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观后感范文1
9月10日下午，我们全院党员教师有幸在演播厅观看了山西省京剧团的“重温红色经典、不忘初心使命”红色经典京剧片段展演，全场座无虚席，响起了一次次掌声，大家在一幕幕的场景人物中感受中华传统京剧的魅力，不仅字正腔圆，演员们扎实的基本功，高昂的激情和斗志，无不激励着在场观众走进革命战争年代，《沙家浜》中《智斗》片段的阿庆嫂，《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李奶奶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表演的活灵活现，剧中演员优美的唱腔，表演功夫，为广大师生献上一场视觉盛宴。再现了当年的历史，使我体会很深深受教育。
《红灯记》中的李奶奶一段演唱，把李铁梅不是李玉和的亲生女儿，李奶奶也不是李玉和的亲生母亲的原因交代清楚，李玉和是革命党人为了保护党组织临危将战友的孩子托付给李奶奶的感人事迹，为了革命为了保护战友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革命志士为了人民、为了解放不畏牺牲，依靠群众的军民鱼水深情，他们大公无私，把战友孩子视为己出，安排妥帖，这种担当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我们的岗位上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团结同志，顾全大局，一起攻坚克难，克服畏难情绪，群策群力，为基层为学生勇于担当做好服务指导。
《沙家浜》中《智斗》片段，沙家浜是一个江南的村镇。新四军某部和敌人迂回作战，一度撤离常熟一带，留下了十八个伤病员。以指导员郭建光为首的伤病员，由地下党员阿庆嫂负责，安置在沙家浜的革命群众家休养。他们和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军民结下了鱼水深情。抗战时期，党组织依靠无数阿庆嫂和沙奶奶式的沙家浜人，沙家浜人民节衣缩食，与日伪顽匪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和财产。阿庆嫂在春来茶馆与敌伪刁德一、胡司令的唱段广为流传，把阿庆嫂精明圆滑的为人，为保护受伤战士不畏牺牲与敌人周旋斗智斗勇，令大家佩服，阿庆嫂实际是承担着新四军联络站，为了新四军伤病员提供周全的服务与安全保障，故事感人，表演形象生动，让人印象深刻。
新时代观看红色经典京剧，让我们共产党人铭记历史，学习弘扬老一辈革命志士优良的革命传统，并传承发扬。不断激励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一是要不断淬炼自己的党性修养，提高自身党性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二是要坚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共产主义信仰，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三是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脱离群众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四是树立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观念指导工作实践；五是工作中要有攻坚克难，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使命担当；六是生活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勤俭节约从小事抓起。
红色经典观后感范文2
[关键词] 大众文化;红色经典;改编
一、红色经典狭路相逢大众文化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阶段,随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即消费时代。而在中国,从1978年里程碑式的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到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西方消费时代的种种特征。而与消费时代孪生的是大众文化。
作为一个文化的新生儿,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襁褓”里得到了茁壮成长。它大声地向世人宣称:“这是一个大众狂欢的时代!这是一个大众做主的时代!”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大众获得了空前的自。之前,他们长期被禁锢在理性的牢笼里;现在,他们遇到赦免了,正所谓“久旱逢甘霖”,那种对感性的渴求也就可想而知。于是,人们在感性的泛滥中越来越浮躁,在浮躁的刺激下越来越不安守本分。这便是大众文化的外感表征的症候。凝神观照,大众文化这新生儿性情乖张。它一方面丰富和活跃大众的日常生活,使娱乐和流行具有文化意味,从而拓宽了文化的疆域;另一方面由于它固有的消费主义、世俗化、娱乐性等特征而消解了传统价值和崇高庄严。
而代表传统价值和崇高庄严的“红色经典”随着时光的河流流经到了大众文化之语境,两者狭路相逢。那什么是“红色经典”?关于这个概念,众说纷纭。笔者比较倾向于以下这种说法:“指1942年以来,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做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1]55(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其中所描绘的英雄人物如《闪闪红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英雄儿女》中的孤胆英雄王成、《林海雪原》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红岩》中宁死不屈的江姐曾是几代人的偶像;其中所反映出的经久不变的价值理念如诚信、忠诚、高尚、仁爱、团结曾激励了几代人;其中所体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曾是几代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柱。尽管时过境迁,但红色经典的存在对于我们整个中国的历史、对于整个文学史以及对于唤起人们民族记忆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二、红色经典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困境及其原因
从所阐述的两个对象主体来看,我们可知,大众文化和红色经典所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是相悖的。所以,当这两种文化狭路相逢时,就必然剑拔弩张,发生冲突,而“狭路相逢,勇者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当大众文化的浪潮大面积地吞噬红色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时,便引发了一种显著的文化现象――那就是红色经典的改编。
