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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范文1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4C-0021-03
所谓“失独家庭”指的是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倒金字塔型的家庭结构失去其唯一的支撑点，而致使家庭结构瓦解。在“二胎”政策未出台前，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鼓励已婚夫妇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因此，许多家庭选择要一个孩子，成为独生子女家庭。事实上，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一旦子女遭受意外死亡，便形成残缺的家庭结构――失独家庭。这类家庭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暂时性失独家庭（可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和永久性失独家庭。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失独家庭界定为：父母年龄在5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因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死亡，且没有领养及再生育的家庭。这些失独者因年龄、经济或其他因素，不能或不愿再生育和领养子女，随着他们逐渐步入老年阶段，将面临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困境。然而，这些失独家庭往往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难以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为了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关注了解情况，以期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本文以广西普通大众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调查。
一、数据调查概况
（一）数据来源。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发出问卷1300份，收回1026份，回收率78.92%。其中，有效问卷为1001份，有效率97.5%。调查对象为广西普通大众群体，在性别结构上含男性470人，女性531人；在年龄结构上，15岁至25岁的712人，26岁至35岁111人，36岁至45岁67人，46岁至55岁65人，55岁以上46人；学历结构上，初中及以下133人，高中284人，本专科546人，硕士研究生30人，博士研究生8人；城乡结构上，城镇人口439人，农村人口562人，调查对象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
（二）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掌握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情况；第二部分，了解大众对失独家庭开展社会支持的意见与建议。
调查问卷涵盖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采用EXCEL2010中的CUONTIF函数对统计选项进行频数分析的方式（选择频数与有效样本比值）；针对客观题题作分类统计，辅助使用SPSS进行相关统计与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社会支持是一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体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可以获取各种资源支持。失独家庭通过社会支持系统可以缓解精神紧张，消除心理阴霾，得到物质支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大众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主力军，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大众对失独家庭关注支持的数据和意见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一）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c思考。具体如下：
1.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信息的了解渠道是加强对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研究的重要内容。调查显示，47.19%的人选择以网络了解失独家庭有关信息，其次为电视（41.38%）、纸质媒介（34.47%）、他人告知（30.46%），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比较少。可见，普通大众获取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的，其中网络、电视、纸质媒介等方式占有较大比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重要载体。
2.大众对困扰失独家庭因素的思考。调查结果显示，大众认为困扰失独家庭的因素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其中68.40%的人认为源自心灵的创伤成为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63.10%的人认为是缺乏子女关怀；43.10%的人认为是社会关注度不够，难以感受社会温暖；34.70%的人认为是物质生活水平低；31.70%的人认为是国家政策抚慰力度欠缺；26.30%的人认为是周围人的特殊看待；7.0%的人认为是其他困扰。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失独家庭首先面临的是心理上的冲突，其次是物质生活上的困扰，社会大众认为得到心理上的抚慰疏通比在物质生活、社会关注度和国家政策方面得到的关怀更为重要，当然所有这些因素对于失独家庭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3.大众对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因素的思考。调查显示，普通大众认为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因素很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缺乏及时的心理疏导（65.67%）、社会关注与支持度不够（52.6%）、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49.15%）、社会各方压力（46.05%）。然而，现今对失独家庭心理救助的机构十分匮乏，且失独家庭需要的心理求助往往更为专业，因此解决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主要因素――及时的心理疏导较为困难。此外，国家政策的不完善、社会关注支持度不够、社会压力等也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影。
（二）大众对失独家庭与社会支持方面的思考。具体如下：
1.“抱团取暖”的社会支持方式。调查显示，有60.24%的人认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者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心理抚慰，尽快走出心理阴霾；仅有15%的人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好。
2.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调查显示，社会大众认为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支持方式包括制定完善与失独者权益保护等相关的政策法规（64.66%）、整合社会资源加强社会关注与支持（41.24%）、开展针对失独群体的专项的心理疏导和志愿者服务（40.14%）、其他方式（7.21%）。
调查表明，要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首先要制定完善的针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解决其后顾之忧，使这些失独者可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也从侧面证实针对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举措力度不够。其他措施，依次为整合社会资源构建针对失独家庭帮扶的多元支持体系、提供专门的心理疏导和志愿服务等。
三、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反思与建议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帮扶和支持，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拓宽大众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不断增多，失独家庭的队伍也逐渐庞大起来，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变得尤为重要。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完善依赖于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因此拓宽大众认识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成为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完善的关键。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对于失独家庭有关信息的传播渠道在“失独者”许可的前提下要多种多样，采取互联网、新媒体、纸质媒体、电视等多种形式，使社会大众广泛了解，进而关注参与到对失独家庭的支持帮扶中来。
然而，失独家庭是个较为敏感的话题，私密程度很高，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部分失独者往往不喜欢被公开报道，不愿受到周围人的特殊看待。社会大众虽然想了解与帮助失独家庭，但却很难获得关于失独家庭的详细信息。因此，可以通过建立失独家庭信息库，设立失独家庭社会帮扶站，搭建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沟通联系的平台，采取隐秘的手段对失独家庭进行多对一的支持帮扶。这样既能增加社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了解关注乃至加大帮扶支持力度，也能注意保护失独者隐私。
（二）深入了解失独家庭的需求状况。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按照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最本能的需求，包含人的衣食住用行；其次为安全的需求，具体表现在个人安全、家庭安全、财产安全等；爱和归属需求包含亲情、友情、爱情等精神支撑，人对情感需求往往胜于对生理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主要是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认可；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等级的需求，就是要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实现自我的超越，受到社会广泛认可。
调查显示，失独家庭存在物质生活帮扶、心理疏导、社会关注认可等多方面的需求。然而，不同的失独家庭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一些较为富裕的家庭失独后，物质生活满足不是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缺乏爱的归属；一些主要依赖于子女生存的失独家庭，子女死亡后物质生活的满足成为最大的问题，生理的需求远大于社会认可和爱的需求。因此，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首先要获取失独家庭详细信息，了解不同失独家庭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支持。
（三）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具体如下：
1.完善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支持。政府在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也理所当然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失独家庭”的产生也是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伴生现象，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帮扶“失独家庭”；另一方面，从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角度，政府也应当给予其支持和帮扶。
调查显示，政府对“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应包含养老金的补贴、提供特殊养老保险、加强就医补助、建立专门服务于失独者的养老院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现有的政策法规中，没有专门针对“失独家庭”这个群体的，仅有我国于2001年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其中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是，对于这个“必要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且如何施没有作明确的说明。
随着失独群体越来越庞大，失独家庭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逐渐地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如北京市制定的“暖心计划”，为失独家庭提供养老保险、疾病身故保险、意外伤害身故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等，重点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和医疗困难，真正保障这一群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因此，对于完善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应从经济、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给予规定，明确责任主体、保障内容、实施方式等，真正使各项制度实施落地生根，解决失独家庭忧虑。
2.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元社会支持体系。据调查显示，失独家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心灵创伤、社会关注、物质生活上，面对失独家庭的普遍问题，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关键要整合社会资源帮助失独家庭解决问题。
首先，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失独家庭”家园，社区是失独家庭的生活乃至精神家园。社区要利用自身优势，加大对失独家庭关怀，提供各种社区服务，开展各种社区福利活动包含各项保险、精神文化活动、心理辅导、人性关怀等，给予失独家庭更多的帮扶和支持，使其融入集体，感受集体温暖。
其次，发挥亲戚邻里朋辈的作用，这个群体对失独家庭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与失独家庭接触最多的群体，要发挥其与失独家庭的天然密切联系优势，帮助开导和关怀失独者，使其尽快走出心理阴霾。
最后，整合社会大众资源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支持。社会大众的力量是巨大的，要利用各种途径增加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联系，发挥社会大众帮扶支持作用，开展各种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物质帮助，使失独家庭尽快融入社会，帮助走出心理阴霾，提高其社会适应力。
3.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哲学上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关键，固然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支持对于失独家庭的救助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搭建失独家庭交流平台，提高互助的能力。
调查研究发现，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心灵创伤是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心理辅导和心理倾诉是失独家庭急需的，但也往往是缺失的。有关部门要尽快帮助失独家庭建立起与外界的交互联系，通过网络新媒体等方式，搭建失独家庭群体与外界的联系，使失独家庭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安慰和支持，转换心理状态。此外，特别是要搭建“失独家庭”之间长效化的沟通交流渠道，以便开展各种相互安慰、互助取暖的活动。调查研究也显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的父母尽快走出心理阴影。
失独家庭的无能感、无力感是他们的负面经验所致，是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导致失独家庭与社会脱节，随之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减少，不利于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由此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和社会要尽快介入到失独家庭物质和精神生活世界，对失独家庭进行物质和精神增能，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让失独家庭开放怀抱、拥抱快乐。
【参考文献】
[1]穆光宗.独生子女家庭的权益保障与风险规避问题[J].南方论丛，2009（3）
[2]谢启文.增能：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新视角[J].人口与发展，2013（6）
社会调查研究范文2
［关键词］ 社会调查； 职业编码； 数据质量
Methods and Quality of Occupational Coding in Social Surveys
Ren Liying1 Qiu Zeqi2 Li Li1 Yan Jie3
(1.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ccupation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t mistakes in the coding process of occupations in survey research are.unavoidable. Coding operations can take various forms. They are distinguished as centralized coding and decentralized coding based on their work sites, or as manual cod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coding based on their coding tools. Thus, combining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re are four coding methods: manual centralized coding, manual decentralized coding, computerassisted centralized cod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decentralized coding. Computerassisted coding has not been well developed in China, so most Chinese surveys employed the first two coding methods: interviewers carrying out coding during the interviewing process; or experienced coders performing the coding within the survey organization after data collection.
