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范文1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是藏医药古籍保护与整理的重要环节，因此探讨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体例就显得至关重要。《藏医药古籍目录》编写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书名、著者、版本、内容提要、存佚等。
【关键词】 藏医药 古籍 目录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藏文典籍浩如烟海，其数量仅次于汉文典籍。藏文典籍中有大量的藏医药典籍。作为藏医学知识主要载体的藏医药古籍，从古至今一直是藏医学传承、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并且是我国有优势的卫生、科技、文化和产业资源，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藏医药古籍也积淀着藏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藏医药”被列入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开展对藏医药古籍的保护与整理，是文化遗产保护、我国全部古籍保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医药古籍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是完成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藏医药古籍珍藏在寺院和民间，大量的藏医手抄本、善本、孤本及“口传古籍”等正面临着流逝和失传的危险。对于藏医药古籍的存世现状并不清楚，这就严重影响藏医药的推广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书，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方法。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能够清楚地反映历代藏医药古籍的基本状况，也是我们学习藏医学的入门书。
藏文典籍目录的编著具有悠久历史。吐蕃时期，由于大量印度佛经的翻译，公元8世纪末，赤松德赞时期，产生了第一部藏文目录学专著《旁塘目录》，此目录已亡佚。现存最早的藏文目录是赤松德赞时期，译师嘎瓦贝等人编写的《丹噶目录》。此后历代都有藏文典籍目录的编写。编写图书目录，首先涉及图书的分类问题。目前对藏文图书进行分类较有影响的是以下几种：喜饶嘉措大师的分类，拉卜楞寺藏文典籍总目录的分类，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的分类，黄明信先生的分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分类［1］。医学属于藏族传统文化十明中的医方明，在以上几种分类方法中，藏医学皆归入“医方明”。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需要确定收录古籍的范围（时间上下限）。藏医学历史悠久，起源于古代的苯教医学，至今已有三千八百余年的历史。藏医药古籍是记载藏医药知识的古代书籍的简称。藏医药古籍收录的时间上限可以上溯到古象雄时期。本世纪初，从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古文献中，i.0.755号写卷已被公认为一部象雄语的医学文献［2］。那曲地区藏医院医生阿加就收藏了古象雄时期的医书，包括苯教创始人辛绕弥沃齐所著《象雄解除痛苦的医学广论》《象雄消除病魔白药瓶》《象雄药论甘露》《象雄消除病魔黑瓶》等书，均系手抄本［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藏医药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收录的时间下限可以划定为1949年。
在编写藏医药古籍目录时，必然涉及对藏医药古籍进行分类。早期的藏医药著作藏医和藏药一般不分开，现存最早的藏医学经典著作《月王药诊》，内容涉及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药物学和药物治疗等。藏医学经典《四部医典》由《根本部》《论说部》《秘诀部》《后续部》4部分组成，内容包括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药物、养生、医德等。藏医学的分科最早见于《四部医典》，《四部医典》全名《甘露精华八支秘诀经》，八支者将医生治疗的疾病概括为普通疾病、儿科疾病、妇产科疾病、神志疾病、创伤疮疡、中毒症、养老及滋补壮阳等8个分支。
关于藏医（医方明）图书的分类，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将“医方明”分为：续部及其注释、药书译注、本草、零散著作。黄明信先生将“医方明”分为：医典及注释、医药著述、药物图谱、零散著作。杰西·西饶江措《藏文典籍目录学的源流及其分类研究》一文将“医方明”分为：一般著作、译著及注释、四部医典及注释、药物图鉴、其他［4］。上面三种分类方法实际是将藏医典籍分为：经典著作及其注释、（药书）本草类、其他（零散著作）三类。参照《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对中医书籍的分类方法：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 按摩、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综合性著作。我们认为可以将藏医药古籍分为三大类：藏医类（包括医经及其注释、一般著作及其注释、临证各科、曼唐）、藏药类（包括本草、方书、药物曼唐）、综合类（包括医史、养生、文史丛书和学者文集中的医学著作）。
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认为藏文图书详细目录的填写应该包括：总编码、部类名称、字母标号、书名、简称、别称、作者姓名、别名、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抄本、印本、篇页长短、每页行数、函数、章节、页数、是否完整、馆藏部数等19项内容［5］。照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藏文图书详细目录，结合藏医药古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主要内容应包括：类名、总序号、书名（包括通行书名、全书名、简略名、异名、书名编号）、著者（包括生卒年代、姓名〈人名著录选用常名，遵循约定俗成，注意各藏区的地域特色，强调人名的规范化。同名同姓者，可以在其名字前贯以地名、职位等加以区别〉、别名、著者编号）、版本（包括著作年代、出版时间、地点、出版者、版本类别、卷数、页码数、是否完整）、内容提要、存佚、收藏处代号、备注等。为了全面了解藏医药古籍总的状况，在进行目录编写时，应该收录著录存世或公开出版的藏医药学历代古籍以及已经亡佚但是见于古代医学文献、历代史书方志及学者文集中记录的医药书籍。
藏医药古籍目录中同一类目的著作按照成书或刊行年代先后编排。成书年代不详者，一般以作者卒年为准。生卒年不详或者无从考证者，则注明“成书年代未详”。著作年代的书写用三种纪年法 ，包括传统藏历纪年法、中国历史纪年法（历代帝王年号、干支）和公元纪年。1911年以后只著录传统藏历纪年法和公元纪年。
藏医药古籍书名取一最通行者为书名。藏医药古籍往往有很长的全书名和简略书名，本目录著录时全书名列于通行书名的下方，其他异名，均冠以“又名”字样，列于全书名之下，并反映在书名索引中。例如《四部医典》（通行书名），全名为《甘露精华八支秘诀经》，又名《医学四续》。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首先要反映其藏文特色，同时应该重视其具有国际交流意义，所以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目录的文字应该包括藏文、汉文、英文、藏文字母拉丁转写等4种文字。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既要参照传统的藏文目录编写体例和吸收现代目录学的研究成果，又要遵循藏医药古籍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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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典籍范文2
（1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22
2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分布、学位授予、研究机构和重点学科统计基础上，结合研究文献和统计报告，考察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培养计划及本科专业课程，提出分层、分型、联合的“二分一联”三维人才培养方案，是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使命和数字人文时代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古典文献；古籍数字化；研究生；中医医史文献；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33
0 引言
“古籍”是对古书的雅称。古籍作为宝贵文化遗产，蕴藏着无穷的知识、智慧与财富。古典文献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新世纪以来，信息化和网络化浪潮，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结合成了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1 数字时代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问题
数字时代其实就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代名词，因为电子信息的所有机器语言都是用数字代表的，所以人们将称为数字时代。
古典文献学是有关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这个“实”，就是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文献学”的概念最早是1920年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提出，但是以“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立名，则创始于郑鹤声、郑鹤春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至于以“古典文献”作为学科，则始于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而所谓“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
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显示，34％的网民更倾向于数字化方式的阅读。走出书斋，使学术研究有益民生，贡献社会，是人文研究的本义。
古籍数字化作为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的新增长极，现阶段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家大规模投资，而是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古典文献及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可还未与人才培养微观结合，尚缺乏一手数据的实证分析。
2 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2．1 大学学科、专业、课程概念
学科有两个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有西方学者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如物理学）、纯软科学（如人类学）、应用硬科学（如临床医学）、应用软科学（如教育学）四个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GB－T13735－92则分成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第二种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美国教育部CIP－2000分为17大类：交叉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疗卫生、工商管理、教育学、农学、法学、建筑学、艺术学、公共管理、传播与新闻学、图书馆学、神学、职业技术；我国现为13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学科”的含义侧重后者，但与第一个含义也有关联。