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单单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两年间就有近40部“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如《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已经拍出的改编剧收视率高,引来的叫好声热烈坚定,叫骂声也不绝于耳。2004年,由于国家广电总局对红色经典改编市场进行了规范整顿,红色经典改编热虽然有所下降,但已拍成的剧作一直都在各电视台轮番播放,同时仍然有一些改编剧获准拍摄,如《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这几年,红色经典改编一直都余热未了,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建国60周年之际,在晚上电视剧的黄金时段,最少也有两到三个卫星频道播放红色经典改编剧。
其实,红色经典的改编并不算什么新鲜事。早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改编。那次改编的特征是严谨地遵循原著的核心精神,体现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
而综观时下很大一部分红色经典的改编作品,主要有以下两点“俗”。
(一)庸俗化倾向明显
这些改编作品打着“人性化”“生活化”的幌子,实质上是将英雄人物庸俗化。其中最典型的也就是骂声最多的改编为电视剧版的《林海雪原》和新编小说《沙家浜》,在剧中,杨子荣成了一个喜欢喝酒和哼着流氓小曲的江湖伙夫,他居然与匪首座山雕成为情敌,陷入了“三角恋”。 他对旧情人槐花余情未了,并且是为了旧情人的儿子才有智取威虎山的行动的;而少剑波与白茹的情感戏也被极度地渲染放大了,在他们中间给增加了一个苏军少校萨沙,又构成一个三角关系。在新编小说《沙家浜》中,智勇双全、正义果敢的地下交通员阿庆嫂,被描写成了一个风流成性的女人,她既是伪军司令胡传魁的姘头,又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情妇。另外郭建光在胡传魁面前“居然也有一种摇头摆尾的哈巴狗的样儿”。
(二)恶俗化倾向明显
这种恶俗化的红色经典改编作品主要是以网络为介质来传播。通过“戏拟”“拼贴”等后现代的手法撕裂原作中的能指和所指,在恶搞中达到纯粹消遣、娱乐,甚至消费的目的。代表作是网络短片《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这两部短片都有一个相同点:所有的画面都出自电影原作,只不过对白、配音已完全被篡改。前者出自《闪闪的红星》,后者出自《铁道游击队》。在《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参赛记》中,原本一心想参加红军的小英雄潘冬子成了参赛选手,经历了考场上的种种黑幕。最终,潘冬子得奖了,加入了“走穴”大军。潘冬子的父亲叫做潘石屹,是个地产“大鳄”。潘冬子的母亲一心想参加央视节目“非常6+1”,她的梦中情人是李咏。恶霸地主胡汉三成了一个叫“老贼”的评委,他不仅操纵着评委,而且也是大赛各种新花样的创造者。另外,该短片中不少台词粗俗至极;在《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中,英勇抗日的铁道游击队员们摇身变为以“美声” “民族”“通俗”唱法的歌手着手组织队伍去参加“隆力奇杯”青年电视歌手比赛。在这过程中,这些“歌手” 满口脏话、满腹牢骚。他们有的在娱乐圈很有人脉,有的跟坐台小姐很熟,有的是在窑子卖唱的。除了这些,原片中的反面人物之间的对白被篡改为在谈论青歌赛的种种黑幕,内容恶俗得不堪入耳。
红色经典在大众文化语境下会遭遇这样“俗”的困境是有迹可循的。
如前所述,两种文化的相悖,经过厮杀一番之后,要么导致了一方吞噬另一方,要么导致一方顺从另一方。而改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红色经典所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顺从了现今风头正劲的大众文化。再继续深究其内核实质,笔者认为,那就是大众文化中的商业化这只“无形之手”在背后操控传统精英文化。正如杰姆逊所说的:“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开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2]162的确,在后现代时期的大众文化语境中,红色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成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大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红色经典这样的文学经典也作为 “快餐”式的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深度的阐释,从而使得红色经典遭遇到时尚一般转瞬即逝和被消解解构的命运。后现代主义在走向商业化的同时,也放弃了对终极问题的关怀。倘若说精英主义总是怀有英雄偶像崇拜情结和重建人类精神家园使命感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就宣称“上帝已死”和逐步卸下这种历史重负。它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在后现代的大众文化视野中,崇高、政治、圣洁成了游戏,它们全都可以匍匐在地。所以,世俗人生是游戏,日常情感是游戏,戏谑恶搞是游戏。所以何必崇高,何必沉重,何必神圣呢?再加上金钱无所不在,商业逻辑主导一切。在这样物欲横流的背景下,消费主义便会大行其道,而当前对于大部分“红色经典”作品进行颠覆式的改编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杨子荣可以是流里流气的江湖伙夫;阿庆嫂可以是风流成性的女人;潘冬子可以跨越时空参加“非常6+1”……正应了一句时髦的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人都是感情的动物,只要是表现人类永恒不变且共通的、源自于感官本能的自然人性观,调动一切因素去煽情,观众爱看,票子也就有了。红色经典只不过是被市场拿来借壳生蛋罢了。
三、对大众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大众文化是我们这代人乃至几代人必须经历的一种时代文化,这一文化新生儿正一路嬉戏玩耍、一路淘气地拿着后现代主义之笔涂鸦我们的生活,涂鸦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经典。面对这景象,大部分人都会经历一种难以避免的困惑与迷茫: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的未来走向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去深思。人类的文化历史向我们彰示,无论哪个时代,我们都需要经典。我们之所以需要经典,是因为经典积淀了人类的智慧,蕴涵了民族精神,可以不断启示人们对文化价值的理解和民族精神的传承。特别是像红色经典这种主要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体制的合力所产生的经典。诚然,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根据我们的时代和自身的处境,对经典做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事实上,许多经典正是经过不断阐释和改编才获得了一代又一代广泛的传承的。然而,重新理解和阐释并不能肆意妄为,极尽一切戏谑恶搞与颠覆消解之能事,而必须要怀着赤诚之心,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去塑造人物、阐释作品底蕴内涵。或许,下面两位学者的话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接受经典,既要有感情,还要有理性,对经典的某些不适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当然可以采取客观的态度。