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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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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角度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众多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结论。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1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2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专著，最初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主要介绍国外经济结构现状。这让国内学者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其后国内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开始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其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和说服力更强。
（二）产业结构政策
一些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著也逐渐被介绍进我国。有些国家被认为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带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战后日本和韩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起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包括佐贯利雄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等。这些论著主要是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其后，产业政策的研究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学界的热点，较早期的研究有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王慧炯、李泊溪、周林主编的《中国产业部门政策研究》等。这些研究认为产业政策应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角度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众多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3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4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专著，最初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主要介绍国外经济结构现状。这让国内学者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其后国内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开始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其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和说服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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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资本问题；融通性；研究范式；视域
中图分类号：F0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05-06
步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引下，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这四大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具体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将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新的挑战，经济学界迫切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应加强对《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其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本身都是科学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理论的研究，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许多理论成果对深化改革的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特别是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资本的研究似乎松懈了。这显然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不相符合。
改革开放至今，三十余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观念、概念、资本实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问题的研究也面临着全新的重大挑战。一个基于文献的判断是对《资本论》视域研究的、马克思称之为极其简单而无内容的最基本的资本问题的研究停滞不前，文献极少；而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域的具体而极其繁杂的资本实践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文献极多。两种视域下资本问题的研究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给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带来了深思。本文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就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基于《资本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种视域比较资本研究的融通性问题。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基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90年代的中后期，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功能等，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概括为“为资本正名”。其中代表性研究包括梁坚、何炼成、杨承训、文宗瑜、武建奇、蒋学模等的研究[1-6]。另一个时期是在21世纪初，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对资本的研究更多地结合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特别是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的特殊性，但文献的数量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何炼成等[7]。但也有学者批判了“资本中性论”，认为不存在“公有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总之，上述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而主要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的具体形式进行研究，其资本形式主要表述为：中国固定资本存量，特别是物质资本存量以及中国资本积累及其效率等。代表性学者有：张军等、李治国等、王孟欣、张勇、吕冰洋等[8-12]。这些研究一般使用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构建数学模型，通过实证结果检验其结论。通常认为这类实证研究与第一类从《资本论》视角对于资本的研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此也很少有文献把二者结合起来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两类研究之间可以互相借鉴，特别是对于从《资本论》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可以借助于第二类研究的某些数据或结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得到一些更有价值的成果。综合来看，完全照搬《资本论》的内容，将其看成不变的教条，直接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中根本行不通；而完全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也有可能陷入“数学教条主义”[13]。可见，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须借鉴外国一切先进理论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因此，一个可行的思路是以《资本论》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时，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具体资本的某些方法、手段。从《资本论》三卷研究内容的逻辑关系来看，第一卷着重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三卷中“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明显不同，且有明确的规定性。一卷中“资本”概念最抽象；二卷中“资本”主要指产业资本，或更加强调为工业资本；三卷中“资本”主要指各种具体资本，即作为特殊要素的资本形式。可见，本研究可以借鉴马克思《资本论》三卷的研究思路，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长期以来，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似乎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资本问题，就是一个很高深的领域，只有专门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才去做，并且似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体的资本形式及其表现出来的科学数据等相隔离，这显然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且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而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保证其研究结果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二、两种视域下比较研究的主要方向
（一）资本概念
“资本”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范畴，马克思正是围绕“资本”构建展开他的经济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频繁使用资本概念，但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赋予资本的内涵大致有狭、中、广三种，我们分别称之为狭义资本、中义资本、广义资本。
狭义资本，作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特殊剥削关系，是反映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特有范畴。马克思说：“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4]在这里，资本以劳动力商品的存在为决定性条件。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上述狭义的资本关系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其他一切关系，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范畴，最基本、最主要、最常见的是这种狭义资本。
中义资本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剥削关系，而且是对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共有的一般剥削关系的本质概括。这种中义的资本含义，马克思在多处使用过，如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
