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范文1
地理有书始于黄石（秦末汉初），续于郭璞（晋），盛于杨公（杨筠松，唐），厥后伪书杂出，假冒名公（将国，清）。关于黄石公的《青囊经》，郭氏的《葬书》之真伪莫衷一是，但此两书对"风水说"的贡献是公认的。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下，两书基本上确立了"风水说"的具体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郭璞以后的风水师们则在此理论体系下进行技术上的解释和附会，并逐步使风水术驳杂、晦涩和神秘。本题目关于风水理论的考察将主要以被奉为经典的论著为依据。
在本体论问题上，中国哲学虽有"唯气论"、"唯理论"和"唯心论"之别（张岱年，1982年），而以"唯气论"为主流，它将世界之本源归根于超乎形质，而又非无的存在－－气，从而建立了天、地、生、人合一的思想体系。这一哲学思想当然是"风水"这门以追求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为最终目的的具体"科学"的前题。"风水说"通过化始－－化机－－化成的逻辑，将"气"这一哲学范畴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系统（图2）。
所谓化始，即天地万物皆始于阴阳，气之本体即为无形之太虚。阴阳之气充满于天地之间，"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张载，《正蒙》·太和篇）"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在义"（同上）。这是天、地、人、生得以合一的本体论依据。
所谓化机，即无形、无质之气并非不可捉摸，"气之聚时，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青囊经》）"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分星宿，地列山川"（同上）。除此恒常之形体外，气还有可感知的风、雨、霜、雪等形态，即《葬书》所谓的"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奋而为雷，降而为雨"。出现在明末清初的《日火下降，阳气上升图》可以清楚地说明古代中国人对气的这种流变过程的认识（图3）。阴阳之气不但在三维空间上有聚散流变之规律，在时间维上也有可感知的运动形式，"风水说"沿用了中国哲学中关于昼夜、季节变化与气的运动之关系："昼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昼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气易，犹人一寤寐而魂交。"（张载，《正蒙》·太和篇）。中国哲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物质与精神人伦合而为一，统一于气（或理、心）："……飞潜、动植、灵蠢、善恶，皆气所必有""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气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参两篇）。"风水说"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思想，《葬书》将违背人道而葬与违背天道而葬同视为"凶葬"："阴阳相差错为一凶，岁时乘戾为二凶，力小图大为三凶，凭富特势为四凶，偕上逼下为五凶，变应怪见为六?quot;。这样气的运动状态便成了一个多变量的函数：
Q＝f(c,e,d,m,s,h)
其中：c－－天象；e－－地形；d－－方位；m－－气象；s－－时间；h－－人伦、精神。这一方程有一组最优解－－生气，即各变量之间阴阳五行都达到"冲和"（互相谐调）。为此，又引入了阴阳五行的匹配关系和相生相克关系作为判定原则（表1，图4）
图2风水理论构架及生气流程图
图3日火下降，阳气上升图（此图右方尚有干对流图与之相配，今略）（转引自中国古代地理学史）
表1主要变量之间五行匹配关系
五行木火土金水
五星岁星荧感填星太白辰星
方位东南中西北
时令春夏季夏秋冬
德仁礼信义智
色绿红黄白黑
所谓化成，即基于上述气之运动规律，仰观天象，俯察地形，审四时，定方位，"顺五兆，用八卦，排六甲，布八门，推五运，定六气，明地德，立人道，因变化，原终始"（《青囊经》）使阴阳冲和而得生气，有生气则福禄永贞，万物化生。至此，已确定了风水术的基本技术途径。
祖宗崇拜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一大特色，把死人安排得跟活人一样，是中国埋葬制度的主要用心。人死之后的鬼神及鬼神世界并没有完全异化为一个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彼岸世界（如基督教文化中），它们仍是天地阴阳之气，还可以与子孙相通感（李向平，1989）。所以，尽管风水说中有阴阳宅之分，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quot;风水说"最富神秘性之处是祖辈墓葬之好坏可以决定子孙祸福，其逻辑也正来源于此。"生者气之聚，凝结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歹气纳骨，以阴所生之法也。"（《葬书》）。而人受体于父母，气脉相承，既然父母之遗骨得生气而返生，则自然"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所以为父母择穴造墓同自己择居建屋一样重要，都是为了"乘生气"而"福禄永贞"（图2）
二、因形察气和理想风水模式
由上可知，气是一个多组变量的函数，它在五维空间（四维时空和人伦精神）中都各有多种状态，而要求得生气还受到阴阳五行匹配及生克关系的制约，所以，找生气的工作显得十分复杂而困难。上述函数的求解过程集中反映在罗盘的使用上，有的罗盘竞达三、四十圈之多，即有三、四十个变量、繁缛之极，令人望而生畏，从而使风水术显得玄奥而神圣，这实际上是风水师们谋生的需要。但从《葬书》及唐代以前，特别是形派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找气过程实际上经历了一系列的简化，而这种简化是按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的。在天地关系上，天是阳，地属阴，"阳以相阴，阴以含阳"（《青囊经》），地是天之气的承受者，从而简化了仰观天象的工作；而通过警告主人要端正德行使人道对气的影响成为一个限定因素而不必在择穴过程中考虑；四季交替实际上也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恒常因子，可在具体的辩穴中简略；剩下的便是"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奋而为雷，降而为雨，行于地中而为生气。"（《葬书》）。所以生气就在地中，并随地形而走，"丘垅之骨，冈阜之枝，气之所随"（《葬书》）。从而使找生气的工作集中在俯察地形上。而大地茫茫，江河纵横，气脉之来往周流，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生气仍可望而不可得，所以，"风水说"又以"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为判据，通过选择和设计"藏风界水"之地使形（即气）止气蓄。至此，中国哲学中的"气"才真正成为一个可操作的系统，具体可通过龙、穴、沙、水和向五个方面寻找和调控生气。就山地而言，山脉为龙，"委宛自复，回环重复；若距而侯也，若揽而有也；欲进而却，欲止而深；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高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葬书》）。即山势连绵起伏，蜿蜒回环，土厚水丰，植被茂密者即为有生气之龙。而以童山（无植被之山）、断山、石山、过山（山脉僵直）和独山为不能"藏风世界"，没有生气的山。水与山不可分离，两山之间必有一水，所以，山势委宛自复，水也自然回环有情，源远流长。既有山环水抱，形止气蓄的真龙，其中便有真穴。并强调了一个"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quot;（《葬书》）的穴前清流屈曲，两侧护沙环抱的理想风水意象模式（图5）。这样的穴场模式与龙脉（整体山水结构）及合适的朝向相结合，便构成了理想风水的总体景观模式（图6）。这种结构具有最佳的功能－－生气最旺。
千百年来，风水模式在中国大地上铸造了一件件令现代人赞叹不已的人工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作品，形成了中国人文景观的一大特色，并成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人理想环境模式的重要依据（俞孔坚，1990），恰如李约瑟所说的"遍中国农田、居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以藉此得以说明"（Needham,1962）。在此，我们仅举宁波天童寺的整体景观结构为例，对这一理想风水模式作一具体说明。
