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现代诗歌范文1
关键字：古诗；新诗；经典性
中图分类号：1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6-0001-01
一、诗教
中国古代有“诗教”一说，孔子编《诗》，并说“不学诗，无以言”，藉此强调诗歌的重要性。“诗教”在中国古代，不但是一种教育、教养，更是一种“宗教”。讲世俗生活的儒家通过“诗教”来表达到对生命的超越性认识，并以此教化世人。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没有的国度，唯一能够勾连超越性意义与现实的渠道，就是诗歌。因此，在古代几乎每一个文化人都要写诗，每一个古代人几乎都要读诗，那些著名的大诗人就是当时明星。中国古代把诗歌学习作为人生成长的基本课程。绵延千年的科举考试更要求学子作诗。《诗经》更是从“春秋”到“清”主要的教科书之一。
而相比于古代的诗教，中国现今的诗歌教育差距甚远，更注重于实用，而轻视诗歌教育。古代诗歌由于有悠久的历史，绵延下来的经典，被众口所传，许多佳作人选教材。但是新诗在各种教材中却地位尴尬，少量的人选，仅有少数几位诗人的作品，许多老师甚至直接跳过去不讲，考试时更会注明“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教育体制对新诗的整体轻视，使得新诗教育极端落后，甚至导致许多人认为新诗就是把几句话分分行。这是教育的失败，纵然有再多经典新诗，但从学生时代起便不读新诗，不懂什么是新诗的人，又怎能对新诗有全面的认识。大多数人对新诗只能产生偏见。新诗经典的确立是需要新诗能够大范围流传的，而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盛行当下，诗歌教育显然被当做是多余，浩如烟海的新诗中又怎能凸显出经典?
二、诗歌批评
经典性从本体特征来看，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古代许多诗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除了其作品本身的独特性外，还关乎到对作品所做的阐释。《诗经》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亨所做注《毛诗》的广为流传，今天的《十三经》中《诗经》即是《毛诗》。同样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使得《楚辞》成为经典；陶渊明的诗歌如果没有《文选》，没有欧阳修、苏轼的品评估计到现今还是“中品”；千家注杜使得杜甫诗风大盛，为后世模仿；更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诗选集，使得少数诗词在浩瀚的诗歌海洋中脱颖而出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更有众多诗话、词话，在诗歌本身成为经典的过程中贡献甚大。
反观当今诗歌批评，不但没有对诗歌的经典化做到应有的贡献，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抹黑新诗。“五四”之后，白话写诗以来，新诗批评从来没有跟上诗歌发展的脚步，可以说新诗本应具有的地位是被诗歌批评拖了后腿。现当代的诗歌评论是存在，但问题太多。从诗歌圈子内部来说，诗歌批评往往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以及阶段性：“诗歌应该表达生命”、“诗歌应该有血性”、“诗歌应该反映时代性”、“诗歌要写小人物写日常生活”、“诗歌要继承传统”、“诗歌要东西兼用”、“诗歌语言要来自生活”、“诗人分民间和知识分子”、“诗歌创作要有学理”……这些诗歌批评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忽略了诗歌本身的复杂性与深刻性。用阶段性的意识形态统领诗歌批评，非但不去发现当下诗歌问题纠正问题，还一味得在诗歌圈子内部相互吹捧，反复说一些自认为“深刻”的废话，并不去发掘当下诗歌中的精品之作。而在诗歌圈子之外，就是媒体批评。这些批评根本不是为了诗歌本身而做的，而是为了娱乐、为了金钱而追踪和制造诗歌事件。这类批评，简单化、情绪化，为了寻找卖点而进行诗歌评论，让本来就被媒体冠之以“诗歌边缘化”、“诗人已死”的新诗再度沦陷。
三、语言形式
“五四”以来，新诗要求打破一切束缚，以白话来作诗。新诗的话语是一种“散体”形式，不上口，也不容易记住，相比于古诗没有五言、七言的严整句式，也不讲求押韵、平仄，这样在传诵上显然有着先天的劣势。但是以白话来写诗，符合我们日常说话习惯和思考方式，更适合也能够更准确表达出内在情感世界。而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多半情况下是不希望向别人敞露，就算敞露出也少有共鸣，朦胧诗以及后朦胧诗的产生大抵如此，可以说新诗的创作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写作”而并非“读者阅读”的文体。这样使得新诗成为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文学形式，这一点有利主体于诗人安心写作，却不利于读者阅读。故此关于新诗的一大诟病就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要多，当然这并不一定是坏事。“读者只关系其兴衰，而作者决定其有无”，新诗写作在泥沙俱下的今天，虽然散失了大量的读者，但是最终决定诗歌品质的还是作者本身，只要今天虔心创作新诗的诗人还在，就必定会存有经典的作品。每种语言形式都会产生经典之作，新诗当然也不例外，更多时候并不是缺少经典，而是我们缺少了发现经典的眼睛。
经典现代诗歌范文2
关键词：美国诗歌；中国文化；移入现象；位移现象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Jiang Tao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The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is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Some modern American poets were so influenc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es that they often put them into the creation of thEir poems. They liked to compose thEIr poems with the expression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hese American poets brought a fresh air to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and brought about a culture exchange of both countries. However， in the acculturation there appeared a culture displacement. The present essay focuses its discussion on the acculturation and culture displacement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Key words：American poetry; the Chinese culture; acculturation; culture displacement
1 中国文化移入的背景
在美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两起诗歌运动导致美国现代诗人对作为边缘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关注。一起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意象主义运动（imagism），另一起则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这两起诗歌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积极参与欧洲的重建工作，其全球化发展的势头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完成了大同世界理念的构建，造就了美国学者的宽阔视野和开放胸怀，形成了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好奇并欲汲取的积极心态。战后一些美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或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纷纷移居欧洲。他们去欧洲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逃避地方至上主义和清教徒主义” (Richard Gray 1990：51)。在汲取欧洲文化营养的同时一些人把目光投向远东，投向古老的中国文化和古典诗歌。此时的意象派领军人物艾滋拉庞德不仅研究和采用日本的短歌和俳句创作意象派诗歌，而且还翻译出版著名的汉诗英译集《古中国》（Cathay，1915）。《古中国》的出版和此后引起的强烈反响不仅反映出庞德本人对中国古诗中生动意象和哲学思想的认同和接受，也反映出一些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和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中出现了一场民间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称为“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当时美国政治上的霸权、经济上的强势、外交上的反共以及随后出现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导致美国青年不满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不甘被商业广告所左右，讨厌只顾金钱而缺乏高尚精神的无目的的现代生活，怀疑西方文明，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这些美国青年在继续高举惠特曼民主大旗的同时，开始寻求西方文化以外的人类文明。依照大卫帕金斯（David Parkins）的说法，“逆向文化运动的成员在寻求智慧时，很容易转向西方文化以外的源泉，还有转向西方文化以内的次要传统”（Parkins 1987: 545）。因此，处于边缘的东方文明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这样，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就成为他们认同和接受的东方文化之一。