广义资本作为一般无酬劳动支配权或剩余劳动索取权，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迄今任何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共有范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篇的最后，马克思先把剩余劳动称为无酬劳动，接着指出：资本“按其本质来说，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这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际上是无酬劳动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14]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而剩余劳动在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下，其具体形态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在封建社会它主要表现为地租，在奴隶社会则主要表现为对奴隶的直接强制劳动，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剩余劳动又表现为社会的积累、管理和保障费用。马克思写道：“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13]马克思把这种剩余劳动看作“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既然剩余劳动存在于迄今一切社会形态中，那么作为剩余劳动支配权的广义资本，就是一个内涵极为宽泛的概念。
从国内文献来看，目前从《资本论》视角研究资本问题的文献相对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原因主要是当时市场化体制建立，改革进一步深化，需要对资本概念的深入研究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从目前来看，那一时期相对集中的文献对于资本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很多共识，特别是学者们在从广义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时，始终无法突破狭义资本概念的束缚，从而形成巨大的矛盾。学者们认识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与马克思的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始终未有定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争议就是关于“公有资本”概念的认识问题。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本问题，其资本概念与《资本论》视角的概念有巨大差异。现代西方经济学视角研究的资本范畴，主要从要素论角度出发，其体现的是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而从《资本论》视角研究的资本范畴则更多体现的是生产关系，这也正说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关于资本物质方面的研究总是具体而多样的，而关于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总是简单而抽象的。由于概念范畴的判别不同，也导致了研究具体内容的差异。因此从目前资本问题研究的现状来看，关键是学者们如何从两类资本概念范畴中找出研究的融通点，为两大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内容，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
（二）资本规模和结构
本文所指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是指一国宏观意义上资本总量的规模和结构。其与金融学、企业财务学上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概念不同。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4]资本是依靠剥削工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但物本身并不天生是资本，只有当它们成为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并作为剥削雇佣工人的手段、生产出剩余价值时才成为资本。所以从本质上说，资本是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总是体现在物品上，通过一定的物表现出来，这种情况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些物品本身天然就是资本。因而历史上和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资本说成是同生产工具一起出现的、超越历史的范畴，否认资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而将资本主义解释成为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这种谬论，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4]
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也必须体现为一定物的形态。那么这种资本所体现的物质形态在量上如何衡量？国内学者基于《资本论》视角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大都不太关注这样的问题，至少笔者从《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四种刊物中未找到这一视角的文献。相反如果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角度研究资本量化问题的文献却非常多，特别是将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角度的文献占有很大比例，在上述四种学术期刊搜索的结果中约占到60%。本文所界定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宏观上资本表现物的量的规模和结构。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同时在实际中如何衡量这一定义下的资本规模和结构，在经济学理论界少有研究。结合收集到的上述经济学期刊上的主要文献，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语境下的资本规模的量的衡量，由物质资本的存量来代替；而资本规模的结构问题，可以由物质资本存量的总量指标中按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两大类进行解构。这样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大视域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可以创新性地融通起来，下文尝试以此为例具体展开。
三、两种视域下资本规模和结构融通研究例证
笔者对两种视域下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的研究，尝试用量化的方式对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问题进行深入认识，当然这种尝试难度大，也难免存在许多漏洞，不过做为一种尝试可以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这一思路对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资本问题的“精确化”研究很有借鉴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化”或变为“数学教条”[13]。因此在研究的范式和研究的根本目标上，必须明确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资本生产方式存在的根本作用是什么。
资本的迅速积累是中国最近2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深入改革和非国有经济比例上升，稀缺资本无效配置的现象逐渐减少。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取得了同样辉煌的成就，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已经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被广泛认同。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经济体系、市场机制和制度变迁都明显存在转型的痕迹。那么，中国的资本存量在经济转型的路径上又表现出哪些内在结构的变化趋势呢？
显然上述这些重要思考是从现代西方经济学视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来展开研究的，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张军（2004）、李治国（2003）、吕冰洋（2008）等。借助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建国以来资本积累的总体规模情况。如图1所示。
图1、图2能够清晰地刻画出中国从1952年至今物质资本存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和总体规模。尽管从图1、图2及相应文献也能看出具体研究中选用方法及指标方面仍存在差异，但这些细节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要点，因此不影响我们对中国建国至今资本总体规模变化趋势的认识。显然基于马克思《资本论》视域研究资本问题的既有文献并没有给出中国目前资本总体规模变化趋势的精确化分析结论，那么这种资本总规模量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问题的启示和意义是什么呢？马克思笔下，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所考察资本概念最为抽象，最为概括；而随着《资本论》创作的进一步进行，马克思关于资本具体形态的变化也逐渐展开，资本的概念也逐渐具体化和可量化。马克思从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资本概念入手直到资本形态的变化分析研究，是以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大量资料和数据为前提和基础的，尽管我们在《资本论》中看不到大量的数学推导和模型，但绝对不代表《资本论》是概念的堆砌和纯逻辑的游戏。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如何从量化角度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的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来看，以这些量化研究结果为基础，需要进一步做哪些研究工作？这就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生产方式的实践来展开研究。在当代中国，关于资本有无，或为资本正名已经成为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把“资本”与“公有”联系在一起，正式提出“公有资本”的新概念。这就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范畴及其与“公有资本”的联系和区别，进而科学地把握公有资本的内在规定和要求。尽管公有资本概念本身仍存在许多矛盾，如资本一般，即使是包含在公有资本概念中的资本一般，笔者认为它和包含在私有资本概念中的资本一般是同一个东西，绝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它是一个与当代经济现实密切相连的实事求是的理论概念，因此包含着一些我们并不喜欢，却又不能不接受的内容。唯其如此，它才是一个有用的科学范畴，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深入地研究。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背景全然不同，马克思不可能超越时代而预见到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资本问题，诸如私人资本和公有资本等概念范畴。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必须直面这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上述中国物质资本存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和总体规模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研究才能体现这一思路呢？笔者尝试将中国物质存量总体规模进行结构划分，以体现这一资本总量中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的比重，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此处的公共资本存量与公有资本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价，但是其物质内容上有很大重叠，因此，笔者用公共资本存量近似地来表征公有资本的存量特征。
在众多的有关中国资本存量的文献中，主要是对中国物质资本存量总量进行估算，但如何对总量资本存量进行分解则是一个难题。传统上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粗糙，一般采用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或者预算内财政投资中的基本建设支出部分作为公共资本的代表，其余则作为私人资本。对资本存量总量进行分解的文献很少，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为例进行阐述，如图3、图4所示。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别，本文估算的中国资本存量结构与张勇（2010）的估算结果差异较大。显然，本文低估了中国的公共资本存量规模，但与张勇（2010）的估算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仍有其现实意义。为什么会低估呢？首先，作为中国的国情，国家预算外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会被转为公共部门资本存量，因此对应的投资必须包含这部分。其次，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究竟算私人投资还是公共投资。在当前的研究中，国有企业投资被计算在私人投资领域。尽管就国有企业的职能而言，其仍然属于生产领域，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国有企业的投资更接近于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纯粹的私人投资行为。如果把快速增加的国有经济的投资计算在私人部门，从而得出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可以拉动私人部门投资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但是这样却低估了公共资本存量对实体经济的真正影响。
