筑或设备发生损害进行修复而必须增加的时间。再者，当自然灾害导致建筑材料的运输路线破坏、受堵，而建筑材料又不充足时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导致施工工期的拖延，如大雨、泥石流、山体滑坡导致交通路线中断等。
2.2 自然灾害对工程质量的影响
自然灾害的发生必然会对工程项目质量产生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发生极端天气现象时会对建筑材料的性能产生影响。如气温、湿度、风力等自然环境发生变化都会对钢筋砼的浇筑及养护产生影响。如：在高温下拌合和浇筑混凝土，水分蒸发快，引起坍落度损失，难以保证所设计的坍落度，易降低混凝土的强度、抗渗和耐久性。且高温时，水泥水化反应加快，混凝土凝结较快，施工操作时间变短，容易因捣固不良造成蜂窝、麻面以及“冷缝”等质量问题；如果脱模后不能及时浇水养护，混凝土脱水将影响水化反应的正常进行，不仅降低强度，而且加大混凝土收缩，易出现干缩裂缝。
2.3 自然灾害对施工成本的影响
自然灾害对施工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灾害造成的直接破坏损失。其次，一些重大灾害会导致城市、农业、工业等大范围的破坏及损失，由此会使建筑材料价格产生变动。
3．工程建设项目中自然风险评估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将灾害发生破坏与损失的大小直接与暴露于灾害风险中的承灾体相关，灾害研究开始关注人类及其活动所在的社会和资源等背景条件形成承灾体论。此时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基于对承灾体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承灾体暴露与脆弱性(易损性)分析评价。
3.1自然灾害的风险分析
灾害风险分析包括灾害危险性分析、承灾体脆弱性分析和灾害损失分析三部分。通过对历史灾害事件的频率、强度分析得出灾害风险分析的结果为：特定灾种在一定区域未来时间段内遭受某种强度灾害的概率。衡量灾害风险水平大小的基本指标包括：(1)空间范围(2)时间(段)(3)灾害强度(频率)(4)发生概率。即灾害风险可理解为空间、时间、灾害事件、灾害强度和概率的函数即：
3-1
其中，R为灾害风险，R为区域，T为时间间隔，H为灾害事件，I为灾害发生的强度(可以理解为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P为发生概率。灾害风险即为表征一定区域未来一定时间段内遭受某种强度灾害事件带来的损失的发生概率。
基于数学概率统计基本原理，可以获得任何事件的频率和概率函数关系。Tobin和Montz提出概率数学模型中关于概率和年超越概率(Annual Exeeeden probability，简称AEP)的函数关系式3-2。
3-2
3-3
其中P为概率，AEP为年超越概率，F为频率，Ri为周期，t为时间段。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年超越概率在数值上等于频率，等于回归周期的倒数(式3-3)，这样损失的概率可以由灾害强度频率推算求得。
3. 2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
在灾害风险分析完成后，灾害风险值的时间、空间分布业已完成；灾害风险评价首要任务就是将上述定量分析的结果合理分级。最终提出灾害风险水平等级及相应的应对策略。通过编制区域灾害风险图，以反映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等级。
灾害风险由极大损失和发生概率表征，风险分级取决于灾害损失和发生概率分分级状况。如果将灾害损失和发生概率分别划分为5个级别，那么灾害风险级别则由二者的判别矩阵加以确定。灾害风险分为4级，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和极高风险。
灾害风险等级判别矩阵
低风险包括3种损失和概率组合类型，中风险包括10种损失和概率组合类型，高风险包括9种损失和概率组合类型，极高风险包括3种损失和概率组合类型
4. 结论
建设项目作为一个自然灾害巨承灾体，具有暴露要素集中和发生灾害损失巨大等特点，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的关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建设区承受各种自然灾害频率和强度日益加剧，因而工程项目建设区也就成为自然灾害风险研究的重要区域。开展建设项目自然灾害风险研究，构建自然灾害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建立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程序与动态评估模型，实现区域自然灾害风险区划，集成开发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工具集，从而为工程项目制定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制度、应急控制预案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 刘博，唐微木.巨灾风险评估模型的发展与研究[J].自然灾害学报，第20卷第6期，2011年12月：47-52.