When choosing coding methods, survey practitioners usually have three factors in mind: cost, time efficiency, and coding quality.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onsite coding by interviewers is cheaper and quicker than coders centralized coding.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towards the quality of these two coding methods, and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a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0,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existing coding method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core factors that affect coding quality.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ding results from these two methods differ greatly. Regarding the most detailed coding with 595 categories, only about onethird of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methods are identical. Even for simple coding with only eight categories, the proportion of identification still makes up only threefourths.
Interviewers text recording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coding quality. In addition, interviewers background and coding experiences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e discrepancies in the detailed coding results. It is also shown in this study that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coding difficulty which also have an effect on coding results.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over interviewers onsite occupational coding is difficult in practice. Therefore, in rigorous social surveys, especially when detailed coding results are needed,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o use the method of centralized coding. Moreover, since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viewers text recording is so important to the collection of accurate and complet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recommended: establish a standard for interviewers text recoding,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interviewers, and check their performance on a regular basi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nhance quality control in the coding process, such a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sign of the cod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oders work. These suggestions can be effectively put into practice in 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 surveys.
Key words：social survey; occupational coding; data quality
职业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广为应用的重要变量，对于研究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变迁尤为关键。在国内许多重要研究项目中，如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公民素质等，职业变量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要构成或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对社会经济信息的重视使社会调查业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个人职业状况几乎是每个调查中必定要采集的信息。这些调查或采用访员分散编码，或采用编码员集中编码，对职业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然而对于职业编码的质量却鲜有报告或经验性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年初访调查中收集的受访人职业信息，对访员手工分散编码和编码员手工集中编码两种方式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期望能为职业编码方式的选择提供经验性依据，并寻求计算机辅助调查(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CAI)模式下提高职业编码质量的途径。
一、 职业问题的编码方式
在严谨的社会调查中，为了采集到详实的职业信息，一般都采用开放式提问，要求访员如实地记录受访人的回答，并在数据采集完毕后，再根据权威或普遍的职业分类标准创建编码列表，培训并组织编码员将文本信息转化为数值型的职业代码，提供给研究者使用。这种编码方式由于使用了专业的编码员，且进行统一指导和及时管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编码质量，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这种编码方式的缺点是成本较高，且时效性差。与之对应的另一种编码方式是在数据采集过程中由访员在采访现场或在完成单个采访任务后按照调查机构事先提供的编码表，对问卷中开放问题的回答进行及时分类。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编码成本，增强了时效性，然而由于缺少有效的质控措施，不得不以降低编码质量为代价。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总是期待可以使用计算机自动编码。一套设计完善的编码系统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减少用时和提高编码信度。计算机自动编码方式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计算机辅助编码(ComputerAssisted Coding, CAC)，这种方式需和编码员手工编码结合使用。当编码员遇到编码困难时可以向CAC系统求助，CAC系统会根据编码员输入的信息给出一系列编码建议。另一类方式可以称为全自动编码。编码员将受访者的应答信息直接输入系统中，软件会自动对其分配编码，对于无法匹配编码的信息则由系统退出，转为人工编码。计算机自动编码方式已广泛应用在美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人口普查职业信息编码中。
综上所述，社会调查中职业问题的编码方式有两种分类方法： 一种是根据编码的地点及时间分为集中编码和分散编码。一般来说，集中编码都发生在调查结束后，由专业编码员来完成；而分散编码则发生在调查进行中，多由访员来完成。另一种是根据编码工具的使用分为手工编码和自动编码。手工编码中，编码员主要依据自己对职业的理解和对编码列表的掌握情况来选择职业编码；而自动编码则是借助职业编码软件进行全自动或辅编码。于是，在这两个维度上形成了四种基本的编码方式(见图1)，即手工集中编码、手工分散编码、计算机辅助集中编码和计算机辅助分散编码。
计算机辅助编码技术目前在中国尚未得到开发和应用。由于中国当前职业特征多样，职业分类复杂，更是增添了该项技术开发的难度，在短时间内很难应用到实践中来。因此，目前国内社会调查中职业问题编码主要采用的是编码员手工集中编码和访员手工分散编码。
二、 职业问题的编码质量
对于职业问题的编码质量早在社会调查兴起之时就引起了西方研究者们的注意。
首先，一系列研究显示，职业变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编码误差。例如，瑞典1970年人口普查中关于职业问题的编码误差为13.5%，同一年美国人口普查对职业问题的编码误差也高达13.3%。针对这一问题，两国都采用了新的编码质控程序。在瑞典1975年的人口普查和美国1980年的人口普查预调查中，都成功地将误差降低了约8个百分点［1］238。近几十年来，尽管有多种编码方式的混合使用，但关于职业信息编码质量的评估报告却较少，目前只发现在美国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 (RTI) 1991年的一项研究中报告职业信息的编码误差为21%［2］315。