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隋唐的一位诗僧寒山子的诗在美国青年人中广为流传。美国现代诗人加利史奈德（Gary Snyder）翻译寒山子的24首诗并于1956年发表在《长青评论》上，至此拉开了这一时期美国青年追崇中国古典诗歌的序幕。而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 Dharma Bums）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讲述克鲁亚克如何通过朋友史奈德了解寒山子，读到他的诗，为寒山的超然世外，淡然尘欲，宁静自在的心境打动，最后归隐山林的故事。此书在美国年轻人中引起广泛轰动，纷纷效仿。为什么一位中国隐士的诗会在美国青年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其一，寒山子天人合一，归隐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恰好迎合了当时美国青年的心态和向往的生活。其二，寒山子的那种淡出世俗、超然世外、索然无求、自在宁静的心态也正是他们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2 认同与接受：中国文化的移入
在文化移入过程中，主流文化的选择性和移入文化的适应性十分重要。早在20世纪初，一些美国诗人就开始接触和喜爱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埃兹拉庞德在1915年出版《古中国》诗集，收录他翻译的李白的《长干行》，此诗一直被英美学界视为创意英译之经典。1918年亚瑟韦理（Arthur Waley）翻译出版《中国诗一百七十首》（170 Chinese Poems，1918），使中国的古典诗歌在美国得到进一步传播。1922年一年内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译者就有19位之多，同时在《诗刊》（Poetry）杂志上出现评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文章。这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大量吸收欧美以外的边缘文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迎合或者影响了意象派诗人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中国诗学引发和影响意象主义诗学观点。美国现代诗人的选择性和中国古典诗歌适应性在此交汇。到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诗歌出现第二次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这就是历史上的“垮掉的一代”或“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比较有影响的有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翻译的杜甫诗《中国诗百首》（100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56）和加利史奈德1958年翻译出版的《寒山诗》(Cold Mountain Poems， 1958)。雷克思罗斯这样评述中国文化的移入，“继波德莱尔之后，对西方诗歌影响最大的可能来自外面，来自中国与日本诗歌的译文”（Rexroth 1986：131）。
在文化移入的过程中，文本译介起到先行作用。通过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美国人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诗歌的表达内容和创作艺术，一些美国诗人也开始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接纳和采用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和诗歌艺术。
2.1 中国哲学思想的移入
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在现代美国诗歌中留下移入痕迹，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并把道家思想引入诗中的美国现代诗人主要以雷克思罗斯、史奈德和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为代表。雷克思罗斯1967年出版的长诗《心苑苑心》（The Heart’s Garden The Garden’s Heart）几乎把《道德经》的第六章的整个内容融入到诗的第一段。史奈德的诗歌也有许多道家思想痕迹，如《无》（“without”， Turtle Island 6），《高品质资料》(“High Quality Information”， Left out in the Rain 130)， 《道非道》(“The Way Is not the Way”， Regarding the Waves 51)和《为了无》(“ For Nothing”， Turtle Island 34)等。勃莱十分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有两首诗可以证明：《一首无为的诗》(A Doing Nothing Poem)和《另一首无为的诗》（Another Doing Nothing Poem）。中国古典诗歌富含中国传统思想品格、文化精髓和道德观念，其艺术成就极高。中国古典诗歌这种独特的魅力深刻影响美国现代诗学和创作取向。雷克斯罗斯在他的自传中坦诚地说，“杜甫对我影响之大，无人能比”，“我30年来一直沉浸在他的诗中，它使我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一个道德的代言人”（Rexroth1964:319）。
2.2 诗歌表达方式的移入
美国现代诗人感兴趣和推崇备至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山水诗）十分注重主体和客体的交融。中国山水诗的表述重点不在主体（叙述者）本身，而在主体融入客体（自然）的经验。而主体在英文山水诗中往往居主导地位，诗人的主体思维、想象力仍是诗的重点。如孟浩然的山水诗《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这首诗通过展示天空、原野的高旷无垠，暗示主人公寓身于茫茫天地间的孤独，与自己同在、接近于自己的只有清江中的一轮月影。诗中没有主体思维和主体想象，诗人只是以主体的特定情感审视客观景物，将景物感情化，完美实现主体融入客体，达到“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境地。下面是雷克思罗斯的一首诗《春》（“Spring”，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89），看得出诗人尝试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表述方式，试图在诗中消除主客体界限，让主体融入客体。
我坐在一棵老橡树下，
望着白色的果园，
在满月下开满了花。
橡树像狮子般地低鸣
犹如发抖，犹如在呼吸。
我吓了一跳，然后我
发现树干穴中的蜂巢
今晚整晚都会忙碌。
尽管诗中的主体痕迹仍然显露无遗，但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模仿积极、认真。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红色手推车》更接近中国古典山水诗的表述形式：
那么多东西
依靠
一辆红色
手推车
雨水淋得它
晶亮
旁边是一群
白鸡。
主体——诗人隐匿起来，但主体的心境却融入客体。与以上表述方式类似的中国古典诗歌还有“感怀体”诗。这类诗的论述过程往往是绝大部分为书写自然客体，只是到结尾处才转到主体感受。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滕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中国古典山水诗的这种表述方式影响一些美国现代诗人，他们也试图用这种表述方式进行创作，如史奈德的《松树顶》（“Pine Tree Tops”， Turtle Island 33）：
在蓝色的夜里
霜雾，天空微微发光
由于月亮
松树顶
因雪蓝而弯身
融入天空，霜，星光之中。
靴子的轧轧声，
野兔的足印，鹿的足印，
我们知道些什么。
诗中没有传统英诗那种直接抒情和铺陈式描写，而是通过明月、蓝天、霜雾、松树、鹿和野兔的足迹等意象编织一幅优美画面，把诗人主体心境（对大自然美好景色的赞美）融入客体。然而，最后一行突然由大自然转向主体感悟，道出主体对人类有限认识能力的遗憾。
中国古典山水自然诗中“无我之境”的物我观和以此形成的审美标准深受美国诗人推崇。无论在中国诗歌英译方面还是在英文诗歌创作方面，美国现代诗人竭力效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表述方法。雷克思罗斯在翻译杜甫的《玉华宫》、《宿府》和《夜在左氏庄》时就曾竭力保留和处理好原诗的这种表述方式。
此外，中国古典诗歌中十分常见的精巧工整的“对仗”表述形式在传统英语诗歌中极为少见，但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却可读到效法中国古诗的对仗诗句，如雷克斯罗斯的诗句：
The flowers are back in thEir places，
The birds back in thEIr usual trees.
