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管理合同范本范文1
一、经济合同示范文本的制订和，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购销合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加工承揽合同、财产租赁合同、仓储保管合同的示范文本，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制订后，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联合。
（二）借款合同、财产保险合同的示范文本由中国人民银行制订；货物运输合同示范文本由铁道部、交通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制订；电、水、热、气供用合同示范文本由能源部、建设部制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上述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审定、编号后，会同各制订部门联合。
（三）联营、企业承包经营、企业租赁经营等合同的示范文本，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制订并。
二、经济合同示范文本需要修订的，由原制订机关修订，并将修订稿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审定。修订后的经济合同示范文本，由原机关。
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订的经济合同示范文本，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指定印刷企业印制，并负责监制。其他经济合同示范文本，由制订机关指定印刷企业印制，负责监制，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
被指定的印刷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制订、提供的示范文本的格式、内容进行印刷，不得擅自改动。
四、经济合同示范文本的分发工作，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负责。
当事人可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及它们指定的发放单位领取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发放单位可收取工本费。收费标准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收取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工本费的通知》执行。
非发放单位和个人不得把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当作商品在市场上销售，从中牟利。
五、实行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制度后，当事人在签约时应使用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对于某些有特殊要求，当事人确需自行印制合同文本的，须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同意后，方可制订和印刷。印制的合同文本只限本单位使用，不得对外销售。
原有的经济合同文本，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同意，在限期内可以继续使用。
印制、分发、使用单位对经济合同示范广西的保管与使用，要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
六、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对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制度的实施加强监督、检查。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非指定印刷企业或虽经业务主管部门指定但未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的印刷企业擅自印制经济合同示范文本的；
（二）被指定的印刷企业未按照国家的经济合同示范文本格式和内容印制合同文本的；
（三）非发放单位和个人在市场上销售经济合同示范文本的；
（四）当事人擅自制订、印制合同文本的。
商业管理合同范本范文2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商业银行授信的源头说起。
从公开的、可以查阅到的资料看，国务院金融主管部门规定的授信规范，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6〕403号）、《商业银行实施统一授信制度指引（试行）》（银发〔1999〕31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银监发〔2004〕5l号），等等。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4年第20号）附件2中序号41、42规定，《商业银行实施统一授信制度指引（试行）》和《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实施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前述公告的规定说明，中国人民银行早年制定的授信规范，得到了后来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认可。
《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应根据本办法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行的授权、授信管理办法。《商业银行实施统一授信制度指引（试行）》第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围绕统一授信制度，完善业务规章制度建设，制定统一授信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以及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办法。商业银行制定的统一授信管理办法和制度应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第五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应根据本指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并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备案。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以上授权，各商业银行都制定了本银行的授信制度。由于各商业银行表述各自授信制度条文的用语不尽相同，各商业银行表述各自授信制度条文的用语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授信规范不尽相同，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因商业银行的授信申请的不动产抵押权登记时，对授信人、受信人根据表述不尽相同的授信制度签订的主债权合同和抵押合同的理解，有时会不着边际。
好在《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各项规章制度中有关授权、授信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努力熟悉、掌握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授信规范，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授信规范，厘清各商业银行各自制定的浩繁的授信制度条文（见图1）。
