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论文范文1
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政治学分析必然涉及到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企业及其活动”的关注经常容易出现偏差从而必然导致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结果往往难以尽如人意。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在认识和处理的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问题上是犯过比较严重的形而上学错误，具体表现为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人们经常会很容易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的一种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不仅没有正确地解决“企业及其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没有真正地促进企业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且在根本上妨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和压抑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企业不仅是一个从事生产和销售的经济实体，而且也是一个鼓励和推进劳动者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实体，尤其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越来越重要。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世纪里，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大力培育和发展政治市场的同时，必须重视“企业及其活动”相关问题的研究，让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围绕“企业及其活动”相关内容所展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政治学视域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企业政治学》还没有最终形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及其活动”相关研究很难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如果不能从学科体系结构中来界定《企业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学科内容、学科特点和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那么必将导致《企业政治学》能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的产生，从而让“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研究停滞不前。为了更好地将“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就必须展开对《企业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内容界定、发展规律、研究方法等相关内容的基础性研究，从而最终构建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即《企业政治学》。
2《企业政治学》的建构及其内涵
一门学科能否构建和独立存在，不仅取决于是否有其研究之对象和解决之问题，还要取决于有其独立之理论，因为理论是经过整理的关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及答案的知识，是围绕学科结构体系将相互依存的概念和原则合理组合起来的知识体系。如此同时，一个新型学科的构建除了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完整的分析之外，还会由于此学科的研究深度、广度和力度的需要必然涉及到毗邻学科的相关知识的支撑，甚至对于某些特殊的学科而言，其毗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还会在根本上对其构建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要想构建一门新型的《企业政治学》学科的话，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需要描述“企业及其活动”的其它相关学科的支持。围绕“企业及其活动”业已形成企业会计学、企业经济学、企业组织学、企业行为学、企业管理学、企业伦理学等一些相对成熟的学科，这些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则天然地构成了《企业政治学》的理论支撑。因此，建构《企业政治学》除了对其研究对象和学科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地展开之外，也必须学习和借鉴其它关于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这些学科包括企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企业行为学、企业伦理学等。
企业经济学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运行规律，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是我国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其主要内容包括筹集资金、购买生产要素、组织生产、销售产品、分配收入、扩大再生产以及扭亏为盈等活动。除此之外，由于企业经济的运行离不开社会和整个国民经济，企业经济学还涉及与企业经济运行的外部条件相关联的一些内容，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宏观对微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和指导，企业对国家的遵从和调整等。企业管理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综合性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合理利用人、财、物、信息等资源来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就是以提高生产力、协调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企业在进行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时都直接体现为两个方面：即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管理主体必须是人，而管理客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财、物、信息等。这种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形成的管理关系就是企业管理中“本源”的管理关系，它与社会关系、技术性关系、法律性关系、经济性关系不同。企业伦理学是当代西方企业管理学流派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一门研究企业伦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是因管理学与伦理学的双向互动和交叉而产生的，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所谓企业伦理就是企业活动中的伦理，即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构成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企业伦理现象则包括企业的伦理行为、伦理选择、伦理评价、伦理悖论和伦理意识等；而企业伦理规律则是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构成的伦理关系种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处理所有关系应遵循的道德法则。通过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领域的“企业及其活动”的比较可以发展，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没有充分地进行挖掘和研究，还缺少通过政治学来界定“企业及其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导致《企业政治学》的缺位。为了更好地找准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位置，更好地发挥企业的政治功能，就必须使企业真正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并进行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来构建《企业政治学》。
《企业政治学》通过两种角度将企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探讨：其一是关系论的角度，即从企业与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入手的角度。社会行为是社会人互动中形成，但又相对独立于个体行为，在社会行为的过程，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组织）之间以及群体（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了一种关系结构网络，而每个关系网络的联结点都嵌入了社会的资源和规则。这种蕴含能量的关系网络结构既在企业组织中存在，同时企业组织本身也作为新的组织个体存在于更广的关系网络结构之中，这些关系网络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等序的而是差序分层的，并构成企业行为制度场的核心内容。因此，企业行为的过程是复杂而多向性的，面面俱到地把握企业行为的影响因素既不现实也无助于深刻理解企业行为的意义，因而，在学理上对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因素进行简单的类型化，抽离出其中关键成分就尤为必要，企业政治则是理解企业行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二是实体论的角度，即从企业和环境来进行研究。可以把企业政治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亦即外部政治和内部政治。前者是指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涉及的是企业行为与外部实体的权力关系，其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者代表企业整体利益的最高决策者，具体而言包括企业与政府机关和其他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其中面向政府的企业活动行为是企业政治的核心内容。企业政治微观层次是指企业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由企业组织内部的企业成员互动形成，是企业内人际关系的总和，其主体包括了企业组织中所有的自然人，由此构成的关系网络结构在每一个节点上都凝结着资源并影响着关系网内人的行为选择。企业微观政治属于企业内部成员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非正式渠道，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则和制度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除了影响企业成员的行为选择外，同时对于企业整体行为也具有影响力。内因是起决定作用，外因则是条件作用，但内因必须通过外因来发挥其重要作用。因此，企业的政治关系、政治风气、政治状态、政治秩序、政治机制等等文明与否、优良与否，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政治学论文范文2
网络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挑战
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巨大的空间，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不好，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
1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冲击
主席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各种东西方不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这里共享和交织。大学生群体因为他们的生活阅历有限，政治辨别力不高，所以极容易陷入思想误区，也难免受到一些消极、反动信息的影响，形成错误的、不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方面网络所传播的多元化的思想观念会造成大学生是非观念模糊，使长期沉湎于互联网的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淡漠，道德意识下降，价值观产生倾斜，甚至走向极端，导致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对大学生起不到激励作用。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防止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消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引导大学生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文化的日益繁荣，信息的和使用没有限制，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对网络高技术的垄断，大量宣传西方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等，发表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对我国大学生进行西化教育渗透。大学生因其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容易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网络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潜移默化的扭曲和侵蚀，严重削弱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2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负面影响