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方式及其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校的学科声誉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2．2 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文学门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专业和中国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2个目录外专业；2012年9月，教育部再次颁布新专业目录，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整合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中国学三个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基本专业和应用语言学、秘书学2个特色专业。2005年以来，中文本科专业点快速增加（主要是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2014年度已达1 089个（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83年在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设置了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之后，直到2005年，增加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2个点，才有6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十一五”期间，与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专业发展数量相比，“古典文献”在2007年增加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3个后，近5年再无变化。
3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到2007年为止，我国共组织了三次评选工作：共评选出6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其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国家重点学科6个（见表2）。
博士研究生培养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制高点。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分5批批准54家单位具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见表3）。
2006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5个。目前有151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其中2010年增列84个）。以郑州大学的博士点和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点为例，印证目前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缺失。
郑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原与中国古代文学为同一学科，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第10批），2007年招生。其培养目标提到的博士研究生须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应用、并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进行网络文献检索、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等，实为博士生共同要求。专业基础课：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古典文献学专著研究、文化学概论；专业课：国典章制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思想研究、“文选学”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选修课：中国文学经典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版本目录学、中原文学文献研究、考古学、思想史，主要与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相关，对古籍数字化课程还缺失关注。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坚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古代文献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能够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研究手段，进行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的人才。专业方向为古白话文献研究、域外汉学研究、文学文献研究、宗教文献研究、辞书文献研究等，虽强调专业外语，但无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仍较为传统。
4 中国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三维方案
中国古典文献学数字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国古典文献学科要多元化发展。
4．1 分层培养的维度
4．1．1 办好现有古典文献本科专业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作为高校首批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积淀很深、专业度高，应发挥优势。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两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虽然设置较晚，但依托该校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颇具实力。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三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点，特色鲜明。总体而言，本科阶段还是按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办学为好。
4．1．2 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2011年，共有72所高校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招生（只有9个本科点），本硕结构倒置，虽可广取英才，但大量生源专业基础不牢。因此，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编辑出版、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鼓励跨学科报考，改革考试科目，并增加技术型导师。
博士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但博士、硕士的区分度还不够明显。而就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人才而言，还没有一家培养单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科招此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除外），学科新增长点不多，创新不足。对照国家“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当前的情况是政策鼓励、教育需要、产业要求。
4．2 分型培养的维度
研究生有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等不同培养类别，一般以学术型为主。学术型研究生主要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人才，兼顾其他行业需要；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应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设计与之匹配的培养方案。2012年，教育部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不低于30％。中国古典文献学除跨学科招生、建设双师型队伍、设置古籍数字传播或电子文献学方向之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古籍整理与数字化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方案，面向行业招收从业编辑人员，以提高古籍数字出版人员的学术素养。
可以借鉴相关专业中医医史文献的培养模式。首都医科大学等24所高校设有硕士点；北京、黑龙江、辽宁、湖北、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博士点招生。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山东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更为创新，设信息化方向。
4．3 联合培养的维度
无论是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试点工作专项招生计划，还是联合培养单位招生计划，尚未见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方向博士生，也未见与古籍数字化出版企业的联合培养。也就是说，目前可供利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电子古籍数据库开发企业，还未进入中国古典文献学高端人才培养范围，“研究生计划主管部门和招生单位要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认真分析，切实优化学校间、学科专业间招生结构”。
面向出版企业产学研结合，联合培养研究生，“走出书斋”，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更新知识结构，引领社会需求。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较方便地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最新成果及研究手段，从而有效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实现真正的交叉、渗透和结合，使跨学科研究不仅成为了解历史客观实际的必要，而且成为真正的可能。因此，培养方案应考虑以下内容：有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学术带头人与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有坚实的科研基础并取得重要研究与实践成果；能开出古籍数字化方向的核心课程与前沿课程；拥有培养古典文献数字方向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科时间创新中心和产学研基地。
5 结语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大型数据库、图书编撰、出版和阅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中国古典文献学三维人才培养范式的守正出新，必将带动“古籍电子文献学”的兴起，为古典文献学增益全新的研究领域。未来，与数字出版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共同构成现代阅读形态的两大体系。因此，学术转型不可矫枉过正，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是古籍数字传播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标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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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典籍范文3
进入新时期以来，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关于传世文献的整理工作率先展开。1982年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确定了一大批包括杜甫、白居易等在内的多位古代大诗人文集的整理出版任务。继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小组工作后，国家教委于1983年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共规划并资助了《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等一批重大项目及大量总集和别集的整理、研究与出版，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因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传世文献的整理，基本包含了所有基础研究资料的范围，如诗文别集、总集、史传、类书、政书、方志等。尤其在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研究资料的汇编等方面，成就最为突出。
