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家乡变化的作文范文1
刘震云出生在农村，是一名地道的农家娃，1978年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刘震云的作品《头人》中有一段情景描写：“我实在饿得不行，忍无可忍便萎缩在南墙根，四肢无力，头耷拉，那样子就如同一只小瘟鸡似的。”同样的描写也出现在了小说《故乡相处流传》当中，描述的是一个忍受饥饿的小男孩和他年老的外婆一起，艰难地赶往县城，在途中，看到了尸骨遍野的场景。作者对以上情节的描写生动、形象、逼真，能写出如此真实的感受，这也许与作者的童年经历有很大关系。在作者的内心，有着无法抹去的对故乡土地、劳动者以及乡村生活的深深眷恋，也正是由于有这些真情实感，才会自发地写出如此生动形象的故事情节。[2]刘震云的另一部经典小说《塔铺》，同样描写的是故乡生活。故事发生在1978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地点为塔铺镇，整部小说的故事人物都来自这个乡村高考补习班里，包括了干部子弟“耗子”、 “我”、农民青年“磨桌”、乡村女孩李爱莲及大龄农民王全等人，讲述了恢复高考后，这些有志之人为了追求梦想发愤图强的情景。该部作品主要是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改革初期，我国乡村农民的现实生活——贫穷、落后，同时也是对当时乡村农民那种特有的善良、朴实、坚强、乐观、向上的美好品质进行赞美。小说中提到，高考复习资料很难找，父亲为了帮助“我”搜集复习资料，用了两天两夜徒步180多里地，脚走得全是血泡，鞋帮也走裂了，这种真挚伟大的父爱让每一位读者在心里为之流泪。女友李爱莲也是为了能让“我”毫无顾忌地复习，参加高考，用美丽的谎言欺骗了“我”，这种纯真无私的爱情更是令人钦佩不已。“我”、王全和“磨桌”既是朋友也是战友，一同度过艰难的岁月，这样的友谊天长地久。刘震云写作的视角大都以平民为主，创作中展现出对于他们默默的认同与同情，这也正是作者对故乡深厚感情的体现。
然而，与故乡的近距离审视并未使他对故乡有着更多的“憧憬式”留念。 作为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刘震云除了时而用诗意笔法去描述砖塔下纯爱之歌的绝响外， 也不回避同一个砖塔下并不诗意也并不淳朴的各种元素。他在讴歌故乡真善美的同时，更多的是用一双充满现性的慧眼和一把尖锐锋利的手术刀来审视故乡，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在他所描述的乡村里，我们很少读到和谐宁静的田园画卷， 更多的是物质的匮乏及由此而致的精神贫瘠。他冷静客观地剖析和剥落乡村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冷峻的目光集聚于乡村那些变形的灵魂，极力书写他们膨胀的恶，完全颠覆了“十七年文学”中本分、善良、向上的农民形象。他着力发掘平淡表相下的人性悲剧，批判人性的畸变和自我的沦丧，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3]他通过“故乡”来反思乡土社会在物质重压下人性的异化和精神奴役下人生的痛楚，在悲观和绝望中寄予深广的意图，于冷眼旁观中传达出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微弱呼声。
此外，刘震云在小说《塔铺》中也对人性自私的一面进行了细致描写，即用一种灰色的眼睛对乡村生活进行审视，来体现人性丑陋的存在现实。又如书中描写到乡村青年“磨桌”为了自己能好好儿复习，对王全说谎，称没有《世界地理》，最后导致王全放弃了高考，“磨桌”后悔莫及，虽然良心发现，但是为时已晚。作者通过以上细节的描写说明人性自私的一面一旦时机出现就会爆发出来。
小说《新兵连》则是描写农村新兵到部队后的生活片段。作者采用冷峻的笔调描写了新兵连生活中权力与利益驱使下人们勾心斗角、搬弄是非的场景，展现出人性荒谬、扭曲的一面。新兵们多来自贫穷、落后的农村，带着家人和自己的希望来到了新兵连，淳朴、善良的本性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一点点收敛，为了争取“积极”“上进”，有个好的分配去向，憨厚质朴的农村小伙相互算计，勾心斗角，导致一幕幕悲剧发生。新兵连成为了人们摆脱贫穷的跳板，也是一个无声却暗藏阴谋的战场。“元首”为了有机会接近军长，想方设法争取为军长开车的名额，不择手段，告发了和他同村的新兵“老肥”，导致“老肥”被退回村，终日抑郁，最后自杀的悲剧。班长“李上进”因故未能入党，心存报复，不惜枪击指导员，而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原本对他报以同情的战友，为了摘清自己和他的关系，不影响以后分配，变本加厉地夸大事实，添油加醋地告发他。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将人类的美好品质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发生重大转变甚至完全扭曲的现象暴露无遗，展现了新兵连的价值观在政治权力面前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一地鸡毛》中所讲述的主人公小林自从离开具有宁静生活的农村进入喧嚣的城市后，虽然从骨子里还透露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内心深处还是传统的道德礼法，然而面对物质生活压力巨大的城市，他再也难以遵照传统的人际关系法则应对紧张的城市生活。当来自小林家乡的小学老师以师生及同乡关系进城来探望他时，小林妻子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脏兮兮的农村人，还要请客吃饭，临走时还得给他钱，因此才会不断地给小林老师甩脸色看。对于小林，出于对家乡的精神寄托，内心透露出来的乡村传统道德使得他还想努力去款待一下自己的小学老师，然而长期城市生活中巨大的物质压力已一点点侵蚀着他从小形成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当看到自己的老师受到妻子的冷落而不得不带有几分辛酸转身离开的时候，他深陷于农村道德关系和城市道德关系的矛盾之中，那一刻小林觉得“身上沉重极了，像有座山在身上背着，走不了几步，随时都有被压垮的危险”。从中也不难看出淳朴、单纯的农村道德关系在复杂的城市生活中的难以为继和失落。作者刘震云要向读者展示的正是这种乡土道德关系下的人们精神异化的生活现实。
在小说《头人》中，作者又将这种批判意识作了更加深刻的描述。该小说于1989年完成，讲述了在一个名为“申村”的村庄里，短短半个多世纪，七个“头人”相继更迭的过程。在申村中，虽然每个头人都可以呼风唤雨，然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们仍然只是掌握了申村的命脉。作者将这种权势从各种世俗关系中体现出来，塑造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头人与村民，巴结与高傲，卑怯与骄纵。在《头人》中，村里的人们虽然具有足够的世俗经验，但往往不能够明辨是非。他们愚昧贫困，对权力文化抱有强烈的渴望，同时又藐视并欺凌比自己还弱势的村民。作者通过描述这些社会现象，很自然地体现出了民族内心深处的奴性等痼疾，并进一步扩展了村民精神上受到的荼毒，更加彻底地揭示了人性沦丧和畸变的历史悲剧。
刘震云的作品大都以现实生活为背景题材，从小说《塔铺》到《一地鸡毛》，再到《头人》，虽然写作风格稍有变化，但都可总结为作者对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人性丑陋、荒谬的一面进行强烈的抨击与批判。作者用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人物活动，向人们描述人性善变的一面，同时也表露出对利益驱使下人们精神异化的痛心与愤恨之情。人类为造物者的杰作，堪称万物之灵长，拥有血肉之躯，本应主宰世界与命运，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却被社会中各种力量任意摆布。[4]刘震云深深地意识到人类精神被奴化的危害，看透了美好生活下面隐藏的丑恶与荒诞，通过冷峻、犀利的笔调将各种生活真相描绘出来，给人们以警示和提醒。
刘震云是一位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现代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以及对乡土人情根深蒂固的情感，使他对乡村文化产生了独到的见解。他的作品中大部分都以展现乡土文化为主。一直以来，刘震云着眼于反思和批判农民历史文化，尤其是对人们精神世界构成毒害与制约的农民历史文化，即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封建官本位文化与功利精神，正是由于此类毒文化的存在，大大削弱了农民的创造力，制约了人们的思想。刘震云的作品在流露出对乡村生活的眷恋与同情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利益驱使下人性自私、善变的无情批判。特别是在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切实感受到了现代城市文明后，内心对乡村生活的情感既矛盾又复杂。在他的作品中将人类精神异化的事实裸地暴露出来，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从小说中认清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给人以警示，希望人们能正确、积极地面对生活。
[参考文献]
[1] 王光华.刘震云小说中的故乡情结解读[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2] 乾直.从“权力”、“民族”、“故乡”中看刘震云小说的现实性[J].神州，2010（10）.
