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说论语范文1
1965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影视传媒系主任，影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 栏目主讲人之一。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新闻调查》、《艺术人生》等电视栏目策划，中央电视台教科文频道策划顾问，光线传播中心《中国娱乐报道》栏目总策划，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如果说通过《百家讲坛》，易中天掀起了“三国热”、刘心武搅动了“红楼热”，那么无疑，2006年10月以来于丹正在全国观众心中带动起一股“论语热”。
一个女人，要具有怎样的魅力与能力才能够在中国如此成功地讲解国学？她的成长、她的经历、她的做人哲学，又和《论语》有着怎样的渊源……
在国学熏陶下成长
谈起成长经历，不得不提的是家庭对于丹的从小培养。于丹出身于书香门第，3岁时，父亲就给于丹讲《聊斋志异》，并开始跟姥姥练习毛笔字，很小就学唱昆曲，4岁开始看《论语》等先贤著作，到5岁半时，已经把《红楼梦》看完了。
于丹说话非常有条理，这是公认的，但她说：“我从小很自闭，基本上不说话……”童年时因为孤独而开始写日记，一直到现在都不间断。 于丹说，这个习惯也是《论语》影响的。《论语》中有这样两句话：“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和“见贤思齐，见不肖则内自省”（《论语?里仁》）。一方面对自己的行为及时反省，另一方面，把自身之外的人和事拿来跟自己做对照。假如一个人真能做到这两条，那就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制，同时，在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于丹高中时，数学、外语和历史勉强及格。高中老师给的评语是：能遵守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对人文明有礼貌，为人老实，生活严肃，平时很少言笑。
上了大学后，于丹的性格却来了个大转变。大学里于丹的学习成绩很好，当过学生会的主席，研究生协会的主席，不过到现在，很多熟知于丹的人回忆起来，于丹名气最大、流传最广的头衔还是她学生时代玩委会主任的头衔。大学时，于丹本科读的是中文系，硕士时的研究方向又是先秦两汉，到了博士时才改为影视学。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和于丹的成长结下了不解之缘。
小女人的师大生活
生活中，于丹是一个普通的小女人，有点糊涂，不靠谱。于丹在北师大呆了二十几年了，但还经常找不到教学楼，经常夹着一摞讲义，在师大校园里气急败坏地揪住一个人说，“快把我带到教四楼”。
在北师大的校园里，于丹老师出名的不仅仅是她独特的教学能力和她出口成章的口才，有时候她的授课地点听起来就让人称奇：咖啡厅里、酒吧里，吃吃喝喝说说笑笑把课上。
于丹是一位拥有良好的语言智慧和童真烂漫性格的女性，走下讲台她跟学生完全没大没小，同事说她“就是一小孩”。
然而，大家都只能对这“小孩”望其项背。于丹的同行说：“她讲话真的是很有感染力，一般我们开研讨会策划会请她去，很多人都说求求你了，让我讲话千万不要排在于丹后边。她的语言她一旦介入，别人几乎就压不倒她了。我们一般都是要把她放在最后一个去发言。我觉得可能这是天分，她可以迅速地把一件事情高度凝练并且高度概括高度提升。”
平时除了教学，于丹常常做的就是四处做讲座搞策划。自1990年以来，于丹先后为中国电视台的《正大综艺》、《中国报道》、《环球》等栏目担任撰稿人，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和《新闻调查》等栏目的策划。
百家讲坛：“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
2006年“十一”黄金周，这个“生活中的普通小女人”从北师大的讲台走到了观众面前，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7天开讲《论语》心得，一举成名天下知，被称为“学术超女”、“女易中天”。
之前《百家讲坛》的主讲大部分是一些“老头”，而一身靓丽套裙的于丹改变了这个形象。更引起争议的是她极端个人化的解说方式。比如论语中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一直被人看作孔子歧视女性的话，而于丹则将“小人”理解成小孩子，称孔子讲的是女子和小孩子都有天真的个性。
一位《百家讲坛》的“粉丝”觉得：于丹讲《论语》，神闲气定，娓娓道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辅以或直白如话，或诗意如歌的个性语言，妙趣天成，观之可以忘忧也！令人拍案叫绝……
提及《论语》，于丹认为，这部曾经统治中国社会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经典，仍然能为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提供温馨的劝导。
她说，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应该仰望，高深得隐藏多少奥秘，其实这个世界真正的真理永远是朴素的，论语告诉大家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真正的道理是告诉别人怎么才能过上心灵所需要的快乐生活。于丹在《百家讲坛》中的第一句话就以绝对的高度，一锤击碎了几千年人们对经典膜拜的梦想。