The winter star set in the ocean，
The summer star rise from the mountain.
运用数字“千”或“万”传达“无限”，是中国古典诗歌经常采用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等，不胜枚举。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可以见到这种模仿中国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如：
Ten thousand birds sing in the sunrise，
Ten thousand years revolve without change，
All this will never be again.
2.3 人物模式的移入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人物模式，即山隐士人物模式，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子等。这些诗人或把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模式入诗，或把自己向往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在诗中加以塑造和推崇。这些人物的显著特点是不求荣华富贵，不屑大权高位，崇敬自然，向往天人合一，追求宁静，寻觅大智大慧。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自我放逐于偏远，有的满足田园乡居，自我纵情于自然。这类中国隐士传统诗歌受到一些美国现代诗人的推崇和效仿。如史奈德的《仿陶潜》（“After T’ao Ch’ien”， Left Out in the Rain 195），《八月中旬于苏窦山守卫站》（ “Mid-August at Sourdough Mountain Lookout”， A Range of Poems 9）；雷克思罗斯的《方丈记》(“Hojoki”，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87)，《空中的光是星星》(“The Light in the Sky Are Stars”，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237-239)；赖特的《一本劣诗集令我气闷，我走向一片无人踪迹的草地，邀请昆虫加入我》(“Depressed by a Book of Bad Poetry， I Walk toward an Unused Pasture and Invite the Insects to Join Me”， Collected Poems 125)，《望出小木屋的窗子，我想起一行李白的诗》(“Looking Outside the Cabin Window， I Remember a Line by Li Po” 97)等。一些诗人不仅把中国的隐士传统诗歌方式运用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去，而且还付诸实践，模仿中国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目的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那种宁静超脱的境界、那种脱离世俗的彻悟。 3 中心与边缘：文化移入过程中的移位
中国文化移入美国诗歌的过程很复杂，需要经过中西方文化的对话、选择、吸纳，形成不完全属于双方各自的新生文化。
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中国文化的移入首先在译者自身文化域场中经过对话后才得以认同。中国经典古诗散发着对大自然美的倾慕，对天人合一和谐境界的寻觅，对权力与荣华的轻视以及对质朴与闲适生活的推崇。美国诗哲爱默生和梭罗崇尚自然，唾弃物欲，心灵净化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已经被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接受和推崇，已形成伟大的文化传统。当美国现代诗人有幸赏读中国古典诗歌，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便产生中西方文化对话。共鸣之余开始捕捉中国文化精华，推介中国文化模式，吸收中国文化精萃。
在研究中国文化移入美国现代诗歌现象的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在文化移入过程中出现的移位或错位现象。移位是指在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过程中源语言中的文化在进入目的语时出现偏差或错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移位现象不可避免，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要想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找到对应的位置确实不容易。如庞德翻译李白的诗：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这是李白送别朋友孟浩然的一首诗，诗的标题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庞德的翻译在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材料基础上完成。费诺罗萨是研究东方文化的美国学者，师从日本汉学家毛利先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久居日本。1908年死后，费诺罗萨的妻子把他生前研究中国古诗的笔记（大部分是日译汉诗）交给庞德。诗中斜体部分是日文译音。Kiang应该是“江”的译音，ko-jin是“故人”的音译，而ko-kako-ro 是黄鹤楼的日文发音。显然，庞德把Kiang 当作江的名字，把ko-jin当成人名。这表明当时的庞德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长江。更有错者，他把原诗中的“西辞”，即由西向东行错译成向西行。这种移位现象不仅发生在庞德身上，在其他翻译者身上也时而可见。此外，由于对中国古诗中出现的典故认识和掌握不够，导致美国翻译者误读和错译中国古诗。
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阅读经典化英译本的中国古典诗歌和有关中国文化的英文著述或英译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了解的中国并非是现实中国，而是历史上的中国、书本中的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同的和接受的是文本中的中国。庞德也好，其他美国现代诗人也好，他们在认同和接受中国文化时都无法摆脱西方立场。他们沿袭西方研究汉学的传统，把主要兴趣放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上。他们希望从东方文化，特别是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灵感。他们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塑造历史肖像的中国：“儒家中国”、“道家中国”和“佛家中国”。他们对当下中国、现实中国没有兴趣深入了解，对中国持一种赛义德的“文本态度”（textual attitude）。美国现代诗人尽管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人同处一个时代，但他们关心、仰慕的是古代文化中国。无论是译介还是著述或诗歌创作，美国现代诗人都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来书写中国，美国人民通过他们的作品认识和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钟 玲. 美国诗与中国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Gray， Richard. American Poetry of the 20th Century［M］. London: Longman， 1990.