现在那种随意颠覆甚至‘恶搞’经典的做法,我看就根本没有这种感情和理性。所以对经典是珍惜、尊重,还是功利的消费、利用甚至亵渎,既是检验改编者价值立场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改编的边界所在。”[3] (著名学者温儒敏) “‘红色经典’的改编必须遵循原著的核心精神,必须有鲜明的立场,必须体现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改编虽然可以在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叙事的细节性、人物形象的丰富性等方面下工夫,但原著中倡导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革命激情不能丢弃,更不容‘恶搞’者亵渎。”[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余开亮博士)而要找到原著与现代生活的最佳契合点,让红色经典的核心精神从鲜活的叙事中自然流露出来,担负起社会启蒙重任,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及,而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红色经典观后感范文3
一、红色经典产生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要从各方面加强，红色经典成为当时传播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力军和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红色经典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红色经典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76年“”结束之前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背景、以革命斗争为题材内容的文艺作品，包括红、红色歌曲、红、红色戏剧（主要是“样板戏”）等。广义的红色经典则是指凡以革命年代为时代背景、以英雄事迹或英雄人物为表现内容的所有经典文本，除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红色经典的母本外，还包括1990年以后出现的各种衍生文本，如重拍或新拍的关于红色经典的影视剧、由当红歌星翻唱的红色经典歌曲等。红色经典本身是一个在“”后期产生的词汇，最初指的是“”时期创作的革命样板戏，后来被怀旧的人们泛化到用以指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红色经典作品主要出现于20世纪50至70年代，这些作品都不可不避免地沾染了当时的政治色彩。红色经典的建构是有意识、有计划地把文化生产和经典的两个过程结合起来，比如作品刚刚创作完成就被奉为经典之作，或开始创作时就当成经典来创作，“”期间样板戏的创作堪称典型。这似乎违背经典创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过程，而这种方式又是一种快速的飞跃的创作方式和理念，它与“”时期的革命要求完全相符合。这种创作方式也符合“”时期的时代特点，以至于在“”结束后受到了一些读者的诟病。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下社会又兴起了新一轮的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这说明虽然这些红色经典有着浓重的政治文化色彩，但是在创作上都吸取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多种艺术手法，刻画出了一批生动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英雄形象，而这些形象有着巨大的榜样作用，能够不断地教育和鼓舞一代代人。当时创作的红色经典有很多，而《林海雪原》的发行量在红色经典中位居前列。同时《林海雪原》被后来的人们改编为不同的影视作品，而在不同时代所产生的改编影视剧也有着不同的含义。
二、《林海雪原》的内容与改编
《林海雪原》是曲波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军队的主力压向东北。在我军后方，又组织了一些洲国官员、地主、恶霸、流氓、大烟鬼等组建所谓的“中央一号队伍军”，不断进行军事骚扰，疯狂地烧杀抢掠，闻所未闻的邪恶。为了清除匪患，少剑波带领一支36人组成的小分队，插入到白雪皑皑的森林，与不同类型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小说问世后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其中很多经典的桥段被人们牢记，如杨子荣深入土匪老巢与土匪头子座山雕的对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说话，谁也没有家，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这些经典的话语表现出了小说主人公的机智与勇敢。此后对于这部小说的改编有很多。不同时期改编的版本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红色经典的解读。
1．十七年时期的改编。十七年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给许多优秀作家的诞生创造了空间，也留下了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并且成为中国文学宝库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许多重要事件，如朝鲜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等，都被写进了文学作品。这些事件都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对于红色经典《林海雪原》，1958年出现了4个不同的改编本：北京京剧团的京剧《智取顽匪座山雕》、上海京剧院的京剧《智取威虎山》、赵起扬等人的话剧《智取威虎山》和范钧宏的京剧《林海雪原》。在这些作品中，对于人物的刻画有着不同的手法，比如在小说中对于土匪头子坐山雕的描写：“座山雕坐在正中的一把粗糙的大椅子上，上面垫着一张虎皮。他那光秃秃的大脑袋，像个大球胆一样，反射着像啤酒瓶子一样的亮光。一个尖尖的鹰嘴鼻子，鼻尖快要触到上嘴唇。下嘴巴蓄着一撮四寸多长的山羊胡子，穿一身宽宽大大的貂皮袄。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大条山，条山上画着一只老鹰，振翘着双翅，单腿独立，爪下抓着那块峰顶的巨石，野凶凶地俯视着山下。”［1］这里对于座山雕有着妖魔化的描写，把他写成了一个近似于邪恶妖魔的化身。后来的改编，基本上沿袭了小说对于坐山雕的描写。但是，坐山雕虽然还是尖嘴猴腮的样子，但是较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好看了很多。话剧版《智取威虎山》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很多小分队与定河道人的斗争。如在小说中定河道人和小分队交锋只有一个很小的情节，但是在话剧中不仅让定河道人在庙里与小分队舌战，还让他到处活动，收买人心，妖言惑众，并且在最后还让他到威虎山上指认杨子荣等。这些新的情节使得小分队和定河道人成为一个重要的线索贯穿始终。这样改编是为了增添阶级斗争色彩。如“三朝元老”定河道人等一系列与我们为敌的老牌特务，都是反动派的人。这就更增加了座山雕等土匪活动的政治色彩。这样写也是为了更加强调敌人对我们政治体系破坏的阴谋，并向我们展现出了敌人并不是普通的土匪，而是反动派安插在我们腹地的一把尖刀。由于小说本身具有政治倾向，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是一致的，所以在当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且使《林海雪原》成为改编模仿的对象。