[2] 戴树和.工程风险分析技术[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95.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范文3
关键词：国际投资 灾害风险 风险防范
近年来，日本海啸等世界范围内重大自然灾害日益频发，对当地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影响巨大，同时也重创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部门，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2011年自然灾害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800亿美元，其中因灾导致的国际投资损失超过2300亿美元。因此，如何有效防范灾害风险已成为国际投资环境风险评估中的重要内容。
一、国际投资灾害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
灾害经济影响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加大了国际投资风险评估的难度，但是，如果按照灾害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两方面进行了充分调研，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通过进行综合评估将灾害风险控制在有效范围之内。首先，需要确定投资国所处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方面的条件特征，大致确定可能发生的灾害种类、发生频率与周期；其次，根据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类型、技术特征，评估灾害损失分布范围。最后，将灾害的自然特征、地理分布、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影响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评定未来若干年内灾害对所在国家投资产业、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采取有效的金融、技术、政策应对性措施，从而大大降低灾害发生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二、影响国际投资的主要灾害类型
国际投资必须综合考虑所在国的具体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此确定可能面临的灾害种类。综合来看，按照致灾因子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世界范围内的灾害现象划分为自然灾害、人为灾害。自然灾害与地球及其各圈层运动变化规律存在着必然联系，即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相互对应不同类型的灾害现象，主要包括地质灾害、生物灾害、气候灾害、水文灾害、海洋灾害等。人为灾害是指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由于人类社会活动引起的自然变异所造成的灾害，主要包括：破坏水土生态环境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盐渍化等；过量开发水资源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地面沉降、塌陷、地裂缝、海水入侵等；因物理、化学、生物污染环境引起的灾害，如赤潮、酸雨、大气污染等；采矿引发的自然灾害，例如岩浆、突水、瓦斯爆炸等；工程与生产活动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滑坡、塌方、水库诱发地震等；人类过失行为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森林大火等。
三、灾害风险防范评估的主要因素
在国际投资环境分析中，灾害经济影响具有不确定、不可控、动态变化的特征，因此，灾害风险评估必须结合具体灾害的类型、地点、时间、物理化学特征以及发生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
（一）灾害类型
按照气候地质条件与水文方面的特征，我们将灾害区分为气候水文性灾害与地理性灾害。前者指洪涝、干旱、飓风与风暴潮等灾害现象，后者指地震、泥石流等地质构造类灾害现象。
一般来说，气候性灾害对经济的影响范围要大于地理性灾害。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部门遭受洪涝、干旱等气候性灾害影响的可能性最大，对于那些以传统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的中小国家来说，气候性灾害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往往造成全面深重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地理面积狭小的岛屿型国家或地区来说，飓风、热带风暴等灾害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过量降水与降水稀少导致的洪涝、干旱都会对农业生产形成不良影响。干旱持续时间长，分布地区广，对农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影响是广泛的，有时若干个国家同时遭受干旱的影响，如非洲撒哈拉地区曾出现过连续几年的持续性干旱，东南部非洲地区的干季和湿季持续时间有时能达到10年以上。台风（飓风）等热带风暴性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区域性的，但是对于斐济、多米尼加这些岛屿型国家的影响则是毁灭性。这些周期或半周期性气候性灾害不但对农业造成直接危害，而且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毁坏，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相对于洪涝、干旱等气候性灾害，地震性灾害的影响面积较小，但是，它们对有形物质财产、社会基础设施、工农业生产设备等破坏性较大，且发生不确定，较短时间内自然变异力量集中爆发，产生极强的破坏力，特别是对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大城市。