Palandri， Angela Jung. “The Stone Is Alive in MY Hand”-Ezra Pound’s Chinese Translation［J］. Literature East & West， 1966(9).
Parkins， David. A History of Modern Poetry: Modernism and After［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87.
Rexroth， Kenneth. Autobiographical Novel［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4.
经典现代诗歌范文3
关键词：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深远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164-02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古国，文学的发展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典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我国的文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历程。我国的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有很大的区别，但是现代文学还是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文学的精华，之所以现代文学能够顺利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现代文化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源于传统文化的积淀。现代文学是古典文学的发展，更是区别于古典文学的、具有现代文学特征的文学艺术。就我国古典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影响而言，主要体现在古典诗歌对现代诗歌的深远影响、古典散文对现代散文的深远影响、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深远影响，以及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四个方面，下面进行逐一分析。
一、古典诗歌对现代诗歌的深远影响
诗歌是我国传统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国堪称为诗歌的王国。诗歌不仅受到文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还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各种不同层次的选拔活动均有涉及。就我国的诗歌发展过程而言，大体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最后发展到现代诗。在诗歌的鼎盛时期涌现出很多到现在也无法超越的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诗鬼李贺等等，他们的诗可谓是诗中的极品。诗歌在我国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为现代诗歌沉淀了深厚的基础。虽然在后，涌现出的各种新诗体都摆脱了传统诗歌的桎梏，但是依旧存在着传统诗歌的影子。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胡适先生，在他的代表作《尝试集中》，旧体诗还是随处可见的；再如出自沈尹默先生之手的《三弦》中也依旧存在乐府诗的影子。古诗中的很多表达手法、意境的刻画等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并且古诗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所以在现代诗中依旧借用着古诗的意境刻画以及表达方法。作为新诗代表人之一的戴望舒，他的作品中也依旧有传统诗歌的韵味，并且采用着传统的象征体系。老舍也用曲艺为基础来创作新诗，所以古诗对现代诗有着很深的影响。在现旧体诗并且写得很好的人也大有人在，比如鲁迅、茅盾等等，他们对古体诗可谓是信手拈来，他们通过旧体诗来表达自己对现代生活的情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二、古典散文对现代散文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典散文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古诗一样在古代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也涌现出很多大散文家，汉代的杨雄、司马迁、张衡、贾谊，魏晋南北朝的建安七子、陶渊明以及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等等，这些人在古代散文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早在秦汉时期散文就开始形成了，并产生叙事以及议论两种形式。到南北朝时期散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哲理政论等等形式的散文体层出不穷，散文家也是数不胜数。唐宋年间散文到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描写景物进而来表现作者内心世界的散文作品有很多，比如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等等。到了明朝，又出现了市井民众所喜爱的适情作品。我们现代的散文都是以古代的散文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虽然格式上没有以前没那么严格，但是，在散文的形式上大都和古代散文相似。现代的散文依旧和古代散文一样语言优美、意境深邃、情感至真。现代散文有时为了读得更加流畅也会力求押韵，这都是古代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影响。现代散文是古代散文的发展和继承，摒去了格式的枷锁，继承了其优美的语言和特有的表达方式，最终形成现在的散文。
三、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深远影响
在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影响的几个表现中，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是最明显的。诸如鲁迅将《儒林外史》这部作品的讽刺艺术应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可以说时时可见。在《故事新编》这部小说中，鲁迅应用了大量的历史传说，以及古代神话，也就对古典小说因素的借鉴。同时，鲁迅的小说还有一个行文简洁的特点，这也是对传神写意的良好借鉴。在鲁迅之后，便出现了诸如郁达夫、孙犁等抒情小说家。这些抒情小说作品在对传统诗歌抒情特点继承的基础上，更具有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出自郁达夫之手的小说《采石矶》，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词，同时还有《迟桂花》等非常注重营造良好的意境。此外，还有一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家，他们通常更加注重小说的故事，不论是小说结构，还是小说语言，甚至是小说的表现方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典小说的结构、语言，以及方式等。诸如出自赵树理之手的《登记》以及《小二黑结婚》等都对白描手法进行了集中的应用，对于小说故事性的特别强调，而且还在道具运用等方面对古典小说进行了一定的借鉴，这样的白描方法与话本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似性。在我国的现代文学中，还有一个分支就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通常采用古典小说中的结构形式与叙事方法，诸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涵秋的《广陵潮》以及不肖生的《近代狭义英雄传》等等。
四、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
与前面叙述的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相比较，现代话剧与古典戏剧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非常密切，但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的。我国现代从事于戏剧舞蹈创作的优秀剧作家大都非常重视古典戏剧创作的经验，吸取古典戏剧的精华。诸如曹禺的《雷雨》，整个戏剧的情节非常符合大众的胃口，曲折的情节迎合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尤其是大众对于故事性情节的欣赏习惯。整个剧目通过对戏剧冲突进行全面精心的安排，将整个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剧目的高潮阶段，广大观众的心弦被紧紧地扣住了。与此同时，我国的古典戏剧在情景交融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色，对于词句的写作更是备加注意。在戏剧中的诗词，通常都是抒情诗，意蕴深厚。而在我国的现代话剧中往往正是缺乏这样的诗意浓厚的作品，诸如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家》等。在我国的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新歌剧同样也对古典戏剧的一些特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白毛女》，曲折变化的戏剧情节，可读性强的故事，同时在整个剧目的结构上更是对古典戏剧的写意方法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运用，此外在音乐的形式方面，也在很多情节中与民歌、戏曲的一些素材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创新。在延安进行旧剧改革时期，曾经涌现出了《逼上梁山》等著名的新编历史剧，这些剧目均是古典戏剧的演变与发展，是现代戏剧家对古典戏剧的创新与改革。
五、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内容上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除了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以外，还有就是主题内容上的影响。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在主题内容方面也对现代文学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诸如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文学经常表现出来的突出主题，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再如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闻一多，以及郭沫若等的作品，都将前辈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诸多内容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实际苦难，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诸如艾青和鲁迅的作品，都对《诗经》中的风雅进行了一定的借鉴，同时还有《诗经》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借鉴与应用。《诗经》通过现实主义传统将下层人民群众的辛苦劳作，以及百姓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等充分地反映出来，表达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阿Q正传》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以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为艾青的代表作品，都将现实主义体现出来，表达出下层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政府救治的渴望。
我国是一个文化古国，文学在我国取得的发展是举世瞩目的。就我国的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而言，现代文学不仅有其独有的特征，而且还对古典文学进行了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古典文学给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相当广泛的，同时还表现在诗歌、散文以及小说和戏剧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对我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深入挖掘古典文学的精华因素，加强古典文学因素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加强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结合，探索现代文学发展的新途径，以此来加强对古典文学的学习，摄取古典文学的精髓，促进现代文学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佳.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综述[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9，（2）.