就中国资本存量变化的特点来说，由图3和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存量近年来快速上升，而图3反映出以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为主的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等准公共部门资本规模相当高，私人资本存量只是近期（2006年）才超过公共资本，反映出中国离市场化的程度还很远，发展模式转变的任务仍然艰巨，公共资本规模的持续扩张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中国投资的主体来看，国有企业的资本规模始终居高不下，且在近年出现快速上涨势头，这说明国有企业仍然牢牢地把持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政府支出结构同样不合理，作为公共支出主要职能的社会保障支出只是在近期才接近资本性支出，但仍然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很大。
中国的投资和资本存量快速增加，资本的快速积累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连续15年可以实现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在合理地分解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投资规模比传统认为的要大得多，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比想象的大得多，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强。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如何理解这一研究结果，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四、讨论与启示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极为不同，导致了在我国很长时期内基于这两种视域对资本问题的研究形成巨大反差。本文所尝试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化”，也不在于将现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而在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问题的实践出发，如何运用现有理论更好地揭示中国特殊背景下这一问题的规律性及发展趋势。显然，在当今中国，如果学术研究将两种视域下资本问题的研究完全隔裂，是不能反映中国资本实践问题的真实情况的。那么在两种研究范式不发生质的变革的情形下，在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思路上进行创新融通，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概念的研究
资本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中心范畴，在《资本论》三卷中，资本概念的界定有明显不同。但是这些有差异的资本概念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资本概念由于《资本论》具体研究目的不同而进行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界定，但他们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制度高度吻合，不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尽管马克思在第二卷中也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预言，“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15]然而马克思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而准确预见到当今的情况，因此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下，资本概念的研究前提与马克思所处时代迥然不同，也必然有其特殊的矛盾。公有资本概念的提出是在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下的一种必然，而这一概念反映了资本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客观必然性，但这一概念本身也存在着特殊性和矛盾性，因此从两种视域下研究资本问题有助于完善公有资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社会总资本（社会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联系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和。马克思在后续论述中采用了大量数据例子来说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然而这些数据并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如何在统计学意义上被量化是有意义的。本文所考察的物质资本存量总量与《资本论》中的社会总资本是不同概念，但两者密切相关。社会总资本衡量资本规模，进一步分析可考察其结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存在资本所有制结构的研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资本规模和结构问题的研究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内容。资本与公有制存在本质上的矛盾，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如何能够让公有资本体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本质，在公有资本概念仍需要不断重新认识的条件下，要真正回答这一问题显然非常复杂。
（三）关于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
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是一个老问题，但在当前中国却遇到了许多新情况。从已经有的许多观点来看大致有：（1）认为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已不足50%，其主体地位已不复存在。（2）从企业注册“资本”比重看：我国的公有资本已大大少于外资资本，也大大少于私营企业的资本，因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3）从企业“资产”的比重看：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公有制企业（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资产已少于其他企业的资产，所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在下降。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很不准确，结论也极不科学。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为主体的定义，也是迄今为止理论界的普遍共识，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然而这一共识在现实中如何去解读，特别是在本文所指的两种视域下如何去研究，必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课题。
正如本文第三部分的结论，中国物质资本存量快速增加，在对其合理地分解为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投资规模比传统认为的要大得多，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比想象的大得多，国有经济牢牢把持着国民经济命脉。这是否体现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呢？然而经济现实却并不理想，特别是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看，这种结果还存在许多问题。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投资领域存在着很大偏差，公共部门的过度投资阻碍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也给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来艰巨的挑战。这说明公有资本并未体现其真正价值。
笔者认为对公有资本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的问题，应改变传统的公有资本所占“比重”和“绝对数量”的观点，向所具有的“质量”和所体现的“投向”（领域）转变。如果说，进入 21世纪前，实践“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一使命，就是使国有资本大举进入重大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能源开发、重要服务业、重要制造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话，那么，今天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已经转向某些社会民生产品，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制约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则是科技投入不足、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竞争力不强；威胁可持续发展的是资源约束日益强劲、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加大。此时，大量国有资本连同收益仍滞留在一般制造业，就践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使命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在竞争性领域很难认定国家对某个行业是否具有资本控制力就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也很难确认在某个行业提高国企占比就能“体现国家控制力”。原则上讲，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是国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空间。国有资本具有公共性，它的投向应当体现公共目标。例如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领社会投资、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设项目等[16]。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有其特殊性和历史性，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种视域下以融通视角更好地研究中国的资本问题，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重大课题。我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指出：“纯粹的单一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不混合着其前一发展阶段的残余和后一发展阶段的萌芽的经济制度，客观上是根本不曾存在过的。”[17]王亚南告诫说：“要彻底了解一个社会的代表经济形态，除了注意其规模或数量外，同时还得以此三方面去确定其性质。其中之一方面，是要看该社会所由构成的诸基本经济条件，在体现着怎样的社会本质；另一方面，是要看社会和诸基本生产关系，形成了如何的社会阶层构成；最后第三方面，是要看该社会的一般经济活动，在被怎样的指导原则所左右。”[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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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①。
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进程看,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或模式,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正在挑战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模式②。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chaohui hong)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表明,中国近30年经济和社会的超常发展,已经导致某些西方主流理论不断被证伪。他用学术界对20世纪美国迅速崛起的研究类比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指出:当20世纪的美国快速崛起时,许多学者提出了著名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特殊的发展条件使美国走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常态发展的道路,而当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获得成功时,所有不符合美国国情的传统理论和世界潮流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洪朝辉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运有可能像当年“美国例外论”一样,得到全世界的认可[1]。