另外，不同灾害类型所具有的风险发生形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台风、飓风等气候性灾害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和周期性，这将使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适应性。同时其具有的持续性、周期性特征，也有利于人们掌握灾害发生周期、风险分布状况，将这些因素作为大规模商业性投资决策风险的评估因素。相比之下，从公共性和私人性投资决策角度，地理性灾害发生规律则不易掌握，特别是一些极端性地理性灾害事件发生不确定性更高，不利于积累灾害影响的历史资料，因而地理性灾害较之气候性灾害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也最大。
（二）自然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
灾害现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与时间性，一些特定类型的自然灾害只发生在特定地理位置、地形、气候与水文条件之下。例如，台风（飓风）等热带风暴生成的前提是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定海洋低压气旋以及大洋环流，这些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只存在于东亚太平洋沿海地区和北美洲南部大西洋地带。同样，日本多地震、火山灾害是和日本列岛位于太平洋板块与亚欧板块交接地带的环太平洋地震带有关。因此，灾害类型、自然特征与灾害发生地区的生态环境、地理特征密切相关，多样的生态环境与复杂的地理特征影响到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在通常意义上，生态系统中凡处于两种以上的物质体系、能量体系、结构体系和功能体系之间所形成的界面以及围绕该界面向外延伸的过渡地带或边缘地带统称为生态环境脆弱带。在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下，某一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状况往往决定着区域内人口密度、产业类型与分布、生产技术等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这也是我们评估国际投资风险的重要内容。人口越密集，工业越发达，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就越高，而且各种人为性灾害发生更为频繁，因此，国际投资必须综合考虑投资项目的产业类型、资源储备、技术特征、空间布局，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不必要的灾害性损失。
（三）社会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构成情况、工业部门构成以及区域经济分工、地区工业布局。
经济结构作为影响灾害影响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体现在产业关联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农业生产部门对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可能性大，因此，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经济结构易受气候性灾害影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部门，这又可能要影响到农业关联部门，如食品、服装等行业。在区域经济联系方面，根据刘易斯模型传统经济在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距，地区之间经济协作性、互动性不强，所以农业部门或农村地区遭受到自然灾害影响，但也仅限于对某一产业的影响，通过产业之间与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渠道扩散灾害经济影响的可能性低，表现为一个由强到弱逐渐扩散、递减的影响传播过程。相反，对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其分工专业程度高，地区经济布局合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灾害不但对农业等基础性产业部门产生影响，还能扩散波及到制造加工业、金融、运输、通讯等产业部门，通过产业部门之间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而扩散传播起来，各产业、地区经济影响系数越高，影响波及效果越明显，则灾害经济易损性程度就趋高。例如，2003年，横扫美国南部地区的“阿卡里娜”飓风灾害对当地社会经济的最大影响不在于物质财富损失，而是间接导致的国内汽油价格的上涨，影响到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石油期货甚至联邦基准利率，从而引起美国国内不同部门与地区之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在1400多亿美元的全部经济损失中间接损失就达到860多亿美元。
参考文献：
①吴定富. 中国风险管理报告2010[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②刘新立. 风险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③邹铭，范一大等．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警体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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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王红蕾，吴晶妹．国家风险测评方法研究[J]．经济经纬，2008（3）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范文4
采用滑坡风险评估三要素的方法，即:风险区划(R3)、风险概率(RP)、风险损失(Rh)，对汶川大地震极震区10个县市26000km2面积区的震后滑坡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区内高风险区仅占9.03%面积，但承担42%的滑坡发生概率和滑坡损失风险贡献;较高风险区占14.61%面积，承担25%的风险贡献;中风险区占22.28.%面积，承担19%的风险贡献;低风险区占37.93%面积，承担11%的风险贡献;无风险区占16.15%面积，承担3%的风险贡献。震后由于采取了有效的避险措施，滑坡风险明显降低的结果。
关键词:
汶川8.0级地震;极震区;滑坡;风险评估
