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论文范文1
（一）教育双主体文化生态关系失衡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核心正能量的流动过程，能量的传播主要在教师与学生和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但是受限于传统教学方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突出自己的主体地位，形成了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天然鸿沟，切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量传递途径，教、学两个主体的分离导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分离，最终导致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面理解很透彻，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我行我素的问题现象。
（二）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失衡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大学生的思想多元性是极强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较强的新知识接受能力和新观念领悟能力，而当前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还延续着过去的教育方法。以单纯理论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种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必然不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接受能力需求，导致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对学生失去吸引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来源于实践的科学价值观念，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活动中，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应该与教学方法的实践性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教育效果，而现实状况是，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实践性的失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
二、文化生态学视阈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激活文化生态定位
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的主导，主导的文化生态定位就注定教师不能够将课堂建立成“一言堂”，相反应该放低姿态，以平等的姿态对面对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平民化”的诠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过程中应该找准自己引导者的定位，更加注意学生的文化生态需求，从学生价值观的实际切入，以满足学生对价值观的需求为目标，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单纯的理论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价值体系，结合到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当中去，满足大学生对价值观念的需求，才能真正保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二）学生发挥主体作用，找到自己的文化生态位置
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其自身的文化生态定位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单纯的教育活动来看，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而在于学生接受了多少。所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重点还在于学生的文化生态位置确定，学生不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当成是普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应该结合自己在学习生活中的价值观需求实际，认识到自己在价值观问题上缺陷，体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是对自己价值观体系进行完善的最佳机遇，进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过程中充分的结合实际需求、实际状况和特殊事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深层次的体会和领悟。
（三）建立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
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传统教育理念指导下，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最终导致教师难做、学生难当的现象。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教师要在激发和培育情感上下功夫,使情感升华成为意志,实现意志转化为行为习惯的完美过渡,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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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文教学 生态价值观 培养方法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泛指我们的居住环境，具体来说，生态环境就是指一切生物存在的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这个词涉及面十分宽广，所能表达的范畴也越来越大，人们常常用生态形容很多美好令人向往的事物，例如健康、美丽、和谐的事物，都可以用生态修饰。
1.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观的原因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生态系统具有平衡性、整体性和生态性的特点，中学语文的生态构建应该以生活为源头，以平等对话为手段构建起主体生态，从校园语文教学环境、班级语文课教学环境、家庭语文教学环境、社会语文教学环境出发构建生态价值环境。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出发，将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相联系，建立一个和谐的语文教学网络。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热爱生活、关注社会、关爱他人和关爱大自然的人，只有具有了这些特质的学生才可以说是身心健康具备生态价值观念的人。
初中教学是学生进入高等学习阶段的过渡时期，选择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生态价值观培养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1.1中学语文教学是九年义务教育中的基础课程教学，是学生学习更多知识的垫脚石，它是学生培养生态价值观的根本，只有在开始阶段打好基础，才可以更好地培养生态价值观。
1.2根据新课标编制的中学语文教学，涉及生态文化，其内容丰富多彩，为生态价值观的培养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资源。
1.3中学生的好奇心强，学习能力强，在校参加课或者活动课时思维活跃，并且带有许多新鲜思想，能够很好地与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实践课相融合，从而达到很好的效果。
现代的中学语文教学已经不是以往的生硬地照本宣科了，强调在学科中感受到自然、人文、社会的力量，让学生在自然中学习人文环境，爱护生态系统，了解怎样运用自己的力量促进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了解怎样保护一切美好的生态环境，培养生态价值观。
2.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观的必要性与好处
生态价值观是指人们对自然万物以关怀的态度理性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反映出来的价值意识和价值诉求。它要求人们在谋取自身的利益中，以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本前提下，以关怀的方式生活和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实现自身与他人、社会和自然互生互助的生存方式。
2.1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必要性
2.1.1中学阶段是一个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从形成到成熟的重要阶段，初中教学与生态问题有很多内在的联系，尤其是语文教学，在初中语文课程中渗透生态价值的培养，可以让学生们对生态高度重视，了解生态价值观的重要性。
2.1.2初中课堂实践教学性强，在竞争压力还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学校可以多开展生态互动教学，让同学们通过语文课的学习更加亲近社会，亲近自然，从而培养生态价值观意识。
2.1.3初中生思想活跃，学习能力强，语文学习由于贴近社会和生活，容易被学生们接受，在语文学习中渗透生态价值观的培养，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于语文学科的喜爱之情，更可以使学生在语文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生态价值观。
2.2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好处
现代社会信息化和科技化不断加剧，经济日益发达，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冷漠，生态价值观的薄弱和人文观念的缺乏，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不了解什么是生态，什么是生态价值观。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好处不言而喻，概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2.2.1由于小学生对于概念性的东西只有浅显的了解，甚至只能说是知道，却没有深入了解其意义。由于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有限，而进入中学以后，会在学习和理解能力上有长足的进步，吸收知识极快，所以在中学培养生态价值观是最佳选择。
2.2.2初中生的科学实践性强，也就是说他们更加喜欢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学校通过语文教学开展的生态活动较多，每年节假日，更会组织学生亲近社会，亲近自然，亲近周围的人们，从生活和实践中接受生态知识。
2.2.3初中阶段是学生打好人生基础的重要阶段，由于高中学习压力较大，大学面临就业问题的压力，所以选择初中培养生态价值观，不但可以利用有限的时间灌输一定的理念，更可以让他们从活动中了解生态，树立生态价值观。
生态价值观的培养在现代社会中，对于学生来说是十分有必要的，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教师培训中都会有培养学生生态价值观这一项。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生态价值观的培养，不仅可以带动学生快速思考，让他们感受生态的美好和不足，从而得到启发，学会思考，培养生态价值观，而且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贵红.生态课堂教师需具备的三种心态[J].科学教育，2010（05）.