[3] 姚晓雷.“都市气”与“乡土气”的冲突与融合——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的“说话”系列小说论[J].文学评论， 2011（05）.
[4] 上官云.论刘震云小说的现实批判意识和人的异化[J].学周刊，2011（36）.
描写家乡变化的作文范文2
通过陕西关中白鹿村清末至建国前近50年的世事演变，描写了近现代农民的生存状态，探究了中华文化精神、民族命运。作者写了宗法制家族文化对农民思想的浸染，写了在急剧变化中“风搅雪”的农民运动、国共的合作与分裂。通过变幻莫测的社会风云揭示历史的本真，展现了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阶级斗争交织中的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陈忠实也描写了尚农重土的农耕文化，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深层的文化基因是儒家宗法制文化，白嘉轩就是宗法家族文化的代表。他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力量，坚守仁义道德，竭力维护宗法制度的存在、维护家族利益，与现实政治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制定乡约，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着乡村的既定秩序;他俭朴勤劳，重义轻利;为维护立身处世的纲纪，他鞭挞违反族规的儿子，不认不合理法的女儿。白嘉轩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精神上没有丝毫萎靡，陈忠实对仁义精神和白嘉轩都充满了礼赞。《白鹿原》完整地展示了宗法社会形态和家族伦理秩序，赞美了忠孝仁义等民族精神，也写了它的缺陷，白孝文、小娥人性的堕落，是正统文化压抑的结果。白嘉轩人格中包含了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等多重矛盾，这种矛盾展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传统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也有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与迫害。
二、建国后30年乡村史———政治话语下乡村的想象与反思
建国后30年的乡土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是《创业史》，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政治话语下乡村的想象与重构。《创业史》采用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模式，具有理想化色彩，人物具有典型性和阶级性。小说写梁生宝互助组与“三大能人”———富裕中农郭世富、富农姚士杰和新中农郭振山的斗争，政治理念过重，以阶级分析设置主题和人物，对人物阶级表述简单化，对人物的丰富性和矛盾性展示不够。但作家对农民生活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弊端。陕西作家写了一批文革反思小说，或正面描写文革的残酷，或写“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贾平凹的《古炉》写了1965年开始的古炉村的“文革”动荡，村里所有人都投入其中，以往和谐的乡村充满猜忌、打斗。在反思文学兴盛之际，贾平凹就有描写“文革”武斗残酷性的《鬼城》:一派在俘虏身上绑上炸药点燃后任其奔跑，另一派将几十名对立者捆上石头投江。《二月杏》写女知青二月杏被权势者奸污，得不到同情，反而被污蔑、被侮辱。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九六七年纪事》描写了“文革”中造反派整斗县委书记的故事，揭露了文革的残暴、野蛮。陕西作家直面现实，以乡村的“文革”细节来写国家和民族惨痛历史，具有鲜明的批判与反思色彩。
三、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史———多元渐变中的中国乡村
陕西作家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变革，写了开放中多元的乡村生活。有努力奋斗的青年、有价值观变革中迷茫的情绪、有人性与乡村权力相交织的乡村生活。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剧变，改变了传统社会秩序，以往靠政治秩序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开始解体，民间伦理重新确立，也由此引发了乡村社会的悲欢离合。作家们倾情书写了背负历史重负的农民在新时代的生活，书写了改革开放带给他们生活的新变化，书写他们奋斗中的艰难、积极向上的人格，书写了社会变革带来的权力和人性的角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着力写青年的奋斗史，获得了很多农村青年的共鸣。《平凡的世界》以改革开放前后陕北城乡生存境况为背景，展示了农民的生活变迁，概括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形态。土地所有制改变后，农民渴望过上好日子，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孙少平因家境贫困常遭受歧视，困境中他与郝红梅相恋又遭遗弃。毕业后回乡当民办教师，学生流失后进城打工，偶然成了煤矿工人，他不惧井下恶劣的环境认真工作。所爱的小霞也离他而去，事故险些砸瞎了眼睛，这些都不能打垮他，他用博大的爱笑对人生。路遥的小说揭示了陕北人生存的艰难，发掘他们坚韧的拼搏精神、豁达的人生态度，通过苦难来写人格、尊严、道德，写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热情。贾平凹书写了改革开放初期价值观变革中人们的迷茫与躁动。商州系列《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黑氏》《浮躁》描写的改革开放给封闭的山民带来的冲击，表现时代的精神与激情。作者说:“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1］《鸡窝洼人家》围绕创新和守旧观念冲突，写了价值观不同的两户人家婚姻的破裂和重新组合。禾禾、烟烽不满足“死守着土坷垃要吃喝”，回回、麦绒则留恋殷实平稳的小农经济。不同的价值观促使四人分离聚合。《腊月正月》写旧秩序的维护者———乡村退休教师韩玄子所具有的恪守土地、重农轻商的观念，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面临着解体，他与食品厂厂长王才的斗争，体现着守旧者与改革者之间的冲突。通过保守势力的失败，礼赞了农村的新变化。《浮躁》对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写出旧价值观的毁灭和新价值观的萌动。金狗复员回乡后，组织了河运队，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当地田、巩两大家族掌握着当地的各级党政大权，为己谋利。金狗利用媒体揭露田巩两家的违法行为，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处分。贾平凹写了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机遇正在给人们带来希望和问题，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具有的浮躁情绪。贾平凹不仅仅礼赞新生活，也看到了经济变革中的问题，《黑氏》写经济开放催生出信贷员这样的新权贵，他们利用政策空子，为富不仁，靠违法经营牟利。《商州》珍珍娘一伙的走私，《浮躁》田、巩两家的政治宗派，《废都》里制造假农药的黄厂长，《白夜》中的金矿总经理宁洪祥，《高老庄》里利用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暴富的王文龙，莫不如此。冯积岐写出了上世纪80年代前后农村生活的真实性和残酷性，写了人性与乡村权力相交织的乡村故事。《村子》写农村体制变革后20多年来乡村社会的演变，透视出农村社会深层的复杂性。写了土地承包后权力弱化带给农民的精神解放，农民从权力的奴隶变成土地的主人，祝允达这个地主的狗崽子进了村委会，成为松陵村的强者。小说集中写松陵村的强权人物田广荣，从土改开始，他长期占据党支部书记职位，老谋深算，精于权术，又是人口最多的田姓的高辈分，“爱粮食、爱权力、爱女人”，他对上阳奉阴违，对下恩威并用。马润绪为了要回一亩六分一等地，被逼得自杀未遂发了疯。他家盖楼，石灰池淹死了小孩，他拒绝承担责任。他强占养女马秀萍，尽管内心充满自责和痛苦。田广荣也有人性善的一面，在村民生活困难时，挺身而出积极筹粮。随着土地承包制的实行，他失去权力后，精神垮掉了。
