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论文范文1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2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将传统文化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说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等历史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深深地鼓舞学生，激发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思想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慎独”、“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等等都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身上缺少的意志品质。再则，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荒于嬉”可引导高职学生专注于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将相和”、“和气生财”的主张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识大体顾大局意识、协调好人际关系、达到利益双赢不无裨益。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众多文化遗址、发明创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子孙后代要继往开来，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文化教学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在平时的教学中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趣味性，又可以用实例增强教学的效果，避免干巴巴的说教。比如在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爱岗敬业时，我们给学生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风貌，让学生讨论颜回所乐为何事，引导他们专心投入学习，体会忘我的境界。也可以讲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程门立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孔子“韦编三绝”；祖逖“闻鸡起舞”；等等故事。并以一些当代的励志人物做典范，让学生看到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能克服惰性，战胜自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在讲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诸子百家的学说，对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体会传统思想文化的奥妙。结合当前青少年中的非主流思想，给学生讲“竹林七贤”的故事、讲王充和范缜的故事，使他们了解到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人物，让他们比较古今非主流的相同与不同，鼓励他们的想法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很重要。我们向学院相关部门积极申请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聘请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定期登上学院的职大讲坛，为学生呈现一场场精美的文化大餐，让学生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编排、表演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以话剧、戏剧、电影、讲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比如说庄子“鼓盆而歌”的话剧、三十六孝故事等；组织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等活动，读后组织学生开讨论会，谈阅读心得。向学生大力推荐国学网站，鼓励学生业余阅读，力求使得传统优秀文化深入学生心中，让高职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能得到触动，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期从思想到行动上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改观，同时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再次，开展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在给学生灌输“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之后，以“我做孝子30天”的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让他们坚持在30天内，每天为父母或其他长辈做一件尽孝的事情，从而体验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守孝三年的不易。再比如对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体验，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每天休息前做自我反省，将反省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课堂讨论的内容。对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做到“礼”（现实中的礼仪规范）与“仁”（内心的自觉维护）的统一，同时让学生讨论实践心得，互相学习，在生活中将好的做法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细致观察学生的进步和每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做法予以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作者：徐盛雷张宏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3
中国之改革开放,终将验证这样一种规律――成也文化,败也文化;若功亏一篑而不可持续,教训也肯定归于文化。
说到底,何谓“科学发展观”?有文化的发展观而已。
文化当然也体现于政治之中,但绝不仅仅是附着在政治这张皮上的毛。
文化在政治之上,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语出《诗经》,意为不但现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编者注)。没有文化的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一切关于政治的思想。没有进步的文化,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进步的政治。
政治是文化这棵树上的果子。
如果良好的文化思想、文化气息能够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影响,并充分体现,那么这样的社会无疑是良好的社会――文化学者将这样的社会定义为“良知社会”。如果反过来,政治意识形态无限膨胀,企图占领和统治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一处空间,而文化被逼退到了边缘,那么这种社会自然叫“政治社会”。
文化的社会是自然的,政治的社会是不自然的。
文化倘若被变成由政治所左右的某种“东西”,是文化的悲哀。悲哀的文化不能提升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不能使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
有多么自信的文化,才有多么自信的政治。文化禁锢是政治极其不自信的表现。只有与政治平等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前提下受政治尊重的文化,才能培植优秀的文化知识分子族群,才能形成有思想力的文化。
当然,这里所言之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所谓优雅文艺,或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就和思想连在一起。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力量。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
文化有其本能性、商业性和自觉性。
本能性即满足人们娱乐的属性。谢天谢地,这一种属性,我们的当下文化不但有,而且还日渐蔚然成风,发扬光大。但文化的本能性,只不过是文化的原始属性,是原始人都喜闻乐见的文化属性。
文化的商业性即逐利性,或曰为金钱而冲动的文化。诸位都已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几乎满目皆是。其中大多数,或者无价值观可言,或者其价值观大成问题――比如欣赏阴谋手段,讴歌皇权的文化。
文化的自觉性,即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提升和灵魂塑造的责任感、使命感。此种文化,将客观地梳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尽量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尽量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尽量深刻地剖析自己国家的历史错误以警示后人。也将正视社会现实,具有忧患意识地呈现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义无反顾地批判种种假、丑、恶之社会病态。当然,同时会用温暖来慰藉众多沮丧的、疲惫的、冷感的、迷惘的人心。
自觉的文化,是将以上功能全面发挥的文化,而不是明智地,甚至犬儒主义地逃避现实的文化。不能说我们完全没有自觉的文化。但是诸位,是不是太少太少了呢?