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时期，他们容易接受新事物，也容易受网络误导，误入歧途。网络是一个信息的宝库，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的垃圾场，各种多样的黄色信息、暴力信息混杂在一起，陈旧过时、错误有害的信息也在不断增多，这些消极的、不健康的信息和观念，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一些思想单纯、意志力不坚定的大学生在网上游戏人生，导致思想意识低沉、扭曲，拒斥现实社会，影响了正常的人际关系。而对于自制力较弱的大学生来说，往往会出于某种心理刻意去找一些错误信息，甚至导致一种新型的信息犯罪行为。与传统的面对面的德育方式不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无法确认受教育者的真实身份，在虚拟性的交流中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3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提出挑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未来高校德育工作的必然趋势，在充分利用其带来的有利条件，防止负面影响的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尤其关键。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教育者处于一种信息优势的地位，通过课堂、讨论会等，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比较容易树立威信，从而得到学生的尊重，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但是，在具有开放性的网络时代，学生们也可以平等地接触到网络信息，获得和教育者对称的信息。而教育者有时候却处于信息劣势的境地，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者往往存在网络意识淡薄、网络技术水平差、缺乏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性、观念更新不够等不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时俱进，熟悉网络、更新知识、提高素质，是迎接未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思路和对策
1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队伍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更为复杂的任务，这就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海量的信息面前要有高度的敏锐性，能够及时捕捉并区分对大学生造成影响的信息，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二，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丰富的网络文化知识，能够与学生进行网上对话和交流。第三，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良好的信息道德，抵制各种各样的违规违法、不健康、迷信反动的信息，尊重个人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等。第四，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较强的信息能力，能够从网络中获取思想政治信息并提取、吸收、存储，也能够对信息进行开发、制作并以新的面貌传递给受教育者。具体来说，要注重以下几类人员的培养:
1）培养网络管理与网络技术研发人员
必须培养一支既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熟悉网络特点的管理人员，加强对网上信息的管理，对于有益于学生的信息，要宣传推广，扩大影响;对于有害的信息，要坚决予以删除，绝不允许流传、泛滥。并且善于甄别不同的信息，进行恰当的引导。另外，还要有一支技术过硬，能够创新的网络技术开发队伍，通过开发新的功能来加强思想政治网站的实效性和特色化。同时注意加强网络的安全性。
2）提高辅导员素质
中央十六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体是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90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8卷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辅导员是连接学校和学生的桥梁，是解决学生生活、思想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求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尤其要提高其运用网络开展工作的能力。比如，辅导员可以利用QQ、论坛、电子信箱，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掌握其真实的想法，从而充分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预防预测功能。
3）加强对“两课”教师的网络技术培训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师(简称“两课”教师)，是学校德育队伍的主力军，肩负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等重大使命。“两课”教师不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业务比较精通，对于网络技术也要熟练，这是在网络环境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因而应加强对“两课”教师网络技术的培训，使他们能够运用多媒体、网络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两课”的效率和教学效果。
2加强校园网建设，主动占领网络阵地
具体措施有:(1)建立具有正确政治导向的网站，通过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手段，以重大节日、重大事件、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为契机和切入点，在网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通过形式灵活的方式方法在网上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比如设立“党建园地”、理论文库”、“形式政策焦点”、“革命歌曲电影”结合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实际，将“两课”的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能够使大学生进一步树立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形成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夯实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2)建立健全高校网上论坛(BBS)，开展平等互动的在线教育。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参与者都具有平等的身份，没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角色对立，大家可以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开展广泛的讨论，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成熟的论坛分为不同的主题论坛，涵盖了师生关心的问题的方方面面，具有发表看法、吐露心声、寻求帮助等功能，往往是社会焦点问题的集中发散地。由于参与度高，对BBS舆论的正确引导很重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围绕大家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阐明科学立场和观点，尤其对一些错误的言论进行引导，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3)成立高校网络中心，开设网络服务专栏。由具有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同时掌握网络技术的老师担任管理者，通过留言、对话的形式与学生在线交流，即时或定期的解答学生们的问题，解决他们思想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能更准确的了解到学生当前的思想政治状况，获得第一手信息，这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的信息资源。比如，许多高校成立了心理咨询网站，对学生的心理状况开展调查，通过学生平时吐露心声及时发现有心理预兆或心理问题的学生，及时地干预和化解学生心理危机。另外，也可设置答疑信箱，针对学生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做好服务工作。
政治学论文范文3
现时期，流行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大学生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更好地利用流行文化这一阵地对大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是教育者们必须思考的。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的关键阶段，他们对政治朦胧的认识需要教育者进行适时的正确引导。在指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选择政治价值观时，必须认清其政治价值观的发展现状。
1.1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出现的问题
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大学生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再加上流行文化的影响，使大学生政治价值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具体表现在：1）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呈多元化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涌入中国。而流行文化的发展为其广泛传播提供了载体。青年政治价值观就是青年人对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问题、政治立场、政治现象等进行认识和评价时所持的观点和看法。盛行的流行文化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政治价值取向，也对传统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流行文化所带来的某些政治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学生的某些需要，这些政治价值观使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信仰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高低层次性、纷繁复杂性及政治思想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决定着大学生政治价值观会出现多类型共存的现象，表现出政治价值观多样性的特点。再加上我们正处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交融、交流、交锋日益频繁，也使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2）大学生公民责任意识淡漠，法治观薄弱依法治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法治观是公民政治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之一，良好的法治观有利于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在流行文化的冲击下，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法治观念愈来愈被忽视。流行文化的娱乐性特征，使某些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都抱着娱乐的心态，他们没有树立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法治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治观念，为依法治国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是，在流行文化的冲击下，很多大学生对公民责任意识和法治观念缺乏必要的认识，进而忽视法治观教育。3）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发展呈现不稳定性和反复性成年人的政治价值观经过长期的演变和深化，已经具有了稳定性。他们具有明确的政治观念和客观的政治态度，不会因为偶发的政治事件和急剧的社会变革导致政治上的反复。而大学生由于知识面的狭窄、社会实践活动的缺乏、理论思维的不成熟，尤其是流行文化的冲击，使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发展呈现不稳定性。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的发展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在政治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暂时的倒退和停滞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但是，流行文化的冲击，使大学生的这种反复性和不确定性的概率大大增加，他们的徘徊期明显拉长。
1.2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行文化的普及，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呈现出许多新的问题。如多元化的政治价值观选择、公民责任意识和法治观的忽视、政治价值观确立的反复性和不稳定性等。究其原因，主要有：1）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与日俱增。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政治环境中各个因素的性质，形式及变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大学生的政治生活，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大学生正处于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政治理论学习的关键时期，他们思维的独立批判意识增强，迫切渴望能够独立地选择政治观点。而社会宽松的环境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多种渠道，流行文化就在其列。他们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零碎的乃至片面的政治见解。由此形成的政治价值观肯定是错误的和片面的。2）个体因素的影响社会政治现象的主体是政治的人即政治人，离开政治人的政治行为，一切政治现象都无从谈起[3]。个体政治价值观的树立主要受自信心、政治责任感等因素的影响。大学阶段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他们对政治的朦胧感情使他们既想参与政治又没有自信参与进去。自信心与政治的介入程度密切相关。自信心强的人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就强。但是，大学生普遍表现出政治自信心缺失，他们不愿或没有自信参与和关注政治。再者，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普遍不强。流行文化的影响使他们更愿意以娱乐化的心态面对生活，他们不愿参与政治、不关心政治，进而影响政治价值观的树立。
