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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青岛模式;温州模式;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种比较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本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者颇多。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种经济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和各自的优劣势，倡导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与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两种经济模式及其差异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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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 约瑟夫·熊彼特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其在1911年发表的成名之作。在本书中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新意。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社会经济的“循环流转”，然后从“动态”和“发展”的角度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论文关键词】 熊彼特 经济发展 企业家 创新 生产函数 新组合 一、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科学各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及历史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n bsp; 二、“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 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问题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 “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 nbsp;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工业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内容，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 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规律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期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 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补充到更为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又称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曼总结的经验： “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更节省也更学院化。我们有能力参加当前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对私人研究提供税收减免、给从事研究开发的合资企业以反垄断豁免权、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特许权的作用、贸易政策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私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挑选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还有明确的政府引导型技术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罗·鲁曼《经济增长的起源》）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谬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 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网络版，何畏 等译校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4
低碳经济发展论文范文一：固碳林业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
摘要：森林碳汇交易，主要依靠前文中提到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一是政府引导，积极与低碳交易平台开展合作，如与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开展合作。
关键词：固碳林业;低碳经济
全球气候变暖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促使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碳排放这一重要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的增长方式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需要在新时期采取更加经济环保的措施。这对于林业发展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概念解释
1.固碳林业
固碳林业(CarbonForestry)，通俗来讲，就是利用森林和森林产品来固碳，增加植被、森林以及耐久木材产品中贮存的碳量，能起到这样作用的林业，就是固碳林业。固碳林业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增加森林碳储量，如造林、再造林，扩大植被覆盖面积等增加固碳。二是保护现有碳储量，维护现有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防止多余的碳向大气排放。三是林业可持续经营，通过林业产业自身的经营来获取经济效益。四是林业替代。通过不同的林业品种来进行替代，如用耐用木质林木材产品来代替普通木材产品等。
2.清洁发展机制(CDM)造林项目
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是当前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通用的，连接固碳林业和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1997年，《京都议定书》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清洁发展机制(CDM)，通过这一项目可获得碳信用，这一信用可用于抵消《京都议定书》中各国所承诺的碳排放指标。CDM的显著作用在于，它将发展林业与发展经济联系起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以运用这一项目实现碳交易，既可以让发达国家完成碳排放指标，又可以让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收益。目前，我国在CDM上发展取得一定成果。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与主要趋势
1.减排任务艰巨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召开，一方面提出并明确了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主要目标的低碳经济的来临，另一方面制定了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我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从数字上来看，会议提出，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控制在500亿吨，我国所能获得的最大减排额度有104亿吨。但是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指出，2013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100亿吨。2014年，彭博社新能源金融的估算显示，我国碳排放量同比下降2%。即便如此，在我国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距离104吨的额度也只一步之遥。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届时将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2.能源结构和经济模式限制