几乎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分明,我们的当代史近代史,被一段一段遮蔽甚或干脆抹去了,变得七零八碎、面目模糊;我们的现实被不惜成本地粉饰了;我们这个焦虑不安的时代被几乎已经令人讨厌的歌舞升平所包装了;我们的下一代变得有点儿傻兮兮的了――怎么全民族仿佛对这么一种几乎没有自觉性可言的文化,竟没了半点儿不适感呢?
仅仅抱怨文化知识分子是不公平的。
如果将蚂蚁放在烟灰缸里,当它们向外爬时便用烟头烫它们的话,几次之后,便都不往外爬了,甘于只在烟灰缸里活动了。并且,它们会通过化学分泌物互相传播信息,达成不往外爬的潜规则――烟灰缸规则。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受着这么一种不良的规则所限制。如此一种文化,几乎只能提供娱乐,几乎只能以商业为目的。自身品质萎缩,“苟且偷生”,又怎能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呢?
看,我们现在说假话的现象多么普遍,人们多么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经常感到,能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以至于人们听到哪一位官员说了一句比较性情的,比较发乎真心的话,我们常会对其好感倍增。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呢?
内战首先是一个民族的伤痛。中国历史上那一场国共内战,双方都牺牲了许许多多的生命,这是需要后人反思的。可是,在今天,我们依然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而在津津乐道地看双方的狡诈谍战,这是多么的令人喟叹啊!一想到那时代背景正是抗日战争之后,于是不由人不“独怆然而泪下”。
现在的世界看中国人,有一种印象是――主张和为贵的只不过是中国的古人。中国的当下文化中仍充满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内容,似乎中国人不窝里斗就不是中国人了。
现在的世界看中国人,还有一种印象是――中国“不差钱”,仿佛许多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都是山西煤老板了。
许多原因给他们这些印象。文化是原因之一。这么一种文化,怎么与世界接轨?怎么向世界展现魅力和亲和力?我们不能总指望杂技、京剧和所谓原生态少数民族歌舞充当文化使者,加上“孔子学院”也不行。
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当下现实的,是诚实的反映还是不诚实的反映。总体上不能自由地、同时诚实地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国人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绝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也还是难以真的获得尊重。这是文化的悲哀。而同样悲哀的,也是政治。因为其政治必然背上了文化禁锢主义的十字架。
在漫长的岁月中,文化与政治的真正关系一直被颠倒着:政治一直被理所当然地供奉于文化之上,文化一直只不过被视为政治的“附属品”,有时更仅仅被当成足可为政治“服务”一下的“工具”。并且可悲的是,为数不少的文化知识分子自身,也早已渐渐习惯了。
“文化”概念,从来大也。“人文伊始,文化天下”,“化天下”之“文”,既可理解为文明,亦可理解为文化。文化的终极概念,其实便是文明。文明的核心概念,其实便是文化。
统治当然也是政治。但再高级的统治,本质上也还是初级的或曰低级的政治。封建统治漫长的国家之所以会背上历史的包袱,乃因在初级的或曰低级的国家形态中被浸淫得太久太久,结果国民的心智被一代一代地弱化进而愚化了。
政治是一个近代的概念。
封建统治是不配被言作政治的。高级的也不配。从统治到政治,是一个经文化所化的过程。革命是文化化不了之时的暴烈的社会现象,说到底,革命亦是文化影响下的行动。革命理论是特殊而极端的文化。
统治一向只利用文化。即使好的文化,久被利用,也便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的反面。好的政治并不一味利用文化,而是能够与好的文化相结合,变自身为文化了的政治。文化了的政治,是自觉并善于将人类之好的文化思想落实为社会原则的一种政治。故这一种政治的宗旨,是站在文化思想力铸成的奠基石上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政治之所以显出仍极为复杂的现状,盖因这些人与那些人,这些民族与那些民族,这些国家与那些国家的利益之争。在这些问题上,文化化一个国家已经很难,化整个世界自然力不从心,最终还是要靠政治来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只不过是空谈,而唯有政治才是实际的。因为一个事实乃是:利益之争化得好的政治,所遵循的恰恰是文化早在人类古代就指出过的方向;而凡化得不好的政治,皆是违背那一方向的。或虽然也作出遵循的样子,但实际上却以利益集团之利益为最重要,不愿真的使社会朝那一方向进步。这种时候,政治对文化采取的往往是“叶公好龙”的态度,它会使文化尽其所能地工具化和娱乐化,却想方设法对文化之思想力实行遮蔽、剔除的策略。但这分明是不可持续之事,因为丧失了思想元素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而文化有一种自觉性,那就是绝不会长久甘于在次品质的层面而存在……
古人云:“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
苏轼由是进一步说:“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还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朱熹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欧阳修说:“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
杜甫说:“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
《三国志•魏书》有言:“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
以上皆“政”、“治”语也,但首先是人文思想。
“社会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具有光芒。”――语。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的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
若从政治的思想中抽去人文思想,政治就只剩下了权谋和统治术,这样的政治是肮脏的。而从文化的思想中抽去政治的内容,它还是那么丰富,那么足以使人类温暖,那么源远流长。
从《乌尔纳姆法典》到《汉谟拉比法典》到《人权宣言》、《独立宣言》,文化思想力的火炬始终照耀着人类的发展进程。而好的政治思想,同时丰富了文化思想。
从前,在中国,在许多政治人士那儿,许多事都被强调为“政治仗”。政治泛化再泛化,膨化再膨化,企图占领每个人的每一寸生存空间,包括脑空间。
政治一经泛化,必庸俗化。庸俗化的政治无异于伪宗教。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本应与人类具有的亲近关系逐被离间。而在这样的国里,是既不可能有什么先进文化,也不可能有什么先进的国民的。从梁启超到鲁迅,都曾对于被愚化的国民表达过悲愤的忧患。
改革开放30年来,一切成果皆归功于30年前的一次思想解放;一切教训也归咎于那思想解放的不能深入戛然而止。
一个事实越来越分明――30年前那一次被解放的思想力成果,显然接近耗尽。并且某些在当时看来不无可取之处的思想,由于被奉成万应灵丹,现在却已结出了劣果……
文化尚未成功,政治仍需努力。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4
狄奥1，2，王迪新3
（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⒉武汉工商学院，湖北武汉430065；
⒊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吉林长春130031）
摘要：在政治生态优化的过程中，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社会文化条件，其对于反腐倡廉和政治生态优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以廉政文化构筑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为政治生态优化营造良好的环境；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氛围，为政治生态优化提供有力保障；以廉政文化引领制度文化，为政治生态优化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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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廉政文化；政治生态；社会文化；制度文化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9－0008－05
收稿日期：2015－05－11