商业银行的授信，是指商业银行对其业务职能部门和分支机构所辖地区及其客户所规定的内部控制信用高限额度，具体范围包括贷款、贴现、承兑和担保。商业银行的授信当事人，包括授信人（即施事主体）和受信人（即受事主体）。授信人为商业银行业务职能部门及分支机构，受信人为商业银行业务职能部门和分支机构所辖地区及其客户。商业银行授信分为基本授信和特别授信两种方式。基本授信是指商业银行根据国家信贷政策和每个地区、客户的基本情况所确定的信用额度；特别授信是指商业银行根据国家政策、市场情况变化及客户特殊需要，对特殊融资项目及超过基本授信额度所给予的授信。授信按期限分为短期授信和中长期授信。短期授信指不超过一年的授信，中长期授信指一年以上的授信。
商业银行应根据国家货币信贷政策、各地区金融风险及客户信用状况，规定对各地区及客户的最高授信额度。在授信实施过程中，如果受信地区发生或潜伏重大金融风险、受信企业发生重大经营困难和风险、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货币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企业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分立、合并、终止等）、企业还款信用下降，贷款风险增加、其他应改变授信额度的情况，商业银行应调整直至取消授信额度。在授权、授信有效期内，商业银行对授权、授信进行调整或授权、授信终止，应及时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并同时将新的授权书或授信书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涉及外汇业务授权、授信的调整或终止时，应同时报外汇管理局同级机构备案。商业银行的授信，源于商业银行的授权。
商业银行的授权，是指商业银行对其所属业务职能部门、分支机构和关键业务岗位开展业务权限的具体规定。商业银行授权既分为基本授权和特别授权两种方式，又分为直接授权和转授权两个层次。基本授权是指对法定经营范围内的常规业务经营所规定的权限。特别授权是指对法定经营范围内的特殊业务，包括创新业务、特殊融资项目以及超过基本授权范围的业务所规定的权限。直接授权是指商业银行总行对总行有关业务职能部门和管辖分行的授权。转授权是指管辖分行在总行授权权限内对本行有关业务职能处室（部门）和所辖分支行的授权。商业银行应在法定经营范围内对有关业务职能部门、分支机构及关键业务岗位进行授权。商业银行的授权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业务经营范围，转授权不得大于原授权。商业银行法定代表人变更或任免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时，如果授权范围等内容不变，原授权书及转授权书继续有效。
商业银行的授权、授信，应有书面形式的授权书和授信书。授权书（含转授权书）应包括授权人全称和法定代表人姓名、受权人全称和主要负责人姓名、授权范围、授权期限、对限制越权的规定及授权人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内容。授信书应包括授信人全称、受信人全称、授信的类别及期限、对限制超额授信的规定及授信人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内容。授权人与受权人应当在授权书上签字和盖章。
商业银行的授权书和授信书应报中国人民银行同级管辖行备案。涉及外汇业务的授权书和授信书，应报外汇管理局同级管辖局备案，转授权还应同时报商业银行总行备案。
不难看出，授权，是相对于商业银行内部（业务职能部门、分支机构及关键业务岗位）的职权而言；授信，是相对于商业银行所辖地区及客户的信用而言。必须注意的是，商业银行的授信，不得超过商业银行的授权范围。
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因商业银行的授信申请的不动产抵押权登记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四项规定，授信额度不是计划贷款额度，也不是分配的贷款规模，而是商业银行为控制地区和客户风险所实施的内部控制贷款额度。商业银行应在确定的授信额度内，根据当地及客户的实际资金需要、还款能力、信贷政策和银行提供贷款的能力，具体确定每笔贷款的额度和实际贷款总额。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确定授信额度时，并没有具体确定每笔贷款的额度和实际贷款总额。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可轻意将授信额度，当做主债权合同的主债权种类和数额，办理不动产的抵押权登记。
第二，《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仅仅规定授权人与受权人应当在授权书上签字和盖章，没有规定授信人与受信人应当在授信书上签字和盖章。该办法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授信书应包括的内容为“授信人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内容”，而非“授信人、受信人双方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内容”，这说明，该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授信书”，仅仅是授信人（即商业银行）的单方意思表示。单方意思表示的授信书，不能作为申请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的主债权合同。
第三，《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商业银行业务职能部门和各级分支机构与客户签订业务合同时，须向其出示授权书或授信书，双方应按授权书和授信书规定的授权、授信范围签订合同。该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合同，如果是包括了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债权的种类和数额、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条款的书面合同的话，该合同可以作为申请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的主债权合同。
第四，《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授信书和该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合同，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两种文本。在各商业银行制定的本银行的授信制度中，对前述两种文本的称谓，表述可能会有不同。不动产登记机构不能仅仅从《授信业务总协议》《授信协议书》《综合融资授信合同》 《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授信合同》等文本的名称上，去判断申请人提交的文本究竟属于授信书还是属于主债权合同，而是要细读文本条文，从内容上作出判断。
商业管理合同范本范文3
一、国内银行业监管政策新进展
1.扩大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一是优化完善行政许可事项管理，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对中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的管理，在许可条件和程序上最大限度实现中外资银行监管标准一致性。二是积极推进机构主体市场化，稳步开展民营银行试点。首批获准筹建5家试点银行，分别是前海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温州民商银行、浙江网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三是加快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强化其政策性职能定位。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四是《存款保险条例》开始征求意见，存款保险制度破冰。
2.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持续加强和改进银行业监管