2流行文化影响下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培育的路径选择
流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在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对政治价值观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引导和培育大学生的个人价值观选择意识，使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教育能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
2.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大学生政治价值观选择提供理论基础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面，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保障。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理应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群体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让大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用其指导自己的价值追求和目标选择。事物的发展都是相互的。一方面，流行文化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会推动流行文化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发挥两者的“正能量”，进一步影响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确立。
2.2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提供思想保障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进行政治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是大学生进行理论学习的主渠道。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先导作用，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时传达给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适时地调整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和内容，使其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当然，在积极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方法时，我们还应该注意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艺术性，就是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不能看作简单的说教，还应该在说教的同时，注意语言的艺术和方法的艺术，将两者相结合，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优化发展。应在上课的同时，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使大学生能将相关教学内容融入实践活动中。只有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发挥出来，才能使大学生在面对流行文化的冲击时能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
2.3推动校园网络文化育人功能为大学生政治价值观选择提供必要条件
校园网络是流行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推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发挥校园网络文化的先进性，使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流行文化占据校园网络的各个方面，达到全方位、多途径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需要大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网络文化活动，如建成校园红色网络，举办网上政治理论竞赛等等。针对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思想问题，可以举办网络问答、网络干预等有效方式，使学生们能第一时间获得帮助。要严厉抵制流行文化的消极影响，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使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实现“网上网下”相结合，进而推动政治价值观的建立。
2.4培育大学生主体价值观选择意识为大学生政治价值观选择提供内在动力
政治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中国政治学会
一
中国古代的政治学遗产非常丰富。四千多年来，在政治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它积累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国家长期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经验，并且绝大部分被完整地用文字保存了下来。当然，其中有许多是过时了，但更多的却是直至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瑰宝。
近代西方政治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从19世纪末叶开始的。
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时，中国人通过洋务派的鼓吹、宣传，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些了解。但是通过译书、著书、杂志、报刊大规模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等理念和议会、政党等等国家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末维新运动时的事。当时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严复因曾留学英国，故译、著尤多。，虽以六君子遇难而告终，但兴学堂、开书局、办报纸的维新风气，却不可遏止。这时，政治学在西方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政治学》、《政治学史》命名的著作，在欧美及日本均陆续出版。中国维新之士，也就及时地翻译过来在中国传播。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4年间，中国翻印出版西方政治学的专著就有66本之多。其中，美国伯盖斯所著《政治学》就有“译书汇编”社（1900年）和上海作新社（1902年）两种中译本；德国那特kēng＠①所著《政治学》，也有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两种中译本。此外，还有英国赖烈的《政治原论》，美国威尔逊的《政治泛论》，日本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以及日本浮田和民的《政治学史》等等。[1]
1898年（光绪24年），也就是戊戌这一年的12月，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它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到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随后，陆续兴办起来的大学都设立了政治学系。到1948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全国100余所大学中已有40几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在这些大学政治学系中教书的著名教授有：张慰慈、高一涵、钱端升、张忠绂、浦薛风、张奚若、张汇文、萧公权、蒋延黻、周鲠生、李亚农、萨孟武、邓初民、楼邦彦、吴恩裕、王铁崖等。[2]
这时期出版的政治学专著，比较著名的有：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政府》、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风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等。其中如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问题的较有影响的著作。
此外，中国的政治学者们还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分别在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召开过三届年会，至1946年，拥有会员140人。当时积极发起建立或参与活动的中国政治学会的老一代政治学家有王世杰、钱端升、浦薛风、周鲠生、萧公权、张汇文、张奚若、钱昌照、许德珩等。
总起来说，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曾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也培养了一些政治学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是当时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第二，培养出来的学生，除去极少数幸运者毕业后有机会出国深造，回来在大学找个教职教政治学外，其余大部分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找工作非常困难。
前面提到，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已有一些政治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问题，存在着一些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用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学的结论；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同样有一个完整的政治学体系。我认为以上两种看法，都未免有失偏颇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是政治学的理论。它要解决的主要是政治实践问题。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思想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理论，因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所在，即：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的、富裕的、民主的、适宜人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研究，它涉及面虽然很广，但关键问题却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正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的就是政治学的问题。
关于政治学的定义，是一个老话题。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见仁见智，他们对政治学的概念各有不同的界说。但其中也有共识，即都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但从国家政权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方面，即夺取国家政权和巩固发展国家政权。前者是如何革命的问题，后者是如何建设的问题。在西方的政治学著作中，着重研究的是如何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问题，例如研究比较宪法、行政学、行政法、政党、决策过程、政府机制运作等等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着重研究的却是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例如革命理论、革命战略与策略、革命方式与手段等等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政治学的内容，但各有侧重。这是客观需要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都是革命者，他们当时着重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何组织起来，从反动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看到过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只能凭着天才的预见，提出一些抽象的原则。这些抽象原则，有些是符合实际的，有些却是错误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预见100多年后社会的发展，事先给后人留下锦囊妙计；而他们生前也不会想到，100多年后会有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从他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当作治世的灵丹妙药。因为脱离实际，背诵教条，这本是马克思主义之大忌。那么列宁又如何呢？列宁领导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但共产党掌握政权只有七年，列宁就逝世了。而且那七年确实是内忧外患的七年，因此，列宁来不及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抗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劳不可一笔抹杀，但他犯有许多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晚年，他深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他也不可能正确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28年斗争中，在理论和革命实践上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此时的贡献，也都属于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前一半。