于丹曾用“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试图诠释孔子给人的印象，她在后序中介绍，孔子以及《论语》的温度：“它不烫手，不冷漠，略高于体温，亘古不变。”
追捧者认为，于丹紧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结合其深厚的古典修养，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方面，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来解读《论语》。全书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穿越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体悟经典的平凡智慧。也因此她的作品被认为是站立在经典之上的“心灵鸡汤”。
《百家讲坛》让于丹为更多的人所知，那么，这使得她的生活有所改变吗？于丹的回答是《庄子?逍遥游》里的一段话：“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变乎荣辱之境。”意思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夸你，鼓励你再往前走一步，你内心也不再往前走了；当全世界都责难你时，你内心可以不更多地沮丧，因为你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定力，而外在再多的声音也只是另一种声音而已，人由此做到宠辱不惊。
说到生命里最有价值的东西，于丹觉得是她的快乐，这比学问更有用。她虽然有着很多种身份，但她还是希望人们在认识她的时候，可以知道她是个有幸福感的人。
在今天，人们都企求坐拥千万，有贵房名车，物质满足取代心灵富足。而于丹的幸福观却与此相反，她更接近于《论语》中包容、理解、知自己的境界。她说，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穷无关，与内心相连。她把枯燥的《论语》、《庄子》用最朴素的语言娓娓道来，让我们在尘世的喧嚣中懂得道在人心，道不远离；懂得什么叫君子坦荡荡，并不是心中任何事情都不进入，而是万事进入之后皆能化解……
于丹说论语范文2
为什么要解于丹的“毒”
于丹走红后，人们一直在谈论于丹和“于丹现象”。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徐晋如等十博士对“于丹现象”的忧心忡忡，徐晋如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针对于丹个人，我们感到忧虑的是当今文化沦落的令人难为情的现象，为何我们的经典不再为一部分人尊重?为何一部分人对灵魂向上，知识丰盈毫无兴趣?我们该如何重建美德?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当然，于丹女士在她的两本‘心得’中的常识性错误，我们也做了必要的疏解。”从徐晋如先生的话里，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信息：一是于丹所讲的东西实际上是误读；二是于丹所讲的东西势必会误导大众。对启蒙没什么好处；三是于丹所讲的东西是在糟蹋经典著作，是对知识的不敬畏。
实际上，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于丹有讲孔子与庄子的自由，我们读者同样有纠正和批评的权利，徐晋如等十博士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观点，无非是想纠正于丹所讲的孔子与庄子的常识性错误，引导大众以思辨的态度接受经典著作的启蒙，从内心深处唤起对知识的敬畏之情，这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
于丹在怎样糟蹋孔子与庄子
在徐晋如等十博士看来，于丹所讲的《论语》和《庄子》其实是不正确的，是在糟蹋孔子与庄子，于丹又是怎样糟蹋孔子与庄子的呢?从《解“毒”于丹――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于丹有这样几种“毒”：一是于丹的讲解犯了“常识性错误”。我们且不说于丹在讲《论语》与《庄子》时，犯下多少个古汉语理解的错误，诸如将春秋时期的“士”理解为“知识分子”、将“冕衣裳者”理解为“当官的人”，曲解《庄子》的寓言故事，等等，单从书的主题来说，于丹是在误读《论语》和《庄子》，这才是真正的“毒”。于丹在讲解《论语》时的观点是：“《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炅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其实，这是于丹讲《论语》的要害所在，使得她自始至终把孔子当作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稍微懂点《论语》的人都知道，《论语》实际上是“教我们如何在不合理的现实状况下建构一种理想的政治文明生活，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反抗性”。于丹在讲解《庄子》的时候，同样将《庄子》一书理解为关于人生哲学的书，将《庄子》所讲的“生死观”说成：“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端点，人生是一条不归路，当你走到终点时，才会想起途中的遗憾。只有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才能正确面对死亡。”其实《庄子》所说的“生”与“死”是同一的。《庄子》一书不仅是一部关于人生哲学的书，更是一部关子政治理想的书。
