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文明 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伊拉克战争无疑是21世纪伊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这场战争之所以与我们有关,不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且还因为我们不愿放弃对全人类的整体关怀。尽管迄今为止并未产生一个由全人类共同组成的统一而真实的共同体,然而“人类”绝不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对全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作为一个道德理念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也采取了像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性组织、世界性联盟等制度化形式。无须赘言,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事关人类未来的公共事件。对于我们来说,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且看美国的自我主张。在美国国内的战前宣传中,对伊战争与“9•11”恐怖袭击事件被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宣称伊拉克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此调动美国人民的恐惧心理而作为社会动员的力量。在对战争的合法性诉求中,美国提出了“解放伊拉克”的战争口号,企图将伊拉克战争塑造为一场正义的战争。
所以,打击恐怖主义与推行自由民主理念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的政治措辞。但是许多学者认为,这两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只是借口而已,美国真正的目标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建立全球霸权,推行帝国主义[1]。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上述观点其实是不得要领的。首先,石油固然很重要,但是,采取战争的方式去掠夺之则不符合美国的理性。靠武力掠夺来获取财富是古代帝国主义的显著特征,而对于高度发达的现代美国来说,则是不可取的。虽然美国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但美国并不缺乏经济上的竞争力与自信心。对于现代经济,一个广泛的共识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美国作为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并不缺乏科技上的竞争力与自信心。所以,美国并不需要采取战争的手段去掠夺财富,战争毕竟是高风险的行动,如果仅仅是为了石油去发动一场战争,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只能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
当然,在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白,那种认为“美国已经疯了”的说法只能误导我们。无论美国对伊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场战争首先必须看做是美国的一种理性的行为。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美国人对海湾地区石油的觊觎之心,但认为伊拉克战争“全是石油惹的祸”,则是一种极端片面之词。
其次,美国要推行帝国主义也与它一贯主张自己是自由民主国家相悖。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是不可想像的,这实际上包含着语词上的矛盾。换言之,现代帝国主义不可能以自由民主为其政治理念。古代的帝国主义往往取决于某些君主强烈的优越意识与骄傲的精神气质。古代的君主在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时尽管也需要臣民的支持,但往往并不需要臣民的同意,而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总统则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总统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在许多问题上他需要议会的支持、批准和民意的认可。古代君主与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人民与他们的总统之间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现代帝国主义必须是一个需要借口的帝国主义。美国要推行帝国主义,除非得到美国人民的普遍认可。
如果美国人民珍惜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这种认可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自由民主恰恰不能够成为帝国主义的借口,因为自由民主的核心诉求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人权,而人权的主张与帝国主义的理念则是格格不入的。另外,如果美国要推行帝国主义,那么,它将置欧洲于何处呢?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中,政治的边界正是通过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来划分的。所以,尽管美国与欧洲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在将全世界的国家划分为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民主国家这一点上,双方则是一致的。而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构想中,政治的边界则是通过帝国的疆域来划分的。尽管法国、德国在美对伊战争中表现出与坚决支持美国的英国、西班牙等国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是,毫无疑问,现在的欧洲仍然是美国最坚定的联盟。那么,欧美联盟的基础是什么呢?正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尽管伊拉克战争主要是美国单方面的行动,其他盟国处于从属地位,但是这场战争并没有排斥欧洲。倒毋宁说是美国与欧洲一唱一和,有时则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如果伊拉克战争意味着美国开始在全球推行帝国主义,那么,欧洲的行为就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从目前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地缘政治格局两方面来看,美国人民和欧洲都有能力阻止一个帝国主义美国的出现。