[2]李小玲.谈语文生态化教学的特征及其实践构想[J].文学教育（上），2009（10）.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3
(一)贾思艇生态哲学的理论价值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符合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共同诉求。在党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喻示着人与自然是共命运的，自然的存亡就是人类的存亡。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态危机的出现无不是源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无不是发生于人类自身理性对自然界的潜越，无不是将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征服对象，而人类却将这种征服视为正义的和理所当然的，这必然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紧张和自然道德原则的失序。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任务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理论对实践总会呈现出一种超越性和预见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蓝天碧水的绿色中国关键在于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要有意识地去吸收古人对生态问题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与理论，以求为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借鉴。反观贾思瓣的《要术》中所蕴含敬天法地的农业环境生态伦理思想、“顺自然”与“骆马首”相结合的农业科技伦理思想、注重人为主体性的伦理思想，其所表征的恰是确立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这不仅遵循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运动和有机变换规律，其所倡导的农业生产理念也是与当代全球所倡导生态伦理价值是一致的，我们应当对其进行批判性地挖掘和整合，进一步其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使之在当代的生态危机背景下重获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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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丈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反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中国业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垃灿烂的未来。
世纪之交，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热潮。综观众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大多是谈论它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而较少关注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及其内在伦理价值诉求。显然，在生态文学热潮中，生态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理论探讨。而“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而且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阳因此，生态文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一积极的现实姿态必然要求生态文学及其写作回到其自身特有的语境中，本着大地意识和生命意识，自觉地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因为只有通过作家的生态写作，才能真正唤起全社会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忧虑，从而实现生态文学的生态伦理价值诉求。
人类在精神生命的自我理解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形式—文学，并借以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生活变化中的复杂情绪、思想情感。正如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所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应该说文学自产生之日起便成了人类存在的证明，即所谓“文学是人学”。而“人的文学”也便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一直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结构并演绎和变化着。在“人的文学”的文学观念中，人作为主体始终是文学艺术的终极抒写对象，自然却一直扮演着作为审美的文学客体的角色。因而，无论是对自然的赞美性描绘，还是对田园生活的歌咏，主要还是根源于书写者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不但如此，“人的文学”的观念还将人推向了地球乃至宇宙的中心，并由此确立了人至高无上的特权—自然的主宰，而特权的恶性膨胀便是对自然肆无忌惮的征服、掠夺和索取，其结果无疑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瓦解。生态文学则从另一种文学视角切人到“人的文学”中来，自然的生命现象形态成为人的灵魂直面的对象，一开始就确立了把价值赋予生态系统整体的观念。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个部分的“善”取决于整体的“善”，一切个体的价值、幸福和基本的健康条件都应当依据有益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来给予评价。正如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共同体”理念，“人从万物的主宰、中心转变成生物共同体中一位普通的公民，他必须约束自我，与其他万物平等和谐共存。同时，他的义务也随之转变成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也就是说，生态文学倡导的是“生命的文学”，所强调的核心应当是对于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尊重，“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
应该说，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文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也是判断生态文学的一把标尺。“人的文学”固然尊重生命、呵护生命和歌咏生命，但其生命被狭义地框定在人的生命这一限度内，因为文学的生命之根置于人性的深处，“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因而一切外在于这一尺度的生命自然被“人的文学”所遗忘。若有书写，也仅仅是作为人的生命的某种合法性证明而已。但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已然打破了长期以来“人的文学”对生命的有限框定，为一切生命搭建了一个共舞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的生命和一切外在于人的生命之间已不再有主客之别、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呵护，共同演绎着生命的交响曲。
因此，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深层地体现着文学的伦理价值的转变。在“人的文学”观念中，人的主体性决定了人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则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有工具价值。因此，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只能是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文学对自然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果说对自然有义务，那么这种义务也只是对人的义务的间接表达。所以，“人的文学”就将自然排除在自己的道德关怀之外。而“生命的文学”所张扬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无疑将文学的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因为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的伦理设限已不是人的法律而是大地来设定伦理的界限”。
众所周知，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动因。代表人类文明的科学技术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物质贪欲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加剧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裂变，而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使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变得百孔千疮。因此，“生命的文学”有着其内在的伦理道德原则，比如生命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平等以及更多的公正;节约与合理使用资源;人类自身的责任与义务等等。有学者曾将生态系统的基本伦理原则概括为:1、循环性。要维持生命活动，生态系统的物质就必须循环，否则将毁灭生命。2、整体性(和谐、有序、动态)。生态系统必须在一定的承载阑值范围内保持稳态，如果超过阂值，维持生存的稳态就将被破坏。3、动态平衡性(适应、协调、进化与再生)。生态系统的基本伦理原则理所当然适合于生态文学，那么生态文学就应该自觉承担其语境内的应有之责，即自觉履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