研究者们对职业信息编码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后果进行了探讨。基于传统的编码员手工集中编码，一些研究发现职业信息编码信度(reliability)会受到编码员自身的影响。为了评估瑞典1970年人口普查中开放性问题的编码质量，研究者们抽取了一部分样本，邀请5名经验丰富的编码专家对这些样本涉及的8个开放式问题(其中包括职业问题)进行编码，并计划将其编码结果作为标准，用来评估此次人口普查的编码质量。然而，在对5名编码专家的编码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编码结果不仅因编码员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使同一编码员的编码也有较大的变异性。如职业编码，编码员间的变异比例(betweencoder variability)为28.4%，而编码员自身的变异比例(withincoder variability)在7.1%至10.9%之间不等。而且职业问题的编码结果在测试的11个问题中变异性最高［3］。
访员实地(采访进程中或采访结束后)对职业问题进行编码的方式也比较常用。研究者们对两种方式的编码质量进行了比较研究，然而意见却很不一致。有研究发现，在职业问题编码上，专业编码员比实地采访员更容易达成一致标准，但总体来说两者的差别不大［4］。有研究证明，在降低编码员关联方差(correlated coder variance)上，使用访员编码要优于使用专业编码员，同时，两种方式的编码精确度没有明显区别［5］。另有研究发现，访员实地编码的变异性平均占应答总体方差的3%，而编码员编码则只有0.6%［6］，因此采用访员实地编码方式要谨慎。此外，也有证据显示访员实地编码会对采访行为产生负面影响［7 8］。
国内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商业和学术的调查机构对于职业信息的编码都设立了一定的规范，但尚未有任何一项研究对编码误差进行公开报告，也没有发现其他有关编码质量的实证研究。可以说，国内对职业编码质量的研究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三、 数据来源及职业编码方案
(一) 数据来源
以往关于问卷调查中职业编码质量的研究多采用实验方法。这种设计虽然可以很好地控制目的，但却很难将结果推论到真实的调查实践中。同时,实验结果也常常会受到小样本量的限制，致使一些必要的统计分析无法正常进行。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全国概率样本跟踪调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CFPS是国内首次应用计算机辅助面访调查技术(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CAPI)的全国性综合跟踪调查数据平台，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实施的一项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实证数据的重大社会科学项目。作为探索性的尝试，该调查在2010年初访调查中对职业问题的编码采用了记录详细职业信息和访员分散编码的双重保障方式；在调查结束后，还对收集到的职业问题数据(文字描述)组织编码员进行手工集中编码。
CFPS实地采访问卷中对于目前有工作的成年受访人共设计了5道有关职业的问题：
G303您现在主要是在哪个机构工作？
G304 您现在工作单位的名称？
G305 请问，您现在主要工作的机构属于？
G306 您的职业是 。
G307 您的职业属于哪一类？
其中，G303和G305为封闭式选择题，G304和G306为开放式问题，G307则是访员在CAPI系统下根据CFPS职业代码字典进行查询，对受访人的职业和行业进行现场编码。访员在记述G306的回答时，采访系统会给出提示： (1) 如果受访者有多份工作，请询问占用时间最多的工作；(2) 请详细记录受访者的主要工作，填写具体内容： 工作部门＋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种名称。
CFPS进行初访调查问卷的设计时，国家统计局尚未公布最新的职业分类体系(GB/T 6565 2009)，而当时的职业分类体系(GB/T 6565 1999)已不能完全体现近十年来我国职业发展的状况。所以,CFPS初访调查的职业代码借鉴了“中国社会跟踪调查”
中国社会跟踪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合作，自2003年开始的全国性综合社会调查项目。 的职业分类标准，在GB/T 6565 1999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包括8大类共计595个职业代码。
(二) 访员实地编码
CFPS在2010年度的初访调查共使用了438名访员，这些访员大多数来自本次调查的目标区县，并且都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为期6天的集中培训，其中包括关于职业代码分类的专门培训。在职业代码分类培训中不仅详细讲解了职业代码的分类框架，还传授了在CAPI系统中快速查找职业代码的技巧，并对一些分类的难点进行了举例说明和现场演示。
作为CAPI环境下访员实地编码方式的首次尝试，这次调查对编码系统的设计采用了简单的查询法，在采访界面上呈现为树形结构(见图2)。访员编码时本着“先大类、后细类”的原则，首先确认受访人的职业属于哪一大类，然后可以逐级点击，最后确认四级代码为最终代码。此外，在访员培训中强调访员在编码感到含糊时要“多追问，问细节”，以获取足够的编码信息。同时也建议访员使用键盘而非鼠标的方式进行操作，以减少错误点击，并加快操作速度。
(三) 编码员集中编码
编码员集中编码工作开始于数据采集完毕后。编码员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编码流程上采用了双向独立验证并判定(Twoway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with Adjudication)的质控方式［1］240。
在第一轮编码中，两个编码员(A和B)根据具体的职业描述、工作单位名称和工作机构属性信息，采用背对背的方式，对每一个受访者的职业信息进行编码。在这一轮编码中，如果两人编码结果一致，则确定为最终职业代码（OC1）；如果不一致，则将这些条目提取出来，进入下一轮编码。
第二个阶段选用经验较为丰富的编码员(C)，由其一人对这些不一致的条目进行独立编码，如果其编码结果与前一轮编码结果中的一个保持一致，则确定该编码为最终职业代码（OC2）；如果三人编码结果均不一致，则由专业的研究人员(D)根据编码员编码、访员实地编码以及相关的辅助信息进行判定，从而形成最终的职业代码（OC3）。因此，对于每一个职业问题条目，其最终代码的确定要经过2―4个编码员的判断，从而达到对编码质量进行控制的目的。
四、 访员实地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比较
不出所料，编码员集中编码表现出了较好的编码信度。在第一轮编码结束后，两个编码员有76.4%的结果达成一致，经过第三个编码员的确认编码，一致率提高到91.4%，最后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职业编码需要由研究人员进行最终判定。
然而，编码员的编码结果与访员实地采访时的编码结果却有较大的分歧。我们将所有编码结果根据职业分类标准分为一到四级编码(一级码为最基本的分类，四级码为最精细的分类)，并且以编码员达成一致的一级编码
职业编码所采用的分类标准共有类，但军人和无职业者不适用于该问题，因此没有列入在此项分析中。 为分类标准来计算各级编码的一致比例，结果见表1。
总体来看，两种编码方式在四级码上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结果是一致的，随着编码类别的减少，一致的比例也逐渐加大。如在二级和三级码上，有三分之二左右的结果相同，而在职业大类的一级码上，一致率可以达到四分之三。
分职业类别来看，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的生产人员在各类有职业信息记录的受访者中人数最多，约占一半。同时，这一类别内职业详细情况的编码一致率也最高。尤其在一级的大类编码上两种方式的编码结果一致率高达99.35%，在最为精细的四级编码上也有一半以上的相同比例。
与之相比，人数比例占第二位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对其具体职业的编码结果则不甚乐观。在四级码上只有6.05%的编码结果相同，即使在一级的大类码上一致率也只有38.02%。对于其他职业大类内的四级精细具体编码，其结果的一致率也大多低于50%。
虽然有经验的调查人员对访员实地编码方式可以列举出诸多缺点，但却很少能够如此直观地发现访员实地编码结果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存在如此大的差异。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两种方式的结果不同？我们是否可以认定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要优于访员分散编码呢？
五、 影响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因素
影响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因素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影响因素来自于访问过程，如访员所记录下的职业信息量、访员编码时的态度以及访员编码的经验等。无论是编码员集中编码还是访员实地编码，其编码质量都会受到访员记录下来的职业信息的影响。一方面，这反映了访员了解受访人职业状况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也是编码员集中编码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凭据。因此,职业信息越丰富，两者的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本项研究对访员记录职业信息的字数进行了统计，并以此来测量职业信息的丰富程度。数据显示,访员记录职业信息的平均字数为5.76，最大值为24，最小值为1。
访员编码时的态度可以用访员编码的时间来测量，我们假定工作认真的访员所用的编码时间会相对较长。这项指标在传统的纸笔方式的问卷采访中很难获得数据，然而由于CFPS采用计算机辅助采访系统，系统可以自动记录下每道问题的采访用时。本次调查中，访员对职业问题进行实地编码的平均用时为26秒。我们认为访员在编码时所用的时间越长，其编码结果和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越有可能取得一致。
分析发现，访员对职业信息的编码数目从1个到271个不等，但平均下来每个访员大约会对36个受访人的职业信息进行编码。我们假定访员编码的经验会随着编码次数的增加而上升，为此我们对每个访员所完成的需对职业进行编码的问卷依据完成时间进行排序并赋予序号，序号越大意味着该访员的编码经验越丰富，从而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