一是创新资本工具，拓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开展优先股试点，推动直接融资发展和企业兼并重组，支持和指导商业银行开展资本工具创新，拓宽资本补充渠道。二是开展定量影响测算，完善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框架。规范商业银行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对法人和集团层面、各附属机构、各分支机构、各业务条线的流动性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确保其流动性需求能够及时以合理成本得到满足，规定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达标要求时限；进一步明确存贷比计算口径，以适应资产负债结构多元化发展趋势，完善存贷比监管考核。三是加强市场约束，规范商业银行全球系统重要性评估指标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四是实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统一部署开展国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自评估和外部评估工作。
3.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一是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着力解决小微企业倒贷（借助外部高成本搭桥资金续借贷款）问题，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二是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商业银行改进绩效考评制度，设立存款偏离度指标，约束存款“冲时点”行为，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三是支持区域发展。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方案支持上海自贸区金融发展以及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促进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地方金融改革先行先试，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4.推动银行业公司治理体系改革，建立制衡有效、激励兼容的运行机制
一是促进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有效防范风险。二是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三是强化上市公司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改革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规范上市公司现金分工，增强现金分红透明度；规范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的承诺及履行承诺行为；修订完善上市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指引；加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并上市的公司（包括银行）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中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试点。
5.规范银行业务管理和业务创新，加强银行业务风险防控
一是加强同业业务管理和规范。增加同业业务透明度，限制发展不合理的同业业务，推动开展规范的资产负债业务创新。二是规范银行理财业务发展，督促银行开展理财业务事业部制改革。三是规范商业银行保险业务管理。要求根据客户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推荐保险产品，加大力度发展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保险产品。四是规范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经营行为，督促商业银行妥善处理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关系。五是规范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保障各参与方合法权益，防范支付风险，维护市场秩序。六是规范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明确银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的市场准入与退出、监督管理等要求。
6.规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加强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
一是规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服务价格管理体系，加强内部控制，充分披露服务价格信息，保障客户获得服务价格信息和自主选择服务的权利。对商业银行基础金融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公布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二是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遵循依法合规和内部自律原则，构建落实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体制机制，履行保护银行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义务。
7.持续完善相关会计标准，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致性
一是修订和完善会计财务制度。整合原先分布在各项会计准则中关于产品成本要素的内容，进一步规范企业会计信息化；规范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优先股、永续债等金融工具的相关会计处理。二是修订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编报规则，适应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银行业扩展分类标准的实施要求。三是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修订一系列细则并解释，提高企业财务报表质量和会计信息透明度，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
二、监管政策变化新趋势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持续深入，商业银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一是放宽金融业准入，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进入使商业银行的信用中介、支付结算等方面面临新的冲击；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和开展民营银行试点，也使商业银行同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二是，健全资本市场体系，改革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商业银行传统的间接融资模式产生冲击。三是，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持续推进和即将落地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必将使我国金融环境和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将对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利差和规模扩张获得盈利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产生严重冲击。