2．“”时期的改编。在这个时期，一系列的文学现象都显示着文学的政治化进一步加强。因为小说《林海雪原》本来写的就是革命英雄的故事，并且小说具有非常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正是因为小说《林海雪原》的这一特点，使得小说本身比其他同类型的小说有了更符合当时话语权的基础与流行的原因。在小说中关于少剑波和白茹的个人情感描写，在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必被视为有资产阶级倾向。因此，在小说《林海雪原》后来的改编和再创作过程中，有关描写少剑波和白茹之间的爱情故事越来越少，越来越淡化，以至于在最终改编的“样板戏”中完全消失。“”时期，文学创作的重点是强调“革命浪漫主义”背景下的政治地位，而小说《林海雪原》的浪漫色彩恰恰是符合这一思想的。这使得在当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林海雪原》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和批评；另一方面又得到了当时社会绝大部分人的重视和关注，成为当时再创作和改编最多的经典文学之一，这也是《林海雪原》被确立为“革命样板戏”的原因所在。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主人公杨子荣一出场就是风度翩翩，英姿飒爽，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在把《智取威虎山》确定为样板戏之前，这部京剧已经经过了全面的改造。例如，主人公杨子荣，凡是与“匪气”相关的改编和设计都被从京剧中除去，只保留了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和高大的人物形象，这从后来的批评文本可以看到。“在原演出本中，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于其反动的政治目的，千方百计往杨子荣脸上抹黑。他们打着‘写真实’论的幌子，公然叫嚣要突出杨子荣的泼辣剽悍粗犷，即所谓的‘匪气’，让他上山时哼着黄色小调，上山后与座山雕的干女儿玫瑰花打情骂俏，大讲下流故事等等，结果把杨子荣弄成一个满嘴黑话、浑身匪气的江湖客，一个莽里莽撞、浑浑噩噩的冒险者。这样的人物，正是宣扬盲动、冒险军阀主义的反动军事路线的活标本！”［2］从这段评价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于文学创作改编的要求。在“样板戏”中主人公出场后给人的感觉和小说里描述的一样，这是因为在当时，主人公的形象代表了党的领导和决策者的形象。在“样板戏”创作的初期，对于土匪头子座山雕的刻画有了些变化，虽然还是尖嘴猴腮的样子，但是较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好看了很多。但是，在《智取威虎山》被确定为“样板戏”后，对于反派人物的刻画就更加丑陋和猥琐，并且这些表现形式也是为了突出主人公杨子荣的正面形象。在“样板戏”的演员选择上，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小说《林海雪原》主要突出的是主人公的英雄气概和英雄形象，对于人物细节的描写与刻画没有过多的美化。但是在“样板戏”演出时，对于杨子荣这个英雄人物的刻画，对于细节的描写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状态。这说明了“样板戏”为了把主人公极度美化而表现出来的做法，也符合时代的需要和当时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反应。
3．新时期的改编。在2004年播出的电视剧版《林海雪原》中，对故事情节的描写做了很大的改变，加入了很多在样板戏中被删减的部分，并且在故事情节中加入了一些其他元素，如电视剧比原小说增加的人物有杨子荣失散多年的未婚妻槐花，增加的情节还有杨子荣与槐花、与白茹之间的感情纠葛，还设计了杨子荣唱酸曲、给人下巴豆等细节，并通过孙达得之口说杨子荣每天晚上“不是打嗝放屁”“就是说梦话”等，这充分说明了时代的变革影响了人们的精神文化欣赏需求。对于这些变化，电视剧《林海雪原》导演李文岐说，拍成的电视剧“最大化地去掉了脸谱化和概念化，增加了生活化。我希望观众对英雄从仰视恢复到平视，对土匪从俯视回到平视”［3］143。在电视剧《林海雪原》中，主人公杨子荣一出场并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唱着酸曲的伙夫。不过，电视剧《林海雪原》也可圈可点。编剧本来想展现给观众一个“土”一点的杨子荣，但是演员身上的“百老汇”气息十分浓重，阻碍了想要带给观众“土”一点的主人公的初衷。有评论者认为，饰演杨子荣的演员王洛勇缺乏“生活的智慧，泥土的智慧”，身上“书卷气的东西浓了”“文人气的东西多了”，眼神更多的是“人道似的”“悲泣似的那种感觉”［3］143。这说明在观众的心中潜在的是和小说中那个“没念过一句书”，大字不识却“绝顶聪明，能讲古道今、勇敢、精细，在侦察工作中完成过无数惊人的业绩”［4］的英雄杨子荣进行着对比。认为电视剧中的杨子荣狠劲、野劲不够，不像农民，没有“匪气”。这是观众们从观看的视觉上来说的。从演员本身来说，王洛勇长期居住在美国，又有在百老汇演出的背景，这样很容易让观众觉得这个杨子荣不“土”，而是“洋”了起来，这使得观众在视觉上产生了错觉。对于杨子荣的“土”，还要回到“样板戏”中的杨子荣。不论人们对待“样板戏”是多么的反感，但是杨子荣的性格内质还是“粗犷泼辣剽悍”的。因为小说中，在说黑话、栾平舌战的泼辣等一系列的语言中都表现出了主人公“粗犷泼辣剽悍”的性格。同时，在电视剧《林海雪原》中，对于匪首座山雕的描写和小说对比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电视剧中把“英雄凡人化”，土匪“人性化”。特别是在写座山雕的样子时，“给了他人性萌动的生机”，如座山雕手持线装书，收音机里放着靡靡之音，还有和杨子荣的黑话对答等，这些都跟以往的山大王的形象有所不同。以至于以后的评论中品论座山雕是“咏涵诗经，举止儒雅”。这充分说明了导演和编剧想要留给观众的是座山雕新的形象。在2014年上映的《智取威虎山》（3D版）中，对于故事情节的改编和人物的刻画又有了新的变化。故事开始以现代的时间节点进入故事的主题，故事的开头就让人耳目一新，和小说中的开始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中人们观影的思想和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逐步改变，如果还以小说中的故事开头，不能引起人们的充分共鸣。在故事的结构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比如在电影的开头，我军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剿匪，在物资、弹药缺乏的情况下开始。随后有一帮子土匪送上门来，激烈战斗之后，土匪被“坦克”吓跑，丢下一堆武器弹药。再然后是没粮食了，关键时刻，杨子荣乘着火车神兵天降，不仅带来了美丽的卫生员小白鸽，还带来了粮食。这些都是在原著基础上的改编。导演是想要给人们呈现出另外一种不同的故事。观众们很害怕看到小说被拍成刀光剑影的武侠片的感觉，这是因为导演徐克以武侠片闻名，但是在整个故事中观众没有感觉到浓重武侠的味道；虽然有很多人指出剧中人物用错武器、定错番号，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该片成为一部让观众大呼过瘾的电影。电影在人物的刻画上也有很大的突破，如主人公杨子荣一脸大络腮胡子，给人以性格彪悍、匪气缠身的感觉，这和原著中的主人公有很大的不同。