生态文学作为“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必须肩负生态责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以确立生态中心和生态整体的观念。在生态文学语境中，自然已不再是人化的自然或人的对象化，而是与人互为主体或背景并共同形成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因此，自然有权利对长期以来在与人的关系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境遇—被征服、被控制、被掠夺和被摧残作出申诉和抗争。当然，无言的自然是无法直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但无言既不等于缺席，也不等于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更不等于人类就有权利去肆意地践踏他们。其实，对于人类的残暴，自然早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带有自虐倾向的更为直接的抗争:水土流失、大气污染、冰河解冻、全球变暖、山洪海啸……然而，长期以来，自信的人类总以为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就可以战胜灾难，并在屡屡的征服中极大地宣泄着所谓的智慧和能力带来的短暂的快感，也极大地膨胀着对自然的贪欲。如果我们不进行生态整体性反思，那么，最后的失败者必将是人类自己。因此，布伊尔就突出地强调，“生态文学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并热切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高度赞美为生态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而这一生态责任又当然地赋予了生态文学一种特殊的身份—人与自然和谐对话关系的代言人。
当然，面对千疮百孔的自然以及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来说，仅仅有忧患、呼吁和真相的披露还远远不够。因为生态文学还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川侧所以，文明与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征服与统治自然批判、工业与科技批判及人类欲望批判等等。生态文学尽管表现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但其落脚点却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及社会发展模式上。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乔纳森·莱文语)。中，欲望批判是其核心。因为欲望的恶性膨胀，不但导致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从而伤害自然，而且也会扼杀人的灵魂和美好天性，亦如华兹华斯指出的那样:“这尘世拖累我们可真够厉害:得失盈亏，耗尽了毕生精力;对我们享受的自然界所知无几;为了卑鄙的利益，把心灵出卖!因此，“如果人类不想或不能控制住魔鬼般的欲望，那结局只有一个:与地球一起毁灭。
生态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在其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对生态、生命理想状态的文学畅想仍是其自觉的伦理价值诉求。因此，“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所以，在文明与文化的批判中，生态文学不仅要心怀地球、放眼宇宙(毕竟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还要在更大限度内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张扬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畅想生命美好的未来。
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不但有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而且外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现实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地要求我们的作家改变固有的写作模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生命书写。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不乏对自然物的歌咏和赞美、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生态意识。但总体而言，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不是为了生命而礼赞生命，也并非真正为自然物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自然仍旧作为人的背景而存在。因此，他们很少有自觉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书写。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认为，如果文学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来展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因为他仍然属于“人的文学”，仍然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m(t)(PS-9)应该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我们有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如郑义的《中国之毁灭》，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将飘逝》等。正是这些作家对这些不为人所知的事实的叙述，人们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我们到底面临着怎样可怕的生态危机，其勇气和责任心令人敬佩。
在世界生态文学的影响下，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生态文学创作，于瞒姗中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是体裁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突显的生态危机，最先做出反映的是一批有着时代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以其生态报告文学切中了时代的命脉，奏响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序曲。尽管于激情中略显仓促、在记录中缺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是所彰显出来的生命伦理价值诉求仍旧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文学界的关注。因此，愈来愈多的作家开始自觉地站了出来，并以其丰富的声音—生态小说(如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等)、生态散文(如李存葆的《大河遗梦》、周小枫的《鸟群》等)，完成了中国生态文学由独唱向合唱的转变。
二是由早期的生态危机的记录和展示转向深度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
在生态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中，作家们努力以更为深人的思考与探究，从体制、人性等角度探析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原因，揭示了生态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如张抗抗在其小说《沙暴》中，不但向我们展示了内蒙古草原老鼠肆无忌惮吞噬草原、草原沙化迅速蔓延的状况，而且还深刻揭示了草原沙化的原因:表面来看是因为插队知青辛建生等出于天真的愿望大量捕杀老鹰所致，但其深层的原因却在于人类欲望的恶性膨胀而导致生态整体性的破坏。
三是生态文学媒体也开始从其它媒体的附属品地位中逐步形成其逐年形成其独立性品格。前期的生态文学作品主要依赖于一些报刊杂志辟出的诸如“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绿地”等专刊专栏而得以面世，或借助于一些带有民间自发性质的生态文学网站披露真相，寄予他们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但是，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于生态间题的日益重视，一批纯粹的生态文学杂志如《大自然》、《绿色大世界》、《自然与人》、《绿叶》等相继创刊出版，为生态文学搭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从欲望化的斗室中走出，亲吻大地，直面一处处生态危机场。
诚然，中国生态文学由于种种原因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题材相对比较单一、文化批判仍显嗒若寒蝉、生命意识依旧显得较为淡漠，等等。但是，我们仍有理由相信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煌灿烂的前程，并与其它民族的生态文学一道谱写“绿色地球，绿色生命”的生态新篇章。那么，就让我们坐着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去畅游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和美的生态未来吧—
“我还是变成鱼好。我要从这个地方游走。我还是变成鱼好!