由此可见，在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能直接给予任何帮助。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政治学，虽然在夺取政权、发动革命方面有很重要的成就，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缺少巩固政权、发展政权的重要一半，它还远不完整。这是客观的革命实践使然。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后人肩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既然中国有着自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特殊条件，显然，只是照搬前苏联的一套现成模式并非善策，而且当时已经可以看出“苏联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弊端。这时，在国内正需要大力开展政治学的研究。政治学借此时机，理应大有用武之地。然而众所周知，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前苏联的高教体制为蓝本，于1952年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与此同时，政治学在新中国，也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了。
苏联当时没有政治学系，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独创。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许多政治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家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因此，苏联大学的法律系，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系的内容。例如他们法律系有“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等课程，把国家与法律放在一起讲。此外，他们的国际法、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也都在法律系中开设。
当时我国几十所大学的政治系都是在1952年一起取消的。到了1960年，中苏两党的争论公之于世，中国感觉到需要大量对马列主义有较好的理解，并能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因此全国不少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又重新建立了政治学系。但这时建立的政治学系，主要是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不涉及到政治学广阔领域的其他方面问题。
到了1964年春天，根据中央一个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又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个政治学系改成了三个国际政治系，任务是培养关于外国政治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简单说来，中国大学里的政治学系是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当然，和前苏联一样，关于国家问题、中国宪法、比较宪法、西方议会政府、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国际法等等课程，都放在大学法律系里讲授，这些课程并没有取消。尽管如此，政治学却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存在了。
这里有一个十分不合逻辑的现象。那就是多年来，中国反复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可以称作“政治至上主义”了。但是既然是政治至上，却为什么不要政治学呢？原因在于当时中国过分强调政治的“斗争性”，而不讲政治的“科学性”。因此不重视，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学者们对政治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政治科学被否定，30年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内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结构与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人民民利的保障等等重大问题，均缺乏科学研究，从而长期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之中。许多政治行为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往往被主观随意性所左右。主观唯心主义得到发展后，在政治实践中碰钉子、犯错误，自然在所难免。
二
从1957年开始的“左”的错误[3]泛滥的结果，导致了爆发于1966年6月的“”。这一场历时十年，波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社会主义中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皆损失惨重的空前浩劫，终于在1976年10月以活捉“”的方式宣告结束。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热烈情况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宣告全国解放时差不多。因此，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习惯称之为第二次大解放。
打倒“”后，痛定思痛，出现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被提出来需要认真回答，而这些问题绝不是背几句教条就能敷衍了事的。例如：
为什么会出现“”？“”是坏人，但把像“”这样一场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只归罪于少数坏人的行为，这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回答。显然，还应该去寻找更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思想意识上的以及体制上的原因。
总之，现实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包括理论方面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包括体制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它们大多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于是恢复政治研究的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了。
1983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4]这样，上下结合，中国政治学才得以恢复。
中国恢复政治学研究，是从重建中国政治学会开始的。
前面已经提出，中国老一代政治学家早在1932年就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于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分别召开过三届年会。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把政治学与法学合并在一起，因此，1953年4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而1932年参加建立中国政治学会后仍留在大陆的老一代政治学家如钱端升、张奚若、钱昌照、周鲠生、许德珩、王铁崖、楼邦彦等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中国政法学会。中国政法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曾经在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副会长是沈钧儒、谢觉哉、王昆仑、柯柏年、钱端升。1980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全国除一些边远省市外，有24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领导到会祝贺。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建国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他认为“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他强调，“要研究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如何在一切基层单位，即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细胞里，实现民主的政治生活，使每一个公民作为主人翁来行使自己的权利；……”[5]
中国著名老政治学家，当时已满80高龄的钱端升教授在会上的发言颇为引人注目。他认为，苏联社会科学的落后与其过分集中而又僵化的政治制度、压制民主有关。他强调研究政治学应提倡“首创精神”，要“采取一些新的想法，写出一些新的论著，使得我们的政治学能够满足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提出的要求，能够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对所出现的政治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6]他同时提出要发展政治学，创立新的政治学，还必须借鉴古今中外一些优良的制度和有效率的管理方法。他还举例说，西方某些国家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就值得中国借鉴。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并任命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等。名誉会长为钱端升教授及当时已92高龄的邓初民教授。会长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教授。[7]
中国政治学会的重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全国性政治学会成立后，各省市相继成立了地区性的政治学会。此后，不断召开各种政治学专题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若干地方社会科学院也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研究所。
中国政治学会重建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等近20个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均先后设立了博士点。
1984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正式成为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集体会员。1985年7月，中国政治学会派出代表团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政治科学协会第13届世界大会，代表团团长赵宝煦教授当选为该会第13届执行局委员。1988年8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14届IPSA世界大会，中国代表胡奇安教授接替赵宝煦教授任该会执行局委员，并当选为副主席。
在图书出版方面，政治学恢复以后，有关各种译著纷纷问世，但报刊的数量不多。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陆续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介绍国外政治学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出版《国外政治学》杂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辑出版《政治学研究》杂志，《国外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者了解国外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窗口”，《政治学研究》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种政治学专业学术刊物。这两份刊物当时都很受学者欢迎，但是在1989年同时停刊。《政治学研究》后来恢复了出版。同样极受读者欢迎的上海《政治学信息报》，则早在1988年就停刊了。
20年来，中国政治学著作的出版量很大。首先是政治学教材，在政治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如《政治学概论》、《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基础》等，至今已先后出版不下五、六十部。此外，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国政府、外国政府，以及各种专题等等，也配合教学需要而相继出版。其次是各种专题，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权力制衡问题、民主法治问题、政治发展问题、人权问题、决策问题、现代化问题、市民社会等等，种类及数量都很可观。
这20年来，还大量翻译引进外国政治学领域的名著和新理论、新思潮，它们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起了很有益的作用。
199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政治学卷》正式出版。这部书集全国老、中、青年政治学者，费时七、八年之久，撰写了1000多辞条，共约160万字。该书的出版，实为中国政治学界一大盛事。
三