再比如在土匪老巢中和众土匪的对话中又表现出了主人公的机智、冷静、勇敢。这些对于主人公外在形象的描写打破了人们以前对于英雄人物的定位，并且使人们对于人物形象有了新的认识。在对于反派人物座山雕的刻画上，导演和编剧也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向我们呈现出一个妖魔化的匪首。比如座山雕的登场，电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角色都是不露脸的。影片通过各种侧面渲染这个角色的特征，比如众人抬着轿子进来说明此人地位颇高，通过让老鹰啄食手下，反映出此人的残暴等。这些都与电视剧中的那个有点“儒雅”气质的匪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电影中还对金刚等反面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比如金刚之首炮头，电影中表现出他的能文能武、连蒙带唬；老二翻垛是土匪里的军师，能动手绝对不废话；等等。电影中还有很多对于正反两派的人物描写，总体来说这些描写都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原著中人物的认识，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人物的形象以及对于他们的再创造。
三、红色经典改编的意义与未来发展
红色经典观后感范文4
[论文摘要]电视剧《杨靖宇将军》艺术消费和接受活动大获成功的启示是：“红色经典”创作主体的艺术情感价值取向必须具有诚挚性与高尚性，才能以正确的叙述者“声音”艺术真实地讲述典型环境之典型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其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理想追求的故事内涵。而且，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要积极地融入新的创作元素来推陈出新，让昨天的英雄深切地吸引、感染今天的观众，最终实现其艺术价值。
“叙述即讲故事”[1]，“红色经典”首先要吸引人，然后才能打动人，因而创作上必须讲求故事性，把握好叙述形式才能赢得观众。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央台隆重首播的鸿篇巨制革命历史题材大片《杨靖宇将军》，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热烈赞赏。其成功经验就是故事性强，情节精彩，叙述形式匠心独运。可见，“红色经典”故事叙述不能为了过分讨好观众而刻意媚俗，不能“戏说古人式”和“以现代人的价值取向诠释”随意胡编乱造，主观性感知和诗艺性创造主体要在营构“红色经典”的故事情境中，表现对“激情燃烧岁月”社会生活内涵的正确认识与感悟，“诗意的裁判”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上，融进新的创作元素来摆脱“讲故事”的陈旧感，符合大众欣赏趣味。
一、“红色经典”创作主体的情感价值取向只有诚挚性与高尚性，才能以正确的叙述者“声音”艺术真实地讲述典型环境之典型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其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理想追求的故事内涵
叙述者的“声音”就是叙述者用什么口气或什么态度叙述故事。高尚性是指情感的“善”与“美”，美好的情感实际上是创作主体高尚人格对作品的投入；诚挚性是指主创人员把握“激情燃烧岁月”的生活要出自真情而非假意。文艺界当今流行“解构”。消解政治，娱乐至上，嘲讽崇高与理想，不少严肃、高尚的东西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一些编导功夫在“恶搞”，使得很多“红色经典”虚假失真，与“火红年代”的实际生活严重脱节，剧情根本无法看早已成为“通病”。戏不惊人死不休，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满足个别人猎奇的变态心理，制造看得血脉喷张，大呼过瘾的收视效应，他们将艺术创作提升到一个登峰造极的畸形层面，打着“人性化”的幌子扭曲人物形象，随心所欲“戏说红色经典”。于是，深入人心的杨子荣唱着酸曲黄调出场，作风散漫，吊儿郎当，捉弄报复战友，还与座山雕的小老婆吊膀子。《红色娘子军》“打碎铁锁链，妇女翻身闹革命”。血与火斗争的残酷荡然无全。《野火春风斗古城》非要削弱原来的“策反”主题，画蛇添足“惊险细菌战”。草莽英雄李云龙经常歪戴帽子，爱喝酒，爱骂人，“冲冠一怒为红颜”，“明知不敌，也要亮剑”，擅自发起牵动整个西北抗日战场的“平阳大围攻”。一个个离经叛道、桀骜不驯、粗俗野蛮、愚昧无知、痞子气加流氓气的“英雄”层出不穷……如此“讲故事”是多么的荒诞无稽。戏说古人可以，但不能任意戏说“红色经典”!难怪观众骂声一遍，难以容忍。
这些“红色经典”遭受“冷遇”黯然收场的弊端是：主创本身情感价值取向欠缺诚挚性与高尚性，导致叙述者“声音”偏颇“不会讲故事”。“我手写我心”，你自己都不相信“红色经典”洋溢的崇高革命理念，你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嗤之以鼻，你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铁杆”信奉者，自然就不会为“红色经典”人物铁肩担道义的英雄行为所心灵震颤，也无法理解他们崇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你凭主观臆断推测炮制出来的“故事”怎能吸引和感动观众?一个国家和人民要屹立在世界之林，要在地球上生存，绝对不能没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灵魂，必须有一些超越性的价值。在今天多元化的社会，撇开政治教化因素，你可以不信仰共产主义，不关心政治，但是决不能否认“红色经典”人物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百折不挠的理想追求：不能磨灭英烈们为民族自由解放和国家独立舍生取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誓志为人不为家”[2]，革命者为了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艰辛危险的人生道路。那是一种百世流芳的人格、精神和力量，事实上这已经是一座高不可及的丰碑，让所有人都举头仰望，永远教育鼓舞子孙后代，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缅怀和讴歌那段逐渐远去的历史。那些自以为高明的编剧，否定了革命前辈甘愿为理想、为真理、为正义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境界，“红色经典”的精髓也就消失殆尽，英雄的精气神也就湮灭了。叙述者肆无忌惮“戏说”、“恶搞”“红色经典”的“声音”让正直善良的观众极端反感，他们理所当然拒绝与你杜撰的乱七八糟“故事”产生互动共鸣。
艺术创作主体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关注者和文明建设的促进者，“拍出杨靖宇的民族精神是我的最高目的”，[3]该剧主创人员都是杨靖宇的崇拜者，他们以敬畏“红色经典”叙述者的“声音”进行严肃的艺术创作。真情来自体验，“高峰体验”是产生真情的最佳境界。拍摄环境的艰苦，使之更加切身体会和感受到英雄超常承受力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因而能够从生活实践出发，更生动、更鲜活、更质感地讲述将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剧情主旨才能真实、张扬、乐观、浪漫，悲壮、英勇!倘若编导随波逐流，以所谓现代人自我价值取向“理解”的叙述者“声音”去“戏说”，必然为广大观众所唾弃!