2004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提出著名的“北京共识”试图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追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这种发展道路可以定义为:艰苦奋斗、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错,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强调发展的渐进性和累积性[2]。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世界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f·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预测世界未来可能出现的七大战略意外时指出,中国的发展可能引发的一个战略意外是“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3]。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奇迹”的关注和解释,表明世界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践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及其与实践创新的互动,也引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因而,理论创新不仅来源于创造“中国奇迹”的实践活动,也对“中国奇迹”的产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和概括,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独特的脉络、经验和原则,其中发展共识的形成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和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是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主题、逻辑主线和方法论①。
二、发展问题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主题
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回答中国经济要不要发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主题。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
改革开放之前,贫困、落后和封闭是对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而当时的理论界关注的却不是经济发展,而是阶级斗争。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无视中国贫困和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却从本本或抽象的原则出发,讨论和论证计划经济的优势所在和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1978年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开始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对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发展经济,增强和提高综合国力,是顺应时展和改变贫困落后现状的唯一出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是决定中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以此为起点,中国经济学工作者以经济发展为主题,不断突破有关中国经济现实和发展的一系列教条主义思想和理论观点,开始了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艰难历程。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三个方面的论述:第一,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第二,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走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第三,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而应当与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角度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我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方向。
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对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从苏联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提出“新经济政策”发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总结出三点重要结论:一是社会主义是多样性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可能不完全一样;二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和校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当利用市场、商品和货币关系,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4]。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与苏联不同,中国是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所以出现曲折,最重要的教训是脱离了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或主题。邓小平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从这个主题出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明确把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这个阶段我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明确了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着经济发展,根据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要求。
正是从发展这个主题出发,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属性的认识,才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和发展理论的提出,则是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和发展需要什么样体制和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从3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际历史进程看,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主题从未动摇过,已经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或共同信念[5]。每当改革和发展遇到新的问题和挫折时,我们总是旗帜鲜明地重申这个主题,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主题的具体表达。
通过3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学术界对经济发展主题的理论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经济系统的演进过程,它涉及到诸如资源、要素、技术和知识积累、制度结构和组织等多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是打破均衡,实现经济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过程。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经济发展不是为了消灭矛盾,而是创造使矛盾能够在一定的新的条件下统一和发展的条件。在某些条件下,某一矛盾的激化就会产生特定的现实经济问题,例如,“三农”问题、“经济过热”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
以这些实际问题为中心,通过实践创新解决问题,对其中经验的总结和分析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富来源。经济学毕业论文网
三、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的理论探索和创新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围绕的中心是中国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
前一个问题主要解决发展的方向性,后两个问题则是回答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
经过实践的探索,中国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实践活动的理论探索和总结,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逻辑主线。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最大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萌芽到创立和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仅仅包括了它的创立、形成和发展阶段。对它的完整研究,还应包括对重要思想萌芽的历史追溯和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向延展[6],其中的主体,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形成发展阶段。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萌芽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苏联模式及其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文章,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以孙冶方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尤其是1956年到1959年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速度与比例等问题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经济核算、经济效果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萌芽,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形成和发展,贯穿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践活动,包括探索、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2年期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的轨迹,可以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文件中清晰看到。1978年的第三季度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再次把社会主义经济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确立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机制。1990年底,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从理论上冲破了多年来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思想束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一阶段,学术界的争论和研究主要围绕着“计划与市场”以及姓“资”和姓“社”展开的,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和进展。
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经济效果、按劳分配、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农村土地所有制等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国有企业改革、经济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经济改革的整体思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