让我们回到美国的自我主张上来。我们常常听到美国总统在一些国际事务上肆无忌惮地说“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如何如何,这种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口吻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美国根本就不在乎借口。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美国对伊战争的政治措辞主要并不是借口,恐怕多半还是出于真实的信念。“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欧洲为主体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强敌。但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现代伊斯兰世界兴起的原教旨主义就成为以自由民主作为自身文化价值之核心的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主要对手。对于经历过长期宗教战争的欧洲人以及由欧洲人的后裔所组成的美国人来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带来的恐惧曾是他们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东西。而且正是在对宗教迫害的惨烈体验中,西方人发明了宗教宽容的概念,进而发明了自由主义[2]。自由主义是由宗教宽容的概念发展而来的,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自由主义标榜普遍人权,仿佛是一种超越一切文化、一切宗教之上的政治理念,然而其背后却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传统。宗教宽容产生于西方文化的脉络之中,是从西方文化内部发展出来的一个政治理念。正是西方文化的特殊性使得宽容自身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只能算是一种不够充分的承认之理性。宽容何以是一种不够充分的承认之理性,这只能从西方文化的内部发展脉络中得到恰当的理解。实际上,只有在宽容者认为被宽容者持有了错误的思想与观念的前提下,才存在宽容的可能性。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人持有错误的思想与观念,所以才需要宽容。
所以,宽容的潜台词是:人都是人,但是真理却只能是真理。宽容的力量可能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承认的精神渴望,但是,宽容的形式则表现出对这种平等承认之精神渴望的一种限制。由于宽容者认定他所要宽容的对象持有错误的思想观念,所以,宽容作为一种承认的理性就表现为一种容忍。宽容是建立在求真意志之上的一种不够充分的承认之理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之与另一种更为充分的承认之理性———相对主义立场———作一简单比较。宽容是在严格区分真理与谬误的前提下出于对人本身的关怀而采取的一种对他者的承认态度,相比之下,相对主义立场则在根本上就摈弃了对惟一真理的严格信念,因而就蕴涵着一种对他者更为充分的承认态度。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主义立场不仅可以看做是对宽容的超越或扬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主义立场可能意味着对他者作为精神存在(文化的人)的理性承认,而宽容则仅仅局限于对他者作为肉体存在(自然的人)的理性承认。所以,宽容的精神实质其实可能是抽象人道主义,而以宽容的方式承认他者就可能是一种非常脆弱的承认,甚至被表象为真理之持有者对被错误思想所迷惑者的一种同情。所以,宽容虽然是针对他者的一种承认的理性,但却是在认定他者持有错误思想与观念的前提下承认他者的,因而是对他者的一种不充分的、容忍性的勉强承认,或者说,宽容其实仅仅是对他者之为抽象的人的一种承认。#p#分页标题#e#
由于宽容作为一种不够充分的承认之理性有其内在的局限,所以,宽容所能涵摄的可能范围就是有限度的。具体而言,作为宽容之基础的求真意志必然会损害作为宽容之精神力量的抽象人道主义。其中,理性与非理性就成了划界的标准,以此来划定什么是可以宽容的,什么是不可以宽容的。也就是说,如果某种宗教或某种文化被认为是不理性的,那么,这种宗教或文化就可能不在宽容的范围之内。宽容表达了西方文化的内在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到现在一直主宰着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政治、伦理争论。比如查尔斯•泰勒指出,关于“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在当今西方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一直是一种说不出口的争论[3]。那么,何以说不出口呢?因为这种争论与宽容的理念、与自由主义的理念是冲突的,不符合“政治上正确”的规范。这里显然可以非常自然地引申出一个“邪恶宗教”或“邪恶文化”的概念,而这恰是美国政府所谓的“邪恶国家”或“邪恶轴心”等外交观念的思想来源。宽容不仅是一种承认的理性,而且更是对理性的承认。自由主义尽管常常被西方人当作政治领域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真理,但也一直被作为单纯理性限度内的文化与宗教之间的相与之道来看待。自由主义这一隐秘的出身曾被罗尔斯充分关注。罗尔斯曾以一种惊讶的口气感叹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并未发展出一种他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这种说法对于已经习惯了将自由主义作为西方世界主流的政治理念的人来说,一定会感到非常突兀、甚至不可理解。然而,罗尔斯的感叹其实给我们透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西方的自由主义因为受到宽容之内在局限的影响而一直生长在西方世界共同的道德观念之中,并未扩展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纯粹政治理念。