第二，于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糟蹋《论语》与《庄子》，实则是对知识的不尊重，甚至是对知识没有起码的“敬畏之情”。这是于丹的第二个“毒”。《解“毒”于丹――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一书主编之一杨昊欧先生认为：“我们不会因为大众不懂，而放弃钻研，切磋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我们也不会因为大众不懂，抗拒，转而迫不及待地把神圣的经典庸俗化为时尚的花边文章。”于丹所讲的孔子和庄子很“朴素”，看似能让15岁的中学生都能听懂，但其背后隐藏的潜台词却是：这些伟大的著作并没什么了不起的。这种对大众的误导，直接导致原本高雅的传统文化成了庸俗的大众文化，使大众不再对高雅的经典著作产生肃然起敬的态度，可能会使更多的人对经典著作产生反感。第三，于丹的第三个“毒”便是误导知识分子，将经典著作商业化。于丹在讲解的时候没有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使得她没有担负起用经典著作来启蒙大众的责任，使得原本经典的东西被完全世俗化和商业化了，在大众文化时代，经典著作的传承既需要知识分子有直面商业化运作的勇气，也需要知识分子在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中担负起启蒙大众的职责，读书人应当将传承经典著作当作一项拯救传统文化的任务，普及经典著作实质上是为了延续中华文明，这应该是每一个读书人的责任。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解读
不管这些学者是如何看待“于丹现象”的，由“于丹现象”所引发出来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我们需要怎样的“于丹”?我们该怎样解读经典著作?
首先，你们对经典著作要怀有虔诚敬畏之心，任何一个对知识不虔诚敬畏的人，势必会糟蹋经典著作，糟蹋知识。我们唯有怀着虔诚敬畏之心去解读经典著作，才能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才可能避免出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现象，才会真正尊重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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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传统经典的热潮并非自于丹始。
严格说来，传统经典的热潮并非自于丹始。以《论语》而论，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此前都曾经风靡一时，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无论在销量还是影响都很大。而《孙子兵法》、《老子》、《庄子》等传统文化经典自80年代起就开始升温，一直持续至今。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媒介的普及，电视以无可争议的便捷和广泛性拥有了难以撼动的霸权，它以声音和图象的双重同步传递，使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体相形见绌。因为有了这样的威力，于丹之前的传统典籍研究者和传播者都显得暗然失色，尽管他们有的已经浸淫其中已有多年。但是，传统经典从慢热到升温到火热，其经历颇让人玩味。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而遭到空前破坏，出现断层。粉碎“”以后，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传统文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文化的典籍的出版逐步增多。与此同时，海外新儒家的著作也开始引进出版。从90年代至今，杜维明、成中英等海外新儒家频频造访内地，与内地逐步复兴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互为推动。
而在大众层面，信仰和道德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混乱。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一方面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精神家园的迷失。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尽管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的表达，但仍属精英话语，与大众有一定隔膜。因此，引发公众趣味，同时提供信仰的代用品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传统文化典籍的身上，而这些典籍的研究者、传播者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们向公众提供正确或谬误的训诂、注疏和讲解，让那些沉睡的古人复活，刻印在简帛上的文字重获生机。