自从中国政治学恢复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在20年中，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现实等三方面。特别在政治学研究与实际结合方面，我们看到大批的堪称学贯中西的中青年学者，已经茁壮成长。他们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不断充实概念，同时与更加多样化的分析方法相结合，进而提高科研成果的学术品位，达到更好地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服务的目的。研究视野也更加开阔，而且紧密结合当前的政治实践，研究课题也在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发展。从反腐倡廉到社区建设、市民社会，直到扩大基层民主的村镇选举研究等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十分欣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20年来政治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相比，显然进步很慢，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政治学所要求的程度相比，存在差距更大。政治学的发展缓慢，有它一定的客观原因。例如政治学取消了30年，许多人对它不但陌生，而且还有许多误解。有人认为政治学是说空话的“学问”，是搞策略、耍手腕的学问，甚至有人还认为是“犯上作乱”的学问等等。同时因为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联，就认为它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有现实敏感性的学科。有人认为政治学恢复20年来，一直没能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关系；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或称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关系）；学术意识与实用倾向的关系等等。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当前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矛盾，非仅政治学为然；而且它们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之下，特别是在整个社会的转型期，即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型，从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或说向和平发展转型）的时候，矛盾会更加突出，并且它们只能慢慢缓解，不会一时消失。看来，为了使政治学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
下面仅就政治学研究工作方面，谈几点个人看法：
首先，政治学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为此，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学工作者，能够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下去，脚踏实地做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做认真的社会抽样调查，要定性分析，更要定量分析。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次，政治学研究要努力达到本身科学性的要求，不能使科学性的要求屈从于一时的政治宣传需要。政治学研究只能靠坚持自身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干扰，或者甘做轻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变成了伪科学，用伪科学来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大帮倒忙。会严重败坏政治学研究的声誉。
最后一点，政治学研究同任何其它科学一样，不能固步自封，必须面向世界，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验证，以便参考、借鉴。特别是在中国国内中断政治学研究的那30年中，正是西方政治学大发展的时期。根据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的统计，二战以后30年内，世界各国政治学的研究机构增加了7倍；各国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与报告增加了3倍；各国专业政治学者也增加了3倍。这30年中，西方政治学者都做出哪些成果，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补这一课。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敢于引进西方那些行之有效又能为我所用的东西。然而这个问题，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是个解不开的郁结，认识上曾经多次反复。前几年，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为译介西方学术理论著作而做过努力，但是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诟病。其实马克思主义从产生时起，它就是开放的，作为科学理论，它从来不是封闭的。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取了人类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产生的，它本身要发展，也就不可能拒绝从当代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那么，西方的学术著作，一切都是好的么？当然不是。它们之中也确实不乏牵强附会、甚至荒谬绝伦之作，但是它们总是少数。不能因为少数伪劣制品的存在，就拒绝与大量优秀成果接触。同时，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专家学者在他们所熟悉的专业范围内，对是非、善恶、美丑，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征程，走过来的是坎坷、泥泞的道路。直至今天，也很难说它已步入坦途。但是中国政治学未来肯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政治学。
【参考文献】
[1]宝成关：《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414页。
[2]上海《申报》，1932年9月2日；1935年6月27日、28日、29日、30日；《中央日报》，1936年7月4日、6日；1942年11月7日、8日、9日。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政治学论文范文5
内容提要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本文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关键词“经济人”政治理性人双重需求三元利益权力媒介人性假设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基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皆以特定学科领域范畴中，特定行为主体的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前提，特定的社会科学学科正是通过对特定社会行为主体人性内涵之基本把握，才能对特定主体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从而构成本学科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前提。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特定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亦是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里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当前政治学学科领域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政治人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必然从逻辑上导致非兼容的理论构建；只有在相同人性假设前提下，理论之间才有可能互相交流与沟通。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社会各阶层、各集团既存在公共需要，又存在各自利益需求，当不同社会集团间的理性需求相冲突，或者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需求形成冲突，作为仲裁者的政府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满足特定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以上两种功能加以分配？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本身也具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这种利益需求也未必与社会公共利益一致，当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政府部门或官僚个体的自身利益？这一系列政府行为问题的解析，最基本的前提在于确立权力主体的人性假设。一门独立学科的成立主要不是以研究领域，而是该学科特有基本研究方法尤其是特定的人性假设作为存在前提。若将政治人性假设设定为道德人，所有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道德人假定政治活动中的人和经济活动中的人彼此独立，在经济市场上，“经济人”受自利心支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动机表现为超越个人利益之利他主义，政治人唯一目标在于谋求、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道德人假设显然无法充分解释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复杂的、相冲突着的政治行为与政治活动，“道德人”假设因而在本文中不作为论述重点。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学对当代政治学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理性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运用经济学方法论对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取得丰富研究成果。但若将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简单移植到政治学领域，以作为政治研究的基本人性假设前提，那么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学科的最基本人性假设方法论的依据何在？基于历史演进过程中政治行为实践，本文在经济理性人与政治理性人的比较中，来挖掘与建构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一、理性与经济人理性人是一种理性动物，理性(Rationality)一词源自希腊文，具有规律、思想、言语等含义。《后汉书·党锢传序》指出：“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认为“理性”是人们应有的一种修养和品性。“理性”或是“理智”皆表现为一种人类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动物的动物性完全受本能支配，而人类的动物性则受特有的理性或理智支配。人类如果企图有效地控制自身行为，首先必须明确自身行为的价值目的，并围绕着行为的价值目的，寻找实现价值目的的工具，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运用正确的工具实现价值目标。人类的活动目的必须与人类自身价值相符合，人类的活动手段必须与人类的活动目的相符合。为使人类活动目的和活动手段符合客观规律，就须运用人的理性来认识客观规律，只有在认识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根据客观规律选择行为与实践工具，才能实现行为的价值目的。“理性”具有两种最基本的涵义，即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认知理性”反映人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思维活动能力，指引人们透过事物表象观察事物本质与内在规律。人们认识世界水平的高低，不仅反映为正确感知事物的能力，而且反映在对感知到的事物进行抽象、判断、推理的认识能力。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将理性称为“理念”、“理式”，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隐藏在人们感知的、杂乱无章的日常世界背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FriedrichHegel，1770-1831)在对理性的绝对至上性进行辩证思考之后，认为理性揭示真理的能力不可怀疑，理性代表着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从而将人类社会的理性提到空前高度。理性正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才找到自身存在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为了确保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使得人类自身的动物性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的调节与制约下得以满足，这种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存在的、人类所独有的、人类据以调节和控制自身欲望与行为的精神力量就形成了人的“实践理性”。马克思有一段人们十分熟悉并且经常引用的话：“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渐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在劳动者的表象中观念地存在着的劳动结果，是由实践理性建构起来的。这种由实践理性所建构、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在头脑中预先存在着的劳动结果，既是人的存在本性与活动方式所使然的特殊的观念形态，也是人的劳动过程区别于动物活动过程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理性既是“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又是“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实践中理性融贯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关涉实践活动的成败，价值理性决定实践行为的品位。无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人的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并不会改变，“政治人理性”是与“经济人理性”相比较而分析得出，那么首先需要在“理性”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经济人理性的内涵。人一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就成为经济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从英国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的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了以自利为行为动机的“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具有自利性，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亚当·斯密的历史性贡献不仅在于首次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还在于通过对人性的深入考察，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与经济人假设的必然联系，为人类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开拓了新的视野。