也就是说,以宽容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是以共同的道德观念为前提的,宽容并没有被扩展到从根本上放弃真理的地步,而是以道德的真理与共识来消解宗教信仰、文化信念上的差异与冲突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自由公民的资格首先是通过认可共同的道德观念来获得的,直言之,如果一个人并不认可自由民主社会共同的道德观念,那么,他就没有资格成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如果说以往的这种以宽容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是以道德的共识来容纳宗教信仰、文化信念上的差异的话,那么,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就是企图以政治的共识来容纳道德上的差异。如果说以往的自由主义留意于宗教(或文化)与道德之间的界限,而将政治与道德放置在一起的话,那么,罗尔斯则更留意于道德与政治之间的界限,而将道德与宗教(或文化)放置在一起。所以,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巨著中正是要建构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理念,或者说,他所考虑的问题是,在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现代社会中,如何恰当地建立自由民主之合法性。换言之,是否能将自由主义的原则应用在一个社会内部的文化冲突、文化政治的问题上?是否能在一个已经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现代民主国家中将宽容升华为一个哲学问题从而达到一种更为充分的承认之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看做是一部以自由主义的文化政治为主题的著作。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求真意志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文化、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西方人精神生活中的重大事务。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西方精神生活的内部,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到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态度上。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与东方都是精神性的存在,而西方与东方的冲突则是精神的冲突。而且,尽管西方世界一直标榜自由主义的普适性价值,但是,至少就目前来看,西方世界所坚持的是以宗教宽容为内核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内核的自由主义。所以,我们有理由将伊拉克战争作为一个地缘文化政治的问题来看待。美国与欧洲对东方、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不信任与恐惧,恐怕主要还是出于文化与精神上的信念。这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存在着某种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所针对的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现在所针对的则是伊斯兰教及其意识形态,尤其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
然而这个不同却又非常重要,因为“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涉及政治观念,而“冷战”以后的意识形态斗争则会由于某种偏见而指向文化。在伊拉克战争初期,有记者采访逃难的库尔德人,问他们是否害怕战争,其中的一个库尔德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害怕战争,但更害怕萨达姆。”然而如果我们就此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是为了向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是为了解放处于萨达姆专制之奴役下的伊拉克人民,那么,这就不仅是对这场战争的合法性论证,而且更是一种对战争的美化了。美国首先是要解除一种可能存在的威胁,而对这种可能存在的威胁的估计与判断则来自精神领域的求真意志与价值立场。伊拉克战争绝不是一场由美国发起的自由民主的圣战,而是由美国乃至欧洲对伊斯兰文化的极端不信任所引发的一场“震慑”战争。美国已经惯于采用政治标准来看待各种不同的宗教与文化,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以及被福山大加发挥过的历史终结论实际上是美国的真实信念。黑格尔通过世界历史的宏大观念几乎将全世界的各大文化都纳入了他的思辨体系,其中,绝对精神的运动与归宿就是世界历史的核心。由于精神产生于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又必须在他者的意识中获得承认才可能达到,所以,精神的运动就表现为承认的斗争。在精神发展的初期,力量的强弱不同必然会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这样,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承认的斗争就会贯穿整个世界历史。而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达到前所未有的平等时,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不复存在时,承认的斗争就终结了,于是,历史作为精神的运动过程也就终结了。黑格尔认为,自由民主的观念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达到了完全平等的相互承认,所以,他宣称,1776年美国独立所蕴涵的自由民主精神,或者更具体地说,1806年拿破仑与普鲁士的耶拿战役的结束,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及其历史终结的论调以张扬自由民主为核心旨趣,这一点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即完全以政治标准来看待文化。比如,他将东方的文明直截了当地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其作为文化传统的价值。人的政治地位固然重要,但是仅靠一种普遍、平等的政治承认并不能够给人以共同体的归属感,而文化的意义正在于此。即使人类在文化上的差异属于偶然性差异,但对人而言,文化的重要性却是不可低估的。伯林甚至认为,人的共同体归属感实际上属于人的本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文化所给予他的共同体归属,那就等于说他被剥夺了部分人性,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那部分人性。所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及其历史终结的论调实际上是一种反文化的现代虚无主义主张,似乎自由民主生来就是抵制甚至摧毁各种文化传统的①。