多年来，我国的能源特征一向是富煤、少气、缺油。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的高排放，加上粗放的增长方式，一直使得我国碳排放高居不下。目前，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依然接近七成，而且这一占比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变的难度很大。煤炭的过度使用，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这样来看，到2020年完成任务就非常艰巨。
3.发展固碳林业成为主要趋势
可喜的是，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已经开始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节能减排，这里面就包含了大力发展林业及固碳林业。一方面能带来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能保护环境，吸收二氧化碳，达到最终温室气体减排的目的。同时，《京都议定书》也规定了通过森林碳汇来进行间接减排，充分发挥森林固碳的作用。这其实就是大力发展固碳林业。投资少、效果好、副作用低等特点，也使得我国在固碳林业发展上前景光明。
三、固碳林业如何迎接低碳经济发展的机遇
发展低碳经济是大势所趋，发展固碳林业则是最优途径。因此，固碳林业应该抓住这一机遇。本文以陕西省关中地区(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一带)林业建设为研究对象，对如何迎接这一机遇作简要分析。2014年11月，陕西省林业厅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了一份关中地区林业治污减霾功能评估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关中地区森林面积为207.12万公顷，年固碳量达到397万吨，相当于1212万城镇居民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够抵消全省2012年能源消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5.1%。2013年，《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林业三年行动方案》正式实施，预计到2015年，年固碳量达到418万吨，相当于1369万城镇居民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够抵消全省2015年能源消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5.76%。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大型项目，对于减排温室气体排放有着极大帮助。在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的机遇下，这样的项目还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
1.建立固碳林业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林业，不是简单的植树造林即可，要有选择、有目的性的选择林业品种。《关中城市群治污减霾林业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了森林覆盖率，人工林、山地森林生态屏障，防风固沙带，护林绿化带等一系列措施，但对于林业产业的发展提及较少。将固碳林业和低碳经济发展起来，在第一产业要扩大种植丰产林、用材林、粮油能源林等，增加森林碳汇储量。在第二产业应发展林业高精加工产业等环境友好型工业，实行从林业中提炼固体燃料、清洁乙醇等生物质能源发展道路，以及利用固碳林业资源进行气热电联产等。
2.开展森林碳汇交易
森林碳汇交易，主要依靠前文中提到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一是政府引导，积极与低碳交易平台开展合作，如与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开展合作。二是社会参与，社会上要逐渐成立参与碳交易的企业，运用自身已有优势与国外市场进行碳交易，获取经济利益。三是权利义务引导。可以参考《京都议定书》中所采用的碳交易规定，借鉴多排碳源、多买碳汇、受益者付费、损害者赔偿的原则，对陕西省内相关企业进行约束，要求其加入固碳林业建设，客观上促进森林碳汇交易的同时，达到整体减排的目的。低碳经济的到来和趋势，使固碳林业的发展迎来了崭新的机遇，但在当前整体环境下还面临很大的挑战。这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共同发展，才能真正保护我们所拥有的环境，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05-15
2、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庄贵阳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07-10
低碳经济发展论文范文二：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问题与对策
摘要：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恶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和关键，是工业文明向低碳生态文明转型的根本途径。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目前面临着能源结构单一、技术落后、研发能力较低、国家政策缺陷等诸多问题，加快发展中国低碳经济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加大科研力度，实现自主研发与对外合作的有机融合，全面掌握低碳核心技术，同时建立健全的低碳经济技术研发保障制度，由此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低碳经济技术研发。文章主要对我国低碳经济技术发展创新问题进行研究，希望对低碳经济技术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低碳经济;技术创新;问题;对策
世界经济发展建立在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事实上这是一种高碳经济，严重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影响人们的生活。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工业，高碳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加，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由此催生了低碳经济的产生。低碳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通过新一轮的技术研发、制度创新、产业转型及新能源的应用，提高了地球能源的生产与利用效率，建立了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人类走出高碳经济和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低碳经济与技术创新概述
低碳经济产生于高碳经济下全球变暖的时代背景中，之所以引起世界各国的共鸣，主要来源于英国政府在2003年颁布《Thefutureofourenergytocreatealowcarbone-conomy》白皮书。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对此仍然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定义。通常来说，目前学术界又三种观点：方法论、行为论与革命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特认为：低碳经济指的是以市场经济发展机制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技术的创新，最终实现低能耗、低排放、高能效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行为论的角度来说，我国专家冯之骏、潘家华和陈柳新曾经指出：目前，各种经济类型中，低碳经济是社会经济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最低的经济类型，集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能源、低碳生活、低碳城市经济发展形态的总和，是一种修复地球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形态。从革命论角度说，我国学者鲍健强、庄贵阳等人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低碳经济是对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反思，是一场依赖于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新型经济格局，是一场涉及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能源经济革命。