四、21世纪乡村史———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败史
贾平凹的《秦腔》以商州清风街为背景，描绘了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时代变迁，是作者对农村蜕变的感慨和痛心。作品描写了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被抛弃，青壮年离开农村，只留下老弱病残，连抬棺材和挖墓道的人都没有。老支书夏天义痛心疾首，无可奈何，最后殉了他热爱的土地。原小学校长夏天智是儒家文化和秦腔艺术的守护者，一向以德服人，但儿媳遭到儿子的抛弃，给了他沉重打击，他一生恪守的伦理道德遭到挑战。淳朴的乡村情感在老一辈身上还在，夏家四兄弟的亲情让人感动，“夏家老弟兄四个的友好在清风街是出了名的，但凡谁有个好吃好喝，比如一碗红烧肉，一罐罐茶，春季里新摘了一捆香椿芽子，绝对忘不了另外三个。”［2］但下一代却没有坚守，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常和父母闹矛盾，对老人的赡养相互推诿。作者以悲情的笔调，描绘了乡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繁荣下的道德沦丧，表现了农耕文化的一步步消失。他解读了中国农村20年来的世事演变，关注乡村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社会格局改变下的农村面貌，是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的深度思考。作者带着对当代农村的担忧，写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物质和精神全面衰败，一些人信仰缺乏、传统道德被抛弃，又没有现代法律和新道德的约束，只有欲望在膨胀，物质上的满足成为他们的生活目标。小说写到了乡镇政权的权力争斗，村干部为电力增容宴请乡干部、乡干部贪污、官场跑官要官;农民离开农村后土地荒芜、村民因在退耕还林的地里耕种被罚款而自尽;乡政府的摊派和税收的沉重;村民成风、男女通奸不以为耻;因环境恶化村主任和原小学校长患癌去世。
描写家乡变化的作文范文3
一
一提乡土小说，人们总会想起开乡土小说创作风气之先的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序言》中对“乡土文学”的定义：“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o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从中可见作家强调“在都市”的心境对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土小说独有的氛围与艺术基调，然而这是不够的。细读鲁迅的乡土小说，我们发现在他的乡土小说里已经有城市书写的印迹，一方面其乡土小说从“城里人”的眼光审视乡下人生活，如《故乡》、《祝福》、《孤独者》中的“我”由城里回到离别多年的乡下，在“我”的眼里乡村呈现一幅衰败的景象，乡村充满生机的原始画像丝毫没有擦亮“我”内心的欲望，反而背负了更沉重更痛苦的包袱。一个久居城市的知识分子从乡下人生活艰难的画面里感受到一种痛苦和震惊。从叙述策略上讲，其乡土小说具有城里人居高临下审视乡下人的立场与姿态，因而国民的愚昧、麻木成为鲁迅先生描写的重点，另一方面他又描写了“乡下人”眼里的城市，最典型的就是《风波》和《阿Q正传》。20世纪初，虽然进城的乡下人还为数不多，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已处于变革之中，原先封闭自足的乡土社会也因此有了一些震荡。作者通过这些震荡生动地描绘了乡下人与城市的关系。
《风波》叙述的是“张勋复辟”前后发生在农家乡场上的故事。主人公七斤“虽然住在农村，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锄头柄了；他也照例地帮人撑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小说由此建立了乡下人与城市的关系，七斤因为常常摇橹进城，所以当他傍晚回来的时候，他家的门前就聚拢了三三两两的村民，他们围着七斤，七斤一边吃着饭一边对村民们谈论城中的见闻。小说渲染傍晚时分村民们围着七斤家听其说事的场面，这场面不亚于在书场里听说书人说精彩故事的情形。尽管七斤和村民们差不多，但因为他经常进城，能向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在城里以及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事，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尊重，享有与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赵七爷一样的威望。从村里人对七斤的态度里，我们可以看出乡下人对城市的感觉，一方面是仰慕。在乡下人的眼里，城是高于乡的，所以，七斤和七斤嫂常常把“进城”说成“上城”。从《风波》里我们可以感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业社会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乡下人开始逐渐改变了封闭自足的家族式生活方式。《风波》里乡场上的情景描写表现了乡下人对城市的欲望；另一方面小说又着力表现了乡下人对城市的拒斥。当七斤把城市里的喧闹、动乱带回乡下，村里人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一天七斤进城正赶上革命党剪辫子，他被剪了辫子。这是他进城返乡后的惟一变化。然而被减去辫子的七斤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从城里听到“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之后，当赵七爷吓唬他可能因此而掉了脑袋时，见过世面的七斤则六神无主，家里顿时乱作一团，村里人对七斤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后七斤家门前冷落，“村人大抵回避着，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七斤嫂也没有好声气，还时常叫他‘囚徒’。”至此乡下人对城市的心态由仰视变为惧怕与拒斥。当“皇帝被赶下龙庭”之后，七斤又重新恢复了村中中心人物的地位，“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