由于这些文字和蕴含其中的思想与国人有着先天性的亲近，因此迅速获得了民众的拥护和回应：被张中行批评的南怀瑾著作《论语别裁》，尽管其中多有臆测和“六经注我”的随意甚至错讹，但仍然获得了广泛的拥戴。及至张中行的批评见诸公众之后，不少南大师的拥趸在网上不辨青红皂白对张中行口诛笔伐。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联合发起了《甲申文化宣言》，主旨即为弘扬中华文化。其后，传统文化热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学术界，各种有关儒学的国际会议不绝如缕；在社会上，不少地方的学校开始“读经”。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高校设立了国学班，将国学融入企业管理，人民大学设立了国学院，更是引发了各方关注。在出版界，冠以“中国式管理”或以此为出发点的图书不下百种。而各种国学培训班也在社会上应运而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丹从去年开始的走红也就有了合适的土壤和气候。深谙传播学的于丹以丰富的语言，流利的表达传播着“于丹《论语》心得”。在于丹这里，《论语》作为“心灵鸡汤”，通过电视的传播，慰籍着与传统文化隔绝很久的电视观众。他们从于丹的讲解中获得了温暖和亲近感，由此对讲述者产生了热爱和追捧。随后，于丹成为了电视、报刊、网络所注目的焦点，频频出现于全国各地的各种传播媒介。11月，《于丹〈论语〉心得》由中华书局出版，仅11月26日一天，于丹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出12600本。时至今日，这本书的销售量已经达到290万册。
伴随着“于丹红”现象的出现，市面上与《论语》相关的图书出现了数十种，与《庄子》相关的图书也有多种。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论语》和《庄子》受到这么多人的广泛关注。
去年9月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编纂出版文化典籍，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这已经把传统经典的研究和学习制度化。可以说，学术界研究传统经典，社会传播、学习传统经典已经会合成一股洪流。对于个人而言，学习传统经典是获得文化归属感，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有效途径。经由这样的学习，我们可以知到自己从哪里来，我们的文化血脉中流淌着怎样的因子。因为如此，如何进入传统经典，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和阅读，也就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尽管于丹声称她的讲解《论语》只是个人心得，但由此引发的争论仍不绝于耳。
“于丹红”现象出现之后，不绝于耳的争论接踵而至。尽管于丹声称，她所讲解的只是个人的心得，“在大学这样讲《论语》是犯罪”，但是，围绕着于丹对《论语》和《庄子》两部传统经典的阅读心得，仍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个中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也颇让人玩味。
讲《论语》就有可能讲错，讲解者的心得也有可能对观众造成误导和戕害。
作家塞外李悦是较早批判于丹的作者之一，他认为：（于丹）用心灵的自我抚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相，用‘返回心灵’的逃避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现实生活并不因为躲避而有丝毫的改变，改变的只能是躲避者，他们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缩化、侏儒化和动物化。于丹和自己都可以对《论语》有各自的感悟，但是对经典作品的解释却不能各有各的解释，只能个别字句和段落存在争议，在总体上是有规范性解读的。《论语》中的有些句子成为中国人的人生格言和座右铭，就说明大家有着共同的理解，否则怎么能够流行呢？ 塞外李悦认为，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出现道德认同危机时，民众有着强烈呼唤传统伦理的文化要求，例如，想知道古代圣贤有着怎样的伦理标准。所以民众很想重温传统文化，这时候即使没有于丹来讲《论语》，也会有别的人来讲《论语》。因此，于丹的出现是时代使然。讲《论语》就有可能讲错，讲解者的心得也有可能对观众造成误导和戕害。这时批评就应运而生。
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对于于丹的讲解给予了严厉批评。他表示，于丹的书自己只翻了两页，没有能够读下去。她胆子大，不懂的东西也敢讲。朱维铮还举例说，于丹的书，劈头就讲“天地人之道”，借北宋一个不学有术的权相赵普的话“半部《论语》治天下”宣称《论语》仍可作为“治国之本”。姑且不谈赵普有没有说过这话，即使相信宋人笔记，赵普也是为了辩护自己不读书，向宋太宗说他平生只读一部《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他死后两百多年，元朝有出杂剧，便将传说中赵普此语渲染成“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朱维铮据此称，看来于丹比赵普更不读书，非但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而且连传说中赵普所谓的将读《论语》的心得分成两半献给两个皇帝的出处也闹不清，居然在中央电视台宣讲“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一个字两个字，就够用一辈子了。”