天童寺坐落在宁波市东南部太白山深处（图7），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规模宏大，为禅宗五山第二，被日本禅宗曹洞尊为祖庭。据《天童寺志》载，该寺的构建受"风水说"（形象）的影响很大，其整体景观结构足以说明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风水模式（图7）。在面积约二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太白山主脉山脊蜿蜒回环，围合成一山间盆地，只有西侧有一豁口与外界相联系。山脊海拔多在400－500米以上，主峰656.9米，而寺庙所在地海拔只有10－120米，相对高差平均约300－400米，空间围合感极强，可谓"委宛自复""环抱有情"，堪称形止气蓄的真龙，天童寺座北朝南，西北侧依太白山主峰，构成背依玄武之势；自主峰东西两侧分出数脉，迤逦南下环护于寺庙之两侧，构成穴之护沙，其它诸支脉或环列于前，或回抱于两侧，如"肘臂之环抱"；侧脉之间的水流蜿蜒曲折尽汇于盆地之中；为使穴前清流护绕有情，寺庙构建者在寺前挖两个大水池，称内、外"万工池"，引右侧之水注入，后绕经寺前汇入盆地，确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顺俯"之穴；至于土厚水丰，植被茂密则更是其它地方所罕见，因而被列为森林公园；为了"聚气"，在四周护山，盆地之豁口处及完全人工设计的曲折香道两侧广植松竹，形成了长达2公里的古松长廊－－"深径回松"和"风岗修竹"等景。从对穴前水流之人工处理及香道的设计和周围的绿化，都可以看出人为活动都在使自然景观结构的某些缺陷得以弥合，从而使之更符合理想风水模式。而"风水说"对寺庙建筑布局的影响尤为明显（见何晓昕，1990）
三、"风水说"给现代生态学研究的启示
"风水说"在技术及迷信解释层次上是纷繁驳杂的，但其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是基本一致的。事实说明，"风水说"促成了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具体化。工业化正在中国大地上进行，风水景观正面临着难以抵御的冲击，而代表信息时代的现代科学也正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和发展，它?quot;否定之否定"的姿态，在对中国农业社会及西方工业社会科技成果的扬弃中，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基于现代科学知识，我们可以说"风水说"的许多方面是科学的，但这并不重要，单纯对古代科学进行现代解释无助于科学的发展，但从古代科学的理论思想中获得启发，甚至因此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则是非常有益的。统观风水理论，笔者认为，在现代生态学及环境科学的研究方面，它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1、气：作为生态系统功能的统一衡量指标
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的功能是系统与外界相互作用时所发生的能量交换、物质代谢、信息交流、价值增减及生物迁徙。关于这五种功能流的认识和测量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还原论"及"分析论"思维方式的影响。在"风水说"以及中医理论中，生命机体和不同层次上的生态系统功能综合地以"气"来统之。气周流于天地万物之间，集能、质、生物、信息及精神于一体，所以有人认为气实质上是场的概念（李中，1985）。从分析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看，气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无法界定，无法测量，但以气为统一功能特征的系统是可操作、可控制的，关于这一点，如果"风水说"不能使我们信服的话，中国古代医学及气功的研究成果则足以使我们信服。我们也注意到，西方生态学家也正试图建立生态系统功能的统一衡量指标，如Odum的"Emergy"和"Transformity"概念（例见Odum,1988,1988）。这一方面的突破必将导致生态学研究的变革。
2、因形察气－－将功能问题转化为结构问题
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是对其功能的研究。气作为综合的功能流，是无形、无嗅和不断流变的，对气本身很难直接把握。在"风水说"中则通过气与形的关系，"因形察气"，把功能的问题转化为空间结构的问题来讨论。"风水说"的这一特点尤应引起景观生态学研究领域的重视。关于景观的空间等级分布及景观结构，Zonneveld(1972)的生态区－－地相－－地系－－总体景观等级划分和Forman等(1986)的以斑块、走廊等为基本元素的结构研究途径，都是以相对均相的地段和生态系统为基本单位的，实质上仍是一种还原和分析的途径。而在"风水说"中，穴场是一个由沙水环抱的整体空间单元，而不是一个均相的地段或生态系统，穴、沙、水和龙的关系不是一个等级、分类的序列，而是一个有机构成序列。风水说一开始就没有把"龙"肢解为相对均相的"部分"，再来研究"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是在有机整体上寻找另一有机整体一－穴。
3、气脉－－强调结构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风水说"强调气脉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所以《葬书》有"断山""独山"不可葬之说。以明十三陵为例："陵西南数十里为京师西山。嘉靖十一年三月，金山、玉泉山、七冈山、红石山、香峪山皆山陵龙脉所在，毋得造坟建寺，伐石烧灰。"可见，为了保全十三陵陵园的风水，明王朝恨不得把整个燕山山脉皆作为保护对象。依"风水说"看来，十三陵所在山地属燕山之余脉，与北京西山虽有数十里之遥，却一脉相通。这种保护气脉及网络结构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的做法，至少对地下水及生物的空间运动是十分有益的。这在自然保护区的景观规划及生态研究中是值得借鉴的。目前景观生态学已十分重视对廊道的研究(如FormanandGodron,1986)，廊道与"气脉"既有共同之处也有较大差别，从其差别中我们也许地能得到更多的启发。
4、气脉的曲折与起伏
与气脉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同样重要的是它的曲折和起伏。无论是山脉、水流或是道路，"风水说"都对曲折与起伏有着特别的偏好，从本文所举实例中可见一斑。认为只有曲屈回环起伏超迭方有生气止蓄。直线对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是高效的，现代，无论是公路、铁路、排灌渠或是通讯线路，都追求直线，这恰如"风水说"所追求的相反。这难道不能引起我们深思吗？以水流来说，曲折蜿蜒的形态除了有其美的韵律外，至少可以增加物质的沉积，有利于生物的生长，减少水灾等等。至于更深层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揭示。
值得强调的是，与"风水说"的理论思想相比，"风水说"的技术体系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胜任"风水说"的崇高追求，这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也许正好可以弥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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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哲学范文2
在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思想的演进中，我们发现:在中世纪之前，人确立了对除神以外的其他存在者的主体性地位;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主体性地位有所扩展，人已确立了对包括神在内的所有存在者的主体性地位。然而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主体性思想并不占统治地位，其统治性地位的确立，是从笛卡尔开始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由于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这种哲学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把自然界人为地分为主体和客体:人是绝对的主体，是自然的主宰者、征服者、统治者;自然界是客体，是为人的存在，是人所支配、处置的对象，它除了具有“消费性价值”之外，在人的眼中不具有诸如“生态价值”、“系统价值”等任何其他价值。也就是说，自然界整体及其自然物如果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存在着的无，它只有依赖于人才能获得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样，在自然界面前，人就成了不需要任何约束的高高在上、狂妄自大、为所欲为的主体，自然成了可以任人统治、践踏、宰割的对象。正是在这种对象性思维的统治下，自然不断地被征服、被掠夺并正在逐渐地走向终结。