进入19世纪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完成，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此时代背景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S.Mill，1806-1873)肯定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进一步把“经济人”描绘成会算计、有创造性并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他明确指出“经济人理性”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的动机，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算计，对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理性优化选择，“经济人”假设被更概念化地表述出来，进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公理”。自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修正和改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经济人“有限理性”命题，由于环境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而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有限理性论进一步丰富了经济人假设的内涵，使经济人假设更接近真实世界经验。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等于只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权力、声誉、安全、健康、舒适等非物质财富效用都要纳入个人效用函数，而且为了实现个人整体效用最大化，人们会以牺牲一定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换取其他利益，这样“经济人”活动范围就超出了经济活动本身而扩展到家庭、社区、公共政治等其他领域，使经济学的研究逐步扩展到了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科研究领域之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用经济学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各种人的各种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而不管这些人的职业或这些人的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他认为“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主张以“经济人”假设取代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框架内，各种人类行为都可以得到满意的说明”。发端于50年代的“公共选择学派”则进一步将“公共选择理论”定义为“对非市场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运用于政治学领域，认为一切政治人都是政治领域的“经济人”。政治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在政治学领域“经济人假说因与人性和社会实际的巨大契合”，从而“避免了一些学科避讳人性本真而常常陷入虚妄无奈的期许之中，并导致说教与现实的无法对接之苦”，进而认为政治人也就是“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对于学界以“经济人假设”取代人类社会一切人性基本假设的观点，乔治·索罗斯(GeoreSoros)斥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人假设对政治学领域理论研究具有很大启示与意义，但如果经济人假设完全套用现实政治活动中的人，那样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将失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不仅在研究领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该学科存在特有基本方法论，而人性假设则是基本方法论的核心。二、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学对当代政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使当代政治学获取了新的方法论资源，这亦是为什么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在当代政治学领域中取得出色的理论成就，正是因为研究基本前提设定为理性人，将政治行为理解为政治人基于利益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从而能相对准确地与政治场域中政治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契合。但愈是如此，一系列问题就越是凸现：政治学领域的人性假设是否等同于“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理主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满足为根本动力，政治理性人的需求是否完全等同于经济人的物质需要满足？既然人皆是自利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行为又何以可能？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将政治理性人的需求等同于经济人的物质需要，认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一样是一种交易过程，政府及官僚亦是“经济人”。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政府决策和政府行动是由这些人作出的，因此政府行为和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政治家也是理性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与经济中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是类似的。为了实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制定他们相信能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正像企业家生产能获得最多利润的产品一样。”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布坎南认为，“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或在''''市场''''和''''政府''''，''''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并未划出任何界线。经济学家不必只限于研究市场中各个人的行为(例如买卖活动)。通过交易经济学方法的或多或少的自然延伸，经济学可以根据交易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说由经济市场分析推广到政治市场分析，将政治市场上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假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都是同一个人，一个人在菜市场上的行为动机和他在投票箱前的行为动机没有任何两样，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他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科学领域人性假设是构建各个学科的基石，如果政治人完全等同于经济人假设，那样政治学在最基本的方法论上将失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思路相反，有学者给出另一种分析进路，认为不是物质需求而是精神需求构成政治人实施政治行为的理性基石，“政治人理的实现过程则是一个主要以人的精神性需要满足为根本动力、以国家为最高形式的各种社会公共性组织这一社会政治结构为客观载体、以政治人权力价值理性的自律和权力工具理性的他律二者的相互结合为根本约束条件的过程。”这种分析进路将精神需求视为政治人实现公共利益的理性基石，具有一定启发与创新意义，但若将政治理性人的权力行为完全归因于人的精神需要方面的满足，何以解释现实权力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主体追求物质利益的自利性现象：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政府职能部门的自利行为、官僚行为？这一理论假设亦难以获得充分经验检验。关于政治人的人性假设建构，本文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比较系统地提出“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设。当人的活动一旦从社会领域或经济领域进入以公共权力为载体的公共领域，就由社会人或经济人转化为政治人。政治人亦是理性人，政治人之所以称之为理性人是因为，政治理性人的活动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公共利益、集团利益、自身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在此意义上，政治理性人与经济人存在着共性逻辑，即需求衍生利益，需求是利益的基础；利益衍生行为，利益是行为的基石；但政治理性人与经济理性人在需求--利益--行为之结构、内涵、权力媒介方面存在本质差异，这一本质差异决定了政治理性人与经济人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基本分歧，政治理性人内涵不是简单的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所能包涵，它的内涵远比“经济人”假设更为丰富与复杂，公共性、集团性、阶级性、自利性等客观存在政治特性元素在同一政治场域内的交织、冲突与协调，形成了一致与冲突共存的“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设。
政治理性人行为基于利益，而利益本质上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的双重激励。物质需要是以物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直接依赖关系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类的物质需要越来越多地通过人化的自然物来得到满足，而不再局限于对单纯自然物的需要。精神需要是人对通过物质所派生出来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等方面的直接依赖而产生的需要，是通过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人的各种活动而形成的情感或某种心理状态来满足的需要。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利益多样性，政治理性人的利益结构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方面双向激励。当人从社会领域进入以权力为载体的公共领域，成为政治理性人，政治理性人需求的多样性逐渐衍生出公共利益、集团利益与个体利益。首先，公共利益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方面双重激励。公共利益首先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在需求，当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市民社会为满足公共生活的公共需求，通过契约形式或其他形式建立和委托公共组织(国家与政府)来实现公共利益，通过权力运作满足社会公共物质生活需求。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由此可见，公共权力机构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公共职能的内在需要，人类社会的公共职能的实现需要必然要求建立公共权力机构，通过一系列委托机制与监督机制使公共权力实现社会所预期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人的精神需求亦形成实现公共利益的根本动力，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需求、荣誉感会促使政治理性人为实现公共利益实施公共行为，从而获取与实现人生价值。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的需要五层次论解释了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间关系，需要产生动机，动机引发人的行为，这些需要和动机又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按照各种需要的重要性程度和由低到高的发展顺序，分成由低级到高级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是需求层次理论的核心需要，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自我实现本质上是人的能动的社会化的成长过程，是人的自身潜能和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需求层次理论与自我实现理论有助于从精神层面认识政治理性人的行为动机。政治理性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构成了政治理性人追求权力，运用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基本精神动机。集团利益是政治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的物质需求。在阶级社会中，集团利益主要体现阶级利益，国家与政府作为统治阶级工具首先要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集团利益需求。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尽管公共性是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国家与政府所应具有的属性，但阶级社会结构中作为“特殊公共权力”的政府属性却主要体现为阶级性，“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国家及政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政府作为国家合法代表，其主要目的就是代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他们的利益，尤其是保护他们的私有和公有财产，维护阶级统治的稳定。