二、“红色经典”故事应当老树新花，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要积极融入新的创作元素来推陈出新，让昨天的英雄深切地吸引、感染今天的观众，从而使到传播、消费与接受活动得以实现，并最终成功实现其艺术价值
叙述话语是叙述者说出来的话；叙述动作就是以什么方式“讲故事”。它以各种方式影响着观众的态度和评价。《杨靖宇将军》老故事里挖掘新看点，剧情融入新元素，以全新视角和形式全方位地讲述抗日志士的战斗历程，完全颠覆当下“红色经典”惯用的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套路，不靠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刻画真实生动，形象到位，“好看到极点”，[4]自然很容易让接受者从心理上产生共鸣，净化、领悟、延留。
首先，注重“活动画面”自身形式独立审美价值，运用画面艺术把情感的“裁判”寓于“境”的创造之中，并与“理”的阐发相交融，情、理、境一体化地打造“红色经典”视觉形象的叙述语言。
影视是画面语言艺术，其表层结构特点就是将要告诉人们的东西通过画面话语来实现，把叙述的事情让观众看得到。每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词句，它将创作主体所有的艺术追求转化为画面语言，通过画面组合“讲故事”。相比新版《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等“红色经典”画面语言普遍单调呆板，拖泥带水，缓慢粗糙，蒙太奇和镜头活动手法落后，内容空洞无物，机械图解革命故事，视觉形象模糊，传情达意的重要载体活动影像严重失真，该剧画面语言精美绝伦，美不胜收，镜头组接流畅自然舒展，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气势恢弘的枪林弹雨战斗厮杀场面中，融进白山黑水最优美的自然风光，奇景、奇情、奇彩结合，把东北冬天最美丽的景色与残酷的战争场面天衣无缝地融合一体，生动地谱写了一曲回肠荡气的英雄赞歌!尤其是将军生命最后时刻在冰天雪地里与日寇周旋，展开殊死惨烈博斗的战斗场面，把属于精神领域里抽象的东西通过画面变成人物的具体动作、表情和言语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客观的景、物、人、事与主观的情、意、理、志自然组合，巧妙地将“景”与“意”有机统一形成富有韵味的艺术境界。寒冬腊月的深山老林，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山林之王”驰骋莽莽林海，跋涉广袤雪原孤身战斗，一组组战斗画面壮怀激烈，气势磅礴，情景交融，诗情画意。啊!一边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高山密林，雾松冰挂，玉宇琼花，晶莹剔透，银装素裹，天寒地冻，奇寒奇景，“江山如此多娇”!一边是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孤悬敌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天天爬雪山，日日过草地，无衣无食，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全军覆没，以身殉国的奇人奇迹。雪皑皑，野茫茫，“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们的将军爬冰卧雪，满脸冰霜，眉毛胡子白花花，以暴风雪为伴，以棉絮树皮蒿草为食，冒寒风，趟冰河，钻山洞，一次次机智勇敢地甩掉日寇的追杀，牵引拖垮众多追击他的敌人，战至最后一人，留尽最后一滴血!场景是人物行为与环境的组合，叙述语言通过逼真的战斗场景表现为生动具体的视觉形象，以审美视角的艺术画面述说跌宕起伏的剧情，达到叙事真实和抒情真诚。行云流水般精美的画面语言使得观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耳鼓里不断回响起将军铿锵有力，代表同仇敌忾的中国人民向日本侵略者发出的威严怒吼：“告诉老天，告诉大地，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们，我们是这里的主人。谁敢上咱们家门口来撩搔，那怕只剩下一个喘气的人，还是一个字，打!”[5]还有，将军倒在洁白的雪地上，高大的身躯直挺挺靠在巨石犹如一尊雕像的定格镜头经久难忘!人们从中获得了故事深层结构的真谛，既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情怀，又在视觉上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全新享受。
其次，“鸳鸯蝴蝶派”多角恋的噱头并非提高收视率的“灵丹妙药”，尊重历史事实讲述革命者纯洁传统，质朴无华的婚姻爱情故事。这样的叙述话语更能很好地真实表现“红色经典”真心英雄的人格魅力，并且更为观众所接受。
“戏不够爱来凑”，“红色经典”创作与翻拍总是免不了落入“革命加恋爱”“滥情”媚俗的故事窠臼。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似乎非英雄美人，才子佳人式的三(四)角恋爱就不能叙述成戏。新版《林海雪原》不惜用整整一集的情节让少剑波和白茹谈情说爱；《苦菜花》里朴实的母亲居然冒出一个地主儿子的初恋情人《红色娘子军》浓墨重彩洪常青和吴琼花的战地情怀；《铁道游击队》中刘老洪与芳林嫂的爱情更是大肆渲染的主要戏份。编导们一味把主人公的情感叙述作为创新手法之浪漫，以及求新求变不甘庸常的胆识与追求，其实反而弄巧成拙，有损这类题材影视作品人物形象真善美的塑造。
提高收视率绝非“华山一条路”，本剧在“讲故事”上最为大胆的举动当属“逆流而上”，将无中生有不利于表现民族大英雄的爱情元素全部剔除，别开生面地展现铁血将军平凡的情感生活。他们敢于拒绝为了追求情节好看和曲折离奇而肆意编造感情戏，摒弃损害英雄形象庸俗的“爱情味精”，讲述“红色经典”情感故事别具一格，与众不同。“杨靖宇不谈爱情。我们就是要告诉观众，并不是只有通过爱情才能表现英雄的人性化，那个年代的爱情更应该是‘大爱’至上”[6]。无情未必真豪杰!他也有天伦之乐，儿女私情，但是满怀“平靖宇内，痛击日寇”的革命抱负，舍小家顾大家，与妻子儿女老母生离死别。自古忠孝两难全，一张充满温馨亲情的“全家福”紧贴胸前，伴随着将军在抗日救国战场上出生入死，抚摩端详“全家福”思念关内中原的亲人，是他戎马生涯的精神安慰。血雨腥风，战火分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生活是党的生活，他甚至没有自己的生活”。[7]将军率领抗日联军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恶劣生存环境，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顽强地抵抗日本侵略者，普通的家庭生活都顾不上，那还能惬意地卿卿我我?将军是一个才华横溢雅儒的知识分子，短暂的一生中只有一段旧式的包办婚姻，可是两情双悦，相濡以沫。他深情地给刚出生几天就与父亲分离的女儿起名“躲儿”，以怀念为自己奔走革命而东躲受苦受难的亲人。将军与部下的女战士是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战友情!他的理想是高尚的，感情世界是朴素的。道是无情却有情，这样的爱情故事才是情深意长，动人心扉!如果罔顾历史事实硬要拌上“战地爱情”，则是对英雄的亵渎。不是说“红色经典”不能言情，革命者只能清心寡欲，共产党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教徒”，而是战争中的爱情要分清场合对象环境，当然也不能搞成“”时期“革命样板戏”的主人公那样不是“和尚”就是“尼姑”。“挥剑斩情丝”，叙述话语非常新颖脱俗，感人肺腑，人物刻画更加鲜活生动，情节更加真实可信，使得长期饱受“滥情”故事疲劳轰炸的观众耳目一新。
再次，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始终大张旗鼓地弘扬“红色经典”典型人物革命英雄主义和至高无上爱国主义精神的完美品格!以此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行动元”功能和显现性格特征的“角色”功能。