低碳经济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持。J.A.Schumpeter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J.A.的创新研究概念非常广泛，涉及到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从技术创新角度来说，J.A.将其定义为新技术应用导致产生的函数的移动或者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一种技术价值的实现。S.C.Solo、G.Lynn、C.Freeman等人在技术创新方面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对技术创新的界定受国外学者影响较大。傅家骥等人认为：技术创新是某一地区或者国家抓住市场发展潜在的机会，以获得经济效益和商业利润为主要目标，重新组织当地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建立效率更高、费用更低、消耗更小的生产经营模式，进而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和创新生产方法，开辟国内外更广泛的市场，获得更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供给地区和国家的生产。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高效的技术创新系统，粗放型经济向效率型经济转变就缺少了技术支撑。
二、我国低碳经济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从我国低碳技术创新发展现状来看，在低碳技术创新、专利技术转让及应用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研发能力薄弱，自主创新研究发展缓慢。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研发环节的强弱。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研发能力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第一，低碳创新技术研发人才极度匮乏，核心技术研发人员、优秀的技术创新人员和综合素质较高、目光长远的企业家更是凤毛菱角，严重制约了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研发。第二，我国低碳技术整体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相对于国际水平来说比较落后。很多关键技术，例如高性价比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生物能技术、氢能技术等都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缺少科学有效的资金支持和建立机制。第三，低碳创新技术研发资金欠缺，同时低碳技术专利质量偏低。我国低碳技术专利总量较多，但是发明专利所占比重仅达到一半，而且我国低碳技术创新专利申请基本上都集中于科研所，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过少。其次，我国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意识淡薄。我国大部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仍然缺乏生态平衡的紧迫感和低碳技术研发创新的热情，在低碳技术创新模式与方向的选择上存在比较严重的短期行为，企业战略发展方向时常背离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后，低碳技术国家转移受到严格的限制，影响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研发的脚步。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基于国情的发展需求和结构优势来说，通过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等方式进行低碳技术创新，由此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但是按照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来说，在全球节能减排的共同协作过程中，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低碳技术。但是很多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核心技术，维护低碳技术优势以及处于国家利益考虑，总是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设置重重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低碳技术的进步。总体来说，我国低碳技术的创新发展之路困难重重，要想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国家、企业及相关部门必须从人才、资金、政策制度等方面共同努力，为低碳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大力扶持低碳技术创新及专利技术的研发保护，让中国尽早步入低碳经济发展轨道。
三、中国低碳经济技术创新发展对策
(一)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首先，企业需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如今，低碳经济已经席卷全球，低碳技术已经引发了社会的迅速变化，绿色世界就是人类向往的未来。企业作为低碳技术创新的主体需要加大自主创新能力，这就需要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尽快适应世界低碳经济的热潮，明确技术研发的目标，从根本上实现低碳经济的转型。目前，我国很多企业低碳技术创新仍然依赖于高校及科研机构，产品的市场指向性不明确。所以，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应该实现紧密合作，将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源和企业的资金实现完美融合，最大限度调动各自在低碳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尽快实现我国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优化。其次，我国企业需要在低碳技术创新领域增加资金投入，实现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企业作为低碳技术创新的主体，需要充分考虑市场、消费者需求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低碳经济的国际化的背景下，如果企业只考虑短期利益，放弃长远利益，必定会被时代淘汰。企业必须调整经营模式，让自身的发展经营模式与低碳技术之间达到平衡。企业作为低碳经济的执行者，同样应该对社会承担责任。企业在进行产品营销过程中需要大力宣传低碳经营理念，提高广大消费者的低碳环保意识，并逐渐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创造、发现市场契机。因此，我国企业需要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企业的自主创新为发展动力，通过企业信息化与工业化的高度融合，加大对低碳经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实现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培育、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面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续航能力，为我国尽早步入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制定相关保护措施，推动低碳经济技术创新
一项低碳技术专利的成果从研发到投入市场，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未知风险，风险之高严重制约我国低碳经济技术的研发。因此，政府部门可以有针对性地建立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在政策上给予低碳技术研究一定的优惠。当然，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会在技术研发过程中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新技术研发成功，顺利投入市场，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则应该获得相应的风险投资收益。就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我国政府必须积极掌握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与话语权，由此才能更好地在我国开展低碳经济，才能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当中。