2.银行业监管规则接轨国际标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要求不断提高
监管机构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构建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银行业审慎监管框架，对商业银行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在资本管理、流动性管理、信息披露、风险管理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各方面经营管理能力要求不断提高。
3.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商业银行风险防控压力上升
在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盈利增速明显下降、生息资产增速放缓、净息差有所下降、资产质量压力上升。问题突出行业的企业短期内较难摆脱经营困境，这些企业不良贷款的增长将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惯性下滑、信贷成本有所上升；房地产价格下行压力增大，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增加；平台融资集中到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违约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商业银行拨备压力和风险控制压力进一步增加。
4.金融机构改革持续深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和透明度稳步提升
监管机构继续推动银行业公司治理体系改革、强化上市公司监管和信息披露，推动商业银行完善治理结构，探索建立规范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现代化金融企业制度。
5.监管压力和市场竞争推动银行转型，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风险加大
银行业所面临的市场机制和经营环境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监管标准的提高和竞争压力的增大加快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和发展转型的步伐。在利润压力、监管套利等因素作用下，商业银行大力发展同业业务和中间业务，尤其是理财、信托等融资性表外业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投融资需求，但也蕴藏一定风险。一些商业银行存在表内资产表外化问题，将资金投向宏观调控限制行业和领域，或将不良资产从表内转移至表外，导致信贷风险透明度降低；一些商业银行利用同业、理财等业务短借长贷，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贷款规模限制，规避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
6.银行基础金融服务价格标准透明化，商业银行市场化产品和服务定价难度增大
根据服务的性质、特点和市场竞争状况，商业银行服务价格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银行基础金融服务具有一定的普惠性质，其政府指导和定价标准趋于透明；但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其它产品和服务价格不再由监管部门统一设定，银行间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竞争将更加激烈，为客户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权。如何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精准定价，以在争夺客户资源的同时保持良好的收益，成为商业银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商业银行的应对建议
1.以客户为中心，加快经营模式转型和发展战略转变
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将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盈利主要依靠发放贷款的模式，加快商业银行由传统商业信贷银行向综合服务的现代化金融企业转变。商业银行需“以客户为中心”，加快业务经营转型，通过强化架构建设、客户分层管理、营销服务体系、结构调整等措施，依托信息化、集约化和差异化管理，打造特色核心竞争优势，实现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成为资本集约型的跨地域和多种金融领域的专业综合金融提供商。
2.持续加强完善内部治理，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和信息透明度
商业银行需持续加强内部治理和风险管控，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制衡和激励机制，把公司治理的要求落实于日常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之中，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创新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如提升资源配置与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和精细化成本核算；强化多层面、多维度的关键绩效的综合评估；建立与价值管理导向相符合的长效考核评价机制等。另外，还需遵循新的会计标准，按规定披露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3.建立更加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与自身风险管控能力相适应的业务发展规划和运营模式
商业银行需根据业务管理办法和自身经营管理实际，建立健全相关内控制度和操作流程，严格审查资金去向和风控措施，建立风险“防火墙”和代偿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建立更加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以先进的风险管理量化技术为支撑，通过强化经济资本管理、内部资金管理定价等手段，实现从管理风险到经营风险的转变。
4.依法合规进行业务创新，严防风险传染和蔓延
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纷纷加大业务创新的力度和速度，以提升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扩大市场占有率。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但也可能成为滋生风险的温床。商业银行需把握住法律或政策的红线，加强业务创新的风险控制和防范，防止风险传染和蔓延。
商业管理合同范本范文4
一、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途径和范畴