(一)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
新时期以来，以知名专家为牵引，以高校、研究所、出版社为主体，充分发挥集体协作优势，在一些大型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总集的编纂和辑补
诸如《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明诗》、《全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以及《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薄弱到厚重，在不长的时间里展开，且多数已完工，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已有总集与大型资料丛书的完善，也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等基本文献，都在原有基础上，经过辑佚、辨伪、校注等工作，获得了进一步完善。
出版社、高校、研究中心等主体发挥组织作用，针对特定领域推出不同的丛书或文库，系统地整理了古代文学典籍。不同的出版社各有侧重点，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如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本小说丛刊”、“唐宋史料笔记”、“中华经典藏书”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清人别集丛刊”、“笔记小说大观”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凤凰出版社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大象出版社的“全宋笔记”，等等。此外，不同单位和地区也在不断地推出各种具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丛书，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两浙作家文丛”、“浙江文丛”，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古籍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陇右文献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中州名家集”等，都收入了多种古代典籍。以上丛书有的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充实和重印，它们既是古典文献整理方面成就的代表，又是古典文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二)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在对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错误思想进行清理、批判的同时，也整理出版或重印了众多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之作。钱锺书《管锥编》、游国恩《离骚纂义》、林庚《天问论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程千帆《古诗考索》、任半塘《唐声诗》、唐圭璋《宋词四考》、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钱南扬《戏文概论》等著作的出版或再版，对于恢复古代文学研究传统、重建学术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校注、译释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时期以来，新校新注新译的作家、作品普遍做到了广征善本、广辑遗佚、删刈伪讹，不断向深细专精方向发展。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每一个重要作家，都有多人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诗经》、《楚辞》、《史记》、《文选》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从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陶渊明到杜甫、李白、韩愈、李商隐、苏轼、黄庭坚、辛弃疾、关汉卿、纳兰性德等名家，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多种全集本、校注本或译释本。校注本融汇各种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如李白集的整理，影响较大的新注本就有三种，即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瞿蜕园和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三者或注重版本资料的完善，或注重考订与批评相结合，各有特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白话翻译方面，巴蜀书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新时期作家、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体现于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三套大型丛书上。同时，从作品的校勘注释到作家身世生平的考订，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阐发，都产生了一批经典著述，出现了一批在专书、作家、文学现象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中心。夏传才的《诗经研究》、赵逵夫的《楚辞》研究、曹旭的《诗品》研究、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研究、谢思炜的白居易研究、刘学锴、余恕成的李商隐研究、王水照的苏轼研究等，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的。
(三)研究资料的汇编与工具书的编纂
作品、作家、文学集团以及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汇编，年谱以及工具书的编撰，极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数十种，一般由该领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主持，将各种相关的文献与研究资料汇集起来，有助于了解研究全貌，发掘创新点。作家作品的考证、辨伪、系年、溯源等，都因此取得了较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对文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系统。周勋初《高适年谱》、卞孝萱《元稹年谱》、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孔凡礼《三苏年谱》、章培恒《洪升年谱》等，是年谱编纂代表。其中，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把谱主事迹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事件中，把史料考辨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从而体现了整体性的历史眼光。①新时期以来，以时代、地域、专书为类，一些大型的词典、辞书及大典、类书等，纷纷推出。鉴赏类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历代鉴赏辞典系列”数十种，巴蜀书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近二十种;目录类工具书，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等;学术类工具书，如《中国诗学大词典》、《中国词学大词典》等。这些辞书的编纂，一方面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研究成果的推广和普及。随着大量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工具书的编纂，各种资料的综合索引、汇编和提要，都对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夏传才和董治安主编的《诗经要籍集成》精选影印了由汉朝至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诗经》研究重要典籍130余种，全面反映了海内外诗经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面貌，为《诗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的编撰，正是《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总之，新时期以来，传世古籍文献的整理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数量大，涉及面广，几乎所有重要古籍都开展了整理与出版;二是质量高，许多整理著作都吸收了最新的科研成果，一些校勘、注释本成为相关领域最高研究水平的代表;三是重点突出，一些名著或大家文集都有多种新校新注本，足资相互启发。当然，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致使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率尔操觚之作。二是为考据而考据的现象较为明显，一些校注本，良莠不分，将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引入，注水现象严重。三是重复性工作，同一知名作家的作品，注释本少则三五本，多则数百本，其中多数又是乏善可陈。虽然国家对于大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已有规划，但事实上，项目或专著撞车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大型文献成于众手，水平参差不齐。“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大型文献编成之后，仍需持续不断地补正和完善。
二、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王国维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关注新材料、新成果，学术研究才会有新的发展。新文献的发现，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拓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视域，改变了人们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进而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以下主要论及新时期以来出土文献、佚文献、域外文献三类新文献的研究进展。
(一)出土文献
近百年以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包括帛书、竹简、铜器铭文、石刻文献等。2005年进行调查时大约有170批，②其中19批简帛文献中存有近200部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的典籍。③考古发现修正或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对文学研究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基本证明了《诗序》非东汉卫宏所作。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批乐器的出土，有助于认识当时的歌舞、乐器与表演水平。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竹简中的《神乌傅(赋)》，为赋起源于民间提供了证据。④此外，放马滩秦简的发现和考证，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时代向前推进了约五百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和系列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先秦诗论面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界热点关注的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之外，学者们还将目光投向范围更加广大的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画像砖石、石鼓文、碑志材料、壁画、陶瓷文等。这些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献，在考古、历史等角度的研究之外，正在成为文学研究者日益关注的研究对象。出土文献一方面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和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缺失链条，另一方面有助于校补传世文献文本，加深对文学作品的全面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献整体上是对传世文献的一种补充而非改写。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不但没有颠覆以往的研究，反而加强了一些固有的结论，促使人们逐渐“走出疑古时代”。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了孔子在《诗序》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在秦代之前已被埋藏地下，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先秦古籍和早期文化的历史面貌。