(三)加强国际低碳经济技术创新之间的交流合作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它融合了多种技术、多门学科为一体才能进行生存与发展。低碳技术与传统技术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汇聚了多门学科与技术，单独依赖于某一个企业、某个领域、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国家都无法完全实现低碳经济。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发展需要完整性，只有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同面对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共同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产业技术联盟，才能更好地运行低碳经济。我国低碳技术发展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大，要想短时间内提高低碳技术创新与发展，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自主创新成果，加强国内外合作交流，实现低碳技术全球共享，另一方面，还要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加强自主研发能力。以美国为例，低碳技术创新非常重视市场调节，技术创新机制由高校、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共同构成。各个产业之间实现了技术融合与扩散，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美国低碳技术研发创新资金有八成都是企业提供，而八成的低碳技术研究都由高校担任，非盈利机构则在企业与高校之间起到协调、控制作用，研究成果不会直接投入市场应用。再例如，欧盟低碳技术研究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及欧洲联合研究重心共同承担。欧盟为了将新的科研技术普及到各个生产领域，大力进行新技术的宣传推广、试验和示范，中介机构也会为了新技术的宣传制定一系列的宣传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低碳技术从研发、投入生产到进入市场一路顺畅，让低碳技术充满活力。从美国和欧盟的例子来看，我国需要向其努力学习，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积极引进、吸收、消化低碳技术，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寻我国低碳技术发展之路。此外，我国还应该建立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联盟，探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新的合作模式，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学术、培训机构、非营利组织等，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作出努力。总的来说，低碳经济技术创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情，涉及到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及消费者等诸多方面，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必须协调发展、相互支持，才能使我国低碳经济技术创新顺利实现。当然，现阶段我国低碳经济技术创新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一定可以逐步解决问题，带领中国企业走出低碳经济技术创新的瓶颈，迎来社会经济全新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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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论文范文5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对小生产以及以小生产为特征的私有制经济问题有过基本的设想和论述。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应“一步一步地夺取”，而不是历史上的一次性行动，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度，更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知，个体小生产或私有经济的存在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即在生产力水平还没达到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利用外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怎样利用外资，列宁根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要通过借款、租让制、与外资（外商）合办企业等形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以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初探索者。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思想。其中，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对后人的探索乃至今天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到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实际出发，思考生产关系改革的经济建设的思想轮迹。由于历史的局限，的这些经济建设的思想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对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对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吸纳了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原因
非公有制经济是指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在内的经济类型。它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的，并且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共同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经济，是指劳动者在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一种私有制经济，不具有剥削性质；私营经济，是指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获取利润为生产经营目的的私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外资经济，是指外国投资者和港澳台投资者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在我国大陆建立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自经营的经济。
（一）个体劳动方式的存在是基本原因
诚然，个体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变化是个量的概念，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个质的概念。能够使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生产力，不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变化，而是生产力量变到一定程度后，使生产关系所依存的实体形式即劳动方式发生变化，才能使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所以，个体经济存在的必然性，不直接是生产力，但又离不开生产力，直接的决定作用是个体劳动方式。个体劳动方式存在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社会化生产还没有发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方面，也就是说，不但是某些领域或行业基本上还是非社会化的生产，而且在基本上社会化生产领域或行业中，也还有落后的生产力与其并存；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使个体劳动方式不能存在的程度，个体经营的不少领域已经不完全是以手工工具和手工劳动为基础，而是采用了不同程度的机械化与自动化，并越来越以现代化的技术为基础。由此可见，只要还存在个体劳动方式，尤其是独立型的个体劳动方式，个体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下去。