第二类影响因素与访员自身的背景有关，我们主要选取了访员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三个变量。本次调查中，有28.2%的访员是女性。访员的平均年龄是28.2岁，最小为18岁，最大为51岁。其中，拥有大专学历的占36%，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49%，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仅占15%。经验上认为年龄大的访员、男性访员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访员在职业方面的知识较为丰富，编码质量也会相对较高。
第三类影响因素与职业本身的编码难度有关。表1展示了不同职业大类下编码结果的一致率有较大差异，这意味着这些职业大类下的具体编码难度不尽相同。例如对于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编码一致率最高，这可能是因为这类职业编码相对容易。因此，在分析中以第五职业大类(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为参照组，对不同的职业分类进行控制。
为了考察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级别的职业编码上的表现，我们控制了职业类别的影响，分别对每一级别下两种方式的编码是否一致的结果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在第一类影响因素中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字数至关重要。访员记录下的字数越多，两种方式的编码质量越好，结果一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访员多记录一个字，在二级编码上结果一致的可能性会提高10个百分点，一级编码上会提高5.5个百分点，三级编码上会提高8个百分点。然而这个变量在四级编码上则效果不太明显，这意味着在精细的职业编码中，除职业信息的详实程度外，其他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访员职业编码经验在进行初级的职业编码时虽然没有什么作用，但在高级别的职业编码上显示了显著的影响，证明访员编码经验越丰富，在进行精细的职业编码时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越接近。但由于访员接触到的职业编码条目较少，编码经验在访员身上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然而在本次调查集中编码时，平均每个编码员会对大约3 000条职业信息进行编码，编码员丰富的编码经验意味着更好的编码质量。
相比之下，访员实地编码用时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后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影响
我们怀疑访员实地编码用时过长，可能会在记录职业描述信息时偷工减料，从而间接影响到两种方式编码结果的一致性，然而附加分析发现这种猜测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因此没有反映在模型建构中。 。
对访员自身背景因素的分析显示，性别和年龄两个变量的作用基本与预期的相同，尤其是在进行精细的高级别的职业编码上，男性访员确实比女性访员表现出更好的编码质量，在精细的四级编码上，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男性访员的编码结果与编码员集中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要比女性访员高出27个百分点。同时,年龄较大的访员也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四级编码上，访员每年长一岁，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会增长3.4个百分点。
然而，访员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并非像我们预料得那样简单。在较粗略的低级别的职业编码上，教育差别并没有明显地反映在编码数据质量的差异上，甚至在三级编码上，受教育程度高的访员反而更容易出现与编码员集中编码不一致的情形，但在进行精细的四级编码上，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访员显示出了明显的优势，与集中编码结果取得一致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访员。
职业类别在分析中既是影响因素，也是控制变量。与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职业相比，其他类别的职业确实显示出较高的编码难度，从而导致两种方式编码结果不一致的可能性较高(结果未报告)。同时，在控制了职业类别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访员的编码信息、编码经验以及自身素质对编码质量的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概括，信息、经验和素质是影响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重要因素，三方面因素对于精细或粗略编码上的作用不尽相同。对于粗略的职业编码，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最为关键，信息越多，编码结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然而在进行精细的职业编码时，访员自身因素也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编码经验和访员素质都会直接影响编码结果的一致性。
六、 结论及提高职业问题编码质量的设想
采用访员分散编码的方式对社会调查研究人员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一方面，这种方式成本低，时效强；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使用专业编码员时所遇到的信息不足及编码员关联方差的问题。
然而，本研究显示，该种编码方式的数据质量令人担忧。和编码员集中编码的结果相比，在精细的四级职业分类编码上，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结果相同，即使在最为粗略的一级职业分类编码上，结果相同的比例也只有四分之三。
在精细编码上出现的差异，主要受到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量、访员编码经验及访员自身素质的影响；在粗略编码上的不同，则主要与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量有关。分析也显示，不同的职业类别也显示出不同的编码难度，造成两种方式的编码结果不一致。
由于没有判断所有职业编码对错的绝对标准，我们不能直接判断哪种编码方式的数据质量更好。然而，研究发现访员的素质和编码经验对于精细的四级编码数据质量非常重要。但在访问实施过程中，对访员因素的控制难度较大，提高访员实地编码质量不易实现。相比之下，采用集中编码的方式可以对编码员进行筛选，编码员不仅会受到编码工作的专业培训，并且可以接触大量的编码条目，从而积累丰富的编码经验，加上编码过程的集中管理和有效的质控手段，我们可以推断编码员集中编码的数据质量要更可靠。因此，在严谨的社会调查中，特别是在精细的职业编码上，建议采用编码员集中编码来获取更好的职业编码数据。
研究结果还肯定了访员记录的职业信息对于职业编码的重要性，因此应该加强对访员记录职业信息的行为规范，尽量采集到准确编码所需的重要信息。同时，在编码员编码过程中也要加强质量控制，从而在信息输入和处理过程两方面来保证编码数据的质量。
在计算机辅助调查中，这些建议可以得到有效实现。具体地说，可以考虑从三个角度来改进职业编码： (1) 调查前对访员加强职业编码的培训，使访员明白编码所需的重要信息，确立访员对职业信息的记述规范。(2) 在调查执行的同时组织编码员进行集中编码。计算机辅助调查的优势之一就是调查数据可以在采访当天传送到总部，这样可以及时将职业描述信息提取出来，组织编码员开始编码。实时的集中编码有两个目的： 一是可以及时发现职业信息记述含混及难以归类的条目，并请访员协助补充信息；二是作为数据质量监控的手段，可以提醒或干预访员遵守职业信息的记述规范。(3) 除了采用双向独立验证并判定的编码流程外，还要加强编码员集中编码的质量监控，对编码效率和质量进行定期评估。较为简单的做法就是借用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将职业分类说明作为帮助文件，以方便编码员查询，然后利用下拉菜单选择代码或直接输入代码的方式进行编码。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可以记录下编码员每个条目的编码用时，同时也可以及时导出数据进行编码结果的比较和判定，从而为定期的质量和效率评估提供数据基础。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职业问题编码的数据质量，还可以加强编码员集中编码的时效性，并且提升编码效率，降低编码成本。
［参 考 文 献］
［1］ P.Biemer & L.Lyberg,Introduction to Survey Quality,New York： Willey & Sons,Inc.,2003.
［2］ P.Biemer & R.Caspar,″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Survey Operations：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 Vol.10,No.3(1994), pp.307 326.
［3］ L.Lyberg,Control of the Coding Operation in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s―Some Contributions, Stockholm： Statistics Sweden,1981.
［4］ P.Campanelli, K.Thomson & N.Moon,et al,″The Quality of Occupational Cod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in L.Lyberg, P.Biemer & M.Collins,et al(eds.),Survey Measurement and Process Quality,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1997,pp.437 453.