1992年到2003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创立阶段。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大大推进了一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创立和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就:(1)确立了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2)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其主体进行了深入的开拓性研究,形成了许多理论假设和规律性的认识。例如,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等。(3)广泛地学习、研究、比较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试图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具体研究领域。为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全面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流派,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进程,并运用这些理论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例如,通过引进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开创了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和借鉴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视野和内容,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完善。
但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倾向。其中的主要表现是,从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原则出发,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推崇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文本主义倾向。
2003年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入完善和发展阶段。其标志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思路和措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纲领性文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约束、对外技术依赖和自主创新能力缺乏等问题逐渐显现。社会上出现了对效率优先原则、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方向的质疑,亟需做出科学的解答。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的结合”等十个方面的结合,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新的发展阶段所遇到的新的困难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解决方向是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8]。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思想,成为今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的研究课题。
2003年以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新的发展阶段,科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历史经验,系统提出和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义和基本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深刻认识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2)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思想,强调自主创新和进一步对外开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更深刻把握。(3)针对新的发展阶段的问题和特征,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本质属性,分配原则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问题,并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考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9]。
随着新的发展阶段对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创新,这一理论体系也必然会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例如,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三农”和新农村建立、新型工业化道路、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等重大问题陆续被提出,以这些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实践创新,将为理论创新提供新的来源,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内容。
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成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市场体系理论、改革和经济转型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理论等内容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回答了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或具体国情出发,中国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破除两种教条主义总结
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经验,我们发现: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则和保证。在方法论上,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
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经院哲学式的方法,它的基本特点是从抽象的原则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强调从概念到概念推演式的理论研究。因为这种方法脱离实际,往往从本本出发,形式重于内容,被称为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另一种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理论,并根据实践来检验理论。后一种研究方法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实践第一,理论来源于实践,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方法。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大特征之一,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这一认识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和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商品货币关系将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生产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将被社会化的计划经济替代。在列宁早期的理论著作中,也明确地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所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计划和市场经济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来,例如,1906年列宁就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10]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经典论述,苏联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同样也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才能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截然对立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之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对中国市场趋向经济改革开出的药方就是:私有化、私有化和再私有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坚持实践第一科学方法论的结果。透过前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立和发展过程的描述,我们总结出实践第一科学研究方法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研究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在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中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第二,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简单的教义,它提供的是指导思想而不是现成的教条,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论。绝不能把马克思在某个阶段的具体论断作为研究的抽象原则去裁剪事实。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联系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第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优秀研究成果。第四,尊重前人,尤其是建国以后中国经济学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绝不应当忽视他们的研究,不能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采取的态度。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先驱者及其他们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应当和政治家的英明决策同样彪炳史册[11]。
在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是破除两种教条主义的结果。“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种是迷信、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1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创立和发展中,我们吸收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必须明确的是,西方经济学存在着非科学因素,其对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强调,不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五、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经济学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一直是几代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为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提供了机遇,几代经济学工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探索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应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科学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积极挖掘前人的创造性思想和观点,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根据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实践经验,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过程中,应当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的市场配置,更重要的是研究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发展程度上的区别,更重要地表现在发展的制度结构、发展形式、路径和民族特色等方面。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存在着依赖创新的实践基础。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本源,经济活动实践的不同或差异,必然表现在理论上。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可能性主要表现为,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判断和观点。只要经过认真的系统总结和艰苦的理论探索,就会把这些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观点上升为逻辑一致的理论。