目前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向全社会提供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49家寿险公司、38家财产险公司，4家健康险公司，2家养老险公司经营健康险业务，在售健康保险产品近2000款，涵盖医疗保险、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4大类。从2006年到2010年，全国商业健康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2596.5亿元，累计为社会居民提供医疗保障赔款898.2亿元，累计提供风险保障122.4万亿元①。二是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经办管理服务及其补充医疗保障业务。目前中国人寿、人保健康、中国太保三家商业保险机构已经开始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经办与服务业务。2011年三家机构在全国134个县参与经办新农合服务，覆盖3000万人，受管理新农合基金46亿元②。仅2011年，保险行业参与新农合、新农合补充、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项目的受托管理基金就达到105.4亿元，保费收入达82.3亿元，赔付与补偿2475万人次，赔偿金额达116.6亿元③。尽管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其作用和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为862.76亿元，占人身险总保费的8.49％，远低于目前国外成熟市场的20-30％的水平（见表1）。同时，商业健康险保费收入占中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也从2008年的4.03％降低到2012年的2.98％，与发达国家通常8％以上的占比相比有较大差距。以上各方面数据都反映出我国商业保险分担医疗卫生支出的能力尚显不足，分摊疾病风险的功能与机制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受到了各种瓶颈的制约。
二、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瓶颈分析
（一）法律地位缺失成为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性外在瓶颈。当前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环境不完善、不成熟集中体现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法律地位，从而形成各种障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商业保险难以获得参与资格。因参与法律地位缺失，消除身份认同和参与门槛是商业保险的首要任务。商业保险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游说政府来获得参与经办基本医疗保障服务及其补充医疗保障业务的资格，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来获得参与资质认可。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商业健康保险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2、缺乏平等参与权。商业保险与政府、医疗卫生机构之间无法形成平等协作关系。政府在基本医疗保障运营中居主导地位，医保经办机构是法定经办者，而商业保险往往依附于政府，配合医保经办机构执行医保政策、提供经办服务，从而不利于调动商业保险参与服务和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难以确立和规范各种责任、权利和义务关系。基本医疗保障的运行涉及多方参与主体，商业保险参与法律地位缺失既不利于在法律上协调统一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障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关系，也不利于规范商业保险与政府、医保经办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参保人之间各种责任、权利、义务关系，影响风险共担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形成，难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风险管理优势。
（二）基本医疗保障范畴界定不清晰制约了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保障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主要集中在补充医疗保障和经办服务管理业务上。目前基本医疗保障范畴界定不清晰制约了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一方面，基本医疗保障对象界定不清。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对象范围包括从业人员、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失业人员、非在校生未成年人、在校生、低保对象、困难家庭人员、重度残疾人员以及政府供养人员等各类群体。而且随着政府不断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范围，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越来越高，造成商业保险承保对象范围不确定性增加且范围不断缩小。另一方面，基本医疗保障内容界定不清。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是从基金收支平衡角度出发，依据《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以及《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三大目录来界定的。而商业保险对接基本医疗保障和参与补充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的不足，加大了商业保险经营风险，挫伤了商业保险参与的积极性。
（三）专业化经营能力不足是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内在瓶颈。专业化经营能力不足使商业保险难以适应参与环境的复杂性，难以承载基本医疗保障改革赋予的各项任务。主要体现以下几点：
1、参与理念存在缺陷。一些商业保险把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作为商业保险产品的营销平台，以扩大保费收入作为首要经营目标和中心任务。在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的过程中，向服务对象推销商业保险产品，或者以医疗疾病保险作为“敲门砖”捆绑销售投资理财型保险产品，偏离了商业保险为服务对象提供科学的补充医疗保障产品和优质经办服务的理念，破坏了商业保险的形象和信誉度，损害了商业保险的长远利益。
2、全过程经营管理的能力不强。全过程经营管理包括医疗保障方案设计、补充医疗保障产品开发、政策咨询、基金征缴、参保登记与变更、定点医药卫生机构管理、医疗行为巡查、凭证审核、费用报销、基金收支平衡管理以及健康管理服务。当前商业保险只是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的部分环节，缺乏全过程管理的服务能力和经验积累，难以对医疗违规行为、道德风险、逆选择等问题实施有效的风险管控，制约了商业保险全面深入地参与基本医疗保障。
3、信息共享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滞后，难以支撑各项管理与服务。目前商业保险信息系统与医疗卫生机构、医保经办机构、政府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没有实现对接，造成数据共享机制缺失，数据定义不统一，数据积累不全面、不连续。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也使得商业保险难以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利用，无法为基金风险测算、产品开发、诊疗风险管理以及疾病预防管理等提供技术支持，不利于提高商业保险的专业化经营能力。
三、突破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瓶颈的对策
（一）加强基本医疗保障立法，明确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法律地位。确立各参与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界定和调整各参与主体之间各种行政、民事、经济关系的基本前提。遵循立法先行原则，重视医疗保障法制建设是发达国家基本医疗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责、权、利关系的协调统一也离不开各种法律来明确和规范。