生态价值论文范文5
【关键词】 自然价值论;生态思维;环境伦理学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迅速地传播。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给中国学者带来的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新的价值观,同时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要阐述自然价值论对我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首先得阐述“思维方式”的含义。思维方式是人的大脑思考问题的方式,大脑对信息进行加工活动的方式。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思维方式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方式。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按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来思考,这就是主导性的思维方式。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客体价值思维和理性思维,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在中国自身生态文化传统和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整体思维、主体价值思维和直觉思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生态思维对整体思维的完善
生态思维也叫生态方法论,就是用生态的观点来观察和认识事物,思考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发生的问题,并用以指导人们更为合理地理解和解决问题,它是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并威胁到人类生存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生态思维反对还原主义的方法论,主张用动态、整体的思维去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它从动态变化过程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宏观特性,认为过程比结构重要,结构是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东西,如它认为生态系统不是生物个体的静止组成,而是太阳能流与地球表层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从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观点来看待事物,认为关系先于关系物,关系的整体决定部分;认为环境决定着事物的存在的性质;认为事物是网络性的存在,相互作用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在事物的变化中有重要作用,涨落与放大效应;认为人类处于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与生命世界血肉相依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从生态思维来看生态系统,不仅要看到竞争,更要看到协同,所以要善待自然,尊重生命,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健康和美丽。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以生态学、宇宙学、地球科学、协同学、一般系统论、进化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理论、超循环理论等自然科学和理论为基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了形成了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思维。生态思维包含了整体思维,又超越了整体思维,它还强调事物的自组织性、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更加注重直觉,是缺乏自然科学和理论基础,这种以现代自然科学和理论为基础的生态思维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整体思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学者在中国生态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了整体思维,他们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构成整体的部分自身又是由更小的部分组成的子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谋昌教授在《可持续发展观与哲学范式的转换》中写道:“生态哲学存在论是关系实在论。它认为世界各种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在这里‘一切事物与一切事物有关’。它重视研究一切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离开对事物关系的分析,我们不能全面认识事物。生态哲学存在论是过程实在论,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运动和变化的。在这里,结构不再被看成是基本的东西,结构是基本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过程是更基本的”。他还认为“事物的性质由整体的动力决定,整体的动力学是主要的,部分是次要的”,同时,“事物作为创造结果的整体,又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进化的”。生态世界观“不强调首要次要之分,不强调以什么为中心,因为它认为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重要。所有生态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是互补的。”而且“生态哲学认为物质作为自组织系统,它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物质演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主动性,包括无机物的主动性、生物主动性、人的主动性,事物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创造性和智慧,都是演化的,具有层次性和阶梯性。”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余谋昌教授吸纳了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并将其融入可持续发展之中。
在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的影响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在《像一座山那样思考》中运用这种生态思维诠释了利奥波德的“像一座山那样思考”的含义,他认为“一座山是活着的实体,它是群山和大地的组成部分,其上有活着的存在,动物、植物、微生物和人类。这座山知道山的历史,知道其上的一切生物都处在相互依存的有机体结构关系中,体现活着的属性:整体性、稳定性、多样性、有限性和时滞性,具有目我调控的生态功能”。
南京林业大学的王聘教授也较早地接受了生态思维。他认为生态思维是从机械论到有机论的本体论转换、从还原论到复杂论的方法论超越、从支配论到协同论的价值更新。他说:“生态思维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观察地球生命结构的方式出现的,在生态科学看来,无序、不稳定、多样性、不平衡、非线性关系以及暂时性是生态系统演化最基本的现象,现代生态思维的基本方法是复杂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容和运用了现代所有严格的分析技巧,但又超越了分析方法。复杂论方法的最本质特征是整体性和动态性,更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强调生态系统的不断生成、不断展开和不断转变。”他认为现代生态思维是人类新世纪理性认识的一种新形式和新方法,其关于世界的认知模式、认识方法和价值取向的生态化阐释,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还会带来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为哲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如王国聘教授所说的,生态思维确实给中国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江华教授的《论生态思维方式对工业思维方式的超越》和付晓男的《生态思维方式――对辩证思维的回归》等文章从不同方面对生态思维进行了论述。
王聘教授还将生态思维用于现代城市观的更新中,他认为生态思维为城市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生态思维的普及和完善,也必将带来城市发展观念的深刻变革。在《论现代生态思维方式与城市观的更新》一文中他写到:“从生态思维的系统整体观看现代城市,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他主张对构成城市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整体性调节,不断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使之走上尽可能优化的发展道路。此外,他还从自然与人共生的生态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对城市的价值做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根据人与自然共生的城市生态价值取向,城市应该具备能流和物流效率高、废物流低,生态宜人度高,城市文化体现多样性等生态特征;他还认为将网络化与模型化的生态思维方式的研究方法用于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可以实现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此后,在《现代生态思维的价值视域》一文中,王聘教授对生态思维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二)客体价值思维对主体价值思维的促进