《阿Q正传》作者用了更多的笔墨来书写城市，小说共有三处写到阿Q进城，可以发现，阿Q短暂的一生与进城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阿Q的进城，那么未庄会多一个苟且度日的流浪汉。很明显，阿Q对城市的态度是封闭自足的小农社会开放之初乡下人的总体感受，是城乡文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初次交锋的必然产物。初次接触城市的阿Q以乡下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原则笑话和否定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他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认为这都是错的。由此可见乡下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拒斥。后来为生活所迫的阿Q被迫进了城，这次进城给阿Q带来了什么呢?小说描写人们惊异地看到阿Q睡眼朦胧地在酒店门前出现，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上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褡裢，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阿Q俨然一副暴发户的形象。在阿Q断断续续的炫耀中，未庄人了解了阿Q在城里的经历，主要有三件事：一是得知他在举人老爷家帮忙，后来因为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他不高兴再帮忙了；二是他的回来似乎是不满城里人的那些前文叙述的过错之外，还有是因为“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三是最令他大开眼界的是看到了“杀革命党”的情形。用他的话说是“好看好看”。阿Q赢得了未庄人的尊重，因为阿Q在城里举人老爷家“帮过忙”，又见过“杀革命党”的情形，他的地位陡然被提升，“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所以昔日他们怎么也瞧不上的阿Q今天即便是在王胡的脖子上做一个杀人的假动作，大家也都“悚然而且欣然”。包括赵太爷也惧他三分，竟然还将他请到家中，与他套近乎，还要买他从城里带来的东西。未庄人对阿Q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正是20世纪初乡土人物对城市的仰视心理所致。
在阿Q的叙述中，我们没有看到代表城市符号的街道和楼房，看到的只是地位在乡下人眼里显得高贵的“举人”、走路扭得不很好的女人、革命党被杀、偷窃等。城市被阿Q复述为一个混乱而罪恶的场所。从阿Q对城市的感觉里，可以看到乡下人对城市的拒斥态度。
小说的结尾在城市的空间里展开对阿Q命运结局的叙述。阿Q最终去了城里，这次阿Q看到了什么呢?一所破衙门、木栅栏门做成的监狱小屋、大堂上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披着长发的长衫人物以及街上围观喝彩的看客们。在阿Q的眼里，城市是繁衍罪 孽、道德沦丧之地，是混乱的场所，是人间的地狱。
小说除了写阿Q进城外，还写到假洋鬼子进城给乡下人带来的反应。假洋鬼子在城里呆了半年回乡后，引起家里的轩然大波。因为他“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他的母亲到处跟人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了。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如此种种，《阿Q正传》把乡下人对城市的拒斥书写得非常充分。
在鲁迅之后也有一些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20世纪30年代，大批乡下人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涌向城市。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哀鸿遍于存元，耕者离其阡陌，织者离其机杼，扶老携幼，逃亡四方。”贫瘠的西北地区到处“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农民离村现象报不绝书。甚至“得天独厚，丰衣足食”的广东顺德、海南等地的农民，也纷纷集中于城市，出现了乡下人进城的一次高潮。这种社会潮流反映在乡土小说中就是城市空间被拓展，乡下人开始在城市舞台粉墨登场。萧红的《生死场》就专门有一章描写金枝初次进哈尔滨市的遭际，丁玲的小说《奔》写的也是乡下人的城市初旅。城市的轮廓在乡下人的视野里渐趋清晰，城市由人物口里的“长凳”、冷漠的人群、监狱，而变为实实在在的街道、房屋、烟囱以及城市人的面孔。萧红在小说《生死场》中的《到都市去》这一章里是这样描写金枝眼里的城市的：“哈尔滨城渺茫中有工厂的烟囱插入云天”。而乡村呢?小说里写到“金枝在河边喝水，她回头望向家乡，家乡遥远而不可及。只是高高的山头，山下辨不清是烟是树，母亲就在烟树荫中”。日本入侵东北三省之后，死了丈夫和孩子的金枝在乡下活不下去了，就像当年阿Q被逼无奈进了城一样，为了生存而进了城。结果，她被城里的男人欺骗而遭强暴。金枝伤心欲绝地回了家。
丁玲的《奔》叙述了一群破产了的农民去都市上海找活路但最终怀着失望的心情徒步回家的经过。在还未进城前，乡下人想象着城市是摆脱贫困之地，所以张大憨子在火车上想当然地以为“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们家里，阔人多得很，找口把饭还不容易吗?”进了城看到了什么呢?车刚进上海站时，他们惊呼上海的洋房子、烟筒，喧闹、熙攘的人流，百货店里花花绿绿的商品，然而，很快他们走进了低矮、拥挤、令人窒息的小茅屋，看见他们的亲人蜷缩在乱棉絮里，“赤色壮健的农人的胸脯已经干瘪”，面对刚进城的张大憨子及村人，原来曾经告诉他们一月也有十多块钱的李永发，诉说着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的蚕食：“你看我瘦得多了啊!病倒并没有病倒，就是一天十几个钟头吃不消，机器把一身都榨干了……”，言谈中流露出想返回乡里的念头。小说还叙述了工人失业、饥饿、偷盗、女人卖淫、男人吸毒等城市生活画面，“法租界十四层楼的洋房及房前蚂蚁似的汽车”，这些初进城的乡下人只能听说而无缘前往游览。城市远不是他们在乡下想象的那样，小说结尾写到张大憨子在绝望中步行返乡。
谢冰莹的《一个乡下女人》叙写了一个小脚的乡下老太太“为生活怀着满脸的希望从乡村跑到城市来”，“又带着满脸的失望由城市回到乡村去了”的故事。
这几部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小说描写乡下人的城市初旅，展示了初次进城的乡下人面对城市的茫然失措以及在对城市所怀有的那点想象一点点破灭之后最终绝望返乡的心路历程。
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到其后的乡土小说，现代乡土小说家们已经敏感地认识到城市对乡下人的影响，对城市的仰慕和拒斥成为大量乡土小说中反映乡下人与城市关系的重要模式，对城市的仰慕和拒斥又从小说中的乡土人物走进了由乡入城的农裔作家的心灵深处，影响着这批作家创作城市和乡土小说的心态、视角、倾向和格调。
二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现代乡土小说对城市的书写有其独到的地方，它从乡下人对城市的想象发展到在城里的经历以及对城市生活的亲历，书写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说城”。七斤、阿Q的时代是少数乡下人进城的时代，作者对城市的书写以进城人在乡下的复述为主，侧重描写复述人在复述时的神态。如鲁迅在《风波》中描写七斤在谈论城中新闻的时候，“含着长烟管”，显出一副骄傲的模样。《阿Q正传》以“据阿Q说”的叙述口气来描写阿Q的城市经历，阿Q不仅炫耀他在城市的暴富，而且还大胆地评论着城里的不足。正因为不满城市，他才回乡。说到得意忘形之时，他“能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还“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