1、明确商业保险参与主体地位。明确商业保险是从事基本医疗保障业务，负责基本医疗保障基金的筹集、支付和管理的主体之一，并从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提出具体要求。通过明确参与主体地位可以消除商业保险的参与资格问题，有助于确立参与资质标准的适度性。
2、明确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和义务内容。其中权利内容包括依法收取保险费；管理和运营医疗保障基金；为参保人确定定点医药卫生机构，并与定点机构签订合同，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义务内容包括保障医疗保障基金的安全；提供医疗保障服务；支付医疗费用等。通过明确权利和义务内容，有利于商业保险明确职责，发挥管理和服务优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调动参与医疗保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明确商业保险机构与政府、医疗卫生机构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要明确政府部门与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商业保险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行政监管关系；其次，明确商业保险与定点机构具有契约关系和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关系，即商业保险通过契约向定点机构购买服务和产品，定点机构获取经济补偿，同时通过行政赋权或法律赋权的形式使商业保险有权对定点机构经营行为、经济补偿范围和水平予以干预和管理，有利于诊疗风险管控，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摊和补偿机制。通过明确商业保险与政府、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利于指导政府、商业保险、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活动和业务范围，理清相互之间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关系，有助于提高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服务和管理效率，降低经营风险。
（二）合理界定基本医疗保障范畴，拓宽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基本医疗保障的界定需要立足于参保人群体特征及其基本医疗需求，结合各统筹地区人口结构、疾病病谱、医疗卫生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予以科学界定和动态调整，积极引导、支持商业保险扩大参与范围和空间。
1、合理界定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保险的对象范围。作为现代社会保险诞生地的德国就是以参保对象的年收入作为选择参与法定医疗保险和私人医疗保险的法定界限，合理界定了法定医疗保险和商业私人保险覆盖范围。目前法定强制医疗保险已覆盖德国人口的88.0％，私立疾病保险覆盖了总人口的10.6％，既实现了全民医保，也通过商业保险丰富了参保人医疗选择权，促进了商业保险的发展。基于德国经验，建议将退休人员、中低收入的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短期失业人员这些经济收入低但能够承担一定缴费义务的群体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对象。对于未成年人、学生、长期失业人员、低保对象、困难家庭人员、重度残疾人员以及政府供养人员因无力承担缴费义务，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方式加入基本医疗保障。而对于高收入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公职人员可以选择在加入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满足他们多样化、个性化的医疗需求。
2、合理界定基本医疗保障范畴，扩大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目前基本医疗保障是依据“低水平、宽覆盖”原则来进行的，意在尽可能地保障参保群体都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水平，具有明显的福利性和公平性特征。因此，应将日常性病症、老年慢性病、先天遗传性疾病、妇女生育及计划生育等发病原因明确、起病方式固定、诊疗费用波动小且属于大概率事件的非风险性病症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结合非风险性疾病平均治疗费用和参保群体的经济收入水平设置相应保障水平。而商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私人性和效率性特征，应侧重于风险性疾病保障，依据不同投保人的疾病风险特征，厘定差异化保险费率来保障疾病风险，满足被保险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医疗需求。建议将流行性传染病、各种地方病、职业病以及急、危重症等风险性病症以及超出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非风险性病症纳入到商业保险的保障范围，强调保障的充分性。
（三）强化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专业经营能力建设。加强商业保险的专业经营能力建设是提高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经办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基本医疗保障和商业健康保险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内在要求。商业保险参与能力建设需要从树立正确的参与理念、专业化组织与人才队伍建设以及专业技术能力建设三方面入手。
1、树立正确的参与理念。基本医疗保障是一项关系民生的制度安排，具有的公益性、福利性，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业务流程复杂，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利益关系和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商业保险必须深刻认识到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树立诚信经营，高效管理、优质服务，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公共利益优先的理念。
2、推动专业化组织建设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议在商业保险机构内部设立专门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部门，将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业务作为战略性业务加以长期培育。成立与基本医疗保障业务对接的专门组织，逐步建立和完善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业务咨询、精算、风险管理、诊疗风险管理、理赔核算和数据管理以及健康管理等专业化管理制度。加强经营管理、法律服务、临床医学、信息技术、医保精算、医保稽核、业务经办和健康管理等专业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完善培训体系，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商业管理合同范本范文5
工程招标与发包是指房地产开发商通过招标文件将委托的工程内容和要求通知承包商，由他们提出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及报价，通过评审择优选择信誉可靠、技术能力强、管理水平高、报价合理、工期短的施工企业，并以合同形式委托其进行工程施工。工程招标与发包风险主要有：
1.1招标方式风险