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80年代引进和翻译西方环境伦理学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中国学者一直处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并且他们并没有觉得人类中心主义有什么不合适,认为环境污染和破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他们还没有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危害,也没有怀疑只有人类才具有价值或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的价值思维有什么不当。当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时候,中国的一些敏锐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此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传入,正好给中国学者带来了不一样的价值思维。自然价值论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派别,它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并且认为价值最重要的属性是创造性,肯定自然物的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由自然价值推论出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人类不仅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从自然物自身的内在价值出发,去尊重、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承担对它们的道德义务。”很显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价值思维是一种客体价值思维,他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认为自然物本身也具有价值,自然物本身也是价值主体,而不是只有人是价值主体。在此之前,中国学者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的价值思维是一种主体价值思维,要么认为自然没有价值,要么认为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只有人是价值主体,自然只能是客体,它只有在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才具有工具价值。在这种主体价值思维的指导下,导致了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也日益恶化。
在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基础上,在自然价值论的客体价值思维的影响下,余谋昌教授于1987年发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一文,提出了自然界除了具有作为人的手段(工具)的价值外还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人类不能仅仅从人的尺度进行评价。我们需要承认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这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主张把道德权利的概念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环境问题与环境伦理学》中,余谋昌教授明确表明环境伦理学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否认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自然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非商品性价值,如科学和自然史价值,宗教和文化价值等,“自然界不仅具有以人为尺度的价值,这是自然界作为人的工具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外在价值;而且具有以它自身为尺度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生命和自然界的道德价值”。此后,余谋昌教授还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客体价值思维,他说人类中心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不全面的,它认为只有人有价值,生物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为只有人是目的,只有人有利益,这也是局部真理,是不全面的。
除了文章中所体现的客体价值思维之外,余谋昌教授在《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生态学哲学》和《自然价值论》这三本著作中也都体现了他的客体价值思维。从接受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以后,余谋昌教授的文章和著作中,基本上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的佘正荣教授在《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中认为传统的价值概念需要新的拓展,他认为“价值是自组织系统的本质特性,是自组织系统在进化过程中‘有目的地’维持自己而固定在稳态结构中的成果,以及它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超越性活动。”据此概念,佘正荣教授认为自然自身具有创造性价值和维持性价值、整体价值和局部价值、自为价值和工具价值,他说“自为价值可以看做系统自身的内在价值。”其价值分类和自然价值论中的价值分类不一样,也可以看出佘正荣教授是认同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
(三)理性思维对直觉思维的充实
理论界一般都认为,所谓理性思维就是人脑所具有的一种逻辑思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规律和客观事物规律进行认识的形式和认识能力,是认识主体通过一定的逻辑化、程序化过程、途径来反映对象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能力。直觉思维就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思维,带有意会性和模糊性。生态学揭示了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包括人类在内的人与自然、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态学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维的产物。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在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知识的基础上建构,并且是以理性思维加以严谨的逻辑论证来阐明。持有中国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观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中国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中国生态伦理传统对于当代人类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立足于农业文明时代经验基础之上的直觉思维成果仍然缺乏西方科学发展的理性思维,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中国先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观察经验,是其思维方式传统形成的基础,其观察的特殊方式就是以象观物。以象观物的观察方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重效验的经验思维和内在超越的直觉体悟。它缺乏严格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疏于对事物进行概念的本质分析,层次结构的深入解剖,和事物间关系的稳定法则的掌握。
在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影响下,学者们看到了直觉思维的局限性,努力以理性思维的要求,去严谨地阐明和论证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如余谋昌教授的《生态学哲学》一书,便是运用理性思维来思考哲学问题,书中大量地阐述了生态学的概念、生物与环境的适应和进化、生态系统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生态系统的演化、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生态有序与无序、环境因素的生态作用等,并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和价值关系的角度对生态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便给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提供一种坚实的科学和哲学基础。佘正荣教授在《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一书中,吸取了西方生态学、系统哲学、自组织理论、生态哲学等成果,重新诠释了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内容和在当代的价值。并且在第四章中,专门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的根源、基本特征,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如何利用西方科学理性思维来改造完善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途径。
当然,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是是相互依存,非理性思维脱离了理性思维,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理性思维离开了非理性思维,就失去了认识的重要手段与思维的动力,使理性思维无法正常进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理性思维是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原有的非理性思维的促进,从而使中国环境伦理学者能够将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二、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影响