［5］ J.Martin, D.Bushnell & P.Campanelli,et al,″A Comparison of Interviewer and Office Coding of Occupations,″http：//省略/sections/srms/Proceedings/papers/1995_195.pdf,2011 09 20.
［6］ M.Collins & G.Courtenay,″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eld and Office Coding,″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Vol.1,No.2(1985), pp.221 227.
社会调查研究范文3
关键词 残疾人 就业难 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 on Disability Employment
――Take Wuhan Jianghan District as an example
YANG Wei
（China Disabled Career Development Research Bas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3）
Abstract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on employment of the disabled to address the employmen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study， questionnaires and structured interview approach， Jianghan District， part of an investig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employmen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social support 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and found the level of support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weaker than parents with disabilities further analysis of existi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exist is not high qual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jobs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the disabled poor， social discrimination hinder the employmen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lack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 disabilities， the issues raised against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Key words disabled； difficult employment； social support
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残疾人的就业问题是实现残疾人全面小康的根本途径和关键，也是贯彻落实好党的十精神的具体表现。残疾人由于自身的缺陷，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残疾人的就业面临更大的压力。面临严峻的就业难题，残疾人就业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助于残疾人缓解当前难题，获得就业方面的支持。研究残疾人就业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增强残疾人群体在就业方面的支持力度，扶持有就业需求和就业能力的残疾人实现就业，不仅有助于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其自身权利并体现其社会价值，使更多残疾人从依靠国家、社会和亲属救济供养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给残疾人带来福利，增加残疾人群体幸福感，而且有助于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真正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
1 残疾人就业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以武汉市江汉区100名残疾人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以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为主展开调查。发放问卷100份，回收100份，其中有效问卷92份，有效回收率92%，其中男性残疾人为55.6%，女性残疾人占44.4%；样本中，25～45岁的残疾人占44%，46～60岁的残疾人有47%，大部分为中青年；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残疾人有11.5%，城市的残疾人占88.5%；在文化程度上，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残疾人只有5.3%，超过一半的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没有超过初中水平，残疾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2 残疾人就业社会支持网络现状
2.1 残疾人就业现状
表1 就业现状（ = 92）
表2 造成当前形势的原因（ = 92）
残疾人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表1所示已就业的残疾人只有36.8%，剩下63.2%的残疾人处于失业状态。而在未就业的残疾人中，34.7%的残疾人是由于身体原因限制其就业，22.1%的残疾人是由于未能找到就业岗位而失业，6.3%的残疾人认为拿救济金就可度日而不需工作。经调查，对于造成当前就业困难形势原因主要有自身身体原因导致择业受限、自身知识技能不足和缺乏社会关系（如表2所示）。市场竞争是激烈且残酷的，要在就业市场中找到一席之地，残疾人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是关键。但目前残疾人受教育的程度偏低，就业素质不高，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十分弱小。中国社会向来重视人际关系的运用，个人的社会背景在就业的过程中有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残疾人社会交往的圈子比较窄，接触的大多是家境差不多的残疾人，残疾人自身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对就业的作用很小。
2.2 残疾人就业遇到的困难
为了了解残疾人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具体困难，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相应的问题，其中“专业知识和能力不足”、 “缺乏社会关系”、“缺乏工作经验和实践经历”是残疾人遇到的最大困难，分别占17.6%、15.3%和15%（见表3）。“专业知识和能力不足”和“缺乏工作经验和实践经验”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残疾人群体本身就业能力的欠缺。这一问题一方面说明对残疾人的教育和培训未达到要求，另一方面说明用人单位对残疾人实际工作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的看重。另外，缺乏社会关系也成为残疾人就业的困难之一，说明个人社会关系网在残疾人就业中举足轻重。
表3 找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 92）
2.3 残疾人现有就业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持状况
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激烈的人才竞争，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社会和家庭给予有力的支持。据表4所示，残疾人现已从支持网络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帮助，超半数的残疾人表示政府组织、父母、亲戚、朋友对其就业有帮助。但从支持程度来说，父母是残疾人最大的支持者，56.5%的残疾人认为父母是对其就业“帮助最大”，而政府、残联、社区和企业分别只有20.5%、29.8%、26.4%和15.2%，政府组织和企业在支持程度上弱于残疾人的父母，说明政府组织和企业在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支持方面仍然有一些问题存在。
表4 支持程度（ = 92）
3 残疾人就业社会支持网络存在的问题
（1）残疾人教育和培训质量不高。据表3可见，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92名残疾人中有47名残疾人认为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足，40名残疾人认为是工作经验和实践经历的缺乏，35名残疾人认为是求职方法和技巧的欠缺，说明当前残疾人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未能满足残疾人就业的需求。现有的残疾人教育普及程度并不高，受过高等教育的残疾人不多。而目前所开展的残疾人职业培训多为简单的技术培训，很少进行系统的培训，这些培训对改善残疾人现有的就业状况、提升残疾人的就业能力并无多大意义，导致一些残疾人参与度不高。
（2）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落实的状况差。根据残疾人就业政策规定，所有企事业单位及福利单位都要按比例吸收残疾人就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福利企业安置残疾人不得少于10人，而湖北省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为1.5%，也就是说，企业每100名员工就要安排1.5个残疾人，理论上可供残疾人就业的岗位并不算少，而部分企业认为安排残疾人就业不能够创造与企业支出相对等的价值，往往会以种种借口拒绝安排残疾人就业及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或是为逃避缴纳保障金录用了残疾人，但却不提供相应的岗位，而是让其闲置家中领取最低在岗工资，这就导致就业岗位少成为残疾人就业的一大困难。
（3）社会歧视阻碍残疾人就业的实现。在残疾人就业的过程中，来自他人的歧视也是一个重要的障碍。我国历经多年的发展，经济虽在不断进步，但残疾人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社会上对残疾人的歧视和排斥仍然存在于许多方面，就业为其中之一，残疾人仍被排斥在许多行业之外。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发展脱节，政府在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时对残疾人的关注不够，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的歧视和排斥仍然存在。
（4）残疾人自身社会关系的缺乏。残疾人认为社会关系的缺乏不仅是造成当前严峻就业形势的原因，也是就业遇到的主要困难。社会关系的建立离不开残疾人自己的努力，残疾人积极主动的求助行为有助于自身社会关系的拓展。调查结果显示42.2%的残疾人在找工作过程中遇到困难会选择主动求助，20.5%的残疾人会比较被动，37.3%的残疾人选择不好说，超过半数的残疾人未选择主动求助，表明残疾人的求助意识不强，而残疾人求助意识的强弱是就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也是创建社会关系的前提条件。
4 完善残疾人就业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对策
4.1 明确政府在残疾人就业中主导地位
政府要明确在促进残疾人就业中的主导地位。要加大对残疾人教育的投入，引进优秀的师资资源，让更多的残疾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对残疾大学生给予适当的奖励。大力开展对残疾人的职业培训，鼓励和扶持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兴办职业教育、培训事业，促进劳动者提高职业技能。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奖励媒体和大众对企业进行监督，适时地在媒体上公布无故拒不安置残疾职工和不缴纳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名单。对于安置较好的单位，进行公开表扬并给予适当的奖励。政府要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主流媒体的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宣传和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引导社会大众对残疾人态度的转变，营造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阻碍残疾人就业的原因并非残疾人本身，而是社会中无形的排斥和歧视。