地震滑坡风险评估与常规滑坡风险评估相比多了“地震”因素条件，在评估的结构和方法上两者的不同之处何在?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可供参考的文献极少［1－3］。笔者认为地震滑坡风险评估与常规滑坡风险评估两者的区别主要应该体现在风险评估结构模型(即:风险区划=危险度评估×易损度评估)中的危险度评估。评价地震滑坡风险只能通过滑坡危险性评估指标因子与地震相关因子的结合，才可能反映地震因素的影响作用。地震滑坡是在地震瞬间被地震动诱发的，地震动能量通过震源和发震断层释放，一次地震过程中距震中或断层不同距离上分布的滑坡数量和规模差异性很大。因此在危险度评估中，可以通过增加地震滑坡震中距和发震断层距等与地震相关的作用因子，来提高地震滑坡危险度评估中地震与滑坡的关联度。而在风险评估中，地震因素的直接作用不能被直接反映。如汶川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的建筑物基本都提高了抗震结构设计标准，区域空间的建筑承灾体的易损性都明显降低。随着灾区建筑物的易损性普遍降低，统计指标中也难以体现出与常规易损性指标的差别。只要在危险度评估中增加了地震因子作用，建立在滑坡危险度和易损度区划基础之上的地震滑坡风险评估，就可以反映出地震因素的作用了。因此，地震滑坡风险评估与常规滑坡风险评估的主要差别应该体现在危险度评估中滑坡与震源相关性因子选取上。本文选择汶川地震极震区(I0≥ⅩⅠ)10县市(面积26175.77km2)为研究区域，探索了地震滑坡风险评估方法。
1地震滑坡风险分布(Rs)
根据文献［4］中的滑坡风险分类方法，不同类型滑坡风险的研究深度不同，应用范围也不一样。因此滑坡风险研究应该具有不同的目标性和实用性，可以针对不同层次需要，采用不同阶段的风险研究目标和方法解决需求。不同阶段的风险评价方法也不相同。按照文献［4］中的风险层次链实施阶段划分，笔者在完成汶川地震极震区滑坡风险区划的基础上［5］，根据滑坡风险综合评估三要素的原则。式中:RS为风险分布;RP为风险概率;Rh为风险损失。对汶川地震极震灾区(I0≥Ⅹ)的汶川、都江堰、彭州、茂县、什邡、绵竹、安县、北川、平武、青川10县市(面积26175.77km2)进行了地震滑坡风险综合评估。其中，地震滑坡风险分布是采用地震滑坡风险区划方法确定;地震滑坡风险概率，通过对震后降雨滑坡发生概率统计方法确定;地震滑坡风险损失，根据滑坡受灾面积的损失率方法确定。地震滑坡风险评估与常规滑坡风险评估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滑坡风险区划的要素中，而其它要素中是难以反映出地震因素的作用。汶川地震极震区的滑坡风险分布可通过全区滑坡风险区划获得。采用GIS技术在研究区1:5万DEM、DRG、20万地质图、1:5万土地利用图的基础上，分别对滑坡危险度的10项因子指标、承载体易损度的5项因子指标进行权重叠加，按照5级划分标准经过区划划分，获得地震滑坡风险的分布结果。
2地震滑坡风险概率(RP)
地震滑坡风险概率与滑坡发生概率成正相关关系，滑坡随机发生的次数越多，存在的风险概率越大。从宏观区域滑坡发育规律分析，大地震诱发的滑坡后期复活主要受降雨因素的控制。因为再次发生大地震或余震具有不确定性，作为诱发因素参加滑坡事件概率统计的难度太大。震区降雨型滑坡后期活动是转化泥石流并造成大面积受损的主要致灾因素。所以，地震灾区的滑坡风险概率应该由震后降雨滑坡的时间及空间分布概率所决定。
2.1滑坡时间概率采用文献［6］中的降雨滑坡概率计算方法，可以分别得到降雨滑坡的时间和空间分布概率。时间概率表示在给定降雨临界值和时间的情况下，发生滑坡的时间概率。
2.2滑坡空间概率空间概率表示按风险区面积为单元的滑坡分布概率。式中:P'为空间概率;x为降雨滑坡分布密度系数(x=md/s、其中m为不同危险度区降雨滑坡数;d为样本分区区间;s为不同危险度区总面积。采用式(5)，对极震灾区10县市震后的降雨滑坡与地震滑坡进行统计计算，获得空间概率。
3地震滑坡损失评价(Rh)
在地震滑坡风险区划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对各风险区滑坡受损面积与滑坡风险区面积之比，评估滑坡灾害可能造成的受损率。受损率不是经济指标的评价关系，仅仅代表滑坡破坏范围的概率。受损率预测对灾区人员伤亡情况是难以准确评估的［7－13］，因为这与人们防灾意识和政府防灾管理程度密切相关。根据文献［3］中的滑坡受灾面积统计模型，可以对滑坡风险分布区内每一处滑坡受灾面积与滑坡风险区面积进行受损率统计。在实际滑坡风险损失评估中，由于在获取当地经济产量和固定资产资料信息的限制，如，经济总量、建筑物、基础建设、农业、林业、工业、水利等等，所以得出的经济损失评估结果往往可信度较低。之前采用各种方法作出的经济损失评估与实际情况一般差距较大。所以对区域滑坡灾害发生前的损失预测评估，可以采用滑坡直接受损面积与风险区面积的比率Rh评估可能造成的损失范围。根据式(6)，可以统计汶川地震极震区全区滑坡风险区的滑坡受损情况(表7)。以上统计结果，无论对极震灾区全区的滑坡风险受损率，还是极震灾区各县市滑坡风险受损率，都可以看出未来滑坡风险的受损率一般不是太高。全区的高风险区受损率仅可能达到11%，其他风险区的损失率更低。
险综合评估(R珔)
在完成以上准备之后，可以对汶川地震极震区滑坡风险进行综合评估。根据表1、图1表示的汶川地震极震区滑坡风险分布，表2、表3表示的汶川地震极震区滑坡概率，表4表示的汶川地震极震区滑坡风险受损率的统计结果，评价5类滑坡风险区可能分别承担的风险损失概率。式(8)表示风险综合评估(珔R)是评价5类滑坡风险区域面积中(Rs)，将可能(概率Rp)分别对应承担滑坡风险损失(受损率Rh)的贡献率(γ)。采用式(8)，可得到表10、图3所示的综合评估结论。式(9)说明，随着滑坡风险区的等级变化，综合风险贡献与风险等级呈线性函数发展关系，并且相关性好。采用以上方法，对汶川地震极震区各县市滑坡风险进行综合评估，也可获得各自的评估说明和规律曲线模型。
5结论
地震滑坡风险评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风险分布评价、风险概率评价、风险损失评价。而单一的风险评价不能真正代表风险评估的内容。本文根据评估的原则对汶川地震极震区10个县市的滑坡风险进行了综合评估。地震发生后，由于政府采取了滑坡危险地带主动搬迁避让的恢复重建措施，极震灾区的滑坡风险明显降低。滑坡风险主要由全区9.03%面积的高风险区承担。其余区域的滑坡风险很小，所以极震灾区大部分区域是安全的。风险评估中，滑坡风险损失评价是一项比较难以确定的指标。目前的统计方法还达到不到包括人员在内的损失评价，只能满足固有资产的统计。因此可能使滑坡综合风险评估内容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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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范文5
Abstract: Mudslides risk assessment and warning research is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and frontier exploratory topic in disaster area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made a brief review on mudslides risk assessment and warning research in recent decades, discussed som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at present in this field.