二、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西方管理是反生态管理
以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为指导，在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管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只看到了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都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纵观西方管理思想史，各种管理理论几乎概莫能外地聚焦同一中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工作效率，而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代替旧的经验管理，因此科学管理理论重点解决的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提高生产现场的生产效率问题;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管理人员职责分工的合理化问题，以确保效率的提高;行为科学学派试图通过行为科学的研究，掌握人们行为的规律，找出对待工人、职员的新手法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新途径;管理科学学派的主导思想是使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管理手段，使生产力得到最为合理的组织，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决策理论学派以统计学和行为科学作为基础，力图在管理领域寻找一套科学决策方法，以寻找到实现最佳效益的最佳方案;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认为，组织不仅是一个社会系统，而且也是一个技术系统，只有把二者协调起来，才能解决组织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西方管理思想的终极旨趣都是为了追求本单位经济效益、利润的最大化，而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和影响，没有考虑到自然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平衡问题。这种片面追求效益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的管理是当前迫切需要反思的。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人们皆自觉不自觉地在行为上忽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管理学家指出各行业中管理工作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既定目标，通过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进行着任务、资源、职责、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协调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管理实践仅仅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目标，在社会系统内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排除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在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西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组织和组织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这就使组织形成了以片面追求效率为核心的功利的、反生态的管理观。这样，西方管理理论对人掠夺自然的事实视而不见，在客观上放任和加速了这种掠夺的进程，从而造成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危机，这种危机本质上就是人的生存危机。因此，为了人类的永续生存，用一种新的哲学和管理理论来指导管理实践，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种新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新的管理理论就是生态管理理论。
三、生态危机时代需要生态哲学指导下的生态管理
哲学具有时代性，任何哲学都是其时代的产物。生态哲学是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而构建的新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主体性哲学所尊崇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新哲学，是以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为基础的整体论哲学。生态哲学是一种整体论的生态世界观。一般认为，世界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所构成。而社会是人的社会，思维也是人的思维，因此世界就是由自然界和人所构成的世界，世界观就是关于自然和人的总的看法和态度。生态哲学所坚持的生态世界观在对人、自然的态度上坚持整体论、系统论的观点。人作为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一员，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但人无论怎样特殊，都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其生存须臾离不开地球生态系统整体平衡所提供的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充足的食物、清洁的饮用水等。目前，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终极原因就在于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没有把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把统一的自然界人为地割裂开来。生态管理就是在生态哲学的指导下，合理吸收生态学、系统论、经济学、管理学、现代技术科学等学科知识，反思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在管理理念和管理目标上，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可持续生存。生态管理的内容十分广泛、庞杂，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视阈进行研究，可以构建出不同的生态管理理论体系。从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看，以“生态管理”为关键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都很少。笔者才疏学浅，暂无力构建系统的生态管理理论。这里，提出几点有关生态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生态管理，要坚持整体论的管理观。