[2]“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全国学术研讨
会将在武汉举行[J].外国文学研究，2005，（5）.
[3]易定军.《试论晚唐山林隐逸诗人》文学研究方法述评[J].安康师专学报，2005，17（5）.
[4]夏向军.敦煌文研究综述[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9，（6）.
[5]汪淑霞.1994年以来阮籍诗赋研究综述[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2）.
[6]李冬梅，郭贺.论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J].沈阳大学学报，2007，19（4）.
经典现代诗歌范文4
一、 对“中国诗的出路”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从《诗经》开始有几千年的历史,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格律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世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律诗发展到了顶峰,也必然酝酿着如何改革、如何创新,以谋求新的发展。于是在清末黄遵宪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但是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的方向均不明确。“五四”运动,在外来诗歌文化的冲击下,西洋诗的大量涌入,古典诗词随即被打入“冷宫”。然而,没有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引进必然是盲目的,且与中国诗词传统也格格不入。因此如何使现代诗歌民族化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先是吴芳吉等诗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后来闻一多等诗人提出新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但也是星星之火无燎原之势。自从1927年的《沁园春•长沙》到1936年的《沁园春•雪》直至建国后一系列创作,激活了古典诗词,初现诗歌改革的方向。在进行诗词创作的同时,也进行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58年提出系统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为中国诗歌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该书首先对“中国诗的出路”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何火任在《中国诗歌的出路:从“新诗”到“新体诗歌”》中,对“五四”时期的诗进行了反思,肯定了它的成绩,并论述了“新体诗”的探索历程,认为:“‘新体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时代趋势。”陈德述《中国诗歌出路的理论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文,对关于中国诗歌出路的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讲到民歌时,陈德述认为:“必须从民歌中去吸收民族的、时代的、人民心灵中的养分来创新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中国的当代诗歌,只有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讲到古典诗词时,陈德述认为:“古典诗词中包含有极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和文化信息,只有认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古典诗词,总结古典诗词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审美模式、表现手段以及古典诗歌产生的文化土壤等等,才能改革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在讲到关于“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理论时,陈德述认为:“诗歌应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如何才能“高于生活”呢?当然是通过意境的塑造,意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浓缩和概括,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结合,是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它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此陈德述认为:“通过上面的分析,完全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导向性”,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胡国强也认为:“的诗论为中国诗歌发展繁荣的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余零针对2008年《中国诗词》第三期上发表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一文,根据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使中国诗歌的革新、创新与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从而深化了对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理解。
我国作为诗词大国,不但创作有丰富的诗篇,而且也有全面系统的诗论,古代叫做“诗话”。虽然它们从微观上对诗词的赏析、诗词的审美等方面颇有见地,但是从宏观上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还没有。以他独有的思想,高屋建瓴地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是对中国诗论的丰富与发展。而该书对诗歌发展道路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的出路”思想的理论内涵、理论价值和创作指导的意义,明确了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和贡献之所在。
二、 把诗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结合起来研究,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二
对文艺思想、诗词理论及作品的赏析,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赏析而赏析,应该落实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上。什么是民族新体诗歌,学术界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未能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的诗词是民族新体诗歌还是古典诗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的诗词属古典诗,是旧瓶装新酒;但是有人认为,诗词就是民族新体诗歌,是民族新体诗歌的样板和榜样。该书选编了张承源的《新体诗歌说管窥》、张朝勇的《谈诗词的新体诗特征》等文章。张朝勇认为,的诗词无论从题材、语言、艺术风格、写作动机和目的,以及从表达的思想感情、对传统的继承来看,“都凸显了新体诗的典型特征,为我国新体诗的创作实践指明了方向”。