自然价值论在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基础上,也影响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此后,中国的众多学者都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进行了阐述,有赞成其观点,也有反对其观点,也有赞成或反对其部分观点,但是从客观上看,都促进了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一)自然价值论与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在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影响下,1994年,余谋昌教授发表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提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点,随后引起了一场关于环境伦理学价值定向的大讨论。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中,余谋昌教授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伟大思想,并作为价值观指导人类的伟大实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在一定的意义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是局部性的,或者暂时性的。这种价值观的‘反自然’性质的作用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又从根本上损害了人类的目标,并从而使人类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所以他认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人类的必要选择”。
同时,在这场关于环境伦理学的讨论中,叶平教授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人类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或最终目的的生态伦理,实际上是把地球或生物圈当作工具或手段的社会伦理。因为这种伦理:(1)只是社会伦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应;(2)没有把伦理考虑真正扩展到生物圈,其症结在于只承认人类利益。生态伦理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进化。它的科学基础有赖于对自然界总体的看法和人在自然界地位的认识。”叶平教授认为环境伦理学应该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此后,叶平教授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中分析了人人类中心主义的四种局限性“首先,它只关心人类及其环境,不顾其它生物的生态,这是一种传统的伦理学……最后,人类中心主义是不科学的,其伦理也是人类主观的。”
杨通进博士在《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中写道:“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它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的理由。只有当人们也同时把保护环境理解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个内在要素、并承认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他认为人类中心论把人的存在维度和意义空间完全压缩和限制在人际关系范围内,这种只关心其同类存在物的做法是有待超越。因此,要超越人类中心论,因为“人类中心论是关于人的生存的伦理学,而不是关于人的完善的伦理学”。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大批学者如王国聘教授、佘正荣教授、雷毅博士等,都纷纷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我国环境伦理学呈现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二)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对自然价值论的阐发
自然价值论自此传播到中国以后,就引起了中国学者极大的关注,他们纷纷对自然价值论加以阐发,其中有支持也有反对。
余谋昌教授著的《自然价值论》一书,就从自然价值的概念、性质、结构、分类、进化、生产、评价与评价模型等各个方面对自然价值做了详细的阐述。他还将自然价值和可持续发展观和人类的未来联系起来,肯定包括内在价值的自然的全面价值,他认为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科学的转变、经济学的转变、伦理学的转变都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他说“在整个世纪,人们否认自然价值,发展了一种自然界没有价值的哲学和科学。现在对自然价值的关注也许会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以至它会成为21世纪的关键词”。何怀宏教授从权利到价值、主观价值论到客观价值论、生态系统的价值和自然价值论的应用这几个方面阐述自然价值论的,他认为罗尔斯顿没能解决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的统一和同一,这便是自然价值论的缺陷,也是西方伦理学的缺陷。佘正荣教授则从道德范围的扩大和自然的价值、人类应该如何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这几个方面来展开。他认为“罗尔斯顿虽然跨越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但是还没有跨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界限。
王国聘教授认为“罗尔斯顿把哲学关注的目光转向‘人类与地球生态系之关系’,转向一个不曾被人们所重视的荒野自然,通过确立生态系统的客观的内在价值,为当代保护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独立于人们的主观偏好的哲学依据。”杨通进博士主要从自然价值的特征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两个方面去阐发自然价值论的。李庆臻和李易在论述生态和谐伦理时,认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生态伦理是生态和谐伦理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王超和李奇伟认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对传统价值观在实质上的重建和范围上的拓展。贾向桐在承认自然内在价值理论尚存在许多不足的基础上,对其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首先,自然价值概念是针对传统人类中心论观念而提出的,它试图通过批评、否定来超越那种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的传统观念,而对价值概念加以扩展和重新界定,从而开阔了我们思维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传统价值观念。而且这种价值概念内涵的转换带来了新思维方式的出现。其次,它毕竟体现了人类为实现自我超越、克服在种族上的局限性、重新认识、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在实践方面,自然价值理论为人类保护环境提供了更为根本的理论依据,从而消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运动中的不彻底性,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铺平了道路”。
黄炎平、刘建金认为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石,“这一崭新的伦理学一方面扩展了有用性的内涵,不再从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来看待自然,而是从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来理解这一概念;另一方面从目的论与整体论视角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在时间维度上将人类道德义务扩展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空间维度上则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马兆俐认为“西方环境伦理学领域中对自然价值最系统、最经典的论述,当数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创建的自然价值论,从自然价值的主客观统一性、自然界价值的层次性和内在价值、工具价值与生态系统价值模型三个方面创建了一种自然价值‘新’论。”“罗尔斯顿摒弃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旧范式,提出了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新范式,开创了从价值论的角度研究环境伦理学的方向。”
也有人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如傅华教授,她是不认同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的。她认为罗尔斯顿的客体属性说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她赞同关系态这种观点。“‘自然价值’是反映、概括和表述人与自然的一种特定的实践一认识关系的哲学范畴,其主体必定是人,只能是人;依据人的需要,自然具有四种价值:资源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人类作为自然价值的主体,不仅是自然资源的开发者和享受者,而且是自然生态进化的保护者和引导者。离开人类主体的需要去讨论自然价值,是对“自然价值”的曲解和误用,依据这样的概念和范畴所建构起来的所谓‘生态伦理学’,其科学性是令人怀疑的。”傅华教授还通过认真剖析自然概念的不同外延,分析了自然价值的实质。她认为我们所说的自然价值就是指社会自然的价值,也就是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属性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