关键词: 风险;定性评价;定量评价;滑坡泥石流;小区域尺度
Key words: risk;qualitative evaluation;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landslide debris flow;small regional scale
中图分类号:P6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0-0247-01
1风险性评估回顾
滑坡泥石流灾害在自然灾害中,是最重要灾害类型之一,具有分布地区广、发生频率高、运动速度快、灾害损失严重等特点。国外普遍重视城市滑坡泥石流灾害的评估研究,俄国、日本和美国等国的相关专家、学者、科研院所以及政府机构等均对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预测预报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涉及各单项评估评价研究文献较多,主要集中于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分析与制图。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受滑坡泥石流影响严重的国家、地区的城市都开展了综合性地质灾害损失预防和管理,其共同特点是选择示范试验区或流域进行风险性评估,这种非工程性措施的减灾效果已普遍得到认可。
自1994年以来,对自然灾害承灾体易损性研究日益引起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城市综合减灾研究成为跨世纪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保障技术之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GIS技术与地质灾害空间预测数学模型方法的结合成为地质灾害研究的热点领域。GIS 技术使泥石流风险评价的空间数据集成化更简便、分析速度更快、精度更高,促进了该领域快速发展,相关研究大量涌现,具有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学者A. Carrara 系统总结了近年来滑坡(含泥石流) 风险制图的技术方法和存在的问题。目前泥石流风险评价工作关键在于GIS 专家、统计专家和地学工作者共同对相关空间数据获取、处理和分析,开发可靠性强的评价模型。我国开展泥石流风险评价研究起步较晚,例如刘希林讨论了泥石流风险区划的易损度计算方法。
滑坡泥石流经济损失评估日益引起各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地理系A.Hansen(1984)教授完成的滑坡危险性分析,成为滑坡泥石流风险评价的重要成果。近几年,许多学者对自然和经济易损性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多种灾害的易损性建立了分析体系和评价方法或模型,并将它们用于指导高风险地区的防灾救灾。
2预警研究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苏联学者弗莱施曼[1]提出泥石流空间预报、时间预报和规模预报的概念,开展了天气气象学方法的泥石流发生预报的试验,编制出泥石流工程预测图等,并于1980年出版专著《泥石流形成规律和预报》。与此同时,日本[2]也于1981年出版《滑坡、崩塌、泥石流预测与对策》专著。
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展了区域泥石流的预测预报方法研究,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不同的研究视角以及不同的问题领域,对中国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与监测预警进行了探讨与实践,系统地总结了滑坡泥石流预测预报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阐述了新思维,积累了经验。在地质灾害中,滑坡、泥石流特别是降雨型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评估及其预测预报,在地质灾害频发的后发达的山区省份中尤其具有特殊意义。针对后发达省区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及预警研究,已有学者开展了定性或半定量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工作和初步成果成为我们从事此项研究的重要基础。例如谭万沛(1994)出版专著《暴雨泥石流滑坡的区域预测与预报》,唐川(1995)出版《云南省滑坡泥石流重点区域预测预报与评价方法研究》。
此外,近十几年来,“3S”技术应用于滑坡泥石流预报测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如Hergarten et al. (1998),Nagra jan, R. et al.(1998),Aldo Clerici et al.(2000),Mandy LinebackGritzner et al. (2001)等。
3讨论
3.1 由于滑坡泥石流灾害损失评估问题的复杂性和评估对象的多样性,特别是涉及山区城市的特殊性,因此有很必要进一步探讨适合山区城市滑坡泥石流灾害特点的损失评估方法,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完善,逐步提高其评估水平和实用性,使这项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3.2 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大区一级尺度,对各地区的灾害防控具有一定的宏观指导意义。具体到小尺度区域时,由于地质和环境条件的复杂多样、社会经济的差异以及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等,造成理论成果与实践的脱节,理论服务实践的初衷无法实现,严重制约特定区域的灾害防治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针对小尺度区域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与预警研究亟待开拓和系统研究。
3.3 可借鉴钱学森院士创立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论工具,关注安全、生态、经济、可持续的风险评价、管理与预警系统研发。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上,综合使用系统动力学等各个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进行时间和空间对偶分析,更能准确把握问题的实质,找到问题的根源,从而进行跨多学科和多领域的系统分析和情景分析,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3.4 滑坡泥石流易损性表示“潜在最大损失”,是时间和空间的复合函数,随时间变化和区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易损性评价应该进一步强调易损性增长率的分析。对于处于经济欠发达阶段以及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的区域, 由于城镇人口和经济规模急剧上升,城镇范围不断扩大,地质灾害频发,易损度随着财产和人口的增加而快速增大。因此,滑坡泥石流潜在最大损失中,人员损失的比重很大,财产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很大。
参考文献:
[1](苏)C.M弗莱施曼著,姚德基译.泥石流形成规律和预报[M].科学出版社,1980.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范文6
一、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实践探索
（一）探索意义
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作为风险评估中国化的一个具体实践范畴，具有世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一般性特征，同时又是一种有着特定内涵背景与现实要求的举措。