为了展示民族新体诗歌在体式上和风格上的多元性,还专门选编了一组论述新体诗歌的文章,旨在说明诗歌发展道路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在丁毅的《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期待与贺敬之的初步探讨》和熊矩的《贺敬之的新体诗》两篇文章中,说明了贺敬之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探索和所达到的成就。熊矩认为,贺敬之的诗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内容贴近大众生活、语言大众化、个性鲜明的新体诗。丁毅通过对贺敬之诗歌的分析,对如何建立民族新体诗歌做出了回答:1.新体诗歌的创作者必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应当具有关切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胸怀,他应该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去感受诗意爆发诗情,用他的诗去提升广大人民的思想境界,激励人民奋斗前进;2.必须走新诗民族化、旧诗现代化之路;3.要欢迎诗歌形式的百花齐放。
该书还选编了王琳《从5•12的地震诗歌看新诗的走向》和姜福远《汶川地震诗现象及其启示》等两篇文章。王琳从地震诗的大众的自发性、纪实性与现场感、吟诵性和节奏感、叙事与抒情并重、通俗性与大众化等特征来看新诗的走向,认为地震诗是一次新诗的突围。姜福远认为,从内容上看,地震诗以歌颂大爱,抚慰心灵;颂扬奉献,赞美英雄;歌颂党的领导,坚定抗震信心;悼念亡灵,寄托哀思;赞颂民族团结,弘扬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从这些待征中可以得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的启示。王凤娟对孙建军、贾勇虎的政治抒情诗《唱响中国心》的分析,揭示出新时代政治抒情诗的特征。
该书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论述新体诗歌,凸显编者的意图:研究的诗论和诗词不是空对空,而是要为发展民族新体诗歌提供理论指导和创作借鉴,以推动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三、 把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了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三
关于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浓厚的文化基础的。该书选编了魏红珊的《的新诗观与民族文化认同》、曾平的《新诗观的民间立场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以及龙树准的《民族新体歌诗是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等文章。魏红珊认为:“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及发展方向的思考,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新诗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新诗作为民族叙事和国家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的新诗观则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性表达,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它展现着现代中国对民族身份和印记的一种自我认同。”曾平也认为:“我们也应看到,对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强调,其实也包含了他建立中华民族独立不倚的文化品格、文化框架的自信与气魄。说到底,即使是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的诗歌艺术,我们最终的目的,依然是要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新诗,而不是复制西方诗歌,复制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中国新诗出路的见解,对于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永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发展了近百年的中国新诗,要走出日益边缘化、小众化的困局,除了尽量地开放自身、吸取各种艺术经验之外,必须立足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普通民众当下的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否则,别无出路。”魏、曾的文章,对的新诗观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龙树准强调的是“歌诗”,重点从民族新体“歌诗”如何继承与创新上展开论述。他认为:第一,对古典诗词基本特性的继承与创新;第二,对古典诗词诗体的继承与创新;第三,对古典诗词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与创新;第四,对古典诗词声韵美的继承与创新;第五,对古典诗词遣词造句的继承与创新;第六,对古典诗词传播手段的继承与创新等等。
特别是陈德述针对有人说律诗的审美意识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时指出,中国古典诗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它是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理寓于象”中的诸种哲学思维的形象化的体现。正如陈德述、王凤娟在《综述》中指出的那样,把的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
四、 充分肯定民族新体诗歌的主体地位并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是该书的重要成果之四
2008年《中国诗词》第三期上发表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对“新诗主体论”进行了错误的、不全面的理解,余零等同志撰写专文与之进行商榷,纠正其错误,何火任、陈德述也对之做出了专门的回应。
经典现代诗歌范文5
一、知人论世，洞察生活
古典诗歌中提到的内容反映的是诗人的真实生活经历，是诗人情感和世界观的真实展现，由此可见教授古诗词不可只拘泥于词句的背诵，而要深挖下去，探讨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了解诗人的个人经历和创作意图。《孟子》中提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只有洞察诗人的人生，才能更好地品读诗歌。