由于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基础，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必须更新管理理念，重新审视现代的片面追求利润、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管理目标，把维护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当代乃至未来管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都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理念和目标。今天的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领导者，必须从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现代管理理论中“超拔”出来，充分认识到现代管理理论及其指导的管理实践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危害，认识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人类就将走向不归路。
第二，实行生态管理，关键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同的自然物不仅具有供人消费的“消费价值”，而且具有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生态价值”，这两种价值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然而，这两种为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价值却是正相反对的:对于同一自然物来说，实现它的“消费性价值”，就必须牺牲它的“生态价值”;而实现其生态价值，又无法实现其消费性价值。面对这种窘境，人类只能有一种选择，即必须对人类改造自然的管理实践进行必要的规约和限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从而保证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保持，是人类管理实践活动的底线。
第三，实行生态管理，各国应“各行其是”，并且积极进行国际合作。
生态哲学范文3
关键词：生态物权 生态物 权利
为了竭力解决生态危机所带来的生存危机问题，人们试图通过生态哲学的思考与生态立法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而生态物权制度的确立作为人类生态化变革的重要环节，必将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路上前进。
一、生态物权内涵
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具备财产价值和生态价值。前者指生态环境中的自然要素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原材料或必备条件，具有有用性价值；后者则是指整个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为人们提供了适宜生产生活的稳定环境。因此公民享受生态环境所提供的生活必须要素，并从中受益，这是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体现。
生态物权就是生态系统中的权利主体对生态环境中的构成要素（如阳光、空气、水、土壤、自然资源、生物等）所享有的受益权利。生态物权的确立对于公民的正当生态受益权具有保护作用，公民在自身享受清洁、健康环境的同时必须以不侵害别人的环境受益权为条件，或者在利用生态环境里的某些要素创造利益时要具有利益共享、风险分摊、平等分配、公平承担责任的义务。
二、生态物权的哲学基础
如果要想通过生态物权的确立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就必须以知识理论或者思想理论作基础。各个学科，特别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的理论知识为生态物权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将重点从哲学角度分析生态物权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 人与自然的地位
人与自然的地位问题是生态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从存在论角度看，人与自然一样同属于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但是从价值论角度上看，人具有不同于自然存在物的特殊社会属性，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具有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存在物的能力，因此从价值论层面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处于主体地位的。马克思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出，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是具有目的性的，这个过程并不是纯自然的物质交换，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物质交换过程中的规律缺乏全面的认识，人们终将得到大自然的惩罚及报复。
但是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对自然有依赖和服从的前提下，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重视通过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及研究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物权的发展即是在客观承认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础进行的。
（二）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要求
生态环境中的各个生态物不仅以单个个体的形式存在，各类生态物内部之间及其相互之间都存在紧密的联系，并构成一个复杂的、联系紧密的整体。人与自然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这就要求在进行生态保护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站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而生态物权的确立恰好协调了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并在法律层面使得生态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高度的协调。
（三） 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考验国家管理者政治正确性的一个关键性科目。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随着这个主题的过渡泛化而变得模糊而不准确。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表现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①
思想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是对“可持续”与“发展”的统一在观念上的看法。但是最终目的必然是在实践层面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指导思想转变成一种行为模式。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需要法律作坚实的行为规范指导。生态物权的确立使得每个公民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维护整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监督生态环境的破坏具有重要作用及影响。
（四） 维护生态正义要求