故事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情节作为对故事叙述进行艺术处理的结构，是讲述事件过程中所有技巧的总和。“行动元”则指人物是推动故事情节的行动要素，表现为人物“做什么”：角色即具有生动具体形象和性格特征的人物，亦即“典型人物”，是形象的基础，表现为人物“怎样做”。由于人物是事件和情节的动因，故事的第一要素。有些“红色经典”编导借口人物性格过于完美是很大的缺陷，故事有遥远的距离感，令人可望不可及，故而极力强调角色因为缺陷才会让人记住，极端的性格放在生活中是不可爱的，但放在戏剧里才是有魅力的，便一相情愿地给角色添加“缺点”，美名其曰“注入新鲜成分”，用作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元”功能和显现性格特征的“角色”功能去“讲故事”。“英雄也是人”!于是，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要最大化地去掉脸谱化和概念化，增加生动化；对英雄的仰视要恢复到平视，对敌人的俯视要回到正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人物形象面目全非，无论新版杨子荣，还是原创张国荣版《红色恋人》等，讲出来的故事统统变成演员的本色演绎，而不是“这一个”的倾情叙述，毁灭了观众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红色经典”英雄形象及其津津乐道的故事情节，导致影迷们由于极其反感角色被过分剥离历史真实的“注水”而逐渐流失。
《杨靖宇将军》的主创吸取教训，承继“红色经典”精神并准确把握历史史实，从观众欣赏要求和电视剧创作规律出发，一直保持清醒的正面叙述视觉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以第三人称隐藏叙述者的身份，从零聚焦全知全能式叙述方位出发，提炼出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去构建故事的深层结构。“今天，把我们东北老百姓敢挺起腰板做人，张着大口喘气，放开声音张扬的民族英雄，最后六天的生命经历讲给你听”[8]，伴随着叙述者沉重的画外音，以天上飞机轮番轰炸，地下铺天盖地的日本鬼子铁桶般拉网式围追堵截将军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情节高潮倒叙开场，然后再按照主人公临危受命抗日救国的事件发生、发展进程的“故事时间”展开广阔的叙述，全方位地反映其波澜壮阔捍卫民族尊严的事情经过，还有不时穿插画外音来加强全知全能的叙述效果，最后又以将军壮烈牺牲，纷飞大雪为千古不朽的英灵送葬的尾声照应开头。经过“文本时间”精心谋篇布局地“讲故事”，叙述话语很好地展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复原当时的情景，杨靖宇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就表现什么样子”的艺术魅力[9]!极其“生活化”地塑造了革命先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大形象及其伟大精神。
杨靖宇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少数没有争议的英雄!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充满传奇色彩，文韬武略，精忠报国，智勇双全，率性刚毅，铁骨铮铮。高风亮节，气壮山河!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战斗如何残酷，始终忠贞不渝，矢志不移。从带领十几人的游击队到发展统领上万人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转战林海雪原，在极其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牵制日寇五十万关东军入关。“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即使牺牲后也让敌人震惊，全体日本官兵脱帽致敬，俯首跪地表达对华夏大英雄的衷心敬仰。他没有太多的缺点和性格上的弱点，“这个人无论政治上、军事上、生活上都挑不出毛病，所以我就说杨靖宇是个完人，比较完美的人”。[10]将军伟大的人格魅力在于始终坚持一个非常纯朴的信念：“打鬼子，打鬼子，还是打鬼子”，“把侵略者赶出中国”![11]他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心中永远装着别人惟独没有自己，隐姓埋名，背井离乡，舍家弃业，舍生忘死，救国救民。头可断，腹可剖，民族气节是生命，“不图封侯觅雪耻，愿将此身长报国”!他是真正有血性的中国人!真正伟大的共产党人!融国魂、军魂、民族魂为一体，早已成为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光辉象征!该剧主创人员勇于抵制“注入新鲜成分”的时尚，叙述动作坚决褒扬“红色经典”代表人物完美无缺的人格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情操，讲述角色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做什么”与“怎么做”，用主人公的行动把故事核心要素即对敌斗争事件串连编织成情节，以彰显人物“为国舍命，人间大爱莫过于斯”的崇高民族气节为主导因素，推动情节发展和突出对敌我双方人物的影响，乃至对整个故事发生作用的角色地位，这样的行动元，功能和显现性格特征的“角色”功能，再加上演员出神入化的演绎，终于赢得了广大观众和专家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天地间恭敬你的民族自豪”![12]人们渗入骨髓地从将军身上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大义凛然的坚强傲骨，为其超常的钢铁意志与执著的精神所感动和振奋，为有这样顶天立地，光照千秋的民族大英雄而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也越发感慨今天自由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尤其是现在日本首相接二连三拜“鬼”，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激发爱国心，唤醒民族魂，让后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世世代代，永不磨灭!
“记住他的音容、记住他的身影、记住他的眼睛、记住他的英名”![13]撼人心魄的英雄史诗《杨靖宇将军》艺术消费和接受活动大获成功，获得了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电视剧提名[14]。事实胜于雄辩，情节才是电视剧(电影)叫好(叫座)的关键，因为它能给人带来感动和欢笑，毫无疑问普通观众都是冲着情节“追看”电视剧的，所以“红色经典”创作与改编只有“会讲故事”，尽量在满足现代观众欣赏习惯的前提下，重现故事情节及其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并且在尊重历史的同时适当增加“生活化”的艺术真实，“旧瓶装新酒”，让昨天的英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深切地吸引、感染今天的观众，其艺术消费和接受活动才能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1］普安迪，美国叙述学家。
［2］赵一曼，《抗联：一支有文化品位的军队》，《中国艺术报》第403期。
［3］［6］导演李文歧采访，央视网站，/default.shtml.