学习《观刈麦》一诗的时候，如果能够联系诗歌的创作背景和作者的创作风格来鉴赏，就能更好地理解此诗。《观刈麦》是作者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元年创作的诗歌，当时他担任周至县的县尉，是一个负责征收赋税的小官，因此他对于当时普通劳动者所遭受的苦难十分了解。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这才有了这首《观刈麦》。白居易之所以有如此的敏感度，能写下这样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歌，和他的诗歌创作理念分不开。白居易和当时的诗人元稹合称“元白”，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继承了杜甫现实主义文W传统，在诗歌创作的时候能够直面真实的生活，在笔下展现被激化的社会矛盾，反映民众的疾苦。不仅如此，新乐府诗歌取材典型、形式通俗、语言浅显，改善了当时诗坛萧条的现状。当时有很多诗人喜欢写寄情山水的诗歌，很少有如白居易一般关心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诗人，如果能够理解唐诗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写作风格，学生就不难理解这首诗歌的意味。
知人论世的方法能促使学生设身处地思考作者的创作情况，从诗人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样能减少学生和诗歌之间的隔膜感、距离感，促使学生更好地感悟诗歌。
二、破译典故，感受意蕴
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和古人产生情感共鸣。由此可见分析诗歌的典故可以促使学生感受诗歌中的意蕴。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运用了大量典故，如果能让学生从典故入手解读诗歌，则能促使他们更好地感受诗歌意蕴。“醉里挑灯看剑”，从诗歌的一开头便奠定了豪迈的基础，刘斧《青锁高议》中提到了“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看”，故此“挑灯看剑”指代豪迈之事。“八百里分麾下炙”借用了《世说新语》里和王恺有关的典故，王恺和他人比赛射箭，用牛作为赌注，射中目标就杀牛吃，吃完立刻就走，这个举动展现了豪迈之气，辛弃疾运用这个典故也表现了豪迈之情。“马作的卢飞快”中的“的卢”指的是一种烈性的快马，“弓如霹雳弦惊”运用的是《南史》中曹景宗的典故，曹景宗在年少时经常骑如龙的快马，拉开弓箭发出霹雳一般的声音。从这首词所用的典故可以看出，作者所用的典故都和豪迈之情有关，体现了壮士征战沙场的豪迈之情。由此可以感知这首词的意蕴，作者描绘了勇往直前的将军形象，表达了杀敌报国的理想，抒发了壮志未酬的无奈之情。
学者黄永武认为，运用一次典故就相当于将某一个故事或象征重新认同了一次，教师可以让学生尝试借助典籍弄清楚典故的出处，搞清楚作者运用典故的情意，品味用典的巧妙之处。
三、比较赏析，深化思维
初中生在阅读诗歌的时候常常会遇到阅读不充分的情况，不能揭示诗歌中的妙处，但是通过比较阅读却能够弥补这个问题。
《木兰诗》是乐府诗歌的代表作，展现了花木兰这样一个巾帼英雄的形象，在教授这首诗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尝试将诗歌和另一首乐府诗歌《陌上桑》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阅读。学生可以发现，这两首诗在主题和人物形象上有相似之处，都体现了对命运的抗争，但是对命运的抗争方式有所不同。《陌上桑》中的罗敷勇敢地拒绝太守的行为，抵挡住了荣华富贵的诱惑，机智地用夸耀自己丈夫的方式拒绝了太守。《木兰诗》中的女主角面对“阿爷无大儿”的情况，毅然决然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展现出了有担当的一面，在封建社会女扮男装被视为反常行为，花木兰秘密从军，体现了她的智慧和不向命运妥协的精神。由此可见这两首诗歌中的女主人公虽然行为不同，但是都具有相同的性格特点。
学者冰心提出，通过比较阅读能得到启示，获得体会。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也可以发现单一的阅读无法获得新的收获，而使用比较阅读法却能帮助学生辨别诗歌优劣，体会作者的写作特色。
经典现代诗歌范文6
关键词：艺术歌曲 古典诗词 声乐 教学
艺术歌曲是一种特定的声音体裁，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奥，它是指诗歌与音乐紧密结合的一种歌曲。中国的艺术歌曲兴起于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入，一些在西方学习过音乐的作曲家开始尝试将中国优秀的古典诗词与西方艺术歌曲形式相结合，创作具有浓厚中国味道的艺术歌曲。继而歌词的选用范围扩大，作曲家不仅为当时的新诗作曲，也有一些人依古典诗词格律重新填词谱曲。另外，一部分古代歌曲也被整理出来重新演唱，如王维的琴歌《阳关三叠》等。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不论是内容、形式、风格以及演唱都具有浓郁的文人气质的中国艺术歌曲。代表作品有青主的《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黄自的《点绛唇・赋登楼》《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花非花》、陈田鹤的《采桑曲》《春归何处》、冼星海的《采桑子・别情》《杨柳枝词》、刘雪庵的《红豆词》《春夜洛城闻笛》、江文也的《水调歌头》《清平调》、谭小麟的《自君之出矣》《彭浪矶》等。这些歌曲不仅要求演唱者作曲者欣赏者有良好的音乐素养，还要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诗词鉴赏能力。面对建国以后广大老百姓朴实无华的音乐审美情趣，古典诗词歌曲不免显得“阳春白雪”而血高和寡，难以得到进一步的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音乐教育的普遍重视，中国艺术歌曲在各音乐艺术院校盛行开来，更多的古代歌曲受到重视，如姜夔的《杏花天影》等，作曲家也相继创作出更多取材于古典诗词的艺术歌曲作品，如黎英海的《枫桥夜泊》、罗忠荣的《涉江采芙蓉》等。本文所探讨的中国古典艺术歌曲主要指以中国古典诗词为歌词的艺术歌曲，包括古代歌曲和创作歌曲，因其涵义隽永、韵味悠长在中国艺术歌曲作品中独树一帜。
一、中国古典艺术歌曲的特点
1 以诗词入乐，意境深邃
中国古典诗词与音乐的联系十分密切。汉语本身就是一种富于音乐性的语言，大部分中国古代诗词都是可以吟唱的，只是今人难以追寻古代歌唱的原貌。中国古典诗词明晰真切，馀意不尽；言辞优美，韵味无穷。1920年，青主(廖尚果，1893―1959)以宋代大诗人苏轼(1037―1101)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为词，在德国谱写了我国第一首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大江东去》。歌曲采用德国艺术歌曲常用的通谱歌的形式，充分表现了原词怀古的情怀和豪放的气势。他回国后创作的《我住长江头》(1930)，取材于北宋词家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阕词借长江水抒怀，遥寄无穷别恨和悠悠情思。构思新巧，简约含蓄。乐曲采用6／8拍，钢琴伴奏以流动的十六分音符分解和弦描绘出悠悠江水，形象地烘托了绵绵相思意。人声歌唱部分深得原诃意境，颇有古代民歌和吟诵的韵味。诗词和曲调相互映衬，共同抒发了恋人的相思之情和对爱情的坚贞信念。中国古典艺术歌曲十分注重古典诗词的韵律美和高雅气质，重视通过音乐语言表达诗的意境，在创作上也更为精雕细琢，将诗词与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格调高雅的艺术形式。
2 格律化歌词，音韵考究