生态物权确立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而生态正义则为生态物权法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建立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新契约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态公平是生态正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变迁，公平的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但是目前生态环境的变化已经不能单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来得到改善，而是应该发动全民的力量，发挥每个人的力量，首先消除代际内的不公平才能获得拯救生态环境的机会。生态物权将以每个公民为道德主体，通过维护自身的切身权益，履行自身责任和衣服来达到公平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目的，并且从另一个角度维护代际之间的公平。
宏观上的生态设想只有注入传统的物权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无限性的矛盾关系。生态物权制度的确立具有坚实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理论基础，对于我们改变传统生态保护观念具有深刻意义。当然，生态物权的确立面临着建立一整套以公民生态权益保护为中心的生态立法制度，而这个过程势必将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动态性实践过程，同时对于我国法律法规的健全起到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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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秀丽.生态价值观的演化及其实践研究[D].北京：北京农林大学，2008.
生态哲学范文4
生态经济在哲学本质上是指和谐经济。生态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保护的和谐，为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构成了发展生态经济的前提。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发展在哲学视域中是指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存在，对立性在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可提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发展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如何追求当代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就是要不断认识与实践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发展这一矛盾。人类不能一味追寻经济效益而肆意破坏生态系统，也不能只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而放弃经济效益的发展，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是对立的。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经济发展必然会与生态环境之间发生一定的碰撞。尤其是工业文明后，从人类对经济利益的疯狂追求中不难发现，每一次经济的发展都会要人类为此付出惨重的生态代价。当人类发现这一问题转身关注生态问题的时候却发现，工业文明下的多数产业已经对生态系统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当人类开始着手解决工业文明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后果时，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势必会影响到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现代的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还不能足以让多数的工业企业摆脱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这无疑会对当代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制约。为此，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很难实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是统一的。从本质上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是可以共同发展的。经济价值是生态价值的一种物质体现，人类发展经济，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态价值是经济价值的最终归宿，人类努力保护生态环境，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能在自然界中更好的生存发展。发展经济，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资源能源的充分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凭借发达的科学技术逐步解决生态问题。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目的和解决途径是相通的，两者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
二、生态经济的制度逻辑
经济发展轨迹取决于人类的实践观念和方式，人类的实践观念与方式则取决于制度及制度安排。马克思曾指出，人类不恰当的社会实践方式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进一步说，为什么人类会有这类不恰当的实践方式？经过多年的研究，经济学家给出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失效。建国初期，我国为快速发展经济，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人们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观念和生态经济制度上的缺失是生态经济难以全面实行的主要原因。生态经济制度上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的经济制度的不均衡。之前我国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就是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方法。这种的统计方法忽略了资源能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方面，是一种不全面考虑生态的核算方法。这种方法致使人们单纯的考虑经济的增长，忽视了对自然资源能源的利用限度和对环境的保护，最终造成生态危机。
2.尚未建立生态化市场体制。生态化的市场体制需要人们用生态理性考虑人与自然关系并做出相关经济行为，利用价格来引导人类的经济活动。把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消耗算进生态费用中，这有利于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容易建设生态文明。但是，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从价格上来看，还没能真正反映出人类对生态资源的需求。由于对自然资源的定价偏低，企业对资源产生了严重依赖，很多企业尚未把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算进预算成本，这没能对企业的生产决策起到引导作用。
3.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我国从20世纪末开始进行的生态补偿机制实践，但是，由于生态补偿机制的不健全，很多生态保护者的权益与经济效益依然无法得到保障。国家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的标准主要以政府的支付能力为准则，生态补偿的行动很难落实到个人，等等。由于没有一个健全的补偿机制，生态经济的实践在实际生活中很难被人们普遍接受。