4.2 提高企业在残疾人就业中的促进作用
企业能够吸纳大量残疾人就业，是解决残疾人就业的重要途径。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残疾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企业有责任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念，录用、（下转第256页）（上接第250页）晋升要根据选贤举能、一视同仁的原则，给予残疾人更多的机会。企业和残联应积极建立有关联合残疾人培养的协作沟通机制，及时向残联公布就业信息，定期与残联举办残疾人就业培训。通过在企业内部推广平等互助的企业文化减少对残疾职工的歧视和排斥，创造和谐文明的企业氛围。
4.3 优化残疾人职业教育培训，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
残疾人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对加强残疾人就业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要开展优质的残疾人职业教育培训，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残疾人的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提升残疾人的就业层次。鼓励和支持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与企业建立产教结合的培训机制，采取订单培训、定向培养等方式，为企业培训实用人才。重视残疾人的心理培训，对部分态度消极的残疾人要进行心理的辅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人生观。
4.4 提升残疾人自主寻求社会支持的意识
对残疾人个人来说，要重视个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累积社会资源，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拓展自己的社会支持网资源。首先，巩固基于血缘的人际关系，并在父母的帮助下，主动去发展新的社会联系。其次，加强与政府、残联和社区之间的联系，多与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及时反映自己的情况；积极参加社会组织的活动，去接触和认识更多的人；了解与自己相关的政策法规，利用政策更好地为自己的就业服务，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第三，经常与其他残疾人联系，联络感情，信息共享。最后残疾人要树立终生学习的意识，充分利用对自己有用的培训的机会，提升已有的技能；了解并尝试接触新鲜的事物，做到与时俱进。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3-Ⅶ-042）
参考文献
社会调查研究范文4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对策
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基于道德心理范畴的内驱性个人情感，集中体现在个人对国家、社会、公民群体主动施以积极有益作用的精神和义务履行的意愿。自1985年素质教育提出以来，我国各阶段各层次教育都以德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出发点与立足点，使社会责任感潜移默化成为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内涵产物。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影响的多维度渗透与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使当代大学生逐渐发生价值取向认知异化，社会责任感弱化现象不容忽视。因此，如何结合当代主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对照发现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引导对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
1 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
为彻底了解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在问卷设计方面，主要围绕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认知、目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态势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表达途径三个维度设置问题。2015年1月，在沈阳农业大学和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随机抽取样本并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59份，调查结果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通过对统计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总体上呈良好态势，绝大多数大学生能深刻理解社会责任感的内涵，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响应国家与社会的政策理念，并能通过多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也存在以下不容忽视的问题。
1.1 对于社会责任感认知不明确
当前，我国大学生在表达社会关注行为发生时，往往存在盲目性，究其原因，通常可以得出一种类医学的行为条件反射结论。经常是在社会暴力、权力渎职、经济分配不合理、法制弱势等刺激发生后的一种应激，缺少认知背景和知识背景的支撑，属于感性层面情绪，而非理性层面思维。在问卷调查中，针对“你是否了解社会责任感的内涵和范畴？”这一问题中，有52.3%的同学选择了“不了解”，有37.2%的同学选择了“比较了解”，有10.5%的同学选择了“非常了解”（见表1）。
1.2 社会责任感从意识层面到实践层面的断裂
目前，针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责任感缺失的事件，许多大学生都会通过各种媒体积极了解，多数大学生还会借助媒体进行评论，谴责事件中表现出的“负能量”现象，激发自身高度社会责任意识。但当事件发生在身边，尤其对自身带有一定威胁情况下，绝大多数大学生却选择了视而不见。暴露出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从意识层面到实践层面的断裂。针对“公共场所内看见小偷扒窃你会怎么做？”这一落实到具体实践观上的问题中时，有40.5%的大学生选择“装作没看见”，38.3%的大学生“偷偷提醒受害者”，只有21.2%的大学生选择“立刻站出来制止”（见表2）。
1.3 社会责任感取向具有趋利性，自我责任意识强于社会责任感
当前，我国大部分大学生在表达社会责任感时更侧重于自我责任的实现，更加注重个人或家庭等小范围义务的履行，突出强调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进而忽视了国家利益，导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中国家倡导理念与个人实现的矛盾。这一现象在大学生人生目标规划方面表现明显。针对“在对人生目标的规划上，你是如何设计的？”这一问题，有45.9%的学生选择了“获得优越的经济条件”，有28.2%的学生选择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实现个人理想”，有19.7%的学生选择了“致力于国家建设、科技学术研究”，有6.2%的学生选择了“暂时没有人生目标规划”（见表3）。
1.4 主人翁意识欠缺，社会责任效能较低
社会责任效能是指行为人在自己履行社会责任时对自己能否成功进行这一领域特定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它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个体的动机与行为，支配个体对行为的控制与调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们对社会责任感意识的提高。当前，大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达社会责任，但表达途径往往存在平民化参与趋势，很少发挥主人翁意识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导致大学生社会责任效能较低。针对“你经常通过哪些途径表达社会责任？”这一问题，选择“参加学生会组织或社团举活动”“参加志愿者服务队传递爱心”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分别占67.3%、48.2%和32%，而选择“参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参与民主监督、民主参政议政”和“听取政府工作报告”的学生只占了12.1%、25.8%和6.2%（见表4）。
2 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社会转型时期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国内的臻于完善化发展，使部分大学生无法正确判断经济增长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论断之间的关系，逐渐陷入了被利益所掩盖的责任驱使误区，社会责任被个人责任逐渐取代。另外，加之20世纪后半段多元文化主义和西方思潮的不断入侵，也使我国大学生不断面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文化的侵蚀，出现了个人功利色彩浓烈的价值取向异化，导致我国部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弱化。
2.2 应试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
应试教育指脱离社会发展需要，违背自然发展规律，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随着考试竞争压力及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我们普遍认为，现存教育模式明显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倾向。应试教育环境下，升学率、录取率、就业率成为学校教学质量的唯一衡量标准。导致教育主旋律偏重于知识灌输与业务实践，人文教育、德育教育、法制教育边缘化趋势明显。使得社会责任感在学校教育环境下概念化、孤立化、透明化。加之目前高校政治理论课存在授课方式单一、理论模块陈旧等弊病，使得在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模糊，社会责任感普遍缺乏。
2.3 家庭教育的惯性影响
唯亲是中国家庭教育的浓厚色彩，而21世纪以来，中国式家庭教育开始步入隔代抚养时代，更加使唯亲理念突出作用于教育客体价值观形成这一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家长往往过度强调血缘与家庭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而忽视引导对于个体与社会依存关系这一科学论断的认识。导致青少年根深蒂固的认为责任感是建立在家族血缘之上，而非社会成员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绝大多数出生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独生子女较为普遍，长期生活条件的优越性导致当代大学生缺乏奉献精神、责任意识与危机意识，严重阻碍了大学生责任感的形成与发展。
3 提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思路与对策
3.1 改革教育体制，为大学生责任意识确立奠定基础
良好的教育体制是大学生确立责任意识的基础。目前，我国各阶段学校教育偏重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所谓的素质教育完全被异化成为掩盖减负和增加实践环节的纯概念。因此，全面提高大学生责任感，必须以改革教育体制为前提。首先，确立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教育中的先导地位，切实实现高等教育先育德、再育智的功能，为广大青少年开辟社会责任意识认知渠道；其次，提高高校政治理论课师资力量，优化高校政治理论课授课方式，使理论引导更易吸收，更易被学生接受；最后，落实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贯穿始终，为培养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保驾护航。
3.2 提高大学生自身思想境界，形成强烈社会责任感观念
当代大学生代表了集中体现了我国主流思想文化，这就要求大学生在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拓宽自己的视野，以大局观考虑问题，明确自己作为社会公民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生活中，彻底摒弃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树立远大目标，时时刻刻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摆在首位，将社会责任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3 搭建社会实践平台，拓宽大学生社会参与渠道