(二)佚文献
相对于出土文献而言，佚文献主要是之前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后来又被重新发现的文献。根据《古佚书辑本目录》的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人所辑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古佚书有5206种。事实上，前人所辑此时期古佚书的数量还应多于此。②古代民间文献资料也应属此列，如地方志、民间谱牒(如家谱、族谱)、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应用文籍(如账薄、书信、日记及宗教科仪书、经文)、民间作品(如说唱文本、故事传说)等，不但是研究民间历史和文化、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佚文献可以补充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的欠缺和基础资料的缺失，推进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如刘跃进对魏晋南北朝和先秦两汉史料的考辨，陶敏对《全唐诗》人名的考证，祝尚书对宋人别集和总集的叙录，蒋寅对清人诗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等。墓志既属于出土文献系列，也是佚文献的一种。唐代墓志的出版，先后有《千唐志斋藏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拓本与《唐代墓志汇编》的整理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的出版，使得墓志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③利用墓志可以对许多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更为详细具体的了解，可以解决一些文学史上的疑难问题，尤其对于考证作家姓氏、籍贯、生平、交游、创作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佚文献的整理成果，集中体现为总集与别集的辑补。这一时期大型资料总集的汇编、别集的校注，几乎都有佚文献方面的发现与补充。如陈尚君关于《全唐诗》、《全唐文》的辑补研究工作。其《全唐诗补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调查了五千余种著述，辑得逸诗四千六百多首;其《全唐文补编》，在广泛查阅各类典籍基础上，辑录逸文六千二百多篇，录得许多珍贵稀见文献，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④
(三)域外文献
中国古代典籍范文4
[关键词]中华文明；典籍文化；继承；创新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我国民族的突出优势，也是我国经济软实力的彰显基础。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据和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在传统文化继承中不仅要充分了解中华历史文明，还要放眼世界，了解世界民族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式从中获取发展新思路，让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文明融入到我国文化当中，从而发挥更好的文化效益。典籍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继承与创新当然也不例外。
1、中华典籍文化概述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体系，而且具备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内涵。我国传统文化从古一直延续至今，中途从未断层，这也是作为中华儿女应有的自豪和骄傲。典籍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它也是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见证和基础，因此我们在对典籍文化研究之前必须要深入了解典籍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1.1典籍文化内涵
中国的典籍文化规模宏大，可谓是浩如烟海，是世界上文化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文化传承最古老的国家。就我国的典籍文化而言，它主要包含了类书与全书两种不同类型。其中就类书而言，我国类书是各种同类型书籍的整合体，它包含了农、林、艺术、历史、哲学、民族习俗等多种不同的体系，是这些体系按照同一类型编撰的科目。而全书则包含了多种不同科目和书籍的整合体，全书之中一般都包含了至少两个以上的类书科目。
1.2典籍文化的意义
典籍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基础，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体现依据。就目前我国的典籍而言，它通常都真实的记载着每一个历史时期和朝代的文明、文字、文学以及艺术等不同方面的成就，它的存在给人们真实展示了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书法、文字创作阶段，蕴含着文人对文字、文化的爱戴与敬佩之情。因此来说，典籍文化是一个多元性、综合性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了典籍的内容与作者创作的思想、生活状况，而且真实的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原貌、艺术及文化的特征。
2、中华典籍文化的继承
中华典籍文化是中国文明在一次又一次外界文明冲击、内部动荡中得以延续的关键，也是中华文明具备顽强生命力的基础。典籍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知识的集合与文字的创新，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意义和内涵，是以积累经验、丰富知识为基本生存特征的现代化模式。在文化继承中，通过不断积累、代代传承等手段让典籍得意保存和完善。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典籍文化，才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得以发展，才让人类摆脱了愚昧时代，迎来了发展的新光明。
2.1典籍文化传承重在文化氛围的营造
典籍文化同其他文化相通，它的传承并不是一个机械、程序和简单的过程，并不是在工作和学习中一味的死记硬背就能实现的，而应当在传承中重视一个熏的过程。这个熏也就是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常说的熏陶，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青少年也不是机器人，对所有事物不分好坏一味的吸取。就目前我国典籍文化的传承而言，典籍文化传承并不是简单的建立几个教育基地、图书馆就可以传承的，它需要从根本上转变人们对典籍的认识程度，科学、合理的处理各种典籍之间的关系，为青少年创作一个舒适、优雅的学习环境，并将典籍科学分类和归档。
2.2基于文字的典籍文化继承
中国文字起源、统一之早及典册制度产生之早使典籍能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商周时的甲骨文字已是较成熟的文字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动乱虽造成了文字的分化但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字的数量与内涵；同时也使商周时被官府、贵族垄断的文字与典册制度得以在社会上普及；从王官中分化出来的士人阶层对包括神话传说、典册在内的所有中国文献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整理，从而产生了中华民族的元典，这便是日后中国典籍与民族精神得以发展的内核。秦统一后的书同文为中国典籍的进一步统一、规范与广泛流传创造了条件，给中华文化的延续力注入了加强剂。汉代察举征辟制度、尊崇儒术及“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观念使汉代经学发达、经学世家兴盛，从而奠定了中国典籍极高的社会地位。从此中国典籍进入了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隋唐时期科举制的确立及历代之沿袭使读书、考试、做官产生密切联系，使典籍的社会影响更加广泛，甚至成为与耕织并列的生存之道。
3、典籍文化的创新
中国典籍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它的创新和传承首先表现在它所记录的各种资料的内容上，诸如经、史、子、集四大内，这些内容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发出积极推动和促进意义，也让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挥和发扬变得有理有据。如“经”一向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国理念、社会道德、个人修身的主要来源与依据，之所以称之为“经”，经者，常也、衡也，就在于它包含了超越时空的真理，这也是追求现代化的我们必须继承、发扬的民族文化精髓。中国史学之发达，世界闻名，不仅记录了我们自己的昨天，还记录了不少其他民族、地区的历史，是人类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的巨人、继续前进的路标。总之面对这一大笔丰厚的遗产，我们要怀有敬畏之情、珍惜之心，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将继承、发扬、创新结合起来。
中国典籍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还表现在典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典籍的版式、版本、装祯、字体、墨色、纸质、出版单位、藏书印、藏书家、校勘记、书价等都是值得深究的文化现象，它让我们从微观角度看到了历代的文化品位、社会风气、发展水平，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各个时代的宏观特色，更好地认识我们的过去。
4、结束语
人生是短暂的，人类要靠代代薪火相传才能显现人类整体的伟大，文化的传承是人类进步的关键，因此保护与拯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的典籍的工作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当前的善本再造工程，海外典籍的收集工程，典籍的校勘、研究、普及工作，少数民族典籍整理工作等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统筹下应获得更多的重视与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潇.全球化背景下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J].鸡西大学学报，2015（02）
中国古代典籍范文5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献学》 教材 启发式 实践教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同时它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为了增强该课程的实践环节，我们在教材选择、课堂教学方法、课外实践活动和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具体增强其实践性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现略述体会如下，祈同道指正。