开展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我国城市对接世界先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大趋势的主动作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已进入了高风险时期。城市更是处于“风险胶囊”之中，人口高度密集、快速流动，经济要素高度积聚，政治、文化及国际交往活动频繁，往往成为公共安全风险的重灾区。世界先进城市是一个全面且本质安全的城市，虽然它们的公共安全管理措施各有千秋，但将风险评估纳入政府管理职能体系，把风险评估作为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和核心分析框架[1]却是共同选择。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美国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结合各自的市情，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城市风险评估体系，[2]其常态运作效用显著。我国城市正在朝着“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这一目标努力，然而，城市公共安全领域仍存在着诸多不安全的因素，屡屡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这些事件暴露了在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展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正是基于对风险评估发展趋势的前瞻预判，因势而谋，顺势而为。
开展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城市政府落实国家法律规定，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根本要求。中央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强调开展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对风险评估作了明确部署。2007年1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条规定“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第20条要求“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引发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这就需要城市政府对照中央的新要求，找出城市政府职能存在的短板，拿出有效举措，力争有所突破。
（二）探索概貌
一些城市对风险评估进行了积极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经验，探索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
一是专项风险评估。一些城市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组织专业团队或第三方机构对城市安全进行专项风险评估（如火灾风险）。近年来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其一是社区灾害风险评估。2009～2011年，上海市民政局探索建立上海市社区综合风险评估模型，包括社区风险评估模型的开发以及社区风险地图的绘制两部分。社区风险评估模型的开发主要包括社区脆弱性评估、社区致灾因子评估以及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三部分。社区风险地图包括五类内容：危险源、重要区域、脆弱性区域、安全场所以及应对措施。[3]其二是安全生产领域。天津港“8・12”爆炸事故后，2015年11月滨海新区启动城市安全风险评估。2016年8月完成全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形成滨海新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城市安全风险电子地图》以及多套方案。《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主要对滨海新区的危险化学品工业风险单元、危险品运输风险单元、人员密集场所风险单元、其他风险单元等4大类35小类的城市安全风险源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对各类风险源进行了分级，评估了各区域中各类安全风险的安全分布。根据评估结果，制作形成了《滨海新区城市安全风险电子地图》，将各类、各级别的风险源绘制在一张电子地图上。广州市安监局历时1年时间于2016年6月完成《广州城市安全风险评估》，这是全国范围内首次针对城市级别安全生产全领域开展的风险评估工作。评估将广州市的城市安全单元分解为工业风险单元、城市人员密集场所单元、城市公共设施单元等3类风险单元，34种风险源进行了风险评估和分级，辨识出各种风险源中的一级特别高风险单元和二级高风险单元，并采用科学的方法评估了广州市城市整体和各区的安全风险水平，明晰了重大事故风险构成，并绘制了广州市城市安全风险地图。
二是大型公共活动风险评估。风险评估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在最近几年我国大型公共活动中得到了广泛运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首次引入了风险评估，形成了73份风险评估报告。[4]北京奥组会依据这些风险评估报告，构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五个一”（一个根本、一个原则、一个机制、一个保障、一个关键）的奥运风险管理体系。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风险评估[5]也卓有成效。评估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和新闻管理五大类，每一大类都内含若干小类。专业管理部门根据自身的职责范围，开展专项的风险识别和评估。例如，上海气象局完成了《上海世博会气象灾害风险初始评估报告》《上海世博会恶劣天气风险评估报告》《世博轴阳光谷气象灾害安全评估报告》《上海世博会开幕式恶劣天气风险评估报告》等风险评估报告，为相关部门及时整改提供依据。
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深圳市举办。按照统一部署，各区、各部门和单位针对辖区和工作领域范围内各类风险进行全面排查，分析评估。深圳市气象部门全面开展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大运会主赛区龙岗赛区委员会组织专门的科研学术机构对赛区内各类风险和重大危险源（点）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深入分析，对可能发生的30种风险进行评估，完成了《龙岗赛区突发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医疗卫生指挥部形成《大运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技术报告》。其他专项指挥部和赛区均开展了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为总指挥部的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6]
三是重大工程、重大决策和重大事项风险评估。2004年汉源事件发生后，四川省遂宁市于次年在全国率先探索率先建立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稳定风险评估制度。2007年4月，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全国推广遂宁经验。随后，很多城市把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建设引入维稳工作中，在组织领导体制、评估内容和流程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色，形成了不同特点的评估模式。
四是中德灾害风险管理合作项目试点风险评估。国家行政学院和有关地方政府通过项目试点，引入了德国等发达国家在风险评估工作中的先进做法，并且将国外经验本土化，从风险评估参数体系、各参数临界值设定、风险发生可能性判定到风险矩阵图标绘，形成了一整套适应试点地的风险评估体系。公共风险治理与预案优化子项目于2010年12月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启动，九龙坡区对辖区内自然灾害类、事故灾害难的风险点、危险源进行全面排查、识别和登记。[7]另一个子项目于2011年10月在深圳市宝安区启动，形成了宝安区的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将整个风险管理流程有机串联起来，而且在风险损害计量中充分考虑各类影响，创新提出风险值和风险图谱概念。[8]
五是城市全区域全类别的风险评估。2012年10月，深圳启动全市公共安全评估，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城市公共安全评估的地区。市应急办组织四家专业机构，对全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公共安全领域进行评估，于2013年4月完成了各类别评估报告、《城市公共安全白皮书》的编制工作。[9]对识别出的每一项风险，综合分析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对照风险矩阵图，评定风险等级，确定风险大小。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由低到高分为低等级、中等级、高等级、极高等级4个等级。评估结果是共识别公共安全风险源138项，其中，中低等级风险87项，高等级风险46项，极高等级风险5项，全市公共安全总体风险为中等偏高水平，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火灾事故、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等方面，面临较高风险。