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更要借助政府和学校这两大媒介之力。一方面，政府要大力开门纳谏，为大学生提供社会活动平台，通过完善民主评议、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等渠道开通大学生参与社的大门，深化社会责任感内涵，提升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实效性；另一方面，学校应当多措并举，努力拓宽大学生落实社会责任的渠道，鼓励大学生从事义工、志愿服务等形式活动，积累社会责任感，升华社会责任意识。
3.4 充分利用校园文化资源，多维度推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
社会调查研究范文5
（广东医学院体育教学部， 广东湛江524023）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数据统计法、比较分析法、实地考察法、专家访谈法等，对东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结论如下：（1）二级和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中坚力量；（2）41～50 岁和51～60 岁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主要年龄特征；（3） 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偏少；（4） 社会体育指导员文化程度较高；（5）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主要是“专职体育教师/ 教练”；（6）服务年限在5～10 年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主流。关键词：东莞市 社会体育指导员 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5）06—0032—03
基金项目：东莞市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阶段成果，编号：2014ZDZ13。
作者简介：梁浩波（1979~），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社会体育指导员，简称社体指导员，是指除学校体育、部队体育、竞技体育以外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中， 从事身体锻炼的指导、运动技能的传授和组织管理赛事活动工作的人员。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 增进公民身心健康， 提高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既是对社体指导员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 同时又表明了社体指导员对发展我国的社会体育事业负有重要的责任[1]。对东莞市区和各镇街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进行调查与研究， 有助于指导东莞市今后的群众体育工作，为进一步推动《东莞市体育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实施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1 东莞群众体育现状简述
篮球作为东莞城市体育文化的代言实至名归，令人自豪。东莞拥有如此肥沃的体育土壤，与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热爱并推动群众体育事业密不可分。以篮球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名扬全国，植根于民间的群众体育事业，同样也值得关注与探讨。“村村有体育健身路径”，“半小时体育生活圈” 的群众体育理念已经融入居民生活。在《东莞市体育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国民体质监测系统和体育综合开发利用系统，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义务指导”计划、“竞技体育品牌项目建设”计划和实施“体育市场从业培训及认证”计划[2]。公共体育场地面积已达733 万平方米，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面积达4.31 平方米，体育人口达46.98%[3]。东莞在全市32 个镇街设了国民体质监测点，通过信息化技术，进一步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义务指导工作[4]。2013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广东省群众体育工作方案》。东莞市的群众体育事业根据《方案》的目标制定工作计划，力争到2015年，率先实现现代化社会的体育，努力实现国民体质（特别是青少年体质）居全国前列，体育人口达到50%以上的目标。
2 东莞社会体育指导员概况
国务院1995年6 月20 日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标志着我国将提高国民素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生活质量，推动人类向前发展作为体育的重要任务。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2012年底，东莞市已经拥有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共计6942 名，其中国家级10 名、一级130 名、二级3458 名、三级3344 名[5]。
3 东莞社会体育指导员调查与分析
3.1 社会体育指导员级别分析
在级别的统计中，国家级社体指导员的人数极少，仅10 人，占总数比例0.14%，一级指导员的人数也非常有限仅130 人，占总比例1.87%，二级指导员的人数最多，占总数的49.82%，三级指导员的人数与二级的人数差不多，有3344人，排名第2 位（见表1）。因此，东莞市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结构比例完全超出地级市的配比要求， 二级和三级指导员是整个指导员队伍的中坚力量，能够满足平常群众的全民健身指导需求，但是如果要把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工作推上新台阶， 还需要培养更多更高级别社体指导员才能服务好社会体育工作。
3.2 社会体育指导员年龄结构分析
在年龄结构的分析中（见表2），51～60岁和41～50 岁这两个年龄组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主力军，加起来超过6 成，排在首位和次席，各占32.98%和34.05%；30～40 岁，60 岁以上也占一定的比例，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对于群众体育的贡献还是不少。30 岁以下的青壮年社会体育指导员群体人数不是很多， 仅占7.02%，也许与他们刚出来社会工作不久，事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全民健身事业有关， 因此加强青壮年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梯队建设非常有必要， 这样才能有利于东莞群众体育事业的延续与发展。
3.3 社会体育指导员性别分析
在性别比例的统计中， 跟全国各地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情况一样，东莞市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结果（见表3）。其中男性占7 成，女性占3 成，因此积极鼓励那些在校的女性体育老师和具有多年系统参与体育锻炼的中年女性充实到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来非常必要， 这样才有利于更多的妇女群体参与体育锻炼。
3.4 社会体育指导员文化程度分析
在文化程度的调查中， 拥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超过一半，占52.02%，文化程度的情况比较理想。虽然大学专科学历的人数排序在第一位， 但是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数与其相差无几，居第二位。但是真正高学历，也就是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并不是很多， 所以东莞市政府的体育部门可以考虑引进一些社会体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人才服务于本市的群众体育。其它的学历情况可以见表4。
3.5 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构成分析
在职业构成的调查中可以发现，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角色主要由以下四种职业人员构成， 分别是：“专职体育教师/ 教练”；“机关单位、企业员工”；“离退休人员”；“村（社区）人员”（见表5）。其中“专职体育教师/ 教练”所占的比例最多，排在第一位，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体育老师或者教练员，他们本身就接受过体育运动技能的学习，积累了丰富的运动经验，对于普通群众的体育锻炼需求， 一般情况不成问题。“离退休人员”占26.27%，排在第二位，这与离退休群体具有比较高的学历，具有继续学习能力，组织和协调能力，退休后有大量余暇时间，希望能够发挥余热有很大的关系。排在第3 和第4位的分别是“机关单位、企业员工”和“村（社区）人员”占22.72%与16.03%，说明了东莞市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当中，各种体育骨干力量都存在，单位、企业、农村及社区，也相当重视群众体育的发展。
3.6 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年限分析
在工作年限的调查中， 服务年限在5～10 年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占66.99%， 在比例上比5 年以下（17.93%） 和10 年以上（15.08%）的多得多（见表6），说明东莞市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实践经验较为丰富，能够满足一般群众的体育活动要求，他们是东莞市体育活动的骨干力量。
4 结论与建议
4.1 二级和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中坚力量
东莞社会体育指导员二级和三级是中坚力量，国家级、一级指导员人数偏少。按照目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师资配备，基本能够满足平常群众的全民健身指导需求。但是如果要把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工作推上新台阶， 还需要培养更多更高级别社会体育指导员才能服务好社会体育工作， 高级别的社体指导员比例仍需要提升。
4.2 41～50 岁和51～60 岁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主要年龄特征41～50 岁和51～60 岁这两个年龄组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主力军，青壮年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人数明显不足。因此加强青壮年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梯队建设非常有必要， 这样才能有利于东莞群众体育事业的延续与发展。
4.3 社体指导员性别比例失调，女性社体指导员偏少在性别比例的统计中， 东莞市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女性社体指导员比例偏少。因此，积极鼓励那些在校的女性体育老师和具有多年系统参与体育锻炼的中年女性充实到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来非常必要， 这样才有利于更多的妇女群体参与体育锻炼。
4.4 社会体育指导员文化程度较高
东莞社体指导员文化程度整体比较理想， 拥有大学专科学历和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数居前两位。但是真正高学历，也就是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东莞市政府的体育部门可以考虑引进一些社会体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人才服务于本市的群众体育。
4.5 社体指导员队伍主要是“专职体育教师/ 教练”
在职业构成中， 排第一位与第二位的分别是：“专职体育教师/ 教练”和“离退休人员”。东莞市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当中，各种体育骨干力量都存在，单位、企业、农村及社区，也相当重视群众体育的发展。建议以后要定期组织各种职业的社体指导员进行经验交流，取长补短，为东莞群众体育事业继续添砖加瓦。
4.6 服务年限在5～10 年的社体指导员是主流
工作服务年限在5～10 年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占六成以上，东莞市的社体指导员实践经验较为丰富， 能够满足一般群众的体育活动指导要求，是东莞市体育活动的骨干力量，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经验作用，要求做好传、帮、带的领头人。
参考文献：
[1]社会体育指导员?百度百科[EB/OL]．http：//baike.baidu.com/．
[2]东莞市体育局官方站点?群众体育[EB/OL]．http：//dgty.gov.cn/new/default.aspx.