刘福森教授认为生态价值概念的提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它离开认人的尺度去理解价值,就必然陷入把‘价值’等同于‘存在’的理论困境。如果说‘自然之物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它们的价值’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价值呢?”他认为,我们之所以把自然界的那些生态机能叫做生态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对人类生存具有积极意义。他还认为价值是主客体的关系属性,而非单纯的客体的存在属性。离开同人的关系,自然物的所谓内在属性只不过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属性,并不具有价值的属性。生态伦理学把生态价值说成是自然本身固有的属性,实质上是把事实等同于价值,把“是”等同于“应当”,把存在论等同于价值论,混淆了价值论与存在论、科学与伦理的区别。他还提出生态价值是一种“存在性价值”,即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只有在自然物被毁灭、消灭时才能实现,而自然物的生态价值则只有在保持其存在时才能实现出来。除此之外,张德昭、何文模、黄爱宝、高田纯、杨曾宪、刘英、李建珊、胡军等人也从不同的方面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否定。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或者是赞成或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部分观点,都可以看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及其环境伦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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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论文范文6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本位；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01803
1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启了近200年的工业时代，也带来了地球资源的井喷式开采。20世纪中叶，后工业时代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抑制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问题。人类社会要摆脱困境，社会发展转型势在必行，转型的核心是要解决发展的生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导致了国内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特色发展模式。这些举措都促进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本文对国内主要的狭义社会主义论、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和生态伦理理论等5个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进行评述。
2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2.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论
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批判和解决生态危机为宗旨，以建立和谐的绿色社会为目标，深入研究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强调人类应该依照生态要求规划生产，反对单纯经济增长主义[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包括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和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人类存在是建立在人类与生物系统之间和谐、相互尊重的关系上，但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认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应当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
国内狭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初期，学者们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体现其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其中，柯自源（1977）提出“资源枯竭论”是“庸俗生态系统论”的观点，作出了世界现在面临的不是资源枯竭、生态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断[2]。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讨论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范式，他们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生态弊端的理论批判和对绿色未来社会的理论设计。潘岳（2006）提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3]。郇庆治（2006）则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性问题，即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相融性[4]。
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流动快、工业发展迅猛，这对本来就有限的资源造成了的巨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但回顾我国社会发展之路，发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如今也不得不面临生态危机的挑战，可见社会制度并非影响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弊端的凸显，现下国内与其相关的研究日益减少。
2.2生态中心论：生态本位
生态中心论是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普遍认同的理论，它以生态优先和生态本位为基本原则。强调人类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界，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主张生物圈平等主义[5]。它主要包括生态优先论、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指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于人类需要的内在价值和按生态规律生存下去的权利。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在借鉴和认同西方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上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申曙光（1994）秉承生态优先理念，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着眼于其哲学、科学、能源等三大现实基础。他以生态文明在国外现实中的生产实践为论据，论证了优先考虑生态效益再考虑经济效益的必要性[6]。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提倡和发展，曹明德（2002）主张生态本位、生态优先，人类并不具有相对其它存在物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提倡“生物圈平等”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和谐的思想[7]。
但生态中心论遭到了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反对。白光润（2003）就曾指出，人类利用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人类为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促进生态系统的进化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必要干预是必需的，把人类混同于一般生物的纯自然主义也是对人类进化的否定[8]。正如王雨辰提及的人类中心论者对生态中心论的驳斥：一方面，任何物种总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而不会以其它物种的福利为中心，因此人类中心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另一方面，脱离人类利益的生态运动是缺乏内在动力和不可持续的[9]。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本位、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等观点冲击了自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利益优先的社会意识，但其论述在理论内涵上具有含糊性，而且没有建立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而是诉诸直觉和体验。生态中心论者阿恩・纳斯（Arne Naes）在其“深生态学”中论述了他的“生物圈平等主义”： 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这种直觉方法下的研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