4.道德文化制度薄弱。在我国，对生态保护的监督主要还是事后监督，这必然有诸多弊端，很多产业对生态的破坏是不可修复的，生态一旦破坏，事后监督也于事无补了。正式制度下的法律法规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了约束的作用，但是能不能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已经是否在实践中考虑到后代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掺杂着人们自己主观意识，这类主观意识是以人类的道德标准为外在表现的。多数人在进行行为选择的时候，通常习惯选择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损害后代人利益的行为。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习惯性认为自己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总将生态治理与保护看作由政府包揽的，在日常生活中还未形成全面的道德规范，生态道德文化制度相对薄弱。
三、生态经济的制度路径
如何在我国发展生态经济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反思，不再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而是要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结合，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制度建设在生态经济的实现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党的十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随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环境。
1.完善法律制度。当前，我国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已有一定数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法律法规出现了明显的滞后性。完善现行的生态、经济法律法规对于我们发展生态经济来说是一项必须执行的任务。首先，要着手新的立法。为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平衡，法律法规的制定必须凸显人类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证明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其次，加强环境执法力度。我国现行法律中，对损害生态环境有明确规定，但是由于制裁的力度不够，还不能引起人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重视。并且，环保部门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利，为此，需要法律赋予环保部门强制执行能力，有权执行依法限期治理，查封，冻结，关停企业等措施。加大处罚力度，增加处罚额度，赋予环保部门强制执行能力，用强有力的法律措施强制违法者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后，加强司法制度。党的十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其审判权和检察权”。根据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加强司法的公正性，切实保障好生态损坏的受害者和受损人的权益，推进司法的公开和公正，积极回应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
生态哲学范文5
郭店楚简自出土以来已经有十八年了，自1998年被整理出版至今也近十三年了。在这期间，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以说是恒河沙数，其中对《太一生水》篇的研究与争论尤为活跃。目前对该文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作者时代和学派属性；对太一、神明等重要哲学概念的诠释；水在宇宙生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宇宙生成图式的描绘；该文本与《老子》的关系；该文本性质是宗教神话论还是自然哲学论。[1]虽然学界对以上六个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笔者认为，对其研究还有很多新角度等待我们去发掘，如从生态哲学角度去探讨《太一生水》既有利于扩展对其研究的角度和领域，也有利于建立中国生态哲学理论体系，对我们如何改变当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趋势有指导性意义。
一、 崇水尚土：《太一生水》生态哲学思想的总原则
《太一生水》[2]是目前被发现的制作时代最早的关于宇宙生成的文献，它描述了从太一生水、成天成地、成神明成阴阳……的过程。如：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
“太一”化生出“水”，水反过来辅助太一而产生了天，天反过来辅助太一又产生了地。显然，“太一”是天地万物得以产生的本源。我国古代对“太一”进行描述的还有成玄英《庄子·天下》疏：“太者，广大之名，一以不二为称。WwW.133229.CoM言大道广荡，无不制围，囊括万有，通而为一，故谓之太一”；《吕氏春秋·大乐》：“道也者，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疆为之名，谓之太一”；《淮南子·诠言》：“洞天福地，混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这些描述基本都强调了“太一”的无限性、广大性和化生万物的本源性。《太一生水》与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强调“太一”本源性地位的同时，也表达出了它化生万物时需要其他条件来辅助。换言之，《太一生水》中的“太一”虽然是天地万物之源，但它化生天地却要依靠一定条件——“水”。因为“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水”虽然是由“太一”化生出来的，但是没有“水”辅助的“太一”是不能化生“天”的，那么也不会有“地”。
《太一生水》进一步讲：
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
作为本源的“太一”虽然它自身存在是独立无待的，但它的运行并不是无条件的。“水”一方面由“太一”所化生（“太一生水”），一方面又是“太一”的寄舍（“太一藏于水”）。“太一”需要“水”作为寄舍，在水之中发挥它自身的作用，成为自然之母、万物之经。如果“水”遭到破坏，则会影响“太一”化生万物的功能，“天”与“地”的形成将受到阻碍，太一“以己为万物之母”也落为一句空话。
“水”是“太一”直接化生出来的元素，处于天地万物生成的第一个环节，同时，“水”又是“太一”的寄舍。所以天地的产生，本源是“太一”，基础是“水”。因此，“水”是《太一生水》生态哲学思想的基础，这也与现代生态学理论——水是生命之源一脉相承。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都重视“水”，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通行本《老子》第八章）、“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庄子·缮性》）、“夫大水者，君子比德焉”（《大戴礼记·劝学》）、“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材”（《管子·水地》）等。这说明《太一生水》重“水”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水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在整个中华水文化的大背景中孕育出来的。
水是太一直接化生之物，接http://着水辅助太一产生了“天”，天辅助太一又产生了“地”。“天”与“地”在太一间接产生之物中处于首要地位。那么天地到底是什么呢？《太一生水》云：
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
地就是土，天就是气。而气之天又是由水与太一相互作用而产生出来的（“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说明水、气、天具有相通性。天与地在宇宙生成过程中都处于首要地位（“天地名字并立”），也就说明《太一生水》十分重视“水”（“气”）与“土”，也就是水土并重。简言之，“崇水尚土”为《太一生水》生态哲学思想的总原则。