(二)“听城”。固然，鲁迅一边着力描写进城的乡下人复述城里见闻和骄傲的神态，一边更注重描写村民们的整体反应。《风波》侧重村民们的态度变化，《阿Q正传》则更细腻地描写未庄人的神情：当他们看到阿Q有些两样的时候，“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当听到阿Q不高兴在举人老爷家帮忙的时候，“都叹息而且快意”，当听到阿Q谈论令他佩服的打“麻将”时，“赦然”了；当听到杀革命党一节时，“都凛然了”，“悚然而且欣然了”。不仅如此，《阿Q正传》还描写了赵老太爷对阿Q态度的变化。
(三)“想城”。没进城的乡下人在听了进城人的叙述和看过由城返乡的城里人或乡下人之后，对城市有了自己的想象与判断。《生死场》、《奔》、《一个危险的人物》都有这样的片段。金枝的母亲在看到女儿带回的两块钱后还让她回城里去，在母亲的眼里，城市原来这么容易挣钱。张大憨子在火车上想当然地以为“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们家里，阔人多得很，找口把饭还不容易吗?”《一个危险的人物》更是把村里人对子平这个在城里住了8年的城里人的感觉与判断作为叙述的重点，子平成为村里人对城市生活想象的切入点。
(四)“进城”。如果说前面三种方式是在乡土的空间展开对城市的间接性书写的话，那么第四种则是在城市的空间展开对城市的直接书写。在这里可以看到城里实实在在的街道、房屋、烟囱、百货店里花花绿绿的商品、喧闹熙攘的人流以及城里人的面孔。《阿Q正传》和《生死场》以间接性书写为主辅以直接性书写，《奔》和《一个乡下女人》则以直接性书写为主。
描写家乡变化的作文范文4
关键词： 小说《还乡》 爱敦荒原 命运
万物生长偎依大自然的怀抱，在英国文学作品中大自然的描写处处可见。大自然的描写不仅为小说中的人物活动提供了背景，而且烘托了人物的心态和性格，暗示着人物的命运。
哈代是英国著名诗人和最杰出的小说家。他生活在英国传统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转型的时期，在他的主要小说作品中，自然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常常预示着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影响着小说情节的发展。
在小说《还乡》中，哈代对小说背景的自然环境描写得细致入微。阴沉的大地――爱敦荒原，无情狂野的暴风雨，荒原上种类繁多情态各异的动植物，等等，构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并独具丰富的象征意义。作品中富有神话色彩的自然风景，映射出人物的心态、性格及其处境的突变，从中暗示着男女主人公的悲惨的命运结局。
一、荒原――阴冷潮湿的气候
《还乡》是哈代创作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性格与环境小说”，它以英国西南部威塞克斯一片苍茫的爱敦荒原为背景，描写了男女角色的悲剧命运。故事发生的地点――爱敦荒原可谓风景描写的典范，万古如斯的荒原牵动着荒原人与万物的命运。
《还乡》是哈代的一部悲剧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为作者赢得了荣誉。《还乡》中的爱敦荒原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威塞克斯广大的农村地区，哈代用整章的篇幅对其浓彩重墨的描绘：“爱敦荒原是一块难以制服……的野地……文明是它的敌人。自从地球上开始有草木，荒原的土壤就穿上一件古旧的褐色衣服，从不更换。它和人一样，受到冷落，默默忍耐着。它那单调不变的黝黑巨大无比，……如同长久独处者，脸上露出孤独的神情，暗示悲剧的种种可能性。”
荒原不仅是一个自然环境，而且是小说中真正的角色。哈代对荒原的描写几乎都是象征性的。在哈代眼中，荒原以独特的强势存在着，千年不变，人类的一切活动在它面前都显得脆弱无奈。爱敦荒原是一个长满了荆棘、石楠，拥有千百年历史，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荒原上那些延绵不断的山丘和洼地，以及荒原的阴冷潮湿的气候，象征着大自然的永恒、宏伟和严酷。
哈代这样描述：“那一片广阔巨大的名为爱敦的荒原在黄昏时分正变得日渐昏暗，那低矮、布满整个天空的灰白云层就像一块巨大的篷布覆盖在爱敦荒原之上，天空中的灰白天幕与地上昏黑的植物在天边构成了清晰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荒原的夜晚在自然时分到来之前就开始降临了。于是，在荒原的地面上天已经很黑了，但白昼仍停留在荒原上空。”这段描写能够使人领略到爱敦荒原那灰黑的天幕像一只大磨盘扣在荒原大地上，重重地压在荒原人的心上，依稀可见荒原生活的沉重与压抑。
哈代对于荒原那阴沉、昏暗、荒凉的原始景色的描绘，渲染了小说的悲剧氛围，预示着荒原人将会面临各种不幸和灾难的人生悲剧。这一片苍茫万古如斯的荒原――深远、淳朴和凄凉苍郁成为小说悲剧性的基调。哈代描绘了爱敦荒原的古老、神秘及其巨大的力量，并通过对于荒原人物形象的刻画及其命运的描写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出哈代对人生悲剧所给予的深刻的同情和伤感。
《还乡》中的女主角尤苔莎向往繁华的城市生活，渴望离开荒原。繁华的巴黎是她一直梦想前去的地方。荒原上单调与枯燥的生活使她感到孤独、压抑、苦闷。她感到自己与荒原格格不入，她恨荒原上所有的一切，最后被荒原吞噬。
二、荒原――多变的植物
哈代不仅描写荒原，以及天气的悲剧气氛，而且细致地描述了植物的变化在推动悲剧情节时所发挥的作用，当尤苔莎在漆黑之夜朝古冢走去时，她不时被山路上那些露出来的被暴风雨吹打而扭曲的荆豆根、灯心草根及多果肉的真菌所绊到在地，它们分布在荒原上，就像腐烂的动物的内脏，这些荒原植物似乎在阻拦尤苔莎前去古冢，阻挡她离开荒原；然而这些低矮的荒原植物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像阻挡暴风雨席卷整个荒原一样让尤苔莎停下走向悲剧结局的脚步。
哈代在《还乡》中生动描绘了姚伯夫人的花园里的植物在她冒着烈日穿越荒原去与儿子和解时的变化。那些娇嫩的大叶植物在上午九点钟时就萎缩了，大黄属植物在十一点钟时弯下了腰，甚至那原本坚挺的卷心菜到了中午时也变得软弱无力。作者运用了一些十分贴近的词语来描述姚伯夫人的这次旅行时不同寻常的自然环境，天气是那么炎热，植物是如此的软弱，它们在为生存而挣扎然而却无能为力。植物的异常变化似乎在暗示姚伯夫人此行凶多吉少，预示着她的生命就像那弱小的植物一样，暗示着在她的旅途中危机四伏。
无论是尤苔莎，还是姚伯夫人，其悲剧性结局的原因在于她们与自然、与荒原的对立关系，她们是荒原上的非土著居民，她们不了解荒原，甚至厌恶荒原，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导致了她们命运的悲剧。
对土著居民文恩来说荒原是帮助他实现自己计划的好朋友，他的工作和生活都依赖着爱敦荒原。荒原在文恩的眼中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地方，他需要荒原的帮助，他离不开荒原。他曾经用两片硕大的草皮覆盖住身体伪装成荒原植物接近正在幽会的尤苔莎和韦狄。文恩能成功地利用堆起的草皮隐蔽自己，说明他适合在荒原上生活，同时也暗示读者：文恩有极强的忍耐力，荒原是他的家园，他爱荒原，他能在任何情况下在荒原上生存下去。
《还乡》中爱敦荒原等自然万物丰富多样的象征性，表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也表现了自然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对人类的制约作用，反映了作者对大自然、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索。
哈代对爱敦荒原，对植物，对动物，对天气等都进行了最自然、最准确、最细微的描写，对人物形象满怀同情的刻画深深地吸引了读者。他在《还乡》中暗示：对于大自然要学会适应，趋吉避凶，造成悲剧的因素是自然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冲突。自然环境，人物的内心冲突，以及社会现实等诸多因素，决定了人的前途和命运。
参考文献：
［1］马弦.论《还乡》中大自然描写的象征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6）.