朱维铮还表示，它（指《于丹〈论语〉心得》）有心得二字，那应该是自己阅读所得，但我看了一下，没有一句“得”是她自己的，而且我很吃惊的是，全书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却没有出现一个20世纪人的名字。这个我以为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可以指出，她引的这段解释是谁的，那段又是谁的，包括她引了鲁迅的话，都不提鲁迅的名字，而旁边都写着“于丹心得”。而随着《于丹〈庄子〉心得》的上市，同样的争论迄今未止。近来，多本批判于丹、给于丹“纠错”的书相继上市，颇有言辞锐利激烈，情绪慷慨激昂者。对此，于丹不以为意。
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大众慢慢地领进门来，渐渐地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渴望得到提高。
在学术界，冯其庸等学者力挺于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遗产》副主编刘跃进教授认为，普及传统文化，这一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至少，这种讲座引起了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至少，给大众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领域的大门；至少，会让他们停下匆匆的脚步，回过头来或侧过脸来，看看这些学术圈内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如果传统文化只局限于少数人的事业，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术空间，甚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多的学者在争来争去，而老百姓却对它视而不见，就实现不了我们文化传承的目的。当大众进入到传统文化这个领域之后，就会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力，也会渐渐产生对于传统文化知识的新渴求。所以，如果刚开始这是一种普及的话，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一种提高。知识接受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地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人人都是如此。因此，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大众慢慢地领进门来，渐渐地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渴望得到提高。而提高自身素养之后，他们就会在比较当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鉴别力，谁是谁非，谁高谁低，由他们自己去判断。一个学者，甚至是一个造诣很专精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当前的这种普及化的学术讲座，也很有可能存在错误。但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们的准备是充分的，只要不乱说、不离谱，大体都还可以接受，因为其意义不在于讲得多么高深，而在于去做这种普及性工作。
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是媒体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
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认为，“自中国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以来，关于道德、信仰、精神、心灵以及灵魂的探讨，几乎就没有消停过。而在90年代以后，人们更多地看中了传统文化，以为可以转化为当代社会大众的精神资源。这在主流意识形态以妥协的姿态接纳传统文化之后变得更加时髦和名正言顺。由此可见，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是媒体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而于丹所提供的反求诸身的心灵自省方式，她所反复强调的你自己的心态，都带有一种廉价的道德说教的性质，是过度迎合政治需要，为当前政治服务的道德机会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大众的现实问题。她所能做的，顶多是抚慰一下他们极度焦虑的心灵。”
于丹说论语范文4
一