二、《太一生水》的生态哲学整体论
《太一生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自然生成路线。如：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凔热。凔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
太一生水，然后成天成地，天地成神明，神明成阴阳……直到成岁而止。但这并不是《太一生水》自然生成论的终止，它还从逆向追问了自然生成，如：
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凔热之所生也。凔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
如果说《太一生水》正向阐述“太一”化生自然万物是为了说明太一是自然万物的本源，那么正逆向结合起来描述自然万物的生成过程则是为了突出整个自然造化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中各元素的生成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一个元素被前一个元素生成后，它的任务是要生成下一个元素，但生成下一个元素的条件是“反辅”于生成自己的上一个元素。《太一生水》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和谐统一的生态整体图式，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遭到破坏都会影响整个自然生态的生成与运行。作为万物本源的“太一”也会受到损害，因为“太一藏于水，行于时”。那么，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水、天地、神明、阴阳、四时……都无法生成。更不用谈人类的生存与生活了。
由此可见，《太一生水》强调整个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间的关系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其中一个要素受到破坏，其他要素紧接着会受到影响。就拿目前最受人们关注的水资源来说，人类肆意排放污水，污染了江河及海洋，受污染的江河海洋中的水蒸发变为雨，雨降下来又污染土地，种植在受污染的土地上的植物也受到污染，受污染植物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氧气又有问题……这就说明一旦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一个要素被污染，整个生态环境都会受到影响，而人类的生存、生活与生态环境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息息相关，人类破坏自然，其实就是在破坏自己的家园。
三、重视生态的“君子”人格
《太一生水》正向描述了太一化生万物的过程，又从逆向溯源了万物的本源为太一。它接着讲到：
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谓〔，不知者谓。〕
“君子知此之谓〔，不知者谓〕”这是李零先生补缺的。李先生认为“知此之谓”下一字为褒义词，“不知者谓”下一字为贬义词。[3]也就说，“太一”寄舍在“水”里，又流行于四时之中。它周而复始、永不停息的运作以成为天地万物的本源。这是天地都不能掩埋，阴阳所不能促成的规律。懂得、遵守这种规律的君子才算是“真”（褒义的）君子，违背这种规律的则不算是“伪”(贬义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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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一生水》中描述的真正的君子是要重视生态、顺应自然规律的，这与先秦儒家（主要是孔子）所要求君子人格有很大的不同。孔子讲：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
君子谋道，而不谋食。（《论语·卫灵公》）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4]
……
由以上描述可知，儒家（孔子时）对“君子”的要求主要是在仁者爱人、济世安民等社会道德层面，还未触及到对自然生态保护的层面。而《孟子》讲：
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上》）
《孟子》要求君子“上下与天地同流”是否与《太一生水》的“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有渊源关系，笔者不敢妄断，但至少我们可见出，《孟子》中的君子与《太一生水》中的君子一样具有亲近自然、保护生态、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
四、《太一生水》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代，同时也是充满危机的时代，有经济的危机，政治的危机，文化的危机等，但最严重的还是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危机。生态环境的破坏肇始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并迅速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一方面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一方面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而这种破坏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严重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与生活。
在这背景下，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学科应运而生，这些学科重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倡导人要爱护自然、贴近自然、在自然中诗意的栖居。《太一生水》就体现了我国先民们对自然生态的认识，阐述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透露出了人要爱护生态环境中的每一个元素。简言之，《太一生水》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当代意义：
一是生态学性。《太一生水》研究了自然万物的产生过程，构筑了一幅完整的生态系统图，启示我们自然界中的每一物都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员，其中任何一物被污染都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比如，《太一生水》所强调的“水”被污染了，那么，雨、土地、农作物、人都会受到伤害。
二是哲学性。《太一生水》的生态学思想其实是从哲学的角度阐释的。其中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哲学范畴，如太一、阴阳、神明等。从哲学角度阐释生态学我们强字之为生态哲学。生态学研究是具体的，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抽象的，那么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具体与抽象辩证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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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伦理，天人合一，价值
伴随科技进步和西方社会工业化的发展，人们享受着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生态危机就是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人们对自然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导致环境污染、资源和能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联合国环境署发表的《全球环境二千年展望》的报告指出，地球上的植被、土地已遭严重破坏，全球80％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或被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面临生存环境恶化和精神上的漂泊的双重困境。虽然人们采用了法律、技术和经济等手段来治理环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些办法治标不治本。环境问题的烽烟四起、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忧虑、回归精神家园的内在需求，使得许多西方学者开始从思想层面对这种掠夺式的发展进行深刻反思，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就是这种反思的成果之一。