目前，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招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明确规定，工程招标方式分为两种，即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1）公开招标风险。业主或其委托招标机构通过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范围（全市、全省或全国）公开招标公告，凡符合规定相应条件且愿意参加的承包商均可参加投标。采用这种方式，业主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从众多的投标者中选择信誉良好、报价合理、工期短的承包企业，有助于承包企业开展竞争、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工程质量和降低工程造价。另一方面，公开招标对业主来说也存在着资格预审及评标工作量较大，费用支出多，耗费时间长的风险，以及增加了因对中标单位可能不了解而导致的今后协调困难风险和合同履行中承包商违约的风险。
（2）邀请招标风险。业主根据项目自身要求和所了解的承包企业情况，向预选的5~7家具有相应资格、信誉良好的承包企业发出邀请，要求他们参加建设项目的投标竞争。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业主可以有效地减少招标工作量、节省招标费用开支和缩短招标时间以及降低合同履行中承包商违约的风险，但其也限制了竞争范围，使业主失去了可能获得更低报价、技术上更具竞争力的潜在承包商的机会。
1.2合同方式风险
合同风险有2类，一是由于合同条款不完整，叙述不严密，有漏洞，或部分条款违法，存有“陷阱”，在执行中可能给房地产开发商造成损失的可能，即合同不完善风险，其防范可通过补充完善合同，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素质，而将风险转移给承包商或消除掉。二是由于合同条款规定而引起的风险，即纯合同风险。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按计价方式的不同，分为三大类型，即总价合同、单价合同和成本加酬金合同。下面分别分析业主在各种合同类型中风险特性，即纯合同风险。
1.2.1总价合同风险
总价合同是以施工图纸和工程说明书为依据，在明确各分项工程的工程性质和工程量的基础上，合同双方按照商定的总价签订工程承包总价合同。总价合同由于不需要计算工程量，而只需计算在实际施工中工程量的变更即可，因而合同易于管理，但由于前提是必须明确分部分项工程内容及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准备划分和计算分部分项工程量将会占用很长时间，从而会延长设计周期、拖长招标的准备时间。总价合同又分为不可调值总价合同和可调值总价合同：
（1）不可调值总价合同。以图纸及有关规定、规范为基础，承发包双方协商一个固定总价，一笔包死，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承发包双方均不能因为工程量、设备、材料价格、工资等变动和地质条件变化、恶劣气候等理由，提出对合同总价变化的要求，除非设计、设施和工程范围有变更，才能随之相应调整。对业主而言，由于图纸和说明书不够详细，未知因素较多，或材料市场价格极不稳定，承包商必然会加大不可预见费，用来消除不确定因素给其带来的风险，因而提高工程项目报价，而且业主也丧失了因设备、材料、工人价格下降而引起的工程成本降低的机会。
（2）可调值总价合同。承发包双方以图纸、招标文件及有关规定、规范为基础，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而导致的工料成本增加，在合同总价不变的基础上，通过相应增加一些必要的调价条款予以调整。调价条款大致有为2种形式，一是业主对合同签字日与实际施工安装时的材料、设备和人工等成本的差异全部予以补偿。二是规定材料、设备和人工等成本增加超过某一限度（如5%）时，业主才给予补偿，即小额风险由承包商承担，大额风险由双方分担或完全由业主承担。这种方式业主可以有效地降低承包商的报价，但其承担了建设期间的通货膨胀风险因素，如工料成本增加较大，将会大大提高工程造价。
1.2.2单价合同风险
在施工图不完整或工程项目内容、技术经济指标一时不能明确、具体时就需要开工，即不能比较准确地计算量，又要避免凭运气而使业主与承包商任何一方承担过大的风险，此时采用单价合同比较合适。在国际工程承包中，普遍采用的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便是使用单价合同。
（1）估量工程量单价合同。业主委托设计单位或专业估算师提出总工程量概算表，列出分部分项工程量，然后承包商在此基础填报单价，最后按照实际完成工程量计算总价。采用这种合同方式时要求实际完成工程量与原估算工程量不能有实质性的变更，工程量是统一计算出来的，业主只要审核单价，承担的风险相应较小，但如遇工程量大幅度增加，可能影响工程成本，使业主蒙受损失。另外，业主在实践中往往很难精确确定工程量以及变动范围多大才算是实质性变更。
（2）纯单价合同风险。业主仅开列有关分部分项工程范围、名称和计量单位，不对工程量作任何规定，由承包商逐项填报单价，经双方磋商后签订单价合同，工程竣工后，按合同单价和实际完成的工程数量结算工程价款。采用此种合同形式不利于业主控制工程成本，容易引起因工程量不确定、单价不合理而引起的成本风险，同时，对于工程费在不同工种间分摊以及不易计算工程量的工程，易产生相关索赔事件。
1.2.3成本加酬金合同风险
成本加酬金合同的基本特点是按开发项目实际发生的成本（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构使用费、其他直接费和施工管理费以及各项独立费，但不包括承包商的总管理费和应缴所得税），加上商定的总管理费和利润，来确定总价。采用这种合同方式，业主面临对工程成本不能实施有效控制和承包商对降低成本不感兴趣的风险，同时确定承包商的实际成本会大量增加业主的工作量，而且准确确定承包商的成本也有很大困难并存在许多漏洞。
（1）成本加固定百分比酬金合同。业主对承包商支付的人工、材料费等全部按实际直接成本据实补偿，同时，按照实际直接成本的固定百分比的酬金作为利润付给承包商。这种合同方式，承包商所得酬金与工程成本成正比，业主面临承包商故意提高成本以增加酬金收入的较大风险。
（2）成本加固定酬金合同。业主承担实际直接成本，酬金是事先商定的一笔固定金额。这种合同虽不会使承包商故意提高成本，但承包商也没有降低成本的动力，业主会蒙受可能降低成本的机会风险。
（3）成本加浮动酬金合同。双方事先商定目标成本，承包商所得为成本加酬金，如果实际成本低于目标成本，承包商所得除实际成本加酬金外，还可根据成本降低额额外获得一笔酬金；当实际成本高于目标成本时，业主根据成本增加值，从实际成本加酬金中扣除部分酬金。
（4）最高限额成本加固定最高酬金合同。承发包双方首先确定最高限额成本、报价成本和最低成本，当实际成本低于最低成本，承包商花费的成本和应得酬金均可得到支付，并可分享成本节约额；当实际成本在最低成本和报价成本之间，承包商仅能得到成本和酬金；当实际成本在报价成本与限额成本之间，只有全部成本可以支付；当实际成本超过限额成本，超过部分业主不予支付。这种合同方式有利于业主控制成本风险，并鼓励承包商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成本，其风险在于实践中合理、准确确定目标成本、最高限额成本、报价成本、最低成本和酬金较为困难。
2、招标中业主风险的防范
（1）业主应充分根据工程规模、工程特点和工程性质等，以及业主自身招投标管理能力，主要是有相关技术、经济和管理人员和编制招标文件、审查投标单位资质、组织开标、评标、定标的能力，合理确定招标范围和招标方式。
（2）对于公开招标方式，业主应严格对投标单位进行资格预审，认真考察投标人的技术、经济和管理等综合实力，侧重于其总体能力是否适合招标工程的要求。
（3）根据工程规模、工程特点和工程性质等，以及业主合同管理能力以及工程管理能力，确定工程发包方式。
（4）科学制定工程标底，充分考虑以下因素：适应工期目标的要求，对工期提前因素有所反映；适应业主的质量要求，对高于验收标准因素有所反映；适应建材市场的变化，对价差因素有所反映；正确处理间接费等取费标准。
（5）评标时以评标价最低，而不是以投标价最低为准选择承包商。评标主要应考虑业绩和信誉、施工管理能力、施工组织设计和投标报价4个方面，并以百分制计分。
（6）业主为避免因承包商违约而蒙受损失，应要求承包商提供可靠得住经济担保，包括投标保证函，履约保函等。
（7）对于第一类合同风险，业主可以通过补充、完善合同条款，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素质，而将风险转移给承包商或消除掉；对于第二类合同风险，即纯合同风险，业主可根据工程特点通过合同选择来回避和转移风险。
（8）不可调值总价合同一般适用于工期较短，对工程要求非常明确的建设项目，业主可通过尽可能明确分部分项工程内容、范围及工程量，提供完善的设计图纸来降低这种合同方式风险。可调值总价合同适用于工期较长，对工程内容和技术经济指标规定很明确的项目，业主可通过规定恰当的调价变动幅度以降低其风险。