[3]胡昌伟．东莞体育人口近五成[N]．信息时报，2010-01-13．
社会调查研究范文6
关键词:共青团;社会实践;协同育人;调查研究
一、高职共青团社会实践育人功能分析
高职院校共青团工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使命。一直以来，高职共青团将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大学生在第一课堂之外，走向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其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作为实践中的社会实践，与其他实践样式的重要区别是，社会实践与“社会”密不可分:是以社会为场所、为对象，以加强与社会联系为目的的实践。而大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往往以团队的形式开展，这就要求个体抛开个人主义，发挥集体主义，实现人的整体性，从而达成目标。大学生在其中可以获得思想道德的直接体验，这也是社会实践最重要的德育功能。另外，从社会实践的设计来说，方案中本身就蕴含着德育理念，如“西部计划”“苏北计划”等志愿服务类的社会实践都是“志愿”“助人”等伦理的社会实践样式，实际效果表明，这些经过设计的实践样式具有较好的德育效果。
(二)提升团队凝聚力
在以团队为单位开展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实践本身能够有效促进个人与团队的关系，活动中，每个人必须学会合作、妥协、沟通、情绪管理等，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与人进行接触，必须学会人际交往，语言表达能力也得到相应提高，加速“社会化”，团队凝聚力也得到提升。
(三)培养学习创新能力
社会实践具有维度广的特点，形式多样，这就需要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同的学习渠道和方式学习，在面对困难时更要求学生具备整合知识的能力，主动思考，发挥创新能力，解决问题，顺利完成实践内容。另外，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提供寻找差距、规划未来方向的机会。
(四)增强服务社会能力
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能够有效完善自身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了解国情、感受社会巨大变化的同时，能够增强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社会实践能够给大学生带来成就感，从而增强服务社会的信心和能力，为社会创造价值。可以说，社会实践能够有效催化大学生对于社会责任感从认知到感受再到认同。
(五)提高就创业核心竞争力
社会实践让大学生直面就业创业市场，让其了解行业和企业发展，获得第一手职业信息，能够让大学生增强对未来工作岗位的感性认识，针对自己的不足，结合特长，弥补差距，增强自身竞争力，进行科学的职业规划，寻求终身事业发展。
二、高职共青团社会实践育人功能的现状调查
课题组成员于2016年9月对常州科教城5所高职院校的高职生开展了高职共青团实践协同育人情况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发放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45份，有效回收率为98%，同时结合专题座谈和个别访谈，其调研情况如下:
(一)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男女比例分别是21.3%和78.7%，其中，普通学生占47.6%，学生干部占52.4%。大一、大二、大三学生比例分别是61.2%、18.4%和20.4%。
(二)大学生对社会实践满意度评价
在询问对自身社会实践满意程度时，有45.4%的大学生表示满意，50.3%的大学生表示一般满意，仅有4.3%的学生表示并不满意，而表示满意的学生基本都是学生干部。
(三)大学生对社会实践功能的认知情况
对于参加社会实践的必要性，大学生们给予了高度的认可。45.2%的人认为“应该参加，是必修课”，54.3%的人认为“值得尝试一下”。在调查大学生对社会实践的功能认知方面，学生根据参加的社会实践，勾选有助于获得能力的项目中，“志愿服务活动”“实践教学活动”和“专业实习活动”的认同度处于前列，分别为81.2%、66.2%和60.5%。同时，大学生们对目前学校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普遍认同，一方面，是大学生对社会实践活动认知水平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实际取得成效的体现。同时，有98.2%的学生认为社会实践对以后的就业和个人成长会产生深远影响。在问及大学生对社会实践提升个人能力方面的排序依次为:人际交往能力、实践能力、语言表达、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四)社会实践育人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根据大学生参加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兴趣，询问了被访者社会实践育人方面存在的问题，“缺少与所学专业知识相关联的实践活动形式”“开展活动时忽略个体差异性”和“并不关注活动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实际作用”三项为最高，分别为44.8%、40.8%和35.4%。这一方面表明，大学生对于社会实践的期待值和成效很高，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社会实践育人中瓶颈很明显。
(五)社会实践育人需要改进的情况调查
就高职院校多年来在社会实践协同育人方面取得的成效作了说明，同时询问了被访者就所处年级的情况，提出改进意见，结果依次为:综合能力培养、实践基地建设、实践活动设计、教学实践联动管理、班团建设和顶岗实践服务等，分别为63.2%、43.5%、40.8%、39.5%、36.7%和31.3%。
(六)企校合作背景下，加强社会实践育人工作情况
调查从企校合作出发，询问被访者在社会实践育人方面有何建议，给出了以下几项建议:“多走进企业开展社会实践”“多开展专业技能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根据企业岗位所需能力开展相关实践活动”和“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企业导师参与设计”，所占比例分别为72.1%、68.1%、65.3%和42.2%。由此可见，大学生在进行社会实践时已经为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行规划，积极为就创业做准备。
三、高职共青团社会实践育人功能实现的途径
(一)顶层设计，统筹安排
社会实践并非课程教学的辅助手段，也并非团委一个部门的工作，有必要将其纳入整个高职人才培养计划，需要各高职院校统一管理，顶层设计，统筹安排，教务处、人事处、科研处、宣传部、团委、各院系要联动起来，建立全校性质的大学生社会实践领导机构，负责协调全校各部门、各单位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明确实践的主体地位
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必须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他们的需求，根据学生的诉求设计活动方案，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以确保活动成效。第一，从活动覆盖面上下工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校动员，让每一个学生享有社会实践的机会。而不将实践活动主体局限于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和社团骨干。可从实践学分奖励、经费保障等方面着手。第二，从申报形式上进行改进。通过自上而下布置和自下而上申报相结合。一旦立项，给予相应经费，安排指导教师，对于取得优秀实践成果的项目后期另外给予奖励。第三，跳出项目申报的误区。解放思想，承认大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尊重学生的兴趣，允许跨专业、跨年级进行项目申报，打破传统系与系之间恶性竞争带来的弊端，实现社会实践项目开放式申报。
(三)与专业课程相结合
一方面，要将社会实践活动纳入教学计划，设置学分，给予工作量考核，这样会更好地发挥社会、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协同，专业教师在指导社会实践活动时也会更加负责，实践的效果也会更好。另一方面，根据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大一、大二和大三各有侧重点，社会实践也会各有侧重，通过培养专业兴趣，提升专业技能，培养以专业服务社会的责任，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实践与就业的对接。
参考文献:
［1］赵博，林正航，郑云峰，李博洋．高校社会实践成果及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以清华大学“五个结合”社会实践育人成效为例［J］．大学(学术版)，2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