今天，当人类面临环境和生态危机的时候，人们重新审视人和自然关系，认识到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人对自然进行保持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扩展道德功能的领域，把传统道德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扩展到调整人和人以及人和自然关系，重视道德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的功能。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生态思想内涵和西方生态伦理构建过程中的东方转向和，说明中国传统生态哲学队当代生态伦理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
一、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兴起及其东方转向
现代生态伦理学是在人们反思人的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生态伦理学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英国哲学家边沁第一个主张把道德范围扩大到动物，他认为感受苦乐的能力是获得平等权利的根本特征。1864年，美国学者乔治•帕金•玛什在《人与自然》一书中首次从伦理学角度探讨自然保护问题。1923年史韦兹出版《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后来又提出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一些生物，要求对所有生物行善。（《敬畏生命：50年来的基本论述》）1933年，莱奥波尔德（AldoLeopold）发表了《大地伦理学》一文，提出将伦理作为辅助手段管理自然，拓展传统伦理学到自然领域的观点，并在1949年出版的《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生态伦理学的概念，创立了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人与大地的关系，人为人是自然界共同体的成员，应该承认人以外的实体固有的权利，并且确立了生态伦理的科学基础和价值取向。上个世纪6、7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带来的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更广泛共识的形成和世界生态运动的深入，生态伦理思想也走向系统化。1979年，哈格洛福、罗尔斯顿等人创立了《环境伦理学》学刊，成为该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牌。1986年泰勒(P•W•Taylor)的《尊重自然》一书问世，他主张生命体由于各具其“固有的价值”，自然界的存在并不简单地是我们开发利用的对象，也不能将自然生物仅仅当作是我们利用和消费的资源。美国学者罗尔斯顿1986年出版了《哲学走向荒野》一书，论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性，呼吁应当将所有地球上的自然存在——大气层、岩石圈、地质层、生态圈等都看作是与人具有同等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存在，应当将道德权利赋予这些存在物。纳什（R•F•Nash）在1989年出版的《自然的权利》著作中指出权利不是人的特权，还应包括动物、植物、土地，甚至所有自然的无机物体。1992年日本伦理学家丸山竹秋发表《地球人的地球伦理》一文，提出地球伦理学以人的生存和地球要素（环境保护）为最大和最终目标。生态环境伦理道德的建构，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它超越了以往狭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积极扩展伦理的范围，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到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新时代人类处理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新视角、新思想，也是人类道德的新境界。在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过程中，学者们不断反思西方文明模式，反思人对自然的粗暴统治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西方文化主流中的主客二元分立的本体论、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他们以现代环境运动作为其现实基础，以现代生态学作为其科学依据，以后现代主义及其它人文主义的思想作为其理论来源，力图建立一种包括人、自然乃至宇宙在内的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用生态伦理来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构筑现代生态伦理的过程中，由于看到西方主流思维方式的狭隘性，现代生态伦理学家在寻求构筑生态伦理的思想资源时，纷纷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他们认为东方文化特别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著名学者F.卡普拉(F.Capra1938——)认为佛教、道家、儒家、禅宗等中深蕴有各种生态智慧，他曾说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评价“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兹和罗尔斯顿等也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尊崇自然、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老子、庄子、孔子、荀子、墨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名字及其有关著述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施韦兹说：“属于孔子(公元前552-前479年)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老子(公元前6世纪)学派的列子认为，动物心理与人的心理的差别不很大，即没有象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杨朱(应是‘程朱’，指程颢、程颐、朱熹)反对动物只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见,主张它们的生存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东方传统文化思想对伦理学的理论突破有所帮助，“在这方面似乎东方很有前途。禅宗佛教有一种值得羡慕的对生命的尊重。东方这种思想没有事实和价值之间或者人和自然之间的界限。在西方,自然界被剥夺了它固有的价值,它只有为工具的价值,这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增加的价值。自然界只是人类开发的一种资源。但是禅学不以人类为中心的。它不鼓励剥削资源。禅宗佛教懂得,我们要给予所有事物的完整性,而不去剥夺个体在宇中的特殊意义。它懂得如何把生命的科学和生命的神圣统一起来。”
源于西方的生态伦理学的这种转向，说明了我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通过挖掘和梳理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能够对现代生态伦理的构建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