描写家乡变化的作文范文5
一、创作内涵
阅读赵树理的小说，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乡村日常生活的细节，同时作为熟悉乡村生活的作家，赵树理更是在小说创作中加入许多乡村文化，使得作品富含乡村气息。这些都蕴涵在人物的乡村生活细节中、日常争吵中、喜怒哀乐里，使得作品更具美学价值。赵树理的小说以外来者的眼光观察和书写乡村生活，他不仅对乡村生活与乡村文化了如指掌，而且对乡村生活充满感情，那些看似平常的乡村生活细节或在乡村生活中发生的琐碎小事，不仅为小说营造出闲适洒脱的氛围，同时也使小说更显亲切、随意，展现出乡村生活中最有活力的气息。
二、从农村风俗变化看农民的审美情趣
在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赵树理以农村农民的勤劳朴实、善良敦厚和扶弱济贫等美德来表现当地农村的风俗，农村那故有的泥土芬芳以及审美情趣。以农民的角度刻画出李家庄在抗日战争前后的转变。从农民能够接纳的角度塑造农民形象，昭示着农村民俗在社会大背景下的进步变化，同时也在展现农民审美情趣的转变。
《李家庄的变迁》活灵活现地将晋东南“吃烙饼”的乡俗展现在读者面前，描绘地主利用吃烙饼习俗迫害农民的罪恶行径，同时也通过木匠铁锁家破人亡的故事，来揭露当时封建势力害人的道理。赵树理多把对落后民俗的觉醒以及摆脱传统风俗束缚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农民的身上，创造树立符合当时社会制度的民风，使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农村的民俗以及民风中的真善美丑，以此来提升农民的审美，提升他们对美丑善恶的感知。
在《李家庄的变迁》中，赵树理通过对王安福和李如珍关系的描写，在他们二人从乡亲变成仇敌之后，不仅显示出道德在人们评价标准中的地位，也展现出农民传统伦理标准的审美变化，在“好人”和“坏人”的区分上，经过抗战前后村子的变迁，人们对好坏的审美也日渐敏感。赵树理正是通过这样的写作手法，通过农村发生的变化来表达当时农民的变化，不仅生活环境转变了，他们自身的素质也发生了转变，不再是懦弱无能的农民庄稼汉，而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新社会农民形象，敢于和黑暗势力做斗争，独具自身审美情趣，使r民成为敢于当家作主的人。
在《李家庄的变迁》中，作者赵树理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学创作，塑造了中国新农民形象。真实地为大家展示出农村在抗日前后发生的巨大变革，是对新生活的赞美，也是对旧生活的讽刺，讴歌革命伟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时代农民素质的提升，使得小说独具美学价值。
三、追求美好生活，表现勇敢之美
《李家庄的变迁》前文强调了解放区的民主气息，后文强调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在血淋淋的抗日斗争生活中，为人们展现出真实的《李家庄的变迁》。木匠张铁锁在李家庄一直安分过日，却遭到李家庄地主李如珍以及小喜、春喜等人的迫害，以致后来破产，为了养家糊口而去太原做工，又被军阀欺凌；终于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提高了自身的觉悟，团结群众同地主开展正面斗争，后来参加八路走上武装斗争道路。
《李家庄的变迁》以中心人物铁锁展开，他因一棵桑树归属问题被春喜逼得背井离乡，从而使得他自己真正明白阶级斗争的道理，自己回村后才可以团结穷苦农民兄弟，开启对地主阶级的反抗。小说以描写木匠张铁锁的个人生活作为线索，展现整个李家庄的变化，并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向读者叙述农民与地主斗争的阶段性胜利，独具美学价值，感染读者的审美情绪。
《李家庄的变迁》讲了农民革命意识的起源，尤其是主人公革命意识发生的故事，木匠张铁锁这位主人公就隐藏在小说背景中，大量小说中出现的新人物和故事，更是将阶级斗争主题掺杂进来，使得小说的价值判断标准从传统的阶级斗争标准转向传统村民自身伦理道德标准。在不断变化中又体现出赵树理自身的写作模式，以逼真的日常生活细节，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为人们带来真实的农村生活体验，感受李家庄这些年来发生的转变，同时对社会时代的变迁产生欣慰，对追求美好生活充满感激。
四、人性美
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以不见华美辞藻的叙事手法和不见刻意的文字雕琢，不用峰回路转的故事逻辑，而是以平淡的方式，在与读者“拉话”的过程中，平铺直叙地为读者叙述故事。《李家庄的变迁》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闲聊中让读者感受到农民的可亲、可敬，在散发泥土芳香的唠家常中，以叙事手法叙说农民身边发生的事，更是以农民的视角、品位表现农民的人性美。
《李家庄的变迁》讲述了木匠铁锁的故事，以他作为故事主线，为读者创造出典型的农民形象，他带动身边的农民为李家庄的发展作贡献，敢于抗权势，不畏艰险，在压迫与被压迫中，发动群众反抗地主以及军阀。作者在小说创作中，没有按事件的发展脉络往下写，而是通过一件事有代表性地为读者展现出人物的所有性格，并没有在作品中向读者卖关子，而是任由读者自己品说《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观点。木匠铁锁不仅向乡亲们讲述革命的故事，同时也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人们的仇恨也得以释放，不仅取得胜利，也使得封建地主与军阀离开农村土地，表现出农民的人性美，不仅坚强、勇敢，同时敢于反抗封建压迫。在木匠铁锁的眼中，小喜其实也只是普通的道德败坏的“坏人”，因此，小说中村民对小喜的仇恨，是因为他践踏道德伦理秩序，破坏村民生存生活秩序，是上升到民族冲突层面上的。因此，在《李家庄的变迁》中，作者对农民的描写也是站在直观理性角度上，并不因为对某个人物的仇恨，而在小说中加大对其坏方面的描述，只是以历史的角度和人性的角度评判人物。赵树理只是让读者见微知著，让读者对农民形象充满信服与感动，为读者展现出最真实的农民形象。
描写家乡变化的作文范文6
摘 要：在世纪末流浪感的影响下，以家族或乡土为题材的作家由启蒙立场迅速转向对人自身的审视，企图在现代文明的夹击中寻觅流逝的传统，通过回望乡土、回忆旧事、坚守不变人性来重建精神家园，走上救赎自我和他人的艰难之旅。
20世纪末中国文化经历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再次碰撞，随着商业文化迅速兴起，物质欲望的扩张带来环境恶化、人性异化、人文精神丧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少文化人在灵魂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流浪感，内心深处被无家可归的感觉牢牢拘着。“这种形而上的——精神上的流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愈演愈烈，达抵今天，仿佛万众如一，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统统流放，一个个都被弃落于茫茫荒野……构成世纪末一大风景。”①正是在这种世纪末流浪感的影响下，以家族或乡土为题材的作家由启蒙立场迅速转向对人自身的审视，企图在现代文明的夹击中寻觅流逝的传统，通过回望乡土、回忆旧事、坚守不变人性来重建精神家园，走上救赎自我和他人的艰难之旅。
一、返乡与救赎
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城市文明带来的人性物化、异化甚至虚无化现象也较明显。对城市作批判性描绘的《废都》中来自终南山的“牛”的看法耐人寻味：“人就是这么贱吗，创造了城市又把自己限制在城市，山有山鬼，水有水魅，城市又着什么魔魂呢？使人从一村一寨的谁也知道谁家老爷的小名，谁也认得土场上的一只小鸡是谁家饲养的和睦亲爱的地方，偏来到这一家一个单元，进门就关门，一下子变得谁都不理谁的城里呢？”②