作者简介：狄奥（1978—），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工商学院宣传部部长，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王迪新（1976—），男，吉林长春人，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部长，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律、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国60年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基本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JZD0003；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建设的目标体系和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035。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坚定不移地快速推进反腐败工作，不断优化政治生态，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优化政治生态，既需要加强政治领域建设，也需要其他领域建设的配合。笔者认为，在政治生态优化的过程中，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社会文化条件，其对于反腐倡廉和政治生态优化具有重要作用。
廉政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关于廉政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评价等各种因素的总和。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廉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惯例，能够发挥导向、凝聚、熏陶、监督等作用，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具有内在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运行情况和制度建设情况。
一、以廉政文化构筑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
为政治生态优化营造良好的环境
社会文化是培育和发展廉政文化的前提条件和基础。社会的廉政状况依赖于每个个体。廉政文化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在反腐倡廉和政治生态优化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引、教育、评价和约束功能。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既能够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培育健康的社会文化，也能够形成合乎法律、道德的政治生态环境。
⒈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廉政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廉忌贪的良好氛围，形成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从我国反腐败面临的严峻形势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形成，腐败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旦腐败现象在社会上蔓延，就会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因此，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共识，才能逐渐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为此，必须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廉政教育，将其融入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之中，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宣传廉政文化，形成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
政治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扩大廉政教育宣传范围，破除反腐败“过头论”“刮风论”“影响论”“矛盾论”，增强人民群众战胜腐败的信心，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治理贪污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勇气和决心。文化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为公权力设立价值伦理尺度，拓宽廉政教育宣传渠道，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各种舆论媒介，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廉政和痛斥贪腐的氛围，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对廉政本身的良性认识、评价、态度、信仰、感情和习惯的沉淀，成为一种追求廉洁自律的内在精神信仰，并将理念外化为廉洁的自觉行为与选择。情感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取得的成效。
⒉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形成共同预防、惩治腐败的良好风气。“没有人民的帮助与支持，政府不能独自驯服腐败——而要把这种支持动员起来的途径在于那些严肃认真的非政府组织。”[2]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既是我党在革命时期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法宝，更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取得胜利的利器。我党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让人民群众自觉、主动地参与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这样，才能使腐败分子无所遁形，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
要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监督、检举腐败的责任意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固的防腐墙。人民群众是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只要广大人民群众敢于揭发检举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并形成强大的公共监督力量，对于腐败分子就会产生巨大的震慑力。要营造让人民群众知政、参政的环境，将政务公开和透明作为防止滥用权力和铲除腐败的机制，通过设立群众监督员等方式，拓宽民主渠道。此外，还要建立利益激励机制，对于那些监督举报属实、为国家挽回重大政治和经济损失的举报者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二、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
为政治生态优化提供有力保障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3]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等各种因素的总和。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最激烈的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4]一个国家如果政治生态状况良好，必然政治清明、官吏清廉、官风正派。因此，要优化政治生态，必须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建立多维度的防腐、反腐体系，强化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形成廉洁从政的政治共识。
⒈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曾说过：“一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政治，就要看政治家是什么人。如果一个国家的参政者，追求的是私欲和财富，就会产生金钱政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其共同目标，就会有廉洁、正直的政治。”[5]掌握权力者因具备腐败的条件，就有可能成为贪污腐败的主体。当前，我国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已呈现出“马太效应”，造成了腐败无处不在并难以根除的假象，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和破坏了社会政治生态的稳定与和谐。