（二）劳动方式的部分私有是根本原因
劳动方式的部分私有，是指在现阶段劳动力既不完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也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个人，而是具有部分公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性质，在这两种所有中，部分个人所有是主要方面。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劳动力的部分私有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重要痕迹之一。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费用主要是由个人或家庭支出的。劳动力的归属问题，主要应根据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训练费用由谁支出来决定：如果这个费用是由个人或家庭支付的，劳动力就应归个人所有；如果这个费用是由社会和个人共同支付的，那么劳动力就具有社会和个人双重所有的属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劳动力的自产费用和训练费用兼有国家支付和家庭支付两种形式，而且家庭支付占绝大部分。因此，劳动力的归属关（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私营经济的产生是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我国私营经济的产生与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是承认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而且还呈现为落后性和不均衡性，在客观上，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同时发展，这就为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现阶段，个体经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发展是私营经济产生的客观条件。个体经营者还不愿意走合作经济的道路。个体工商户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通过个体工商户之间的联合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应该说，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一种形式，特别是农村，可以说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外在经济条件的动因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的自由购买。而能否自由地购买到所需要的劳动力是私营经济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资本只有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私营经济的生产过程才能正常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国对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与改革，逐步给予了农民自由选择职业和进行要素流动的自利。从而推动了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五）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效补充
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私营经济的财产组织形式更符合投资者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和施展个人经营才能的要求，而这正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的内在动因。获取个人经济利益，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基础性动因。只要客观条件还没有达到使其不能存在的时候，这一动因制约个人经济行为的作用就不会消失。特别是在现阶段，劳动还具有很强的谋生手段的性质，这就决定了个人经济利益在个人经济行为目标中仍然处于基本动因的地位。尤其是在农村，人们对消费利益的追求必然转化为对财产利益的追求。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和发展，适应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符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也是对国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实践证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要对它们鼓励和支持，又要对它们进行引导。要放宽市场准入、创造良好环境、加以积极扶持，并且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6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发展报告》（1997年版）考察了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的动向，指出其具有低增长、不平等扩大这两个特征。在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世界经济进一步两极分化，而且80年代之前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国内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有了扩大。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可通过收入（利润）的集中·高储蓄·高投资这一过程带来高增长及其成果的均分这样一种乐观论调相反，现实是造成了低增长和不平等的扩大。如此看来，8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及其发展状况并不可喜。
因此，东亚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尤其是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1993年）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冲击也是可以理解的。该报告将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及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称为“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High-PerfomingAsianEconomies)，作为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两大特征，列举了高速增长的持续和分配不平等的减少。但是，在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和转而采取外汇管理浮动制所引致的波及东南亚各国的“货币危机”这一背景下，已有人认为“奇迹”已经结束。
这样，现在便有了重新考察世界银行报告和东亚经济发展的好机会。
一、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