一.《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中体现的实践性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材林林种种，各有特色。华师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是以张三夕教授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为教材进行讲授的。该教材2003年初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后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部级精品教材。2007年出版第二版后，大约每年重印一次，每次印刷1万册，可见其广受欢迎。我们之所以选择该教材进行讲授，是因为该教材体例新颖，立足于传统理论，又面向现代化，体现了很强的实践性，与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特征相匹配。该教材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教材章节内容设置上，除了重点讲述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五个分支外，还“突出地将标点、注译和检索这三类大众应用型知识纳入教材之中。”[1]“标点、注释、翻译和检索，是本科生和普通读者阅读和利用古典文献时遭遇的最直接的问题。它关系到古典文献的基本效用。”[2]如第七章第二节介绍了古籍标点致误的类型和原因以及古籍标点的几种方法，便于学生在阅读古书时，正确地句读、理解文章意思，提高学生阅读古典文献的基本功。第八章第二节详细介绍了注释的名称及其术语，这对于学生选择和阅读注书类典籍同样有很大帮助。另外，古典文献的检索包括传统的纸质文献检索和电子文献检索。第九章第一节按检索的对象从书名检索、人名检索、地名检索和字词句检索四个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并提供了各种工具书索引书目，便于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参考使用。传统纸质文献的检索学习也有利于学生学会如何充分利用华师图书馆八楼古籍藏书处的古籍文献资料。除了传统纸质文献，“在电子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电子文献已成为学生和普通读者经常阅读和利用的文献，但是电子文献资源也是良莠不齐的，这就需要文献工作者及时给予指导，推介一些资源优异而稳定性强的最新电子文献。”[3]该教材从光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两大方面介绍了目前使用率比较高的几种大型数据库，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电子版、古籍书目检索网络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检索网络数据库等，并详细讲解了检索方法和注意事项。特别提出“不论检索光盘还是网络中的数据，如果要正式引用，务必要校核书籍的原文。”[4]这也体现了文献学的严谨性。古典文献检索的介绍便于学生在学习中快捷、有效地查阅文献数据，进行实践性学习。
第二，传统文献学知识叙述注重方法介绍和技能的培养。除了以上标点、注译和检索三章体现的实践性特征，在其他五个传统文献学分支的介绍中也突出了对方法的介绍和学生技能的培养。首先，“就方法而言，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等主干知识本身就是整理文献的方法，同时，这些方法本身也表达了一种学术观点，一种对古代学术的看法和主张，一种处理历史文化的技能。所以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是纯客观的学问，它本身就是方法、观点和技能。”[5]因此学生在学习这五部分理论知识的同时就是在学习整理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和技能。如第三章第四节对“版本的鉴别和选择”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版本形式、书籍内容和前人研究成果三方面介绍了鉴别版本的方法，便于学生鉴别古籍版本，选择善本进行阅读和使用。第四章“古典文献的校勘”第三节借鉴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的《校勘四例》对校勘的主要方法的叙述，从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对校勘方法进行详细介绍。第五章中也提到了辨伪的方法和要点。第六章古典文献的辑佚中提到了辑佚的基本方法：“从佚文献的认定、佚文献的搜辑、辑佚的主要资源、辑佚文献的整理”[6]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方法介绍。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该教材为学生提供了大量文献整理方面操作性强的实用技能。
第三，“在教材体例上的创新，体现了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互动、多元化培养目标的现代教育观念。”[7]教材在每一章正文后设计了“关键词、思考题、练习题和进一步阅读文献”。其中“关键词和思考题”，便于指导学生课后复习、巩固课堂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进一步阅读”则为学生提供相关理论书籍，帮助学生扩充知识面，增长知识。而“练习题则集中体现了编者高度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师生互动的教学观念”。[8]如，教材“第二章古典文献的目录”这一章节后的练习题中要求学生“在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基础上，自撰一份专题书目提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兴趣或毕业论文选题确定专题，所介绍文献应自成系列，并不少于五种图书）”。[9]从这一练习题就可以看出教材在这一板块编写上，要求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知识运用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习和研究，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强调学生的动手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比如，在第七章讲解完“古典文献的标点”，我们配合教材后的练习题2，要求学生“利用《四库全书》电子版打印一部唐宋笔记小说发给学生标点（每个学生分几页），做完后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部唐宋笔记标点本。最后请老师讲评。”[10]这一练习题充分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理念，学生可以在做练习题的过程中实践课堂学习的标点古籍的方法，在老师讲评中又能更深地体会标点的重要性，更好掌握古典文献标点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能参与一部古籍的标点工作，可谓一举两得。
二.以问题为中心的启发式实践教学
作为一门专业选修课，“中国古典文献学”授课时间只有短短的36个课时，而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的知识范围是很广泛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坚持理论和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原则，秉持“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避免教师单向性“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启发式教学和研讨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采取教师课堂教授和学生课后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吸引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引导学生有效学习，最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能对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理论知识都有清楚的认识并能实际运用，有利于日后的专业发展。
（一）教师课堂提问
我们在“中国古典文献学”这门课程的教授中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启发式实践教学，这突出体现在“教师课堂提问”环节中。每堂课之后我们都会针对本堂课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根据课后关键词、思考题、练习题复习已学内容，有时也会列出一些重要的文献学著作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有选择性地亲身阅读古籍文本，第二次上课时我们会首先提问学生，了解学生是否自学，自学的效果如何，自学后有哪些收获，发现哪些相关问题等等。这种紧张而又活泼的带有研讨性质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不仅引导所有学生复习了已学内容，同时也促进学生养成带着问题学习的良好习惯。
比如我们在讲授完目录学一章后及时让学生课后自行复习目录学一章，第二次上课分别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叙录”、“六分法”、“四分法”、“史志目录”、“四家目录”、“《七略》与《别录》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经部”等提问12位同学，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点评补充的互动性课堂环节，学生不仅很好地回馈了自己的自学成果，也很好地复习了目录的定义、结构、历史演变、类别以及作用等理论知识，真可谓是取得一石二鸟的教学效果。
（二）学生亲身阅读古籍文本
我们不仅要求学生自行复习教材上的理论知识，更强调学生应该通过亲身阅读文本的实践活动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而使学生能够真正将教材内容完全消化并内化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提高阅读古典文献的实际能力。比如，我们在讲授完教材“目录学”的理论知识后，便立即布置学生们完成相应的课后作业——根据个人兴趣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种目录书中任选一种阅读并写下阅读心得。第二次上课时我们发现有几位同学都阅读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小说家”部分，于是我们建议这几位同学在课堂上分享并讨论各自的读书体会，借此引导学生培养讨论交流的良好读书习惯。而且，我们也发现有同学将《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隋书·经籍志》的《楚辞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楚辞类小序》进行对读，从中基本了解楚辞的发展源流。可见这位同学是将所学目录学知识有效地运用到读书实践中了。其实，学生们通过自己的读书实践，不仅自觉地体会到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中国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中各自不同的重要地位，也深刻地感受到古典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总之，学生亲身阅读古籍是本课程教学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实践性环节。
（三）教师充分运用多媒体PPT图片展示和现场实物演示等手段辅助教学
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理论性，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除了口头讲解以外还积极利用多媒体PPT图片展示和现场实物演示等手段，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多媒体PPT图片展示给人以具象感，往往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活跃课堂氛围，改善教学效果。比如，我们在“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的PPT课件中就插入了刻有甲骨文的龟甲实物、《甲骨文字典》书影、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石鼓实物、唐代墓碑文、郭店楚简、马王堆汉墓《老子乙本》等多张图片，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加深了学生对古典文献甲骨、金石、竹帛、纸张等多种载体的印象。再比如，我们在讲授“版本的鉴别与选择”时提到“看版式”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但现在学生所接触的书大多是现代书，版式与古籍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在PPT课件中首先插入了“雕版文献版式示意图”，介绍版面、栏线、行款、版心等，我们还结合多种古籍的书影图片向学生演示版式中单鱼尾、双鱼尾、顺鱼尾、逆鱼尾的区别。通过这些具体的PPT图片，学生们真正认识了古籍的版式，而不只是靠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和老师口头上的解释凭空想象。