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十分讲究声韵的运用。中国的语言音调自身就异常丰富，汉语有四声五音，分平仄清浊，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要遵循这些规则，尤其是唐代以来的近体诗对字句、平仄、用韵都有严格的限制，吟诵起来，诗词自身就很富于节奏感和韵律感。当古典诗词作为歌词演唱时，往往遵循“叫字行控”的原则，注重字头、字腹、字尾的发声过程，使语言音调、咬字与旋律的进行自然契合，旋律音调也因此显得委婉动听，韵味十足。旋律与诗词二者融为一体，共同勾勒出朦胧、含蓄、典雅的音、诗、画印象，令人回味无穷。
3 西洋化形式，中国风骨
中国古典艺术歌曲产生其时，正是音乐家们探索中国“新音乐”理论与实践的时期。他们主张“洋为中用”，整理国乐，以“中西结合”的方式创立新乐。正如黄自所说：“我们现在所要学的是西洋好的音乐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和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中国古典艺术歌曲创作和改编的实践中，如同西方艺术歌曲，伴奏多采用钢琴，以烘托气氛、刻画人物形象，充当第三者叙述等等。其演奏技巧也趋于西方艺术歌曲，日益复杂。演唱者也多运用美声唱法。中国古典艺术歌曲的外在形式虽然是西洋化的，然而内在气质却极具中国古典风格。如罗忠g的《涉江采芙蓉》(1980)就是一首将中国古诗风格与现代创作技法极好地融合的范例。该诗表现了游子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欲终老。对芙蓉、芳草的描写虽寥寥几笔，且吟且叹，意境优美。长路漫漫，望而难归，细腻地刻画了离情的凄惋。这是汉代的一首中国古典抒情诗，作者却大胆地运用了20世纪西方十二音序列技法，以一个具有中国五声音阶特点的十二音主题，通过对调性的精妙安排，成功地体现了古朴、悠远的中国古韵，开中国序列音乐创作之先河。
在演唱方面，歌唱家们也不断地进行美声唱法民族化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不少的经验，例如张权、郭淑珍、姜嘉锵等人的演唱。张权教授十分重视借鉴中国传统唱法的长处，讲究字正腔圆，依字行腔。在演唱《我住长江头》中“我住长江头”一句时，为了避免倒字，误唱成“畅”，她在“长”字上增加下方小：度的倚音；在唱“定不负相思意”中的“不”字时，她在“不”字前加入下滑音，并加强喷口力量，使“不”为四声读法，显得更为坚定。
二、中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教学价值
1、较易于审美接受
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文化。艺术审美也是如此，各民族的审美趣味是经过多年形成的。虽然各个时代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直深受人们喜爱。中国古典艺术歌曲属于本文化传统的音乐，她在旋律、节奏、结构等很多方面吸收和借鉴了中国民歌、戏曲和器乐等传统音乐的因素，中国这些独特的旋律音响和与生俱来的情感表达方式较符合中国广大民众一贯的审美要求，演唱者也容易喜欢其旋律并能够很好的体会歌词内涵。中国美学十分讲究意蕴，学习中国古典艺术歌曲，更有助于学生体会中国美学精神，培养审美能力，提高审美趣味。
2、有助于声乐技巧的训练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旋律风格十分丰富，主要可分为西方艺术歌曲风格、中国古代歌曲及民歌风格、中国戏曲与说唱音乐风格、西方现代技法风格等四个方面。需要注 意的是，声乐的体裁与唱法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可以根据不同作品音乐风格的要求作不同的探讨。一般认为，中国古典艺术歌曲在演唱上既要运用美声唱法，尊重、吸收和借鉴西方艺术歌曲既有的技巧和风格，又要结合我国传统的戏曲、民歌等演唱方法和技巧，熟谙中国语言的特点才可达到最佳效果。这就需要演唱者进行大量有针对性的技巧训练。学生学习一定数量的中国古典艺术歌曲，不仅美声唱法的常规演唱技巧得到了训练，艺术表现能力大大增强，也会从传统唱法的吐字、行腔、声韵、用气等方面受益匪浅。
3、培养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诗歌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音乐文学史。我国古老悠久的历史留下的大批经典诗词，承载了几千年的民族文化精髓，以这些诗篇为题材的艺术歌曲更是其中的瑰宝。演唱中国古典艺术歌曲的同时也学习了诗词，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学生不仅提高了个人情操，能自觉地与粗鄙媚俗的“艺术”品味保持距离，而且诗之风骨“温柔敦厚”，还有益于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提倡文明的生活方式。
三、对中国古典艺术歌曲教学的几点建议
1、选材循序渐进
要演唱好中国古典艺术歌曲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选材上也要循序渐进。在低年级时就可以适当地接触一些小曲目，但一定要注意一开始就培养学生对诗词意境的表现力。如同学习诗词一样，可以先从五绝、五律入手，其次七绝、七律。五言绝句源于汉代乐府小诗，深受六朝民歌影响，仅二十字便能展现出一幅幅清新的画图，描画真切的意境。如黄自的《花非花》常常作为练声曲来使用，但同时也是一首很有意境的歌曲。学词，则先学长调，然后小令。但艺术歌曲的难度不仅要考虑诗词，还得考虑因音乐自身的难度。如《春晓》虽然也是一首五言绝句，但旋律起伏和篇幅《花非花》较都大了一些。其后可以演唱《红豆词》等。待程度再深些，难度亦可增加，选择面则更大，如《水调歌头》套曲《李清照词五首》等等。这些歌曲虽然没有大起大落的情感变化，但更应仔细体会作品细致、内在的情感以及音质的纯美和情绪的含蓄，古典诗词的高雅气质以及所独特的吟诵风格。
2、训练有的放矢
中国古典诗词对格律和声韵的要求使其艺术歌曲的旋律音调十分委婉动听，但要演唱得吐字清晰又不失韵味，就需要演唱者进行有针对性的技巧训练。训练可以特别注意这几方面：咬字吐字、音色处理、情绪韵味以及钢琴伴奏与歌曲的配合等几方面。可以选用一些专门的练声曲来训练十三辙、四呼等，让学生练声吟诵歌词，体会其节奏的徐缓和韵律。适当地学唱一些民歌、戏曲唱段对演唱也会有所裨益。还可以让学生阅读一些古代声乐文献，例如张炎的《词源》，在词、音律、吐字、行腔、用气、艺术表现等各个方面均有阐述。燕南芝庵的《唱法》中介绍的宋元戏曲歌唱方法，以及歌唱格调、节奏、呼吸、声韵等。魏良辅的《曲律》记述了昆曲学唱的方法、五音四声、腔调板眼、曲牌情趣、南北曲的区别、唱曲注意事项等等
3、提高国学修养
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歌更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是社会现象的写照，展示了可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艺术品味。中国古典艺术歌曲以传统的古典诗词为歌词，要演唱好，必须提高自身的国学修养，功夫在诗外。学生在课外要有意识地接触中国古典文学，阅读一些国学大师关于诗词鉴赏的著作，以了解中国古典诗学传统。除此之外，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并不仅限于诗词，“乐教”“六艺”“诗书画印”等都充分说明了诗歌和其他艺术门类以及文学、哲学的联系。只有谦虚地向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学习，才能更好地提高自身的演唱水平和艺术修养。
参考文献：
[1]黄自，黄自遗作集(文论分册)[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2]周密艺术歌曲演唱的真实性与创造性[J]，长沙：艺海，2006(4)：5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