首先来看看世界银行报告的主张。如前所述，该报告列举了高速增长的持续和分配不平等的减少作为东亚经济奇迹的两大特征。该报告还列举了人力资本及实物资本的积累和如此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有效分配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两点作为东亚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从上述意义来看，关于东亚经济的成功，并没有什么奇迹。东亚经济只不过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更有效地利用了成功所必需的基本机能”，正如世界银行总裁L·T·普雷斯顿所述，该报告所设定的主要研究课题是东亚经济的成功与政府的关系，换言之，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根据该报告，关于东亚的高增长与政策的关系，有两个代表性见解。一个是查尔斯·沃尔夫和爱德华德·臣等所代表的新古典派的见解，另一个是阿里斯·阿姆斯登和罗伯特·韦德等的“修正主义”的见解。前者认为东亚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政府将市场机能摆在第一位，实施了发挥该机能所必需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另外进行政策介入。后者则主张东亚的经济成功与新古典派的模式完全不相符，而更符合政府以决定性的方法诱导市场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该报告认为上述两个见解都没能充分地说明东亚经济的成功，因此排除了这两个见解，而采用了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3年版）所提出的“亲市场的方法”(market-friendlyapproach)。“亲市场的方法”认为，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发挥4个作用（确保充分的人力投资、为私营企业提供竞争环境、为国际贸易维持开放的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如果超出这些作用，政府干预可能会带来害处而非益处。该报告将这种亲市场的方法适用于东亚，新开发了“用于成长的机能性方法”的框架。带来人称东亚经济奇迹的“结果”（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的是①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积累、②资源的有效分配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种“成长机能”。弄清①基本政策和②选择性干预这两个“政策选择方案”对这种“成长机能”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才是该报告所要致力的研究课题。这就是附有“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这一副标题的理由。
作为东亚的经验教训，该报告总结道：①就东亚经济来看，应该说它们正确地实施了以稳定的宏观经济为主的基本政策。如果没有这种基本政策，就没有经济增长的基础，生产率也不会提高；②无论东亚的选择性干预政策的决定性特征是否明朗，都在限制成本这一明确的范围内实施了该政策。并认为在东亚最重视的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可能危害这种政策的政府干预或要改变、或已被放弃。最后考察了干预政策是否成功、东亚的干预政策是否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其结论是：①特定产业的振兴政策一般看来并没有获得成功，因此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上不能作为参考；②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性贷款虽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但伴有很大的失败风险；不过，③出口振兴战略是比其他战略成功得多的政策性干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最有参考价值，因此干预是东亚经济获得成功的因素这一事实不能成为抵制必要的市场导向性改革的根据。
对《东亚奇迹》的批评(1)
《东亚奇迹》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及东亚经济研究人员的很大关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其中心也是该报告设为主要课题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尤其是围绕其结论部分所主张的对产业政策的评价展开了议论。
在对世界银行报告的批评中，只有在日本的议论是重要的。也许可以将日本的议论总称为“日本式方法”（稻田十一）（表1）。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已根据东亚的产业政策（动态的比较优势）和关于政策性金融的经验指出了市场原理的界限。石川滋提倡“市场经济发展促进方法”（促进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发达），原洋之介也很重视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和金融业者的中介机能）。而且都像白鸟正喜做出的恰当总结那样，假设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会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不能取得进展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而使市场机制没有起到作用的缘故，因此他们均驳斥了“如果政府停止市场干预，经济将会发展”这一前提的虚构性。
表1“华盛顿合意”与“日本式方法”的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稻田十一：“华盛顿合意与日本式方法”，《外交时报》，1997年9月，第18页。
对《东亚奇迹》的批评(2)
下面拟就我们对世界银行报告的批评做如下3点叙述。
第一点是关于分配的公平问题。该报告叙述道，经济的高增长和收入的均等化已经并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其后的讨论。我们对东亚以GDP为基准的经济高增长（其统计的信赖性）并没有异议，但关于收入分配，却有很大的探讨余地。像该报告那样对东亚的长期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进行研究时，长期保持同等质量且可用于国际比较的资料的存在是一个前提，但关于收入分配，也因对东亚的收入分布的研究比其他地区晚，这一条件未必能够具备。为此，人们认为东亚的收入分配已经公平化的命题并未充分地令人信服地得到确证。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在东亚当中，例如泰国及马来西亚等不仅没有出现收入分配的长期均等化动向，而且不平等程度仍然很高。例如，上述的贸发会议的《贸易发展报告》（1997年版）认为，关于东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很低且已经下降的老一套记述是错误的，东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乃至更为严重。因此，将经济高增长和收入均等化作为当然的前提进行其后的讨论，这种研究方法尚有问题。
第二点是关于市场的失败(marketfailure)。该报告的确也提到了市场的失败，但那只是从政府主导对付市场失败（促进民间企业的协调行动及设定明确的业绩基准等）这样一种狭隘的角度来探讨。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东亚的经济发展引起了水和大气的污染、工业废物的增多、热带森林的砍伐及土壤侵蚀等严重的环境破坏这样的市场失败，联合国亚太经社
理事会等的研究也已弄清了其实际情况。《环境白皮书》（1992年版）也认为，“（东亚）推行面向出口型的经济开发，并不断取得了成功。但却出现了因缺乏对环境的关心而破坏了产业基础的现象。工业生产中环境对策的缺乏、自然资源的过剩引起的掠夺性利用、城市的急速扩大所引起的公害等等都是由于各经济主体仅追求眼前的利益、难以采取顾及环境的行动。另外，该白皮书还指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关环境恶化时遭受损害的知识未必在政府和企业中得到充分的普及”，并提到了市场的失败和政府及企业的责任和作用。尽管如此，该报告的无论哪一部分都找不到对环境问题的分析。这样并不能阐明东亚经济发展的全貌。
第三点拟探讨一下该报告设定为主要课题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于战后至今发展中国家开发论的变迁，高地康郎在进行广泛而出色的调查的基础上指出，进入90年代后，80年代新古典派的开发论占主流、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作为中心的状况已开始发生了变化。其背景有：80年代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经济负增长、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交易条件恶化、累积债务和偿债义务增加等“失去的10年”，陷入这样一种深刻的经济危机，作为其对策而提出的结构调整很少有成功的例子，债务问题便遗留到了90年代。随后，如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进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其理论根据就是以市场机能为第一位、排除政府干预的新古典派经济学。这样，进入90年代后，随着人们认识到结构调整政策的界限，也开始追求开发理论的新的展开。为了响应这个新的课题，世界银行提出的正是亲市场的方法，将这一方法用于东亚而编写出来的报告就是《东亚奇迹》，这些在上文已经提到。在亲市场的方法中，虽然提到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但这只不过是处于新古典派开发论的延长线上。对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世界儿童白皮书》（1992年版）已经做了驳斥。该《白皮书》坚持认为在亲市场的方法中政府的行动与其说是经济管理，不如说是属于社会投资的领域，并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人们证明其没有害处之前总是有害的，但那离一直致力于解决“人类最深刻问题”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要求的政府的作用仍相去甚远。