如果说丰富的多媒体PPT图片为理论性较强的古典文献学课堂增添了生动具体的例证的话，那么现场实物演示则更加体现了我们授课的实践性特点。比如，在讲授完古籍纸书的装式这一节内容时。我们布置同学们课后动手，用现代人的材料还原古代纸书的装式，开展了一次手工制作纸书装式的竞赛活动。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他们在课下制作了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七种纸书装式。在下堂课授课前，同学们一一展示了他们的杰作，我们选出了十位学生代表对这些作品进行投票，选出了制作最好的，最符合课本上介绍的各种纸书装式特点的前三名，并颁发了一些小礼品，以资鼓励。同学们兴致勃勃，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这一活动，既让同学们在实践动手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了七种古籍装式的优缺点及其之间的区别，又增强了同学们对古典文献的兴趣，可谓一箭双雕。学生们对这种实物制作、现场演示和知识讲解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方式反响很好。
（四）文言文标点翻译训练贯穿课堂教学
要阅读古籍文献首先就是要对文言文进行句读并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因此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始终重视学生古文今译能力的训练。教材当中已经适当地选入一些古典文献段落，这就为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文言文翻译实时训练提供了极大便利。比如，我们在讲授目录学中“一书目录”时，让学生朗读并翻译《易经·序卦》中的一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选段、《汉书·叙传》中的选段[11]，之后我们会对学生的译文进行评点补充，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对古籍中“一书目录”的发展源流、体例等基本的理论知识都有了较深的体会，而且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提高文言文标点翻译的能力。
再比如，我们在讲完“版本学”的理论知识后，让学生翻译并解答第一道课后练习题：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至廉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这则故事说明了什么？[12]
这则故事讲教官读的是麻沙本，里面是“乾为金，坤为金”，而诸生根据所读的监本记载的“干为金，坤为釜”提出质疑。“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科目之一，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它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故事中的“教官”便是太学中的老师。麻沙是福建省建阳县的一个镇，其刻本粗制滥造，质量不高，因而麻沙本也就成为了劣本的代称。监本是指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刻的本子。可见读书时若是根据的版本不好，纵然是博学多识的太学教官也会犯错。由此，学生不仅当堂进行了文言翻译练习，也更加明白好的版本在读书治学中的关键性作用，而且还顺带复习了“三舍法”、“麻沙本”、“监本”等中国古代文献历史方面的基本知识。
（五）理论知识的讲授和具体实用的例证紧密结合，提高学生文献处理能力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秉着学以致用、与时俱进的原则，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同时紧密结合具体生动的实例，引导学生将古典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和当代图书馆学、编辑学等学科知识融会贯通，有意识地提高学生对文献的运用处理能力。
比如，我们在讲授版本鉴别的方法之一“验牌记”时，便积极引导学生对比现代图书与古典文献在“牌记”方面的差异。古代版刻书的牌记，一般用一行或两行字，以说明刻书的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是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就相当于现代图书的版权页。我们以教材为例，当堂演示，引导学生们识读版权页，其中包括图书名、著者、版次、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印次、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图书学科分类、中图分类号等详细信息；而从版次印次印数可以看出该书的畅销情况及其在学界的影响。由此，学生们学会通过图书作者、出版机构、版印情况等来初步判断图书的优劣，从而更好地指导读书治学实践。
再比如，我们在讲授完教材上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基本校勘方法后便让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校勘经验，其中有两位同学恰好是文学院主办杂志《桂风》的编辑，他们都表示这次在课堂上对校勘方法理论系统性的学习对他们的触动很大。一般来说，凡是投给杂志《桂风》的稿件都要经过实习编辑的一校、资深编辑的二校、主编的三校，但尽管经过了三次校审，稿件往往还是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面的原因除了编辑本身知识不足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完全掌握校勘方法。另外几位在杂志社实习过的同学也表示有同样的感受。最后，我们对同学们的发言进行总结，并让这两位《桂风》的编辑将电子版《图书编校细则》上传到班里的QQ群共享中，以供全班同学参考学习。同时，我们也强调当今大学生，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加强校勘能力的培养，这不仅对日后求职有益（特别是对于那些立志于做编辑的同学），更是当今高素质人才的基本素养之一。课后，学生们普遍表示此次课堂的收获极大，确实是深刻感受到了学以致用的快乐。
事实上，我们在这门课程一开始就以平时成绩加分来鼓励学生主动寻找《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中存在的错误，包括标点、错别字等。这也是实践教学的一种体现，既有利于学生仔细阅读教材，亲身参与文献校勘，也有利于教材本身的更新修订。
三.课外实践活动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我们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与课程相关的课外实践活动。
（一）参观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展馆
我们在教授完“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这一内容后，都会组织学生集体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的“书写历史”展馆。湖北省是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批次和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展馆陈列着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除此还陈列着甲骨文汉《朝侯之小子碑》拓片、石鼓文拓本等各种古典文献。其中竹简和板牍依次陈列着，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简和牍之间明显的区别，这有利于学生深切领会书本中的知识。在竹简旁边还陈列着竹简的制作流程，通过实物形象地向学生们展示竹简的制作成形过程，一目了然。
（二）图书馆查阅工具书
为了强调工具书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为了让学生学习怎样查阅、使用工具书，我们联系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张晓明老师，与图书馆合作，在周末组织同学们到图书馆亲自查检工具书，并及时解答学生在查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实践活动中，我们向学生讲解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讲解《说文解字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汉语大字典》等几部大型常用工具书使用法。很多学生反映到图书馆进行工具书查阅让他们受益匪浅，对他们后来论文写作和学习中的资料收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鼓励学生在QQ上创办文献学群展开互相交流
网络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即时性通讯工具如QQ群给师生学习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张三夕老师教的2009级和2010级同学，就在QQ上创办文献学群，群主由郑依晴同学负责，她把老师的课件及时上传给同学们，群内有什么学习资料就上传共享。老师也加入到群里，有空也在群里为学生解惑答疑。更多的时候，是同学们在群里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种促进学习的很好方式。一些同学表示，即使这门课结束了，甚至同学们毕业了，如果有兴趣，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群里互通信息，彼此交流，继续学习文献学的专业知识。
四.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关的优秀毕业论文
正是因为我们课程的实践性改革，课堂教堂形式的转变，引起了很多学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知识的兴趣。很多上过该课程的学生在他们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都选择了文献学方向。在我们指导的毕业论文中有几篇曾获得省级优秀毕业论文。如，2006届毕业生伍婧琳同学的《韦庄词汇校札记》、2008届毕业生李程同学的《明人选宋诗与〈宋艺圃集〉研究》、2010级毕业生田彧同学的《古诗部分校释》、2011届毕业生柯玲玲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校读札记》等等。这些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古典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知识，并结合自己的专业，对古典文献进行了校释，在论文写作中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献学》课堂上学习的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方法，进行论文写作，论得扎实，成果显著。这也是该课程实践性教学中的一大重要成果，学生学以致用的最好体现。
注释：
[1][2]彭红卫：《直探本源的理论品味，与时俱进的实践特征——评张三夕主编（新版）》，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1月第1期，第96页。
[3][4]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305页。
[5][6][7][8]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08—213页。
[9]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03页。
[10]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50页。
[11]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71页至第75页。
[12]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35页。
中国古代典籍范文6
关键词：古籍整理；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
Abstract: By spreading and keeping forms， classic documents in our countr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ancient， unearthed， folk-preserved ancient， and foreig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Since common concern is showed with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especially rearrangement of “scattered ancient classics”， an overall rearrangement of scattered ancient classics edited by the early scholar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mmediately.