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和《庄子》读后的“心得”,一时走红,成了一颗十分耀眼的明星,备受关注,既得到吹捧,也遭到物议,端的是人心不同,正如其面,也是各有“心得”。在非议者当中,有的颇带情绪,指出她的“硬伤”,指责她的“谬误”,说她对经典“一知半解”,甚至“曲解”。有人乃至幽默地在背心上写着“庄子很生气,孔子很着急”,和于丹开了个大玩笑。
这些好心的观众和读者,似乎是在为古人打抱“不平”,在为经典申明“正义”,其实大可不必。要知道,庄子对于古人的编派,绝不亚于于丹,生什么气;孔子对于经典的曲解,也决不亚于于丹,着什么急!庄子的寓言,经常编造古人的言行来讽喻世道人心;孔子的说教,也经常歪曲经典的词句来宣扬伦理政治。举例说,《卫风·硕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论语》此后还有逸诗句子),这样描写美女相貌的诗句,子夏瞎扯到“礼”上,孔子却大加赞赏,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鲁颂·駉》写马群之大马匹之多曰“思无邪”,意思说:唉呀,真是无边无际啊!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借用古诗的句子来评诗,全然不顾原诗的读音和意思,在这里,“思”由虚词变成实词,表示思想观念;“邪”字音“圉”,也改成了“斜”音,字义与“正”对举,以符合春秋时期的“正邪”观念。这是名副其实的“断章取义”。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孔子读诗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孔老夫子自己如此曲解经典,还能对于丹说什么呢!如果说于丹对“小人”的解释,不与“君子”对举,而说成是小孩子,是对原意的歪曲,那也是因为“有合于其心焉”,况且就当代性而言,释“小人”为“小孩”,是可以的,小孩阅读的连环画不就叫“小人书”吗?私意以为于丹的本意是借题发挥,像冰心老人那样特别关注妇女和小孩的命运。时代不同了,即便有所唐突,孔老夫子也不必着急,我们可爱的观众和读者更不必替孔老夫子着急。
尊重历史,尊重学术,固然是我们文化人所应坚持的严肃态度,但千万不要太学究化了,不要过分地追求所谓“历史的真实”。有不少文章和着作对于丹的“硬伤”进行挑剔,对于丹的“曲解”加以指责,这似乎过于较真儿了。任何对于历史的研究,对于经典的诠释,总是历史视野交织着当代视野,也就是说对于历史和经典的解读,往往被不同程度地当代化了。一部《诗经》,自西周流传至今,长达三千年之久,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解释,其间经由文学经学化,再由经学文学化,构成了一部《诗经》学史。这部学术史,也可以说是经典的曲解史,或者说是经学的演进史。学术如果只有材料而没有观点,或者说只有考据而没有义理,是不成其为学术的,所以不要把对于丹的“纠谬”看得太重了。何况,于丹并非“学术超女”,亦非“国学超女”,她自己说:“要把《论语》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学术内容。”因为她不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论语》,而是在说书,所以岂止像陆九渊说的“六经皆我注脚”,直是借经书话语说开去,拿古今故事来阐明处世之道,更像佛教徒的讲经,不是“史话”,而是“经话”。如果文化界要划圈,于丹讲《论语》心得,不属于学术圈,而属于演艺圈,既是说书,在“考据”问题上,更没有必要叫板。有谁去考证隋唐讲经讲史留下来的敦煌变文有哪些不符合“历史真实”而加以纠谬呢?
二
于丹讲儒道经典的“心得”,很受欢迎,乃至超过其他“说话人”的“讲史”,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有人以为是影视界的刻意“炒作”,所以如此“火爆”,恐怕也不尽然。《红楼梦》炒作得够可以的,然而怎么也比不上于丹的“心灵鸡汤”那样“热火朝天”。所以然者何?社会心态失衡使然也。
如今的社会现实,没有内外战争,没有政治运动,却是近百年来社会变革最深刻的转型期。在这一切都在变的时期,并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适应的,于是社会心理失衡成了一种通病。解决社会心病成了当务之急,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电视台都设有“心理访谈”之类的栏目,其他涉及普法、破案、家庭、爱情的栏目,也经常反映出相关的心理问题。在心理失衡的社会人群中,于丹通过讲述儒道经典“心得”,推出“心灵鸡汤”,确实是“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
于丹说论语范文5
［关键词］语用学 赵氏幽默 关联理论 前提理论 合作原则
［中图分类号］H0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55－02
引言
“赵氏小品”能够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与现实农村生活的密切相关、东北方言的运用等等。小品是一门表演的艺术，更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因此，研究小品的语言对于推动我国喜剧小品的创作，提高人们对艺术鉴赏水平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语用学中的相关理论对“赵氏小品”幽默背后的语言机制进行探讨。
一、关联理论与幽默