在文学领域里，表现城市文明的负面性有两种描述方式：一是写都市文化对乡村人的同化，如苏童《米》就典型地描写了一个叫五龙的农民逃离故乡在城市中精神与生命的挣扎和流浪过程，城市里的罪恶与腐败膨胀了他的人生之恶。另一种描述方式是写知识分子的堕落，张炜在《柏慧》中展示了柏老和瓷眼那样的伪君子。“于是你看到了逍遥的骗子、昏聩的学人、卖了良心的艺术家。这些人有时并非厌恶劳动，却无一例外地极度害怕贫困。他们注重自己的仪表，却没有内在的严整性，最善于尾随时风。”③贾平凹的《废都》也集中描写了一群堕落的知识分子，暗示时代的颓废和精神危机。
深感城市颓废之气的作家们发出“何处是家园”的困惑。“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是个体自觉之后对人类生存的质问，也是对现实的反叛。“无根”、“困惑”、“寻路”是他们笔下最耀眼的词，也成为他们心态的写真。“既然城市里没有真正的家而且这种无家的状态正从城市扩展到周边的乡村，那么就回到纯粹的、没有遭受任何污染的、远离城市的家乡，也许那儿才能找到安妥自己灵魂的精神家园。”④于是，“返乡”成为逃离城市文化和精神救赎一种选择，贾平凹回归“高老庄”，陈忠实放眼“白鹿原”，张炜融入“野地”，韩少功回味“马桥镇”，等等。他们或许写实在的旧时故乡，或在想象中虚构着一片理想心灵停泊地。那些从乡村走出的人，在外转悠了一圈，最后觉得土地才是他们的真正归宿。陈忠实《白鹿原》笔下的黑娃，认祖归宗，在乡村文明中完成精神救赎。苏童《米》中的五龙，满怀痛苦与创伤无可奈何地重新归附乡土。贾平凹《高老庄》西夏返乡后最终留在乡下，说明传统乡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整合，标志作家以乡土情感和乡土意识对漂泊灵魂的拯救。
“返乡”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美和人性美。很多作家感觉到自己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他们企图在作品中建构一个风光旖旎、民风淳朴的乡土世界，以一种纯美的眼光望着那些山清水秀的自然聚合而成的小村落，发掘非功利的“民间元文化”。张炜被人称为“大地守夜人”，他在《忧愤的归途》中说：“一个好作家应该是归来感很重的人，走向一个注定不会变更的地方，走向‘母亲’身边。”⑤他所指的母亲就是乡土大地。在《九月寓言》中，张炜以寓言形式展示了乡村大地生命景象，自然的草、花、树木、泥土的气息、奔跑的生灵等，构成了没有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原来”，跃动民间精灵的狂欢。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原始纯净的大自然，是人类灵魂的栖息地。
当然，作家在书写乡土诗意的时候，并没有回避乡村困境和人性变异。张炜《九月寓言》就写到民间的“藏污纳垢”：入夜后，小村“家家都在打老婆”；大脚肥肩狠毒、刁辣地虐待儿媳，甚至央求阉猪人年九“给她动动刀”，“平平野性”；村头赖牙把刘干挣、方起投进爬满百足蜈蚣的地窖里，变着法子折磨他们。阎连科小说《黄金洞》，描写了在金子的诱惑面前，乡村温馨的人际关系、质朴的人性品德渐趋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提防与算计。“现在人都忙，乡村人蹲墙根、唠闲话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返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作家的精神危机，很多乡土意识浓厚的作家在作品中借人物的困境，表达了这种精神寻觅的失望。正如丁帆指出的那样：“当西方工业时代将人‘物化’后，‘城市人’试图逃离城市的压迫而寻求乡村为‘避难所’时，我敢预言，他决不肯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存状态下长期驻足，这种‘回归意识’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致而已。尽管他在高度的物质文明中产生了精神逆反心理，厌恶城市文明的狰狞，但倘若又使他长期地去忍受物质匮乏，缺少文化氛围的生存煎熬，恐怕他同样会陷入另一种逃离之中。”⑥如贾平凹《高老庄》中进城做了大学教授而游子返乡的高子路，看到乡村文明的流失后，情感眷顾的诗意祛除殆尽，最终与故乡的传统文化决裂，离开高老庄“再也不回来了”。
二、守望与救赎
中国城市化对乡村的影响日渐明显，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是传统村落解体的过程。现代作家在感叹乡村传统文明流失的时候，用深情的笔墨描写了“最后一群”坚守传统和土地的悲壮，他们的举动有点类似英雄堂·吉诃德式的搏斗。关仁山笔下的单五爷对“茔地灯”的固守，黄老爷子对“家脉”的固守；李杭育笔下的“最后一个渔佬”，原非笔下的最后一个养牛人……这最后一个，昭示老一辈农民保守、固执、狭隘的性格特征，同时又透露出务实、重义和坚韧的美德。家族题材小说塑造“最后一群”，试图描绘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变的人性，并以此来建构社会的道德秩序，但这种复兴传统乡土精神精髓的努力显得有点无奈。阎连科的小说尽管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家族小说，但他将目光投向中原深处的穷山恶水，将那片带有原始风情特点的乡村作为精神家园。《年月日》写乡村中先爷守护家园的孤胆英雄般的悲壮，然而先爷死了，乡人们还是过着外出逃荒的艰辛岁月，显示了作家所作守望努力的孤单和失败。贾平凹《土门》也写了保乡守土者的“无望的抗争”，仁厚村的精神领袖云林爷对土地有种神圣的崇拜，赋予土地以人的生命想象，他在林子里转了一圈后觉得东南地气太亏，于是让人在那里埋入十包“十全大补”，给地“补气”。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就虚构了一个坚守传统的“马桥世界”。他说：马桥人似乎永远只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愚顽地抵御着外界的诱惑而循规蹈矩地过下去。⑦尽管马桥人的言语有些土气，但体现着特有的智慧。他们相信体力，嘲笑科学，喜欢听老戏，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本真生存。作家描写不变的生存方式以及鲜活的生命个体，这正是现代人渴望不到的梦想，该是作家营造的一个精神家园吧。陈忠实《白鹿原》塑造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白嘉轩，显示了对中华民族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仁义白鹿村”在历史折腾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稳定状态。历经历史风云和外来文化的侵蚀，白鹿原成为一片废墟，但作家对白嘉轩的描绘用意明显，建构新的“仁义白鹿村”，仍是民族传统文化。
对宗教皈依，是拯救自我精神需要的一种方式。宗教文化追求一种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解释，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终极关怀。许多作家在新旧价值体系交替的时候，企图在精神的荒原上构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张承志说：“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崇拜。……我要有支撑——如果没有人愿意，那我就在精神世界寻找。”⑧他的《心灵史》《金牧场》等，不仅展示了民族在沉重的苦难面前从不放弃追求信仰的顽强生命意志，并且作家用宗教崇高来批判和抵御世俗。北村在《施洗的河》等作品中，从变态和常态相混合的外在表现中冷酷地揭示人之卑劣与苦难，人物在被加以残酷的灵魂拷问后送上了精神皈依和自我救赎之途。他相信只有神性的、宗教化的终极信仰才能使人获得拯救。
三、怀旧与救赎
在质问“我是谁”的命题下，“身份焦虑”成为许多作家对待现实的一种态度。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确认，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这是现实生存危机在作家隐蔽心理中的反映。埃里克森说：“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⑨正是为了避免陷入孤独之中，20世纪末家族题材小说作家企图在过去、乡土、神话等中找到自己的同感。