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各社会阶层分化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需求，集团性不再主要表现为阶级间冲突而表现为阶层间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的内容，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不能涵盖新产生的、更细化、更丰富的社会阶层。“如果说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在社会结构上是一个阶级社会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阶级''''和''''阶层''''并存的社会，社会结构复杂化了，分化和组合出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阶层或集团参与、影响、驱动公共权力机构实现有利于特定集团利益的公共决策，作为仲裁者的政府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观对社会各利益集团进行权威性分配，对阶层或集团间利益冲突进行调谐，使冲突控制在统治秩序的范围之内。再者，政府存在自身利益，政府一旦形成，公共利益应成为政府权力运作的应然价值理性，但实然层面上，政府条块部门与个体官僚仍客观存在自身利益需求，以及实现这种特殊利益需求的冲动。政府自身利益源于政府条块组织(地方政府、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组织中的官僚为主体的物质利益需求。国家整体利益的优先并不能否定局部利益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往往形成以区域为边界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需求；在条块分割的政府职能部门体系中，政府职能部门体系事实上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的部门利益需求；公共利益的追求亦不能绝对排除政治理性人个体利益的客观存在，官僚亦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在与法治制度不健全的政治环境中，政府官僚个体可能运用公权力实现和满足个体物质利益需求。由此可见，政治人理和经济人理均以利益为基础，但两者需求--利益--行为的内涵却存在本质差别。经济理性人的行为基于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而政治理性人的行为基于多元利益结构：以社会整体为主体的公共利益、以社会特定集团为主体的集团利益(阶级社会中主要体现为阶级利益)、以政府组织或官僚个体为主体的政府自身利益，这三重利益共存于政治场域之中，彼此间在形式上共存，在实质上存在利益冲突，形成一致与冲突的综合矛盾体。在利益矛盾体结构中，利益激励又驱动政治理性人通过政治途径追求权力、获取权力、并运用权力实施政治行为，实现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政治理性人运用权力实施利益权威性分配则外在体现为政府公共、集团行为、自利行为。当公共权力体现为公利属性，公共权力可以与公共利益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权力能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当权力体现为集团性，阶级社会中的政府机构主要维护与保障统治阶级集团利益，随着当代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现代政府主要能对各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平衡和调谐。当公共权力体现为自利性属性，公共权力机构及行为往往为政府机构或官僚自身服务，引起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现实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的运作往往界于三元利益属性混合状态，特定政府的行为与决策究竟侧重于实现公共利益，还是侧重于特定集团利益，或是侧重于政府自身利益？取决于在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特定政治主体，以特定利益为圆心，根据三元属性的对比与动态变化实施政府行为，所实现特定的利益分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政府自利行为的制度成本不断提升，政府自利性将逐步得以限制，而社会公共需求的上升必将导致公共性的凸现，政府理将倾向于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均衡与和谐发展。在政治理性人需求--利益--行为互动逻辑关系之间，权力构成政治理性人需求实现与利益满足的媒介与纽带。政治权力形成于人们的需求，政治理性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旦萌发其利益需求，为实现利益需求，就必然倾向于通过政治渠道争取与获取政治权力，并运用和行使权力来实现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经济理性人的活动舞台是市场，市场构成经济人与经济人之间交换商品的空间场所。政治理性人围绕着国家、政府以及其他与公共权力相关的组织，以谋取权力、运用权力为活动特征。“政治人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人？？''''政治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要求关乎他们所有价值的权力的最大化，希望以权力决定权力，还把别人也当作提高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的工具。”社会公共权力是实现利益分配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决定性力量，亦外在地成为“政治人”之所以为政治人的客观标志，政治人的活动一旦脱离了社会公共权力，就不能称之为政治人。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an)以“权力”作为其政治学学说的核心。马克思·韦伯把权力定义为“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无论是古典政治学主流观点，还是当代政治学主流观点，政治理性人与权力存在必然联系，“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念：政治关系总以某种方式涉及权威、统治或权力。”正是由于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中，“权力”成为主导社会政治进程一切方面的核心要素，一切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舞台的政治主体--阶级、利益集团，还是官僚、政客、政治精英，总是围绕着权力的获取、实施而展开，“政治权力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政治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拥有的对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政治权力本质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形式上是特定的公共权力。”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权力体现出双重理性，既体现工具理性，亦体现出价值理性。在从需求到利益的第一阶段，政治权力具有价值理性，由于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实现不是自发和自动的过程，在社会资源稀缺的前提条件下，权力所特有的需求满足与资源分配的功能，诱使社会主体进入政治场域成为政治人，通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政治途径来追求、夺取、掌握政治权力，这一过程赋予了权力价值理性。在从利益到行为的第二阶段，权力由价值理性转化为工具理性，因为一旦政治主体获取了政治权力，权力就不再成为终极目标，政治理性人终极目标是在政治场域中通过权力的运用和行使，来实现特定行动者所偏好的利益分配，权力因而构成链接需求--利益--政治行为的核心纽带。综上所述，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政治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局部知识/权力/科学哲学的政治学
【正文】
一、实践的解释学特征
长期以来，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下述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一个解释行为对自然科学是否是至关重要的？解释概念和解释学循环是否仅仅适合于人文科学？在社会科学里，一个有影响力的传统观念（这至少可以追溯到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主张，在严格的或强的意义上，解释指人类行为。狄尔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新狄尔泰主义者泰勒(CharlesTaylor)和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区分。如泰勒相信，对于科学，必须要在“我们的目的、愿望、活动的直接视野之外把握它们。”[1]因此，即使自然科学是解释的，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库恩在对科学史的研究中，对泰勒的这种区分方式表示怀疑。他认为，自然现象也与文化相关。
劳斯同样反对泰勒的区分。首先，他赞同泰勒如下说法：我们使用语言来描述、促进和从事各种社会实践，因此把社会实在从这种语言中抽象、提取出来加以确定，这是做不到的。劳斯指出，泰勒的说法也同样适合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理实在。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范畴和实践，科学家就没有也不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劳斯坚持，科学家所面对的自然总是由各种对于研究活动有意义的可能性配制而成的自然。其次，劳斯指出这种区分界线依赖于两类泾渭分明的范畴。在一类范畴中，人的行动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另一类范畴，人仅仅是物体（物理对象）。这意味着，两种学科的划分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划分。正如玛丽·赫西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进化论、生态学或遗传学的研究中，把与技术控制相关的模式同与人类的自我理解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正是如下理论范畴，像进化、选择、生存，受到人关于自身的观点的影响。”[2]劳斯坚持，自然科学的解释离不开人对自身的理解。
近年来，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解释学传统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的非难，逐渐丧失其正统地位，走上了普遍解释学的道路。在英美科学哲学那里，解释学和实用主义彼此加强，甚至以一些重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的各种看法通常被看做是努力把解释学普遍化。在劳斯看来，普遍解释学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理论解释学，一是实践解释学。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一个解释的陈述更像是翻译(translation)。所有的知识，包括实践的知识，一定要在语言（包括理论预设）中表达出来。真理是一个元语言的断言。理论解释学摧毁了解释学传统对自然科学的人工语言(artificiallanguage)和人类交往的日常语言(ordinarylanguage)之间的区分，坚持日常生活的常识和科学知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实践解释学那里，解释被确认为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而不是理论或信仰的翻译；解释学关注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对其他人生活的理解，而不是把土语翻译成其他语言。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后期维持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包含了对世界和对我们自身的一种理解，这种解释由我们每天日常的实践阐明，因此那些试图揭示我们实践的意义和实践自身的活动，都是解释。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强调解释学不是指解释的方法论，而是指解释自身。解释的可能性不是来自基础的信念，而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劳斯认为，“这种存在方式同维持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哈金(Hacking)的‘推理风格’相类似。”[3]其次，劳斯力图澄清对海德格尔“理解”(understanding)观念的某些误解。这在英美哲学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海德格尔的“理解”被认为是某种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东西，它隐藏在实际存在的可能性背后，成为深奥而神秘、无法获得的真理。劳斯为海德格尔辩护：“如果我们必须坚持表面的和深奥的真理这种隐喻，那么海德格尔所谈论的东西是在表面的”。([3],p.63)“理解”总是局部的、生存的知识，它总是处于我们不能选择也不可能选择的可能性领域之中。相反，根据理论解释学，理解则是对世界的理论知识的了解，其中一些基础的信念和价值必须被假设出来，以使其他人能够理解和断定正确或错误，但是把哪种信念和价值设定为基本假设则没有确切的标准。最后，劳斯认为，理论解释学的解释关注“事实是什么”(whatisthecase)，在正确表达事物中反映出来；实践解释学则重视“有什么关系”(whatmatters)，在有意义的生活中反映出来。
总的说来，在普遍解释学的两种形式中，劳斯持实践解释学的观点。他赞同海德格尔为现代科学哲学提供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性背景。但海德格尔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中，试图取消科学，至少部分地从实践解释学中取消科学。这是劳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海德格尔依旧依赖理论为主的传统观点，给科学分派一种独特的本体论角色。相反，劳斯致力于研究科学的局部的、生存的特性。科学研究就是对局部的、生存的科学知识的一种实践的把握。在劳斯看来，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knowingone''''swayabout)。实验室之外的知识的推广只能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即，要把我们在具体情况下所做的（或能做的）放在第一位，即使我们关于理论的知识，也要以这种实践的、局部的把握方式来说明。
二、局部的、生存的知识