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现实难题
（一）风险评估缺少顶层设计，准备工作不到位
由于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重点在于应急管理，导致对风险评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仅将风险评估作为应急管理的一种手段，没有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战略高度对风险评估进行统一谋划和系统化设计。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供给不足。我国学术界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研究还在探索阶段，没有提出一套成熟的理论框架，尤其是通过经验研究的方式展现评估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存在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缺少能够进入政府决策的应用性、实战性的成果。开展风险评估的城市很少组织专门的课题研究，评估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和指导，评估原则、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模型、评估依据、评估技术与方法、评估程序等没有规范化、标准化。
二是制度供给不足。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法律法规，只是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的个别条文中有所涉及。城市风险评估只是政府系统内部的工作指导类的规则制度，并非由立法机关等部门制定的正式法律法规。
三是人才供给不足。政府部门自身力量并不足以开展风险评估工作，从事风险评估的人员大多数是临时抽调的，不具有专业背景。风险评估业务培训少方式单一，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风险评估业务了解不深、流程不熟，难以满足评估需求。特别是培训内容主要讲评估怎么操作、风险等级分数怎么划定等技术性问题，评估的理论依据很少涉及，很多评估工作者对风险评估的内在逻辑与学理基础缺乏必要的认识，在实际评估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容易造成评估的盲目性。
（二）风险评估主体单一，落实“政府主导、专业评估、公众参与”原则不严
一是出现了评估的决策者与实施者合二为一的现象。安全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市应急办、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区政府主导和掌控整个评估，既负责提出评估动议，也负责召集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参与评估，难免会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渗透其中，使评估陷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窘境，必然影响风险评估的客观性、中立性。
二是专业团队和专业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不够。牵头开展专项风险评估工作的是由市应急委、安委会各成员单位的各类专家、专业人员为骨干组成评估队伍，他们来自体制内，存在着附和政府决策的可能性。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引入了专业机构，但它们的评估经费来源于政府，主要利用相关部门和各区的各类风险评估的结果，只是对存在空白和模糊的领域和区域进行补充调研和评估。
三是公众的角色只是被动的意见的收集对象，而不是主动的评估参与者。政府部门通过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公开征集深圳市公共安全评估和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意见和建议。然而这种方式过于简单，没有多途径、多渠道广泛征求意见，公众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评估报告没有公开供公众和媒体查询，公众只能从报纸电视等媒介了解到的评估结果信息往往是零星的、不及时的、不完整的、不连续的。政府对评估结果运用情况的公开就更少了。
（三）评估体系不完善，影响了风险评估的科学性
一是评估方法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风险管理风险评估技术》（标准编号：GB/T27921-2011）中列出的风险评估技术共有31种，有定量的、半定量的、定性的及其组合。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所采用的方法以宏观定性为主，具体有比较分析法、专家打分法、风险矩阵法。专家打分法依靠专家的主观判断，会因专家专业背景、工作经验的不同以及对自己研究领域内容特别的关注，导致风险判断的偏移和评估结果的偏倚。风险矩阵法虽通过对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和影响程度进行量化评分，使得风险评估从定性分析转向半定量分析，但对事件发生可能性及影响因素的定量分级仍为经验性判断，分级缺少量化指标。这些方法与定量分析相比虽然简单且易于操作，但却影响到评估结果的精确度。
二是没有建立统一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由于影响城市公共安全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选取与设置、评估指标的权重衡量确实有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建立统一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一些城市虽然统一了风险评估的技术路线、风险确定的基本方法，但没有建立统一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这势必影响对风险的评价精度，使评估结果难以具有可预测性与权威性。
（四）评估有空白
一是城市的重大风险源没有纳入评估范围。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知道风险，深圳光明“12・20”滑坡事故印证了这句话。深圳的淤泥渣土临时受纳场成了风险评估的“漏网之鱼”，说明没有做到“应评尽评”，导致在决策方案中没有考虑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控。
二是忽视风险变化。每年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城市风险是流动的，旧风险消失了，新风险却出现了。因此，风险评估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根据情形不断改变，不可以一评了之。但很多城市政府由于缺乏风险动态捕获机制，对新出现的风险变化，忽视了动态监测与跟踪评估。
（五）把控评估的“结果导向”不牢，评估结果的应用“虚化空转”
风险评估只是一种管理手段，其目的和价值不仅要发现风险，而且要建立机制，制定风险减缓的决策和措施，[12]有效控制、化解风险。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有：评估中落实防范、化解和处置措施的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仍不明确，容易造成评估后的防范化解和动态跟踪等工作难以有效落实；风险评估是制定应急预案的基础和依据，然而，应急预案并没有按照评估结果进行修订；分析和开发利用不够，评估的功能作用难以发挥。
三、完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对策建议
为解决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对策性建议。
（一）深化认识，筑牢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地基”
城市政府要从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的高度来认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战略地位，增强打牢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地基”的内生动力。