Key Words: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handed-down ancient classics; excauated document; folk-preserved ancient classics; foreign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从文献流传、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指在学界公开流传或被学界所知和被图书馆保存（含个人藏书）的古文献，它是我国古文献的主体，自隋代正式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出土文献是考古发掘和发现的前世文献，依其载体不同而分为竹简木牍文献、缣帛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等。民间古文献指在民间保存和小范围流传而没有进入公私目录系统的文献，含古代民间之谱牒、石刻、文书、应用文籍和民间创作等。域外古汉籍指流出国门的汉文古籍和域外产生的汉字古文献等。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各类文献的整理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今后还应注重文献整理的重点。
一、 世传古文献的整理
与古佚书辑考世传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队伍庞大。目前全国有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百余个，其中高校古委会直属机构近30个；这些机构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职人员有千余人，再加上从事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科技等研究人员的部分参与，估计现有近万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渐受重视。上世纪50-60年代，出版过诸多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性丛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可谓其标志性成果之一。改革开放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启动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了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八全一海”，即《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本世纪初又启动了《魏晋全书》；山东省启动了《南北朝全书》，甘肃学者正在编辑整理《先秦文海》。除“全唐五代文”外，世传古文献的主要部分大都有人在整理或已陆续出版整理本。
国家图书馆正在实施的“古籍数字化工程”，使世传古文献的流通和利用将更加便捷，它代表着当前古籍整理的另一大学术发展趋势。
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
孙启治、陈建华先生《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建国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代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间古佚书5 206种，其中经部18类1 702种，史部 12类884种，子部12类763种，集部2类1 857种［1］，而前代人所辑此期古佚书的实际存量还应多于此；并且，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前尚无综合目录，尚未全面统计。那么，古佚书应是一笔数量巨大的世传古文献遗产。
这批庞大的文献遗产是研究古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及军事史、宗教史等必不可缺的重要基础文献，故至迟自宋代起，学界就开始辑录古佚书。(注: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8《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条，古佚书佚文的辑佚和辑刻，始于北宋道士陈景元辑《相马经》。)这一工作在明清两代取得很大成就。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前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古佚书5 206种中，绝大部分为明清人所辑。
近30年古佚书辑佚的成就，可以国家图书馆影印的《古籍佚书拾存》（全8册）和《古籍丛残汇编》（全7册）为代表。前书共收录成书于清代至民国间的辑佚、辑录之作6种，涉及古佚书200余种，其中不仅有珍贵的汉魏遗编，还有流失域外且国内无存的隋唐典籍，和鲜见流传的明清著述及从未刊行的抄本、稿本。后者从不同丛书中精选、采撷三国至北宋间古类书、古佚书150余种，汇为一辑，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均为史料价值高、版本较好、流传不广之古佚书。
总之，古佚书辑佚工作历代都有人在做，且已取得很大成就，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辑佚书。但是时至今日，尚无全面总括前人辑佚成果的整理著作问世，故今后世传古文献整理的重点之一应是启动“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
“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的实施可分为四个步骤：
1. 在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基础上，编制《古佚书辑本全目》。除孙启治等所调查的326种丛书外，再借助古籍书目，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古佚书辑本目录的调查，重点补充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录，然后仿“四部分类法”编成《古佚书辑本全目》。
2. 对前人所辑古佚书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依据新编成的《古佚书辑本全目》，将前代学人所辑古佚书分类按篇汇集，将各篇汇集之佚文对比缀合，剔重补佚，点校整理。
3. 开展古佚书新辑工作。利用各图书馆藏和各种数字化典籍之便利，对前人辑佚漏失之上古佚书作新辑。
4. 汇合新旧辑佚，整理编辑成分部分类编排的多卷本《古佚书集成》。
二、 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整理
近百年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初步调查有170余批(注: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站2005年11月14日单育辰《一九年以来出土简帛一览》。)。其中出土竹简木牍文献数量在100支以下者近110余批约7 000余支，在100支以上而不足500支者计30批约7 8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500支以上而不足1 000支者计8批约5 6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 000支以上而不足10 000支者计12批约27 7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0 000支以上而不足100 000支者计5批约9万6千余支；而出土竹简木牍10万支以上者1批约140 000支；总计出土竹简木牍文献170余批约28万余支。另外出土缣帛文献4批。
在这170余批出土文献中，有19批简帛文献存有近200部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如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148支简牍中有《墨子》佚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4 942支简牍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的2 500支简牍中有《论语》、《文子》、《六韬》、《儒家者言》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曾侯墓出土的30件帛书、帛图中有《老子》（甲本、乙本）、《周易》、《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相马经》及《丧服图》、《城邑图》、《卦象图》等。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1 155支简牍中有《语书》、《为吏之道》、《编年记》、《日书》、《秦律十八种》等。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6 000余支简牍中有《仓颉》、《诗经》、《周易》、《庄子》、《大事记》、《吕氏春秋》、《天文历占》、《算术书》、《相狗》、《楚辞》、《儒家者言》、《春秋事语》等。1983—1986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出土的1 236支简牍中有《奏谳书》、《脉书》、《引书》、《算数书》、《却食气》、《盗跖》等。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的4 557支简牍中有《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管子·霸形》、《宁越子》等。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东汉墓出土的168支简牍中有《六甲阴阳书》、《元延二年起居记》、《行道吉凶》、《刑德行时》、《神乌赋》等。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805支简牍中的《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语丛》，以及1994年入藏于上海博物馆的1 200余支楚简中的《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性自命出》）、《民之父母》（《孔子闲居》）、《子羔》、《鲁邦大旱》、《从政》、《昔者君老》、《容成氏》、《周易》、《仲弓》、《恒先》、《彭祖》、《采风曲目》、《逸诗》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柬大王泊旱》、《内礼》、《相邦之道》、《曹沫之陈》、《乐礼》、《武王践阼》、《赋》、《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等，更为大家所熟知。
这些出土的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久佚的古佚书以及其他古文献的学术价值，王国维先生于清华研究院讲演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2］以“地下之新材料”弼正或补充“纸上之材料”［2］卷4，对于古代文史哲研究，尤其是对于资料相对缺乏的先秦两汉文史哲研究，具有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因而，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在学界甚受重视。