［4］央视网站论坛，《英雄光辉永不灭》。
［5］台词。
［7］杨子荣靖宇将军这孙马继民，/default.shtml.
［8］剧中画外音。
［9］演员巫刚采访，央视网站。http;///default.shtml.
［10］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原中纪委常务书记韩沅，央视《永远的丰碑》。
红色经典观后感范文5
何谓经典，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作品。红色经典是当代演出宣传中的常用词，没有人刻意阐释，也不是什么科学严谨的定义，但大家似乎都能意会。笔者理解红色经典是借用经典词义，意指那些特定时代诞生的歌颂党、歌颂祖国、颂扬时代精神、深受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比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洪湖赤卫队》，中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京剧《红灯记》等等都是长演不衰的红色经典。它们都是跨越时代的优秀之作、典范之作，其共同之处在于具有“主题先行”、追求舞台化戏剧化的效果、作品张扬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红色经典何以在当代流行？
红色经典是时间磨洗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审美艺术价值。无论何时观看你都能感受到它强烈的时代精神，为它传递的激情昂扬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所感染。人是需要精神鼓舞的，更需要昂扬向上的精神传承。那些峥嵘岁月的革命意志、奋斗故事的确具有荡涤世俗、令人激情燃烧的特殊魅力。此外，红色经典表演自然真实，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红色经典有一批特定的观众群,它曾伴随一代人的成长岁月，如今他们大多已人过中年，有了回眸重温的情怀，红色经典的适时推出迎合了他们观摩的愿望。配合各种主题纪念活动举办的红色经典演出，首先是起到了传承的积极作用；其次能够得到上级肯定、甚至拨专款扶持；第三市场业绩不俗。
流行歌坛的“翻唱”风也正是源于此。现在江西卫视热播的“红歌会”，收视率不低，显然也是基于《东方红》等“红歌”深厚的群众基础。
如何正确解读红色经典？
重新翻作的红色经典在广受欢迎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一，滥用经典之名。有些演出贴上经典复排的标签，借题发挥，为的是沾经典的人气；其二，只为应景，以经典充数。翻作经典走的是创作捷径，省去很多创作经费，但是有些翻作只为应景，缺乏再度挖掘，表演与初创时无法相比，很多演员眼中没有、心中也无经典所要求传达的精神内涵。即使是照搬照演经典，也存在着有些剧目为赶档期急于登台，粗制滥造。其三，改编经典，歪曲原作。在还没有吃透经典原作之时，擅自改编，这方面问题尤其严重。这三种对待经典的态度，潜移默化当中产生了“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倾向。
上述现象如果长此以往，将影响红色经典本身的艺术魅力和红色经典已经形成的品牌效应；复排人员对原作精神吃得不透同样影响其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对并不熟悉那段革命历史的后辈也将产生消极影响。本报就曾接到“五个一工程”奖歌曲评委周荫昌来电反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冼星海百年诞辰活动中，《黄河大合唱》特定的精神内涵没有表达出来，那种特定时出的中国民族怒吼的声音被轻松地消解了，令人非常失望。
每逢各种主题纪念日，红色经典的集中上演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当仁不让的浓抹重彩。去年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武警文工团于国庆期间推出大型史诗音画《十送红军》，以多首脍炙人口的革命历史歌曲再现了红军长征史诗般壮阔的历史画卷。演出创意非常可取，但重表演形式不重精神内涵也是突出问题。舞美、演员比以前漂亮了N倍，但该传达的精神气质却没有。个别演员一出场就摔倒了，和经典应有的要求很不相配。
作家丛维熙说：一切应时小卖的吆喝，或以此壮门面者只能亵渎“经典”这个含金量极高的词义。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在今年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上强调“创作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优秀作品是当前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同时指出：抵制艺术创作中出现的“戏说经典”“恶搞崇高”“消解价值”等不良创作现象。网友“中国文化人”说：红色经典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也是对那段历史的思想观念的一种阐释，其中所蕴含的坚定信仰、献身精神等高贵品质恰恰是对当下人文精神缺失的补偿。
依赖经典不是长久之计！
红色经典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作品，其推出有其不可回避的历史背景，当然也有其创作的历史局限，其所反映的时代内容、表现的叙事手法、蕴涵的审美形态都与当下生活有一定距离。因此重新恢复红色经典首先要尊重历史，在翻作红色经典时首先要吃透原作特定的精神内涵，演出时应继承而不是创新。
红色经典观后感范文6
一是演员从“红色实力”到“红色偶像”的转变。
传统红色经典剧几乎都选用了清一色的实力演技派演员，原因在于那些光鲜时尚的青春偶像形象与剧目所要求的大方朴素甚至经常素面朝天的革命英雄形象有较大距离。然而，在红色经典剧翻拍过程中，这一格局慢慢发生转变，选用演员从“实力派”变成了“偶像派”。如善于扮演都市言情剧女主角的许晴成了《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海岩剧男主角陆毅成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王一明。新版《敌营十八年》更全是漂亮帅气的年轻演员，杜淳被观众封为“红色偶像”，首次担纲重要角色的“反男一号”王鹏凯则被众多影迷追捧为“美男军官”。
二是剧情从“斗争戏”到“情感戏”的转变。
红色经典剧以共产党员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主要情节，翻拍作品加入了多条感情线，成为典型的战争年代情感戏，如《52号兵站》、《羊城暗哨》、《夜幕下的哈尔滨》、《沙家浜》、《林海雪原》等。在老版《敌营十八年》中，泳装镜头、小露香肩的所谓“”以及江波施“美男计”获取情报的情节在当时被视为“大不敬”，而在新版中，情感戏占了70%以上的戏份。江波与3位女性都有情感纠葛：在农村的原配妻子康瑛、工作中的“假妻子”藤玉莲、为了工作而被迫迎娶的军官罗茂莉，他们之间丰富、细腻、多层次的情感动人心弦、摄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