这样，进入90年代后，如前所述，开发理论有了新的展开。即：开发理论的模式转换乃至人称复兴运动的情况的发生。
在探讨这一新的动向时，可参考英国萨西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IDS)研究人员的见解。一句话，他们的见解就是从“华盛顿合意”到“新凯恩斯合意”。萨西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所长约翰·托伊认为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的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复活是对战后发展经济学中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并详细地回忆了以H·G·约翰逊和P·T·鲍尔等为先锋的反革命潮流兴起后、80年代迎来高峰期的经过。汉斯·辛格说，从“华盛顿合意”到战后的“新凯恩斯合意”这样近乎妥协的协议、这次又到包含环境、贫困的减少、人力资本及人权等新问题的协议，出现了钟摆不断往回摆的征兆—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新方法即是如此。
二、从“奇迹”到亚洲货币经济危机
据波尔·库尔格曼说，“华盛顿合意”的命名者是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森，这意味着它是集中在既是美国政府的所在地、事实上也是全世界首府的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各种机构和对社会舆论造成影响的领导者们所共有的模式。据说其定义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经济政策中的道德项目—自由的市场和健全的货币才是发展经济的关键这一信念。其想法是，只要让贸易自由化、让国营企业民营化、使财政均衡、将汇率固定在一定水平上，经济起飞的条件就会具备。如果找到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进行投资，几乎毫无疑问地会马上得到回报。
上述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评价道，接受“华盛顿合意”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是东亚各国及地区，在东亚当中，比起东北亚（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更加忠实于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原则，政府没有干预，产业政策也没有实施。S·松山们也说，虽说同样属于“东亚奇迹”，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及地区的当局在工业化中—尤其是在最能反映这一点的产业政策中—的作用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列举了①东南亚各国与东北亚不同，一直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导向型的政策、②在振兴出口产业方面是相同的，两者的主要差异是东南亚强调现在的比较优势，而东北亚则强调将来的比较优势、③东南亚重视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等，并导出了在全球化时代还是较为自由的、面向市场型的、重视外国直接投资的东南亚的产业政策一直得到世界性的支持这一结论。
但是，1997年7月2日的泰铢贬值和改为管理浮动制的影响转眼之间就波及了东南亚各国，各国不仅出现了货币贬值、股价下跌，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增长减退、就业不稳定、物价上涨等等）。以往的高度经济增长一下子转入经济危机，如前所述，其中也出现了认为这是“东南亚奇迹终结”的见解。这次货币危机不能不令我们想起1994年底至1995年初发生的墨西哥货币危机。目睹那场墨西哥货币危机后，驳斥了“新兴市场”的假象—“华盛顿合意”的虚构性，这就是上述库尔格曼论文的宗旨。我们也根据始于泰铢贬值的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发生，在下一节探讨一下“华盛顿合意”的虚构性。
三、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型工业化战略的界限
泰国的宏观经济在这10年期间（1985-1995年）取得了不斐的业绩。而且，这是在政府的作用比日本及东北亚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台湾）小的情况下实现的。泰国历来以忠实于新古典派的原理、一直采取“慎重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国家而知名，对此，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但是，正如S·松山所指出的那样，引领这种高度经济增长的是外资对制造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和制造业的出口，这作为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成功范例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以往泰国给人以很强的“大米单一栽培”的印象，但在这10余年期间农产品和工业制品的出口比率出现了逆转，工业制品已经占全部出口的80%。其变化之大，甚至连《泰国热》的作者帕斯库·蓬帕伊托（音译）和克里斯·贝克都说泰国在这10年期间成了“另一个国家”。
但就是在这个泰国发生了货币危机。实际上，在这10年期间，这回泰铢受到投机买卖并非第一次。1995年初，受到墨西哥货币危机的影响（“龙舌兰”效果），泰铢也成为了投机的对象，但那次影响只是一时的，而且很轻微。其理由有，与墨西哥经济相比，泰国经济的基本条件极其良好。事实上，除了经常收支赤字，泰国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高增长率、高储蓄率、财政顺差、物价稳定）是良好的，从这种观点来看，“泰国发生货币危机便是不可预测的”（泷井光夫、福岛光丘编：《亚洲货币危机》日本贸易振兴会，1998年，第45页）。
那么，为什么在泰国发生了货币危机呢？关于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这些说明。其开端是出口的低迷。泰国的主要出口对象美国、日本、新加坡等遭受了经济衰退，尤其是半导体不景气所造成的影响很大，而且泰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了。工资上涨了，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人才培养则落后了，被中国及越南等后起的国家赶上，泰国的出口便停滞了。这时，不可忽视的是泰国采取了美元联动制。在1994年1月中国人民币贬值和1995年以后日元贬值的情况下，泰铢在汇率方面失去了国际竞争力。随着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出现，在不得不进口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的情况下产生出口低迷状况，这使泰国的经常收支赤字大幅增加到对GDP比超过8%的程度。泰国只好以短期资本的流入来维持这种经常收支的赤字。进入90年代后，泰国曾3次实施了金融、外汇的自由化，尤其是1993年设立了曼谷离岸金融市场，使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了泰国（据说曼谷离岸金融市场设立后至1996年的仅3年时间，其规模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为此，在不动产及股票等方面出现了泡沫现象，随着泡沫的崩溃，外资又流往国外。泰铢被大量抛售，再维持美元联动制已经很难了，不得不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泰国发生的货币危机转眼之间就波及了东盟各国，其原因与泰国一样，这些国家也采取了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和美元联动制。
根据以上说明，一方面有人就亚洲的货币危机提出了十分乐观的见解。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和史蒂文·拉德雷特及日本的渡边利夫的见解可以说是典型的例子。根据他们的见解，这次货币危机只不过是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调整局面，两三年内便会重新走上高度经济增长的轨道。就其论据来看，第一应该说是“外因论”，短期资本的急速流入是这次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改善金融体系并加以管理诚然是必要的，但由于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良好，如果一时的混乱平息了，恢复是很快的；第二，由于东亚出现了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各国中国越南及缅甸等这种经济发展从中心波及周边的、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雁行形态的经济发展”，大概不久就会恢复到成长轨道上来。