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与历史终结论极大地影响着西方人对历史、对当今世界的看法,由此也自然地反映在政治、外交的理念上。1989年,福山发表在《国家利益》杂志上的《历史的终结》一文所引起的巨大的轰动效应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而亨廷顿虽然并不是历史终结论者,但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将文化冲突的问题作为未来地缘政治的关键问题。从历史终结论者的立场来看,亨廷顿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在后历史时代的地缘政治中需要解决的是现存的历史遗留问题,即通过抵制具有明显专制主义特征的非西方文化来保卫自由民主国家的存在与发展。自由民主乃是历史的归宿,这是现代以来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信念。借此,美欧才能够一致地采取政治标准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民主国家两大阵营。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在西方人的眼中,世界仍然被分为两大阵营。而这一次,阵营的另一方不再是产生于西方文化内部的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黑格尔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p#分页标题#e#
我相信,许多西方人在伊拉克战争中肯定听到了世界历史的马蹄声,正如许多对美国以及西方充满仇恨、怨恨的人是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待“9•11”事件一样。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9•11”事件的一次报复行动,因为“9•11”事件不仅使美国蒙受了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而且可能会助长伊斯兰世界在精神上的自信心。也就是说,伊拉克战争并不是对恐怖主义的报复行动,因为没有真实的理由证明伊拉克与恐怖主义有直接关系,而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全面警告。以“解放”的名义打击恐怖主义,就是将恐怖主义看成是一个文化反应。支持这场战争的自然也不是什么道德理念,而是对历史之终极归宿的确定信念。在世界历史的“必然性”面前,人道主义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实际上,除了伊拉克人民自己之外,没有谁会真心去拯救他们。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民主既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借口,又不是借口。
就其是借口而言,美国并不是为了将自由民主送给伊拉克人民而发动战争———因为伊拉克人民也并没有箪食壶浆以迎之,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出于自身的精神信念而不惜采取战争的方式打击它所认为的“邪恶势力”;就其不是借口而言,美国的确是出于自由民主的历史信念而发动了一场理性的战争。然而,世界历史是否还会有另外的可能呢?世界历史是否真的具有如此铁血的必然性?实际上,即使我们充分认可自由民主是人类值得追求的政治价值,我们也不能接受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观念。福山认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其实并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而是以自由民主为最终旨归的历史观。这种看法虽然揭示了黑格尔对自由民主之普遍性价值的重视,但是,问题在于,由于黑格尔将世界历史解释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承认的斗争,从而也把人与人之间是否平等承认作为判断人类文化之价值的惟一标准,所以,黑格尔对文化、尤其是对非西方文化采取了一种非常片面的理解。文化的价值绝不仅限于承认的问题,文化不仅能够给人以共同体的归属感,而且不同的文化也表现出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就像生物的多样性是一个具有伦理意味的生态理念一样,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人类精神生态中一个值得捍卫的伦理理念。
显然,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不能摆脱以自由民主之政治理念为理由而消除文化上的多样性的嫌疑。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为自由民主的背后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即使是持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注意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能够成为毁灭文化的一个合理借口。伯林曾提到,赫尔德将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查里曼等人称为“历史的恶棍”,因为他们所到之处,当地文化都被消灭了。如果世界历史的斗争逻辑必将会带来一场文化的劫难,那么,我们有理由说,这样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种邪恶的历史。如果美国执意要充当此种世界历史的执行者,甚至不惜采取战争的方式助长此种世界历史的进程,那么,毫无疑问,美国就将成为赫尔德所谓的“历史的恶棍”。既然在人与人之间可以用承认的理性取代承认的斗争,那么,在不同文化之间就不可以如此吗?让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百花齐放,难道只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吗?尽管文化相对主义被福山认为是欧洲的一项发明,但是,西方一直非常有保留地徘徊在宽容与不宽容边缘处看待非西方的文化,一直在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对立之上看待文化之间的差异。东西方真正平等的相互承认的理性,首先应当建立在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伊拉克战争就是对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世界历史已然成为一种恶,尽管自由民主仍是我们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