1986年，巴黎大学的Dan Sperber和伦敦大学的Deiradre Wilson在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提出关联理论。Sperber和Willson提出：交际就是希望说话人的话语与听话人的认知语境之间实现最佳关联。据此，Sperber和Willson提出了关联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
关联的认知原则是指：人类认知倾向与最大关联相吻合，关联的交际原则是指每一个话语或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而最大关联是指听话人理解话语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去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是指：理解话语时，付出有效的推理努力之后，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是关联论的两个基本，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概念。通常情况下，言语之所以会产生幽默，就是因为言语造成的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之间存在发差。例如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中的片段：崔永元：“今天的话题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回大叔您先说。赵本山：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挺简单。”崔永元：“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宋丹丹：“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崔永元：“大叔大妈呀，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不是‘昨天、今天、明天’。”赵本山：“是后天？”崔永元：“不是后天。”宋丹丹：“那是哪一天呢？”崔永元：“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赵本山：“啊！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宋丹丹：“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呐！”赵本山：“是，你问这……有点毛病。”宋丹丹：“对，没有这么问的。”
在这个片段中，针对“昨天、今天、明天”这一认知语境，赵本山和宋丹丹构建了一个与最大关联相关的认知语境，即“昨天、今天、明天”就是字面上理解的时间观念上的“昨天、今天、明天”，赵本山和宋丹丹所扮演的角色作为一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夫妇，对“昨天、今天、明天”这一认知语境只能理解其字面意义，这种认知语境的构建是以最小努力的付出作为交换的。然而，结合访谈节目的情景语境，不难理解此处的“昨天、今天、明天”其实指的是“过去、现在、将来”。这才是崔永元说出这段话时所期望达到的最佳关联，正是因为在这里交际的最佳关联和最大关联之间产生了反差，因此便产生了幽默。
（一）前提理论与幽默
前提最早是德国哲学家Frege在区分意义（sense）与所指（reference）时所注意到的现象，他在1892年撰写的《意义与所指》一文中就用前提来解释语义-逻辑现象。20世纪60年代，前提开始进入语言学领域，首先进入的是语义学领域。到了70年代，前提理论被运用于语用学。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研究前提，最重要的是考虑前提的合适性和共知性。前提的合适性是指前提与语境紧密结合，前提是语言行为的先决条件，使用中的任何话语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即在语用上该话语的语境是合适的、恰当的。而前提的共知性是指：前提是交际双方没有必要明确讲出来的那部分信息，虽然前提不是字面上直接表现出来的，但它必须是交际双方共知的，或能够推导出来的前设条件，这对交际的成功更为重要。幽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前提的合适性和共知性密切相关。首先，人们进行交际时必须要有合适的前提，如果交际双方说出的话语违背了前提的合适性，就会产生幽默。例如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中的片段：赵本山：“别瞎说，我记着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了？秋波是啥玩意儿？”崔永元：“秋波就是青年男女之间……”宋丹丹：“秋波是啥你咋都不懂呢？这么没文化呢！”赵本山：“啥呀？”宋丹丹：“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赵本山：“噢！送过送过，年年都送。”
在这一段中，对于“秋波”这个词语，主持人和观众心里都有一个共知的背景知识：秋波是指青年男女之间恋爱时脉脉含情的眼神。然而妻子的解释是：“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这个时候，这种话语就打破了大家的共有知识背景，违反了前提的共知性，使得观众始料未及，于是幽默又产生了。
（二）合作原则和幽默