以泰国为震中的货币、经济危机受到注目的一个很大原因如上文反复触及的那样，可以说是世界银行作为“奇迹”而甚赞的东亚各国的突然逆转。这些国家的货币、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产生了萨克斯和拉德雷特那样的乐观见解，而且也产生了悲观的见解。例如吴军华认为，即使1997年没有发生货币危机，东亚各国迟早也要面临调整局面，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依靠“东亚型发展模式”（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和开发独裁型政治体制）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吴军华：“东亚发展模式的界限”，《周刊东洋经济》，1998年1月17日号）。
这里拟就依赖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限度谈谈我们的想法。如前所述，引领泰国高度经济成长的是外资对制造业部门的设备投资和制造业的出口，这作为外资的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成功范例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实际上泰国等东南亚各国正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仅仅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曾有过为了摆脱80年代中期的、当时人称战后最大的经济萧条而采取或不得不采取了这种战略（这意味着对外资大幅度缓和限制、实行有利的鼓励措施，一句话，就是对跨国企业实行“门户开放”）的历史过程。
其次，如果加上外国资本的引进及其促成的产品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而需要引进这种类型的工业化所需要的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的话，可以说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原本就是对外来冲击很脆弱的东西。就泰国来看，在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下，其贸易依赖程度急速提高（从1982年的54%提高到1994年的89%），已经越来越依赖制造品的出口了。此外，外国直接投资的骤增带来了进口的迅速增加，经常收支处于赤字状态，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活动）已经嵌入泰国经济，通过抑制进口来恢复对外均衡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第三是关于萨克斯和拉德雷特及渡边利夫高度评价的东亚的“雁行形态的发展”。他们认为在这种形态的发展中经济发展从中心向周边波及＝产生连锁反应，为此先进国当然必须转移到比较优势产业或高附加价值产业，使经济结构高度化。其特征是，如果转移失败乃至落后，就会以后进国的赶超所致的出口减少和外资撤退（往后进国转移）的形式使“成长的动力”减弱。从这种意义上看，亚洲货币危机最初在泰国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在东亚，泰国位于先进国及地区（日本、韩国、台湾等）和后进国（中国、越南等）之间，处于受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等尖端技术型产业双方夹击的立场。
第四想论述一下汇率制。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国家要引进外资，就必须保持稳定的汇率，对东亚来说，还具有美国是其主要市场的条件，因而采取了美元联动制（固定汇率制）。在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中，外资的引进和产品出口的扩大对其取得成功是不可欠缺的。但是，如果美元联动制下的外资引进没有采取总需求管理政策乃至没有使该政策发生作用，一般会出现外资流入国内需求增加通货膨胀发生实际汇率升值（国内外的通货膨胀差距率／名义汇率）的情况。换言之，资本的流入应该对进口有利而对出口不利，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下的外资引进和产品出口扩大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至泰铢危机发生之前，泰国的实际汇率出现了大幅度降低的倾向，实际上出现了外资流入和产品出口扩大并存的情况。但这不外乎是因为在美元联动制下有了1985年的西方五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G5)以后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这样一种有可能实现出口扩大的有利条件，有了这一条件，这种战略才获得了成功。换句话说，这种历史条件失去时，即1995年以后转入日元贬值、美元升值时，泰国便从汇率方面迅速地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从这种意义上说，G5以后的亚洲的10年是“G5产生效果的10年”、亚洲的货币、经济危机可以看做是亚洲闯入了“G5后”的新时代，这种主张是有说服力的。
如上面所探讨的那样，如果根据“华盛顿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高度经济增长的持续就是“虚构”的，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说通过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所获得的“成功”只有在具备了特别的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萨克斯和拉德雷特及渡边利夫所言的“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良好、而且出现了“雁行形态的发展”、因此不久将会恢复到原来的高度增长轨道”的见解抱有疑问。这样看来，应该以亚洲货币危机为良机、为了东亚经济的重新起飞、将以往的“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转换为“自力主导型经济增长”的主张是富有启发的。
结束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开发报告—经济增长与人类开发》（1996年版）批评了仅以经济增长的尺度来衡量人类进步的以往那种错误的方法，在人类开发就是目的、经济增长是为了进行人类开发的手段、向人们展开选择的余地这种主张下，不仅将经济增长的量，也把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作为课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批评的经济增长的类型有以下5种：
(1)没有工作的增长＝就业机会没有增加的增长；
(2)残酷的增长＝经济增长仅使富裕的人们受惠、贫富差距扩大的增长；
(3)不能出声的增长＝政治性镇压、独裁政治；
(4)不稳定的增长＝人们的文化认同消失；
(5)没有未来的增长＝现在的一代浪费未来的一代所需要的资源。
下面拟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这一基准，探讨一下泰国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这是下一展中国家的榜样—的结构和质，以作为本文的总结。
马尔科姆·福尔库斯证实了泰国的收入分配在1960年以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期间产生了相当大的恶化。根据帕斯克·蓬帕伊托（音译）和克里斯·贝克的考察，关于收入分配，①泰国10%最富的人的收入1981年比10%最穷的人的收入多17倍，到1992年已扩大到了38倍；②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确减少了，但减少的数量却是惊人地少；80年代仅仅减少了1-2%，现在约有1200万人不得不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断扩大，许多人已经跟不上经济的突然繁荣；③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有了扩大。由于农业的停滞（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和城市的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从1981年的2.5倍扩大到1992年的4倍；而且，④即使是在城市经济内部，收入差距也扩大了。环境破坏也很深刻，森林破坏和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公害甚为严重，在泰国，“生活的质量”已成了主要的问题。此外，就劳动力市场来看，除了从农村移到城市的“廉价的”国内移民之外，还有社会底层的“非法”移民和被“违法”残酷使用的童工，劳动条件很恶劣。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对劳动、健康、安全等许多方面来说，泰国的经济增长是“灾难”。
我们已经指出，根据“华盛顿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话、高度经济增长就会持续下去的见解是“虚构”的。同时还必须指出，被称为“奇迹”的高度经济增长有着上述许多矛盾；进一步说，“奇迹”是依靠国内的农业部门和低工资劳动等的“缓冲器”＝矛盾的缓冲器机能来维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