一是加强学术研究，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保障。加快对国外先进评估理论、方法的吸收和消化。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市特色的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理论体系。城市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扶持、课题扶持等手段引导城市的学术力量进入风险评估领域，对发表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给予奖励。
二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城市政府要依据国家公共安全法制的要求，针对风险源的特点，适时把风险评估这一行政行为逐步上升为法规，同时颁布风险评估配套文件，规范评估事项、主体、指标内容、流程、结果运用及责任认定等具体的环节与内容，形成完整的制度框架。
三是尽快健全教育和培训体系，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在城市高校设立专门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科技评估”专业，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培养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城市党校和行政学院把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作为一门主要课程来建设，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训，让干部自觉把风险评估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技能。
（二）实行“开放透明”评估，将一元主导的行政化评估转型升级为多元化评估
一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协同评估模式。建立决策与评估职能相分离制度，保证评估的独立性、客观性。城市政府要破除“一元评估”思维，改善评估的开放性，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公众和专业机构有序参与风险评估和提供评估服务，让更多的社会主体进入评估体系。
二是提高专业评估机构的公信力。一方面，专业机构要坚持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加强行业自律，增强评估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评估不受自身利益和政府利益的驱使。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专业机构的监管，建立针对专业机构的“黑名单制度”，对评估机构进行跟踪监测，将不能胜任的评估机构纳入黑名单，通过淘汰机制净化第三方评估环境。
三是以完善的法律制度提高风险评估的透明度，避免吸纳公众参与风险评估的随意性与主观选择性。从评估的目标规划、指标设计、实际评估，到结果反馈等环节和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都要科学规范一系列制度化的程序，最大限度地让公众真正参与评估，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遵循“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开展精细化风险沟通，除不宜公开的敏感信息外，将风险评估报告通过本区域内的主流电视台、报社和广播电台配合政府门户网站消息，并且在公示日期范围内多时段、多频率地重复，以达到公众充分知晓的目的，确保在“阳光”下防范和纠正评估中可能出现的偏见或错误。
（三）完善评估体系，提高风险评估的科学性
一是积极探索风险评估方法。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强调空间异质性、综合性，注重多重风险的分析。因此，风险评估方法应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运用风险矩阵分析、分析流程图、数学建型、情景构建等方法，对城市可能承受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和计算。充分运用无线通讯技术（GPRS）、地理信息技术（GIS）、数据库技术等信息技术，开发风险评估工具，将可规范化的内容如评估表格、评估要素、评估流程、评估模型等，开发形成辅助评估框架或评估工具，不断提高风险评估质量。
二是构建“双维度”指标体系。目前在国际上有三种主要的公共安全评价框架：单纯能力评价、单纯脆弱性评价、能力与脆弱性综合评价。[10]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涉及到多种类型的事件事故，同时还体现了城市系统对突发状况做出的反应。所以在构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时，需要从公共安全涉及领域与影响两个维度综合考虑。领域维度方面采用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分类方法，将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每一类又分若干种。影响维度细分脆弱性与能力两个方面。脆弱性评估是针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对致灾因子的敏感（反映）程度。能力评估指可能受到危害的城市系统，通过抵御或变革，从而在职能和结构上达到或保持可接受水平的适应水平。分别从上述两个维度上对城市公共安全指标进行筛选，得到一套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强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四）动态化精准化追踪风险，切实做到“应评尽评”
一是开展详细的风险调查，确保风险评估的全面性。全面开展城市风险点、危险源的普查工作，对所有可能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源、风险类型、可能危害、发生概率、影响范围等做到“情况清、底数明”，防止“想不到”的问题引发的安全风险。整合各类信息资源，完善城市隐患、风险数据库，编制城市安全风险清单，绘制城市安全风险分布电子地图，为城市安全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
二是追踪识别风险，确保评估的前瞻性。风险评估不仅是对已知风险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要前瞻性地考察风险的变化趋势以及可能出现的新的风险类别和性质。[11]要根据城市最新形势发展变化，不断查找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空白，组织专业机构定期、不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并使之成为政府的常规管理职能，每年编制和公布《风险登记册》，及时反馈风险变化的信息，持续优化改进风险评估。
（五）建立健全评估结果应用机制，避免评估报告“束之高阁”
一是将风险评估机制擢升为一种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治道变革的重要工具。这就需要我们以风险评估为契机，着眼于政府治理方式创新，围绕政府职能转变，助推一种以风险防范为核心的新的治理范式的形成。[12]这种新的治理范式，化过程控制为结果导向，将风险评估融入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乃至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建设的各项举措中，使风险评估机制真正成为政府自我纠错的倒逼机制。
二是选择适当的技术处置风险。根据薄弱评估结果，选择风险处置的办法。风险处置的4T策略主要包括风险保留、风险转移、风险降低、风险规避。[13]根据风险等级，采取不同的策略，“一风险一策”或多措并举，实现风险的标本兼治。
三是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要紧密衔接联动。应急预案的编制应与风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形成前后对应的逻辑关系，要根据风险评价确定哪些是不可接受的风险，针对筛选出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再根据风险源的大小及城市的现实条件，建立起点、线、面相结合的预案体系，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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