因此，一方面，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检部门的监督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6]使领导干部成为反腐败的中坚力量，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主体责任，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严重失职。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7]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8]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倡导对腐败“零容忍”的廉政文化，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从党的十八至2014年12月22日，共有59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包括4名副国级及以上官员（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9]这些都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和反腐败的信心。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发挥廉政示范作用。具体而言，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执行“八项规定”，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端正党风，讲规矩、守纪律，严格以党纪为准绳约束自己；要把好“自律关”，管好自己，廉洁自律，廉政从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正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要把好“亲情关”，管好配偶子女和其他亲戚；要管好身边工作人员，管理、教育、监督下属。要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强大引领效应，通过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各种宣传舆论媒介，整合改革和治理腐败所需要的道德资源，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增强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认同，进而提升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与认同度，提升政府公信力。此外，在领导干部培养、管理和使用的过程中，要加强党性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提高其道德素质，做到持之为明镜、内化为修养、升华为信条。
⒉建设公仆政治文化，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拒腐反腐能力。“公仆意识是同国家的公共权力紧密联系的一种意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是工人阶级国家的自觉要求。”[10]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广大党员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公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四风”在表面上有所好转，但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官本位”、利益本位和特权意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在干部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特权意识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遗传，也是“四风”兴起的思想根源。如果领导干部特权意识严重，法制意识就会淡薄，就会忽视、抵触甚至践踏法律，使公权私有化；如果领导干部“官本位”意识严重，眼中就没有群众，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此，必须大力加强公仆政治文化建设，增强领导干部的“民本位”意识，消除“官本位”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一方面，要围绕以民为本、执政为民，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方式，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狠刹“四风”，建设公仆政治文化，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使领导干部能够常怀为民、务实、清廉之心，严以用权，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另一方面，要加强纪律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公仆政治文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11]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红线和“高压线”。因此，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进一步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形成每个共产党员都能严格遵守党规党纪、执行党规党纪的良好氛围。
三、以廉政文化引领制度文化，为政治
生态优化奠定基石
制度文化，是指人们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理念、价值判断、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没有哪个政治制度能够完全抵抗腐败”。[12]制度文化需要廉政文化的支撑，需要人民群众的认同。在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治生态良好运行的过程中，要通过廉政文化建设，为廉政制度建设营造廉洁的文化氛围，为制度的良性运作奠定基础，为制度的贯彻、执行和落实给予有效保证。
⒈坚持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目标进行廉政制度建设，加大腐败应承担的风险和成本。从一定意义上说，建立廉政制度就是为了制约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这既是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的治本之策，也是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在制度反腐上，应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力运行体制机制、专门的法律、执法监督制度等，构建一套内外衔接、上下配套、结构合理、体例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反腐败法》是一国反腐败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为此，我国应当尽快制定一部《反腐败法》，对反腐败进行系统、全面立法，以加大对贪腐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强反腐的威慑力，提高反腐的实效性。
在执法上，只要是违反法律制度，就要受到追究与惩处，这样，才能克服制度形同虚设的弊端，有效地震慑腐败，使各项廉政制度落到实处。要学习新加坡、我国香港地区的做法，做到“有贪必肃”，不管贪腐的数目多少，即使只有一元钱的贪腐。是否启动调查程序和处罚，与贪污数额无关，其数额只对处罚的轻重有影响。要使大量的“小”腐败也得到相应的惩罚，使腐败的风险和成本大于腐败收益；要严格执行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处罚决定，增加腐败的惩罚成本和博弈成本，使领导干部不敢腐。同时，要对领导干部制定出内容详尽、操作性强的行为规范。要以细致入微、可操作性强为基本原则，让领导干部无论是在公务活动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都受到制度的约束，限制和减少权力“寻租”机会，使领导干部不能腐。