出土文献的初步释读多由发掘单位组织进行。如郭店楚简出土后由湖北荆门博物馆组织释读，交裘锡圭先生订正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上海博物馆所购楚简由马承源、濮茅左、李零等学者释读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
另外，港台一些网站辑录过某些出土文献。如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站有《简帛金石资料库》，含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收集的《中山怀王墓文字释文》、《包山二号楚墓》、《睡虎地秦墓竹简》、《两汉镜铭集录》、《中国古代砖文》、《汉代石刻集成》等金石简牍文献，及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张家山汉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简等，共60余种出土文献的全文，还有相关索引、书目等工具书。又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网站有《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将已发表的《武威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十数种出土文献录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在“十五”期间曾策划过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其列举的题目有二：其一，郭店楚简文献研究；其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研究。
但是，全面启动“20世纪出土文献汇集和整理工程”为时尚早。第一，上世纪的出土文献大多没有公布原件(注: 今人调查到的百余年来170余批出土文献中，有2／3尚未公布原件或释文。)，原始资料还掌握在考古发掘人的手中。第二，即使已经公布和整理的出土文献，其文字的释读也正在争论和进一步研究。所以说，古籍整理界尚需在此一方面加强研究，以为将来20世纪出土文献的全面整理、汇编和出版奠定基础。
三、 域外古汉籍与域外
古汉籍珍本的复制域外古汉籍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罕见的汉文古籍，包括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曾使用过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如当时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出版的汉籍刻本和文人的汉文著述等。这些文献的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它们是研究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域外古汉籍数量很多，其中可以算作珍本的估计有3 000余种（件），多为国内不多见的善本、孤本、抄本，文化学术价值极高。
域外古汉籍的调查、复制和整理，自上世纪就已受到特别关注。本世纪开始的此类工作主要有三：复制域外古汉籍珍本，出版域外古汉籍珍本，研究域外古汉籍。
域外古汉籍珍本的调查、复制、研究已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已展开。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自上世纪起就设计了“域外古汉籍珍本复制工程”，首先对美国、日本等相关图书馆所藏域外古汉籍珍本进行调查，并于“十五”期间实施“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国宋元古籍复制工程”，正在从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所藏部分中国宋元版珍籍中挑选国内急需者予以复制，以此为底本加以整理，并为每种古籍撰写前言以系统考辨该书的作者、版本源流，简介其内容与价值，然后出版《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国宋元本古籍点校丛书》［3］。
除中华书局2007年7月出版金程宇《域外汉籍丛考》外，西南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正着手组建由30名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编撰委员会，制定完整的编撰计划和出版计划，并按国别及专题来设置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征集、复制和整理域外古汉籍珍本，准备用3—5年时间复制3 000部以上域外古汉籍珍本，并从中遴选2 000部来编撰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此《文库》将采取线装和新装两种出版形式。该编撰出版工程是国家“十一五”八大重大出版工程之一。
南京大学于2000年2月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并于2007年8月17-20日主办召开“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来自中、日、韩、美等国的80位域外古汉籍研究专家研讨域外古汉籍的价值、整理和研究诸问题。另外，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编辑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一辑，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辑收录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金程宇《域外汉籍研究丛稿》、蔡毅《日本汉诗论稿》、左江《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研究》、刘玉《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注: 参见《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1日有关内容。)。
四、民间古文献的抢救与整理
民间古文献，相对于世传古文献来说，指古代未经公私簿籍著录的民间古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民间谱牒、石刻、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规约）、应用文籍（如账簿、日记、书信、宗教科仪书、经文、药方、日用杂书）、民间作品（如唱本、剧本）五大类。它们是研究民间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全貌、深刻认识中国历史与当代基本国情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自古迄今，由于民众教育的发展，由于下层文人的广泛存在，由于造纸、印刷术的发达等，历代都有极为丰富的民间古文献产生、流传、保存。但由于民间古文献的流传范围相对狭小，收藏十分分散，故而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而正是由于它流传范围小、收藏分散，故而湮灭绝传的可能性较世传古文献大得多，其抢救和整理，也就成为当今学界刻不容缓的紧要任务。今以山东民间古文献为例来看这一问题。
山东自古文化昌盛，民间古文献存量尤大，其抢救任务尤重。应启动“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该工程应分如下两步骤进行。
1. 实施山东民间古文献普查工程。民间古文献流传范围小、收藏分散，使学界对山东古文献存量不能全面掌握，对其全貌难以清楚了解。所以应首先开展山东民间古文献普查工作。应组织山东各部属、省属高校及各县市图书馆和文化馆、各地市政协文史委等联合开展民间古文献调查，并利用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做出《山东石刻总目》、《山东谱牒总目》、《山东民间文书总目》、《山东民间应用文籍总目》、《山东民间作品总目》，为抢救山东民间古文献奠定目录基础。
2. 实施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山东历代（特别是唐前）石刻以时代早、存量大而闻名国内外，但不少文字正在漫灭、石体正在损毁；山东各县市也有相当藏量的族谱支谱、契约文书、应用文籍，以及戏曲、诗文等民间作品流存。这些都急需抢救、保护，以使这批宝贵的文献资料流传后世。故亦应组织山东各部属、省属高校及各县市图书馆和文化馆、各地市政协文史委等联合协作，组织专门班子，开展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作，分县市搜集、复制、整理、出版这些民间古文献。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全面认识中国古今社会、把握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础材料。而随着岁月流逝，它们都有损坏、湮灭的危险，大批散存的民间古文献尤其如此。对这批文献进行抢救整理，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学术使命。
五、关于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因而“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并特别强调“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5］34。
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文献，党中央“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加强民族文化建设的指示，无比正确。依据上述对改革开放后30年来古籍整理成就及不足的分析，建议今后将古籍整理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四方面：
1. 重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整理和研究，启动“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
2. 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域外古汉籍珍本复制工程”的实施步伐。
3. 特别重视各地域民间古文献的调查、复制、整理，全面启动各地域“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以抢救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4. 继续深入进行出土文献的释读和研究，以为启动“20世纪出土文献汇集和整理工程”奠定学术基础。
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人，我们应倾其所能，服务祖国，为全面抢救、保存古文献，为光大民族文化精华，尽绵薄之力，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
［ 参 考 文 献 ］
［1］ 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3］ 陈辉.古文献研究基地的长足进展——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