编织远古神话，成为作家抵御现实粗俗和孤独的一种梦想。徐小斌《羽蛇》对远古人类母性崇拜的一次重构，家族中不少女人，连名字都是太阳和海洋的称谓：玄溟、若木、金乌、羽蛇……借助这些想象，反观现代社会男性中心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残缺与霸权。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以家族寻根作为文化寻根的载体，企图建立家族神话。在庸常的生活和精神匮乏的时代，“我”作为进入城市的外来户，始终有种外乡人无根的焦虑感。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好像是这世界的外人，这个世界生气勃勃，我却参加不进去。”没有归宿感让“我”陷入无依无靠的痛楚中，并发现最大的缺失和遗憾是祖先的迷失。作品描写道：“没有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我们生命的一头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另一头隐在迷雾中。”于是，自我拯救便从母系家族的寻觅开始，在经历追根溯源确认自己的祖先之后，“我”站在传统文化的根系和血脉之内，从而变得不再孤单。
回忆旧时的繁华，将目光投向那被有意无意粉饰的过去，寻求一种心理依托，也是部分作家救赎的一种选择。正如戴锦华所分析的：“任何一种怀旧式书写……与其说是在书写记忆，追溯昨日，不如说是再度以记忆的构造与填充来抚慰今天。”⑩叶广芩有意把家族旧事用“小说”的形式表现的，她的《采桑子》叙述末世满清贵族走向衰败的历史，虽然通篇笼罩着悲凉和冷漠的气氛表明了她对“贵族”不抱任何重整河山回归盛世希望的“非贵族心态”，但是作家将上辈贵族生活繁华与后辈贵族子弟不争气的现状进行对比描写，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留恋和溢美之情。
苏童的怀旧有点不同，他笔下的“枫杨树”故乡没有历史，但作家大肆敷衍“枫杨树”种种，为“家园”的来龙去脉和人事流变追根究底，编织的是一个“浪漫的谎言”，尽管如此，仍然召唤并激活“想象的乡愁”，成为作家自由精神的图腾{11}。
在对童年的追记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快慰。艾尔默·莫德说：“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了她的光辉的、绿色的嫩芽。”{12}贾平凹在小说《土门》设计了别样的救赎方式，让人物在茫然中回到生命之源——母亲的子宫。小说写对梅梅寻找出路是这样描写的：“于是，我见到了母亲，母亲丰乳肥臀的，我开始走入一条隧道，隧道黑暗，又湿滑柔软，融融地有一种舒服感，我望见了母亲的子宫，我在喃喃地说：这就是家园！”回到子宫，是丧失家园者幻想回到生命之初的一种温暖安慰，是一次彻底的“回家”。很显然，这种生存态度，是在现实压力下逃向乌托邦的无奈选择。
四、死亡与救赎
在20世纪末女性家族叙事小说中，女作家们对“家族、历史和女人”的故事进行具有女性主体性话语特征的重写，侧重关注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的生命和生存的苦难，书写女性特有的个人化历史。如蒋韵《栎树的囚徒》、赵玫《我们家族的女人》、铁凝《玫瑰门》、张洁《无字》、徐小斌《羽蛇》、范小青《顾氏传人》等。阅读这些作品，让读者看到了历史遮蔽下女性的屈辱命运以及女性自身的灵魂颤栗。作品无意让家族“承载社会学或普泛意义上民族文化学内涵，只为不幸女人的悲剧宿命作证，为由血缘所扭结和加固的家族本题的历史轮回显影”{13}。
在书写女性苦难的时候，似乎女性作家们感受更深，许多作品最后否定了“他救”之途，透露出浓重的宿命观念。铁凝《玫瑰门》关注女性家族历史链条中三代人——祖母辈司猗纹、母亲辈竹西、孙女辈苏眉的性别遭遇、悲剧生成及人格异化的苦难；徐小斌《羽蛇》则在五代女人的家族谱系和历史变迁中呈现女性经受苦难的自我救赎；张洁《无字》，以非常沉重的心境，书写女作家吴为及其家族几代女性在情感领域的痛楚。这类作品，写出了女性的“孤独”、“逃离”、“疯狂”、“复仇”、“自杀”、“死亡”等，救赎的方式显得非常悲凉，作品笼罩着凄美的色彩。不过，女性作家写这些苦难女人的自杀或走向死亡的时候，并不是反封建、反男权意义上的“救赎”，更多的是从女性主体性张扬后对苦难生存的自我精神救赎，是走向女性精神世界的自由自主选择。
贾平凹小说如《废都》，尽管写的是离开乡土后城市知识分子的颓败，但作家并没有放弃拯救的努力，作品中也写到“死亡”。主人公庄之蝶与情妇唐婉儿最后一次自虐式的性行为，就是在哀乐中进行的，性体验变成死亡体验。庄之蝶最终死在欲弃城而去的车站里，迟来的自我救赎在死亡中完成，这一象征性场景暗示人物在绝望中寻求救赎的可能。由乡村进入城市最后死于都市的“哲学牛”，死前对乡村的怀想，分明流露作家对乡村世界的美好想象。“死亡”是告别都市文明的一种最佳方式，是走向救赎之途的自主选择。《白夜》中“再生人”作为阴间“复活的人”出现，与留存现世的戚老太太在追忆往昔幸福中获得短暂的爱情，但随着戚老太太的自寻短见，“再生人”也自焚了。两次死亡，暗示了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虚假，“别一世界”才是真正的精神归宿。
文学的使命在于提供人以精神资源和心灵安慰。20世纪末中国家族题材小说作家怀着深沉的忧虑，审视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背离现象，反思自身和人类，并且企图在现实的荒芜中找到一条清幽的通途，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责任。贾平凹在《答陈泽顺先生问》中说：“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14}家族题材小说作家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没有回避所见到的一切堕落和罪恶，他们在作品中将乡土和城市同时作为审视的对象，将历史和现实对接在“寻觅”之中，不仅拓宽了作品时空，更能让读者明白传统与现代的交替与融合。尽管救赎显得徒劳甚至再次陷入绝望之中，但毕竟意义深远，它是人类不安现状的激情与冲动，是作家灵魂不甘堕落的绝地抗争。
①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② 贾平凹：《贾平凹作品集》，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91页。
③ 张炜：《张炜名篇精选·散文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④ 於曼：《无奈的精神还乡》，《小说评论》，1999年第1期。
⑤ 张炜：《张炜名篇精选·随笔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⑥ 丁帆：《“地域乡土”的逃离与“精神返乡”情绪》，刘绍棠、宋志明编《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下卷，农村读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6页。
⑦ 韩少功：《韩少功谈〈马桥词典〉》，《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
⑧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⑨ 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译版，第115页。
⑩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11} 杨经建：《寻找与皈依：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追寻母题》，《文艺评论》，2007年第5期。
{12} ［英］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