⒉加强法制教育，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护法意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13]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会形同虚设。法治意识是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认可、崇尚、遵守和服从。这就要求广大人民群众都要有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始终维护法律精神和法律权威，自觉地遵守廉政制度，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要通过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的方式，形成一个“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氛围，让人民群众保持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尊重和敬畏。要通过社会各界的力量开展全民普法活动，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人民群众的守法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廉政法制的学习，带头学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增强守法、护法意识。要在青少年中加强法制教育，将其列入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内容，在学校普遍开设法制教育课，做到法制教育逐步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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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4－07－01.
[2]施雪华.大力推进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实现中国反腐败战略的大转移[J].社会科学.2009，（07）.
[3]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4]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53－54.
[5]李光耀.40年政论选[M].现代出版社.1994.69.
[6]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5－01－14.
[7]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R].2014－10－23.
[8]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R].2014－01－14.
[9]十八大后59名副部以上官员落马[N].人民网，2014－12－22.
[10]李君如.论增强公仆意识[N].光明日报，2007－05－29.
[11][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3.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5
廉政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关于廉政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评价等各种因素的总和。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廉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惯例，能够发挥导向、凝聚、熏陶、监督等作用，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具有内在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运行情况和制度建设情况。
一、以廉政文化构筑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
为政治生态优化营造良好的环境
社会文化是培育和发展廉政文化的前提条件和基础。社会的廉政状况依赖于每个个体。廉政文化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在反腐倡廉和政治生态优化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引、教育、评价和约束功能。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既能够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培育健康的社会文化，也能够形成合乎法律、道德的政治生态环境。
⒈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廉政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廉忌贪的良好氛围，形成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从我国反腐败面临的严峻形势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形成，腐败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旦腐败现象在社会上蔓延，就会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因此，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共识，才能逐渐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为此，必须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廉政教育，将其融入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之中，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宣传廉政文化，形成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
政治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扩大廉政教育宣传范围，破除反腐败“过头论”“刮风论”“影响论”“矛盾论”，增强人民群众战胜腐败的信心，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治理贪污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勇气和决心。文化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为公权力设立价值伦理尺度，拓宽廉政教育宣传渠道，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各种舆论媒介，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廉政和痛斥贪腐的氛围，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对廉政本身的良性认识、评价、态度、信仰、感情和习惯的沉淀，成为一种追求廉洁自律的内在精神信仰，并将理念外化为廉洁的自觉行为与选择。情感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取得的成效。
⒉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形成共同预防、惩治腐败的良好风气。“没有人民的帮助与支持，政府不能独自驯服腐败——而要把这种支持动员起来的途径在于那些严肃认真的非政府组织。”[2]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既是我党在革命时期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法宝，更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取得胜利的利器。我党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让人民群众自觉、主动地参与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这样，才能使腐败分子无所遁形，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
要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监督、检举腐败的责任意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固的防腐墙。人民群众是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只要广大人民群众敢于揭发检举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并形成强大的公共监督力量，对于腐败分子就会产生巨大的震慑力。要营造让人民群众知政、参政的环境，将政务公开和透明作为防止滥用权力和铲除腐败的机制，通过设立群众监督员等方式，拓宽民主渠道。此外，还要建立利益激励机制，对于那些监督举报属实、为国家挽回重大政治和经济损失的举报者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二、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