2.3现代人类中心论：可持续发展观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坚持人类价值的本位，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先地位和目的地位，但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又颇为不同，戴维・珀（David Pepper）将它定义为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且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中心论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末，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被赋予了新时代内涵的人类中心论重新回到人类发展的视野，丁立群（1997）从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提出人类发展应以人的最终解放为元价值，旨在建立人的完整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10]。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展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实践，俞可平（2005）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前提，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11]。尹世杰（2004）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人类中心论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承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存在着缺陷，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什么问题[12]。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观也会带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诸大建（2013）提出在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深化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13]。国内持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学者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但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虽然从生物都有其利己心来看，现代人类中心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一味从人类利益出发，不尊重自然界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行为，必将导致自然的报复，这从现在全球面临的生态困境上就可见端倪。
2.4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学者们从我国社会实践中汲取经验，是根据我国历史和现下实际情况所提出的独特思考模式，它主要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生态批判理论等。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明确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物质、精神和生态的协同共进，这个理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充实，形成了现在的“五位一体”发展理论，生态批判论从生态角度对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展开生态批判。
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备受国内学者的认可，刘思华（200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提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明确人类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14]。此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与实践的重要性”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刘俊伟（1998）认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社会实践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和历史唯物主义观作为生态文明发展的哲学理论基石，社会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15]。王雨辰（2009）也一直提倡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范式[16]，强调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应当通过变革不公正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合理协调人们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来解决生态危机。此外，刘仁胜（2010）也赞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要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17]。但有许多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也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曾德华（2013）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仍存在一些不足[18]，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把资本逻辑作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时，未能深入检审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分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时，又未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内涵以及生态危机所彰显的文化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全面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不乏深刻之处。它力图将生态运动引向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但由于它在使用马克思哲学观点和方法论时具有一定片面性，可能会造成改革途径偏离。
2.5生态伦理理论：“人―自然”中心轴发展
生态伦理理论出于中国传统人类伦理基础，承认生物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但它并非生态中心论，更不属于人类中心论，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型，构成“人―自然”中心轴系统。人与自然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一方的繁荣与发展也必定以不损害另一方利益为前提。生态伦理理论主要包括生态价值论和道德关怀论，要求人类要承认自然界拥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伦理主体自觉地、能动地履行道德义务、提供道德关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的生态伦理学也为我国研究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生态价值论定义了自然界价值的双重含义，狭义上是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广义上是指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维持生存需要的满足，后者就是生态价值。叶平（1995）要求我们理解自然界价值和生态价值，提倡的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价值观，是对生态系统、生物圈的生态价值所进行的总体透视[19]。
不过，生态伦理理论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刘福森（1997）认为，人类之所以应当保护生态自然，最终是出于对人类全局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的终极关怀[20]。但余谋昌（2009）提出生态伦理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出于保护自然价值的目的，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行为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社会的积极力量[21]。人类在保护生态与关怀人类生存利益存在的是联动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现在生态伦理学正在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参考范式。
生态伦理理论紧密结合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倡环境道德研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普及化，并将成果转化为公众的精神财富，为现实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伦理基础。不过其“合乎生态规律的就是有价值的”的论述把生态规律看成唯一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Georg W.F. Hegel）唯心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一观点仍存在广泛地争论。
3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
撇开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不谈，自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提出伊始，它们及其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相对正确地阐述了后工业时代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并推进了生态文明的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观点的缺陷与不足也逐渐显现。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其中结合了我国生态建设实践与经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以及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出发的生态伦理理论等较受学界认同的理论也加入到论战当中。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未来一段时期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感谢：本文在选题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刘江宜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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