劳斯立足于欧洲大陆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提出科学知识实践的、解释的特性，意在反对以理论为主的科学知识观。这种观点认为知识普遍有效，普遍知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科学的应用是普遍知识在具体场合下实例证明。“理论的理解旨在达到一种置身事外的视点(disengagedperspective)”。[4]脱离我们的日常需要、利益、兴趣、牵挂等。理论的理解是没有视点的，它超越一切具体的社会场境，导致理论知识与修辞学之间的经典区别。理论知识的内容是抽象的、非具体的(disembodied)，无论为谁拥有都是一样的，理论知识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和技术而发现和评价的，但是这种实践和技术与理论相比也只是偶然的材料。对于科学的理论说明，有重要意义的不是发现和评价科学论断的实际环境，而是它们的合理“重建”。
劳斯以科学实践分析为根据，否定对科学知识统一的普遍说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这样的说明有任何意义，主张科学研究的局部化或境域化。他指出，“理解具有局部的、生存的(existential)特性。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这种知识当然可以转移到实验室之外，转移到其他各种情景中。但是，对这种转移的理解不能采取以下方式：通过运用桥接原理(bridgeprinciples)和给理论变量取具体的局部值，普遍有效的知识论断在各种不同的具体场景中取得应用例证。这种转移必须理解为改制(adaption)一种局部知识以创造出另一种局部知识。我们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局部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3],p.72)
那么，什么是局部知识，或局部化的知识意谓什么呢？劳斯认为，至少有三个特征。首先和最主要的，知识只有在具体的场境(context)、特定的说话场合中产生和形成，而且，知识在其他具体场境中运用和推广，也是局部的。人们不能指望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再生产，知识还能始终保持不变。没有普遍有效的知识，正如Fuller所说：“即使给出有关知识特性的一些基础性的真理，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性的统一观点，甚至某一主张在时间、空间中的重复传播，亦不担保其能保持始终不变。”[5]
其次，知识的再生产和再解释是受人类认知局限性制约的。认知心理学家和心灵哲学家提醒我们：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各种适用的知识或我们感兴趣的知识，是受人类认知范围的限制的。没有终极的知识或真理。最后，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是通过社会团体组织起作用的。Fuller的“学科知识”(disciplinaryknowledge)指出了学科是怎样一方面产生有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排斥其他的问题；知识学科在科学家、研究者中间，以及知识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之间建成了统一战线，他们证明认识论的权威，保卫其认识论和政治上的成果。因此知识的局部性也有政治性的一面。Fu
【正文】er说得好：“即使承认在其他的社会接受的、重要的信念中包含有认识论的承诺，这种承诺也是制造权威断言的一种权力，是掩盖权力分布的一种形式。”([5],p.10)从这个方面来说，Fuller较接近福柯。后者关注近代社会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规训权力技术，它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劳斯认为，基于上述考虑，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范围已大大地扩展了。任何知识都是局部知识，“知识不再自我限定为与脱离实际的主张相关，而是关注另外一些问题：对科学研究的经济支持和应用、教育的各个方面、知识化的劳动市场、知识在不同领域的传播和推广以及知识、权威和权力的相互依赖。”[6]所有这一切都同政治学分割不开。
劳斯论证科学知识局部的、生存的特性主要包括：（一）理论不是一个语句系统，不能认为它的应用可以用演绎的方式推演出来；理论就是实践，研究就是行动，它们都处在具体的场境之中。（二）实验室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独特性，必须重新确定实验室和实验设备在我们的科学理解中的地位。（三）只有在一个科学活动的局部领域中，标准化的工具或科学成果才有意义，才能得到理解。
三、知识的动力学
正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无疑是能被某一知悉者拥有的东西，是能够通过流通相互传播和交换的东西；知识的内容独立于特殊的具体场境：特定的思想、特定的历史本文(txets)和话语。劳斯认为，以这种方式理解的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理想”[7]，因此它抛弃了历史，忽略了复杂的科学的实践领域。劳斯把这种传统观念称作“认识论的统治”(epistemicsovereinty)。福柯曾在他的关于权力分析中反对传统的“政治上的统治”(politicalsovereignty)，认为现代权力的运演并不能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观念中得到恰当的理解。劳斯认为，这两种统治形式，即理性的法庭和法制的法庭，在理论上非常相似：“法庭”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永久性的权力。在那里，没有控告、上诉，也没有恳请、商谈。
劳斯提出对科学知识的动力学理解(thedynamicsofscientificknowing)代替正统的科学知识观。在他看来，知识是能动的(dynamics)、异质的(heterogenous)。知识并不是被占有或可以交换的东西，知识是由不同的（或异质的）彼此竞争的联盟相互调节的过程。“知识并不单独地或短暂地与一个陈述、一种技能或一种模式联结一起，知识的认识论地位依赖于与其他许多实践和能力(capabilities)的关系，特别是依赖于这些关系被修复、改变和扩展的方式。……把某个东西看做知识，就是把它看做进行各种活动的一个来源（不管是在将来的研究中，或是在各种各样知识的‘应用’(application)中。在这个意义上，‘应用’一词引人误解。因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是首先获得知识，然后才去运用它；知识必须被看做在运用中以各种方式解释的某种东西。）”([7],p.15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是“流通的”(circulates)。知识并不是一种永恒占有、固定不变的东西。知识具有比单纯信念更复杂的暂时性。知识、知识的接受与评价都处于这种流通之中。新知识的程度化，非正式或正式地，都依赖于后来工作的解释和使用。科学工作不断地重新组织以利于后来的研究。其中，范式或理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知识总是处于“竞争”(contested)之中。这与福柯坚持的权力总是面临“对抗”(resistance)是相似的。劳斯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知识仅仅通过其再生产和流通而存在，冲突或斗争(conflict)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明显了：斗争集中于并指向流通中的知识领域。知识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斗争需要新的更有力的技术、更精密的仪器和更精确的理论模型以剔除可能不正确的或不真实的假说；同时，这些更新的知识反过来又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或新的问题。因此，哪里某种知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哪里就有新的局部能力(capabilities)及其在新的背景中的扩张。相反，没有挑战、斗争，就没有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哪里旧的对抗或斗争消失了，哪里的知识也就停止了增长。
关于知识的斗争问题。劳斯指出，斗争或冲突也不能归之于传统经验主义范围。知识受抵制也能够由对动物粗暴、政治上的敏感、对军队力量的兴趣、无线可赚等问题引起。这种因素在传统认识论那里被区分为科学知识的外部因素，以有别于知识的内部因素。只有依据标准的方法论，遵循知识领域中理性的统治规则，才算得上是“内在的”(internal)。然而局部知识及其动力学特性削弱了知识的内外区分。所有那些关于研究材料、设备、程序、拨款、职员、技能的发展等因素都构成了投资和赞助某种知识主张的知识的真正发展。因此一个物理学家可能讨论特殊的实验室的研究策略，以反对他的对手：更便宜、较少冗赘、能充分利用职员的技能、更能吸引投资拨款、有更可靠的学科文献基础、更适宜的各种实验、更少泄露辐射……这些不同的局部的关注和理由共同作用，确定了什么可以算做知识。因此，“知识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策略的干涉(strategicintervention)而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7],p.156)Fuller在《社会认识论》一书中持类似的观点。他把正统认识论的错误比做“教科书的谬见”(textbookfallacy)：把家庭、经济、认知（或科学）等等脱离实际经验地介绍给学生，好像它们是截然分开的领域，而事实上它们是重复的分类。如家庭的分析，不仅是作为政治生物学的手段，读者可能发现家庭的分析也是一个经济统一体。因此，正统知识观的内外区分是不恰当的。
不仅如此，动力学的、非统治的(nonsovereign)认识论还强调知识的生产性(production)。这与福柯的权力分析是一致的。在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出现了健康的新形式（低胆固醇、高纤维素、适当的T-cell含量）、财富的新形式（最明显的是获取和控制信息的形式）和新的破坏力量（如军事力量）。这种科学知识及其相关的控制和限定的不断扩展并不仅仅是补充的、附属的或外在的，而是知识流通和证明(validated)的内在方式。劳斯由此得出结论：“存在无数的真理，但没有本质的真理；同样，存在多种科学知识，但没有本质的科学知识。”[8]即普遍的、理性化的科学事业是不存在的。但劳斯同时指出，我们反对从一个中立的立场去评判真理和知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真理主张都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提出。知识主张(claims)是历史的、社会的、在具体背景中确立的。而且这种认识论的背景总是不稳定的，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知识划界和知识结构也不断受到挑战和部分修正。因此，认识论的联盟总是和权力与政治联盟紧密相联的。重视这种关联并进而详尽考察权力及其在科学实践中的运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贬低知识或科学的重要性，而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为知识和真理而战，把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公正地置于其中。
劳斯对科学哲学的政治学考察是否是非理性的？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考察并不是要取消科学、取消真理性，而是把科学理性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劳斯理性观的积极意义表现在：
(1)科学理性所代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普适一切的准则或方法；而是具体的、局部的和多种多样的。
(2)理性并不是中立的，也没有一个客观的立场，而是与其他种种非理性的因素如权力互相关联的；这种关联性是理性本身固有的，不是外部强加的。
(3)理性并不是静止的，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人们去认识或获取的东西；它是动态的、流通的，充满矛盾和斗争。
因此，不同于正统的科学理性观，劳斯主张局部的、具体的实践理性。同理，真理也只能以局部的方式把握，没有任何形式的普遍知识和普遍真理。
劳斯科学观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使我们认识到，科学不是一个理论的陈述系统，而是一个实践的领域；不是普遍的理论说明，而是同局部场境紧密相关的策略干涉。实验室的实践和仪器设备及相关知识、特定的计划和精确的技术以及工作环境、资金来源、权力斗争等都构成一个知识。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值得注意，我们承认知识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是相关联的，两者共同构成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这并不表明知识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起作用。应该很明显，两者对知识的构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外部因素有时显得至关重要。劳斯的上述分析，其意义应当在于不是要坚持正统的知识内外的区分，而是表明一方面既要认识到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不能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把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平等地对待是矫枉过正的行为。各种因素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法则可以遵循（如内部因素决定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外部因素对知识只能起推动或阻碍的作用），而是一种局部的差别：有时某一因素可能构成知识的主要因素，而另一时则可能成为不相干的东西。劳斯的错误在于，他把知识的内外区分摧毁之后，赋予所有构成知识的因素以同等的地位，甚至认为知识及其联盟之间的斗争的胜负与知识的正确或错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把权力斗争放在决定性的位置上，从而走向绝对化。
【参考文献】
[1]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PhilosophicalPapers,Vol.2,Cambridge,1985,p.136.
[2]MarryHesse,RevolutionsandReconstructionsinthePhilosohyof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0),p.186.
[3]JosephRouse,KnowledgeandPower.p.62.
[4]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HollisandLukes1982.p.89.
[5]SteveFuller,PhilosophyofScienceandits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Press,1989),p.4.
[6]JosephRouse,PolicingKnowledge:DisembodiedPolicyforEmbodiedKnowledge,Inquiry,34,p.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