为政治生态优化提供有力保障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3]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等各种因素的总和。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最激烈的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4]一个国家如果政治生态状况良好，必然政治清明、官吏清廉、官风正派。因此，要优化政治生态，必须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建立多维度的防腐、反腐体系，强化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形成廉洁从政的政治共识。 ⒈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曾说过：“一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政治，就要看政治家是什么人。如果一个国家的参政者，追求的是私欲和财富，就会产生金钱政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其共同目标，就会有廉洁、正直的政治。”[5]掌握权力者因具备腐败的条件，就有可能成为贪污腐败的主体。当前，我国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已呈现出“马太效应”，造成了腐败无处不在并难以根除的假象，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和破坏了社会政治生态的稳定与和谐。
因此，一方面，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检部门的监督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6]使领导干部成为反腐败的中坚力量，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主体责任，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严重失职。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7]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8]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倡导对腐败“零容忍”的廉政文化，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从党的十八至2014年12月22日，共有59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包括4名副国级及以上官员(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9]这些都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和反腐败的信心。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发挥廉政示范作用。具体而言，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执行“八项规定”，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端正党风，讲规矩、守纪律，严格以党纪为准绳约束自己;要把好“自律关”，管好自己，廉洁自律，廉政从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正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要把好“亲情关”，管好配偶子女和其他亲戚;要管好身边工作人员，管理、教育、监督下属。要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强大引领效应，通过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各种宣传舆论媒介，整合改革和治理腐败所需要的道德资源，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增强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认同，进而提升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与认同度，提升政府公信力。此外，在领导干部培养、管理和使用的过程中，要加强党性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提高其道德素质，做到持之为明镜、内化为修养、升华为信条。
⒉建设公仆政治文化，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拒腐反腐能力。“公仆意识是同国家的公共权力紧密联系的一种意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是工人阶级国家的自觉要求。”[10]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广大党员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公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四风”在表面上有所好转，但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官本位”、利益本位和特权意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在干部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特权意识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遗传，也是“四风”兴起的思想根源。如果领导干部特权意识严重，法制意识就会淡薄，就会忽视、抵触甚至践踏法律，使公权私有化;如果领导干部“官本位”意识严重，眼中就没有群众，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此，必须大力加强公仆政治文化建设，增强领导干部的“民本位”意识，消除“官本位”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一方面，要围绕以民为本、执政为民，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方式，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狠刹“四风”，建设公仆政治文化，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使领导干部能够常怀为民、务实、清廉之心，严以用权，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另一方面，要加强纪律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公仆政治文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 [11]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红线和“高压线”。因此，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进一步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形成每个共产党员都能严格遵守党规党纪、执行党规党纪的良好氛围。
三、以廉政文化引领制度文化，为政治
生态优化奠定基石
制度文化，是指人们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理念、价值判断、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没有哪个政治制度能够完全抵抗腐败”。 [12]制度文化需要廉政文化的支撑，需要人民群众的认同。在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治生态良好运行的过程中，要通过廉政文化建设，为廉政制度建设营造廉洁的文化氛围，为制度的良性运作奠定基础，为制度的贯彻、执行和落实给予有效保证。
⒈坚持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目标进行廉政制度建设，加大腐败应承担的风险和成本。从一定意义上说，建立廉政制度就是为了制约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这既是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的治本之策，也是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在制度反腐上，应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力运行体制机制、专门的法律、执法监督制度等，构建一套内外衔接、上下配套、结构合理、体例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反腐败法》是一国反腐败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为此，我国应当尽快制定一部《反腐败法》，对反腐败进行系统、全面立法，以加大对贪腐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强反腐的威慑力，提高反腐的实效性。
政治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