其次,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和社会,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的成果,而且要把本土化的研究成果传播到世界。因而,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在现实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对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强调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普适性,认为世界的经济学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就是西方经济学方法和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出发,强调中国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差异,主张经济学本土化的国际化或国际化中的本土化,坚持研究问题应当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吸收世界一切经济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主张第二种含义的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其目的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第三,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过程中,我们强调思想来源的多元性,坚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根本的研究方法却是一元的,即实践第一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市场趋向的,要建立和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丰富的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经验和做法,因而,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有着科学的成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时,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配置机制等方面的科学认识。
建国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经济学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构成了中国特色经济学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些重要探索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以及国内经济学工作者对经济转型方面的学术探索等等①。此外,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尤其是五千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经济发展思想,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学创建的思想来源。
在强调思想来源多样性的同时,更要强调研究方法的一元性,即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从实际出发,紧紧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是创建中国经济学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当然,这里强调的研究方法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谈的,而不是指具体的研究方法。
第四,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既是一套科学的分析工具,也是意识形态。中国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建立一套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为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之一。
第五,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以马克思创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例,1843年秋,马克思迁居法国巴黎,开始钻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直到1858年5月,马克思才写出了第一部经济学手稿,即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9年,马克思利用这个手稿的有关章节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此后,又先后撰写了第二和第三个经济学手稿。1867年,在这三个手稿的基础上,完成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从开始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到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先后花去了24年时间。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可能需要几代经济学工作者的努力,任何功利主义的思想不仅不能加快反而会影响学术研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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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5
一、关于什么是时
我国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既然是新的发展阶段，就要有标志性的东西。这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把握什么是时的关键。我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标志性的东西有两个：一是入世的挑战，二是新经济的挑战。这对我国来说是进入新世纪的两场深刻的历史性革命，从而开辟了新的发展阶段。
入世对中国来说不是简单的对外贸易问题、对外开放的程度问题，而是要上升到一场革命的层面上去理解，是一场深刻的体制革命。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是什么？我们一直在探索。加入WTO以后，按照WTO的规则，我们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上要逐步与国际接轨。这样一来，首先参照系出来了，如按照透明度原则，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就要发生改变，过去许多很难废除的与市场经济不符的法规、图章一下子取消了；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过去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就必须开放了，等等。其次是时间限制也出来了，按照规则，我国要在5年的过渡期内逐步接轨。这样，改革的方式就要从过去的渐进式转向激进式。三是入世对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就使改革的动力从过去的内部动力转向内部动力与外部压力的结合，而且外部压力会越来越大。可见，入世所带来的体制革命使我国的改革出现了全新的特点。
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初见端倪，预示着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已经来临，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我国仍未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而且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必须面对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挑战，所以我把其概括成中国要在一个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样一个三元经济的框架里面去发展。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赶上去的话，中国1840年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现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就有可能重演。所以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发展环境受到巨大的约束和挑战；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在资本、劳动力素质、技术、管理、产品、品牌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的情况下，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新经济更是难上加难。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很多人讲，中国的企业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比，人家的好比是航空母舰，我们的顶多只是一个小舢板，如在平均资产规模等方面，我国大型企业与世界500强相比，有约100倍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和人家在世界市场上、甚至在入世后的国内市场上竞争。所以新阶段新格局讲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竞争局面下，在非常不利于我们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三元经济的发展战略就会改变过去二元经济的发展战略；入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也会改变有限开放下的发展战略。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而成为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特点和需要解决的全新课题。
二、关于什么是进，进什么？
既然我们把入世带来的体制革命和新经济带来的产业革命看作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变化，那么，就要依据这一新特征、新变化所产生的新要求，解决什么是进，或进什么的问题。我认为，从主要的方面来说，什么是进，就是要处理好以下六大关系。
1.与国际接轨同中国特色的关系。加入WTO后我们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要和国际接轨，这没有疑问。但这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照搬别国的现成模式，虽然市场经济并不具有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但它的形成仍然是在特殊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下。这里就要考虑中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和国际接轨，如果放弃自我，完全按照美国或日本的模式，最后只能是死亡一条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沿着别人的模式完成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所以中国特色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改革的模式、发展的模式是什么？过去我们讲中国特色关键的问题是公有制问题，那么加入WTO后国有经济的比重、定位以及职能是什么？这些东西都值得探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有数量不同的国有企业，他们对国企的定位、国企的职能，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有共同的一面，但也有差别的一面。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建立国有企业既有市场经济一般的要求，但还要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它对国有经济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特殊性在哪里？例如，日本和韩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迅速工业化的时候，他们的国有企业的数量是不断提升的。为什么他们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实现现代化以后才开始民营化？这就需要作很深入的研究。又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果简单地理解与国际接轨，就把西方已经证明是成功的企业制度移植到我国就行了，其实不然，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移植到东方文化背景下能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需要验证的问题，在华人社会，至今还没有一个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成功的案例。