1975年，美国哲学家格莱斯在其论文《逻辑与会话》中，提出会话应当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合作原则。他认为在言语交际中，参与者为了使得交谈中的话语符合交谈的目标或方向，就必须遵守一个初步的一般原则，即合作原则。
格莱斯具体提出了合作原则的一些准则：数量准则，一是使你的话语如（交谈的当前目的）所要求的那样信息充分，二是不要使你的话语比所要求的信息更充分；质量准则，即设法使你的话语真实；关系准则：要有关联；方式准则：要清晰，其中包括四个方面：避免含混不清、避免歧义、要简短（避免冗长）、要有序。
格莱斯认为在交际中，只要参与者遵守了以上这些准则，交际就可以朝着有序的目标和方向发展。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常常违背合作原则，这样，就产生了会话含义。而幽默的产生，往往就与违反合作原则所带来的会话含义有关。例如小品《卖拐》中的片段：赵本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你使劲想……，真的。”范伟：“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赵本山：“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吗？”范伟：“为啥？”赵本山：“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范伟：“那是哪憋的呢？”赵本山：“腰部以下，脚往上。”范伟：“腿呀？”
这个片段中，为了使得范伟扮演的角色相信自己的腿有毛病，赵本山说因为范伟的末梢神经坏死所以把他的头憋大了，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赵本山在这里说的就是假话，因此而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准则，但恰恰是这样的违反，反而制造了幽默。
二、结语
本文从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前提理论和合作原则的角度出发，对赵本山小品中的幽默进行了分析。小品是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赵本山的小品确实以其独到的语言运用技巧，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欢乐，这也正是他的小品能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于丹说论语范文6
进入初中后的我，似乎已厌倦了从前那些幼稚的游戏，再加上近来对语文兴趣的变浓，我发觉自己渐渐地爱上了古典文学。我把假期全给了《百家讲坛》。
今天的我已进入了于丹的世界，哇，她说话是如此的有品味，精辟；用词又是那样的准确，别出新意，像“悲悯”等词都是我从未听过的。在她讲座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一个人的智慧，将孔子、庄子的那些圣贤之言灵活运用，这样的一个女才人，能不让我为之动情 吗？因此他所说的人生哲理，被我如实的记录了下来，奉为人生真谛。
在于丹写的《旷达人生》中，她运用了庄子的这样一句话“达生知情者，不务生死之所无以为；达命知情者，不务命之所无奈何。”这是什么意思呢？于丹给出了我们答案，说，真正通达生命真相的人，不去追求生命中不必要的东西。通达命运真相的人，不去追求命运中无可奈何的东西，命运中达不到的目标。是呀，有时候，一个人考上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为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专业在名牌大学。仅仅因为这个专业在名牌大学，家长便可以骄傲地说：“我家孩子，在……大学。”这个孩子说：“我带着……大学的校徽啊。”可能在他说这句话的同时，他心中怀着一种隐痛。他真正喜欢的专业，可能不在著名大学。我想：他有可能追求了一个对自己来说无用的东西，而放弃了一个圆梦的机遇。有可能就这么一个人生的转折，使你的人生不再充满快乐，不能让你发挥出真正的自我，此生他错过了。人的一生一定要活的有价值，活出快乐，如果你只是为一种标签活着，那么你的一生就是失败的。而我呢？也曾为一种片面的东西而追求者，最后换来的只是一种虚荣，白白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通过看完《旷达人生》后，我终于明白了，要想让自己的人生发挥到极至，就要好好把握自己有限的生命，向自己理想的人生坐标而不懈努力。
也许“解脱”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境界，可是这种境界的达到，是需要经历一番波折的。其实，并没有必要，正如于丹所为我们讲的一个故事一样：有一个弟子问：老师，我如何才能解脱？老师答：“是谁绑住了你?”也就是说，导致你陷入困境的原因，是自己为自己挂上了一把枷锁，如果我们把每件不快之事都看的很小，那么我们又怎能跳进自己为自己建立的痛苦的深渊呢？
自从看了于丹的《论语》心得，我觉得我的心胸开阔了，平日的那些困扰着我，为我分神的琐屑小事也都迎刃而解。以上两点就是我的一点感悟，这五期的于丹心得感悟，真的使我感受至深，收获了很多很多。
可惜的是我错过了那场签售会，如果我早发现于丹的魅力，体味于丹心得所带给我们《论语》的精神食粮，不就不会放弃这唯一的机会了吗？正如于丹所说的另一个故事：机遇就像一个怪物，她的头发长在脸上，而后脑勺光秃秃的，当他向你走来时，你若不牢牢抓紧，等它从你身边越过后，你在想抓它也抓不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