（9）估量工程量单价合同方式一般适用于工程性质比较清楚，但其任务及要求标准又不能完全确定的工程项目，目前在实践中国际上采用较多。对于估量工程量单价合同业主可以通过规定工程量极限变动幅度，当工程量变幅超过极限幅度时，才允许适当调整单价来降低风险。纯单价合同方式适用于没有施工图，工程量不明确，却又急于开工的紧迫工程项目，业主可通过尽可能明确分部分项工程内容、范围及工程量，提供完善的设计图纸来降低其风险。
（10）成本加酬金合同方式主要用于业主在开工前对工程内容及其技术经济指标尚未完全确定，而工期紧迫又必须立即发包的工程，或业主与承包商相互信任，承包商在某些方面具有专业技术、特长和经验的工程。对于成本加固定百分比酬金合同和成本加固定筹金合同方式，业主可通过在承包合同中增加一些补充条款，如奖励条款等，以鼓励承包商降低成本。
摘要：详细分析在工程施工招投标过程中业主面临的招标与发包方式的风险以及业主在和承包商签订合同时可能面临的几种合同风险，并提出了在不同情况下业主应对风险的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1]邓卫宁.设备及专项分部工程招标时序调整的探讨[J].建筑管理现代化,2004（01）:21-23．
商业管理合同范本范文6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争议双方原签定的买卖合同经过结算，是否已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法院是否可以只审理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审理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法院应该如何处理？对此法院在审理中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某商业经销公司是凭据欠条起诉的，其知道自己销售钢材的行为是违法的，故其在起诉中只会要求法院确认现时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强调其他问题与本案无关。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法官只能审查欠条所证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应主动审理合同的效力问题，所以法院应支持某商业经销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某商业经销公司与某建筑公司之间形不形成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关键要看原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济组织的经营范围必须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其它无须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部门、行业或经济组织，则应经其主管机关批准，并在批准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上经营单位均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或主管机关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经营活动，超越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所订立的合同都是无效的合同。另外，对超出经营范围经营的，应当区分是部分超出还是全部超出，如果是全部超出，其为此订立的合同就是全部无效的合同；如果是部分超出，其为此订立的合同就是部分无效的合同。合同一旦无效，自然就无法形成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法院应驳回某商业经销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种意见认为，某商业经销公司没有经营钢材的经营许可证，其与某建筑公司签订买卖钢材的买卖合同，虽然超越了经营范围，但合同标的物钢材并不属于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商品范围，故法院应当先认定买卖合同为有效，然后再对某商业经销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对于本案，笔者认同第三种意见。
本案中，某商业经销公司没有经营钢材的经营许可证，其超越经营范围与他人签订了买卖钢材的买卖合同，并且实际进行了履行，其行为确实违背了我国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此外，我国1993年通过的《公司法》中也规定“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由此可见，这些法律都规定了如果超出经营范围而订立的合同是无效的。另外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法经（1990）第101号《关于如何认定企业是否超越经营范围问题的复函》中关于“企业的经营范围，必须是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企业超越经营范围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其行为应当认定无效”的规定，更是直接确认了超越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所订立的合同属于无效的合同。如果这样适用法律，法院当然应认定某商业经销公司与某建筑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合法，判定驳回某商业经销公司的诉讼请求。
但是，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于1999年颁布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合同法》，该法对以上问题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而是予以了回避，而将这个问题留由其后公布的司法解释去解决。1999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一）》，该解释第10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
其实，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与之前法律规范截然相反的规定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作为法律，它应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我国在制定《民法通则》以及《公司法》时，整个社会尚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当时各种法律规范中计划的成分还非常多。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中，如果仍然墨守成规，将法人等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限定在某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将非常不利于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打破常规，制定司法解释，承认了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依然有效。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现时代经济发展的方向，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当然，司法解释在确认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有效的同时，也对其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即“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