再如，企业管理，我们通常都在说要引进西方的管理，但外资企业甚至成功经营跨国公司的老总们到中国来经营企业却往往是不成功的，这正是外资企业纷纷更换中国人做老总的基本原因。因此，与国际接轨并不是照单全收、照章办事。第二，入世与国际接轨，也不是简单地服从和遵守。国际规则，特别是WTO的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制定的，我国加入WTO，并不是简单地服从，而是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我国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在WTO的原则框架下，寻求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运作模式也是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2.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的关系。我们和国际接轨后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引进西方经济学没有问题，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学的发展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但在引进的过程中怎样处理好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关键。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框架往中国套，指出中国的不足，然后提出政策建议。实际上这又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那就是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个僵化：既不能僵化地教条地理解 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僵化地教条地理解西方经济学。引进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创新，引进是手段，创新即建立中国经济学是目的。如果没有引进，就谈不上消化、吸收、创新；因为毕竟西方经济学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离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有10年的时间，不成熟的实践就不可能孕育出成熟的理论。但如果只有引进，到此为止，那就是食洋不化，也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学。所以如何去创立中国的经济学，即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正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核心所在。
3.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发展是我国经济生活的两大主题，但这两大主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彼此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实行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我国一直把改革放在中心的位置上，即是用改革统揽全局，用改革促进发展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应该说这是非常成功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入世挑战和新经济挑战的来临，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初步建立，发展的问题就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战略安排上就需要适时地从以改革为中心转向以发展为中心，这在“十五”规划里已明确地讲到这一点，即把发展作为主题，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和科技并列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可是目前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我国改革与发展主题地位的互换，中国经济学就要从过去的“改革经济学”转换为“发展经济学”，当然这个发展经济学是一个大发展的概念，而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就不再是改革的框架或制度变迁的框架，而是发展的框架。但是，从发展框架来看，由于新经济所带来的产业革命，以往被推崇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二元经济理论或发展模型也将失去足够的解释力，取而代之的将是三元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发展模型或理论框架。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主线将发生历史性的改变。创立三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将是中国经济学的巨大创新，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顶尖课题。
4.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是三元经济理论框架中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应该说，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将对传统工业、对整个一套经济体制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在于无视西方兴起的工业革命，从而没有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所以现在对新经济革命的出现，中国如果跟不上这辆战车的话，那1840年的悲剧就可能重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面临着双重的任务：工业化和信息化。这实际上就是要探讨我国在三元经济的框架内如何去完成发展，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都是探讨的二元经济的发展，即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关系，而现在则要把新经济部门加入进来，在这三个部门之间如何完成劳动力的流动、资本的流动；如何重新认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市场实现、政府作用；如何推进金融制度的创新、企业制度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等等。通过这样一些研究，揭示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工业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先导的运行机制，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互动中实现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5.城乡关系。曾强调中国的头等大事就是农民，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我国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其中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农民、农村、农业即三农问题又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不足，是导致我国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现在的农民问题是中国走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的问题。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中国必须解决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民问题中国的经济永远没有出路。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消灭农民”。那么，如何消灭农民呢？如何来构架城乡之间一个新的通道？这就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或首要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推行“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在这“三化”中关键的又是“农民市民化”，但农民向城市转移又受到我国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制约，因而如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首要前提。
6.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过去我们理解的科学技术往往就是自然科学，而不包括社会科学。所以江总书记针对这一状况，最近多次讲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创新。把社会科学提升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上，关键在于要探索社会科学如何成为生产力，如何在生产力方面发挥作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还要提出一个理论转化的问题。我认为“社会科学如何转化为生产力”是目前一个最新的课题。我们提出的很多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经营技巧等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通道转化为生产力、变成真正的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其实与自然科学是一样的。科学技术如果只是一种理论、一个专利放在那里，而不产业化、市场化，同样也不会转化成生产力，从而也就不是生产力。同样，社会科学如果只有理论创新，而没有创新成果的转化，也不会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成果如何转化、如何产业化、如何市场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是社会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一点。
三、关于如何进？
面对经济学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出现的一系列全新课题，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如何推进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即如何进，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价值观的问题，即从理念上把握三个方面：第一，“三个代表”中讲的始终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认为非常重要。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不发展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如何进的问题首先就是要确立生产力标准。就是说，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是胡进，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规范。某项创新可能在某个地方某个点上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话，这个创新就是不可取的了。这就是说，生产力标准是有限制的、有条件的，并不是在任何一个事情上、任何一个小的地方上、任何一个局部上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而是必须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二是经济改革的支持度。谁来支持改革，这是改革的动力源泉问题。只有让大多数人支持改革，改革才有可能向前推进，也才能取得成功。要让大多数人支持改革，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政策就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三是谁来发展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是谁。只有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协调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关系，才有可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参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第三个问题是文化。我强调的是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东西。因为任何的理论创新都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包括西方的经济发展、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的成功经验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我们 只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去创新，如果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不接受就没法创新。当然，文化本身也需要创新，但创新并不意味着否定，它还有一个继承的问题。我坚信：中国文化永远不会被别的什么文化所同化。所以，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须要考虑到中国文化的适应性，防止一些水土不服的东西。
其次，解决如何进的问题还要明确落脚点。落脚点我觉得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解决的不是别国的问题，而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6
引 言
黄志亮：新中国成立67周年以来，我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通过67年的努力，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超过了过去上千年的总和，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上的一个增长奇迹。那么在经济奇迹背后又有怎样的内在规律?我们试图探讨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总结其中变化的新经验，提炼出系统的经济学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逻辑、中国话语、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的创建与其语体系的构建，大致蕴涵以下五大基本问题：中国经济学创建的实践基础、中国经济学创建的理论基础、中国经济学创建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经济学创建的实践基础，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在近代被严重地边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三弱”的特殊历史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恩格斯讲过：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既然不同的国家，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同一时代的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发展条件、背景各不相同，那么面对极其丰富的中国1949年后的经济发展过程这样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就 完全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予以研究。
要破解67年“中国之谜”，实际是要破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而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一是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是否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先进国家为基础所设想和构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越过“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二是在西强东弱的世界格局里，落后大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是什么?三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能否结合和怎么结合?今天，有幸请到三位学者一起来共同探讨如何破解上述三大难题，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经济学家进行经济研究时，一方面要观察现实，发现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在面对这些问题、试图解决它们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眼镜”的，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在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时，是以特定的理论范式为前提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的经济学家的理论范式与其制度分析及结论之间是矛盾的，他们却可以安然处之。比如国内一些学者的理论范式是新古典主义的，而其现实问题研究及结论却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国外的经济学家也是一样，比如奥斯卡·兰格，他在理论上是新古典主义者，但又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但是，当经济学家发现其带的“眼镜”看不清楚或者看歪了时，就会试图对“眼镜”进行矫正或者换一副眼镜，即进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或创造。
经济学从诞生以来研究的对象是市场经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区别，并且具有“中国特色”。从经济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个版本，可以分别称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今天中国的经济模式属于市场经济3.0。市场经济1.0只有一个主体，就是私人企业，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国家是中性的，除了确定产权、监督合同就没有什么事了，国家权力不是市场经济中真正内在的部分。凯恩斯主义产生之后，进入到市场经济2.0，在凯恩斯看来，市场经济中投资的权力是如此的重要， 完全交给资本家个人是不行的，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为此社会也要承担一些投资，国家必须从私人手里接过一部分投资的权力。这样，国家也成了市场经济主体。中国所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3.0，即史正富教授所说的三维市场经济，这三维分别是私人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尤其是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模式的非常重要的特色，且是一个核心的特色。可是，如果在理论上还用市场经济2.0，甚至1.0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即便表面上好像也可以抓住中国特色中的新东西，但最终一定会在解释上出现偏差。
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依靠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实上，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有一个鸿沟，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优秀的“病理学家”，对于市场经济有哪些内在矛盾，诊断得很全面，但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消灭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而现实中的经济实践证明目前实行计划经济是不可取的。因此，要重新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大厦，除了利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还要发展新的理论。当然，这不是哪一个经济学家的事，需要大家的努力。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造首先需要确立正确的“图景”。经济学家进行理论创造时，必须先有一个“图景”，即对经济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和判断，然后再创立一套理论来证明。拿马克思和凯恩斯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和凯恩斯肯定认为市场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市场经济是内在稳定的，然后各自提出一套理论来论证。经济学家的“图景”来自其对经济现实以及历史的直觉意识，同时也受文化、阶级立场以及个体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图景”不同，问题就不同，有些问题你能提出来他提不出来，有些问题他能提出来你提不出来，进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也就不同。中国经济学的“图景”，首先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其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自我演化的路径的，不能以美国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或彼岸;最后，应该承认市场经济内在是不稳定的，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一样。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造需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并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过去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与传统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正是因为有区别，才有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基础，才需要有与以往不同的理论。首先要提出问题，直面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连矛盾都看不到，更不用说解决矛盾了。我认为，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可概括出三个层次的矛盾：一是产品市场上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战略性基础设施或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三是资本离开实体经济循环向金融资产市场转移，造成金融泡沫。这三个矛盾的解决都需要国家的干预。现在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针对这些矛盾的。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显然是不能看到(或承认)这些矛盾的。改革开放以来，研究中国经济、中国模式的文献很多，对很多问题进行了解释，但解释是多样化的，比如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也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后者事实上在解释地方政府行为时，不承认政府可以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主体发挥作用，而这样一来，就必然丢掉了过去三十多年许多宝贵的经验，无法全面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造需要继承经济学史上先进的经济思想。经济学的帮派很多，门派很多，我把主要的门派概括成三类：一是马克思经济学，二是新古典经济学，三是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或异端经济学，这三种理论看待市场经济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最重要的经济决策是无数主体分散地进行的，尤其是投资决策是分散做出来的。如果是计划经济，决策主体就是国家的计划部门。亚当·斯密提出一个问题，无数人分散独立进行决策，能不能产生出一个经济秩序?这是市场经济一开始便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三大理论范式有三种回答。马克思认为无数人分散独立决策不是一件好事，称其为“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后果是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甚至最后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则把市场经济过于美化，意识形态特点太强，一心要为这个体制辩护，经济出现任何问题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一味坚持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其观点是永远没有机会被证伪的，因为现实永远不可能符合理论模型。新古典经济理论具有意识形态浓厚的特点，如果真正按他们的理论来发展中国经济，是行不通的。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对派，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弊端，想另起炉灶，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诊断，另一方面与马克思又不一样，认为这些非均衡的趋势可以通过某些途径被协调。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协调?通过哪些途径协调?演化经济学进行了很多有益的研究，我认为其最重要的协调途径归根到底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国家的调节干预作用。总之，西方经济学除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外，还有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其他非主流各派，这些非主流派别的经济学在国外称自己是异端经济学(在西方语境中，“异端”一词与新教改革有关，因而并不具有汉语中常见的贬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不能关起门自己搞自己的，一定要开放，包括向西方的异端经济学开放。这些异端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之一。我们应该立足中国经济实践，将这两大理论来源进行创造性综合，这才是经济学的未来。
